谢选骏：国家恐怖主义的发展

《"亚述之王"现身大英博物馆：艺术拼凑与王朝形象》（2018-11-23 澎湃古代艺术）报道：

亚述人所建立的文明位于两河流域北部地区，亚述的全部发展过程可以分为古亚述、中亚述和新亚述三个时期，后两个阶段均为帝国阶段。亚述巴尼拔是世界上最有权势与力量的人之一。他在碑文中自称是“世界的王”（King of the world），亚述帝国在他的统治时期达到巅峰，疆域范围从地中海东海岸到伊朗西部山区。

尽管亚述巴尼拔的统治时间很长，统治也很成功，但是他的死亡谜团重重。而在他死后不久的公元前612年，亚述帝国灭亡，首都尼尼微被焚毁，亚述帝国湮没在历史中，直到尼尼微的遗址在19世纪40年代被重新发现。这一发现使我们能将亚述巴尼拔作为一个伟大而又复杂的统治者的形象轮廓拼凑出来。

亚述帝国是依靠强大的武力和残忍的虐杀建立起来的。亚述帝国通过征战集聚财富，也集聚仇恨。这一特点在亚述艺术中被忠实反映了出来。他们的艺术充斥着虐待、屠杀、战争、人口迁徙等主题，对其中的细节津津乐道，而也正是这些行为使亚述成为公元前900-公元前612年中东地区的统治力量。亚述艺术中描绘的一些图像恐怖到空前绝后的程度。比如有一件浮雕上的场景就是俘虏的舌头被从口中扯下，以使他们在接下来被活生生地剥皮的过程中保持安静。在另一件浮雕中，一个投降的将军即将被斩首，还有一件作品表现的是即将在尼尼微的街道上被处决前的俘虏，在受刑前必须磨碎他们父亲的骨头。除此之外，在这一展览中还有很多作品都展现了有计划性的残酷行为。

其实在图像之外，亚述人的残暴行径也在文字中流传下来，可与亚述浮雕中的一些场景相对应。比如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一世在碑铭中描述：“他们的尸体漫山遍野，我斩去他们的首级，我掠夺了无数他们的动产、不动产。我把城市化为灰烬，我把敌人像谷糠一样散去。”那匹尔帕二世的铭文中则记载：“我在城的大门前建筑了一座墙，包上一层由叛乱首领身上剥下来的皮；我把某些人活活地砌在墙里，另一些人沿墙活活地捅进尖木桩并被斩首。”这些文字是亚述巴尼拔之前的国王留下的，但充分反映了亚述帝国的特点，字里行间对自己的战斗与征服流露着夸耀自得之意。

亚述艺术的精神粗暴而无情，缺少人性的温和。这是战争的艺术——充斥着力量、运动、冲击，人和动物在其中呈现出无情凶猛的形象。这些浮雕视觉冲击强烈，赤裸裸地表现出亚述人的征服欲，但在这种狂热的艺术背后，是一个有着复杂的官僚系统组织的帝国。正如著名德国犹太人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所阐述的，犯下大屠杀罪行的是平平无奇的文职人员，而不是那些恣意妄为的施虐狂。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亚述人的暴行——包括对数千以色列人的强制迁移——不是突发的暴力行为，而是严密计划下的产物。

亚述帝国纪律非常严明，即使本次展览聚焦在从公元前669年开始到公元前631年身死为止一统治帝国的亚述巴尼拔一个人身上，他的个性也并不非常鲜明。在这个展览中的“亚述巴尼拔”与其说是作为一个个体的“人”，不如说是他完美地充当了一系列皇室角色。

亚述巴尼拔13岁时写给他父亲的一封信（也不知这个男孩是否见过他的父亲）描绘了他怎样学习作为一个国王应当掌握的技巧。狩猎是这些技巧其中之一。在一件又一件浮雕中，这一属于王室的血腥运动被一遍又一遍地歌颂。不同寻常的是，亚述巴尼拔和他们的家族并不猎杀无害的鹿或笨重的野猪。他们与狮子搏斗，为的是证明他们超越常人的力量以及制服野兽的能力。浮雕上的狮子形象是经过仔细观察后进行描绘的：狮子在很近的范围内被箭或矛刺中脖颈，它们的尸体被奴隶们举起搬运。与一些亚述人与人类敌人战斗的场面相比，这似乎更公平，看起来在战斗中对对手也更为尊敬。

亚述巴尼拔固然有与狮子搏斗的能力，但是使他能够征服其他民族的并非战斗力，而是他的管理能力，以及他作为学者、外交官、战略官的优秀能力。他由宦官侍奉，宦官们因为没有家庭的追求，所以被认为是理想的公仆。在一张可能是宦官肖像画，人物有丰满的脸庞，但没有胡须——因为脸上的毛发是男性的象征。这种象征物解释了为什么亚述巴尼拔自己有浓密的络腮胡子。

以文字记录帝国的盛与衰

在亚述帝国的统治中，世界上最古老的书写形式，已经有将近两千年历史的楔形文字，同样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信件、谈判和命令通过国王的道路传递，组织起一个庞大的人员系统。

仔细研究历史后可以看到，这个优秀的组织系统是亚述帝国真正的独到之处，在其严密的组织中显现着超前的现代性。亚述巴尼拔不是一位像亚历山大大帝或者丹妮莉丝·坦格利安一样的有浪漫情怀的征服者，他更像是一个没有人情味的跨国公司的CEO。或许BP（BP p.l.c.，英国石油公司，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之一）对展览的赞助在这样的情境下就显得异常适合。这个争议性很大的石油公司是现代世界剥削自然的无情机械系统的的一部分，他们剥削自然的速度远甚于亚述巴尼拔猎杀狮子造成的破坏。

我们探究着帝国的盛与衰，但在这令人不安甚至如同噩梦一般的探索中，甚至还是无法摆脱21世纪的现状。极端主义宗教组织“伊斯兰国”在持续时间和地域范围上远远不能与亚述帝国相较，但是在从2014年6月到2017年7月的三年中，他们统治了伊拉克的摩苏尔，并打算毁灭亚述巴尼拔留下的前伊斯兰文化的残余。亚述帝国首都尼尼微的废墟在摩苏尔的市郊，他们砸碎摩苏尔博物馆的文物并打算着手毁坏尼尼微本身。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人类历史，包括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在这个展览中看起来非常野蛮残忍。有一件宫殿浮雕表现了被亚述人打败的人们被亚述巴尼拔的士兵强迫背井离乡，迁徙到他们的劳动力能为亚述帝国提供利益的土地上。像这样的场景对于人类精神来说极端压抑的。亚述人高效的暴行至少在展览叙述中看起来像只以君主或领袖的个人荣耀和享受为目的的枯燥乏味的企业。一旦亚述巴尼拔死了，他的帝国土崩瓦解。浴火的城市仿佛是2017年或是伊拉克战争中的摩苏尔，但事实上，它呈现的是公元前612年尼尼微的焚毁和亚述的末日。

但在终归于虚无的帝国兴衰史中，一抹希望给展览带来一些温暖。展览中有一墙楔形文字泥版，虽然上面的文字只有专家可以解读，但是任何人都能从其中感受到人性的重量。这些泥版来自亚述巴尼拔在尼尼微建立的图书馆，这是他为文明作出的长久贡献。图书馆在公元前7世纪末，在尼尼微的毁灭中付之一炬，但是泥版没有被焚毁。因为高温的火焰，它们愈加坚固，被保存了下来。

吉尔伽美什史诗

在这些保存下来的泥版中包括《吉尔伽美什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是苏美尔人创作的英雄史诗，是两河流域早期文明的人生态度与宗教信仰的反映。19世纪中叶，大英博物馆的乔治·史密斯从亚述巴尼拔大图书馆中发掘出用阿卡德语写着《吉尔伽美什史诗》的12块不完整的泥版。以这12块泥版为基础，人们利用在两河流域和安纳托利亚发现的一些残片补足泥版的残缺部分。

亚述巴尼拔可能是一个残忍的官僚主义者，但是他也为文明发展做出了贡献。他是亚述巴尼拔大图书馆的创办者，图书馆在创办时有揽尽天下知识的野心，也确确实实地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楔形文字泥版。在历史的不断循环中，对文化的保存与历史的记忆的渴求是使人们超越尘世的力量。

谢选骏指出：看看，国家恐怖主义是文明的产物，而不是野蛮的产物——尤其是其发展，虽然招致了毁灭性的反击，但也推进了文明的升华。

《通往古拉格：重返俄羅斯「屍骨之路」》（紐約時報中文網 2020年11月23日）报道：

這條「屍骨之路」是由囚犯們修建的，用來將100多萬囚犯運送到史達林的古拉格集中營最寒冷的前哨。俄羅斯遠東地區的科雷馬公路曾將數萬名囚犯送到史達林的古拉格(gulag)勞改營。沿途仍可看到那個殘酷時代的廢墟。

囚犯們穿越夏季大量滋生昆蟲的沼澤、冬季凍成冰原的荒野修建了科雷馬公路，而公路又把更多的囚犯運到這裡，給科雷馬的勞改營和金礦送來了大量奴隸勞工，這是史達林的古拉格中最寒冷、死亡率最高、最遙遠的勞改營。

這條路亦被稱為「屍骨之路」，它由碎石、泥土築成，在一年中大部分時間裡被冰層覆蓋，從俄羅斯在太平洋的港口城市馬加丹向西延伸2000公里，一直到西伯利亞東部雅庫特地區的首府雅庫茨克。公路在令人嘆為觀止的荒野美景中蜿蜒穿行，沿途有零星沒有標記的冰凍墳墓和正在迅速消失的勞改營遺迹。

去年冬天，我和攝影師埃米爾·達克(Emile Ducke)開車沿著囚徒修建的公路升級版、現編號R504的科雷馬公路行駛時，沿途車輛很少。只有幾輛長途卡車和汽車仍在這片貧瘠的田野中行駛，對埋在雪下的昔日苦難遺迹——掛在木樁上的生鏽鐵絲網、廢棄的礦井，以及曾經的隔離牢房的破碎磚牆——毫無覺察。

曾有100多萬囚犯從這條公路上經過，既有普通犯人，也有政治犯。其中包括一些俄羅斯最聰明的人，他們是史達林肅反運動的受害者，如謝爾蓋·科羅廖夫(Sergei Korolev)，他是一名火箭專家，在磨難中倖存下來，並在1961年幫助將人類第一次送入太空。還有詩人瓦爾拉姆·沙拉莫夫(Varlam Shalamov)，他在科雷馬勞改營度過了15年後總結道，「有些狗和熊的行為比人更明智、更有道德。」他用《科雷馬故事集》(Kolyma Tales)一書記錄了他在勞改營的經歷，這些經歷讓他相信，「沉重的勞動、寒冷、飢餓和毆打，能將人在三個星期內變成野獸。」但對許多俄羅斯人來說，包括一些前囚犯，史達林時代的古拉格勞改營的恐怖正在消失，被玫瑰色的青春記憶以及蘇聯解體前俄羅斯曾是一個令人懼怕的超級大國的記憶所模糊。

現年93歲的安東尼娜·諾沃薩德(Antonina Novosad)是十幾歲時在烏克蘭西部被捕的，被以莫須有的政治罪名送到科雷馬勞改營服刑十年，她曾在「屍骨之路」附近的一個錫礦裡勞動。她清楚地記得，一名獄友因為跑到鐵絲網外摘漿果被警衛開槍打死。諾沃薩德說，囚犯們掩埋了她的遺體，但屍體後來還是被一隻熊拖走了。「這曾是我們工作、生活的方式。但願這不再發生。勞改營就是這樣。」

然而，她並不憎恨史達林。她還記得，1953年3月，當囚犯們被召集到院子裡收聽一個特別通告，得知這位暴君已死時，他們放聲大哭。「史達林曾是神，」她說。「怎麼說呢？史達林沒有任何過錯。都是蘇共和所有其他人的錯誤。史達林只不過簽個字而已。」

63歲的店主米哈伊爾·施比斯迪(Mikhail Shibisty)在一個囚犯墓地運營一個關於蘇聯強制勞改營的展覽。他為紀念那些死者樹起了一個俄羅斯東正教十字架。

歷史學家羅斯季斯拉夫·昆采維奇(Rostislav Kuntsevich)說，妨礙把比記憶片段更多的東西保存下來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科雷馬勞改營的實物證據正在慢慢消失。他正在馬加丹的地方博物館策劃一個關於勞改營的展覽，「大自然正在乾大自然的事情，不久後什麼都留不下來，」他說。

積雪融化或採礦工作擾亂了凍土時，被掩埋的過去有時仍會在沿途的地面上顯露出來。

在弗拉基米爾·V·普丁(Vladimir V. Putin)總統的領導下，人們對史達林時代迫害的記憶並沒有被抹去，一座巨大的由政府出資建造的古拉格歷史博物館(Gulag History Museum)於2018年在莫斯科開門就是明證。但這些記憶經常被與之競爭的記憶紀念所淹沒，尤其是對史達林領導下俄羅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勝希特勒的紀念。「二戰」的勝利已被神聖化為民族自豪感的試金石，紀念勝利的活動掩蓋了古拉格勞改營的恐怖，也將史達林的聲望提升到了幾十年來的最高水平。

在遠離馬加丹的俄羅斯另一端、與芬蘭接壤的卡累利阿，業餘歷史學家尤裡·德米特里耶夫(Yuri Dmitriev)通過挖掘史達林的祕密警察槍殺的囚犯的墳墓，對這種敘事提出了挑戰，這些囚犯不是「愛國」歷史學家所說的那樣，被與納粹德國結盟的芬蘭士兵槍殺的。今年9月，德米特里耶夫被判處13年有期徒刑，罪名是性侵了養女，他和他的支持者說，證據是偽造的。

今年3月公布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76%的俄羅斯人對蘇聯持好感，史達林在公眾心目中的地位超過了所有其他的蘇聯領導人。另一項調查發現，近一半的俄羅斯年輕人從未聽說過史達林時代的鎮壓。這個結果使莫斯科的部落客尤裡·杜德(Yuri Dud)不安，為探索他稱之為「我們的恐怖祖國」，他在2018年沿著整條「屍骨之路」走了一趟。

杜德拍攝的一段關於這次旅行的影片在網上發出之後，他的旅伴、科雷馬的歷史學家昆采維奇遭到了來自頑固的史達林主義者和其他對挖掘歷史不滿的人接二連三的網上攻擊和人身威脅。

昆采維奇說，他起初曾試圖與攻擊他的人爭論，向他們提供了有關集體處決，以及科雷馬勞改營中因飢餓和疾病死亡逾10萬人的數據。但他很快就放棄了。

「最好不要和人們爭論史達林。沒有什麼能改變他們的想法，」他站在勞改營博物館裡一座沙拉莫夫的小型雕像傍說，這位作家對勞改營生活的描述經常被史達林的追隨者們不屑一提，認為是虛構的。甚至一些官員們也對人們崇敬一名殘暴的獨裁者感到震驚。克里姆林宮官員安德烈·科利亞丁(Andrey Kolyadin)曾派往遠東，擔任科雷馬所在聯邦管區的副區長。他回憶說，一名當地人在自家土地上豎起一座史達林雕像的事情讓他大為震驚。柯利亞丁命令警察拆掉了雕像。「這裡的一切都是建在屍骨之上的，」科利亞丁說。

《古拉格》，一部警世之作

沿海城市馬加丹是「屍骨之路」的起點，城市裡有一座名為「悲傷面具」(Mask of Sorrow)的大型混凝土雕塑，以紀念過去的苦難。雕塑是20世紀90年代在鮑里斯·N·葉爾辛(Boris N. Yeltsin)總統領導下建造的。但當地權益活動人士說，當局和許多居民現在都想翻過科雷馬這段暗淡的過去，打開新的一頁。「沒有人真想承認過去的罪惡，」權益組織「紀念」(Memorial)的當地代表謝爾蓋·M·雷澤曼(Sergei M. Raizman)說。

谢选骏指出：国家恐怖主义起源于古代君主，国家恐怖主义的发展却得力于现代群众，像是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都是出身社会底层的社会渣滓，他们和群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才能“天才地发展恐怖主义”，把恐怖主义推进到了新的高峰。

《歷史見證：古拉格勞改營——斯大林的紅色恐怖》（BBC 2018年8月24日）报道：

科瓦廖夫在前科雷馬（Kolyma）勞改營的懲罰性牢房中。科雷馬位於俄國遠東北極圈內，冬季極度嚴寒，蘇聯古拉格系統中最臭名昭著的勞改集中營位於此地。在經歷斯大林時代最殘酷的勞改營之後，一名囚犯罕見地倖存下來。最近，他在俄羅斯遠東地區去世，享年89歲。

科瓦廖夫（Vasily Kovalyov）曾被關進滴水成冰的懲罰性牢房，並在蘇聯臭名昭著的古拉格（Gulag）監獄系統中遭到毆打，但卻活了下來。1954年，他試圖逃跑，與另外兩名囚犯一起躲在凍土層的礦井中生存了五個月。馬加丹（Magadan，俄國遠東城市）的新聞網站Vesma報道了科瓦廖夫的故事。蘇聯共產黨政權把數以萬計的「敵人」經馬加丹押送到克雷馬等勞改營。

1950年，20歲的科瓦廖夫被判顛覆蘇聯國家政權罪，他是斯大林恐怖暴行的數百萬受害者之一。指控他犯下反蘇罪行的證據僅僅是一把他曾經用來切菜的舊軍刀。现在，20世紀50年代關押科瓦廖夫的主監獄依然矗立。監獄中的"強硬政權"區域，這是斯大林龐大的古拉格監獄系統的一部分。

冒險脫逃

科瓦廖夫告訴Vesma，剛開始他被送往俄羅斯北極地區的諾里爾斯克 (Norilsk)。但在警衛發現他的逃跑計劃之後，他被送到馬加丹以北以嚴酷懲罰著名的科雷馬勞改營。1954年，他和另外兩名囚犯躲進礦井裏，為武裝起義做凖備，但有人告密，警衛於是到礦井追捕他們。他告訴Vesma，「一些對礦井了如指掌的礦工帶著警衛來搜捕，他們說，我們無法在永久凍土裏待一周多。」

「警衛把所有的入口都用鐵欄桿封死了……我們在黑暗的地下待了五個月，饑寒交迫。進去三個月我們就吃光了所有的食物，最後只能靠咀嚼木屑為生。」

科瓦廖夫說，三人設法挖掘永久凍土，打通一條路，當他們鑽出隧道時 "眼睛已半盲，像鼴鼠一樣"。他們最終挖開了通往附近城鎮的路，卻在那裏被逮捕。他說，在一次懲罰中，毆打他的士兵們放了一隻巨大的牧羊犬向他撲來。「那狗撲到我身邊，我靴子上有保護皮革用的金屬鉚釘，我用腳踢它。我瞄凖狗的喉嚨，以閃電般的速度使勁一踢。嘎吱一聲，狗顫抖著死掉了。」

一間懲罰犯人的牢房：位於地下室的單獨關押禁閉室，地上凍結了厚厚的一層冰。在斯大林的獨裁統治期間數百萬蘇聯人死於驅逐、饑荒、強制集體化，或遭到處決，死在了監獄勞改營。斯大林恐怖統治還包括對共產黨和國家機構內部的大規模清洗。

絶不饒恕

斯大林死後蘇聯政治解凍，斯大林的繼任者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宣佈特赦古拉格囚犯，科瓦廖夫1957年獲得釋放。科瓦廖夫出獄後住在馬加丹，是那裏的一名暖氣工程師。他帶著Vesma的記者拉琴科（Yevgeny Radchenko）參觀了這座嚴峻的監獄，如今雖然變成了廢墟，但依舊寒氣逼人。科瓦廖夫在馬加丹醫院死於中風。

據Vesma報道，「直到科瓦廖夫咽下最後一口氣，都不曾忘記蘇聯對數百萬人犯下的罪行，這些人在獄中飽受磨難，將他們人生最好的年華、健康、乃至生命都留在了那裏。」「在回到敖德薩（Odessa）地區之後，科瓦廖夫把自己的經歷講述出來。他在那裏遇見了把他送進監獄的人，他沒有原諒他們。勞改營生活的殘酷和折磨教會他如何生存，但同時也教會了他做人的尊嚴。」

一位俄羅斯歷史學家告訴BBC，斯大林時期的科雷馬囚犯很少還有活在世上的。紀念文獻中心的首席檔案保管員科斯洛娃（Alyona Kozlova）說，「我知道在莫斯科有三位古拉格囚犯還活在世上，可能科瓦廖夫是馬加丹監獄的最後一人」。科斯洛娃說，不過在斯大林監獄待過一段時間的前蘇聯公民中，今天還有約四百萬人仍活在人世。

谢选骏指出：斯大林是个牲口，因为他统治者牲口一样的群众。所以牲口毛泽东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们这些所谓的人民领袖，其实就是人渣，也就是“人民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