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百年老店就是死掉的老店

网文《一家百年老店的倒掉：国民党是如何在台湾失掉人心的？》（2017-05-24）报道：

“野火”的历史任务

1982年夏天，岳父母远从台北飞到美国旧金山湾区，来参加他们女儿的毕业典礼。他们愉快地踏上旅途，除了欣喜于女儿取得学位外，这也是他们初次美国之旅。

岳父母都是上海人，岳父早在1949年之前，就已被服务的中信局调到台湾来工作，一生奉公守法，是个典型的公务员小康人家。这可从他们女儿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时，只能提供单程机票与一点零用钱来送行看出。而这么一个典型的基本拥护国民政府的外省公务员家庭，对他们女儿找了一个本省女婿却是绝无二话，只有祝福。

1980年代初，台湾在经济上越发兴旺，工业化带来的城乡重组基本完成，电子与信息产业开始起飞，但是政治上却还是个十分阴郁的时期。相较于经济上的“现代化”，统治术则仍极为“落后”，那几年接二连三发生了多重政治事件：

1979年底爆发美丽岛高雄事件，接着的大逮捕中又有我们熟识的友人；1980年初发生林家血案，过一年又发生访台留美学者陈文成命案。当时我们远隔重洋，家乡发生的事却是令人极为牵挂，这些政治事件接二连三，在我们心中投下极深的阴影。

当他们于1982年夏天来到美国探望我们时，岳父已是七五高龄，但游兴一点不减。我们除了带他们到处游览外，闲时也不免谈起美国及家乡的种种。虽有世代之隔，但出身上海的岳父有着现代化的开明观念，对他女儿大学时代介入的校园异议活动并不介意，甚至还感到骄傲，因此我们对很多话题与意见颇为投契而不见龃龉。然而有一次与岳父谈着，竟就转入了台湾的政治，而触及林家血案。然后对谁是背后主谋的不同看法，很快地让我们互相提高了声调，岳父显然不愿面对威权体制的特务主导此事的可能性，最后他起身离座，走了几步又回头怅然说道：“你看，我像是个特务吗？”

岳父这句话让我一时哑口无言。我一点也没有要把共谍的责任放到他身上的意思，而他虽然从来不是国民党员，从未参加政治活动，甚至平常对政府的作为也会多所批评，却似乎自觉要承担起这个责任，以致于说出这样无奈而悲切的话来。岳父的如此回应，让我顿觉个人处于不同处境的诸多困境与无奈，此后对于岳父的立场我也就释然于心，不曾在这方面存有疙瘩。

我虽释然于心，但也体认到像岳父母这一辈，播迁来台的外省人的心境。这一辈外省人中像他们这样具有开明现代观念的为数不少，也因此才有台湾在1950年代由《自由中国》杂志领头的自由主义在台湾的传布，以及1960年代重现五四风华的文艺复兴盛况。而这么一批开明现代派的外省人，由于有着这么一个大陆背景，或多或少都有着1950年代白色恐怖牺牲者的关系，或者是家人亲戚，或者是同事师友。这是因为那时白色恐怖主要正是针对与左翼思想有任何联系的人士，而从大陆来台的这一批开明现代派，对威权体制而言正是最有嫌疑的一群。他们这些人一方面要长期活在这样的阴影之下，另一方面来到1980年代在台独势力乍起之际，又被迫要与这个威权体制的命运绑在一起。这样的困境，我从岳父那句话中是深深感触到了。

两年之后的1984年，龙应台开始在台湾报刊撰写一系列的批判文章，一年后并集结成《野火集》出版。在“野火”燃烧全台的这个时候，岳父母这样的人也很自然成了龙迷，显然龙应台讲出了他们的心声，抒发了他们多年来的无奈与闷气。

单从《野火集》的文本来看，它所要燃烧掉的是被追求“现代化”的国民所深深引以为耻的、社会上的诸种“落后”现象。就像龙应台后来自己说的，她并不要像当时党外民主运动那样，去直接对抗当时的威权体制，而是以她特有的迂回方式去挑战其统治基础。虽然读者并不一定会有这般深刻而曲折的体会，但是《野火集》确实在政治上发挥了摧枯拉朽的作用。而它所召唤的读者群，正是有如岳父母这样有着现代化信念的标准公民╱市民，召唤出来的正是他们长年以来对自身所处社会的落后现象的羞耻感，与对现代化的渴望，这些情绪当然也包含了对威权体制特务手段的不堪。这种祛除落后、“向上提升”的急切渴望，就在1980年代的这个时刻转为愤怒了，“你为什么不生气”这个质问正是个有力的召唤。

国民党如何丢了“现代”光环

战后台湾社会对现代化与落后问题即有敏锐反应，1963年一位留台美国学生狄仁华写了一篇批评国人没有公德心的文章，而在大学校园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青年自觉运动。与此同时的《文星》“全盘西化论”之争，以及接着在1970年代之交《大学杂志》的现代化论述，不用说是更深刻的思想运动了。

这些以欧美为师的“现代化”方案，到了1980年代基本上已经内化为台湾标准公民╱市民的话语，当局面对这种新兴的社会期望，它残存的诸种威权作为就显得极为扞格不入，极为跟不上时代，尤其是继续以恐怖手段作为统治技术的那一面。从欧美现代化的观点来看，特务手段确是极其落后的统治术，若还沦落到藉助黑道之力，那就更是不堪了。然而到了1980年代，它竟然还是像我岳父母那样的标准公民╱市民，所支持的政权的统治手段。这就让他们抬不起头来，成了他们闷在心里的极大痛楚与无奈，而会在1982年访美时对我说出那样的话来。其实他们从来就是这种统治手段的极大受害者。于是在后来的熊熊“野火”中，终于有一位与他们同样处境、同样立场的龙应台，出来为他们抒解了这股闷气，让他们感到畅快。

龙应台《野火集》所召唤的这些社会标准公民，在更早的时候也曾被另外一种称为“小市民”的身分召唤过，而召唤者却是威权体制本身。那是发生在1972年的事，当时台大学生在保钓运动后的民主抗争正闹得风风火火，而哲学系教授陈鼓应正在鼓吹设立民主墙、开放学生运动。那年4月，《中央日报》副刊连载了一篇4万多字的长文〈小市民的心声〉，作者站在奉公守法的“小市民”立场，以“企图制造社会动乱”的罪名来攻击台大异议师生。当局旋将此文印制成数十万份小册子，广为散发。在这篇文章的语境里，“小市民”是守法、追求公共秩序、注重环境卫生、讲究生活品味的所谓沈默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现代公民”。这批现代公民被召唤出来对抗“台大乱党”，在1972年十分有效，台大的异议师生虽然在校园里获得了支持，但在社会上却是处于劣势。

同样处境的这批“小市民”如我岳父母者，在1972年曾是党国〈小市民的心声〉企图召唤的对象——当然这种藉着党国威权而来的“召唤”并不见得处处有效，我岳父当时就不甚以为然。但他们在十多年后的1984年却成了龙应台的热烈支持者，成了动摇威权统治基础的野火的一分子。其实这里并无矛盾，因为时过境迁，到了这时党国已经在小市民╱现代公民的心目中开始崩盘了。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1980年前后的政治事件让党国极为“落后”的统治术充分曝光，让这些原本的支持者也引以为耻，连自己的子弟都要起来反对它，而忠心支持者也对它失去了信心。何况就在“野火”之文开始登出的1984年，又发生了动用黑道之力、在现代化标竿的美国当场丢人现眼、那么不堪的江南案。

换句话说，到了这时，威权体制不仅已经失去“现代化”的光环，甚至反倒成了一个“落后”的样板。而引发这一连串政治事件的，竟是这威权体制的原本靠山、“现代化”标竿的美国本身。它在稍早的1978年底，就公然抛弃了国府而与对岸建交。被美国抛弃这件事，对台湾社会的各种势力有着不同但一样强烈的冲击，而对心怀美式现代化观念、原本支持国府的“小市民”而言，那却是更大的打击了。

《野火集》在关键时刻迂回地扯下了国民党“现代化”的残余光环，但国民党在一般人心目中与“现代化”完全脱勾，却还有着一个漫长的过程，那是与民进党夺得“现代化”大旗互为消长的。野火过后没几年，民进党就以“进步”为名建党，从反面将国民党的“落后”定了性，直到如今民进党当权，而社会上任何“落后的”东西都尽可归诸旧党国余孽了。譬如近年来，就有学者的研究将一些台湾医生索取病人红包的败德行为，也归罪国民党的统治，而这正是民进党在1990年代攻城掠地之时，逐步形成的一个“社会共识”，就是“国民党是落后的守旧政党，而民进党则是进步的现代政党”。

1990年代中期陈水扁在台北市长任上发生的一件事，很可呈现民进党在这个意识型态争战中已经基本获胜。1997年，台北市宣布辖区内的户政事务所全面启用户政信息系统，也就是将原来几十年来用笔书写在户籍大簿上的户口资料给计算机化。报纸上一时忙着介绍户政计算机化带来的诸种好处，不仅作业快、资料准确，户籍誊本用打印机印出漂亮字体，更是一种进步表征，而且还因为有网络连线可以远距跨所作业，让离乡国民在申请户籍作业上无需两地奔波。除此之外，台北市政府还特别强调说，户政所人员将以全新的便民态度来服务市民，譬如作业柜台全面下降，因此市民可以坐下来与户政人员面对面交谈，又譬如会有服务人员来亲切奉茶。台北市政府宣传说，这些都是陈水扁市长的德政，是民进党的进步便民理念的展现，而当时报纸也都如此赞誉有加。

就是说，在2000年民进党赢得总统大选之前，其实已经夺得“现代与进步”的大旗了，它的一切施政与作为都会带着这么一圈耀眼的光环。

一场现代化的政治零和游戏

当时在台北市的户政事务所承诺的这一切，确实都真的发生了——户政资料计算机化了，网络也连线了，户口誊本是有着漂亮字体的印刷文件，申请作业柜台确实降低了，市民还有椅子可坐，而且还真有服务人员来奉茶，一个现代公民在公家机构应该享受的待遇莫过于此了。这一切都是真的，除了其中唯一的误导信息，就是这荣耀全被归于陈水扁市长与民进党。

因为真相是，台北市户政信息系统是全国户政信息系统的一环，在那时已经筹建10年之久，那一年正是系统开发测试基本完成后，在台北市全面实施之时，而恰巧就在陈水扁的市长任期上。

这套系统既是“全国户政信息系统”，当然就是由全国性的内政部户政司来督导其事了，而实际主导这项大计划的则是内政部的信息中心。从1988年开始，信息工业策进会接受内政部委托，进行这套大系统的规划设计与开发建置，而我本人当时刚从美国回台，进入资策会工作，恰巧就是负责这套大系统的网络方面的规划设计，直到1996年离开，因此熟知建立这套系统的来龙去脉。

这个当年台湾最大的网络连线大型信息系统，会交给资策会来建置，有着诸多原因。其中除了资策会是当时台湾最大的计算机软件开发单位外，内政部也信任没有厂商包袱的资策会工程师，会以最先进的技术来为国人建置这套史无前例的大系统。当时国外的大计算机厂商如IBM、迪吉多、NEC等等，都透过各种管道游说采用他们各自的专属系统。采用厂商专属系统有其好处，就是交由厂商以其成熟的专属技术来解决问题较不会出错，资策会可以乐得轻松。然而资策会的工程师却是高瞻远瞩、不为所动，决定全面采用当时虽然技术尚未完全成熟，却是最先进、最公开的开放式计算机与网络架构，以免公众的系统被任一专属厂商的技术绑死，而代价则是资策会的工程师必须辛苦地边学习边开发这整套系统。

在系统主机与工作站上，我们订出来的系统规格就是以UNIX为基础，而且必得有能力处理3万个以上中文字的开放系统，在网络方面我们订出以TCP/IP为基础架构的开放型网络，也就是今天全世界通用的Internet架构。这里所谓开放的意思，就是它不是专属于某个特定厂牌的技术，而是一套公共而公开的技术标准，每个厂商的系统只要符合这个公共标准，就可以加入。这是一套将公众的大系统立于不败之地的基本要求。

那是解严不久的1988年，UNIX与TCP/IP这些开放系统技术尚未完全成熟与商业化，W3网页制作格式还没发明，Internet商用网络也没影儿，但资策会的工程师已经看出它们的前景。当资策会在为户政信息系统规划可说是台湾第一套Internet大型网络时，全国只有另一个地方在筹建这样的先进网络，那就是教育部信息中心。他们正在计划将原来是以IBM网络技术建置、连接各大专院校的学术网络，提升为开放的Internet网络。

熟悉计算机网路技术的人，在那时应该都能看出前景所在，在资策会工作的我们，可说只是顺势而上。但是不同于学术网络的实验性质，资策会是在建置一个属于全民的大系统，我们采用先进却未成熟的技术是冒着风险的。然而资策会的长官接受了我们的规划，委托单位内政部的信息中心以及户政司也都接受了。由于采用了开放系统架构，如今它可伸可缩，没有被特定厂牌绑死，不至于牵一发动全身。

一个大型信息系统的建置不只是计算机软硬件的安装，还牵涉到具体使用上的作业安排。每个户籍员桌上将会有一个计算机荧幕，也要让来申办的民众能够看到荧幕上显示的户籍信息，因此以前高柜台的作业模式就不管用了，于是就有了像平常书桌那样可以面对面坐着谈事、观看同一计算机户籍信息的作业方式的构想。而且又因为资料计算机化本身会产生节省人力的效果，以致于能有充裕的人力来对民众提供多方面的服务，包括奉茶。这一切都在当年内政部信息中心的构想之中，也付诸实现了，是配合户政计算机化的必要与衍生措施。

以上所以不惮其烦地细说全国户政信息系统的建置过程，主要用来指出一件事，即是解严前后相关部会这些技术官员，其实已经是深具“现代化”与“进步”意识的一群人。这些单位，譬如经济部下属的工研院、资策会，以及内政部与教育部的信息中心等的主事者，基本上没有财团包袱，却有着追求世界最新技术的愿景与认识。这些人基本上是国府3、40年来栽培出来的技术官僚，具有追求“现代化”与“进步”的热忱，也就自然会在1988年将全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信息系统，交给也具有同样怀抱与见识的资策会工程师来规划建置了。

当1997年民进党的台北市长陈水扁坐收这项成果时，我曾与一位泛绿老友争辩。我费心向他说明这段十年苦心建置的过程，却未能说服他国民党也是有它“现代化”与“进步性”一面的事实。他对于陈市长这项德政极为骄傲，极不甘愿把这项“现代化”的功劳归诸国民党。可以看出，国民党到了这时真是已经完全失去“现代”与“进步”的光环，而被绑上“落后”的罪牌，等着选民来发落了。于是由代表“进步”与“现代”的民进党政治人物来坐享这项荣誉，对选民而言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这时，面对台北市这位气势如虹的政治明星，所有的报纸都莫敢撄其锋芒，去质问这件事功劳谁属，更遑论不敢多言的内政部技术官员了。

从上面这件事来看，我们可以说，到了1990年代，由于国民党在“现代化”意识型态领域的斗争已经失败，以致于它几十年来在台湾苦心经营的任何现代化成果，包括已成典范的经济成长，不是掩盖不彰，就是被已经夺得“现代光环”的民进党轻易地接收而去。

落后初体验的建构

国民党在台湾努力了几十年的现代化经营，竟然还得背负着这个“落后”的沈重罪牌，除了因其特务统治而造成的离心离德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无可逃避的历史性的外在因素，而那是打从1945年台湾光复，国军部队一上岸开始，就如影随形地跟上了的。多年来，台湾社会曾流传着多种对当年国府军队十分贬抑的说法，说当年来台的国军军纪是如何地不良、军容是如何地破落、现代知识又是如何地贫乏。传言中，下船的国军衣衫不整、背着做饭的大锅，还拿着雨伞，令台民大失所望。

这些说法的贬抑性，最终凝结成一则关于水龙头的故事，数十年来在台湾广泛而不断地传述着：“当1945年日本战败，中国兵仔来到台湾时，他们看到墙壁上的水龙头这东西竟然还会冒出水来，觉得很神奇，也去搞来一个往墙上一塞，却奇怪为什么没有水流出来。”这是我年少起就听过的笑话，彭明敏在他的回忆录里也提到，说小时候他父亲彭清靠(光复后高雄市议会议长)就曾在家里转述这故事。而一、二十年来的每次大小选战中，这故事就被民进党一再用来羞辱对手。多年前有个试图调和“省籍矛盾”的电视喜剧，甚至也曾用过这样的题材；它显然已经成了全民共识。

这些故事原来是以耳语的形式传递着，解严之后就名正言顺地在各种选战与意识型态争战中公然引述传布了。这样的故事不管是否属实、是否有普遍性，几十年来在台民心目中已经成了一种精鍊出来的对国军的“记忆”。而且这种“记忆”是带着价值判断的，拿来作参照标准的却不是台湾人自己的军队，而是日本军队。在这标准下，国军是一点不如曾“威摄台湾、军容壮盛”的日本军队，而国民政府也一点不如曾赐予台民“水龙头”的日本政府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战败投降，随后退出台湾，至今已60年了。对只愿认定这件大事情是“终战”的人，尤其是台独人士而言，日本殖民台湾50年所留下来的就不只是“军容壮盛”与“水龙头”的表征了。对他们而言，日本殖民政权还是台湾“现代化”的奠基者，是台湾的西方文明引介者。

在日本战败投降60周年的前一个月，即2005年7月出版的《台湾西方文明初体验》一书里，作者搜集丰富的资料，将日据时期台湾人在一般生活层面接受日本式“西方现代文明”的情景十分生动地呈现出来，譬如第一次使用牙刷牙膏、第一次打高尔夫球等。书里也再次提到彭清靠传述的那个水龙头故事(第47页)。对于当年接受日本教育的我父母那辈人，这种“现代文明”的初体验，的确形成了他们的意识型态感觉核心，在他们有生之年一再地拿来作为比较的标准。水龙头于是成了“文明”的台湾人嘲笑“落后”的外省人╱中国人的故事，也是“进步的”民进党嘲笑“落后的”国民党的故事。

这个被拿来与国民政府进行对比的日本殖民政权，此后就一直是很多台民心中的衡量标尺，而成为台独运动在“现代与落后之争”的心理操作素材。这不啻是说，表面上日本殖民政权在1945年退出了台湾，但实质上在台民的心理层次并未完全退出。因而当台湾回归中国，或者说中国重回台湾之时，就不可避免地要碰上这个阴魂不散地缠绕在我父母那辈人内心底层的、日本殖民的幽灵。甚至到了60年后的21世纪之初，他们的子孙们也还得重温他们的旧梦。这就十分清楚地显示，这个日本殖民政府赐予的“初体验”的影响至今仍在发挥影响力，并且最后成功地扳倒了国民党。而国民党则显然从来不曾认识到，它在台湾的主要竞争对手既非共产党，也非台独，而竟是日本殖民政权的“现代化”幽灵。比起这个无所不在的“日本幽灵”，那些令其支持者离心离德的特务手段，只是再一次证实其落后性，成了拖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

水龙头的普世论述

民进党运用这种对文明与落后有着强烈对比的“水龙头故事”，极为有力地将对手塑造成落后的刻板印象。可是我们却发现，这个故事不仅在台湾流传，甚至还有全球各地的各种版本：

譬如，老牌英国演员尤斯提诺夫在《小心！偏见》这本书里，就提到二次战后欧洲的相同传述：“谁不记得家中老一辈叙述的故事呢？1945年俄罗斯红军在行进中拆下水龙头，将它往墙上随处用力一插，以为这样就有水汩汩流出。”这是“文明”的英国人嘲笑“落后”的俄国人的版本。

又譬如，在一个以色列的传道网页上，则是如此叙述类似的故事：“一个以色列的公益组织接待了一群来自西奈半岛的阿拉伯贝都因游牧人，在送他们回家前向他们说，他们可以把在这里所看到的最喜爱的东西拿回家当纪念品。没料到这群贝都因牧民每个人都要了一个水龙头，以为回到他们缺水的沙漠牧区后，将水龙头往哪里一插，就可以有水流出。”这个故事讲得义正辞严，用来说明教义的源远流长，读来毫无讪笑之意，但却也用了中东版的水龙头故事，来说明“现代化”的以色列与“落后”的贝都因之间的强烈对比。

龙应台当年在散播野火之时，当也是满怀“现代化”意识，极为敏感于她父兄之党的落后性的。20年后的2005年春天，她在一篇〈请问雅典在哪里？〉(中国时报2005年3月16/17日)的文章里也提到这类水龙头故事：“一个来自没水没电的山沟沟里的人第一次进城，很惊讶看见水龙头一扭，就有水流了出来。很惊讶看见墙上的灯泡，一按就有光。于是他设法取得了一节水龙头和一个电灯泡。回到家里，将灯泡黏到墙上，将龙头绑在棍上。结果灯不亮，水也不来。”龙应台在这篇文章里，用了水龙头再加上灯泡这两种极具现代象征的产品，是很严肃地在谈论全球化下英语的适当位置，应无讪笑之意。却也显示她的这个视角与民进党“水龙头笑话”里的现代化意识，虽然对象不同，却有着全球化下的共同系谱。而这也应该就是她在1984年撰写《野火集》时与当年党外的共同心境及动力所在。

我相信在世界其他各地，只要有着这么一种“文明与落后”纠结的地方，譬如拉丁美洲、非洲、东南亚等，就会有各种版本的水龙头故事在流传。这些多元的水龙头故事在当地到底是否真有其事，已经不重要了。重点在于，它已成为建构出来的普世性故事，既可用来说明教义的深奥，更可用来讪笑对手的落后。我们可以想象，若无光复后的种种政治事件，台湾流传的水龙头故事可能只是城市人嘲笑乡下人的故事，然而多年来，它却成了一则攻击性的政治笑话，被民进党用来嘲笑国民党的落后，并进一步嘲笑中国的落后了。这个水龙头笑话的内容，并不需要有人真正目睹，就像传述上岸国军军容不整故事的人，也不需要亲眼见过一样。

历史充满着反讽，国民党败在水龙头的现代性下，但它竟然也曾经用过这套水龙头的故事，来攻击对手中共。一个老友曾回忆起他儿时读过的一份反共文学作品，那应是1950年代初的事情了。它是这么说的：当1949年中共解放军进入上海时，这些“土八路”看到上海人将水龙头一开就有清水汩汩流出，也去找来水龙头往墙上一插，以为就会有水流出。这是个一模一样的水龙头故事，只是叙述者(嘲笑者)与故事主角(被嘲笑者)换成不同的人群。在这里国民党成了“文明人”，而共产党则是“落后者”。我的老友还记得，故事里这些“土八路”还用抽水马桶来洗菜淘米呢！

台独人士用水龙头的故事将国民党绑上落后的罪牌，就如同国民党也曾经用同样水龙头的故事将中共绑上落后的罪牌一样。这个落后的罪牌使得国民党，在以现代化美国为“文明”唯一内容的意识型态霸权下，至今仍难翻身。而持续被绑上落后罪牌的中共，又如何躲得过这套“文明”霸权的全球化攻势呢?

日本殖民的现代魔咒

这个文明与落后对比的水龙头笑话，在台湾会成为有效的政治工具，其来有自。这并非是台湾人民在1945年国军来台登陆那一刻的一时过敏，而是源自更早50年的日本统治。就如《台湾西方文明初体验》一书所呈现的，我父母那辈人，做为台湾初次学到西方现代文明的第一代人，面对前清遗老的他们父母辈，是充满著文明现代人的幸福感与优越感的。然而这套西方文明却是透过日本才学到的，是一种日本形式的西方，而且又是被强加的，并非基于自己的需求去学来的。更何况，这一代人又被强迫与他们的父母即我祖父母辈自在自得的传承断绝，于是又有着不踏实的空虚感，成了台湾无根世代的起源。他们处于一种心灵扭曲的情境，一方面对殖民者日本的“文明”充满着自卑感，另一方面对自己长辈先人的“落后”则充满着优越感，但他们的心灵深处却是空虚而无根的，因为他们的自信心，已经被强势的日本殖民政权带来的这个“现代文明初体验”所彻底击垮，而他们竟无能反抗。可以说这个压抑着的、无能“做自己”的屈辱，应该才是绵延至今的“悲情意识”的根源所在。

这个上一辈人因为自惭形秽，无能面对先人的“落后”而导致的空虚无根的悲情意识，竟也毫无障碍地传递给战后他们的新生代。虽然这两代之间有着从日语到中文的转换，而且彼此也因为都讲不好母语，而未能有顺畅的语言沟通，但这传递却经由身教而畅通无阻。于是两代下来，这个日本殖民所种下的“现代魔咒”，遂成为以“进步”为名的民进党能够所向披靡的一个重大因素。

对于作为国民政府主要支柱的大半外省人，本来是较不受台独运动的这种“文明/落后”心理操作影响的。然而他们的心理基础，却也在1978年国府被“现代标竿”的美国抛弃，接着又是一连串政治事件之后，开始动摇了。到了这时，国民党不只已经被台湾本土势力及其后的民进党定罪为“落后”，甚至沦落到它自己的支持者与子弟都引以为耻的地步。于是在1972年那时还可能会支持社会稳定的“小市民”，到了1984年就变成生气甚至愤怒的“野火”了。《野火集》的风行草偃，让人深刻感受到这个动摇。回头想来，引发这个大转折的，竟是当年威权体制以“国家安全”为名所使用的各色恐怖手段，是国民党真正落后、完全脱离时代精神的统治术。然而国民党几十年来在其他方面的现代化与进步面，却因此也就“全部不算”，与它的恐怖手段一起陪葬了。

重回1945的原初场景

然而1945年发生的“落后中国与文明日本的交锋”会是那么别无选择吗？

日本战败投降的60周年，即2005年8月15日这一天，台湾又有另外一本书《1945破晓时刻的台湾》的出版。作者以丰富的历史材料，将台湾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的100天，包括其间10月25日国民政府首任台湾行政长官陈仪接受在台日军的投降，这段重大转折的历史时刻重新呈现。

对台湾人而言，这是历史大转变的时刻。不仅战争结束，不用再躲空袭，不必再吃配给粮，更重大的是，台湾人从日本殖民地二等国民的身分回复到中国国民的身分。因此国民政府接受在台日军投降的10月25日这一天，就订为“光复节”，这是以一个中国人身分的立场来说的，因为是到了这一天，日本的台湾总督府及驻台日军才正式被解除政权与武装，开始进行退出台湾的作业。

虽然台独运动者并不接受这个光复的立场，只愿承认8月15日的“终战”，但这本书却提供了很多历史材料，来说明当时台湾人民是如何欢欣鼓舞地庆祝台湾的光复，迎接陈仪长官与国军的到来。书里提到一次欢迎国军的场面，在度过第一次国庆节之后，街坊风闻国军将于10月15日来台的消息，已是台籍人士主导的《台湾新报》在当天刊出头条新闻〈全省民待望之国军 今天将登陆于基隆〉：“……全省如大旱之望云霓的国军，已于今日将印其第一步于基隆。这是历史上所应当特书而大书的。自八一五那天，我们是如何的怅惆！如何地期待！国军将要来到！国军将登陆于基隆埠头！谁听谁莫不欢喜，谁听谁莫不雀跃。……”

然而10月15日那天国军并没有来，开到基隆港的却是美国的数艘军舰，但这并未减低在基隆码头欢迎国军的热忱。隔天的《台湾新报》接着报导：“是我们的国军！数千名站在岸边满山满谷的欢迎市民忽然喊出来。大家喜上眉梢，一齐高举手上的欢迎旗，但是当看到舰上高挂的不是青天白日旗，竟是星条旗时，原本响亮的群众的拍手开始稍稍凌乱起来，然而大家忽然又想起，不管怎样这是我们的盟国美国！手上的小旗又再度乱舞起来，用英文高喊着Welcome！”

从《台湾新报》的报导用“如大旱之望云霓”的形容，可以深刻感受到当时台湾民众企盼的心情。10月15日虽然欢迎不着，国军其实已经分批于前后的日子在台湾登陆了。而我们也在这本书中看到不少老照片，显示出当年民众兴高采烈的欢迎场面。

从这个1945的原初场景，我们可以看出历史是有可能走上不同道路的，是不必然要被“文明日本与落后中国”的二分模式所制约的。然而历史毕竟难以回头，如今只能引为前车之鉴。

岳父逝世于1996年，有幸没看到国民党于2000年失去政权，只是1982那年他在美国对我说的那句话所隐含的胸中之痛，却仍旧等待如今沦为在野的国民党后生晚辈来抒解。但是对于台湾人民而言，更深更大的则是如何破解日本殖民统治幽灵的问题。接受日本教育的李登辉及我父母那一代人，除了当年少数真正受到第三世界社会主义思潮所启蒙的左派分子外，大半都没能从日本殖民噩梦中醒来。他们被严重打击的自信心，在6、70年之后都还未能恢复。这个自信心的沦丧而陷入的悲情困境，甚至还传递到他们的子子孙孙而超生不得。由此看来，这“现代与落后”的纠结，就不只是曾经为中国提出一条现代化之路的国民党如何重生的问题，更是台湾人民自己如何从这个日本殖民的噩梦中甦醒的问题了！

谢选骏指出：上文就事论事，所以鼠目寸光，不能洞察一个普遍现象——所谓“百年老店”就是“死掉的老店”，国民党已经百年，焉能不死？因为“七十年法则”注定了改朝换代鼠疫生物学意义的必然，何况百年？百年老店，早已经老朽得不能再老朽了。苏联不到百年就完蛋了可，美国不到百年就南北战争了，这个道理对于共产党也是一样的。今年是中共百年，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