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中国牢中“反贼”的75封信 寒夜里一丝温暖的光》（2020-8-15 VOA）报道：
“非新闻”创办人卢昱宇出狱两个月里收到75封信——坐牢的四年里，劳改编号19435的卢昱宇只收过一封信和一张明信片。
写信的人是王荔蕻，在中国维权人士圈内有“大姐”之称；明信片来自一位匿名的陌生人，上面只有四个字：多晒太阳。
“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能够收到一封信和一张明信片，我觉得是奇迹一样的事，” 8月初，卢昱宇从贵州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
此时，距离他走出高墙还不到两个月。
1977年，卢昱宇出生在贵州遵义，曾是叛逆青年，喜欢摇滚，梦想组乐队，大学期间因为打架被退学，之后四处漂泊打工。建筑工地、塑料厂、网络公司……底层的艰难让他明白，普通人在这个国家根本没有机会。
2012年，他和当时的女友李婷玉创办“非新闻”，收集、核实、发布中国各地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从抗议征地、工人罢工到业主维权……他们不知疲倦，几年下来记录了7万多起。
2016年6月15日，二人在云南大理被抓，隔年8月，卢昱宇被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四年徒刑；李婷玉被判刑两年、缓刑三年。
同年11月，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授予二人“新闻自由奖”。
2020年6月15日，卢昱宇刑满释放，一天前是他43岁生日。
出狱后，他想找到当年给他写寄明信片的人。他把明信片发到网上，获得很多转发， 也有更多人提起笔来给他写信。
“当初给我写明信片的人也联系我，还有很多别的人，因为知道我有抑郁症嘛，” 卢昱宇话不多，话语间常会停顿。他在狱中绝食、受酷刑、患上抑郁症，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
自从表示愿意收信后，一个多月里，他收到75封信，很多是手写的，拍成照片私信给他。一字一句地读过后，他全部发到网上，标签就叫“晒太阳”。
“卢昱宇：
最初关注“非新闻”是做劳工研究时从网上查找群体性事件数据，谢谢那时的你们，让真实的信息没有化作一串串透明的代码。
谢谢此时的你，如此积极地康复和记录，没有屈服，没有沉默，没有怒怼……
愿早日康复，前方有美丽的自由。”
这封信来自中国劳工问题研究者李翘楚。2月16日凌晨，她被警方从家中带走。此前几个小时，她的男友、公开呼吁习近平(专题)退位的维权律师许志永在广州被抓。李翘楚于6月获释，目前也在与抑郁症抗争。
“你是如此特别，我作为一个在海外的人权工作者，能‘帮到’你一点点，让我觉得很荣幸，让我觉得我的工作还有点意义。
我有时候想我到底对‘中国’还有什么留意、什么爱的。我会想到你。我留意、爱、敬佩像你这样的中国人。希望有一天我们能见面。”
这是在纽约(专题)的国际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
更多的是没有留下真实姓名的人。他们对他说：
“互联网有记忆，我们都有”；
“你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还有许多人在挂念你，感谢你”；
“多谢你的付出。茫茫大海里微弱的光对其他灰暗的小岛也是一种耀眼的光芒”。
这些陌生人安慰他，谢谢他，对他表达敬佩，同时，也写下自己的沮丧、迷茫、挣扎与无望。
“从2016年开始，我突然‘醒过来了’，真正明白我所在的国家是什么样的，历史又是如何被篡改的，黑白是如何颠倒的……”
“我们所在的不是正常国家。我能做的只是每天给陈秋实点赞，只是倔强着不想忘了他，我现在连敲键盘的勇气都没有”；
“我只觉得所在并非人间，是非黑白颠倒，好像一切的讨论和批判并不能改变什么。我对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都感到悲观”；
“与其说这封信是写给你的，不如说是写给我的痛苦和良心……我没有勇气和力量做你们做过的事，也没有逃离开来的资本和胆色，只能想想你们，继续懦弱地活着”。
有人写信来要他坚持锻炼，努力学英语；有人希望他的家乡不要发洪水；也有人告诉他，下雨了，在屋檐躲雨时，点了一支烟，火光很亮。
“我们一起期待天亮吧，太阳会出来的。”
天真的会亮吗？
卢昱宇觉得不会了。
“我现在其实很绝望，”他说。“坐牢的时候，我知道再怎么苦，熬到2020年6月15号我就可以出来。现在到了外面以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很残酷，”人权活动家周锋锁说。“无论是在小监狱还是在大监狱，中共最希望的就是让这些异议人士在隔离中感到绝望。这是最大的一种精神折磨。如果能收到这些信是很温暖的。在一些绝望的时刻，甚至是生死相关的。”
周锋锁说，当下，中国公民社会面临异常残酷的打压，活动空间越来越小。对于很多政治犯来说，尽管离开了监狱，但思想的监禁、监视和迫害还在以各种方式进行。
“中国的这种网格式管理是全方位的，它不会让你有任何空间，”他说。“无论是在虚拟空间，它不会让你发声，还是在现实空间，它让你没有立锥之地，让你低头，甚至有些人会被威胁做线人。”
在老家，卢昱宇没有朋友，没有人理解他。身为共产党员的父亲对他说：“不要去做什么坏事啊。”亲戚们也说：“你去做点正经事，找个工作，不要再像以前那样。”
“反正他们是觉得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他觉得难过。
“他们总觉得农村的人就应该打工、挣钱，把家里的房子修一修，然后结婚、生小孩、养小孩，这样循环，”他说。“我不想活成他们那个样子。”
7月的一天，他和李婷玉通了电话。他对朝夕相处三年的女友最后的印象，就是她被抓时蒙着黑头套的样子。
失去自由的四年里，卢昱宇从没怀疑过他们会再见，但离开监狱后，李婷玉没有联络他。他隐隐感到事情不一样了。
那天在电话里，李婷玉亲口对他说，她已经有了新生活，然后一直哭。
她曾是中山大学翻译学院英语专业的优秀生，因为参与“非新闻”被迫退学。她告诉卢昱宇，出来后日子过得很苦，上班的地方歧视她，国保也经常找她。她好不容易才走出来，算是有了正常的生活。
他决心不再去打扰她，“她好过就可以了。”
“那天我从电话里听出来，她还是相当恐惧的，” 卢昱宇说。“她都没有用自己的电话打，拿别人的电话打。”
卢昱宇每天也依然生活在恐惧中。他不敢再触碰“非新闻”，也不知道今后要做些什么。他只知道他无法闭上眼睛，封住嘴巴，假装什么也不知道。“回不去了，”他说。
他断断续续地在网上书写狱中回忆，把这些文字称作“不正确的记忆”。他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再来找他。
就在他对美国之音说完这番话的几个小时后，他们来了。
8月4日上午，6、7个警察闯进卢昱宇租下的单身公寓，连人带手机、电脑一并带到警局。两天后，他们又把他叫去，警告他不准再“翻墙”，不准接受采访。
虽然看不到希望，但是卢昱宇说，一直以来他都是“反贼里面最幸运的那个”，因为总有很多人关心和鼓励他。
他在推特上写道：
“我不是英雄，也不是特意留下来抗争的那部分人，我做‘非新闻’是因为我喜欢，我没离开是因为我出生在社会最底层，没机会。我没有屈服是因为我知道屈服后的代价，我想做一个有尊严的人。”
谢选骏指出：中共见过七十年之后，这样“牢中‘反贼’的75封信”才可能出现，这就见证了共产党中国的历史性松动。这是由“生物周期”决定的，正如“共产党百年”一样——都是无法逆转的自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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