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农业起源理论评述》（张修龙1吴文祥2周扬3）报道：
摘要：自从柴尔德提出“新石器革命”的论断以来，农业起源成为世界考古学战略性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各学科学者运用多种理论从各个角度探讨这一革命性进程，试图回答农业是何时、何地、为何和怎样起源的。西方学者为此作了不懈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简要回顾了西方农业起源的研究历程，然后从环境、社会和人类文化、认知力三个方面对西方有关农业起源的理论或假说进行总结和评述，旨在进一步促进国内外研究者对农业起源进行深入的研究。
农业起源是人类(社会)历史演变的革命性事件，它不仅反映人类对自然界动植物和生态环境操纵能力的提高，更为重要的是农业经济导致土地载能的提高，人类运用集体智慧和社会力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农业是人类社会向高级形态发展的基础，没有农业，就不会有后来的城市革命和工业革命。
农业起源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确定农业是何时、何地、如何和为何起源的。自从柴尔德于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新石器革命”的论断以来，农业起源成为世界考古学战略性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动植物驯化较早的西南亚和中美洲，考古研究者开展了大规模、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运用多种理论从不同角度探讨这一革命性进程。一般说来，有关农业起源的理论倾向于从特有的角度来研究这一现象，这些解释方法可以大致分为环境、社会和人类学、认知力三个方面。环境解释方法是目前数量最多的，在环境解释方法中，自然环境(特别是气候)和人与动植物间生态上和经济上的关系特别引人注意。社会和人类学上的理论批评环境决定论，他们特别注意社会方面，如社会结构、交换等。在认知力解释方法中，受到关注的是人的思维或象征性、认知力和心理文化方面。
一、西方农业起源研究历程概述
西方学者对农业起源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1866年在瑞士湖上居住遗址发现粟等农作物遗存后，西方学者就开始关注农业起源问题。霍布斯认为狩猎采集是一种孤独、贫困、肮脏、粗野和短缺的生活方式，尽管其观点受到广泛的质疑，但是在19世纪下半叶这一观点是被广泛认可的。进化理论是该时期较为流行的理论，学术界普遍赞同的观点是，农业起源是直线进化而来的，农业作为一个先进物，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人们采用农业也是理所当然的。这一时期主要讨论的不是从食物采集到食物生产的转变机制是什么、在何种情况下这种适应性转变受到影响等问题，而是动、植物驯化哪一种最早出现、它们在进化的文化阶段上所处的位置及各自的影响问题。
农业如何起源的具体问题，较少有人关注，但阿尔丰沙·德堪多和罗斯两人对农业生产的前提条件进行了开创性的总结：合适的气候、土壤与植物物种，合适的居住模式，经济上的需求等。这些条件几乎涵盖了以后农业起源研究的所有方面，此后一个多世纪的研究，差不多都是以此为基础，对各个方面进行了细化或各有侧重，这两个人所做的工作，是农业起源研究的一座里程碑，奠定了以后农业起源研究的基本的方向。但他们的局限也是很明显的:一是没有得到考古材料的帮助；二是仅注意到了人类对植物食物的需要而忽略了文化的方面。
在西方学术史上，第一个对探索农业起源问题产生重大影响的学者是柴尔德。他首先将农业的产生作为区分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的标准，而不是传统的以磨制石器和陶器为主要标志，并将农业的诞生称之为新石器革命，认为其在人类史上的重要性完全可以与近代的工业革命相比而毫不逊色。这一科学概念的提出，使农业起源问题成为考古学必须研究的课题。考古学家在考古发掘中更加有意识地搜集有关农业起源的信息，并对农业起源的原因进行探索。
柴尔德提出了古典绿洲理论，柴尔德认为在冰河末期，湿润而寒冷的近东气候变得温暖而干燥，植物只在河边及绿洲生长，动物栖息在水源近处，人类也不得不居住在水源附近，因而得以观察周围的动植物，于是逐渐种植植物，驯养动物，这样农业就起源了。柴尔德的绿洲理论不能令人满意，因为世界上至少有四个农业起源中心几乎同时单独产生了农业；另一方面，虽然他把农业起源的原因归结为自然环境的变化，但并没有很好的解释环境变化在农业起源过程中的机制，因此被人认为是“环境决定论者”。
绿洲模型虽然被很多学者所放弃，但是却引起了考古学家、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地质学家、人类学家等诸多学科学者对农业起源这一问题的广泛关注。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农业起源真正成为一个本身就需要研究的领域。学者们也开始从发明发现模式下的过程描述来研究农业起源，进入了在文化生态学等理论指导下不仅研究农业起源的过程，并且着重讨论起源的动力机制问题，即研究农业是为何和怎样起源的。随之，学术界就世界农业起源的时间和地点、农业起源的动力机制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关农业起源的假说、理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二、西方农业起源研究的主要理论
尽管世界各地农业起源的机制不尽相同，但考古学家、民族学家、动物学家、植物学家及其他学科学者开始将人口压力、气候变化作为农业起源的触发机制，并对每个农业起源地带进行了具体分析和解释。除此之外，一些研究者从认知力或心理因素方面解释农业起源。有关农业起源的主要理论观点可以从环境因素、社会/人类学解释方法及认知力三个方面进行解释如下：
(一)环境解释方法
绿洲模型
绿洲模型是有关农业起源的最早模型之一。
尽管通常认为提出该理论的是柴尔德，但真正首次提出该理论的是拉斐尔庞佩利。柴尔德基于当时的古气候重建资料描述到：近东(即西亚)在末次冰期结束时经历了一次相当干旱的气候时期。为了获得食物和水，人类和动物被迫汇集到少数可获得永久性水源的地区：如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及绿洲，因而得以观察周围的动植物，人类认识到动植物成为食物的潜力，开始进行试验，最终导致了农业的产生。这些早期农业者未必是定居的，他们可能只是定期到绿洲来收割谷物。庄稼地里的残株会吸引一些动物，这些动物受到保护、精选和驯服，并导致最终动植物的驯化。简言之，由于环境条件(干旱)导致了人类和动植物进化间强烈的共生关系。
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几乎没有具体的证据能证实这一理论。其一是更新世末期的冰期之间，当然也穿插着气候比较温暖的间冰期，因此人与动植物在河谷地带的共栖关系应当早就发生过，为什么动物驯化现象没有发生在这些较早的时期呢？西亚古气候学研究表明，在末次冰期时这里曾有过一个寒冷、干旱的气候时期，但直到这个干旱期过后，植物的栽培和动物的驯化才开始。其二，绿洲理论没有解释为什么干旱时期绵羊和山羊只会迁到低地绿洲而不会迁到湿润的山岗上去。其三，这种理论也没有解释为什么植物栽培和动物驯化也发生在并不干旱的地方，如热带的东南亚和南美的亚马逊盆地。
尽管我们知道在末次冰期结束时并没有干燥的气候(这是绿洲理论不能解释农业起源的关键之处)，但绿洲理论的许多方面仍然有显著的进步意义。直到今天，其理论中的三个基本方面对许多理论的形成都至关重要：
(1)新石器时代仍然被很多研究者看作是革命性质的;
(2)气候压力作为一种触发因素仍然受到普遍赞同;
(3)植物很明显是第一个被驯化的主要生物体;
(4)食草动物和田地间的正反馈机制和动物作为“可移动的食物仓储室”仍然适用。
宾福德的边缘理论模式
20世纪60年代，宾福德提出了一个解释向农业转变的模式，其模式包括人口、最佳区域及自然环境的变化。根据这一模式，全新世伊始，全球充满了人，近东地区人口密度非常高。在自然资源丰富的最佳栖息地，半定居人群的人口可能迅速增长。由于该时期海平面上升导致大量土地损失，不断增加的人口超过该区域载能，这导致人口迁移到那些不是很适合居住的多为游牧的狩猎采集者所居住的边缘地区，并与游牧的狩猎采集者共居。为了满足人口增长对食物的需求，人们常将谷类移出其天然的生长环境，从而导致对种子的选择和最终的驯化。宾福德认为农业起源的触发器是海平面上升和人口压力，他对农业的产生作了如下推论：在最佳栖息地生活(有富裕的资源)-人口增长-环境压力-人口向边缘地带移动-种植及最后的谷类驯化。
边缘理论模式强调人口结构、局部生存系统的平衡和当地环境因素的变化。该理论将农业的开始和发明的重要性降到最低，集中于人口系统的行为和适应行为的条件。虽然宾福德的观点并不是尽善尽美，但他基本上框定了后来农业起源研究的框架，一是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适应环境，这可能是受进化论的影响；二是受人口爆炸的影响，然后以定居作为突破口。
1976年，科恩对宾福德的观点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观察到在大约15000年前，几个农业起源地开始加强对谷物、贝壳等一些过去不屑一顾的资源的利用。他认为史前就曾发生过食物危机，而导致食物危机的原因是在一些相对平静的地区，由于食物资源特别丰富，人们会定居下来，定居使得人口增加，人口增加造成食物匮乏，食物匮乏又迫使人们去干预作物的生长活动，使之增加产量，这样农业就起源了。
新仙女木事件模型
新仙女木事件(Younger Dryas Event)是末次冰消期以来持续升温过程中的一次突然降温的非轨道事件，发生在约11kaB1P1～10114kaB1P1(12,800～11,500aB1P1)之间。新仙女木事件大约持续了1300年，温度变化为6℃～8℃，代表了更新世最后一次气候事件，同西南亚中石器晚期和末期相对应。
新仙女木事件模型采用同宾福德和弗兰纳瑞(见下文)相同的解释框架，它们涉及定居、人口增长与扩张、环境压力和食物资源压力之间的关系，而食物资源压力导致了种植和驯化。巴尔约瑟夫和贝尔福科恩等人意识到新仙女木事件的时间与农业起源之间的联系，并提出了自己的论点。他们认为：新仙女木事件导致气候不稳定，谷类作物传播减少，区域环境载能降低，因此，它彻底改变了西南亚中石器早期人类定居的生活方式。觅食者受到鼓舞并回到开展易于移动的居住策略，从而迫使自己充分利用分散的植物资源。最终，由新仙女木事件导致的更大的资源压力，促使西南亚中石器时期的人类开始种植野生谷类，从而走上了开展农业的道路。
尽管新仙女木事件模型提出了引人注目的解释，但近来的研究表明：不断恶化的气候和不断减少的野生谷类植物间的相互关系(导致种植和驯化)存在很大的问题。首先，博特马在有关早期农业的花粉资料论述中指出：孢粉学的证据并不支持(实际上是与之相矛盾)新仙女木时期野生谷类减少的假设。其次，麦克克瑞斯顿和豪尔指出：过去虽发生过多次气候和环境的波动，却都没有导致农业的起源。然而，这种评判却忽略一个事实：人口压力是新仙女木事件模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再次，为什么农业不在四万年前的智人时代产生呢？因为有关证据表明当时的智人和现代人一样聪明，那时也出现过几次巨大的气候变化，人类对植物习性的了解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些问题新仙女木事件模型均不能给予解释。
考古研究·季节模型
麦克克瑞斯顿和豪尔提出了有影响力的季节模型，该模型是基于驯化是历史偶然事件的结果，而不是大规模的全球性进程这一思想上提出来的。他们指出：机遇、技术、社会组织及需求是农业开展的必要条件，他们简短而又大胆地回答了何时、何地、怎样，特别是为什么的问题；何时？PPNA时期；何地？在约旦河谷的利桑湖和贝珊湖附近的陆地上；怎样？无意识的选择。
有关为什么的问题，他们关注季节性。他们认为，在早全新世有一个气候最宜期，其季节性存在明显差异，即炎热干燥的夏季和寒冷湿润的冬季截然相反。
麦克克瑞斯顿和豪尔将近东农业起源描述为：由于夏季气候变干和湖水消退，人们面临关键资源的季节性短缺。人们通过储存和定居应对资源短缺，这样增加了当地环境的压力，资源被大量消耗。或许是由于其他定居人口同样耗尽其附近的资源，人们并没有迁移，而是努力去猎获鹿、瞪羚，采集一年生植物种子。增强了的季节性、不断变干内流湖盆地、定居的优势和必要资源的耗尽，是纳图夫末期人口向贝桑湖畔聚集，驯化谷类和豆类的原因。
因此，可以假想接下来发生的连锁事件：季节性、存储、定居、资源损耗、农业。质疑新仙女木事件影响的赖特接受了季节性模式。布鲁勒也支持这一模型，因为谷类在季节性干旱环境中生长良好，结出大而有营养的种子。
季节性理论包括气候变化、人为的环境变化(砍伐树木和灌木丛、火烧灌木丛、践踏)、技术(长期储存，对谷类的打磨和加工)和解决组织(定居)。然而，PPNA时期的谷物驯化，推测的种植和驯化之间有限的时间间隔是不可靠的，这使得季节模型比看起来要难以理解。
共同进化模型
进化论作为19世纪学术界最重大的成就，曾经像人口压力说(见下文)一样统治了19世纪下半叶与20世纪上半叶农业起源的研究，到了20世纪中叶前后的三四十年间，这种理论才逐渐被学者们所放弃。到了80年代，又被一些学者所重新重视。但是这一时期的进化论与前期有所区别，传统达尔文主义认为人类能有意识地控制环境及我们的命运，进化过程是人类有意识控制的过程。因此关于农业的起源，也是人类在预先知道农业的好处后一种有意识地控制进化的过程。但实际上进化是无意识的，因此农业起源实际上是种无意识的进化过程。
瑞达斯关注驯化过程中动植物间和植物与人之间(无意识)的共同进化关系。他认为驯化是植物和人之间互惠共生协同进化的结果。他将驯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1)偶然的驯化，指的是野生植物的传播和保护，最后导致一些野生植物发生变化;(2)专门化驯化，指人工环境中人和植物间的密切关系;(3)农业驯化，表示进化过程的结果，导致形成驯化植物。驯化首先是基于遗传突变；其次是基于专门的预适应植物的出现(有硬花轴)和人为环境及行为，包括突变体的选择(植物和人共生)在内。因此，农业是人——植物长期共生协同进化过程中的晚期阶段。农业技术跨越了人—植物间相互关系中存在的环境局限性。由于驯化植物，区域环境载能增大，这导致人口增长及农业社会的扩张。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正反馈机制，在这种机制中驯化植物和农业促进了人口增长，而人口增长反过来促进了农业。
瑞达斯因此提出了新达尔文进化模型，它强调无意识的选择压力。他明确反对人类在农业起源过程中有意向性。正如沃森所指出的：瑞达斯否认驯化过程中人类的积极性作用损害了他的理论。在驯化过程中，有意识活动和(无意识的)共同进化关系很可能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
提切诺夫也赞同动植物驯化过程中缓慢的无意识进化，但他包括了文化因素：驯养动物(和植物)的出现是进化过程中的必然结果(而其是偶然出现的)。有意识的操纵动物(不管是已驯化的还是野生的)仅仅是后来出现的，其发生仅是在社会文化发展成熟之后。
总之，共同进化模型也是一种直线式进化理论，其农业起源的主要触发机制是人与动植物间的共同进化，否认农业起源过程中人类有意向性，将农业起源看作是自然进化的结果。尽管现在许多考古学家不接受其降低人类意向的观点，但是人类适应动植物如同动植物适应人类一样的观点，提供了另一种理解驯化过程的视角。
路径依赖模型
受共同进化模型和季节模型的启发，本茨提出了一种有趣且新颖的“民族学”模型。尽管她称其方法为民族学分析，但她认为人类开始农业的根本原因似乎与环境(季节性)有关，因此她的模型被纳入环境分析方法中。路径依赖模型涉及到的观点是人的选择受到早期选择的影响：他们驶向预先决定的道路。换言之，人的行为未必是有意识的和理性的，活动的长期结果很难被评估。
由于区域内丰富、可靠资源(谷物)的出现，或者由于有不可缺少资源的区域减少(由于人口压力或环境变化)，人类首次对当地资源变得有依赖性。在有丰富及可预测资源的情况下，人类对资源的依赖性导致移动性降低，可能会引发社会冲突。在食物资源减少的情况下，将会出现竞争。竞争和社会冲突都会导致互惠原则的降低。结果出现了应对资源短缺的新方案，即专门的交换或储存。储存、交换和财产权导致定居，而定居会反过来促进储存。另外，可以预料的是：小村庄中的血缘关系和社会关系得以加强。由于定居、储存及交换、依赖于当地环境，可能会发生资源短缺。为了应对这一情形，人们开展了农业种植。而对资源的投资进一步增强了定居、储存、种植等。此外，人们开始在情感上依附于他们的村庄和新的生活方式。
在这种模式中，农业建立在依赖区域受到约束的资源及互惠原则减少的基础之上。其实质也认为农业是人与动植物之间无意识共同进化的结果。她反对以下几种观点:(1)新仙女木时期种植不能开始;(2)种植不能在资源丰富的时期开展;(3)社会等级不是种植的先决条件。
原始农业模型
塔吉从进化和长期性的角度来解释农业起源。他认为至少在40000年前，人们就对周围的环境产生影响(植物保护和繁殖，猎物管理，如使用火)，因此可以称他们为原始农民。到新石器革命时期，农业活动已经开展了几千年：新石器革命时期的变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仅仅是对已经建立起来的趋势加以巩固。因此，新石器时代革命仅仅代表了大规模农业活动的开展。塔吉认为，从原始农业向大规模农业转变的主要触发器是末次冰期结束时的海平面上升。由于人们必须拥挤到较小的地区，他们不得不加强种植，这导致了驯化的产生。关于海平面变化，我们又从中看到宾福德边缘理论模型的影子。正如塔吉本人所说:他的理论完全是假设性的，没有证据证明40000年前原始农民的存在。然而，其模型颇有创意，因为该模型介绍了一种长期性、过程性的观点，从而对农业的革命性性质提出了质疑。
(二)社会和人类文化模型
丘陵侧面模型
柴尔德把早期农业定位于尼罗河低洼处的绿洲和黎凡特地区，而布雷德伍德则认为农业起源于较低的丘陵地带和扎格罗斯—托罗斯山脉山谷中。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伊拉克-贾莫工程的基础上，布雷德伍德认为:在末次冰期结束时，在有作物、绵羊、山羊和牛群野生祖先的地区农业发生了进化，从而导致像贾莫一样农业村庄群体的出现。在多学科团体的帮助下，他将其定义为“丘陵侧面”理论(也称为“自然栖息地”或“核心区域假说”)。他将农业的转变解释为受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共同驱使。他认为当文化准备好后，这种转变就发生了：即当旧石器时代末中石器时代初，人类已经获得了足够的技术能力和周围环境的相关认识，这使他们花更多的时间在适宜的地方。因此，动植物能被严密监视，逐步形成了人与动植物间更加密切的关系。
人们收获野生谷物，试着去管理动植物。布雷德伍德称这一时期为初期农业。
尽管布雷德伍德没能回答为什么文化在特定时期才准备好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最早的农业生产群体确实在黎凡特地区。由于他主张多学科的研究，并且他认为农业开始于野生祖先的自然生境，所以他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仍然有重要意义。
弗兰纳瑞的边缘化模型
弗兰纳瑞在伊朗东部德鲁兰地区工作时采用了宾福德的边缘化模型，但他反对把气候变化作为驯化的主要推动力。他认为农业活动的开展是对人口和经济变化的响应。在扎格罗斯山脉，由于“广谱革命”，人口在大约2万年前开始增长，这导致了定居和人口增加。人们会移居到边缘地区，在那里种植谷物。同许多常见的理论不同，弗兰纳瑞的解释特别关注谷物驯化的生物学方面。他将驯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1)野生物种从其原生地输出;(2)消除自然选择机制;(3)对那些在自然条件下不能正常生存的显型进行无意识的选择。这三种无意识的过程同简单的灌溉技术相结合，导致人与植物间相互关系的不可逆转，并促使驯化的产生。
该理论虽然把人口压力作为农业起源的诱发机制，但却反对气候变化作为农业起源的动因，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人口压力模型
这一理论最早由美国考古学家博赛洛普提出，认为农业起源是对人口增长的反应，是在人口压力下强化劳力投入的结果。科恩将人口压力作为世界各地食物生产开始的最主要原因。其潜在含义是：人口有不断增长的内在趋势，且人们难以控制这一增长趋势。科恩认为：晚更新世和早全新世持续的人口增长与膨胀导致全新世伊始人口占满全球，人口难以向其他地区迁移。由于其导致的食物资源压力，人们不得不食用那些不利用的资源，这种转变会促使形成多样化的觅食方式和种类多样的食谱，并必须发明和应用各种新技术来开发和储藏资源以应付粮食短缺的压力。农业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因此，科恩认为人口增长是人类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动因而不是结果。然而，该理论中假设的晚更新世人口扩张没有证据支持。
麦克尼什提出了“正反馈过程”来解释农业的起源。在其模型中，驯化被认为是一种长期的进化。其理论主要是建立在生活方式、定居、人口增长及人口压力的基础之上。总之，从纳图夫文化开始，接下来发生的是：潜在驯化物/丰富资源的存在→人口增长→地区人口承载力降低→驯化物输入→园艺(PPNA时期)→进一步人口增长→承载力下降→农耕→农业(PPNB时期)。
总之，人口压力理论提出后，很快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响应，成了解释农业起源的主流理论。同时许多学者还分别对人口的变迁与环境的波动作了进一步的细化与完善。然而，人口压力说也有一些不能解释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它与采集狩猎民族一般把人口稳定在特定地区所能维持的人口水平下这种人人皆知的趋势相矛盾。民族学资料表明，许多采集狩猎民族似乎都把人口稳定在他们土地的人口容纳量之下，即在一定获取食物技术水平上，那些可获取资源可以维持生存的人数。所以，这种理论不能解释当时人们为什么要把人口繁殖到需要寻求新的提供食物的方法的过剩状态。
本德尔试图说明发展中的社会关系是怎样促进经济发展和农业的。她的理论以强化这一观念为主要内容，强化可以定义为单位土地上生产力(不是产量)的持续增加。同萨林斯的家庭生产模型和列维斯特劳斯的联姻理论相似，本德尔关注的是狩猎-采集者间的生产关系。为了不超过环境承载力，典型的狩猎-采集者保持较低的生产力，然而有许多剩余生产的实例。通常情况下，这些是社会责任，如婚姻、宗教仪式及贸易联盟。换言之，有一个潜在增加需求的社会关系系统。在民族学比较的基础上，她认为：增加生产力的需求凭借有权之人得以传递。通过交易和(有价值的)交易商品的获取，原始等级制度可能因此而形成。因此，在不断演化的社会机制和日益增长的生产压力之间有直接的联系。
由于联盟和领导，(季节性丰富的)食物得到积累和再分配，从而食物得到储存。领导者的推动和认可，储存反过来刺激定居。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包含定居、生产和储存在内的反馈机制。强化可能由此导致了技术创新：也就是导致了种植。
借助于近东考古记录和她的理论，本德尔认为：纳图夫文化完全是部落社会文化，在这种社会中可能有规范的世袭制度、交易网络、礼仪制度和领导者，这增加了对生产的需求。在一些边缘地区，日益增加的需求会促进向农业生产的转变。为了能参与社会交易、竞争、宗教仪式，食物的剩余生产是必需的，农业便作为这样一种反应而开始。
海登反对将外部和环境的压力(如气候变化和人口变化)作为农业起源的诱发因素。
海登以社会经济竞争(特别是竞争性宴享)为重点来解释农业起源。他的假定主要基于四个基本变量：(1)驯化依赖于“积聚者”的影响;(2)驯化与当地潜在“宴享性动植物”的可获得性有关;(3)对特定动物或植物的选择与饮食和宴享需求有关;(4)驯化也和一些能用于宴会的非食物物种(如可用于宴享的葫芦瓶、狗等)有关。海登认为只有当广义的狩猎-采集者间典型的强制分配不再作为生存的必备条件，财产的所有权不再是一种忌讳时，食物性生产才会发生。这些变化只可能发生于食物资源丰富且供应可靠的环境中。由于发达的中石器时代工艺(如篮子、网、弓箭、驯化了的狗等)，人们可以有效、广泛的获取丰富的食物资源(如驯鹿群)。一些首领人物为了控制劳力、忠诚和资源而组织竞争性盛宴，因此获得权力和威望。
在这一情形下，初始驯化物种将会是令人垂涎欲滴的佳肴，而这需要通过密集劳动获取。简而言之，种植和最终的驯化出现在资源丰富的地区中，聪明的狩猎采集者有竞争和竞争性盛宴的范围内。初始驯化物是首领人物用来表示其比对手强的威望替代物。
尽管海登的理论在解释人类作用方面较为新颖且重要，但是其理论仍不被研究者所普遍认同(如基利,1995)。该理论主要的问题是没有证据支撑。关于这一模型，近年来库伊特和戈林-莫罗斯指出:(1)在PPNB中期之前没有大范围食物储存的足够证据;(2)在西南亚中石器时期或新石器早期并不是任何地方都能证明有社会分化现象;(3)同样，在这些早期时代中确实难以找到社会冲突的证据。那么，该模型的主要问题是其年代学特征。如果我们更新这一模型，则其中许多方面似乎确实与解释农业有关。
事实上，如果接受内斯比特植物驯化的“短期酝酿”模型，和PPNB时期宗教习俗和畜牧业间的正相关关系，那么这些人提出的社会经济因素可以被综合考虑，尽管它们不一定与竞争单独相关。
社会驯化模型
在著名的《人类物种的驯化》一书中，威尔逊认为：定居和房屋建筑意味着建筑环境的产生，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进步之一。威尔逊的著作并不是关于植物或动物的驯化，而是关于人类和社会的驯化，其关注的焦点是心理方面和社会关系，他不关心这些变化的起源和过程。他认为在所谓的狩猎-采集者的开放社会与人们在村庄、城镇和城市间的驯化社会之间存在明显区别。主要区别之一是在开放式社会中缺乏坚固的建筑。另一方面，驯化社会的标志是建筑、伴有清晰的边界、在公共和私人之间有严格的区别，等等。房子、村庄充当了一种隐喻的象征，即作为社会结构的基础。换言之，建筑物是抽象思想的一种物质代表，是一种“记忆性的设备”和作为“一种符号交流的有力方式”。特别是在文字出现前的社会，房屋是表达思想意识形态的最好方式之一。因此，在建筑物(和广义的物质文化)和社会行为之间有一种辩证关系：驯化社会中的人群出生于可见的物质因素中，且被其所包围，他们不仅被划分为构筑物，而且作为社会结构的基础。
事实的确如此，在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中有大量关于社会空间的文献资料(如布里耶,1987;布迪厄,1973;希利尔等,1984；肯特，1990)。然而，值得质疑的是：威尔逊理论中狩猎-采集者的社会和驯化社会之间存在显著分化，特别是许多二分法诸如自然-文明、流动-定居、共享-储存、开放-封闭、无社会结构-有社会结构、平等-不平等、公有-私有、神话-历史，等等。此外，从考古学的观点来看，他忽略了农业的起源，并对驯化的一系列变化过程缺乏实地考察。
(三)认知力解释
心理-文化模型
在一本颇有影响力的关于农业起源和传播的书中，考文提出了一个理论:新石器革命主要是在思维上和象征性上的改革。他明确反对从环境压力、人口变化和文化等方面解释农业起源。考文认为农业起源应该仅仅从认知力上寻找线索。他认为在PPNA时期开始时，出现了一种对“女性与公牛的信仰”。他假设有一个全新的信仰，在有公牛出现的地方，就会有对雌性神的信仰。
神不仅是多产的象征，而且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神秘人物”、“全世界的母亲”。另一方面，公牛和所有其他动物一样服从神。公牛并不是神(上帝)的真正伙伴，而可能是上帝的后代，它代表了普遍的本能和野性暴力。考文将信仰认为是一种“外来的东西”，正如超自然神圣特征形象化所表示的那样。然后，这种外来的东西重塑了人的认识。它使思想适合于且能有效处理不断增加的对周围外部世界的控制。因此，象征性的革命成为一种行为上的革命，植物驯化是其中一个明显的结果。同样，动物的驯养差不多被认为是一种象征性的和认识性的：驯养动物首先是人类渴望对动物王国进行控制的一种反应。
尽管考文的理论存在一些问题，如没有给出在思想和物质方面有重要变化的原因；完全集中于象征性和认知上，而不考虑其他因素的作用，但我们应该承认考文的理论是对环境决定论的一次纠正。他是首次关注象征主义在新石器时期具有重要作用的人物之一。
同考文一样，沃特金斯象征性变化方面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主要是在建筑和人类的埋葬方面)，这些变化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生存方式的变化。他对新石器时代和农业是同期的这一传统观点提出质疑。另外，他也反对用环境压力或人口压力来解释农业起源。在其两部著作中，沃特金斯继承并扩展了考文的象征性革命理论。他的分析把新的考古资料、认知力、心理进化和人类文化联系在一起，旨在提出人类认知能力进化的观点，即不仅考虑对进化理论的理解，也考虑到了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因此，他关注整个新石器时代，而不是单独考虑农业的起源。
21Domus模型
霍得在其《欧洲的驯化》中将农业起源解释为一种社会化的、象征性的过程。他将建筑物和居住活动或者“domus”作为主要因素。在PPNA和西南亚中石器时期，房子是从自然向文化转变的背后推动力。控制野生物种的驯化过程是控制整个社会的象征和机制。
Domus和社会在社会的驯化和社会体制方面是辩证相关的。对于农业，霍得的出发点是从来不需要农业活动发生；他假设意向性、渴望、激情(情感、感觉和担忧)与农业起源相关。而由激情产生了对整个自然界控制的欲望。再者，对农业劳动力投资的延迟回报体系和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导致社会与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加。除了社会因素以外，更新世结束时，气候、环境的变化可能被认为是向农业转变的触发器。
因此，不断文化化的自然这一渐进的社会象征过程在更新世即将结束时到了一个关键点，这一过程同气候、环境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农业。
霍得作出的真正贡献在于：他详细描述了考文的观点，即驯化过程不仅仅是关于动植物的。
他认为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活动(如建造房屋和定居点、精心处理死者、陶器生产和装饰)都与从自然向文化这一转变有关，在这一转变中有文化控制和主宰自然的扩张。心理、社会和象征性因素可能起了关键作用。
(四)其他解释理论
除了从环境要素、社会文化及认知力三个方面解释农业起源外，许多学者还从其他方面如通过民族学、考古学等研究中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此外也有一些学者从遗传学、生物学、人文地理学等角度分别进行了研究，如赛奇的CO2模型，他认为全球范围的CO2浓度上升可能在解释全球农业起源的同步性中起主要作用；沃德利提出了药物模型，认为食物中有类似鸦片的成分，由于人们对这种成分上瘾，从而农业得以起源。他们只是从其本专业的角度对农业起源进行阐释，缺乏更全面的考虑。
三、总结
应该说，各家的假说或理论都有其合理之处，但又都不很全面，因而总是互相否定，难以取得共识。许多学者都试图探讨一种农业起源的世界性通则，但每家学说差不多均有例外。其实，农业产生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是在各不相同的自然环境中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不能仅仅归结于一两个孤立的因素，因此有些学者开始从总体分析的途径来解释农业起源，即综合考虑环境、社会/人类学及认知力等各个方面来探讨农业起源。
从西方农业起源的研究历程来看，西方学者较多利用假设—演绎的方法研究科学问题，而国内学者较多使用归纳法来研究。此外，西方学者经常组织多学科的研究团队去实地考察寻找农业起源的相关证据，这对国内学者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上文所讨论的这些有关西方农业起源的理论留下了许多尚未或者难以回答的问题。许多理论学家没能或没能令人信服的回答有关农业起源的推动力这一最为基本的问题。到底有没有一种农业起源的世界性通则？农业到底是何时、何地、为什么起源的？其驱动力是什么？还有许多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
谢选骏指出：不论上面的各家各派如何不同，都认定了一个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农业的起源是为了解决人们的生存压力”。他们的区别在于，对于“农业如何解决生存压力”的着眼点不同。而在我看来，“农业如何解决生存压力”，它都是对于“原始共产主义”的否定——因为真正的“共产”只能存在于游猎——因为天然的自然资源明明白白不是任何人的私产，虽然那可能是被武力暂时抢占的，但那抢占显然是不合法的，可以虽然替换的。但是农业就不同了，那不是自然的，而是经营的，显然属于私产。姑且不论土地的产权，例如印第安人就没有土地私有的概念，也不承认任何意义的土地所有权；土地之上的农业和房屋，肯定是私产，而不是自然形成的。
《农业起源与中华文明》（光明日报 2009年01月08日，严文明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2008年4月）报道：
严文明，1932年生，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从事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国文明的起源研究。主要著作有：《仰韶文化研究》、《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长江文明的曙光》，参与主编《中华文明史》等。
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讲讲“农业起源与中华文明”。大家知道，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我们国家有13亿人口，大约占全世界人口的22%，可是我们的耕地面积只占全世界耕地面积的7%,我们是靠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其实，在历史上从有人口记载开始，中国的人口大体上都占世界人口的1/4左右，所以中国的农业选择了一条精耕细作的道路，否则我们这么多的人口吃什么？国家怎么发展？这个问题一直激励着我，想探讨一个究竟。中国农业是怎么起源的？它怎么会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这是我研究农业起源的一个动力或者一个原因，也是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的一个原因。
农业起源对人类古代文明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我们知道，全世界有三个主要的农业起源地——我这里讲的农业主要是指谷物农业，是栽培作物。
一个在西亚，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及其周围地区。这个地方是小麦与大麦的起源地，也是绵羊和山羊的起源地。这种农业叫做有畜农业。这类栽培农业分两种，一种是有畜农业，一种是无畜农业——就是只有栽培作物，不养家畜。西亚的农业是有畜农业的，这种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产生了两河流域的文明，就是古苏美尔、阿卡德和后面的巴比伦。这种农业传到尼罗河流域，产生了古埃及文明;传播到印度河流域，产生了古印度文明。这个印度河大家要知道，现在不是在印度，而是在巴基斯坦，因为巴基斯坦跟印度原来是一个国家，都叫印度。所以这个以小麦、大麦为基础的农业，传播范围相当广，在历史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第二个就是中国，中国是小米和大米的起源地。小米是指粟、黍，主要在黄河流域起源和发展，后来成为中国北方的主要农作物。北方现在主要的谷物是小麦，而小麦又是从西亚那边传过来的，不是中国原生的。中国的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所以中国是两种农业的起源地——北方是以小米为主的农业，南方长江流域是以大米、稻作农业为主的农业起源地。西亚那边小麦、大麦是在一块儿的，它不是两个系统，这跟中国是有所不同的。
第三个是在美洲，美洲是玉米的起源地。我们中国现在也大量地种玉米，玉米是在明代才传过来的。美洲的农业是无畜农业，它没有家畜。它是以玉米为主体，还有南瓜、豆类，所以这个玉米、南瓜、豆子，在印第安人的传说里是叫做“农业三姐妹”。
世界上最主要的农业起源中心，就是这么三个。它们都对后来古代文明的产生起了决定性作用。美洲有美洲文明，大家知道现在美洲的印第安古代的文明，像玛雅文明、安第斯文明，年代也比较早，当然比中国还晚一点。但是它的影响范围仅限于美洲。中国的文明代表了东方文明，它对周围的国家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而西亚的，两河流域、埃及和印度河流域的种种文明，后来发展为古希腊、罗马文明，这就是西方人的古代文明。所以就全世界看，或者说是有三大文明中心，或者说是有两大文明中心——也就是东方、西方，中国占了一方，这个与农业的起源和发展有非常大的关系。
解开稻米起源地之争
几十年以前，在考古学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的时候，研究农业起源的主要是农学家。农学家根据栽培种与野生祖本的关系，根据各品种的分类，总之他们的根据是植物的基因库，基因种类多样化的地方，就应该是农业起源的中心。所以一般都认为印度是稻作农业的起源中心。后来日本学者提出山地起源说，认为东南亚北部的山地，包括中国的云南，泰国、缅甸、越南北部，还有印度的东北部，这个区域是稻作农业的起源中心。
有一个很有名的日本学者，叫做渡部忠世，他写过一本叫做《稻米之路》。他在印度、泰国、缅甸的北部找了一些寺庙，这些寺庙是用土坯盖的，土坯里面有稻谷。他采集了标本，从稻子的形态上做了一个排比，他的结论是稻谷从那个山地向湄公河流传，也就是现在的泰国、老挝、越南、柬埔寨一带，这叫湄公河系列。我当时就跟他辩论，问他采集的那些稻子有多少年？他说起码有一两百年了，那个寺庙盖了两百多年了。我说栽培稻子有几千年了，你两百多年排出来了有什么用，跟起源有什么关系？比如中国有个占城稻，占稻很明显是从越南占城传到中国的，那不等于说这个占稻是越南起源的？北京的京西稻是从日本弄来种子栽的，那不等于说这种稻谷是日本起源的？实际上，这完全是两码事。
所以，光是农学家的研究，还不能弄清楚这些农作物是怎么一步一步演变到现在的。考古学就有这么一个优点，它可以把年代排比得非常清楚，哪个最早，哪个比较晚，怎么一步一步发展下来，然后把年代排列以后，再来排稻谷种子，看看它有什么变化，它是怎么变化的，它的源头是一个还是两个甚至多个？但是在排比稻谷的形态、基因的时候，还是要靠农学家。
什么是农业产生的原动力
中国是一个大国，有960万平方公里,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于农业，更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可能成为农业的起源地。中国的自然地理，大体上是这么一种态势，周围有高山、有大海，大体上自成一个地理单元。
从气候上来讲，中国有几个带。一个就是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北，包括新疆、甘肃的一部分、宁夏的一部分和内蒙古这一带，这是一个西北干旱区。这个地区的面积大约占全国的1/3，人口比较稀少，有大量的草原、沙漠和高山。这样的地方不适于农业的起源。然后是青藏高寒区，就是西藏，还有青海的一部分。这个地方占全国的土地面积22%左右，将近1/4，当然也不适于农业的起源。然后东面这一部分，叫做东部季风区，这是受到东南季风影响的地区，也是中国现在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地区。这个东部季风区，占全国面积的百分之四十多，但人口占96%。其中人口更密集的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这个东部又分成四块。最北面叫东北，东北气候比较寒冷。中国的农业是在一万多年以前起源的，那个时候这个地区气候更冷，那是在更新世，更新世有一个时期叫冰河时期。后来进入全新世，这个时候气候逐步回暖，但是它在回暖期间还是比较冷的，不可能是农业的起源地。中国的南方——南岭，在湖南、江西和广东、广西之间，也叫五岭，这个地区以南，就是包括现在的广东、广西、海南岛、云南的一部分，台湾的一部分，这个地方我们平常通称为华南。这个地方因为纬度低，气候变化对它的影响很小，它是长夏无冬，或者说夏天特别长，冬天特别短，因而自然资源非常丰富。所以那里的人没有生活压力，因此也没有发展农业的动力。
只有两个地方，一个黄河流域、一个长江流域，这两个地方历来人口比较多，在这里可以发现许多旧石器时代的遗址。这两个地域都有一个漫长的冬季，冬季的食物资源比较缺乏，先人就得想法子来增加食物的资源，这就是农业产生的一个社会动力。而这两个地方又恰恰有可以栽培的野生祖本植物。小米的野生祖本、粟的野生祖本，就是狗尾草，这里到处都是;黍的野生祖本在华北地区也能找到，有野生黍。所以人们可以栽养它。那么在长江流域呢，有野生稻，到现在还有，江西、湖南都还有，这些地方是野生稻分布的北部边缘。为什么许多农学家考虑野生稻从印度起源、从山地起源，还有一些农学家考虑从华南和东南亚起源？因为这些地方野生稻非常多。长江流域野生稻很少，是野生稻生长的边缘地带。然而，他们就没有想到一个问题，那些野生稻多的地方，其他的食物也多，人们就用不着种了。
稻谷作为食物的优势在哪里？它的优势是易于贮藏,填补冬季食物的匮乏。而且稻谷又是一种一年生的植物，种了以后等不了几个月就可以收获，到第二年开春又可以下种。要是别的植物，比如说水果或者是干果，像栗子、橡子,你把这些种子保存后播种,多少年以后才能结果，周期太长。谷类作物，包括水稻、小麦、玉米，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优点。所以在这样的自然、地理、气候条件的背景下，黄河流域跟长江流域，就成了两种农业起源的温床。
中国不同地区的年平均气温
公元前6000多年，中国北方已有了能储藏十几万斤粮食的窖穴，1000多年后，中国南方的河姆渡人已经吃上大米饭
刚才讲的都是一些理论性的东西，那么中国农业的起源，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呢?
以前我们大体上知道，黄河流域是小米的起源地，那是一种推论，没有事实证据。直到50年代发掘西安半坡遗址，在那儿的窖穴里面和陶罐里面都发现有粟——就是小米啊。当然已经只有皮壳了，但是那个形态还是完整的。在一个窖穴里面就发现了成百斤的粟（我说的成百斤是要换算成新鲜的小米，那个皮壳没有多少分量）。半坡遗址属于仰韶文化，这个时期中国北方确实是种小米的。以后在仰韶文化的好多遗址都发现有小米，而且是两种，一种是粟，一种是黍。仰韶文化的年代大体上是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这是不是就是农业起源的时候呢？不像。我们觉得那个时候农业好像已经比较发达了。
河北磁山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石磨盘、磨棒
1976年在农业考古历史上是非常辉煌的一年。这一年在河北武安磁山一个遗址里面发现了上百个粮食窖穴，这些粮食窖穴里面，有的粮食装好后，上面封一层土，这样窖穴里面就能保持比较干燥的环境。这些粮食窖穴中有80个里面还保存有粮食，当然都已经成为皮壳了。当时做了一种叫做灰象法的研究，认为是粟。最近的研究证明里面还有黍和其他一些作物，但是以粟和黍为主。把这些窖穴里面储藏的粮食换算成新鲜的小米，有十几万斤。这里发现的粟比过去所有遗址曾经发现的加起来都多，而它的年代是公元前6000多年，这一下子把农业的起源提早了一千多年。同时还发现做得非常好的农具三种，一种是石铲，翻地用的，证明这个时候已经知道翻地了；一种是石镰，就是石头样子的镰刀；还有一种就是石磨盘、石磨棒——加工谷物的。与磁山几乎同时发现的河南新郑的裴李岗遗址，发掘出的农具跟磁山的几乎一样，只是石铲、镰刀都带锯齿，比磁山的更先进了。差不多同时在甘肃的大地湾窖穴里面发现有粟，而且还是一把，穗子还有，捆在一起。以后在辽宁新乐、沈阳这些地方也发现了小米。所以这样一来，整个黄河流域，甚至再往北一点的内蒙古、辽宁这些地方都发现有这两种作物，年代都是公元前六千几百年，最早的差不多接近公元前7000年。前不久，北京大学与北京市文物考古所合作发掘了北京西郊门头沟的东胡林遗址，这个遗址的年代距今是一万多年，最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发现也有小米。
这样，我们是从后面一直往前推，实际代表了农业发展的几个阶段。也就是说像东胡林这样的，可能是农业的萌芽阶段，它当时的主要的食物恐怕还是靠野生采集、捕猎，少量的栽那么一点谷类作物，除了这个石磨盘、石磨棒以外，我们没有看到石镰，也没有看到翻地的工具。
但是第二个阶段，即公元前7000 年到5000 年这个阶段，也就是相当于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这个阶段，我们把它叫做确立期，农业在人类生活中间已经确立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农业产品已经成为食物的重要构成部分。我们看到磁山有那么多的谷物遗存，证明农作物应该是食物构成的重要来源。而这个时候除了种植谷类作物小米以外，还养猪。所以这个时候的农业，已经跟后代的农业有非常明确的联系了。在这个时期，中国整个北方都种植两种谷类作物，工具有了进一步发展，更能看得出来的就是聚落——人生活的村落扩大，人口明显增加。这种聚落扩大，人口增加，一定是有粮食生产这个基础。所以我们可以推测，这个时候旱地农业有了比较大的发展。
再往后发展呢，我们叫它龙山时代，年代大概相当于公元前3000 年到公元前2000年。这1000年是一个扩展期,就是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向外传播。传播到哪里？主要是:一是往东传到朝鲜半岛，传到现代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一部分到了日本的九州半岛，这是旱地农业；一是向西传播到甘肃，新疆；还有往南，长江流域有一些水利条件不好的地方，也种小米。我这是讲的旱地农业。
那么稻作农业呢，也有类似的这么一个发现过程。稻作农业，最早考古学者开始注意的是湖北，湖北京山县的屈家岭和天门县的石家河，这两个地方叫做屈家岭文化，地层中间发现了有稻谷的遗存。这个遗存是稻谷的壳，本来掺在泥里面，后来这样的泥用于盖房子抹墙，房子失火，墙壁的土被火烧成红色，我们在考古上把这种土叫做红烧土，因此泥里面的稻谷壳的痕迹就留下来了。就在这两个地方，发现了红烧土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稻谷壳。那个时候鉴定这个稻子是栽培稻，而且是粳稻。大家知道，稻谷有两种，一种叫籼稻，一种叫粳稻。籼稻，北京人喜欢说机米，就是我们吃的那种长长的机米，现在像秦国米也是籼稻；粳稻，北京人喜欢说是大米，像北京的京西稻、天津的小站稻、还有什么盘锦米，那都是粳稻。湖北的这两个地方出现的稻谷是粳稻。经过测年，这两个地方是公元前2000多年的遗存，也就是说离现在有4000多年了，中国4000多年以前就种稻子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但是后来类似的发现非常非常多，在长江流域比它早的有的是。
1976年更大的发现出来了，那就是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遗址。为什么呢？河姆渡遗址在离海不远的地方，被海水淹了，海泥遮盖了这个遗址。这样很多有机物就保留下来了。因为跟空气是隔绝的，又在地下一定的深度，这样冬夏的气候变化对遗存不发生作用，它等于是恒温隔氧的，海泥里面还含有一点盐分，可以起保护作用。这样，那里就发现了很多东西，在别的任何遗址里面都没有见过。比如说盖房子的木料，几千根木头，而且还有榫卯。河姆渡遗址的年代是公元前4500到5000年，也就是离现在6500到7000年，保护这么好，在考古学上有许多突破性的发现。那里的房子是一种所谓干栏式房子——地上埋桩，上面辅地板，再在上面盖房子。当时的人们在加工谷物的时候，一些皮壳掉在地板下面了，堆积成上百平方米，包含大量的稻谷壳、稻叶，经换算也是多少万斤。同时那里还发现了翻地的骨耜（南方叫泥铲，是专门挖泥的），是用牛的肩胛骨做的，第一次发掘就发现70多个。遗址有些陶器上还画了画，有的画的是稻子黄了以后低着头的，一束一束的。很多人看了，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么早稻作农业已经有这么发达，河姆渡人能吃大米饭！特别有意思的是，竟然在一个陶釜的底上发现了一块锅巴，这证明它确实能够把稻子加工成，完全把壳去净了，可以做成大米饭了。
我开始研究农业的起源，就是因为这两个地方，一个是河北的磁山、一个是浙江的河姆渡。以前外国人说，这个稻作农业是印度起源的，或者东南亚，或者是什么山地，我就想研究研究到底稻作农业是哪里起源的。
大家想，河姆渡的稻作农业这么发达，当然不是起源的时候，稻作农业的起源应该更早。在上世纪80年代，在湖南洞庭湖西边的澧县，发现一个遗址叫做彭头山。这个遗址也发现了很多红烧土，里面有稻谷壳。而且彭头山遗址发现的陶器里面也掺着稻壳。研究发现它们也是栽培稻，不是野生稻。彭头山的年代是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7000年，又比河姆渡早了一两千年。
在1993年，我跟美国的一个农学家马尼士合作，在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做考古工作。马尼士在美洲做过40多年的考古，把美洲的玉米的起源弄清楚了。原来最早的玉米，只有两三厘米高，以后越长越大，是人工培养的结果。以后马尼士又在西亚研究过小麦、大麦的起源，所以他对农业起源研究有着非常丰富的考古经验。我们一块到江西万年仙人洞，旁边还有一个洞，叫做吊桶环，我们在两个洞穴挖了半天，非常遗憾，没有找到稻谷的遗存也正常，那是公元前1万多年以前的遗址，而且是洞穴遗址，没有找到稻谷的遗存也正常，但是我们找到了稻谷的植物硅硅酸体，平常我们叫它植硅石。大家可能不知道，稻子的稻叶上面有一种特殊形态的硅酸体，这种硅酸体不会烂，它在土壤里面一定要在高倍显微镜下才能分辨得出来。因为这种特殊形态，稻子跟别的植物都能分开，就是说尽管我们没有找到稻子，但是找到了稻子腐烂掉了以后的这种硅酸体。
就在这同时，在湖南省南部道县玉蟾岩，那个地方是湖南省现在的考古研究所所长袁家荣主持发掘，他竟然发现了两粒稻子，同时也有硅酸体。后来，我跟美国哈佛大学的另外一位教授巴尔·约瑟夫合作，共同发掘湖南道县的玉蟾岩，虽然动作很大，但只发现了一粒稻子。这粒稻子又像野生稻，又像栽培稻。我们就是要找这个，这才像刚刚起源时候的东西，年代呢，是公元前一万多年。
我们把这些情况联系起来，从后一直往前推，像玉蟾岩和仙人洞的稻作农业应该是第一个阶段即萌芽期，刚刚开始栽培。我想这个时候的稻子，在当时人的食物的构成里面不会占重要的地位。第二个阶段就是确立期，就是像彭头山文化那样的一个阶段，公元前7000年到5000年。那时已经有大量的谷物出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发展期，这相当于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阶段，也包括河姆渡。这个阶段已经发现有农田了。我这里加一句，稻作农业的地一定是平的，因为地里面要装水，水多了不行，水少了不行，所以它必须要有个地块，周围有田埂，水多了要排掉，水少了要浇灌，这是稻作农业比旱作农业麻烦的地方。但是我们在彭头山遗址就发现已经有了田块的萌芽。最近河姆渡旁边又有一个遗址，叫做田螺山，我们现在还在发掘，在它周围我们探测出大概有八九十亩那么大一块稻田区。第四个阶段是扩展期，也是最后一个阶段。扩展到哪里去？三个方向：第一条路线是东面。东面先从长江流域到华北，到山东半岛，再从山东半岛到辽东半岛，到朝鲜半岛，到日本的九州，到日本的本州，这条路线非常清楚。可是在日本，大部分学者主张水稻是从长江口传过去的，路线很近，而且中国的稻作农业长江是一个中心。我提出来的这条路线，他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是这样？这是按照稻谷考古发掘的年代来确定的一条路线。我主持发掘过山东半岛栖霞县的杨家圈，在那里发现有水稻，属于龙山阶段，公元前2000多年。然后在辽东半岛的大连，也发现有稻子，是公元前1000多年。以后在朝鲜半岛跟日本九州都没有发现过超过公元前1000年的稻谷。因此才确定了这条路线。另外比如说日本的遣唐使，基本上也走的是这条路，因为这从陆地上走比较方便。从山东半岛到辽东半岛中间有一个长岛，过去叫庙岛群岛，我在那里也做过考古工作。很明显，在辽东半岛可以发现属于山东半岛文化的东西，可在山东半岛却没有发现过属于辽东半岛的东西，这就说明传播的路线是从南往北。辽东半岛到鸭绿江口，考古发掘中有很多东西都像，可是鸭绿江口的这些东西跟山东半岛的就很不相同；而从鸭绿江口到朝鲜又有很多东西像，但是把朝鲜的东西跟辽东半岛比又不像了。所以后面我提出一个叫接力棒似的传播路线。我们知道，农业不是一个东西，比如说一件瓷器，假如有贸易路线，可以传得很远，哪儿的人都可以买。稻作农业不是大米，不是稻谷，是一个产业。农业的开展需要有农业知识，要知道怎么样育种，怎么样栽培，怎么样收割，怎么样加工，是一系列的问题，这是文化。这个文化它不可能传到一个自己根本不知道的地方去，比如说当时长江口有那么几个人跑到日本去，日本人怎么能让他来搞稻作农业呢？而且从长江口到日本去有没有可能呢？有的日本学者说可能，没准有个风暴，或者有个海流可以让人漂过去，我说那不是九死一生的嘛，九死一生跑过去还传播农业，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而按照接力棒理论就好办了，我跟你是邻居嘛，我怎么种的你也知道，这样就可以一站一站地传过去。第二条路线是东南亚，这里我就不详细讲了。第三条路线是西南，包括云南西南，云南是最后传播的路线。当然到了云南，还可以接着传，比如说缅甸等等。
我以上讲的这些都有考古学的依据。依据考古发掘的年代和农学家对这些稻谷遗存的分析，我们的结论就有了科学基础。
中华文明为何从未中断，缘于两个农业体系大而互补
事实上，到公元前四五千年的时候，中国南北两个农业体系就已经形成了。
在北方，就是以种两种小米为主的农业体系。这一农业体系中还种有别的东西，比如桑、麻，还有一些经济作物，比如豆子，有些地方也种稻子，以后又从西方引进了小麦、大麦。关于小麦、大麦，过去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就提出来过，认为是外来的。过去主要的谷类作物在北方，就是两种小米。不知道大家读过《诗经》没有？《诗经》里面就是很多地方讲黍、稷，黍稷，黍稷稻梁，黍就是现在的黍;稷，有人说是另外一种黍，有人说就是粟。《诗经》里面也有稻梁这些词。直到汉代以后，小麦才在中国的北方大量种植起来。在这样的农业体系中，家畜以猪为主，同时还产生了对应的耕作制度和农业工具，总体构成了一个农业体系。所以，我们提出在黄河流域的中国北方地区，出现了一个以种植粟和黍为主要农作物的旱地农业体系。
在长江流域呢，形成了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农业体系。在这个农业体系里家畜也是以猪为主，但同时有水牛。
这两个农业体系的形成对中国来讲极为重要。为什么？这两个农业体系在两个地方，但两者又紧挨着。北方旱地农业歉收了，南方的水地农业可以做补充；南方水地农业歉收了，北方旱地农业可以做补充。而且这两个农业体系涵盖的地方非常大，大家翻一下地图就知道了，比伊拉克要大好多倍，比埃及也大好多倍，比古印度那块地方也大好多倍。这两个大而互补的地方，会起一种什么作用？因为大，它就有一个宽广的基础，而中国周围都还是采集狩猎经济，没有强势文化。即使有一个比较强势的文化来干扰，它这个核心地区也是稳稳当当的。西方就不是这样了，尽管有的地方发展程度很高，但它比较脆弱，有一个野蛮民族入侵，一下子就把它消灭了。所以不管是像伊拉克两河流域的文化也好，古埃及文化、古印度文化也好，都中断了。现在的埃及人不是古埃及人的后裔，现在的印度人也不是古印度人的后裔，两河流域也一样。只有中国这个地方没有中断过。这是中国文明的一大特点。中国文化的特色，就以这个广大的农业为基础，而且是两个农业体系，就像双子星座似的，拧在一起。
上排三字为甲骨文“来”字，下排三字为“麦”字
中国农业起源尚有许多未解之谜
第一个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存，至今发现很少，北方就更少了。要把农业起源的根本问题弄清楚，这一部分工作还得继续做。大家想一想，我曾经在仙人洞遗址挖了很长时间，一个稻子没找到，只找到了硅酸体；在玉蟾岩，汇集了世界顶尖的农学家、农业考古学家，但是大家的发现也很有限。这就告诉我们，要把中国的农业起源真正说清楚，还要做很多工作。
第二个，就是考古发掘的人很多缺乏农业知识，于是有很多的农业遗存被当作一般的土扔掉了。所以在考古学方面，要大力推广农业考古知识，否则像现在这样基本建设规模如此之大，到处都需要抢救性发掘。这种发掘粗糙得很，很多信息都给丢掉了，非常可惜。所以我一再呼吁，与基本建设相关的考古工作，也要仔细做，否则损失没法弥补。
第三个，对农具的研究不够。我们常常是拿了一种形状的东西，像个铲子，我就说是铲子；像个镰刀，我就说是镰刀。实际上农具应该根据它的使用痕迹作研究。比如说镰刀，用它割过谷物后会留有硅酸体，而硅酸体会发出一种硅质光泽，这用光图一看就知道了。而这部分工作，我们现在还没有人做。在考古发掘中发掘出一把铲子，这铲子当然是可以翻地的，但也可以是挖坑、挖沟的。那么翻地的铲子有什么特点？翻过的地跟没翻过的地，在土壤的结构上是不一样的。这个工作，我们也没怎么做。
还有一个，就是有些农学家对野生祖本的研究不够。比如，我们知道栽培稻有粳稻、籼稻两种。过去农学家就认为粳稻是籼稻变来的。现在的研究发现，野生稻就分粳和籼。实际上普通野生稻还不止这两种。栽培稻呢，就有一点麻烦。栽培稻的基因一般很难保留。所以，以后在找到河姆渡这样的遗址的时候，要特别加以保护。
中国的农业，在它起源的时候，就在世界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往后中国农业的发展又走了一条非常特殊的道路。有意思的是，现在我们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也是在农业起源地湖南，把我国农业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谢选骏指出：中国的文物保护工作为何无从下手？因为共产主义消灭了产权。中国的文物名义上“属于国家”，实际上不属于任何管理者，所以无法得到认真的保护。如果按照这种“没有产权”的自然状态的逻辑，中国的农业根本发展不起来——因为那样一来，任何人都可以掠夺或摧毁任何人的房产和农牧产业，任何人都以自然的名义进行“共产”……那就不会有任何文明的诞生了！从“农业的起源否定了原始共产主义”的角度看——农业的起源创造性地解决了领地冲突的问题——因为游猎社会里的领地概念，只是弱肉强食的动物主义，那些自然资源是天生的公共资产，谁抢到了就是谁的；但农业社会的领地概念，则是辛苦经营的文明版图，自然资源已经加工成为个人财富，谁创造了就是谁的了。在这种意义上，“原始共产主义”只能是一种动物行为；农业的起源和发展都需要不断否定这一动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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