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们对中国声称自己克胜贫困表示怀疑》（综合新闻
11/27/2020）报道：
该国最后832个被列为「贫困」的县，已被脱离这条件。显然，习近平设定的目标已经实现。但是，评论家说，当局使用的门坎太低。城乡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还有200万内部贫困移民。由于大流行，消费量正在下降。李克强总理也表示怀疑。尽管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中国已宣布战胜贫困。
国营电视台《央视》（CCTV）日前报道，该国最后832个被列为「贫困」的县，已经被解除。一旦所有数据都得到确认，中国当局有望发布正式公告。
习近平主席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后到2021年消除贫困。批评人士认为，中国的贫困线太低，即年收入为4,000元（608美元）或每天0.65美元（国际标准为1.9美元）。他们还指出，如果政府收入支持计划结束，那么在该国许多地方，人民的生活水平可能会急剧下降。
当局的计算是基于全国平均值。一些观察家指出，中国城乡人口之间的经济差距继续扩大。
在今年的前九个月中，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0,524元人民币（3,116美元）：在农村，则为人民币10,650元（1,984美元）。
在2013年至2019年期间，上海居民与偏远新疆居民的差距从人民币13,506元（2,053美元）增加到24,376（3,704美元）。许多外部分析人士质疑中国政府数据的准确性，这通常是矛盾的。例如，持续不断的卫生紧急状况使处于贫困状态的移徙工人增加到2,900万人，比去年增加了200万人。
消费者支出数据也使人们对「绝对」贫困的终结感到怀疑。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月至10月之间的零售额与2019年同期相比下降了5.9％。
中国总理李克强（Li Keqiang）间接证实了这种疑虑。上周六，在与五个省的负责人举行的电视会议上，他告诉地方领导人「讲真话」，说明他们所辖地区的经济状况。实际上，地方政府的高负债率有可能破坏中央政府的增长计划，而该计划的重点是促进国内消费。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消除贫困”只是一个概念，正如“贫困也只是一个概念”——因为不同社会的贫困标准天差地别。
《“中国已经不再有贫困县了” 但老家依然是被遗》（加拿大家园 2020-11-26）报道：
@人民日报：【全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摘帽】11月23日，贵州省宣布所有贫困县全部实现脱贫摘帽。至此，我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
今天是全国贫困县全面脱贫的日子，按照今天国内媒体的统一报道，随着贵州省的66个贫困县全部脱贫，中国已经不再有贫困县了。
作为在某贫困县出生长大的人，这个名词伴随了我出生直到现在。相信今天有很多人会跟着媒体们的报道欢欣鼓舞，但是对我的内心来说，老家依然还是被遗忘在中国速度之外的一角。
贫困县里自然会有很多贫困户，这次脱贫任务开始之后，各个贫困县就层层下达了扶贫任务，对象是各村的贫困户，而扶贫人员则是各级公务员。但是在扶贫任务最热火朝天的时候，应该在课堂里上课的教师也被派到乡镇扶贫，而扶贫内容不过是帮助有手有脚的贫困户打扫院子叠衣服，然后拍照留念……
按照国家定制的脱贫判断标准，其一是收入。根据地区不同这一标准略有不同，但是大体上是家庭人均年收入达到2300元左右即可脱贫。这一标准后来每年会重新调整，到现在大概是年收入4000元左右。是的，你没看错，是“年”收入，人均，4000元。
而对于被派到乡镇扶贫的教师来说，他们很多人的月收入也只有2000元，也就是说，站在他们的扶贫对象面前，谁比谁富裕还真不太好说。
当然后来这一乱象被叫停。我记不清是李克强还是谁说了一句：教师的战场是教室。于是教师下乡扶贫的操作才被停止。
扶贫工作的另外一项内容是检查扶贫成果。在我老家，负责检查的人员是本省二本院校的大学生。每年年终，也就是大雪漫天的季节，他们要住到农村，挨家挨户向贫困户提问扶贫相关问题，比如你们今年有没有受到扶贫帮助，帮助你们的人姓什么叫什么，拿到了多少补贴之类。
不得不说学生们确实都很吃苦耐劳，他们在下乡之前就被叮嘱不可以收受地方政府提供的任何好处，有一个流言是某地政府在学生们的枕头下都放了一部iPad，但是没有一台被带走。而且在我老家，冬天的农村冷的像冰窖，没有供暖，但是好在还可以在公共澡堂洗到热水澡。对学生来说，这可能就像是一次社会实践。
突然想起小时候听过的一件事：因为国家级贫困县会享受一些津贴，所以各县也会努力去争取一个贫困县头衔。本地的A县和B县就在某一年同时竞争一个名额。后来富裕一些的A县胜出，穷到叮当响的B县却出局。后来别人问起B县县长失败的原因，他无奈的说，因为我们实在太穷了，拿不出钱去打点关系……
再跳回前面说的学生检查扶贫成果。这些学生检察员们必问的问题之一是让贫困户说出扶贫小组成员的名字。而有些贫困户家里只剩下年迈老人，不会说普通话，记忆力严重衰退。于是在检查到来之前，扶贫小组组员必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去教这些老人背扶贫小组成员的名字。实在背不下名字，那就把姓氏背下来。
那么多贫困户，在初期少不了浑水摸鱼的：明明家里条件不错，却因为利用上各种私人关系被评上了贫困户，享受贫困户津贴。不过后来这种事情少了很多，一来会被人举报，二来审查工作也严格了很多。但是有些贫困户，却是因为懒惰无法脱贫。
有一户兄弟俩，在扶贫第一年，按照扶贫小组的建议养了一群土鸡。年底县里帮他们把鸡卖掉，让他们挣了将近两万块，大大超出脱贫标准，成功脱贫。但是到了第二年，扶贫小组却发现他们没有继续养鸡，一年下来零收入。问其原因，回答，两万块不少了，够花很久了，今年不需要干活了。
一夜回到解放前
还有更可笑的是，扶贫单位给贫困户捐献了猪仔，希望他们一年下来能把猪养肥卖钱。结果扶贫小组中午刚走，猪仔下午就进了锅。贫困户还很高兴：今晚可以吃猪肉配酒喝了。
猪仔：不是说好了要养我的吗？？？
昨天说了这么多故事，有人回复说早就听过同样的故事了，毫无新意。
这我也没办法，毕竟正是这些毫无新意的故事，在中国一些被人忽视的角落反复上演。
扶贫小组一般是三到五个公务员，一个小组负责一个村子。在我老家组长需要是副县级别才可以担任，组长同时也会成为扶贫村子的第一书记。但是一个县城不可能把副县长都派去当村长，于是很多临近退休的副县级公务员就会被派下乡，在职业生涯的末年成为“光荣”的村支书。
开始我不理解，为什么当村支书必须副县级，找些刚工作的年轻人来做不好吗。后来了解了一些才明白。有些村子的整个村委，都被同一个家族把持，文化程度不高，还养成了一些风扬跋扈的臭脾气。刚工作的小孩子不但会被看不起，还有可能吃暗亏，只有让高级别的人来才能镇住他们。
有一个村子拿到了某局提供的一小笔购买办公物品的扶贫款，因为扶贫资金使用审查非常严格，村委不能拿钱去吃喝，又不知道怎么花，最后甚至懒到不愿意去接受这笔钱。后来扶贫小组组长骂了村长一顿，让村委领了钱买了桌椅板凳，再搬到村镇小学里“临时存放”，把这笔钱顺利用掉了……
中国这次扶贫的标准，除了收入，还有住房和穿衣两个标准。具体细节不太记得了，下面说的可能有出入：大体上是房子不属于危房，衣服是春夏、秋冬各有两套换洗衣服。在我老家，穿衣不是太大问题，很多单位组织了募捐旧衣服，以至于后来太旧的衣服捐赠都没人愿意接受了。但是住房是一些人的大问题，特别是老弱病残。有些贫困户在2018年仍然住着土坯房。这种房子，慢慢会倾塌，而老弱病残还没有维护的能力。捐献房子更是不太现实。后来的解决办法之一是希望贫困户的亲属接收他们。即使不能永远接收，至少在检查组来的那段时间，希望亲属们能提供一个混凝土的天花板。
在中国有些山区，饮水也是大问题，但是我老家恰恰相反。淮河流域需要担心的是洪水泛滥。每次洪水，老家都有一片区域可能变成蓄洪区，村民们连夜搬离，为保护上游的某省牺牲掉自己的家园。这次扶贫，倒是有很多蓄洪区贫困户被搬迁到了新的安置区，希望以后他们不需要再连夜搬家，能有个安稳一些的家。
前面这些乱七八糟的，希望大家不要往墙内、朋友圈里转，谢谢！
谢选骏指出：正因为不同社会的贫困标准是天差地别的，所以造成了“贫困”观念的极大混乱，其结果，“消除贫困”就成为一个极其混乱的概念了——你说贫困消除了，贫困就被消除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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