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国家恐怖主义的起源

网文《商王朝恐怖主义策略起源与兴衰的背景谈——同中美洲阿兹特克帝国恐怖主义策略比较分析》报道：

内容提要：历史上，中国的商代和美洲阿兹特克帝国都因为卑微和受屈的起家历史而采取了恐怖主义的统治策略，最突出的表现是大量使用人牲，并将杀人祭祀宗教化。综观商王朝恐怖主义策略在商代政治领域的兴衰及其背景，结合同中美洲阿兹特克恐怖主义策略及其历史背景的对比观察，我们认识到恐怖主义在国策中作用的兴衰，同有关统治者的统治自信心强弱程度以及周围政治环境对他压力的大小息息相关。

“恐怖主义”是一个今天人们十分熟悉的名词，指“通过暴力恐吓手段从心理上压服对手，以达到政治目的。”[1]当今世界仍然使用“恐怖主义”谋略的国家或政治组织，它们通常没有足够的军事、经济、尤其是政治实力，却有极大的霸权野心，但是内心深处却对自己信心不足，因而才采此下策。近年来，恐怖分子在世界各地制造一系列的有政治目的的绑架、暗杀、爆炸事件，往往殃及无辜，形成一股引起世界和平人民部分恐慌和强烈愤恨的暗流。

恐怖主义策略作为政治手段，在历史上被频繁使用。尽管同今天的恐怖分子地下手段形式不同，历史上恐怖主义者采用的是公然的残暴大屠杀手段，但都同样用以掩饰它们色厉内荏、征服统治信心不足的内心。五十年前，日本侵略军攻陷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时，清醒地意识到他们是与四亿五千万全体中国人为敌，却急于想实现日本统治这个庞大中国的梦想，明显信心不足，于是制造了惨绝人寰、震惊世界、即使是德国纳粹党徒也为之惊谔的“南京大屠杀”，愚蠢地妄图用“恐怖主义”的手段，从心理上压服中国人。东周时期，崛起于西戎地区政治上落后的秦国，其统一中国的雄心同它自卑的潜意识形成强烈的冲突，于是演绎出“长平之战”秦将白起胜利后竟“坑杀”赵国降兵四十余万人[2]，明显带有恐吓“山东六国”的目的。

在世界上最为有名的、历史上曾经将恐怖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国策”的国家，当属16世纪在中美洲创造了最为辉煌文明的阿兹特克帝国（Aztecs），其发达的文明与恐怖的人牲同样使西班牙殖民者感到震撼。布兰·发甘在她的《地球之民》一书中说：“时至1519年西班牙人征服时期，阿兹特克社会已经执行着一个狂乱和血腥恐怖主义（bloody terrorism）国家的职能，并由于听命于狂妄自大的帝国统治者而使恐怖主义繁盛起来。[3]”阿兹特克奉行恐怖主义政策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的。

早在12世纪，作为半开化的Chichimeca部族中的一支游牧部落，政治落后（尚未进入酋邦社会）但富于侵略性的阿兹特克人，向富饶墨西哥谷地迁移。经过屈辱的、充满战火而又漫长的迁徙，阿兹特克人于1352年终于在“月之湖”西岸沼泽化的荒岛上，找到了一片立锥之地，建立起一个名为“特诺其迪特兰”（Tenochtitlan）的据点，后发展成墨西哥谷地最大的城市。在向周围所有先进文明民族学习建立国家机器的同时，开始了创建文明帝国的骄傲历程。然而，这棵被当时周围文明城邦视为“可恶的野蛮人”的小松树，若试图在巨石缝中求成长，就必须采取“非常”手段。15世纪初，阿兹特克一位熟知本族好战本质的顾问和将军特拉凯利尔（Tlacaelel）建议国王Itzcoatl，将恐怖与人牲作为统治所征服地区的政治方法。他们阴险地将恐怖主义浸入宗教教义，说伟大而暴戾的太阳神惠茨洛泊歧特立Huitzilopochtli每天必须享用敌方战士的心脏和血，才有动力在次日黎明再次升起。因此，阿兹特克战争的最主要目的成为掠夺战俘作为人牲。据西班牙殖民者的记载，仅1487年阿兹特克首都内“大庙”（Great Temple）的一次祭祀就用人牲八万人，尽管此话有夸大之虞，但是每年阿兹特克首都有成百上千的青年不断地被作为人牲惨遭杀戮，有些甚至被礼仪性地吃掉。“大庙”的两条并排的台阶，被战俘人牲的鲜血染红了[4]。这些都是不可抹杀的事实。

恐怖主义艺术也为政治效犬马之劳。发掘“大庙”时，考古学家发现了台基一侧墙壁上镶嵌的石质浮雕“骷髅阵”（Skullrack），每排16个，共5排，总计80个骷髅像[5]。“大庙”还出土了春天与丰产神Xiep Totec的石雕头像，表现的是一个蒙着人牲整个头皮的人头[6]。

当年臣服的首领常被邀请来此参观，恐吓的意味不言自明。不知阿兹特克的恐怖主义谋略在创建强大帝国的过程中究竟起到了多少实际作用，但至少从心理上为增强阿兹特克统治者的统治信心起到比较重要的辅助作用。

其实，最早将恐怖主义策略作为国策的国家，并不是中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而应是中国的商王朝。如同西班牙人愕然于阿兹特克辉煌的文明成就与野蛮的人牲祭礼，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史学家们也困惑于商王朝文明的璀璨和人牲的野蛮。

同阿兹特克类似，商王朝的人牲同样披着宗教礼仪的外衣，所以许多学者认为商代的人牲是一种思想基础渊源于“食人”传统的宗教行为，正如黄展岳先生在《中国古代的人牲人殉》[7]指出的那样。但是，一旦这种人牲祭祀象阿兹特克和商王朝这样形成长期的、定期的、大规模的杀人祭祀礼制，尤其是馘首献俘的礼仪，其中恐怕已经注入了恐怖主义的因素，并且作为一种国策在贯彻。考古资料和史料都表明，历史上将这种带有恐怖主义因素的宗教作为国策的文明国家只有商王朝和阿兹特克。二者有着类似的诞生背景和成长经历。

早在中国史前晚期的龙山时代，战争遗迹已经普遍地显现在考古遗存中，有关的文献记载也比较详细。这时的恐怖主义手段从偶然的仇杀演变为偶然的带政治目的的屠杀恐吓，本与宗教祭祀无关。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龙山时期的H8、131、287、338、339等五个灰坑中出有做挣扎状的人骨架，总计6具人架中只有一具为壮年女性，其余5人全为男女少年儿童。由于这些灰坑和人架的考古存在背景关系（ context）没有同任何宗教祭祀遗迹发生关系，有可能是非祭祀目的、屠杀恐怖活动的遗存[8]。然而在当时，最为显著地带有恐怖主义倾向的屠杀遗迹首推河北邯郸涧沟龙山文化圆形乱葬坑，非正常死亡的人骨与兽骨同出。涧沟遗址中两个龙山文化半地穴式的窝棚里共发现6个人头盖骨，其中两个女性头盖骨已经制成头盖杯[9]。暗示当地恐怖主义已经渗透到了手工艺领域。涧沟的屠杀乱葬圆坑的行为模式，被殷墟所继承，小屯南地祭祀坑(H33)[10]、大司空村圆形祭祀坑[11]以及著名安阳后岗圆形祭祀坑[12]等，皆为涧沟圆形祭祀坑的后续。而郑州商城一段城壕内出土的100多具人头顶盖骨[13]，将涧沟龙山时期制人头盖杯的传统继承下来。这些传统的继承，有着深刻的文化和历史背景。

邹衡先生、刘绪老师等学者，经过深入细致的考古研究，精譬地提出先商文化肇端于豫北冀南地区的漳河流域[14]，这是十分正确的。又《史记·殷本纪》：“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所以作为先商文化主体前身，河北涧沟、河南安阳后岗、汤阴白营等龙山时代的聚落大约就是商契及其族人的家园。安妮·安德黑尔（Anne Underhill）在她的《中国北方龙山时代聚落差异》一文中，从房屋面积、墙体工耗及其分布等方面入手，对后岗和白营两处聚落进行分析，认为虽然后岗是个城址，但是后岗与白营聚落内部的居住建筑上均不存在等级差别[15]，即社会的分层不明显，社会复杂化程度不高。这便意味着，尽管商契的文化置于河南龙山文化的卵翼之下，但其社会政治水平相对落后，或许尚未进入到酋邦社会，就如同14世纪前的阿兹特克人的社会组织一样，依旧是部落社会。在技术领域里，无任何向青铜时代过渡的迹象。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漳河、卫怀地区商契家园以东的山东龙山文化十分发达，以城子崖[16]为代表的、包括丁公[17]等大小中心城址在内的聚落，呈现出鲜明的聚落等级化倾向，暗示着东夷社会的高度发达与政治文化的高度成就。并在技术领域正向青铜时代过渡。而在商契家园以西、南，则为唐尧、虞舜、夏禹集团的陶寺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和造律台类型所控制，由陶寺[18]、王城岗[19]、煤山[20]等一系列大中小中心聚落或城址，向着国家和文明飞速迈进。青铜时代的过渡趋于完成，铜器甚至开始进入到礼乐领域（如陶寺的铜铃和王城岗的铜容器足片等）。

显而易见，商契处于东、西两面强大政治集团的挤压。先商文化诞生于此，一开始便注定了象阿兹特克一样，面临着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问题。商人恐怖主义策略产生的根源就在于此。故此，涧沟遗址龙山时期杀人的恐怖遗存在河南龙山文化区内表现得最为突出。

当夏朝建立之后，商契的后裔在漳河、卫怀地区不断的迁徙中（据说至汤有八迁），营造自己的先商文化。然而先商文化漳河类型与李崮－潞王坟类型遗址在聚落形态上所反映出来的先商文化社会组织，并未比商契时期有多少进步和复杂，“聚落规模似尚无严格的等级性的明显分化”[21]。可以想见，此时的先商文化主要受到二里头夏文化的青铜文明的压抑，文化上处于传播受体的被动地位[22]，社会发展较为缓慢。商契的后裔们迫于来自西方二里头文化、北方夏家店下层文化、东方岳石文化的合围压力而迁徙不断，类似从12世纪到14世纪的阿兹特克人，在不断的迁徙与征战中艰难地生存，表现为先商文化遗址分布稀疏、数量少、规模小。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史记·殷本纪》对契至汤的这段历史记载，除了一个明确的世系之外，一无所有，似乎暗示建国后的商人有意省略了自己那段无所值得吹嘘的苦难的八迁历程，有类于15世纪强大起来的阿兹特克在特拉凯尔将军的策划下大肆焚书[23]，意在销毁记载着阿兹特克屈辱过去的史料。不能正视自己痛苦的过去，便意味着在心理上缺乏对将来的自信，于是为恐怖主义策略的恶性膨胀留下突破口。本来，涧沟遗址反映出来龙山时期商契部族本有恐怖主义的思想根源，在先商文化阶段受到压抑的背景中，这个基因一直保留着传给了早商文化。

 15世纪阿兹特克出了个杰出的君王Itzcoatl和他的优秀的顾问兼将军特拉凯尔，采取了军事恐怖主义国策以增强自信心，同时施行一系列政治改革，充分发挥阿兹特克的善战特征，彻底改变了阿兹特克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墨西哥谷地的政治格局[24]。与此类似，在夏朝末年，商族出现了卓越的领袖人物成汤及其辅佐伊尹。他们迁到今天的郑州建立了固定的据点之后，从文化到政治手段包括建立国家机器的方法等方面[25]，迅速吸收夏王朝的先进经验，使得商族的社会与政治发生飞跃。在考古学文化上的飞跃，表现为先商文化吸收许多夏文化因素进而转化成为早商文化[26]。商汤在中原的政治舞台刚一粉墨登场，便充分展露出商族的侵略性和恐怖主义的个性。《孟子》说“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在征葛伯时以及灭夏桀的《汤誓》中，商汤张口闭口就是一副“不听我话便杀无赦”的恫吓口气。

 商汤灭夏后，尽收有夏之地，新建立起来的商王朝控制着辽阔的疆域。从典型的二里岗文化遗址分布范围来看，商代早期商王朝统治着西起陕西关中、东到鲁西、北至河北藁城、南及湖北江陵的大片疆域。然而商人在短期内迅速完成了从部落社会到国家社会的飞跃，并且夺取了庞大的王国政权，但实际上他们缺乏成熟的政治统治手段和经验[27]，迫使商王们自然轻车熟驾地选择军事征服与恐怖主义为主要国策，压服被统治的人们。恐怖主义杀俘遗迹在二里岗期遗址中频频出现。如郑州商城内外200多个灰坑中多有被砍杀的战俘[28]；登封王城岗二里岗上层的H630中出土了5个男女青壮年人的头骨，H738则出土了两具残缺的人架[29]。郑州商城除了制造人头盖杯之外，紫荆山制骨器作坊出土的1000余骨料中有一半一上是人骨[30]。在这些嗜血的表象下，暗藏着恐怖主义的目的。

商仲丁至盘庚以前，商王朝王室内部争权夺利，有九世之乱，商王朝基本上丧失了对边疆的直接控制，“于是诸侯莫朝”（《史记·殷本纪》语）。部分学者新近提出“新”“中商”时期的划分，认为将郑州白家庄墓葬所代表的文化至殷墟一期文化所跨时代，定为“中商”时期，即相当于仲丁至武丁以前商王朝中道衰落时期。江汉、关中等边疆地区蓬勃的二里岗文化基本上都刚刚延续到“中商”阶段便衰落消失[31]，如江陵荆南寺二里岗文化延续至殷墟一期而结束，的确表明这一阶段，边疆“诸侯”同商商王朝的政治与文化关系日见疏远，最后脱离了商王朝的控制，发展起自己的文化与政治。商王朝的统治区实际在收缩。

殷墟二期开始，武丁立，他力图挽救商王朝自“中商”以来的颓势，却苦于不得其佐、不得其法，三年不务政，甚至连野鸡站在鼎耳上叫一下也要惊惧一番[32]，足见武丁刚上台，既没有振兴商朝的良策，也缺乏足够的信心。考古资料和卜辞记载证实，武丁后来所谓的“修政行德”只不过重又高举起军事征伐与恐怖主义的大旗，四处征伐，以讨不顺。而武丁高明之处，在于他将恐怖主义的策略融入了宗教祭祀的教义当中，这样人牲才同恐怖主义的杀俘结合起来，恐怖主义策略披着宗教的外衣，正式被列为国策，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阿兹特克国王Itzcoatl所推行的嗜血的太阳神崇拜教义。从此，同阿兹特克一样，商王国的主要任务就是战争，战争的目的在于征不顺和掠夺俘虏用做人牲，还美其名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人牲形式的恐怖主义策略恶性膨胀。

 在这一背景下，卜辞记载武丁时期人牲数量可达9021人，最多一次杀500人[33]，成为人牲杀祭的鼎盛时期。本世纪30年代发掘的小屯宗庙基址乙组建筑群主体建于武丁时期，沿用至殷末。乙组建筑群南部祭祀坑189个，共用人牲641人，其中多数为武丁时期（殷墟二期）馘首的战俘。殷墟侯家庄东王陵区共发掘出人牲祭祀坑927个，用人牲3455个个体，其中18组南北向祭祀坑属武丁时期，其余4组东西向的祭祀坑属祖庚至廪辛时期。由此可见，不论是卜辞记载还是宗庙、王陵区发掘出的祭祀坑，都表明杀俘人牲在武丁时期最为繁盛，这同武丁试图摆脱“中商”以来商王朝衰微的阴影而采取恐怖主义极端手段这一历史背景密切相

关。无怪乎武丁的谥号为“武”。

武丁以后，从殷墟二期偏晚到殷墟三期，即从祖庚至文丁，殷商文化表现出稳步繁荣的迹象，表明商王朝的政治比较稳定。带有恐怖主义倾向的人牲祭祀虽然在祖训的引导下依然继续，但是人牲数量明显减少。祖庚、祖甲时期卜辞记载用人牲为622人，最多一次杀50人；廪辛至文丁时用人牲3205人，一次最多用200人。

十分值得注意的是，殷墟四期时，帝乙、帝辛（纣）这两个最荒淫残暴的帝王，在人牲方面却甚为吝啬。卜辞载此期用人牲仅104人，最多一次杀30人，同武丁时期有着天壤之别。

小屯宗庙基址乙群前和王陵区的祭祀坑几乎不见帝乙帝辛时期的祭祀坑。《史记·殷本纪》描绘帝乙的狂妄时说，帝乙做偶人称为“天神”，命人与之搏，“天神”不胜，则辱“天神”；又用皮囊盛血射之，谓之“射天”。帝纣更是“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这两位帝王如此狂妄自大，对自己的统治，自然绝对充满自信，恐怖主义策略在他们心目中不再作为重要政治国策，而引向了“射天”和“炮烙之刑”这类追求恐怖刺激淫乐的异端，考古资料上表现为人牲的锐减。

值得一提的是，《逸周书·世俘》中说周武王灭商纣凯旋后，刚刚夺取政权，政局未稳，曾举行过馘首献俘告庙大礼。显然目的还在于借用殷人的恐怖主义手段报复和威慑殷遗民。

但当西周政权巩固之后，周王朝有一整套成功的政治统治手段—— 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分封制，恐怖主义策略失去了用武之地，加之本来先周文化中就没有恐怖主义的传统，因此周人基本上放弃了恐怖主义谋略，表现为大规模的杀俘献庙行为从此被禁止了。

综观商王朝恐怖主义策略在商代政治领域的兴衰及其背景，结合同中美洲阿兹特克恐怖主义策略及其历史背景的对比观察，我们认识到恐怖主义在国策中作用的兴衰，同有关统治者的统治自信心强弱程度以及周围政治环境对他压力的大小息息相关。压力越大、信心越弱，恐怖主义策略的倾向便愈加显著；反之，则越不明显。比如，武丁刚上台时，面临着诸如江汉地区周梁玉桥土著文化、陕甘地区先周文化等“蛮夷”文化对中原施加的强大政治压力，武丁的恐怖主义策略是一个必然的反应。但另一方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武丁的恐怖主义的大规模屠杀政策，并没有吓倒边疆地区的“蛮夷”，在后来的殷墟三、四期的岁月里，边疆地区的土著文化蓬勃发展，商王朝再也未能恢复对这些地区的直接控制，丧失了二里岗时期原有的版图。从这个意义上讲，商王朝为了恐吓周边民族政体以巩固自己政权而奉行恐怖主义策略，并没能到达商王预想的目的。

以上分析，无情地揭示出恐怖主义的虚弱本质：恐怖主义策略，从本质上讲，与其说是恐吓对手以到达政治目的，还不如说不过是一剂为恐怖主义者自己虚弱内心壮胆的心理强心剂。如果企图用恐怖主义手段达来吓倒对手以谋取政治胜利，那么古往今来的恐怖主义的实质便注定了这个目的永远也不能达到！

 后记：本文原载于《江汉考古》2005年1期，页55～59。今日世界与中国遭受恐怖主义威胁日益严重，形势严峻。本文重新上网，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注释：

[1]《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Longman Group Ltd. 1987, Page 1145.

[2] 《史记·赵世家》：“秦人围赵括，赵括以军降，卒四十余万皆坑之。”

[3] Brian M. Fagan:《People of the Earth: An Introduction to World Prehistory》,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Seventh Edition, 1992, Page 595.

[4] Michael D. Coe: 《Mexico: From the Olmecs to Aztecs》, Thames and Hudson Inc., Fourth edition, 1994, Page

157-195.

Brian M. Fagan:《People of the Earth: An Introduction to World Prehistory》,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Seventh Edition, 1992, Page 594-597.

[5] Michael D. Coe: 《Mexico: From the Olmecs to Aztecs》, Thames and Hudson Inc., Fourth edition,

1994, Page 157-195.

[6] 同注[5]，页179，图129。

[7] 黄展岳：《中国古代的人牲与人殉》，文物出版社，1990年2月版，页4-5。

[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页232-233。

[9] 北京大学考古队：《1957年河北邯郸涧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10期。

[1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1973年安阳小屯南地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1期。

[11] 安阳市博物馆：《安阳大司空村殷代杀殉坑》，《考古》1987年1期。

[1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1971年安阳后冈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3期。

[13] 《郑州商代城遗址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第一辑，文物出版社，1977年。

[14]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刘绪：《论怀卫地区的夏商文化》，《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15] Anne P. Underhill：《Variation in Settlement during the Longshan Period of Northern China》，《Asian

Perspectives》, Vol.33, No.2, Page 217-222.

[16] 傅斯年：《城子崖》，中国科学公司，1934年。

[17]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4期。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1期。

[19]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

[20] 洛阳博物馆：《河南临汝煤山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75年5期。

[21] 李伯谦：《夏文化与先商文化关系探讨》，《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页93。

[22] 同注[21]，页97。

[23] 同注[5]，页160。

[24] 同注[5]，页160。

[25] 《史记·殷本纪》说：“伊尹名阿衡。……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或曰，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而后肯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这实际即是在传授如何建立国家之道。

[26] 同注[21]，页96。

[27] 高明：《商代卜辞中所见王与帝》，《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页247。

[28] 同注[7]，页43。

[29] 同注[19]，页157-159。

[30] 《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1期。

[31] 何驽：《荆南寺遗址夏商时期遗存分析》，《考古学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页78-100。

 徐天晋：《试论关中地区的商文化》，《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页211-242。

[32] 见《史记·殷本纪》。

[33] 同注[7]。本文所举殷墟人牲统计资料皆引自该书。

作者简介——何努，笔名何驽，北京人，1963年9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夏商周考古。北京王府井大街27号，100710。henu@cass.org.cn。

Gary W. Pahl，美国人，1952年生，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人类学系教授，新石器时代考古，California 考古。Anthropology Department, 1600 Holloway

Avenue, San Francisco, CA 94132。gpahl@sfsu.edu。

 何驽 [美]Gary W. Pa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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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评论：

殷商时期，大兴“祭祀文化”，祭祀天神，祭祀祖先。这和远在美洲的“玛雅文明”很是相似，两者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活人祭祀”。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在20世纪末期科考队在安阳出土了一件青铜甗（祭祀用的鼎器），这个青铜甗中放着一个被蒸煮过的“人首”。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从1928年开始发掘殷墟以来，直至今日，依然还有或多或少的“祭祀物品”被发现，其中最多的就是“人坑”，而且“人坑”里的尸骨很多都是被“烹煮”过的。

青铜器商鼎的发明最早就是为了祭祀用的，众多类型的商鼎，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都类似一个方形的“锅”，大的商鼎可以放进去一个人身，小的也可以放进去一个“人首”，这种种的巧合和殷墟的发掘，不得不让人相信，“殷商食人”的说法确实存在，可能当时发明鼎器就是为了“烹人”来祭祀。

殷商每次征战取得胜利都会抓到不少的战俘，这些战俘们会被关押起来或者被当成奴隶。每逢祭祀时会将这些奴隶和战俘拉出来，用特殊的方式将他们祭祀给神明，以此来祈求神灵保佑。而这种祭祀方式就是“活人祭祀”。他们将战俘或奴隶四肢捆绑，并把他们的双眼蒙住，将他们置于鼎器内，鼎器被下方的烈火迅速加热，奴隶和战俘们发出痛苦的吼叫，最后在挣扎中被“烹熟”。“祭祀品”被放置在鼎内，并有“巫师”祷告神灵，告知神灵“祭祀品”已经送到，希望能得到神灵的庇护，取得下次征战的胜利。或者是祈求神灵降雨。最后祭祀结束后，他们可能会将“祭祀品”分别送给其他奴隶或者战俘享用，但是这些战俘和奴隶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他们可能会觉得这是奴隶主们给自己的恩惠。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祭祀品”可能会被拿去给高管享用。大致推断殷商的“祭祀文化”，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番景象。

商朝人认为，动土建之时用婴儿埋在地下的形式祭奠神灵有安宅的寓意，其中被杀的婴儿大多是女孩。这种风俗习惯相当残酷冷血。除了婴儿，建房、造城、祈求好运和祭拜神灵所用的牺牲品还包括牛、羊、犬等。占卜吉凶人头祭祀的商朝人认为在国家的发展中有两件事情是极其重要的，祭祀与战争，祭祀以祈求祖先和神灵保佑人们风调雨顺，并且告知人们无解的事情，战争以开疆扩土保卫疆国。

作为祭祀有个古今流传下来的仪式都是有食血食，也就是吃几口祭祀品代表了你与祖先共食，或者把祭祀品发给很多人分着吃，就像我们一般吃鸡鸭肉，而分食的时候，不分身份。但是商朝祭祀用的是俘虏的奴隶，他们在祭祀后也是要分食吃几口的。商朝祭祀的规模和频率确实是古代数一数二的，商人敬神事鬼，崇拜祖先，无论什么事都会祭一祭，问问祖先预示着什么。除了祭祀祖先神灵，任何国家大事，各种风霜雪雨、电闪雷鸣等自然现象也会被纳入举行仪式的因由。每祭必杀人宰畜，动辄几十人，牛羊上百头。遇到特殊时日或事件，甚至增加十倍血肉。

祭祀中被杀的基本都是女人和孩子，在那个农牧人口非常贫乏的时代，这种大规模的血腥祭祀方式，正不断悄悄消耗着整个王朝的根基。而对于天地崇拜，使得每一任的大王都非常重视祭祀。甚至不惜一切的成本代价，也要祭奠皇天。

商人尚武，所以疆域无限扩大，商人等级森严，所以没有起义之事发生。商朝是华夏民族从原始社会文化向制度社会转型的唯一一个政教合一的时代。

商朝把祭祀和军事，视为国家的两件大事，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由于妇好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商王武丁经常令她主持祭祀，育读祭文，并被任命为卜官，刻写卜辞，在保存下来的甲骨文中，有些是出于妇好的手刻，她通过主持祭祀，而参与朝中的政治活动，成为武丁埋藏的一位女政治家，

妇好还是一位军事家，她多次带兵出征，立下赫赫战功，卜辞有“登妇好三千，登旅万乎伐羌”的记载，意思是说，商王武丁征发妇好所属三千军队和其他士兵一万人，前往征伐羌国，在出土文物中发现有两把“妇好”的铜钺，每把重达八、九公斤，这在商朝是王权和军权的象征，有一次，武丁亲征巴方，令妇好设伏兵，巴军中伏，为妇好所歼灭， 据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记载，妇好曾多次主持各种类型和名目的祭祀活动，利用神权为商王朝统治服务。此外，妇好还多次受武丁派遣带兵打仗，北讨土方族，东南攻伐夷国，西南打败巴军，为商王朝拓展疆土立下汗马功劳。武丁对她十分宠爱，授予她独立的封邑，并经常向鬼神祈祷她健康长寿。然而，妇好还是先于武丁辞世。武丁十分痛心，把她葬在今河南安阳小屯村西北约100米处。墓葬被发掘，保存完好。除发掘出大量青铜器外，其中所出玉器共755件，是商代玉器出土最多、最集中的墓，另有63件石器、47件宝石器及象牙雕刻等物。

妇好死后，武丁十分悲痛，每有军事行动，常通过祭祀祈祷妇好在天之灵助战，这也反映出妇好生前的名字，确足以威慑敌人，妇好死后，有独葬的巨大墓穴，而且享受独祭的隆礼，这在商朝也是少见的

谢选骏指出：上文通过“商王朝恐怖主义策略同中美洲阿兹特克帝国恐怖主义策略比较分析”，看出了中国文明与美洲文明的同源。但是，商王朝的恐怖主义策略和中美洲阿兹特克帝国的恐怖主义策略，并非特例孤证，而是一切国家主权的基本属性。

就拿亚述帝国来说，也是西方世界奉行恐怖主义策略的著名案例——

《世界史上第一个军事帝国：沾满血腥的亚述帝国》（2015-07-28）报道：

嗜血的统治者

亚述帝国有过很多的国王，他们几乎每一位都信奉武力，常进行三光政策。比如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一世，猎狮高手，徒步猎获狮子120头，乘车猎获800头。

又比如新亚述帝国时期的辛那赫里布，在公元前704年登上王位后，接连发动对巴比伦的战争。公元前691年，辛那赫里布与埃兰在哈鲁发生大战，大战铭文中声称亚述杀伤敌军150000人后未能夺取巴比伦，只好退军首都尼尼微稍作休整。公元前689年，埃兰又发生内乱，辛那赫里布乘机攻打巴比伦，亚述第4次占领巴比伦。为了报曾经被巴比伦人出卖而遇害的儿子的仇，辛那赫里布在巴比伦进行屠城，所有神殿化作灰烬。他一共夺得了89座城市，820个村庄，7200匹马，11.1万头驴子，8万头牛，80万头羊以及20.8万俘虏。这些俘虏被带回了亚述首都尼尼微，建造运河，灌溉田地。

几任国王之后，亚述巴尼拔成为了亚述国王。他一个月就平定了埃兰王国，将国王的头挂在了高竿上，对埃兰的统帅更残忍，将他活剥后，像宰羊一样放血。对统帅的弟弟也是一样，砍头分尸后，剁成肉酱示众。

上个世纪，在底格里斯河流域的旧址，发现了一座古城，古城里有神庙，坟墓，还有雕刻精致的圆形印章，梳子，珠宝，还有骰子(没错，就是骰子)。根据文物，推断出这座古城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700年。

这座已经荒芜的古城就是尼尼微，拥有它的正是美索不达米亚东闪米特人在底格里斯河中游建立的奴隶制城邦：亚述。

世界上的大多数战争是资源战争，这里的资源包括土地，粮食，河流，矿产，牲畜，甚至包括抵御恶劣天气能力的资源。亚述城邦起初的时候经常遭到周围的侵扰，直到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500年左右(同时期的中国处于夏商交替时期)，建立君主专制，才结束了自己被欺压的状态，转而对外扩张。

那么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从小城邦发展成世界第一个军事帝国的历程吧。

早期亚述：公元前2600年—公元前2335年，城邦国。接着的300年，亚述曾经向阿卡德人与苏美尔人的王国称臣作附属国。

古亚述帝国：公元前2025年—公元前1809年。根据萨尔贡二世图书馆出土的《亚述国王录》，一共出现42位国王(包括叛徒上位7名)。接着的500年，亚述国被阿摩利亚人控制，继而又被古巴比伦统治。在汉谟拉比之后，亚述才逐渐脱离古巴比伦统治。

中亚述帝国：公元前1392—公元前1056年，古亚述帝国。(土黄色的是就是中亚述帝国Assyria，一共出现了27个国王，这一时期亚述帝国人口约有100万左右，已经是该时期全世界人口排名前五位的国家。)

新亚述帝国：公元前911—公元前605年。在公元前824年的时候，亚述帝国还是深绿色的，待到公元前671年，已经成了大片浅绿色。(这时期，一共出现过19位国王，征服了埃及第25王朝和埃兰王国，总共人口攀至世界第一，成为一个7近700万人口的帝国。根据《世界人口历史图集》可以看到，这个阶段正是中国从商朝转至周朝包含春秋时期，人口约为500万左右。)

亚述帝国在覆灭到兴起，再覆灭，到再兴起中沉沉浮浮，每一次大肆发展都是以军事为主旨。那么就让我们看看这个被称为世界第一军事帝国的军事实力。

近身武器类：木轴加致命斜铁矛头，总长约5英尺长(一米五多)，铁剑，刺喉咙的匕首，标枪盾牌。

远距离武器类：投石器，弓箭。

士兵根据不同兵种配备盔甲，弓箭等武器。

作战方式

当时各国的战斗还缺乏一定的章法，而亚述帝国却已经对自己的作战方式进行了提高。在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时代，也就是公元前700多年，亚述人开始使用战车兵、骑兵、步兵等主力部队加工兵、辎重兵等辅助部队协同作战。

亚述人使用工兵的作战部署，也是世界历史中的第一次。他们负责开路，造桥，修堡垒，建城，修造攻坚战机械车等。当然，他们也负责拆去所有的战略建筑。同时，辎重兵就负责补给。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开始除了有中央指挥部之外，在各地还有地方兵团支持。

战车兵在那个时期基本有贵族组成，一般是三四人，一个驾车的，其他是战士和弓箭手。有时候会配备卫士，尤其是在重要军官及国王等作战的时候，配备的卫士会多一些。

骑兵是除了战车之外最重要的兵种，由于战车有一定的限制，骑兵自然渐渐成为快速战的主力。只是一开始的时候，骑兵并没有马鞍(就如中国古代战争一样)，但在公元前700多年，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一世时发明了马鞍，这为亚述骑兵带了最大好处，能够有效加速，进行攻击。

作为步兵，亚述的步兵有装备良好作战服装和武器。

亚述军事发展到辛那赫里布时代，已开始采用多兵种的密集方阵。在方阵中充分发挥各兵种的作用，装备最好的部队布置在前方，以增加进攻的锐势，把弱兵和没有完善护卫装备的部队部署在后方。

随后，他开始了建筑梦想，建造了恢弘的图书馆，将所有的资料保存了下来。

严酷的法律

比起《汉谟拉比法典》而言，亚述法律充满了肉刑，公然俘虏折磨致死，坑杀剥皮，无所不做，并且教导亚述的孩子要观看血腥的屠戮场面，增加孩子们内心的战斗性。女人的地位十分低下，在亚述，可以一夫多妻，国王有无数的妃嫔。因为战争需要人口，亚述鼓励生育，如果女人小产，那么她将被处以炮烙之刑。

恢宏的建筑与它的建造者一同葬身火海

萨尔贡二世在尼尼微，这座拥有超过三十万人的都市建造了一座举世无双的宫殿，取名“无双殿”，昼夜发光，殿后还有七层高。也许是因为太过贵重，这座无双殿最终消失在尘埃之中。

几代国王之后，曾自称“伟大英明亚述及世界之王”的亚述巴尼拔死了，14年之后，曾经被践踏的巴比伦再一次回归。

残忍的刑罚

亚述帝国消失在历史的卷轴中。宫斗，内乱，人心，交织一起的原因将这个军国主义国家推向了消亡的结局。

谢选骏指出：亚述帝国的全盛时期略微晚于殷商，但其起源却大大早于殷商，甚至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700年。公元前1100年前后，强大的第二亚述帝国凭借其铁制武器、训练有素的军队、有效的官僚机构和架置在车轮上的铁制的破城槌，开始进行扩张。亚述人以其强大的武力，肆意侵略各地，劫掠各国皇族和人民的财产，嗜血成性，凶残无比，在历史上留下了血腥的一页。由于亚述将士功劳的大小取决于所斩敌人首级的多少，因此所掳战俘大多被残忍斩首。亚述人对所侵略地采用了无情的屠杀政策，同时对俘虏施以酷刑，包括割耳割鼻、剥皮剐肉、断足、五马分尸等。此外，为了向外展示其武力及统治力，还使用人皮和人头来装饰城墙，这对其他地方的居民起到了警示和恐吓作用。由此可见，恐怖主义是国家的基本属性，姑且称之为国家恐怖主义——它和个人恐怖主义的刑事犯罪、集团恐怖主义的革命造反，骨子里是一脉相承的。希特勒的杀犹太、毛泽东的斗地主，都是国家恐怖主义的现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