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击埃博拉需要“全球策”（2014-08-06 人民日报）报道：
人类正在同不断蔓延的埃博拉疫情赛跑，但却如世界卫生组织所指出，疫情发展速度超过了人们控制它的速度。今年2月，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几内亚出现，目前疫情已达到自该病毒被发现以来的最大规模。在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与尼日利亚4国，埃博拉病毒已造成超过800人死亡。
为什么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被发现的埃博拉病毒今天仍然造成如此大挑战？研究人员认为至少有三方面原因。一是人员流动在加速，边远乡村地区与城镇地区的联系比以往更加频繁。此次暴发埃博拉疫情的西非地区与此前暴发疫情的地区相比，人口更多，城镇化率更高，人口流动性也更强。二是部分西非国家受发展水平限制，医疗防疫体系依然十分落后。三是人类社会在应对病毒突袭之类的非传统安全方面，整体防范机制仍显滞后。
埃博拉疫情给全球敲响了警钟。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类创造无限发展机遇的同时，新的挑战也随之生成。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为恶性传染病蔓延创造了可能。
埃博拉疫情最初看上去像是个别欠发达国家的局部问题，但在今天的地球村中，它可以迅速演变为地区甚至全球性问题。索马里海盗能够切断全球经济的运输命脉，西非的埃博拉病毒同样可以穿透全球卫生防疫体系的网络，威胁整个人类的生命安全。没有哪个国家是孤岛。随着全球关联性增强，局部的公共卫生和防疫问题成为整个地区乃至影响世界的问题，印证了当今国际关系内涵的重要变化。
打赢这场埃博拉阻击战需要全球合作。从目前来看，西非地区应对疫情蔓延的能力有限，疫情跟踪、流行病学检测、实验室支持等方面亟须国际社会加大援助力度。非洲开发银行行长唐纳德·卡贝鲁卡表示，受影响的国家急需紧急援助，以建设医疗卫生系统。中国红十字会已经向几内亚提供了紧急医疗物资和人道主义现汇援助。中国驻这些国家的医疗队也在积极参与防治疫情。
与此同时，埃博拉疫情给西非国家整体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冲击也不容忽视。旅游禁令、关闭边境通道等措施在眼下实属必要，但对当地经济打击巨大。利比里亚总统约翰逊—瑟利夫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埃博拉病毒“攻击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具有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从长远来看，推动全球防疫体系的进一步完善，需要世界各国在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整体经济发展战略、对外政策等方面进一步增进协调配合。埃博拉疫情再次提醒人们，应对全球性挑战，唯有从共同利益出发，积极展开合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某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被逐渐边缘化、不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它们终将会以另一种方式来制约全球的稳定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下一步如何帮助当前暴发疫情的西非国家完善防疫体系，也是一个如何让这些国家更多地分享经济全球化成果、进而维护全球稳定的问题。
谢选骏指出：上面所说的“全球策”，其实就是一种“中国策”。
《全球创新治理的中国策》（2016年05月30日 新华社）报道：
从华盛顿到布鲁塞尔，从“创新增长方式”到“新工业革命”，科技创新大潮奔涌，各国争相抢占先机。这场全球竞争，中国不会缺席。
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谋定而后动。中国近日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简称《纲要》），为新时期创新工作提出顶层设计和行动指南，对中国经济社会和科技事业发展意义重大。
顺应大势谋长远
放眼国际，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是大势所趋。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任期内先后３次发布国家创新战略报告，从战略上进行科研布局调整；欧盟“地平线２０２０计划”整合欧盟各国科研资源，同样强调以创新带动增长。
中国已经发现，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条的中低端环节、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让自身付出了高昂的资源和环境代价；中国也已经明白，只有努力创新，才能跟上世界潮流，把握发展的主动权。
科技部副部长王志刚说，创新发展是国际竞争的大势所趋，是民族复兴的国运所系，是国家发展的形势所迫。
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霍国庆对新华社记者说，中国用短短３０多年的时间，跨越了要素驱动发展和资本驱动发展两个阶段，开始逐步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纲要》出台恰逢其时。
国际科学与政策研究专家也认为，在发展战略上，中国已经作出正确选择。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亚洲项目副研究员罗德·瓦伊说，中国政府鼓励创新和创业的举措是正确的，能够从根本上推动中国从现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约瑟夫·福迪指出，以创新推动经济转型和增长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从长远角度看，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将主要来自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立足现实布全局
《纲要》的战略部署清晰有序，任务目标明确合理。根据《纲要》提出的“三步走”战略，到２０２０年、２０３０年和２０５０年，要分别达到“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和“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３个目标，而每个目标都与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相呼应，并为后者提供支撑。
“这些战略目标用词精准、用意深远，并且具有很强的现实基础，”霍国庆认为，“经过３０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出现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科技创新组织和科技创新企业，培育了一批具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的人才队伍，形成了较为有利的创新与创业平台体系和文化氛围。”
不过，尽管近年来中国科技亮点频现，屡屡为世界瞩目，但科研创新整体水平仍有待提高。《纲要》提出的目标和规划，充分体现了这种从国情出发的现实性和合理性。比如其中的“六大转变”就提出，创新能力要从“跟踪、并行、领跑”并存、“跟踪”为主，向“并行”“领跑”为主转变。
此外，促进创新也并非毫无章法地一拥而上，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结合实际寻求重点突破。《纲要》指出，在关系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的重点领域，要部署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
在各个科研领域中，要充分论证、把准方向、明确重点。正如科技部部长万钢所说：“今后需要支持的重要领域有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这些研究能够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多重保障促转变
对于战略目标如何实现，战略部署如何落实，《纲要》也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多重保障，其中许多举措直接对准当前的创新阻力和难点。
例如，《纲要》提到“双轮驱动”——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两个轮子同步发力，专家认为这一提法“切中要害”。
霍国庆说，目前制约科技创新和社会全面创新的关键仍在于体制机制问题，“双轮驱动”就是要直面这些顽症，鼓励用智慧和艺术去破解这些难题，让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走上正途。
此外，《纲要》还从改革创新治理体系、多渠道增加创新投入、推进开放创新、完善评价制度、实施知识产权标准和品牌战略、培育创新友好的社会环境等６个方面提出了保障措施，旨在运用改革、法治、开放等多种手段，为创新驱动保驾护航。
对于中国创新驱动发展的前景，中外许多专家都表示乐观。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协会研究员张孟军说，《纲要》是在不断深化对创新的认识基础上提出的，部署清晰、保障有力、内容丰富，“三步走”目标“完全可以实现”。
英国《自然》杂志执行主编尼克·坎贝尔也直言，中国政府非常强调科研在驱动创新和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正朝着全球科研领导者的方向快速迈进，未来数年内，中国有可能成为对全球科研发展贡献最大的国家之一。
谢选骏指出：上文健谈，但是眼界狭窄，依然停留在“中国策”的阶段。
《化解钢铁产能过剩需要“全球策”》（2017-10-18 中国联合钢铁网）报道：
面对当前的全球钢铁产能过剩问题，世贸组织各成员应从根本上消除不正常的贸易障碍和壁垒，为创建公平、公正、可预期的国际市场环境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作出积极努力
4月中旬以来，印度先后对原产于中国的热轧板卷、不锈钢板等钢铁产品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而在此之前，欧盟和美国更是以反倾销为名，频繁对中国钢铁产品发起贸易救济调查。人们不禁要问，难道寻找一些借口对中国钢铁产品采取所谓的“双反”措施，就能解决全球钢铁产能过剩问题吗？
钢铁产能过剩是世界总需求下降带来的全球性问题。近年来，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基础设施、工业建设以及居民消费等都呈下降势头，市场供需关系发生巨变，进而导致全球钢铁的有效需求疲软。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全球粗钢产量高达16亿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其中有6亿吨产品属于过剩产能。该组织预测，到2017年，中东、非洲和拉美等地区的炼钢能力还将分别增长50%、20%和10%。与此同时，诸如欧盟等地区的钢铁业在能源、环境、劳工方面的成本却居高不下，普通或低端钢材生产的盈利空间狭小，在全球范围缺乏竞争力。
在此形势下，任何以邻为壑、相互指责的行径，不仅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全球钢铁产能过剩和钢铁产业发展问题，反而会对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形成阻碍。历史已经证明，贸易保护主义只会带来“双输”的结局。一些国家和地区不应把产能过剩和成本高企作为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而应采取符合自身国情和发展阶段的积极措施。中国的大门一直是对各国开放的，同时也希望各国的大门对中国也是敞开的。对于任何贸易保护主义限制措施，中国必然要按照世贸组织有关贸易救济规则，进行积极的抗辩，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为中国企业争取公平公正待遇。
要真正化解全球钢铁产能过剩，应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同时持续发力。作为钢铁生产、消费和贸易大国，中国高度重视并努力化解自身钢铁过剩产能。中国政府已在今年初明确提出严禁钢铁行业新增产能，并且在近几年淘汰落后钢铁产能9000多万吨的基础上，承诺从今年起，用5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至1.5亿吨。这充分展示了中国政府“去产能”的决心。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则加强了有关国家和地区的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有效带动了钢铁需求。
与此同时，中国也一贯主张审慎、克制、规范地使用贸易救济措施，愿意通过各种对话磋商机制与世贸组织各成员进行真诚沟通，并鼓励中国钢铁企业与国外同行通过贸易、投资、技术合作等多种形式谋求共同发展，化解贸易摩擦。2013年，中欧面对金额高达200多亿美元的光伏贸易摩擦案件，经过政府、行业、企业等多层面合作，最终以“友善的方式”圆满解决。中欧双方所表现出的灵活务实态度和解决问题的智慧值得称道，这为世贸组织成员不断发展贸易关系、实现互利共赢，积累了又一宝贵经验。面对当前的全球钢铁产能过剩问题，世贸组织各成员也应从根本上消除不正常的贸易障碍和壁垒，为创建公平、公正、可预期的国际市场环境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作出积极努力。
来源：经济日报
谢选骏指出：一年有余，摸着石头过河的瞎子们，又开始了从“中国策”到“全球策”的摸索了。因为，“全球策”就是“中国策”。为什么“全球策”就是“中国策”呢？因为，“全球策”和“中国策”，都是《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的派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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