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贾谊的不幸源于他的知遇之恩

网文《世间已无贾太傅》（黄稼辉 2005-12-31）报道：

两千多年前，那风度翩翩的洛阳才子被贬到长沙时，他肯定是落魄和失望的，要不，他不会在《吊屈原赋》里写下“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讬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但贾谊也太兰心慧质了，甚至有点弱不禁风，居然忧郁而死。所以，对于他的死，就有众多的说法，有人说是因为梁怀王坠马而死，他深感内疚，没尽好师傅之职，而苏轼却在《贾谊论》中说他是自残，是“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所以，苏轼的结论是“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我是不敢苟同的，纵观东坡先生一生，他的遭遇，何尝不是贾谊第二呢，不也是在南海一隅，终老余生吗？以东坡先生的才情与世故，又何必一与王安石持不同政见，二不与司马光为伍，郁闷一生呀。我并不是在做人身攻击而推崇贾谊，我只是想说，假如贾谊如此世故，世间已无贾太傅了。

这是一个秋雨蒙蒙的季节，长沙的秋天是有点凉意的，我的心也颇为荒凉，长沙说是屈贾之乡，可是，却没有屈贾的陈列馆和研究会，即使有一个贾谊故居，也是那样的萧瑟。长沙人对贾谊的印象，就如同那海市蜃楼，那么虚无缥缈。我来敬吊先生，献上心香一瓣，就是为了长沙人，为了湖湘人做出一点点的敬意，好让那洛阳少年，不再寂寞。

可以肯定的是，贾谊来长沙的时候，长沙绝对是蛮荒之地，也就是说，是土著。那么，一个当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少年，“是时，贾生年二十馀，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文帝说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他的落寞之情，是可想而知的了。他被贬到了长沙，他于是有了另外一个名字：贾长沙。这是他给长沙人的财富，这是以楚文化为根基的湖湘文化与以“仁德文化”为基础的北方文化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融合，这对于提升湖湘文化的神巫传统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当时的湖湘是一个“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湖湘可谓是遍地巫风，“民神杂糅”。贾谊的来到长沙，就好比成一个文明之邦进入到一个神巫之邦，他不得不改变他的世界观，或者说是他的哲学观了。他的哲学观的改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湖湘文化对另外一种文化的同化，这我们可以从他来长沙后的一篇文章《鵩鸟赋》中得知。据历史记载，贾谊是通楚学的，他曾经在《上疏陈政事》时就希望汉文帝“生为明帝，死为明神”，他来长沙后，更对楚国的神巫文化有所热爱，于是，在某一天，当他的院子里来了一只野鸟时，他就开始发出一连串的感概。赋中是这样写的：“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鵩集予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异物来萃兮，私怪其故。发书占之兮，谶言其度，曰：‘野鸟入室兮，主人将去。’请问于鵩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灾。淹速之度兮，语予其期。’”这里的“发书占之兮”是湖湘人，也就是楚人的思维，他们一般都是用神巫传统，也即神话思维来看待问题，以指明出路。我们通常所指的原始思维便是这种思维，它们不需要逻辑，它们需要的只是形象，然而，形象中是包含着矛盾的，也就是说，是一种否定。一旦贾谊选择了原始思维来看待他的命运，就表明他已经相信天命了。从而，他就与他以前的逻辑思维相背离了。他以前的文章和政论都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历史事实的。当他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他就接近了神话了，他只想回到三皇五帝的神话年代，那是一个尧天舜日的年代，是多少文人向往的年代呀。这里的贾谊不再是崇拜历史和事实的贾谊了，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则李商隐的《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临虚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解读就要全改了，我不知道，李商隐是否知道楚人的原始思维，但从他的诗风来看，他是更应当懂得这种原始思维的，也就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既然贾生的治国安邦之策是那么的效果明显，而对于独立于周文化圈的楚文化圈而言，问点鬼神之事，又何尝不是安抚楚人之道呢。这里的贾生无非是代表楚文化圈直接向最高当权者表述自己的文化形态的代言人。近人谢选骏在他的《秦人与楚魂的对话》中便说过，“两千年前，秦人率先征服了东亚大陆外在的、可见的世界，楚魂随后弥漫了中国人内在的、不可见的宇宙。作为社会行动家的秦人和作为历史梦游者的楚魂，从此成为中国心灵的二元象征。”谢选骏同时强调，“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时空里，拥有这等对应的二元巨灵者，唯有中国。”

如此看来，这是一个与写《过秦论》迥异的贾谊。《过秦论》被誉为西汉第一鸿文，其时，作者是如何的意气风发呀。清人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评它为“雄骏宏肆”，近人吴闿生在《古文范》的夹批中评它“通篇一气贯注，如一笔书，大开大阖”。是的，如果说文如其人，那么，这个洛阳子弟，是应当有西出阳关、纵横大漠的心境和气魄的。况且，他给汉文帝的建议，也大多被接受，也就是，他是有成就感的，汉文帝的休养生息政策多少也与他的《论积贮疏》有关。倘若我们只看他的《过秦论》和《论积贮疏》，我们又怎么会知道他是一位愤怒青年呢，也可以说，这是贾谊的个性使然。然而，贾谊在后世的被人非议，无非是说他不够明智，不够冷静，不会卧薪尝胆，然后便三千越甲可吞吴了。这有苏轼的《贾谊论》为证，“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但果如苏子所言，那我们的文学史上就少了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了。

如果我们硬是要为湖湘文化找个源头的话，我建议去看看贾谊故宅的长怀井，这当然是后人命名的，依据是杜甫的诗句“不见定王城旧处，长怀贾傅井依然。”现在，那口井依然存在，可是，又有多少湖湘人愿意去吸收那文化的素养呢。我们所看到的现存的最古老的建筑，应当是非长怀井莫属了。可是，除了作为文物，就不能作为其他的榜样吗，要知道，它是我们长沙“屈贾之乡”“楚汉名城”的活着的历史见证。

世间已无贾太傅了。世间已无贾太傅的意义在于我们已经忘记了贾谊，忘记了贾谊曾经带给湖湘人文化意义上的恩惠。在那两千多年前，那洛阳子弟，是被贬到长沙的。我们就认定他是情非得已，是万般无奈。而他又忧郁而死，更非湖湘人的敢想敢干可比。于是，一方面，我们认定他是贾长沙，而另一方面，我们却在羞羞答答，不敢面对贾谊带给我们的巨大的文化象征，抛弃了他。要知道，贾谊的道德文章直接滋润了我们的湖湘文化精神，即忧乐天下的情怀和忠诚不贰的孝道。他虽然远在湖湘，但他的心事无不萦怀那汉室王朝，他的《新书》中的政论，与我们湖湘子弟的“蒙谷献典”何其相似，那可是与奠定汉室４００年基业有关的《过秦论》和《论积贮疏》呢。它们的内在联系在于，《过秦论》总结了秦亡的教训，而《论积贮疏》却提出了避免秦亡的对策。如果说，贾谊是个悲剧，那悲剧的原因便在于他太超前了，太有智慧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郁闷的实质便是一种心的荒凉，一种世无知己的荒凉。而今天，我的伤感和荒凉却来源于我们对贾谊的淡漠，对他的忽视。这种忽视却仍然在使贾谊的心继续荒凉下出，如同他那不事张扬而又清静的长怀井。

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贾谊的不幸源于他的知遇之恩——如果他没有得到提拔，也就不会产生失落甚至怀才不遇了。

网文《贾谊》报道：

贾谊（前200年－前168年），西汉时期雒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东）人。由于是知名的学者，人称贾生、当过长沙王太傅，故世称贾太傅、贾长沙。汉朝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其政论文《过秦论》、《论积贮疏》、《治安策》等，在历史上有很高的地位。

贾谊于汉高帝七年出生于雒阳（河南郡郡治所在），从小研究讨论诗经、书经的道理才学过人，文笔十分漂亮。十八岁即闻名于郡里得到赞赏，被河南郡守吴公召致门下，成为郡守的门客。贾谊22岁时，汉文帝登基，擢升河南郡守吴公为廷尉，贾谊也因吴公推荐当了博士，是当时汉朝政府所聘用的博士当中最年轻的一位。贾谊每每有精辟见解，文帝很欣赏他，一年后被提升为太中大夫。

贾谊以儒学与五行学说设计了一整套汉代礼仪制度，以进一步代替秦制，主张是“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汉文帝并没有采纳。前178年，汉文帝想任命贾谊担任公卿，遭到官僚与宗室阶层反对，丞相绛侯周勃、东阳侯张相如、冯敬等老臣上书表态反对的立场，认为贾谊“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贾谊又时常在朝堂上讥讽汉文帝宠臣邓通。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贾谊被外放为长沙王太傅，辅佐长沙王吴著。至长沙赴任的途中，贾谊对贬谪不满，又听闻长沙气候潮湿多雨，以为自己会早死。他心情悲观失望，在渡湘江时作了《吊屈原赋》，在长沙度过三年余的左迁生活。任长沙王太傅三年时，有象征不祥的鵩鸟飞入房屋，贾谊有感而作《鵩鸟赋》。《吊屈原赋》和《鵩鸟赋》是他的骚体赋代表作。

汉文帝七年（前173年）、汉文帝突然想起贾谊，召贾谊回长安，问以鬼神之事，夜半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关于此事后世有争论；李商隐颇为贾谊不平，有诗吟“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为贾生不得重用而叹息，不久，汉文帝拜贾谊为自己爱子梁王刘揖的太傅。贾谊此时期除太傅责任以外，主要写政论文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对汉文帝进行劝谏。《治安策》、《论积贮疏》是他这时的代表作。其政论文既有战国纵横家古文的余风，又有法家韩非子等人论证严谨风格的影响，洋洋洒洒，文采斐然。所以贾谊的辞赋可谓上承屈原、宋玉，下开枚乘、司马相如，是从楚辞发展到汉赋的重要桥梁。汉文帝十一年（前169年），梁王坠马而死，谥怀，史称梁怀王。贾谊认为自己没有做好辅导亲王的职责，终日哭泣，于第二年忧郁而终，享年33岁。

贾谊虽然早逝，但其文采与见识深受后人赞叹。司马迁在《史记》中作《屈原贾生列传》；《汉书》也有《贾谊传》。后来的文人对他的评价极多，唐代裴度〈寄李翱书〉：“贾谊之文，化成之文也，铺陈帝王之道，昭昭在目。”。台湾作家柏杨在翻译《资治通鉴》曾写道：“治安策原文，已不可得。司马光在残篇中，摘录他认为重要的部分，连‘六个长叹’，都不能完整。”

农本主义思想

贾谊在《论积贮疏》中指出：“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月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贾谊认为工商“末”业败坏社会风俗。他主张抑末强本，“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于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蓄积足而人乐其所矣。”贾谊上书《谏铸钱疏》提出反对民间私人铸钱，主张把铜业收归国有，统一铸币权，规定标准的“法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增加财政收入。

主要作品：

贾子新书十卷，原58篇，现存共五十六篇：

政论上疏：《论治安策》、《过秦论》、《论积贮疏》、《谏铸钱疏》

辞赋：《吊屈原赋》、《鵩鸟赋》、《惜誓》、《旱云赋》、《虚赋》

评论：《过秦论》

谢选骏指出：贾谊年少天才，但比起王弼来就略逊一筹了。

网文《王弼》报道：

王弼（226年－249年），字辅嗣，山阳郡（现今山东省境内）人。三国时代曹魏的著名经学家、易学家，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父亲是王业。兄长王宏。祖父王凯是王粲的族兄，祖母是刘表之女。（《博物记》）

王弼为《道德经》和《易经》撰写注解，对后世影响甚大。由于汉代、三国《道德经》的注释本大多失传，王弼的《道德经注》成了本书流传至今的最早注释本。

王弼在年幼时已非常聪明，十余岁时，好老子，而且口才出众，与锺会齐名。未弱冠时，已为当时的官员、文人所识。与吏部郎裴徽见面时，裴徽一见而感到奇异，并问：“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王弼回答：“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王弼传》。《世说新语，文学》则记载是在弱冠后见裴徽，徽问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王弼回答：“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后来亦为傅嘏所知。当时，何晏为吏部尚书，亦对王弼的才能甚是惊奇。正始年间，黄门侍郎未有人担任，何晏已起用贾充、裴秀、朱整，又商议任用王弼。当时丁谧与何晏争衡，向曹爽推荐高邑王黎。于是曹爽起用王黎，而以王弼补任台郎。在上任后，与曹爽见面，曹爽屏退左右，而王弼只与其论道，于是被曹爽轻视。当时，曹爽专政，任用亲信。王弼通达，并不经营名声。王黎病死后，曹爽以王沈代王黎，王弼于是不得在其门下，何晏为之叹恨。因为年资甚浅，而且不擅长公务，于是更不受注意。

淮南人刘陶，善论纵横，为时人所推举，每次与王弼谈话，常被王弼所折服。

何晏认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是精妙，锺会等人亦同意。而王弼与之不同，认为圣人的神明多于人，而五情与人相同，“神明茂，所以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

在为《周易》作注后，颍川人荀融问难王弼《系辞上》中“大衍”的要义。王弼答其意，写信讽刺荀融：“夫明足以寻极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颜子之量，孔子之所预在，然遇之不能无乐，丧之不能无哀。又常狎斯人，以为未能以情从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虽已定乎胸怀之内，然而隔逾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于颜子，可以无大过矣”。

正始10年（249年），曹爽被废，王弼亦被免官。同年秋天，以疠疾亡，年仅24岁。

人物、逸事

性格和于名理，喜好游宴，亦识音律，擅长投壶。因为常以所长笑人，被当时的士君子所厌。（《王弼传》）

与锺会友好。锺会论议以校练为主，不过亦佩服王弼的高致。（《王弼传》）

初时与王黎、荀融相善。后来因为王黎被起用为黄门侍郎，于是怨恨王黎。而与荀融亦变得不和。（《王弼传》）

在未弱冠时，往见何晏，当时论客满席。何晏曾闻王弼名，以论胜者的论理问王弼：“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于是王弼问难，满席人都折服。王弼又数次作主客自问自答，其论皆满席人所不及。（《世说新语，文学》）

何晏曾注《老子》，未完成，见王弼自说注老子旨，因为王注精奇，自认为不及之，不能回应，只得唯唯诺诺，于是不再继续为《老子》作注，改作《道德论》。（《世说新语，文学》）

死后，司马师等有识之士亦为之嗟叹。（《王弼传》）

据说在为《周易》作注时，辄笑郑玄为儒，认为“老奴甚无意”。于时夜分，忽然听见门外阁有脚步声，有人进来，自称郑玄，叱责：“君年少，何以轻穿文凿句，而妄讥诮老子邪？”极有忿色，言罢离去。王弼心生畏恶，不久后患厉疾而死。（《幽明录，卷三》）

评价

何晏叹之曰：“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王弼传》、《世说新语，文学》）

王济好谈，病老、庄，常云：“见弼易注，所悟者多”。（《王弼传》）

何劭：“弼天才卓出，当其所得，莫能夺也”、“弼注《老子》，为之《指略》，致有理统。著道略论，注《易》，往往有高丽言”、“然弼为人浅而不识物情”、“其论道傅会文辞，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王弼传》）

陈寿：“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三国志，锺会传》）

孙盛曰：“《易》之为书，穷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况弼以傅会之辨而欲笼统玄旨者乎？故其叙浮义则丽辞溢目，造阴阳则妙颐无闻，至于六爻变化，群象所效，日时岁月，五气相推，弼皆摈落，多所不关。虽有可观者焉，恐将泥夫大道”。（《三国志注，锺会传》）

东晋范甯：“黄唐缅邈，至道沦翳，濠濮辍咏，风流靡托，争夺兆于仁义，是非成于儒墨。平叔神怀超绝，辅嗣妙思通微，振千载之颓纲，落周孔之尘网。斯盖轩冕之龙门，濠梁之宗匠。尝闻夫子之论，以为罪过桀纣，何哉？”、“王、何叨海内之浮誉，资膏粱之傲诞，画螭魅以为巧，扇无检以为俗。郑声之乱乐，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为一世之祸轻，历代之罪重，自丧之衅小，迷众之愆大也”。（《晋书，范甯传》）

南北朝刘勰：“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详观兰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声》，太初之《本无》，辅嗣之《两例》，平叔之二论，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论之英也”、“若夫注释为词，解散论体，杂文虽异，总会是同。若秦延君之注《尧典》，十余万字；朱文公之解《尚书》，三十万言，所以通人恶烦，羞学章句。若毛公之训《诗》，安国之传《书》，郑君之释《礼》，王弼之解《易》，要约明畅，可为式矣”。（《文心雕龙，论说》）

隋朝颜之推：“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皆以农、黄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业，弃之度外”、“辅嗣以多笑人被疾，陷好胜之阱也”。（《颜氏家训，勉学》）

唐朝孔颖达：“惟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易正义序》）

宋朝朱熹：“王弼周易，巧而不明”。（《朱子语类，孟子一》）

谢选骏指出：若论仕途，王弼其实比贾谊更不发达，但是很少听到他的抱怨——这是可能是因为王弼不想做官，所以也就无所谓失意了。他既然没有知遇之恩，也就不会再有不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