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网络之父” 海恩斯:敞开家门结交天下客的传奇人生》(BBC 2021年1月31日)报道:
吉姆·海恩斯(Jim Haynes),一个以巴黎为家的美国人,既是摇摆六十年代的偶像,也是摇摆六十年代的遗迹,因邀请成千上万的陌生人到他家吃饭而闻名。他在2021年年初时去世了。
2020年2月,我在新冠疫情封城前最后一次出国旅行。我临时起意,突然想和朋友一起吃顿饭,于是便买了一张票,跳上了去巴黎的欧洲之星火车。吉姆·海恩斯已经80多岁,身体健康一天不如一天,但我知道他一定会欢迎我的来访。任何人想去看他,吉姆总是热忱欢迎。
那次旅行的精妙之处现在回味起来,就仿佛疫情时代的对立面。在一个潮湿的冬夜,他位于巴黎14区的工作室里发出温暖的光芒,吸引了我和其他客人。屋内,人们肩并肩地挤在狭窄的厨房里。从未谋面的人们聊了起来,三五成群,用纸盘托着晚餐,互相帮忙从共享酒盒上的塑料瓶口里取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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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年来,吉姆每周日晚上打开家门,欢迎任何来参加非正式晚餐的人们,你只要事先打个电话或发封电子邮件,他就会把你的名字加到名单上。他不会问你任何问题。来的时候你在信封里放上捐款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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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中总弥漫着热闹的气息,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本地居民、外来移民、旅行客们,都在这个狭小的开放式空间里聚集混杂。一锅丰盛的食物在灶上煮得热气腾腾,然后分盘摆在一张大板桌上,大家都自取一份,边吃边继续聊着。
吉姆被称为“社交网络教父”是有原因的。早在人们都把社交活动承包给美国硅谷的科技大公司之前,吉姆就走在了前面,成为陌生人联系的纽带。
我认识吉姆的时候,他已经年纪大了,但是他的一生过得极不寻常。1933年,他出生在美国的路易斯安娜,十几岁时曾在委内瑞拉生活,之后在伦敦成立了另类文化中心“艺术实验室”( Arts Lab),在那里他交往的都是英国文化界的名人,其中包括摇滚巨星大卫·鲍伊(David Bowie)、披头士之一的约翰·列侬(John Lennon)以及他的日本裔太太小野洋子(Yoko Ono);之后他还在阿姆斯特丹经营过一本性解放杂志。1969年他在巴黎一所大学任教,成为研究性政治的讲师,从此定居在这个城市。
然而,他却经常被视为苏格兰之子,在1950年代末和60年代末,他在爱丁堡创办了第一家平装书书店,还合伙创建了Traverse剧院,并且帮助发起了爱丁堡艺穗节(Fringe Festival),是一个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海恩斯在伦敦期间结交许多的英国文化界的名人,其中包括摇滚巨星大卫-鲍伊(David Bowie)。
2021年年初,吉姆去世了,享年87岁。报纸上的讣告称他为 “苏格兰垮掉一代的非正式经理人”。虽然很多德高望重的人在功成名就后往往会隐退到自己的小圈子里,但吉姆却从来没有停止过结交新朋友。我第一次与他联系是在2008年,当时突然收到一封电子邮件。
我在巴塞罗那的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不是写西班牙的那篇,而是有关委内瑞拉海岸的那篇。这篇文章让他回忆起了自己的少年时代。他的父亲在石油行业工作,吉姆十几岁的时,他们举家搬到那里。
我的文章是关于通过“沙发冲浪”网站(Couchsurfing)结识朋友,委内瑞拉人把家免费开放给世界各地的陌生旅客们。这是在爱彼迎(Airbnb)研究出如何将这一理念赚钱赢利之前。非商业化的文化交流概念与吉姆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在电邮里写道:“回欧洲时,过来吃晚饭吧。” 他承诺会告诉我他自己的一个老旅行项目,他觉得我可能也会喜欢。
我当然很感兴趣,回来后不久就去了巴黎。想象中与他这样的文化精英的晚餐应该是比较私密的,但到了我才发现其实更像是学生时代的宿舍聚会,尽管与会者比学生们成熟得多,而且酒也喝得很有节制(吉姆本人滴酒不沾,聚会在晚上11点之前准时结束)。
一见面,吉姆像老朋友一样和我打招呼,我们聊着聊着,他伸手到客厅的书架上给了我一本书。封面上写着《人与人》。这就是他想告诉我的项目。
他解释说,在20世纪80年代末,他为铁幕下的国家创办了一个旅游指南系列。这个指南看着就像一本地址簿,并没有标准的景点介绍和酒店列表,而是数以百计的愿意接待游客的房东名单。他的想法是,如果人们不能亲眼去看西方世界,他将通过旅行者把西方带到他们面前。这其实就是“沙发冲浪”网站的理念,不过却是线下的。
他递到我掌心上那本旅游指南,手掌大小,重点介绍波兰。我很喜欢,决定去一趟,看看在发生了那么多变化之后,当年的参与者是否仍然愿意接待随兴而去的访客。
所有房东按照所居的城镇排列,后面还有两三行字,包括地址、出生日期、电话号码和爱好。通过谷歌搜索和慢得像蜗牛一样的邮寄信,我设法找到了其中的几个人。大多数人都知道吉姆,要么认识他本人,要么是他朋友的朋友。所有的人都对这个项目有着美好的回忆,并且仍然愿意给我当向导,带我四处参观。
在格但斯克,我问公务员克里斯蒂娜·瓦罗布鲁斯卡(Krystyna Wróblewska),她当初为什么愿意参加这个项目。她告诉我,她一直帮媒体做事,帮助过记者报道反共产主义的船厂罢工。“媒体拍回来的总是那些头上绑着手帕的女人和拉着车的马,永远给你看老一套的照片,我想见见普通人,打破程式化的形象,也想显示你脑子里的那些画面有的其实与现实有很大的差距。”
吉姆告诉我,“我没想到这份旅行指南办起来那么简单容易”。他先后为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罗的海国家和俄罗斯都制作了指南,介绍了成千上万的当地人。他有很多本通讯录,其中有些就进了指南。他接受这些国家当地的报纸和爵士乐杂志采访后,又添加了很多新联系人。他说:“俄罗斯的一些老年人害怕被列入西方人的名单,因为他们担心这会更容易被抓起来送走。”“但是很多年轻一代的人都愿意列在这本指南上。我收到了一袋袋的信。我敢肯定,街道邮递员很想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写信给我。”
多年来,当局经常想知道吉姆在住处究竟在干些什么。尤其是在他开始签发假护照的那段时间。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他发现有一个在20年前放弃美国国籍的旅行者制作了自己的 “世界护照”。
对吉姆来说,不属于任何国家的护照似乎囊括了他和平与全球自由的理想。于是,他把自己的家变成“大使馆” ,开始为任何需要护照的人发放世界护照。这些护照看上去那么像真的,有些人还用它们通过了国境边检。法国警察非常恼火,找上门来说:“你不能再这么做了,必须住手。”但吉姆没把警察当回事,结果被告上了法庭。虽然他被指控的诈骗和造假的罪名并不成立, 但他还是被定了“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的罪。
吉姆一惯不觉得这事做得过于天真,但据他的一些朋友说,他对人太过信任,这导致了多年来的财务麻烦和和法律官司。而且他有问题不抓紧应对,总是等到问题闹大了才处理。他的儿子杰斯珀(Jesper)说,“我经常要拦着他,不让他签字。有时候他连看都不看就签。”
杰斯珀是1960年代吉姆和薇薇卡·鲁特斯科尔德(Viveka Reuterskiold)婚姻期间出生的儿子。父母分居后,杰斯珀在斯德哥尔摩长大,但从10岁起他每年夏天都会去巴黎。他回忆早年去巴黎时说:“地板上空出的地方都放着床垫,客人在家里每个地方打地铺睡觉。很刺激,很好玩,但我有时候也很嫉妒。很多人都嫉妒。每个人都想多占些他的时间,每个人都想把他据为己有,但他根本不归任何人所有。”吉姆·海恩斯自己从不做饭,会请来客自己做。
1990年代,随着嬉皮士一代的老去,到巴黎参加他晚餐的人流开始减少。但随后,新一波的年轻游客开始与他接触。世界各地的博主们也发现了他。
过去几十年一直帮着吉姆办周日晚餐的好朋友西马斯·马斯温尼(Seamas McSwiney)说:“互联网既毁了晚餐,也救了晚餐”。“它变得不那么顺其自然了,因为大家都会提前六个月预订,这跟吉姆的出行方式有冲突,也很烦人,因为那些人不来的可能性更大。不过,网络上登的那些文章又让他的想法有了新的活力,有了年轻人的加入,有了新的动力。”
吉姆最多一次招待过120个客人,他的工作室真是挤得满满的,连后花园里都是人。这些年累计起来,应该有15万人来他这里吃过饭。
曾跟吉姆一起住过一年半的澳大利亚记者阿曼达·莫洛(Amanda Morrow)说:“门永远是开着的。对客人来说,这就是一个旋转推门,有些人进来后想留下来,有些只是进来打个招呼。吉姆从不拒绝任何人。”
杰斯珀说:“让吉姆难过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大家都走了。他受不了这个。他不喜欢自己呆着,好在通常都会有新人来分散他的注意力。”
到了晚年,其他人都被他吸引过来时,吉姆会静静地坐着。我最后一次去看他时,他显得很虚弱,受着各种病痛的折磨,但他看上去还是很满足的样子,显然永远不会厌倦做一个人与人沟通的纽带。
英国传奇摇滚歌手大卫·鲍伊逝世享年69岁——尘封近50年,鲍伊成名曲《星人》试唱录音带现身拍卖场——他对我说:“我还在想你什么时候再来呢” 。他声音有些沙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美国口音一点也没改。
这是一个曾与列侬和鲍伊共处的人,他曾是索尼娅·-奥威尔的朋友,还曾与塞缪尔·贝克特一起在巴黎散步。但他却让每个人都感到特别,让每一次的联系都很重要。好友西马斯说:“这感觉像是政治家才会玩的把戏,但对他却很自然。”
最近一段时间里,新冠病毒隔离规定让聚餐受到很大的限制,但他的朋友们说,他并没有因为疫情而沮丧。他觉得聚餐肯定有天会恢复,在那天还没来之前,他仍然享受着护理人员的探访和尽可能去看他的朋友们的问候。
1月6日他在睡梦中去世,网上悼念铺天盖地。在所有的哀悼怀念声中,杰斯珀的一番话尤其令人动容:“他早就定下了人生目标,要介绍全世界的人彼此认识,他差不多成功如愿了。”
谢选骏指出:“社交网络之父”死在武汉肺炎席卷全球一年之后所达到的第一个高峰期——这似乎很有寓意。这也许说明,“敞开家门结交天下客”等于培育了瘟疫传播的理想温床。由此想到,“开放交往”的现代文明,不仅是精神的瘟疫,也是瘟疫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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