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耳曼尼亚志>：世界上最危险的书》（2015-07-29）报道：
△纳粹把《日耳曼尼亚志》按自己的目的使用
为什么世界上会有个德国，这个问题可能需要追溯到公元9年。当时，罗马将领瓦鲁斯率领三个罗马军团，从高卢出发，跨过莱茵河，试图把广阔的被称为日耳曼尼亚的地区并入罗马帝国。但在现在靠近德国奥斯纳布吕克的地方，罗马军团遭到了阿米尼乌斯率领的日耳曼部落的伏击，几乎全军覆没。
这是罗马人所遭遇的最严重的军事失败，却是德国人的骄傲，路德曾说“我心中充满对阿米尼乌斯的爱”。
此后，罗马帝国的统治和影响都局限在莱茵河以西和多瑙河以南地区。这块被称为日耳曼尼亚的地域脱离了罗马文化。日耳曼人保持了其原有的桀骜不驯，对罗马帝国的霸权虎视眈眈，到了公元5世纪终于摧毁了罗马这个庞大的帝国。
如果说阿米尼乌斯为德国的存在提供了某种可能性，那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则为德国的存在提供了精神上的指导。在德裔哈佛古代史教授克里斯托弗·B·克雷布斯《最危险的书》中，作者把目光投向了德国之所以存在的另外一个原因——塔西佗那本薄薄的小书《日耳曼尼亚志》。
《日耳曼尼亚志》中描述的日耳曼人
克雷布斯教授认为这部完成于公元98年、差点遗失于中世纪的《日耳曼尼亚志》，在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15世纪被重新发现并流传开来之后，变成了日耳曼民族主义者的圣经。随后在德国一版再版，从而奠定了德国人的文化身份。
日耳曼人是困扰了罗马人多年的混杂在一起的二十几个部落，是塔西佗最早开始描写他们（凯撒对日耳曼人只有零星的记述）。
在《日耳曼尼亚志》中，塔西佗说：“我个人同意把日耳曼尼亚的居民视为世界上一种未曾和异族通婚因而保持自己纯净血统的种族，视为一种特殊的、纯粹的、除了自己而外和其他人种毫无相似之处的人。”在塔西佗的笔下，他们“有着凶暴的蓝眼睛、金黄色的头发、高大的身躯”。他们珍惜自由，不喜欢奢华，把武力上的胜利看得比一切都重要，他们“具有坚贞的品质，他们既不受声色的诱惑，也不受饮宴的引诱。无论男女都不懂得幽期密约”。
塔西佗也并非都是溢美之词，认为“又有谁愿意离开这亚细亚、阿非利加或者意大利而迁居那荒凉的日耳曼尼亚去呢？”“这些人不打仗的时候，很多时光是消磨在狩猎上面，更多的时光是无所事事，整天地吃喝睡觉，最勇敢善战的武士们现在却什么事也不做，把一切生计家务都委托给家中的妇女和老弱掌管。他们自己却沉溺于怠惰之中。”
塔西佗本人可能从未踏上日耳曼尼亚这片土地，他的书有个明确的影射意义，用来刺激他自己那软弱腐败的祖国。把日耳曼人描写成高贵的野蛮人，目的正如后来的欧洲历史学家描写美洲印第安人一样，是为了对自己所处社会的骄奢之风做出批判。
塔西佗想要说的是“自由、刚毅、道德、淳朴，这些在罗马已经无处可觅的品质，在日耳曼人身上却仍旧保存着”。当罗马人骄奢淫逸时，这些住在莱茵河附近的蛮族却对他们的领袖忠心耿耿，在战役中勇往直前，对金银珠宝不屑一顾，对神灵绝对臣服，婚前洁身自好，婚后忠贞不二。
不管塔西佗的初衷是什么，德国的知识分子们忽视了《日耳曼尼亚志》一书中明显的藐视，他们热衷的只是原始日耳曼这一观念，从而以塔西佗一书作为基础，德国人编造了自己的奇思异想之塔。
△塔西佗
德国人的解读到了14世纪，中欧地区政权分立，靠着基督教和日耳曼语维持着某种统一，当时，德国的文化精英们羡慕先进而统一的英国和法国，从而开始思考“我们是谁？”他们知道曾经有一本名为《日耳曼尼亚志》的书，是有关这片土地的最早记载。但是自从中世纪以来，这本书就失传了。
到了15世纪中期，在藏书家之间流传着一个模糊的谣言：在罗马遥远的修道院里发现了一份抄本。《日耳曼尼亚志》正是民族主义者所期待的，因为它能够告诉他们德国的起源。
1455年，《日耳曼尼亚志》在罗马的一个修道院里被重新发现的故事就像一个引人入胜的侦探小说。虽然意大利人重新发现了《日耳曼尼亚志》，但却是德国人使它成了文艺复兴期间的畅销书。
德国人引用这部罗马人所著的书，来证明自己优于罗马人。马丁·路德的追随者出版了一本拉丁版、一本德语翻译版和一本对塔西佗的著作进行评论的书。路德的继承人、宗教改革的神学领袖墨兰顿说，“希望《日耳曼尼亚志》可以帮助读者理解古代德国的力量和美德。”
顾问们给德国的腓特烈大帝进言的时候，也引用塔西佗的书，称日耳曼人从古至今都是这片土地的原住民和土著，日耳曼保持着自己的独立、自己的名字还有自己的语言。
有德国人指出日耳曼语，而并非希伯来语，才是创世纪时的语言；也有人甚至说亚当是日耳曼人。18世纪的政论家默泽尔想要证明古代日耳曼宪法具有民主性的时候，他引用了塔西佗有关民众集会的记录：“日耳曼人中，小事由酋帅们商议，大事则由全部落决议。人民虽有最后决议之权，而事务仍然先由酋帅们彼此商讨。”如果有人反问，塔西佗不也说了日耳曼人是贫穷的农民吗？“这不要紧，” 默泽尔回答说，“这是因为罗马人误解了。”
从一开始，德国人为了自己的需要就对《日耳曼尼亚志》信口开河，但是对其最严重的误读出现于19世纪科学种族论日嚣尘上的时候。19世纪的种族主义理论家和种族优越论者正是从塔西佗的书中摘出了“未被玷污”“纯粹”等语言。
当时最普遍的德语教科书中赫然宣扬：“未被污染的日耳曼人的血液在我们的血管里流淌”。在刚刚实现统一的德国，《日耳曼尼亚志》赫然雄踞所有阅读书目的榜首。各种俱乐部大肆庆祝日耳曼农夫的美德，强健的体魄和雅利安人的优越性。
纳粹利用了这本书纳粹也把《日耳曼尼亚志》按自己的目的使用。1924年，年轻的海因里希·希姆莱在坐火车的时候读了《日耳曼尼亚志》，这本书激发他想起了“我们祖先高尚、纯洁、高贵的光辉形象”，在日记中，他又加了一句“我们应该恢复这一形象”。1936年，纳粹党在纽伦堡召开了成立大会，房间里贴满了从《日耳曼尼亚志》中摘出的引言。
19世纪的种族论者利用《日耳曼尼亚志》中说的，日耳曼人未与他族相融的记录，以证明日耳曼人是纯种雅利安人的后代，所以天生有较长的头骨，而这又被颅相学看做是美德的标志。从这种观念到1935年剥夺犹太人公民权的纽伦堡法案只有一步之遥。纽伦堡法案还禁止犹太人与“日耳曼或相关血统”的人通婚或发生性行为。
到了1943年，希姆莱派兵进入意大利的一所修道院，因为传说版本最古老的《日耳曼尼亚志》就保存在那儿，但是纳粹没能如愿找到这本德国人的“黄金之书”。随后不久就出现了讽刺德军这一强盗行径的漫画。
2009年，也就是日耳曼人大败罗马人的条顿森林之战2000年之后，德国举办庆祝阿米尼乌斯胜利2000年的展览，经过多方交涉，意大利这本最古老的《日耳曼尼亚志》出借给德国进行展览，虽然时过境迁，不过也算是圆了德国人多年来的梦。
纳粹的罪行当然不能归结到塔西佗身上，《日耳曼尼亚志》并不能为德国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行为负责。但是正如克里斯托弗·B·克雷布斯说，观念如同病毒，它们寄居于头脑，并由此复制，变异，最后成为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那些日耳曼种族论的病毒整整孵化了500年，终于导致了系统性感染，并在20世纪最大的危机中达到了高潮。正如《最危险的书》所言，塔西佗没有写最危险的书，他的读者让它变成了最危险的书。
谢选骏指出：好在我已经证明，《阿古利可拉传》的作者塔西佗，不过是个公器私用、女婿吹捧丈人的劣等“史学家”，他的存在证明了罗马史学的可靠性远远低于中国史学的可靠性。所以大可放心，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里有关日耳曼人的种种说法，也很有可能是杜撰出来的，以便夸大罗马人征服日耳曼地区的难度！因为说忘记呢，日耳曼人难道不是溃败于“汉朝边境逃来的”匈奴人的吗。
《话说世界系列：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 | 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2021-06-18 摘自2020年4月陆续出版《话说世界》20卷丛书温雨）报道：
《日耳曼尼亚志》一书充满了塔西佗对罗马帝国前途的深深担忧。
塔西佗（公元55—120年）出身贵族家庭，政治上非常成功，曾历任行政长官和执政官等职，这为他撰写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切身经验和历史素材。
塔西佗的主要作品有《历史》《罗马帝国编年史》《阿格利可拉传》和《日耳曼尼亚志》，其中的《日耳曼尼亚志》颇具代表性。
一部日耳曼尼亚史
《日耳曼尼亚志》约完成于公元98年，全名为《论日耳曼人的起源、分布地区和风俗习惯》，是最早一部比较全面记载日耳曼尼亚地区历史的著作。
日耳曼尼亚为古代欧洲一地名，位于莱茵河东西部地区，其莱茵河以西地区被罗马帝国所控制。
《日耳曼尼亚志》详细记述了与罗马同时期位于莱茵河和多瑙河北部的日耳曼地区各个部落的风俗习惯与社会制度。
《日耳曼尼亚志》共46节，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说明日耳曼尼亚的边界及其居民的起源。
第二部分描述各个区域以及各个地区人民的生活习惯，同时，还论述了整个日耳曼尼亚国家及其一般的公民组织。
第三部分对日耳曼尼亚的个别部落做了比较详细的描述。
《日耳曼尼亚志》书影，全名为《论日耳曼人的起源、分布地区和风俗习惯》，最早比较全面的记载了日耳曼尼亚地区的历史，并与罗马帝国的兴衰联系起来，表达了对帝国前途的担忧。
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
塔西佗为什么要写此书呢？
他生活于罗马帝国由盛转衰的大变迁时期，帝国危机从统治集团的内部争斗开始，接着是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全面衰落。
随着征战的结束，奴隶的来源日益减少，已有奴隶大量逃亡，导致奴隶制即将崩溃。
塔西佗对所处时代进行了深入思考，意识到老朽的罗马帝国将要退出历史舞台，而在罗马帝国看来比较落后的野蛮民族日耳曼人即将掌握他们的命运。
所以他对日耳曼地区作了认真细致的考察，最后撰写成文。
塔西佗撰写《日耳曼尼亚志》并不仅仅是简单地介绍日耳曼尼亚这一地区，他将其与罗马帝国的兴衰联系起来，处处充满了他对帝国前途的担忧。
在短短的二十几页篇幅中，塔西佗将日耳曼人描绘成“高贵的野蛮人”，他们朴实无华、英勇团结、民主自由。
而对比同时期的罗马，统治阶层黑暗腐败，奉行专制统治，罗马人民日益堕落，没有更多的自由和民主。
塔西佗虽然有时庆幸日耳曼各部落之间的争权夺利使得罗马帝国不至于快速衰落：
“有6万多人死于这场战斗之中，虽不是死在罗马人的刀剑之下，但却远胜于死在罗马人的刀剑之下，因为我们可以坐享其成。我默祷着：如果这些部落不能对我们保持友好，但愿他们互相仇视起来；因为我们帝国的隆运已经衰替，幸运所能赐给我们的恩典也就莫过于敌人的内讧了。”
但是，更多时候，塔西佗对于强大的日耳曼民族还是心存恐慌。他这样说道：
“（日耳曼人）被伟大的尤利乌斯（恺撒）击败于高卢……我们不是没有损失……但到了我们发生内战时，他们又趁机袭击我们军团的冬营……但近年以来，只见我们在报捷奏凯，而不见我们真正战胜他们。”
任何一部伟大的著作都会有些瑕疵，《日耳曼尼亚志》也不例外。
经后世学者考证，塔西佗在这部著作中的一些记载明显是错误的。不过，瑕不掩瑜，这并不影响这部著作的重大价值。
塔西佗对日耳曼人及其历史的详细记载，都是前无古人的珍贵历史资料。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日耳曼尼亚志》也是我们研究德国古代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谢选骏指出：塔西佗这个阿谀奉承之徒所写的“高贵的野蛮人”，真的可信么？
《成为“自己之书”——关于<日耳曼尼亚志>》（苹果方言鸟 2023-10-16）报道：
第一节 塔西佗生平：暴君统治下的阴影始终笼罩
A 暴君“造就”杰出历史学家
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具体的生卒年月以及家业已不可考，就其作品中零星分布的自传性评述以及与友人小普林尼（Gaius Plinius Caecilius Secundus）的书信内容来看，其生在约55AD前不久，死于117AD-120AD间。其青年时期经历了“暴君”尼禄（Nero Claudius Caesar Augustus Germanicus）的残酷统治和紧接而至的“四帝内乱期”。结合塔西佗《编年史》（Annals）中其对于尼禄的统治描述为暴政的种种论述来看，有理由认为这段令人难忘的，战火纷纭的童年时光是使塔西佗蜕变为一个言辞辛辣而蔑视罗马权贵的历史学家的关键时期。
韦帕芗（Titus Flavius Caesar Vespasianus Augustus）终结罗马内乱结局，开始弗拉维王朝统治的同时，塔西佗大约也到达了完成最终学业的时期，他来到了罗马。正如其在《在与演说家的对话》（Dialogue on Oratory）中所言：“寡言少语，不善言辞被认为是可耻的。”当时代的罗马帝国学校教育中极度重视学生的演说与雄辩能力，很快塔西佗就在学习中崭露头角，逐渐展现出演说的天赋。据他的友人小普林尼在书信中称赞的：“最雄辩的演说家”并称赞其演说风格“庄重凝肃”，而他的演说风格与写作风格一脉相承，相互呼应——极具讽刺与挖苦，这种行文风格也在《日耳曼尼亚志》中鲜明体现。他在公共场合的表现很快吸引了罗马皇帝的注意，在韦帕芗之长子提图斯（与父同名）执政时期，塔西佗被任命为财务官（quaestor），这标志着他真正走入了罗马的上流圈层之中。
提图斯英年早逝后，继任的韦帕芗次子图密善（Titus Flavius Domitianus）作为专横暴戾而独断朝纲的皇帝，被认为是继尼禄后的第二任暴君——“秃头的尼禄”。其与元老院的矛盾冲突与好大喜功的征伐共同催生了其遭受刺杀的结局。正如塔西佗《历史》（Histories）所述，在其统治之下“就算没有动荡也是残酷的”。尤其其自封为监察官，试图控制公众及个人的行为及道德的行径为塔西佗所厌恶。“阿谀奉承腐蚀着当时的作品，厌恶愤恨弥漫着后世的解释。”
在《阿古利可拉传》（Cnaeus Julius Agricola）的开篇中，塔西佗直言，人生十五年的青春在图密善的统治下被折杀了。然而，就是在图密善统治时期，塔西佗平步青云，一度担任“十五人祭司团”（quindecimviri）祭司等高级官职。晋升以沉默以为代价，而沉默以血为代价：“不违抗”助长了暴君的残酷，以至于塔西佗在不断反思，最终手上沾满血迹的不是暴君图密善，而是“将赫尔维迪乌斯（Helvidius）拖入监狱的我们”（《阿古利可拉传》）。我认为图密善遇刺后诞生的《日耳曼尼亚志》同《阿古利可拉传》一样也是一部展现塔西佗反思自我，质疑权威的作品。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暴君们“造就”了这位杰出的演说家，并使他最终成为深具历史使命感的史学家。
B 《日耳曼尼亚志》的写作背景：对于罗马的失望与讽喻
图拉真在位时进行的一系列军事攻伐一定程度上巩固了罗马的疆土，削弱了包括日耳曼人在内的外族势力。然而事倍功半的军事耗资和其本身好大喜功的性格招致了不少嘲讽。83AD，他为征战卡狄人（Chatti，日耳曼部落之一）而庆贺首战告捷，然而此时卡狄人仍然未被征服。（《阿古利可拉传》）正如他的反对者所言，相比于战胜，他更喜欢庆祝。这一系列类似的“好大喜功”似乎为《日耳曼尼亚志》诞生提供了一种理由——塔西佗试图警示所有后世罗马皇帝，日耳曼尼亚尚未，且远未，被征服。而《日耳曼尼亚志》问世时，图拉真遇刺不过两年，也许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塔西佗”式的讽刺。
塔西佗的生平总是难与“暴君”脱离干系，因此其对于罗马上层统治者在心理与言辞中始终保持着距离；然而，写作此书时的塔西佗无法在实际上脱离与上流圈层的干系。因此不难想象这本书的首要受众，甚至说主要受众，就是包括罗马皇帝在内的罗马上层统治者。这两者也造就了《日耳曼尼亚志》成书的特性：借对于日耳曼民族的描述与褒扬，激起上层统治者的谨慎与重视；批判罗马现有帝国体制，力图掀起革新的思潮。当然，塔西佗并未在写作中将必然的“政治性”屈从于历史“真实性”——他同样描摹日耳曼民族不可掩盖的粗鄙与凶残，而这或许同样地也是出于政治性地保全自身的理由。
《日耳曼尼亚志》中存在着大量的隐射式的对比，这些地方同样可以看出典型的“塔西佗”式的行文风格：讽刺而含蓄。全书中并无一字指摘罗马帝国之现状，却似乎处处言罗马之实景。“但无论如何，他们是不像他们的邻居那样汲汲于想占有和使用金银的”“他们具有这样坚贞的品质：他们既不受声色的蛊惑，也不受饮宴的引诱”“笞打奴隶，囚禁奴隶或罚奴隶做苦工的事是很少遇到的”……此类“别有用心”的论述在文中比比皆是。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站在塔西佗叙述反面的罗马最终分裂，灭亡，一切似乎都在照着塔西佗所担忧而未明言的道路发展。
第二节 可信度的质疑：罗马——日耳曼交互语境里的“日耳曼”还是真正的“日耳曼”？
A 孤证难立：《日耳曼尼亚志》缺乏佐证的尴尬境地
令人遗憾的是，关于日耳曼各个部族的历史描述，除了考古材料外，没有其他同样产生于公元一世纪末左右的文本以旁证《日耳曼尼亚志》；也许唯一具有一些对举价值的是恺撒大帝所写《高卢战记》——塔西佗本人也在《日耳曼尼亚志》中指出了伟大的尤里乌斯的记载的价值所在。然而，《高卢战记》对于日耳曼部族的记载仍然是琐碎的，仅仅能在几个民族上找到重合的影子。因此，似乎可以说，《日耳曼尼亚志》诞生之初就陷入了一种缺乏佐证的尴尬境地：一方面，缺乏佐证意味着绝对的权威性，催生了文本内部意义的夸张化趋势；另一方面，更加严谨的史学家们则对于处理这则史料感到颇为棘手，因为其难以仔细辩证，因而在运用中收获负面反馈的几率大增。
当然，存在一些“更加琐碎”的历史文本，譬如老普林尼所撰《自然志》和史特拉波所撰《地理志》中某几个章节，然而我目前没有作阅读对比。
B 难解难分的日耳曼（Germanic）与德意志（Deutsche）
“日耳曼”的说法从何而来呢？古希腊的地理学家皮提亚斯(Pytheas)在旅行记中最初报道了日耳曼人的存在，而真正使用“日耳曼”这个名称，要到恺撒大帝的《高卢战记》，用于泛称莱茵河东侧的民族。据目前可信度最高的理论认为“Germani”来源于高卢语中“ger”(邻近)与“mani”(人)组合而成，也就是说，高卢人最早用“Germani”称呼他们东侧的强邻。事实上，“Germani”自诞生初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非日耳曼民族的自称。值得指出的是，自公元4世纪起一系列民族迁徙（或者说蛮族入侵），日耳曼人与欧洲各地原住民族群混同的现象激增，整个欧洲到处都存在日耳曼人的影子。
“德意志”的说法则明显较晚，最早出现于公元8世纪，用于指法兰克王国东部的日耳曼部落所讲方言，可能由古高地德语“diutisc”（大众的）衍生而来。德意志的确为日耳曼部落的一支，大致是如今德语区民族的先祖。
如今来看，“德意志”与“日耳曼”的种属关系显而易见，也许我们可以承认，“德意志”是“日耳曼”文化上甚至族群上的重要组成元素，但二者始终不存在完全的继承关系。然而，这一本该清晰无疑的关系却在后世中因政治性的篡改与引导，严重影响了德意志民族甚至其他种群的历史认知与心理认同。
C 日耳曼部族内部的差异与血统的纯正：怎样划定古罗马时期“日耳曼”概念的空间范围？
“未被划分的日耳曼尼亚：在它与高卢人，瑞提亚人和潘诺尼亚人之间，有莱茵河和多瑙河为界；在它与萨尔马泰人和达契人之间，有些地方为群山所阻断，有些地方则因为彼此猜惧而互相隔离；至于其他一方，则为一片大洋所围绕，那片大洋环抱着许多广阔的半岛和庞大的岛屿。”
根据《日耳曼尼亚志》开头对于日耳曼民族聚集地的描述，大致可以确定，塔西佗时期对于“日耳曼民族”的分布认知是：位于莱茵河东岸，多瑙河北岸，大约如今德国以东，奥地利以北的未开化民族的泛称。因此，日耳曼（Germanic）自诞生之初就不尤指某个单一民族或人种，更多地是一种地域上的，甚至文化上的概念。因而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塔西佗的论述存在着“前后矛盾”之处：在文章第一部分，塔西佗明确指出了日耳曼民族的典型特征：崇尚武力，然而在第二部分具体描绘各部族的情形时，却又出现了“安享着过度的，使人萎靡不振的太平之福”的车茹喜人（Cherusci）。因而可以说，塔西佗所描述的典型的“日耳曼民族”形象似乎充其量只是一种浮泛的造物，只能在宏观层面保全其可信度，一旦聚焦于个体，便彰显出种种矛盾与漏洞。
可不可以运用塔西佗本人有限的描述来进一步缩小“日耳曼”的概念空间呢？我觉得有点难。如果是凭借他对于日耳曼民族品性的描述，那未免过于抽象；就组织体制而言，日耳曼民族体制的松散与多元也使得此路不通；“凶暴的蓝眼睛”“金黄色的头发”“高大的身躯”“对寒冷和饥饿安之若素”似乎是一些足以证明日耳曼人“除了自己而外和其他人种毫无相似之处”的例证。但是哈佛大学古典学教授克里斯托弗·B·克里布斯指出，这种形象“的确只是类似于希腊人和之后的罗马人眼中的许多异族的典型形象，而其他作家过去就曾经将这种典型形象用来描述埃及人和西徐亚人，在此仅举两例即已足够。”他甚至指出，“游荡在塔西佗字里行间的日耳曼人在许多方面都是典型的北方蛮族形象”。也就是说，不能依凭《日耳曼尼亚志》自身来进一步细化“日耳曼”的范围：塔西佗很可能并没有到达阿尔卑斯山以北，所谓的“barbarian”之地；但就他《历史》中对于莱茵的细节性叙述而言，他很有可能到过莱茵河防线（也许是他一生距离日耳曼人最近的地区）。如果是这样，他应该有相当多的渠道获取关于日耳曼民族的信息，但很遗憾，它们很可能都不是一手资料。我质疑《日耳曼尼亚志》里所有展现出的“日耳曼”形象，很可能完全来源于莱茵河防线以南的罗马人内部对于日耳曼民族的认知，而这很有可能不是“真正”的日耳曼民族形象——莱茵—多瑙防线的维持，导致长期以来日耳曼民族与罗马的交融性可以微弱到不计。只有塔西佗在文中指出的厄尔门杜累人（Hermunduri)，被视为罗马化了的日耳曼人，唯一罗马不设防的日耳曼部落，体现出了罗马对于日耳曼民族的单向影响。所以，塔西佗真正到达蛮族之地探查，在理论上来说是不可能的（何况他是罗马高官呢！），因而他也无法获得一手资料。
所以，我个人没有找到可以深入了解的资料以辅助我细化“日耳曼”概念，但至少可以得出结论：《日耳曼尼亚志》的对日耳曼民族的描述，其真实性相当可疑。
第三节 中世纪的粉饰与捏造为日后《日耳曼尼亚志》的曲解埋下祸根
A 皮科罗米尼
1458AD，成为锡耶纳主教的艾尼·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Aeneas Sylvius Piccolomini），或者用他更加有名的称号——“庇护二世”（Pope Pius II）将会回想起四年前在法兰克福会议上宣讲的“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和对抗土耳其人的战斗准备”。那是一场振奋人心的演讲，然而其最终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德意志人并没有响应他的号召参加圣战。无论如何，如今他回到罗马，着手于撰写一部描述当时的德意志人的历史著作——《德国志略》（Account of Germany）。它包含了皮科洛米尼本人对于“德意志”的经验性描述，以及一些关于古代“德意志人”的叙述，值得一提的是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似乎就此首次被明确引用，尽管这一引用粗浅，偏狭，影响深远。
皮科洛米尼成长于锡耶纳，才干与贫穷促使他离开锡耶纳大学，游历欧洲诸国，接受人文主义教育。其在法兰克福帝国议会的那场精彩演讲上受到腓特烈三世（Friedrich III）的赏识，1443AD被调往维也纳任腓特烈三世的私人秘书。他在德语地区度过了二十余年的人生，期间他深切地体会到当时“德意志”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皮科罗米尼不但是杰出教宗，还是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回到罗马后，他积极地参与教宗事务，并利用他在德意志地区的经历优势，稳固打造了“德意志的代表”的形象（《庇护二世闻见录》Commentarii）。然而其却受到了德意志教士的讥讽：罗马千方百计压榨德意志民族，造成了德意志的衰退现状，然而庇护二世无动于衷。为了探讨“德意志的现状与罗马教廷关系”这一命题，试图标榜自己“德意志的代表”的皮科罗米尼决定以检讨历史予以回击，于是《德国志略》便诞生了。
概括来说，《德国志略》有两大历史影响，而且都是很不好的历史影响：1.它将“日耳曼人”（Germanen）与15世纪的“德意志人”这两个不同时代的族群视为具有完全继承关系的同一个民族，于是，作为“德意志人始祖”的“日耳曼人”概念就在历史上诞生了。这种要命的曲解会甚至持续到20世纪40－50年代，一些德国的别有用心的政客与所谓学者将这一误解同《日耳曼尼亚志》一起“发扬光大”。而这一误解则也许来源于皮科洛瓦尼的行文需要——要叙述“罗马”与“德意志”在古时的渊源，而作为单一民族的“德意志”历史不可考，于是将“日耳曼”与“德意志”作简单的代换，从而引述“日耳曼”历史，而这显然窄化了“日耳曼”的概念。2.为了论证“罗马教廷给德意志民族带来光明”，在歌颂当时德意志民族的进步与文明的同时，他迫切需要一些古例以作反面对比，以指明“没有罗马教廷的古德意志粗鄙野蛮，是罗马教廷改变了这一切”，于是在《德国志略》中日耳曼人“需要”被描述为凶残落后的蛮族。而《日耳曼尼亚志》恰恰给出了一些清晰明了的批评。他甚至在文中指出，“科尼利乌斯·塔西佗所描述的德意志甚至比其他古代经典作家的叙述更为凶蛮残暴。”（相较于恺撒和史特拉波而言），这对于他来说真是绝妙的例证呵！于是他就断章取义地寻章摘句，将塔西佗原文中的批评之处转述，一定程度夸张，从而成功塑造了一个可怕的蛮族形象。而这种绝对的丑恶形象，似乎是后世某些刻板印象的源头。
B坎帕诺皮科洛米尼于1464AD去世后，保罗二世继任。1470AD尼葛洛庞帝（Negroponte)落入苏丹穆罕默德二世（Faith Sultan Mehmet）之手后，他要求腓特烈三世于1471AD在雷根斯堡（Rengensburg）召集帝国会议，其目的也很明确：征集德意志军队参加圣战。教士詹南托尼·坎帕诺很快就被选来充任征集演讲者。从许多方面来说，坎帕诺都深入地“继承”了皮氏：这次慷慨淋漓的演讲仍然没有达到原有目标——德意志人仍然没有参与圣战，因为它由于会议争论压根没有发表；通过大量的阿谀奉承美化德意志民族；自然，《日耳曼尼亚志》也被坎帕诺大量引用。
当然，坎氏也有着自己的“发挥”，皮氏在处理《日耳曼尼亚志》时仅仅是“断章取义”，而他比皮氏更加大胆地改编，扭曲原作。例如原文中“墨丘利（Mercurius）是他们最尊敬的神，甚至在某些特定的日子里，杀人来祭他也不为非法。”，到了坎帕诺笔下，他们摇身一变成为了基督徒，而罗列出的以人祭献媚于神灵的民族里，则把他们又悄悄隐去；原文中“在传说中，有许多次已经溃败或将要溃败的战役都被一些妇女们挽救过来了。这些妇女们不断地祈祷着，并且袒露着胸脯……”，到了坎帕诺笔下，“传说中的”日耳曼妇女们不局限于祈祷，竟然拿起了武器，与敌人展开肉搏。值得一提的是，坎帕诺没有在原文里明确指出引用《日耳曼尼亚志》，我认为这并不代表着他没有接触这本书（考据古代日耳曼人，这是绝对绕不开的“孤证”），而他也很难找到可以推翻或修改塔西佗说法的历史证据。我觉得他不但确实阅读了《日耳曼尼亚志》，这种处理还展现出了坎帕诺的狡猾之处：由于隐去了出处，因而难以考据，于是给自己的修辞腾出了施展空间。
坎帕诺对于“日耳曼”的真正态度是不是像他在演讲中的那样赞美之情溢于言表呢？他寄给意大利旧交的书信无情地说出了真实：其中的一些表达对允许他返回罗马的恳求—德意志的现在和过去同样野蛮而难以忍受。1495AD，这些书信作为其作品集的一部分出版时，德意志的许多读者对他的两面派行径充满愤怒。尽管如此，那篇未发表的演讲却似乎比这些书信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演讲稿通过手抄本和刊印本很快地流传出去，而在之后的世纪里，伟大的基督徒日耳曼人形象成为了德意志民族精神谱系中璀璨而无可置疑的一颗明星。
C维泰博的安尼乌斯
几乎与坎帕诺的书信丑闻同时，另一桩丑闻也在传开：1498AD，伪书《古史汇编》（Antiquities）在罗马出版，而这本著作的作者则是神秘的维泰博的安尼乌斯（Annius of Viterbo）。在当时，对于德意志人来说，这是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因为他们从书中得知，他们的先祖乃是“泰斯克”，即一个诺亚的先前不为人知的儿子。
维泰博的安尼乌斯，本名乔万尼·南尼(Giovanni Nanni)，多明我兄弟会成员，凭借着占星的能力成为一名教廷神学家。在《古史汇编》诞生前，他就已经涉及古文物与文献的伪造术。在这本伟大的伪书中，安尼乌斯向读者隆重介绍了这本书的作者贝罗苏斯—他自称只是贝鲁苏斯的转述者。“贝罗苏斯”在老普林尼的《自然史》中以一位公元前3世纪的巴比伦祭司形象出现，并遗留下了三卷巴比伦史。安尼乌斯苦心孤诣地“编订”贝罗苏斯的遗作，并在书中比前人更加详细地描述了贝罗苏斯的生平——尽管它们很快被人证明是无中生有。
“歌谣是日耳曼人传述历史的唯一方式，在他们自古相传的歌谣中，颂赞着一位出生于大地的神祇泰斯克（Tuysco）和他的儿子曼努斯（Mannus），他们被奉为全族的始祖。”
如上《日耳曼尼亚志》原文中，是对于“泰斯克”仅有的描述。而到了“贝罗苏斯”笔下，“泰斯克”成为了诺亚的一个之前一直不为人知的儿子；甚至相比其他民族先祖后裔，诺亚更偏爱他们。我很难以想象为什么这位出生在意大利维泰博的神学家如此执着于光耀日耳曼人先祖。无论如何，“日耳曼人先祖是被诺亚偏爱的儿子”确实在接下来的世纪里深入人心，而《日耳曼尼亚志》的考据与对于安尼乌斯的质疑则被淹没在大量《古史汇编》的改编本之中。由于安尼乌斯表面上谦卑的态度，对于修辞的严谨与“汇编”内容的诱人，激动的德意志学者们不断地流传这部伪作。正如同时期清醒的德意志人文学家比亚图斯·雷纳努斯（Beatus Rhenanus）在他的《评论集》（Commentariolus）里所讥讽的那样：“当一个人给一只公山羊挤奶时，另一个人居然伸出了筛斗接奶。”
第四节/反思 修辞立其诚
可以说，中世纪的种种断章取义，夸大其词，无中生有使得《日耳曼尼亚志》无意中助推了一股特殊的历史研究潮流行进：六经注我。即在试图论证自身提出的历史论断时，为了逻辑自洽而在古典文献中寻章摘句，以古代确立的权威性来强化自身论证的严谨。
在中世纪之后，一些启蒙运动家就热烈地盛赞塔西佗笔下西方种种政治制度的雏形诞生：孟德斯鸠认为“英国人的政治观念乃是汲取自德意志人，这套卓越的体制形成于丛林之中”，试图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与《日耳曼尼亚志》里的原始民主建构联系：“小事由诸首领商议定夺；大事则由全体民众来决议，但即使是这样一种方式，民众的决定仍然要经过各个首领预先的斟酌考量……他们还在这种会议上选举一些长官，到各部落和村庄里处理诉讼事件：每一个长官都有一百名陪审者”甚至有些学者从中看到了“议会”与“共和体制”的影子。我个人觉得不好评价这种断章取义究竟在多大层面上站得住脚，但可以肯定的是，《日耳曼尼亚志》确实有着长期以来“任人打扮”的现实。这部伟大而又缺乏旁证的作品相比作为研究主体，更多地以论据的形式存在于诸历史，地理，政治乃至法律研究著作中。
不知道如果塔西佗了解到他死后千年，纳粹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鲁伊特伯德·希姆莱（Heinrich Luitpold Himmler）于1924AD离开兰茨胡特的火车上如饥似渴地迷失在《日耳曼尼亚志》这部伟大的“种族主义宣传手册”之中时，他将作何感想。正是在自中世纪以来不断地修改扭曲后，它终于成为了一本“史上最危险的书”（阿尔那多·莫米利亚诺Alnardo Momigliano）。值得庆幸的是，二战后《日耳曼尼亚志》原著受到了众多学者的重视。然而它在流传中的某些曲解和误读缺已经深深嵌入了近代德意志民族的基因血脉之中。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的良心”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ell）在1979AD的《德国时代周刊》（Die Zeit）上居然盛情赞美《日耳曼尼亚志》使得“某些真正的日耳曼事物得以保留在一个德意志人共鸣的胸膛之中”——自然，这篇天真地混淆了“日耳曼”与“德意志”概念的文章很快遭到了古典学家们的讥刺与批判。
《日耳曼尼亚志》对今天的启示是什么？我认为首要的反思应当在于人们对于这本书价值探讨的历史进程：古往今来，我发现太多别有用心之人（学者也不例外），在塔西佗模糊的描述中狡黠地卖弄修辞技巧，将文本内容引导向对自己论证有利的解释，不惜自编自演，自说自话；而后世的某些学者，也存在着不加辨驳，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言，“实处见虚真货色，无中生有臭文章”。《日耳曼尼亚志》不应该成为一本“史上最危险的书”，更不应该成为读者所需要的一本书，我们应当将其置身于塔西佗本人所处的历史语境中，再度让它成为一本“自己之书”。
引用文献：《阿古利可拉传》《历史》《日耳曼尼亚志》《编年史》(塔西佗)《高卢战记》(尤里乌斯·恺撒)《一本最危险的书》(克里斯托弗·B·克里布斯)《德国志略》《庇护二世见闻录》(庇护二世)《古史汇编》(维泰博的安尼乌斯)《评论集》(比亚图斯·雷纳努斯)等。
谢选骏指出：上述所言，不外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陋习。这是严肃的史学家需要克服的人性弱点，但又是严肃的史学家们也克服不了的弱点——因为人在本质上只是泥土。
《从<阿古利可拉传>及<日耳曼尼亚志>略窥塔西佗的史学思想》（2020-11-21 李亦钊）报道：
摘要：《阿古利可拉传》及《日耳曼尼亚志》是古罗马史学家塔西佗早期的代表作，目前学界对这两部著作的研究还很不充分。本文拟以《阿古利可拉传》及《日耳曼尼亚志》为依托，从中分析塔西佗的史学思想及不足。
《阿古利可拉传》及《日耳曼尼亚志》都是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早期的作品。目前，国内史学界关于塔西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编年史》及《历史》这两本书上，而对于塔西佗早期的作品《阿古利可拉传》及《日耳曼尼亚志》的研究还很不足，只有少数几篇论文专门谈及这两本书①。而且，这些文章多流于一般性的介绍，研究还不够深入、细致。有鉴于此，本文即拟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切实回到原文，加以梳理、分析，力求对塔西佗的史学思想有一个切实的理解和恰当的评价。
塔西佗（约公元56—118年)是古罗马著名的政治家、历史学家，他生活在罗马帝国由盛而衰的时代，“他的作品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奴隶制帝国在走向崩溃的初期中的种种症状”[1](1)。他历经皇帝尼罗至图拉真诸朝，见证了罗马的盛极而衰的历程。他一生著述甚丰，他的传世之作共有5部，分别是《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关于演说家的对话》、《历史》和《编年史》②。
《阿古利可拉传》是塔西佗替他的岳父阿古利可拉所写的一部传记，目的是替他的岳父辩护③，说明“就是在暴君之下，也有伟大的人物”[1](2)。这部传记内容丰富，它不仅仅是一部传记，也是我们研究古代不列颠的一部文献。因为阿古利可拉曾出任不列颠总督，因此书中穿插着描写不列颠社会状况的内容。全书共分为四十六节，内容广博，包括阿古利可拉的家世和早年仕宦生涯、不列颠的地理状况及罗马人经营不列颠简史、阿古利可拉任不列颠总督时的功绩及后来皇帝多米先④对他的迫害等等。《日耳曼尼亚志》是一部关于日耳曼尼亚地区的民族志，详细地介绍了罗马时代日耳曼人的起源和风俗习惯以及日耳曼尼亚各个部落的情况。它是迄今流传下来的专门描述古代日耳曼人的开篇之作⑤，是研究古代日耳曼人的珍贵史料。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及《论古代日耳曼人的历史》中都把《日耳曼尼亚志》作为主要史料之一⑥。
一、两部著作反映出的塔西佗的史学思想
（一）道德史观，歌颂美德，倡导良好的社会风气。塔西佗主张史学之最高功能在于褒贬劝诫，他曾说：“只有这样，我认为才符合人们撰述历史的首要任务，这就是：保存人们所建立的功业，并且使邪恶的言行对后世的责难有所畏惧”[1](3)。在《阿古利可拉传》的开篇他就悲愤地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中，风气之浊如此，对美德之存冷诮如此。”[1](4)塔西佗追忆阿古利可拉，其实是为了怀念他的美德，“让我们来深深地怀念您的美德！因为一想到您的美德，我们就不会再捶胸顿足、痛哭流涕了”[1](5)。塔西佗希望通过对阿古利可拉的美德的歌颂，来改变世风之浊。《日耳曼尼亚志》中也体现了他的道德史观。塔西佗笔下的日耳曼尼亚地区自由、民主，民风淳朴。政治上，他们还保留着原始的军事民主制，“日耳曼人中，小事由酋帅们商议；大事则由全部落议决……如果人民不满意他的意见，就报之以啧啧的叹息声”[1](6)。婚姻上，他们是一夫一妻制，“有些部落的风俗尤其可嘉，在那儿只有处女可以结婚”[1](7)。在奴隶制问题上，日耳曼地区也不似罗马奴隶制那样严格，“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一所房屋和一个家庭。像我们对待佃农一样，奴隶主只从奴隶那儿索取一定数量的谷物、牛和衣服；奴隶的属从关系仅此而已”[1](8)。军事上，日耳曼尼亚各部流行尚武之风，“他们还觉得：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1](9)。表面上看，塔西佗只是在介绍日耳曼尼亚地区的风俗，但实际上塔西佗是想借此来讽喻罗马社会风气的败坏。“塔西佗对于罗马国家世局的道德审视，深刻影响着他的社会历史观，及以惩恶扬善为首要目标的史学价值观：一方面，毫不留情地揭批时代的丑恶与堕落，即通过惩恶而扬善；另一方面，积极挖掘并大力讴歌时代蕴藏的德行与崇高，即通过扬善而惩恶”[1](10)。总之，塔西佗有着浓厚的道德史观，“在他看来历史的目的在于说教”[1](11)。
（二）批判暴政，痛恨暴君，歌颂共和。无论是在《阿古利可拉传》中还是在《日耳曼尼亚志》中，塔西佗都秉笔直书，鞭挞暴君及暴政。这一点，和中国古代的史学有很大的不同。唐代设史馆，官修国史，迫于政治压力，中国古代史学家多为尊者讳，很少直接痛批皇帝，即使是批判也多采用影射的手法，很含蓄。而塔西佗却直抒胸臆，痛批暴政。他痛批在帝制下自由已经荡然无存，“的确，我们已经充分证明了我们的柔顺屈服；如果说我们的先人亲眼见过极度放纵的自由，那么，我们真是处在极度奴役之下。我们的‘告密人’已经连我们说话和听话的权利都给剥夺掉了……”[1](12)他揭露君主多米先的阴险，阿古利可拉卓著的军功引起了多米先的嫉妒，他派人暗示、恳求甚至恐吓阿古利可拉，让他主动辞职。等到阿古利可拉辞职时，他又“预先准备好一副伪善的样子”[1](13)。他还辛辣地写道：“居于多米先之朝，我们最难以忍受的一些痛苦就是要去看别人受罪和在自己受罪时让别人来看，就是我们心里知道我们的叹息声都会被人记录下来视为罪行，就是我们要去看着那么多惨无人色的面容，去看多米先那副残忍凶暴的样子和他那张唯恐不意之中流露愧色因而老是鼓得发红的面皮”[1](14)。在《日耳曼尼亚志》中，他主要从军事方面写了国家由盛而衰之景，如在写道青布累人时，他说：“但近年以来，只见我们在报捷奏凯，而不见我们真正战胜他们”[1](15)。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塔西佗对于帝制、暴君的批判，对于往日共和政体下自由、民主的怀念。
（三）循环史观。“塔西佗循环史观含有退化与进化的双重意蕴。就总体而言，塔西佗坚信人类社会历史最终要在循环往复中趋于没落败亡。塔西佗悲观消沉的罗马观构成其循环史观直接的现实动因”[2](1)。塔西佗的循环史观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已经萌芽，我们可以从他一方面怀念往昔的自由，是古非今；但另一方面，又看到了当时罗马社会的进步⑦，可以看出他的这种矛盾的思想。又如，他一方面夸赞日耳曼人民风淳朴，另一方面也对日耳曼地区的落后进行了嘲讽⑧。可见，他既不持简单的进化观念，也不简单地认为社会在退化。在这两部著作的基础上，他的循环史观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或者我们还可以这样说，万事万物，不管是道德的变迁还是季节的变迁，都存在着一种循环往复。在我们之前的古代，事情确乎并不是样样比我们的好；我们自己的时代也产生了不少道德上的和文学艺术上的典范可供我们的后人模仿。但无论如何，我们今天和我们的古代的这种有益的竞赛将永世进行下去!”[1](16)由此可见，他的循环史观早已萌芽，而在他稍晚的作品《编年史》中正式形成。
二、两部著作的亮点、优点
（一）渗透着民族平等观念，没有狭隘的民族观，记载客观。在塔西佗的作品中，没有歧视不列颠民族及日耳曼民族的记载，这一点很难得。面对古罗马的奴役，不列颠人民举行了起义，塔西佗完整地收录了他们进行的演说，即使像不列颠人民怒斥罗马为“那些蹂躏世界的强盗”[1](17)之语也未删减，可见其记载之公正、客观。更可贵的是，塔西佗还对不列颠人民表示了同情，“胜利者因为打了胜仗和获得了战利品，欢天喜地地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而在男女哭声嘈杂中迤逦而行的不列颠人却扶着伤员、呼应着没有受伤的人，离开了自己的家乡，甚至在愤怒中焚烧了自己的家园，去找寻那栖息片刻的藏身之处”[1](18)。在《日耳曼尼亚志》中也是如此，塔西佗将日耳曼尼亚的居民视为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我个人同意把日耳曼尼亚的居民视为世界上一种未曾和异族通婚因而保持自己纯净的血统的种族”[1](19)；塔西佗还盛赞日耳曼人，“他们天性纯朴，又没有感染奸巧机诈”[1](20)。他还赞扬了日耳曼人的尚武之风，看到了他们对于罗马帝国的威胁，“但近年以来，只见我们在报捷奏凯，而不见我们真正战胜他们”[1](21)。当然，塔西佗作为古罗马的政治家、历史学家，还是深爱着自己的祖国，替罗马着想的，“我默祷着：如果这些部落不能对我们保持友好，但愿他们彼此仇视起来；因为我们帝国的隆运已经衰替，幸运所能赐给我们的恩典也就无过于敌人内讧的了”[1](22)。虽然塔西佗仍然站在罗马帝国的立场上，但他能够客观、公允地记述其他民族的历史、风俗，已属难能可贵。
（二）史料来源广泛，并对史料进行了一定的辨别。塔西佗史料来源广泛而复杂。首先，“塔西佗参考了大量公开或秘密的相关材料。在独裁专制时代里，许多重大史事的内幕外人很难轻易获知。为此，塔西佗曾从许多当时健在的当事人或知情者处获取了许多宝贵的一手材料”[2](2)。此外，塔西佗显然还大量审读了史书、著名人物临终遗言录、演说、回忆录等等。还有一些材料则完全是塔西佗亲身探访所得。具体到《阿古利可拉传》中，可以看出他借鉴了已有的研究著作，如史学家李维及法比乌·茹斯替古斯的著作⑨，还有一部分史料来自阿古利可拉本人的回忆⑩、口述。同时，还有一些当事人的演说，如：不列颠将军卡尔加库士在起义中的演说。《阿古利可拉传》不仅史料来源丰富，而且塔西佗对搜集到的信息进行了辨伪。比如：阿古利可拉死后，“当时盛行一种流言，说他是被毒害死的……但我本人对于这件事却没有任何根据可作判断”[1](23)。可见，塔西佗并未轻信流言，而是很严谨地未下结论。《日耳曼尼亚志》中的史料来源也很庞杂，“公元89-公元93年，在帝国北部行省日耳曼人居住地任职4年，期间对日耳曼人社会生活各方面作了详尽考察，又精心研究了凯撒的《高卢战记》、普林尼的《日耳曼战争史》，又从曾经在莱茵河、多瑙河边远地带服役过的军官中得到一些材料”[3](1)。塔西佗对于史料也进行了考证、取舍，“除了上述的以外，其他种种传闻，大多荒诞不经，例如说厄鲁昔夷人和俄克昔约内斯人都是人面兽身等。诸如此类，尽是无稽之谈，而我也就置之不论了！”[1](23)对于一些他无法判定的事情，他选择了存疑抑或胪列出各种不同的说法。如日耳曼人的始祖问题，他列出了三种不同的说法，但并未判定哪种说法是真，体现出了一个历史学家的严谨。
（三）没有浓厚的神学史观，科学思想萌芽。塔西佗的这两部作品都看不出神学色彩，没有关于天主教的记载，而且他还对一些迷信说法进行了批判，反映出了他已经萌生了最初的科学思想。比如：在描述塞姆诺内斯人的宗教信仰时，他说：“所有这些迷信都是由于他们相信他们种族就起源于此，并且相信万物之主的尊神就住在这里的缘故”[1](24)。可见，塔西佗已经萌生了科学的思想。
（四）语言简练、清新，视野宏大。塔西佗的文笔很好，语言简练、清新。如《阿古利可拉传》中对世风日下的描写：“在最容易产生美德的年代里，美德才最能为人们所尊重……在我们这个时代中：风气之浊如此，对美德之存冷诮如此。”[1](25)不仅语言美，视野宏大也是塔西佗作品的一大亮点。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不仅讨论了日耳曼人各部落的风俗、社会状况，还谈到了很多地理情况，“这一块地面虽然也有着种种不同的形状，但整个说来是一片密树参天、泥泞满地的地区”[1](26)。在《日耳曼尼亚志》中塔西佗还探讨了琥珀的成因，认为“琥珀其实是一种树木的油脂”[1](27)。可见，塔西佗知识广博、视野开阔。
三、两部著作的不足
（一）有许多常识性的错误。由于受当时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塔西佗的地理知识很是匮乏。他的著作中有很多常识性的错误。《阿古利可拉传》中谈及不列颠地区的自然地理，他写道：“该处的白昼比我们这里的白昼为长；夜间的天空也颇为明朗，在不列颠的极远之处，夜晚非常短，所以在薄暮与拂晓之间，只有很短的间隔。据说在天净无云之时，通宵都可以见到太阳的光耀；在那儿没有日出与日落，太阳只是在天空横过一下而已。这是因为：在大地这扁平的极端，地面所投射的阴影很低……”[1](28)这一段记述中，至少有两处错误。首先，白昼时间的长短是要分夏半年和冬半年的，在夏半年太阳直射北半球，纬度越高昼越长；但在冬半年，则是相反的情况。塔西佗并未分别时间，错误地认为不列颠的白昼一直都比罗马地区的长。其次，他说“大地这扁平的极端”，反映出他还认为大地是一个平面，而非一个球体，认为太阳是绕着扁平的地面的两端上升和下降的，荒诞不经。《日耳曼尼亚志》中也有一些错误。比如：塔西佗笔下的日耳曼人的葬礼中没有什么繁文缛节。但是“近代考古还发现日耳曼人的葬札并不完全像塔西陀所述的那么简单”[4](1)。又如：塔西佗由于对日耳曼地区的宗教不太了解，因此往往将日耳曼人的神和罗马的神混为一谈。这些错误，影响了他的作品的史料价值。
（二）史学道德化。正如前文所提塔西佗认为历史的最高功能就是褒贬劝善。因此，他很注重对美德的褒扬以及对恶行的批判。但是，道德史观很容易走入极端，把好人塑造成一个完美的人，把坏人说得一无是处。人无完人，阿古利可拉不可能没有缺点，而在塔西佗笔下，通篇没有一处谈到阿古利可拉的缺点，全部都是夸赞之词，有溢美之嫌。又如：他把多米先描绘成一个阴险狡诈、一无是处的君主，是否客观？有无夸大他的丑恶？塔西佗写着：“海上到处是亡命者，临海的悬崖上沾满了死者的血迹。”[5](1)不过在事实上，塔西佗对此是略为夸大的：在图密善执政的十五年间的记录中，元老议员被处决的有八到九人，流放的有五到六人，对政治绝望而退隐的有三到四人。“西方史学界普遍认为塔西陀以道德家的眼光看待历史，写人叙事过于偏激，特别对提伯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等皇帝，诽谤不实之词甚多，违背了历史真相”[6](1)。塔西佗的这两部著作，爱憎分明，但过分强调道德史观，很容易在品评人物、事件时带上有色眼镜，歪曲事实。而且过于强调道德因素，很容易在分析问题时简单化，比如之后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就认为道德败坏是罗马衰败的原因，而忽视了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综合考量，使结论片面化。
（三）史学政治化。“我们可以明显地察觉出古罗马史学所具有的个性特征，就是强烈的政治色彩。无论是李维史学中那种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怀，还是塔西佗史学中那种强烈的反对专制暴君的共和思想……”[7](1)历史研究应该指导现实，但是如果过分强调史学与政治结合，史学就无法独立。正如前文所述塔西佗的两部著作中很大篇幅都在批判暴政，而没有很客观地记述当时罗马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削弱了其史学价值。
（四）史学文学化。塔西佗早期的作品，文学化色彩还很浓。他对史料的重视不够，史料的出处往往没有标明。《阿古利可拉传》有着很浓厚的文学色彩，记述生动，像讽刺多米先“老是鼓得发红的面皮”，读起来很有趣。但是这种有些夸张的写法，很容易导致他记载的失实。正如前文所述他对多米先的记载有夸大之嫌。过浓的文学色彩使《阿古利可拉传》的史学价值受到损害，“他关于不列颠的地理位置描写得不很正确，关于气候和物产的记载有些滑稽可笑，而他所引证的地名大多无从查考。他所记叙的战役也有一些失实”[1](29)。《日耳曼尼亚志》较之《阿古利可拉传》的文学色彩淡了许多，但仍有一些残影，如在论及阿累夷人时有“他们就像一群阴兵鬼卒似地借着这惨淡可怕的情景使敌人感到惊慌……”[1](30)之语。但是，总体而言《日耳曼尼亚志》较之于《阿古利可拉传》的文学化色彩在淡化，而史学规范在加强。
当然，塔西佗的思想认识水平受制于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我们也不应一味地谴责他的不足，而对他的成就、贡献视而不见。对塔西佗大有微词的柯林武德也曾说过：“李维和塔西佗并肩而立，成为罗马历史思想荒原上的两大纪念碑。”[8](1)虽然塔西佗的作品与兰克史学相差甚远，但较之最初的史学作品，像《荷马史诗》，它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塔西佗关注的视角已经从早期的神话开始向人及世俗世界转化，而且他还有求真的精神、平等的民族观念，较之以前的历史著作已有了很大的进步。也许我们应该把塔西佗的这两部作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考量，这样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塔西佗的史学思想，也有利于我们了解西方史学史演进的脉络、过程，让我们看到西方史学如何从稚嫩发展到成熟吧！
注释：
①如：路运洪：《阿古利可拉传》与塔西佗的史学思想，《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张维：塔西脱与《阿古利可拉传》，《西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1期；栗月静：《日耳曼尼亚志》：世界上最危险的书，《看历史》，2011年第12期；张岚：塔西佗与《日耳曼尼亚志》的写作，《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林加坤：塔西陀的《日耳曼尼亚志》，《历史教学》，1984年第5期。
②目前，除了《演说家对话录》尚无中文译本外，其他几部作品都有中译本问世。
③书中有“这本书是写来替我的岳父阿古利可拉作辩护的”之语。见[古罗马]塔西佗著；马雍，傅正元译：《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8月第1版，2010年重印，第3页。
④也有学者把他的名字翻译成“多米提安”、“图密善”。
⑤在此之前凯撒的《高卢战记》也曾提及日耳曼人的情况，然而记载非常零星。
⑥[古罗马]塔西佗著；马雍，傅正元译：《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8月第1版，2010年重印，前言部分，第9页。
⑦书中有“到了今天，我们的元气终于又开始恢复了”之语，参见[古罗马]塔西佗著；马雍，傅正元译：《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8月第1版，2010年重印，第2页。
⑧书中有“又有谁愿意离开这亚细亚、阿非利加或者意大利而迁居到那景物荒凉、风光凄厉的日耳曼尼亚呢？”之语，参见[古罗马]塔西佗著；马雍，傅正元译：《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8月第1版，2010年重印，第46—47页。
⑨书中有“古代史学家中之李维和近代史学家中之法比乌·茹斯替古斯都算是描写事物最逼真的了”之语，可见塔西佗参考了他们二者的著作。参见[古罗马]塔西佗著；马雍，傅正元译：《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8月第1版，2010年重印，第8页。
⑩书中有“阿古利可拉常向我提起”之语，可见其史料一部分来自阿古利可拉本人的回忆，参见[古罗马]塔西佗著；马雍，傅正元译：《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8月第1版，2010年重印，第19页。
参考文献：
[1][古罗马]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M].马雍，傅正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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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上文只知罗马史学而不知希腊史学，一下子从《荷马史诗》跳到了李维塔西佗，意欲何为？再说了，对于恩格斯的吹捧，反而暴露了恩格斯不过是个开工厂的中学生，恩格斯的人类学知识还不如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难怪恩格斯必须头顶一个冒牌的博士马克思到处行骗！
总的来说，我看塔西佗公器私用，罗马史学不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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