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古今《竹书纪年》史料价值之争

《今本<竹书纪年>史料价值之争》（2018年07月26日 中国社会科学网）报道：

西晋太康二年（281），汲郡（今河南省卫辉市）一座战国墓出土大量古简。经当时学者整理、考订，成书75篇，其中《纪年》12篇，史称《汲冢纪年》或《竹书纪年》。《竹书纪年》记述夏代至战国史事，西周以后采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则用魏国纪年，止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99），实为战国时魏国史书。晋、唐时期，《竹书纪年》有13卷，后在流传中亡佚。后代学者为恢复其原貌，从宋代以前古籍中辑录出断语残篇，形成古本《竹书纪年》（以下简称“古本”）。此外，明代开始流传两卷本《竹书纪年》，称为今本《竹书纪年》（以下简称“今本”）。围绕今本的真伪和价值，学界有两次较大争论：第一次从清代中期到民国初年，主要在中国学者间展开；第二次为20世纪80年代至今，争论遍及海内外。

清中期到民国初年对今本的认识

今本最迟在明代中期已出现，清代学者对它信疑参半。信者使用它来证史，并专门考订、注释今本。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和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考证出今本所依据的文献出处，尤其是徐文靖在笺注中指出今本中沈约注并见于《宋史·符瑞志》，但他们并没有怀疑今本系伪书。1812年，陈逢衡写成《竹书纪年集证》，这是清代对今本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同时，一些学者则认为今本为伪书，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说：“今本《竹书纪年》乃是宋以后人伪托，非晋时所得本。”乾隆年间编订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详列证据，认为今本是“明代人抄合诸书以为之”。姚振宗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推测是明朝天一阁主人范钦伪造而成。道光年间，朱右曾在《汲冢纪年存真·序》中罗列出12条证据，求证今本是伪书，并指出“不知何年何人，捃拾残文，依附《史记》，规仿紫阳《纲目》，为今本之《纪年》”。受其影响，1917年王国维发表《今本〈竹书纪年〉考证》，对信任今本的学者提出质疑，并用惠栋辨伪《古文尚书》的方法，把今本的“伪文”逐一析出。现以帝禹夏后氏几条为例，以窥梗概（前为今本原文，后为王国维考证）

（八年）秋八月，帝陟于会稽。（《史记·夏本纪》：“十年，帝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

禹立四十五年。（《预览》八十二引古本《纪年》如此。今本既云“八年，帝陟”又云“禹立四十五年”足见杂综诸书，未加修正）

因此，王国维认为：“且其所出，本非一源，古今杂陈，矛盾斯起。既有违异，乃生调停，纠纷之因，皆可剖析。夫事实既具他书，则此书为无用；年月有多杜撰，则其说为无征，则废此书可。”

王国维的观点影响了许多学者，今本系《竹书纪年》原本的看法逐渐消失。受疑古思潮的影响，有些学者甚至认为《竹书纪年》出土后即作伪，西晋学者借古书来非尧舜、薄汤武，宣扬自己的政治看法。（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今本非伪书说

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力图证明今本并非王国维所说的“无用无征”伪书，他们认为王国维重点在于证伪，似有预设的前提，即今本的出现不早于元明时期。这些学者则着力求证今本并非仅见于元明，而始出于宋代或更早。他们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有分歧，但一致认为今本虽经后人窜改、增饰，然与《竹书纪年》一脉相承。

陈力《今本〈竹书纪年〉研究》（《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8期，1985年）反驳《竹书纪年》亡佚的说法，并历述南宋以后未被征引的《竹书纪年》条文，说明南宋以来《竹书纪年》流传过程，以此来确定今本与《竹书纪年》有密切关系。杨朝明（《〈今本竹书纪年〉并非伪书说》，《齐鲁学刊》1997年第6期）对比今本、古本中西周时期周厉王以前22条材料，发现今本与古本相差不大。推测今本“即使不是直接采自汲冢原简，也会取自散佚之前的古本《纪年》”。张富祥则认为，“今本来源于唐代开元年间整理国家藏书时，由当时所保存的古本《竹书纪年》不完整本及历来所积存的一些附录性注释资料，统加整理，改变和增补而纂辑成书的”（《今本〈竹书纪年〉纂辑考》，《文史哲》2007年第2期）。他肯定今本史料价值，并利用今本来考证夏商周年表。

美国学者倪德卫《三代年代学之关键：今本〈竹书纪年〉》（《经学研究论丛》第10辑，学生书局，2002年）指出，今本可能是《竹书纪年》原本的一个副本，即西晋学者整理的一部尚未完成的本子派生而来，并利用今本求证西周诸王实行“两元年”（第一个元年是新君即位；第二个元年是新君守丧完毕，正式登基）。倪德卫的假说得到夏含夷的支持，夏含夷《也谈武王的卒年——兼论〈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文史》第29辑，中华书局，1988年）以荀勖《穆天子传序》中“其简长二尺四寸，以墨书，一简四十字”为假说基点，推理今本在编排上存在错简，把周成王纪年的竹简误置于武王纪年末尾，他发现类似的错简共有4条，只有原本竹简整理者才能犯这样的错误，借此证明今本是从最初的整理本流传下来。

今本伪书说

另外一些学者继续否定今本，他们除阐发先辈辨伪方法和观点外，进一步从历法、列王年数、思想倾向、著作体例以及具体史料的辨析等方面，证明今本是后人增益重编。

邵东方《〈竹书纪年〉研究论稿》（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从《竹书纪年》未亡佚辩、编年体例辩、今本注文义例考、今本重辑考、今本编定于宋代说辩、今本史料价值辩等六个方面辩难，分析陈力为今本“翻案”证据并不充分。此外他也和夏含夷讨论对“错简问题”的一些看法：按照夏含夷假说，把周武王十五年、十六年的内容共四十字设定为一简，其他有关周武王的条目则按每简四十字格式重编，发现第1简开头为“元年春正月王即位”，把今本此句前“成王名诵”丢掉了。这不符合史书惯例，如加上“成王”二字，第1简超过40字，照此排列到错简之行，难以安排。

另外，邵东方进一步从思想倾向和著述体例方面讨论今本真伪问题，他指出，今本有关灾异、感应的记载较少符合宋代以后的史学特征。又列举今本对古本记载“舜篡尧位，尧为舜所囚”“益干启位，启杀之”等事件的改写，显现今本儒家正统观念倾向。从著述体例上，今本记事东周以前较详细，作为魏国史书，今本安排很不合理，暴露了晚出的事实。

从著述体例上思考今本真伪的还有李学勤《从〈系年〉看〈纪年〉》（《光明日报》2012年2月27日），他将《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系年》和古本记载西周末年幽王宠信褒姒，废申后及太子，导致王朝灭亡的史实比较，发现“《纪年》《系年》叙事体例彼此相似，有些像所谓‘纪事本末’，而不是如《春秋》那样逐年胪列。今本《纪年》则把古本这一段割裂，分裂于幽王五年、八年、十一年和平王二十一年，显然是不对的”。

张培瑜《〈大衍历议〉与今本〈竹书纪年〉》（《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从天文和年代学角度，发现今本新增的某些天象并非《竹书纪年》原有，而是宋元以后学者增加的。所增年月和岁名，多依据《大衍历议》而今本编者又不熟悉历法历术，其年代方枘圆凿，扞格难通。

以前学者多侧重古本的辑佚和今本的辨伪，程平山《〈竹书纪年〉考》（中华书局，2013年）的研究范围远超以往，他系统梳理《竹书纪年》学术史，考证了《竹书纪年》的版本、流传具体情况，揭示今本来源与伪谬及其难以被信任和利用。

总之，虽然今本系《竹书纪年》原书的看法早已被否定，但围绕今本真伪与价值问题展开的争论，仍在激励学术界不断探索。

谢选骏指出：“今本《竹书纪年》史料价值之争”，其实不仅限于今本，古本《竹书纪年》其实也有类似的史料价值之争——所以我统而观之，名之曰“古今《竹书纪年》史料价值之争”。

网文《伟大的史书<竹书纪年>》（朱渊清 2005-10-04）报道：

秦始皇焚书，真正产生灭绝性后果的是战国除秦之外各国史记的被毁。然而西晋初年，这种损失居然出人意料地得到了些微的弥补。

西晋初年，汲郡有个名叫不准的人，盗掘了魏王的墓冢，结果发现了古书共有10万余字。不准入墓时，"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并烧竹简照取宝物。后来官府前往，又"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所以，这批竹简在自然残损之外又更增加了人为的破坏。这批竹简被称为汲冢书。西晋一流的学者们整理了汲冢书，其中居然就发现了魏国的史书，这部再现于世的珍贵史书被称为《竹书纪年》。

汲冢书出土时间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一种说法是咸宁五年（279），这一说法以《晋书·武帝纪》为代表，《汗简·略叙》、张怀瓘《书断》也持此说。《史记·周本纪》正义"咸和五年"也应是"咸宁五年"之误。

一种说法是太康元年（280），最早有这一说法的是当时的大学者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孔颖达疏引王隐《晋书》也同此说，《北堂书钞》卷101引王隐《晋书》、今本《晋书·卫恒传》、《晋书·律历志》以及《隋书·经籍志》也都持此说。

另有一种说法是太康二年（281），主持整理汲冢书的荀勖在为另一本汲冢出的书《穆天子传》写的《序》中持此说，《晋书?束皙传》、《太平御览》卷749、《北堂书抄》卷57引王隐《晋书》、《初学记》卷12引傅畅《诸公赞》也持此说。另外，太康十年汲令范阳卢无忌立石的《齐大公吕望碑》也是这一说法。

最后还有一种说法是太康八年（287），《尚书·咸有一德》正义有此说。

四说中太康八年说不可信，太康初年说则较为可信。情况很可能是太康元年不准盗掘了汲冢，而汲冢书上缴官府则在太康二年。

汲冢墓主是谁？同样存在不同说法。晋代汲郡，现在的河南汲县西南，抗战前发掘的山彪镇大墓也在这一带。这个地方战国时是魏地。根据《晋书?武帝纪》、《律历志》、荀勖《穆天子传序》、卫恒《四体书势》，魏襄王是墓主。而王隐《晋书?束皙传》则认为墓主当是魏安厘王。今人朱希祖以为也不能排斥其他可能的存在。至今这个问题还没有定说。

汲冢出书之后，西晋政府极为重视，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负责整理。由于出土古文（当时也称为科斗文）的释读不易，众多的学者参与了整理研究。先后参加整理研究的有荀勖、和峤、谴勋、张宙、傅瓒、束皙、王接、卫恒、王庭坚、潘滔、挚虞、谢衡、续咸等，作《春秋经传集解》的杜预也曾经研讨过汲冢书的内容，郭璞还为出土的《穆天子传》作了注。

据《隋书·经籍志》，"帝命中书监荀勖、令和峤撰次为十五部八十七卷"。但据《晋书?束皙传》，为十六部七十五卷。《隋志》所据是荀勖的《中经新簿》，部卷不同实际是因为这批书籍经过荀勖、束皙两次整理的缘故。这里就根据《晋书·束皙传》略述汲冢所出之书。

《纪年》13篇。内容束皙认为是记录夏以来一直到周幽王被犬戎所灭，然后接以晋国历史，等三家分今，又以魏国史事接续，至安厘王二十年为止。束皙将此书看成是魏国的史书，大略与《春秋》多相呼应。但两者之间有大出入的，如根据《纪年》纪录：夏代记年多于殷代。益因为抢夺启的王位，所以启杀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迥异于传统认为的和谐谦让，《纪年》记载的这些王位争斗充满血腥。自周受命到穆王是一百年，而不是周穆王百岁。周幽王亡国，共伯和摄行天子事，也不是所谓的周、召共和，等等。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也说，《纪年》，起自夏、殷、周三代，都是关于帝王之事。晋国纪年起自殇叔，然后是文侯、昭侯，一直到曲沃庄伯。晋庄伯十一年十一月，也就是《春秋》的起始年代即鲁隐公元年正月，用的都是夏正，编年相次。等到晋国灭亡，独记魏国之事，下至魏哀王二十年，说明这是魏国的史记。《纪年》也就是我们今天通常说的《竹书纪年》。《晋书·束皙传》所记有二个较大的错误："13篇"据朱希祖先生考证当是"12篇"；"安厘王"当是"襄王"。

《易经》2篇。这实际就是《周易》。

《易繇阴阳卦》2篇。内容和《周易》略同，但《繇辞》部分则异。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疑于时仲尼造之于鲁，尚未播之于远国也。"

《卦下易经》1篇。内容与《周易·说卦》略相似但有异。

《公孙段》2篇。这是公孙段与邵陟两人论《易》的书。

《国语》3篇。内容是关于楚国、晋国的事。

《□名》3篇。内容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

《师春》1篇。这是一本将《左传》中关于卜筮的内容抄集出来的书，"师春"大概是抄集者的人名。

《巢语》11篇。这是一本关于各国卜梦妖怪的相书。唐代的刘知己对这本书评价很高，他在自己的史学名著《史通》中多次提到这部书，认为它实际上有史书的性质。

《梁丘藏》1篇。内容是先叙魏国的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

《缴书》2篇。内容是"论弋射法。"

《生封》1篇。"帝王所封。"

《大历》2篇。大概是邹衍《谈天》一类的东西。

《穆天子传》5篇。是关于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的故事。周穆王好巡守，得盗骊、绿耳这样的好马，命造父为御手，以观四荒。北绝流沙，西登昆仑，见西王母。当时的大学者郭璞曾为这部书做注。对于《穆天子传》的性质后来颇多争论，或以为是实录起居注一类，或以为是小说类。笔者浅见，《穆天子传》是战国初魏方士敷衍周穆王故事而成，虽非信史，却有本事。尤其是卷1、卷2，多可徵信。历史上穆天子确有西行之事，但民国初年不少学者认为穆天子一直游历到了欧洲，恐怕也太过甚其辞。

《图诗》1篇。这是"画赞之属也。"

《杂书》19篇。包括"《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

汲冢出土的书籍完整传承至今的是《穆天子传》5卷及附于其后的《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1卷。

《竹书纪年》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为止。受命整理竹简者荀勖等认为，"今王"即是魏襄王。至于《纪年》的起始，《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说："和峤云《纪年》起于黄帝。"当时荀勖虽是领衔校理，但实际的工作恐怕和峤作的更多。和峤的这一意见很可能就是首次整理的结论。

由于竹简散乱，以及战国文字"于时即已不能尽识，其书今复阙落，又转写益误"，再加上首次整理的结论并非没有争议，所以晋惠帝时就有学者重新整理《竹书纪年》，永平元年（291）秘书监挚虞延请世习古文的卫恒重新"考正"竹书。但秘书丞卫恒的工作尚未完成即在政治斗争中被杀。他的朋友佐著作郎束皙听说卫恒出事，自本郡赴丧，并续成其事。新考正本《纪年》的时间起于夏禹。至于汲冢墓主，卫恒、束皙则认为是魏安厘王。

王隐《晋书·荀勖传》早已亡佚，但根据类书《太平御览》所引该书，荀勖当时整理竹书，隶定古文之外，还曾亲自撰次注写。另外，《北堂书钞》也引了王隐《晋书?荀勖传》，根据这条资料，我们知道，荀勖及其手下整理者还以自己的知识"注写"了简文。这种"注写"很可能是随文附注，但也相当可能是以当时的历史知识补足了某些阙简残文。很明显的例子是和峤认为《纪年》起自黄帝，而杜预平吴归来获睹汲冢书时，以及束皙等人重新整理时，就认为《纪年》起自夏禹。

比起最初的整理者，卫恒是古文字专家，束皙能继承其业，也一定有这方面的学识。《晋书·束传》："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析，皆有义证。"宋人高似孙《纬略》也说："时束皙任著作郎，得竹书，随义注解，皆有识证。"在卫、束的整理中，他们也发现残简有不便理解处，所以"随义注解"。唐代陆淳《春秋炎赵集传篡例》卷1:"其书’郑杀其君某’因释曰’是子 ’、’楚囊瓦奔郑’因曰’是子常’，率多此类。"这种随义注解的痕迹即使在后人辑佚的古本《竹书纪年》中还是可以发现。比如："帝王之没皆曰陟。"显然，这是一句解释性的注文。这种"随义注解"或者在整理者只是作为附注而随文写入。但至少在唐代已经篡入正文而很难分别了。

不管是利用现有的知识补足正文，还是纠正、注解正文，结果居然出现了与所有整理者热切的愿望相反的不幸，《竹书纪年》亡佚了。这是文献整理带来的悲剧。出土文献整理首先是要尽量保持它的原貌；其次才是独立的整理研究，而这种整理研究必须是可以随时区分于原件的。不能清醒地认识并实践这一点，只能为出土文献带来灭绝之灾。

《竹书纪年》原简可能在永嘉之乱时就已经亡佚，但荀勖和束皙的二次整理本仍继续传抄流行。直到唐玄宗开元以前此书仍旧存在。宋代的《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著录，可能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也逐渐散佚。

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出现的《竹书纪年》刻本，春秋战国部分均以周王纪年记事，一般称为“今本”。清人如《四库》馆臣、钱大昕、崔述等指为伪书，1917年，王国维作《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将今本作伪之来源一一指出，今本《竹书纪年》总体年代框架上是本伪作已成定案。最近有人再次提出这一问题，如四川大学的陈力先生和美国汉学家倪德卫、夏含夷，但并没有构成根本威胁的有力举证。古人重新编定一本失佚的古书时也许根本没有考虑到这是在造伪，他会利用自己所有的知识来构架安排千辛万苦找到的各种残文断简、吉光片羽。所以评价一本象《竹书纪年》这样的编年史是辑佚还是作伪，关键应该是看总体年代框架的可信度。

今本《竹书纪年》的成书时代和作者，清人姚振宗推断为明嘉靖间天一阁主人范钦。但，南宋初罗泌《路史·国名纪》戊注曾引《竹书纪年》桓王十二年事，已不用晋国纪年，除多一字外，与今本全同，故今本最迟在南宋初即已出现。

清嘉庆间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开始辑录晋以后类书古注所引的佚文，加以考证，称为"古本"。此后，王国维在朱书的基础上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又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1981年，方诗铭、王修龄重新辑录为《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内容方面又有新的考证和补充，这是迄今为止最完善的古文《竹书纪年》辑佚本。

被整理的汲冢书不止是一种，只有《穆天子传》至今完好存在。个中原因至少有一点是明显的，《穆天子传》并没有象《竹书纪年》那样为整理者看重，所以很多不认识的古字只是作了隶定而并没有改成今字，这些隶定不识的古字今天还全部保存在《穆天子传》，今人还可以继续对这些字进行释读（陈炜湛先生就作过这方面工作）。《穆天子传》只有郭璞一家之注，一直到清代才有了对这本书感兴趣的人，如檀萃、洪颐煊、陈逢衡、郝懿行、丁谦等。

《竹书纪年》的情形完全不同，许许多多的晋代学者在竹简刚一出土就参与了整理研究，众多学者补足、纠正、注解了正文。并且就其中问题展开了争论，比如王接、王庭坚、潘滔、挚虞、谢衡等人相互间就曾经发生过论难。

陈梦家先生曾经说："纪元后279-281年之间在汲郡所出的《竹书纪年》，乃纪元前297-296所作魏国的史记。汲冢竹简的发现，和安阳甲骨的发现，就古史的材料而说，有着几乎同等的重要性。"《竹书纪年》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是魏国史官作的史书。古代史记的再现是令众多晋代大学者兴奋的真正原因。

作为战国的古史书，《竹书纪年》是最可珍贵的资料。清代朱右曾就利用它来校订《史记》。《史记》由于秦始皇焚烧了除秦以外的各国史书，所以记战国年代往往混乱矛盾，如齐国的桓公陈午，《六国年表》、《田敬仲完世家》两处都说在位六年，《纪年》作十八年，《陈侯午敦》记载有陈午十四年事，证明《史记》错误。陈梦家、杨宽等重定战国年表，所根据的也基本上是《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已经成为重建战国年代学的主要依据。

《竹书纪年》对春秋史事记载多与《春秋》相一致。如：《竹书纪年》："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春秋·隐公元年》："公及邾仪父盟于蔑"。《竹书纪年》："齐人歼于遂。"《春秋·庄公十七年》同。《竹书纪年》："惠公见获。"《春秋·僖公十五年》："获晋侯。"《竹书纪年》："楚囊瓦奔郑。"《春秋·定公四年》："楚囊瓦出奔郑"。

关于商周史实，《竹书纪年》很多记载与甲骨文、金文符合。比如："(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却和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相合。有些地方《竹书纪年》与传统记载有很大不同，比如"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等，但传统史书很可能是在儒家思想影响下本着"为尊者讳"之类的精神而作过改动，反不如《竹书纪年》的记载来得可信。杜预曾就《竹书纪年》所记"太甲杀伊尹"事说："此为大与《尚书》叙说大甲事乖异，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将此古书亦当时杂记，未足以取审也。"将责任推给了传《尚书》的老博士伏生。

《竹书纪年》有关夏代世系的记载基本与《史记·夏本纪》相合。并且，《竹书纪年》还记载了它书不载的夏代史事，如夏与诸夷的关系；所记夏代各王的都邑，也比其他文献更为详尽。

《竹书纪年》可以与不同来源的资料多方印证，说明古史记载的可信度相当之高。作为一本魏国的史书，《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珍贵无比。最近刚告完成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文献资料上很大程度上就依据了《竹书纪年》。

（摘自《再现的文明——中国出土文献与传统学术》一书， 朱渊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

谢选骏指出：有人用史记来否定古本《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犹如有人用古本《竹书纪年》来否定今本《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因为说穿了，这些史书都不是史料，而是在加工史料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史著。既然是史著，就不能没有立场、观点、取舍，就不能拥有可靠的史料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