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技术社会的梦魇”是真的吗

网文《技术社会的梦魇》（马丽 JANUARY 29, 2018）报道：

今日人类社会的首要环境，已经不再是自然，而成了“技术”。人类面对的问题也越来越呈现出技术性特点，如大气污染、化学泄露、飞机失事、行政制度等问题。技术将今日世界的政治、社会、科学、教育和经济活动都支配在了一起，任何一位政客、经济学家、教育者、科学家都无法不借助于技术来作决策和行动。我们已经长期生活在一个技术社会，如同金鱼不太在意鱼缸里的水一样，尽管这水对它施加了最大的影响力。不管在东方或西方，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担忧看待日趋成为现实的“技术极权主义”。从人类身份和空间融为一体，甚至被“折叠”，人们自然会问技术究竟解放了我们，还是在奴役我们？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法国社会学家和思想家埃吕尔（Jacques Ellul）曾说，“在现代世界，一种最危险的决定论是技术现象。问题不在于怎样除掉它，而是靠一种自由的行动来超越它。”在他的代表作《技术社会》开篇，他给出一个定义说，“‘技术’（technique）就是人们理性得出的方法之总和，而且已经在人类活动的每个领域都发挥出绝对效率。”机械、科技和为达到某目的的方法，都受“技术”驱动，但“技术”又不完全等同于这些。

技术往往与权力同构

不管中国或美国，看一看大学课程所教的内容，不外乎都是方法、材料和程序，为的是培养出更会理性计划、更有工作效率的人。对此埃吕尓不无讽刺地说：“今天对一个人的最高美德的要求，就是他（她）要会适应这个社会。”（To Will and To Do, 192.） 而适应技术的社会化常态，就是适应社会的一部分。

现代人普遍成为了那些对技术盲目乐观的人。很多人期待下一阶段的技术进步，就是人工智能。自动化让技术性活动成为“自我指导性”的。到那时，人会成为一个测试和记录的角色，而不再需要进行复杂的决策。 如此，技术就会实现一种自我扩张。人因此会被解放出来。无可置疑的是，技术进步为人类生存拓展了极大的可能性，也是不可逆转的。

技术的一个特点是，它极容易与权力形成“同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技术的确有一种“伦理中立”的假象。但当权力隐藏在技术背后时，技术就显出獠牙来。当意识形态控制和技术极权结合在一起时，会制造出一种类似电影《完美风暴》程度的“完美极权主义”。埃吕尓在他另外一部经典著作《宣传》中对意识形态控制进行了更细致的论述。这里更需要注意地是，他对国家与技术联姻的分析，写成为《政治的幻象》一书。最近，很多人开始用“魔幻”一词来形容公共事务发展的不可思议。人们也许诧异于民主国家和集权国家的政治，居然可以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相似之处。因缺乏对技术极权特点的反思，当代政治舞台的很多作为，都只是为自己制造出一些幻象。一切问题都最终成为政治问题，因为现代国家首先是一个巨大的官僚机器，由类似的技术元素支配。这正是韦伯曾经描绘出的无处不在，无法逃离的现代的“理性铁笼”。

埃吕尔思想中最精彩的，是他对技术之“内在特性”的论述，即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十八世纪之前，人与社会的关系是本地化的，不同地域之间存在技术上的多样差异，如此也就更多限定了人在技术过程中的决策。但到了全球信息时代，技术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力和牵制力已经越来越大了。他说到，“技术已经成为一种客观的，而且可以像实物那样被传播开来。因此，它带来一种文明的合一，不管它运作的环境或国家是怎样的。”（同上，78）然而，很多人却没有意识到的是，技术的一个发展趋势是它的整体性，因它将在不同地区的应用一致化。例如，警察检测技术在各处都可以是一样的，用趋同的技术和设备（电子眼、脸部识别）来实现。但是，当技术全面嵌入到一些社会制度（国家、军队、学校、工厂等）中，同时也会产生出潜在的危险，埃吕尓称之为“技术监狱”，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被严密监控着。无形的监控者和被监控者之间，已经出现了一种权力支配的不对等：监控者可以使用技术信息，选择性侵犯被监控者权益；或者当技术信息本应作为客观证据时，可以被监控者销毁。这就很容易发生权力滥用、缺失公正。

即便在一个有自由、民主的国家，技术也让国家成为一种极权主义的制度，可以将其公民的生活完全吸纳进去。

技术常常被人们视为中性、客观的产品，可以由发达国家作为技术援助输送给欠发达地区，因此就具有一种“普世性”。的确，技术的脐带仿佛把整个地球村都连为一体。但是，这点就会让人误以为一个技术机构要遵循的规则，不再是公义或不公义的规则，而只是纯技术层面的“规律”。 在输出技术、产业、融资帮助的过程中，国家利益和政治目的会掺杂进去，破坏接受国或地区的经济公平。这会催生一种新的技术殖民主义。

埃吕尔的兴趣广泛，涉及法学、伦理学、社会学和神学。他著述之多，到今天仍被人从法语翻译成英语。在社会学领域，他的代表作品包括《技术社会》、《宣传》、《城市的意义》等。在法学领域，他著有《法的神学基础》等。他还写了很多圣经注释书。他的作品庞杂，学科跨度非常大，以至于有人说，若不了解他的写作风格，简直很难想象这些书都是同一个人写出来的。对于那些期待可以借阅读来强化自己本来就有的观点的读者，他们就不太适合读埃吕尔的书。对于那些更具有批判性的读者来说，埃吕尔会很对他们的胃口。

埃吕尔对一些主题的兴趣是先知性的。当“技术”和“革命”在他那个时代并不是大家谈论的问题时，他就写出让半个世纪之后的人看了仍拍案叫绝的著作。我相信他的著作虽然很晚被学界知道，但却是不过时的，原因在于，他善于紧扣伦理原则来分析社会现象，对当代人的处境富有一种理解性的同情，但又一针见血不妥协。

埃吕尓并不是一位想要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式的批判家。有人认为他对技术进步对人类社会过度悲观的预测，让他更像是一位看到末世光景的先知。埃吕尓的悲观不是来自于技术本身，而是来自他对人性的洞察——人在挣脱物质匮乏的限定，以为获得史无前例的自由时，往往已经陷入史无前例的捆绑中。作为神学家的埃吕尔认为，自己“是一个未来之人，不是一种暂时的、逻辑性的未来，而是指向终末（eschaton），是一个与当下这个世界决裂的未来。……我们相信这一真理比环绕我们的现实更真、更实在。”（Presence, 50-51）

埃吕尔的深刻祛魅感，让他能既批判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批判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资本主义危机和社会主义危机的一致性，是他著作的一个常见主题。例如，《宣传》一书剖析了大众传播带来的社会性意识形态灾难，不只是发生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现代宣传的目标，不再是为了转化人的观点，而是激发一种积极、神秘性的信念。” 科学和艺术没有起到平衡的作用，反而助长了这一趋势。正因此，埃吕尔也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定义为“绝对拒绝暴力”的意思），他和妻子甚至用退隐深山的小组交谈团契的方式，实践一种去权力架构的社群生活。

谢选骏指出：埃吕尔以上所说的“技术社会的梦魇”是真的吗？一个插曲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埃吕尔演讲《技术的背叛》。美国技术哲学研究会成立时邀请埃吕尔讲话，由于埃吕尔不愿意踏上美国的土地，故录制了这段演讲。在演讲中，他坚持使用法语。因此在视频中，你听到的是埃吕尔的法语演讲，和技术学会成员的英文翻译。 原视频在埃吕尔的网站（http://ellul.org/），挂在油管。”——在我看来，这与其说是“技术社会的梦魇”，还不如说是“爱侣儿自己的梦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