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党锢之祸与瘟疫大流行

《党锢之祸》报道：

党锢之祸指中国古代东汉桓帝、灵帝时，士大夫、贵族等对宦官乱政的现象不满，与宦官发生党争的事件。事件因宦官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终生（终生禁止仕官）而得名。前后共发生过两次。党锢之祸以宦官诛杀士大夫一党几尽而结束，当时绝大部分的言论以及日后的史学家多同情士大夫一党，并认为宦官捕杀士人伤及朝廷根本，为黄巾起事和汉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伏笔。

士人“党”的形成

东汉桓帝、灵帝时，当权者分为宦官、外戚两派，交替专权。宦官党有侯览、曹节、王甫等，他们任用私人，败坏朝政，为祸乡里，如侯览曾夺人宅舍三百八十一所，土地一百一十八顷；其兄谋财构陷无辜，聚敛上亿的财富。相对而言，外戚一党的窦武等人却比较清正[1]，因此太学生郭泰、贾彪、李膺等人与外戚一党联合，对宦官集团进行激烈的抨击。这些人通常被称作士人，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士大夫。他们品德高尚，时称君子，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外号：

三君指窦武、刘淑、陈蕃三人，为“一世之所宗”，即值得世上人学习的榜样；

八俊指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寓八人，为“人之英”，即人中英杰；

八顾指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八人，为“能以德行引人者”，即道德可以为他人榜样的。

八及指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八人，为“能导人追宗者”，即可以引导其他人学习三君等榜样的。

八厨指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八人，为“能以财救人者”，即不惜家财，救助有难者的。

当时人以这些人为君子，朝中大臣自公卿以下，都畏惧被他们指责贬损，皆登门拜访他们。

第一次党锢

起因

延熹九年（166年），宦官赵津、侯览等党羽与张汎、徐宣等人为非作歹，并故意在大赦之前犯罪，期望以此逃脱惩罚，而官员成瑨、翟超、刘质、黄浮等不畏权贵，在大赦以后仍然按律处置了这些人。宦官等人向桓帝进言，桓帝听信一面之词，重处了这些官员。

发展

朝中重臣、位列三公的太尉陈蕃、司空刘茂一同向桓帝进谏。桓帝不悦。刘茂不敢多说。陈蕃独自上书，以汉初申屠嘉召责邓通，董宣追劾湖阳公主的例子，为受罚的官员们辩解，并要求桓帝“割塞近习与政之源”，清除宦官乱政的不正之风。桓帝不理他，而宦官等人更加嫉恨士大夫们，虽不敢加害名臣陈蕃，但对其他人则大加报复。

朝中大臣、地方官员以及民间百姓大多站在士人一边，纷纷指责宦官乱政，为非作歹，排斥忠良。结果却被纷纷免官，成瑨刘质等最终在狱中被害，岑晊、张牧等人逃亡得免。

河南尹李膺，在大赦后处死了蓄意在赦前杀人的张成之子。张成为宦官党羽，宦官一党遂让张成弟子牢修上书，诬陷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士人、宦官间的矛盾在此爆发。

兴狱

桓帝大怒，诏告天下，逮捕并审理党人。太仆卿杜密、御史中丞陈翔等重臣及陈寔、范滂等士人皆被通缉。太尉陈蕃认为“罪名不章”，拒绝平署诏书。桓帝见诏书无法生效，干脆跳过司法程序，直接让宦官负责的北寺狱审理此案。李膺、陈寔、范滂等人慨然赴狱，受拶指而不改其辞。

当时被捕的大多是天下名士，民间所认同的“贤人”。度辽将军皇甫规以没有名列“党人”而被捕为耻，上书“臣宜坐之”，要求桓帝连自己一块儿治罪。桓帝没有理他。

陈蕃再度上书，以夏商周三代之事劝谏，言辞激切，桓帝嫌他多嘴，以陈蕃提拔的人才不好的罪名免去了他的太尉一职，改以光禄勋周景为太尉。并罢免了司空刘茂，改以光禄勋宣酆为司空。

结束

同年十二月，桓帝窦皇后的父亲槐里侯窦武为城门校尉，他名列三君，同情士人，于次年（即167年）上书求情。同时，负责审理此案的宦官王甫等人也为党人的言辞所感动，取消了对他们的酷刑。

李膺等人在狱中故意供出宦官子弟。宦官等害怕牵连到自己身上，向桓帝进言，说天时到了大赦天下的时候了。于是同年六月庚申日，改元永康，大赦天下。党人等获得释放，但放归田里，终身罢黜，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

士人当政时期

建宁元年（即168年）汉灵帝即位，窦皇后被尊为皇太后。窦武因身为皇太后父亲而被任命为大将军，陈蕃再度被任命为太尉，两人与司徒胡广一起掌握朝政。名士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人得以重新被起用，民间大多认为，贤人在朝，太平盛世快要来了。

宦官首领曹节、王甫等人则在窦太后面前谄媚侍奉，窦太后多次在他们怂恿下乱下命令。

陈蕃、窦武等人认为宦官这样干涉朝政，不是了局，于是私下商议，趁日食的天象上书太后，要求革除宦官参政，但窦太后认为从汉元帝时就有宦官参政，是正常现象。虽在窦武等人建议下处死了宦官管霸、苏康等，却保护曹节等人，不愿士人处罚他们。

第二次党锢

九月辛亥政变

不久，又出现太白金星经房宿，由上将星入太微垣的天象，当时的人认为这是不祥之兆，象征奸佞在皇帝身旁，大将军有灾难。窦武等人准备动手除去宦官曹节王甫一党。

九月辛亥日（九月初七），窦武轮到休假日，出宫回家。宦官偷出他的奏折，得知了士人的计划，因而连夜歃血共盟，发动政变。宦官们与皇帝的乳母赵娆一起，蒙骗年幼的灵帝，格杀亲近士人的宦官山冰等，抢夺印、玺、符、节，胁迫尚书假传诏令，劫持窦太后，追捕窦武、陈蕃等。

年过八旬的陈蕃闻讯，率太尉府僚及太学生数十人拔刀剑冲入承明门，到尚书门因寡不敌众被擒，当日遇害。

窦武驰入步兵营起兵对抗。名将、护匈奴中郎将张奂此前率军出征，此刻刚回到京师，尚未了解局势，宦官等人假传诏令骗过了他。张奂误以为窦氏叛乱，遂与少府周靖率五营士与王甫所率领的千余虎贲军、羽林军一起进攻窦武。窦武被重重围困，无奈自杀；他的宗亲宾客姻属及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等人皆被族灭；虎贲中郎将刘淑、尚书魏朗等也被诬陷而被迫自杀；窦太后被软禁在南宫，李膺等再次被罢官，并禁锢终生。

议郎巴肃参与了窦武的计划，但宦官不知道，只是将他禁锢而已。巴肃认为“为人臣者，有谋不敢隐，有罪不逃刑，既不隐其谋矣，又敢逃其刑乎！”自己投县官官衙就案，县官要解印与他一起逃亡，他不同意，被害。

陈蕃的友人朱震弃官痛哭，收葬了陈蕃的尸体，并将他的儿子陈逸藏到甘陵，被人告发。朱震全家被捕，都受到酷刑，然而朱震誓死不肯说出陈逸的行踪，陈逸得以幸免。

窦武的府掾胡腾收葬了他的尸体，为他发丧，也被禁锢终生。窦武的孙子窦辅，才二岁，被胡腾收留并冒认为自己的儿子。胡腾与令史张敞一起将他藏匿在零陵，窦辅也得以幸免。

张、谢上书

张奂因“平叛”的功劳被宦官们提拔为大司农，封侯。张奂因深恨自己被曹节等欺骗，害死国家忠良，铸成大错，坚决拒绝不肯受印。并在不久后趁天象变化而上书灵帝，要求为窦武、陈蕃等人平反，迎回窦太后，并推荐李膺等出任三公。灵帝认为他说得有理，但宦官们纷纷进谗言，改变了灵帝的想法，反而追究张奂的责任，张奂自赴廷尉，被拘留数日，罚俸三月。最终也被罢官回家，禁锢终生。

郎官谢弼上书也为窦武、陈蕃等人鸣冤，要求迎回窦太后，却被宦官贬职杀害。

大狱兴起

建宁二年(169年)，宦官侯览丧母回乡，大起茔冢。东部督邮张俭举奏︰“览贪侈奢纵，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起立第宅十有六区，皆有高楼池苑，堂阁相望，饰以绮画丹漆之属，制度重深，僭类宫省。又豫作寿冢，石椁双阙，高庑百尺，破人居室，发掘坟墓。虏夺良人，妻略妇子，及诸罪衅，请诛之。”侯览派人拦截奏章，张俭于是破坏侯览冢宅，没收其资财，再次上奏侯览罪状以及侯览母亲生时交通賔客干乱郡国的罪过。此次奏章再次被拦截。侯览、张俭因此结下仇恨。张俭乡人朱并为人奸邪，被张俭弃用，因此心怀怨恨，侯览收买朱并，让他上书诬告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以俭及檀彬、褚凤、张肃、薛兰、冯禧、魏玄、徐干为“八俊”，田林、张隐、刘表、薛郁、王访、刘祇、宣靖、公绪恭为“八顾”，朱楷、田槃、踈耽、薛敦、宋布、唐龙、嬴咨、宣褒为“八及”，刻石立碑，共为部党，而俭为之魁。"汉灵帝因此诏刊章捕俭等二十四人。张俭四处流亡，在路途上，看见人家就前往投宿（“望门投止”），没有不愿意冒灭门之祸而不收留他的，张俭在众人的帮助下，得以逃到塞外。因为收留他而被追究灭门的，前后有数十家之多，郡县也因此残破。

又此时宦官曹节见李膺、杜密等名望仍在，“又惧善人害己”，借此机会向灵帝进谗言，诬陷党人“欲图社稷”，意图谋反。年仅十四岁的汉灵帝被他们欺骗，因而大兴大狱，追查士人一党。李膺、杜密、翟超、刘儒、荀翌、范滂、虞放等百余人，被下狱处死。在各地陆续被逮捕、杀死、流徙、囚禁的士人达到六、七百名。

是为第二次党锢之祸。

(备注︰部分史书以为翟超在延熹八年任用张俭为东部督邮就认为张俭牵涉入第一次党锢之祸，甚至写张俭杀了侯览的母亲，是导致第一次党锢之祸的其中一原因，但其实根据陈蕃给汉桓帝的奏章可知在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之前，翟超只是没收了侯览的财产“览之从横，没财已幸”。张俭与侯览真正交恶在建宁二年侯览的母亲去世回乡办丧事时发生，而“张俭杀侯览母亲”的谣言应是因为此时张俭把侯览母亲的坟冢破坏而以讹传讹而成。根据《后汉书.党锢传》、《后汉书.宦者传》以及《廿二史札记》所梳理事情原委，张俭与侯览交恶是第二次党锢之祸的起因，因而《李膺传》才会有“张俭事起”后李膺陷入第二次党锢之祸而死。)

党锢再起

172年，皇太后窦氏去世，宦官示意司隶校尉段颎逮捕太学诸生千余人，太学生被牵连进党锢之祸。熹平五年（176年）闰五月，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鸣冤，要求解除禁锢，灵帝不但没有听从，反而收捕并处死曹鸾。接着，灵帝又下诏书，凡是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一律罢免，禁锢终身，并牵连五族。党锢的范围扩大，波及更多的无辜者。

结局

编中平元年（184年）春二月，黄巾之乱兴起，汉灵帝怕党人与黄巾一同作乱，遂于夏四月丁酉日大赦天下，免除了亲属关系与党人在小功以外者的禁锢。

中平六年（189年）三月灵帝死，九月董卓掌权，废少帝立献帝，并借献帝之名派使者吊祭陈蕃、窦武等人。事隔整整22年，东汉朝廷才算正式为陈窦等人平反。

影响

东汉桓、灵二帝之前，宦官、外戚虽然专权，但有名臣陈蕃等人主持朝政大局，士大夫、豪强等心向朝廷，局势尚未到不可收拾的境地，即《后汉书》中所说的“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但两次党锢之祸后，清正的官员不是被害就是被禁锢，宦官更加为所欲为，残害百姓，因而激起民变，酿成黄巾之乱。士大夫、豪强离心，于是黄巾之乱以后群雄并起，东汉最终走向了灭亡。

评价

范晔《后汉书》的评价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鲠直之风，于斯行矣。夫上好则下必甚，桥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若范滂、张俭之徒，清心忌恶，终陷党议，不其然乎？

赞曰：渭以泾浊，玉以砾贞。物性既区，嗜恶从形。兰莸无并，销长相倾。徒恨芳膏，煎灼灯明。”

翻译：

在桓帝灵帝当政期间，政务荒谬，国家大政出自宦官之手，士大夫们羞于和他们为伍，所以匹夫、处士们愤然议论朝政，于是互相品题，议论公卿大臣，评价朝政得失蔚然成风。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矫枉必须过正，原本就是这个道理。像范滂、张俭这样的人，清高自首，疾恶如仇，最终被当作朋党，也是这个原因啊。

赞曰：渭水因为碰到泾水而显出它的污浊，玉放在石头间才显出它的坚贞。事物的本性有所区别，善恶自然显露。遗憾的是，为了照明，不得不点燃芳香的油脂。

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评价

“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属，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

翻译：

臣司马光说：“天下有道的时候，君子处于朝廷，以道来处罚小人的罪过，没有不服的。天下无道的时候，君子隐匿不发议论，想躲避小人们的陷害，也未必能成功。党人们生在昏乱的时代，不能处朝堂之位，想用口舌议论来拯救天下大局，却激怒了和虺蛇虎狼一样残暴的宦官们，遭到残酷的刑罚，连累朋友。士大夫们被害死了，国家也随之亡了，真是让人悲痛的事情啊！”

吕思勉版《中国通史》的评价

“此时的士大夫和贵族，都是好名的，都是好交结的。这一者出于战国之世贵族好养士，士人好奔走的习惯，一则出于此时选举上的需要，在第七章中，业经说过了。当时的宦官，多有子弟亲戚，或在外面做官暴虐，或则居乡恃势骄横。用法律裁制，或者激动舆论反对他，正是立名的好机会。士大夫和宦官遂势成水火。这一班好名誉好交结的士大夫，自然也不免互相标榜，互相结托。京城里的大学，游学者众多，而且和政治接近，便自然成为他们聚集的中心。结党以营谋进身，牵引同类，淆乱是非，那是政治上的一个大忌。当时的士大夫，自不免有此嫌疑。而且用了这一个罪名，则一网可以打尽，这是多么便利，多么痛快的事！宦官遂指当时反对他们的名士为党人，劝桓帝加以禁锢，后因后父窦武进言，方才把他们赦免。167年，桓帝崩，无子，窦后和武定策禁中，迎立了章帝的玄孙灵帝。太后临朝。窦武是和名士接近的，有恩于窦氏的陈蕃，做了太傅，则其本身就是名士中人。谋诛弄权的宦官，反为所害。太后亦被迁抑郁而死。灵帝年长，不徒不知整顿，反更崇信宦官，听其把持朝政，浊乱四海。而又一味聚敛奢侈。此时乱源本已潜伏，再天天给他制造爆发的机会，遂成为不可收拾之局了。”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见党锢之祸与黄巾起义，未见瘟疫流行

才是颠覆汉室的根本一击——这是天亡汉朝，“非战之罪也”！

邪恶的汉室，消灭了望门投止的义士，也就消灭了自己存在的依据。

《东汉末年分三国——改变历史的一次大瘟疫》（刘焕的书房）报道：

说到历史上的瘟疫，大家首先想到的便是在欧洲令人谈之色变的黑死病，即鼠疫，这是随着蒙古西征带去欧洲的一种疾病，造成了欧洲十分之一人口的死亡，最终反而导致了文艺复兴的到来，欧洲迎来了新世纪的曙光。而在中国，明朝末期和清朝后期也先后爆发了鼠疫，也对历史造成了一定影响。

但要说到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瘟疫，当属东汉大瘟疫。

东汉王朝是由王族刘秀起兵，战胜王莽末年起义的绿林军、赤眉军而建立的，史称“光武中兴”，东汉王朝因为是复辟建立的，所以在整体的国势上采取了守势。虽然东汉整体保守，但是东汉毕竟也有一个汉朝的名号，凭借着西汉的强大威望，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多次打击匈奴的余威，窦宪联合了投降汉朝的南匈奴，一同击败了北匈奴，勒石燕然，创造了不亚于霍去病的功勋，同时，班超收复西域，东汉王朝居然再次达到了全盛的地步。

汉和帝永元年间，东汉国力达到极盛，被人称之为“永元之隆”，然而汉和帝未能解决贯穿东汉始终的外戚乱政，加上东汉王室一贯的短命，汉和帝只活了27岁。

东汉王朝在国势上采取守势的同时，十分推崇儒学教育，社会风气十分淳朴，但是到了东汉末年桓灵二帝时期，政治腐坏，社会风气奢靡，在一种末世感的狂欢中，东汉王朝生病了。

公元168年，汉灵帝即位，即位不久的他，搜刮钱财、卖官鬻爵，不久后的公元171年，东汉京城洛阳开始流行了一种伤寒，在那个社会发展条件还十分弱的时期，这种伤寒一开始只被认为是风寒，并未得到及时的关注。

几年之后，从洛阳、南阳开始，整个中原大地都开始流行起了这种伤寒，随着疫民越来越多，连汉灵帝都不得不停止了游乐，开始重视起了此瘟疫。

历史记载的这次瘟疫或许就是最早的病毒性传染病，一般来说，病毒性传染病怕高温，等到了夏天，病情自然好转了，汉灵帝觉得是上天保佑，又开始玩乐了起来，而且对敢于纳谏的官员继续打击，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

事实上，东汉王朝并没有消灭此瘟疫，以当时的认知水平更不知道“病毒”、“传播”这些现代词汇，还以为是上天的保佑。就在东汉王朝继续醉生梦死的时候，天气的转冷让瘟疫再度爆发了。

公元173年，即汉灵帝熹平二年，瘟疫再度卷土重来，同时，瘟疫所在的地区也从洛阳、南阳扩散到了整个东汉十三州地区，这次瘟疫成为了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威力最大的瘟疫，出乎人意料的是，这场瘟疫整整持续了六年之久。

相关史料记载，这种疾病主要症状为：由动物传播，死亡率很高，患者通常会发高烧，咳喘，最后气绝而亡，而且有着极强的传染性。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瘟疫中，时年20岁的南阳人张仲景感触极深，晚年的他回忆道：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也就是说，他本来是大家族的一位贵公子，因为这场瘟疫，200多人的宗族十年内病死了三分之二，看到如此惨状，张仲景十分悲愤，他决定亲自学医，医治此病，他用棉布做成了面罩，亲自深入疫区，了解病情，后来他把总结的一套方法写成了一本书，就是著名的《伤寒杂病论》。

甚至传说，张仲景为了让病人都能吃到他的药物，把药物包在了面皮中，分发给大家，这就是“饺子”的由来。

《伤寒杂病论》后来成为了中医学者必读的书目，甚至有“不明本论（《伤寒论》）者不可以为医。”的说法，而张仲景也就此奠定了在医学的地位，被称为“医圣”。因此，大家也就知道了，为何东汉时期盛产神医了，比如张仲景、华佗，实在是那场史无前例的大瘟疫导致的。

大瘟疫导致强盛一时的东汉王朝开始衰落，数百万人口的死亡让全国弥漫了一股悲观末世的感觉，这个时期，讲究修仙成道的道家思想开始在民间重新流行了开来。

大家都知道，西汉时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曾经在战国时期煊赫一时的墨家和道家思想遭到沉重的打击，墨家就此消亡，一直到清末才随着西方思潮复兴，谁也没想到的是，道家思想居然重新流行了开来。一部分儒学家将老子的“清静无为”思想和儒学中的“谶纬”结合，发明了一种名叫“玄学”的学科，整天清谈，讨论一些所谓的“玄远旷达”的事迹。这种清谈的思潮一直延续到西晋时期，在羯族石勒起兵后，他对于这种清谈深恶痛绝，并下令活埋了西晋的清谈领袖王衍。

与此同时，那场瘟疫会导致病人身体寒冷，于是一种毒品，名叫“五石散”的开始流行开来，服用的人会浑身燥热，精神狂躁，可以说，魏晋风度的狷狂一部分就来自于五石散，鲁迅先生专门写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来论述。

同时，普通民众的悲观感和恐惧感与日俱增，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名叫“于吉”的方士，将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道家、名家等各种思想融为一炉，写了一本名叫《太平经》的书籍，这本书包罗万象，不仅有阴阳五行、太极八卦，还有各种神仙方术，也有一些治病救人的知识，总之，谁得到这一本书，哪怕只有一册子，都很有裨益。

公元173年的大瘟疫中，不堪重负的河北大地上，遍地疫民，河北巨鹿的三兄弟，名叫张角、张宝、张梁三人，决定利用《太平经》创立一种教派，把它命名为“太平道”，这种太平道宣传上天有鬼神，要求大家都要有敬畏之心，崇敬鬼神，否则必将遭到报应，可以说，太平道的思想比较驳杂，甚至有墨家“明鬼”思想的影响。

墨子思想的四大核心中就有“明鬼”的思想，是殷商鬼神思想的遗留——虽然东汉中期，张道陵已经在四川鹤鸣山创建了“五斗米道”，可是相比温和的五斗米道，教义极端的太平道显然更能得到民众的喜爱，在末世感的悲观中，人们急切需要信仰的寄托，人人自危下，太平道在河北有了几十万的信众，就此张角在河北大地传教十年，拥有几十万的信众。

公元184年，河北大地徭役兵役繁重，民不聊生，该年又爆发了瘟疫，张角决定发动起义，他大力宣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得到了河北大量民众的拥护，就此，轰动全国的黄巾军起义发动，黄巾军起义席卷了东汉五个州，一下子发展到几十万人的规模，在内忧外患中，东汉王朝已经只剩下了一个空壳子。

汉灵帝命令左中郎将皇甫嵩率领大军平叛黄巾军起义，在颍川一地，一位29岁的年轻人率军大破黄巾军，斩首数万级，随后收编了大量的军队，成为自己的部队，他被任命为济南相，在任期间大力整治，“政教大行，一郡清平”，他就是曹操。

由此，这场东汉末年的大瘟疫终于导致了东汉王朝的全面崩溃，也开始了东汉末年分三国的历史进程。

然而，这场瘟疫并未结束，此后又多次爆发，在《三国志·武帝纪》里记载的赤壁之战写道：“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也就是说，甚至赤壁之战时期，这种瘟疫又再度流行了开来，赤壁之战曹操的失败，除了有周瑜诸葛亮的指挥外，还有瘟疫对北方士兵的巨大打击。

赤壁正好就在今天的湖北——在这场瘟疫的打击下，东汉王朝的百姓由于条件落后而大量死亡，三国建立时期，中国的人口从5000万减少到了1000万，固然有战乱的因素，但也有瘟疫的影响。

在那个时代，人民普遍短命，而谁最长寿，谁就能成为最大的赢家，比如寿命相当于曹魏三代君主的司马懿。

在建安二十二年中原地区的大瘟疫中，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竟有四人染病而死，他们是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眼看着好友一个个死去，魏文帝曹丕悲痛万分，他沉痛地回忆道：“昔年疾疫，亲故多摧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 ……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曹操之子曹植为了纪念这场大瘟疫，写了一篇《说疫气》，里面写道：“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

曹植并没有迷信，他在《说疫气》明确指出，“疠气流行”的传染病并不是鬼神导致的，而是一种传染性疾病，只要做好预防，完全可防可治。

可能经历了大瘟疫的洗礼，后来的魏蜀吴三国都很注重内政治理，崇尚节俭，然而，统一后的西晋又忘记了曾经的教训，又开始奢侈腐坏开来，并且导致了长达八年的八王之乱，好不容易安定下来的中原大地上，数十万人死亡。

公元314年，也就是那场大瘟疫流行的141年后，匈奴攻破西晋首都，永嘉之乱爆发，西晋王朝灭亡。

永嘉之乱后，中国北方大地进入了“十六国”的混乱局面，而中国的再一次统一居然要等到275年后的隋朝。

西晋的灭亡证明了，瘟疫固然可怕，腐坏的政治更加可怕。今天的我们，不能忘记瘟疫的教训，更要做到科学的防护，毕竟2000年前的曹植就提出了，不要信鬼神，要信科学。

谢选骏指出：上文哪里懂得，人类的科学和异教的鬼神一样，都不可信——君不见二十一世纪的武汉瘟疫，彻底改变了中国和世界？事实上，汉末瘟疫大流行，不仅摧毁了万恶的汉朝，也瓦解了帝国的僵尸结构——揭开了南北朝隋唐两宋元明清所构成的“第二期中国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