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文《南京大屠杀和纳粹屠犹是全人类的灾难》（2005年08月09日 现代快报）报道：
为纪念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纳粹屠犹和南京大屠杀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南京大学知行楼召开。将纳粹屠犹和南京大屠杀联系在一起进行学术讨论，这在国际上尚数首次。此次会议时间四天，会议汇集了南京大屠杀史学研究界的权威和专家学者。来自希伯来大学的RobertSWistrich教授是世界上公认的研究纳粹屠犹专家，来自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StephonFeinberg教授是世界著名从事大屠杀研究的专家。奥斯威辛之后，诗已不存在
“对于纳粹屠犹和南京大屠杀这样的灾难，受难者不是一个民族，而是全人类。”孙宅巍如是说。昨天的会议上，第一个发表演讲的是江苏省社科院的孙宅巍教授。他向全体外国学者们介绍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大规模屠杀的背后原因。一是日本军国主义部队的野蛮凶残，二是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而遭致的报复。“侵华日军在南京屠杀的30万具尸体如果一字排开，可以从南京一直排到杭州；如果都摞起来，有两座金陵饭店那么高。”
随后来自美国的大屠杀学者Michael Berenbaum带着悲愤的语调讲述了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的残暴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种族灭绝灾难。”纳粹对苏联波兰犹太人的屠杀是“死亡坑”的方式，1941年底至1942年初，将约一百万人杀死在反坦克沟、防御壕和其他坑中。
奥斯威辛集中营是最大的灭绝营，其中建有四座毒气室，每天死于其中的犹太人不计其数，惨状令人发指。说到此处，MichaelBeren-baum摘掉眼镜，语调提高，“一个曾经参与屠杀的德国军官说过，通过这种屠杀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是一个野蛮的国家，因为建立者杀掉了这么多无辜的平民。”对于如此惨烈、毫无人性可言的的大屠杀，一位诗人说，“奥斯威辛之后，诗已不复存在。”诗已不复存在，而永存的是关于奥斯威辛的反思。国际大屠杀研究重在交流
孙宅巍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侵华日军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征服中华民族，同样纳粹德国他们的目标也绝不仅仅只是消灭犹太人。因此，大屠杀不是一个民族的事，南京大屠杀也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事，外国人同样也有必要了解。同样，纳粹屠犹中国人也有必要了解。”
孙宅巍教授认为，这次国际交流会议正是打开了一扇窗口，让东西方关于大屠杀的研究得以交流。他说，1995年和1997年，他两次赴美国进行有关中国抗日问题的专题演讲，听讲者基本上以华裔为主。而1999年他再赴美国华盛顿大学讲演时，听课的有一半都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原因就是张纯如《南京大屠杀》的出版。“这让我深刻地感到本土宣传的重要性。”孙老认为，这次学术交流会议邀请了国外这些有影响力的学者，将有助于西方更好地了解这个发生在南京的、同样惨烈的大屠杀，让国际舆论来共同声讨日本方面否认历史的荒谬言论。对下一代应进行史实教育
会议的组织者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徐新所长说，这是国际上首次将南京大屠杀和纳粹屠犹结合起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举办非常有意义。“这是在学术上纪念这个特殊年份的最好方式。”
徐新说，欧洲曾经遭受到法西斯侵略迫害的国家都将《大屠杀和它的意义》这本书作为教科书来教育下一代，大屠杀的历史史实在每个欧洲孩子包括德国孩子的心里像烙印一样深刻，每个人都深深牢记着这段历史。“这样才是避免惨剧再次发生的最好的方式。我们也要让下一代勿忘历史，在对下一代的教育方式上需要改进。”徐新说，“这次会议也将如何对少年进行历史教育作为一个重点。国外的教育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快报记者解璐）
谢选骏指出：上文遂将南京大屠杀与犹太灭绝营相提并论，却没有看到南京大屠杀对犹太灭绝营的影响——毕竟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发生在前，1942年以后建立的犹太灭绝营出现在后，前者对后者的提示作用是不容忽略的。
《杨梦：南京离奥斯维辛有多远？中国的纳粹屠犹教育》（2017-12-13 澎湃新闻网）报道：
编者按：八十年前的今天，1937年12月13日，南京遭遇了惨绝人寰的屠城悲剧，三十万同胞在短短六周内命丧日军屠刀，举世震惊。在南京大屠杀的公共讨论中，犹太大屠杀常被作为参照对象，德日两国截然不同的认罪、反省态度更是成了老生常谈。国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教育启动较晚，近年来，我国积极借鉴全球范围尤其以色列的纳粹屠犹教育成果，在南京大屠杀八十周年纪念日之际，南京离奥斯维辛究竟还有多远？
纳粹集中营
何谓纳粹屠犹？根据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定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及其帮凶共杀害了大约六百万名犹太人，这种有组织的、官僚的、国家支持的迫害和谋杀活动被称为纳粹屠犹。研究纳粹屠犹的国际权威专家鲍尔教授特别指出，“无论你生活在中非、中国、南太平洋，还是瑞士，你必须意识到种族灭绝屠杀的危险。纳粹屠犹教育的终极目标就是要使人类尽可能远离极端形式的大规模屠杀行动”。在南京大屠杀八十周年纪念日之际，作为一个远离纳粹屠犹欧洲主场的国家，中国为什么要开展纳粹屠犹教育？中国开展纳粹屠犹教育会对南京大屠杀教育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们什么时候知道纳粹屠犹？
1933年希特勒上台不久，我国的知识精英们便嗅到了纳粹德国的反犹浪潮。是年5月13日，宋庆龄女士带领蔡元培、杨杏佛、鲁迅、林语堂、史沫特莱、伊罗生等中外知名人士奔赴德国驻上海领事馆递交抗议书。这便是我国纪录在案的第一份抗议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声明。
宋庆龄女士当时与知识精英共同去德国驻上海领馆进行抗议
1938年11月9日，纳粹德国全国范围针对犹太各类机构打砸抢烧，迫使境内的犹太人开始大规模流亡。1933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近两万五千名欧洲犹太难民逃亡上海。由于日本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当时的上海还有许多因战乱避难的全国各地难民。中国民众很快注意到，身边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白人群体，他们囊中羞涩，生活拮据，与租界里那些外表光鲜，生活奢靡的洋人形成鲜明对比，他们便是犹太难民。当越来越多的犹太难民涌入上海，逐渐逼近这座城市的承受极限，上海陷入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境地。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孙科在1939年2月17日向国防最高委员会提出一项议案，建议在云南建立一个犹太定居点，以安置越来越多的犹太难民。这项举措在当时看来不仅符合孙中山关于联合并援助弱小民族的遗愿，还可以帮助改善与英美两国的关系，赢得全世界犹太人的好感，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国防最高委员会于当年3月7日通过该提案，并在4月22日制定了实施计划的纲要，但终因经费等问题，计划最终流产。值得一提的是，在犹太难民避难上海期间，自始至终未发生一起上海民众反犹事件。
从姗姗来迟到风云突变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深受前苏联意识形态的影响，把杀戮犹太人视为法西斯主义在二战期间杀害欧洲平民的一部分，并把法西斯主义看作资本主义的极端形式。换而言之，资本主义被视为造成大规模屠杀的根源。国人当时对于这段历史的理解与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存在很大偏差，并没有深刻意识到纳粹屠犹实为反人类罪行。彼时的出版物中也鲜有对于纳粹屠犹史实的介绍，甚至“纳粹屠犹”和“犹太大屠杀”这样的名称也没有出现。
然而，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决裂，风云突变。尤其在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政治空气的转变让中国意识到了解、研究西方世界的必要性。早在“文革”结束前，《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中译本已经正式出版，还曾作为内参在大陆流通。时至今日，此书仍是广大中文读者理解这段历史的热门读物之一。自政治气氛转变后，纳粹屠犹的相关内容频繁出现在国内各类出版物中。
《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
有趣的是，在学术相对自由的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尽管许多知识分子在十年“文革”浩劫的空窗期后热衷译介、接受西方各种思潮和学术研究，却没有对纳粹屠犹进行专门关照。直到八十年代末，一些中国学者才开始关注纳粹屠犹。当时，河南大学青年学者张倩红的论文《试论希特勒的反犹政策》成为中国最早发表的研究纳粹屠犹的学术论文之一。上海社科院潘光教授于1992年发表文章《中国犹太学和以色列研究概述》，该文介绍中以建交以前中国学者发表的关涉犹太问题的论文，涵盖将近百年中国学者在犹太领域的成果，却没有提及关于纳粹屠犹的研究文章。由此可见，当时鲜有中国学者关注纳粹屠犹这一主题。
在这一时期，纳粹屠犹和南京大屠杀的比较尚未正式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话语，也没有形成对于纳粹屠犹教育的政治需求。许多西方学者的最新洞见还没有被中国学者认识，中国的纳粹屠犹教育处于非常初步阶段。
转折点：1992年中以建交
1991年，中以正式建交的前一年，中央电视台在深夜时段播放了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制作的《种族灭绝》（Genocide）电视片，这部反映纳粹屠犹的纪录片一经播放，便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1991-1993年期间，该中心把《勇于记住： 1933-1945年的纳粹屠犹》展览于中国数座城市进行巡回展出，在南京巡展期间，展览被专门安置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是亚洲战场和欧洲战场的受难者第一次被放置在同一个空间，也就是说，中国受难者和犹太受难者共同得到纪念，这也是第一次在中国的公共空间尝试将两者进行比较和对话。
利用公共媒体讲述纳粹屠犹事件，一方面有利于中国民众认识这位正式交往的国际新朋友——世界上唯一的以犹太族群为主体的主权国家，另一方面也是在八十年代末本土政治风波后对于民族苦难的一次试探性触碰。
1992年中以正式建交后，中国的纳粹屠犹教育开始扬帆远航。
高居庙堂、中外合作
我国的纳粹屠犹教育与大多数西方国家的纳粹屠犹教育非常不同。
此项教育在西方国家通常属于中小学基础人文教育的一部分，许多学校会安排犹太幸存者与中小学生见面座谈，组织学生参观当地犹太纪念馆。与之不同的是，这项教育在我国的执行主体是大学、研究所等高等教育机构。
提起中以建交后的纳粹屠犹教育，徐新教授和他创建的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功不可没。该所成立于1992年5月（中以建交时间为1992年1月），是中国大陆高校中最早对犹太文化进行系统研究的机构。徐新教授编纂的首部中文版《犹太百科全书》是国内最具权威性和得到广泛使用的关涉犹太文化的大型工具书，其中百分之十以上内容与反犹主义和纳粹屠犹相关，为中国读者了解纳粹屠犹的相关信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专业参考。
该所师生把国际著名的大屠杀研究专著《灭绝的年代：纳粹德国和犹太人——1939-1945》译成中文。作者弗里德兰德尔在中译本的《致中国读者》一文中写道： “本书讲述的一系列事件早已成为当代西方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过，其历史教训和具有的普世意义，应该对每一位读者，无论其身在何地，都具有参照作用”。针对翻译、介绍这部著作的目的，徐新教授在序文中写道：“不仅旨在为中国读者提供一个反映纳粹屠犹事件的‘鲜活’读本，而且为如何记录和反映‘南京大屠杀’事件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重要参考，更希望中国历史学家以及致力于纂写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学者能够从本书中汲取养分，写出与此相媲美的作品，为人民不忘南京大屠杀历史，牢记南京大屠杀历史做出贡献。”
可以看出，徐新教授的团队在纳粹屠犹领域的科研实践中秉持了对本土苦难的关怀，这也是我国纳粹屠犹教育一大特点。同时，徐新教授也冷静指出：“诚然在中国开展纳粹屠犹研究不言而喻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将纳粹屠犹和南京大屠杀建立联系，但是并不能认为中国研究纳粹屠犹或者开展纳粹屠犹教育是作为一种战略上的措施，以达到强调自身在日本侵略中遭受苦难的目的。”
1997年，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之际，华裔美国学者张纯如的研究著作《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问世，此书很快打入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版，在国际史学界引起轰动，打破了西方社会对南京大屠杀长达六十年的沉默。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副标题使用的英文词就是西方专指犹太大屠杀的词语（the forgotten“Holocaust”）。这两次屠杀虽然在形式上有很大差别，但中国民众接受时往往倾向将两者置于同一语境。尽管这样的同置是对纳粹屠犹事件的误读，但在南京大屠杀史实传播的初期，同置的确具有很大推动作用。事实也证明，政府处理中日历史问题时，也经常试图借力于纳粹屠犹事件，而且开展纳粹屠犹教育还能为抗击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提供有效经验。
张纯如的著作，其中副标题为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自2005年起，几乎每年国内会有高校牵头举办关于纳粹屠犹与犹太历史文化主题的暑期班。参与者不仅可以学习相关历史课程、观赏影像资料，还能见到犹太幸存者，与幸存者直接交流。这几乎是中国本土唯一能接触到犹太幸存者的教学场合。可惜的是，受一些复杂因素影响，此类暑期班近三年来无法获许开班。
自2010年起，在伦敦犹太文化中心已故的哥特尔先生和澳门大学提姆曼教授的协助下，每年约三十位中国学者（包括港澳地区）赴以色列参加为期两周的纳粹屠犹研讨班。这个研讨班为中国学员度身定制，不仅提供历史景点的参观讲解（部分讲解语言是中文，由以色列当地汉学系学生提供）和犹太幸存者见面讨论会，还邀请以色列专家、学者、记者开展一系列纳粹屠犹专题讲座，其中特别设计了与中国相关的课程，比如：用儒家经典阐释犹太经典塔木德，亚洲大屠杀（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发生的屠杀华人事件和南京大屠杀）和纳粹屠犹的对比讨论、义人介绍（特别介绍以色列官方承认的两位中国义人，并带领全体中国学员参观刻有他们名字的义人碑）等。
有趣的是，资助中国学者以色列之行的基金会的部分资金源自中国澳门地区的赌场经营。这家基金会不仅是特朗普竞选活动背后的大金主，而且是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的主要资助方，还积极参与资助我国的纳粹屠犹教育。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远赴以色列的观光客、基督徒朝圣团、甚至商务考察团将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纳入参观行程，主动接受以色列的纳粹屠犹宣传教育，这是前所未有的新趋势。这能否被解读为民众对于本土民族苦难没有得到彻底清算的遗憾，而做出的自发的、朴素的、下意识的补偿行为？
与全世界林立的纳粹屠犹纪念馆相比，国内还没有纳粹屠犹的专业纪念馆，即便是针对南京大屠杀教育，除了南京市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全国各地也鲜有南京主题的纪念馆。2012年5月，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纪念馆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三楼开设奥斯威辛集中营展览，这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纪念馆第一次在中国本土进行展览，展出时间约三年。
南京离奥斯维辛究竟有多远？
不少国内学者倾心于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想象的共同体”到“虚构的犹太民族”，推崇民族苦难记忆构成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的论调。然而，这些说辞在多元发展的中国社会往往水土不服。在南京的语境中，“忘记等于背叛”的口号常常辞不达意，一到纪念日，便可以发现铺天盖地的情绪宣泄，渴求西方同情认可的呐喊，甚至转而抱德国的大腿，这些做法幼稚、无力，没有深意。侠义柔情的中国文化能否找到一条适合自身的出路来直面曾经的民族苦难呢？
不仅如此，在南京大屠杀历史教育过程中，国人常有一些误解。例如许多人认为拉贝说过“可以宽恕，但不可以忘却”，甚至这句话一度以中文形式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展出，但是拉贝的德语日记和其他记录中并没有相应文字记载。笔者认为，这可能是研究初期对拉贝表述的误读。如果观察拉贝的墓碑，可以发现墓碑下方刻有两个德语词“unvergesslich”和“unersetzlich”，也就是“不能忘记”和“无法弥补”，拉贝没有提出“宽恕”。“宽恕观”在犹太群体中也站不住脚。在西方的纳粹屠犹反思教育中，谈论“宽恕”往往是一大禁忌，世界上绝大多数纳粹屠犹纪念馆中亦很难找到“宽恕”的论调。多位犹太幸存者在和笔者的访谈中也证实了这点——“死的不是你，你有什么资格宽恕？！”
新世纪以来，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的建馆理念和布展设计。改造过程中，中方曾派出团队专访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和波兰奥斯威辛纪念馆，学习以色列和波兰在纳粹屠犹教育方面的经验。可以说，这是南京大屠杀教育获益于纳粹屠犹教育的一次成功实践。2014年12月13日，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后的77年，中国首次以国家层面公祭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建立亦是借鉴以色列的纳粹屠犹纪念日的重要成果。哈佛大学荣休教授、美国著名犹太知识分子魏斯教授在与笔者的深谈中曾指出，她赞赏中国在纪念自身苦难的形式上借鉴犹太人的做法，同时，她希望中国人不要误以为犹太民族和以色列是通过展示伤口引起国际社会同情而获得尊重和支持，求同情是最不济的手段。换而言之，学习犹太纪念馆的共情技巧和建立国家公祭日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奥斯维辛后的犹太民族，这个在浩劫中损失了近三分之一人口的民族，将纳粹恶魔牢牢钉在世界历史耻辱柱上，靠的不是指着伤口求同情，而是从国家层面到团体、个人在纳粹屠犹问题上直面苦难的勇敢坚定、抓捕罪犯的铮铮铁骨、审判索赔的不屈不挠、全球义人的追认表彰、调查研究的专业到位、反思教育的深刻彻底和绝不姑息的理直气壮。
不难发现，纳粹屠犹教育的全球化视野是这项教育获取成功的关键因素。奥斯维辛不仅是犹太人的痛，而是全人类的耻辱。2005年11月1日，第六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由一百零四个国家共同发起的一项决议，将每年的1月27日（1945年1月27日苏军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定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相形之下，南京的伤痛近年来才逐渐被世人关注。2017年11月30日，加拿大华裔国会议员关慧贞在国会层面呼吁加拿大联邦政府将每年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今年南京大屠杀八十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加拿大的安大略等四省都将举行纪念活动。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纳粹屠犹教育在我国的实践过程中只是在表面上与南京大屠杀比较，真正将西方纳粹屠犹研究和教育领域成果嫁接到南京大屠杀的成功案例还并不多，这或许和我国的纳粹屠犹教育主要停留在高等教育机构和对于南京大屠杀教育的政治化需求有关。
进口的“反犹主义”隐患和社会正义的拷问
我国虽然没有土生土长的反犹主义，近年来却渐有进口的反犹主义隐患。海归宋鸿兵于2007年出版《货币战争》，该书惊人的销售量和阅读量在犹太世界引起震动，甚至被称之为“反犹主义正在当代中国蔓延”，尤其第一章中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描述被西方学者称作“犹太阴谋论”的翻版。这种进口的反犹主义现象在日本已颇有声势。2014年东京多家公立图书馆馆藏的《安妮日记》及相关书籍遭到破坏，受损范围涉及至少三十六家图书馆，受损数量达288册。在“犹吹、以吹”之风盛行的今天，这种故意夸大吹嘘部分犹太人士在经济、政治等领域具有特殊影响力的说辞值得警惕，西方历史上多次的反犹浪潮前奏往往就是这些不实之词，最终酿成由羡生怨的人性悲剧。
另一方面，德国的国家形象在国内也被过分美化，“德吹”们致力于把德国打造成完美的战后忏悔榜样。2014年5月，北京大学德语系黄燎宇教授在北京大学的德国专题报告中严厉批判这一莫须有的榜样形象。其实，德国的认罪是迫于各种国际压力的无奈之举，很多国人有所不知，德国总理勃兰特的“华沙之跪”在德国国内也曾饱受争议，可是在某些政治宣传需要的影响下，德国以一个忏悔大国的形象粉墨登场。吊诡的是，不少国人将希特勒视为强有力的领袖偶像，这种扭曲的寻求Chrisma领袖人物的社会心理在国内颇有市场。如果只是把希特勒看作强有力的领袖，剥离他对于整个欧洲犹太族群的毁灭性创伤和发动二战等一系列反人类罪行，那么纳粹屠犹的历史在中国就会有被曲解的危险。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开展纳粹屠犹教育对于传播政治正确的世界历史认知观很有必要。
同时，纳粹屠犹教育转向公民教育的国际趋势值得关注，这或许是我国未来在南京大屠杀教育过程中可以大力借鉴、参考的方面。在前文提及的暑期班教学中，犹太讲师哥特尔先生在讲课中多次提到纳粹屠犹的惨痛教训，并强调一个人自由选择的重要性，即一个人在暴行专制中拥有选择做施暴者、受害者、旁观者、抵抗者、义人等不同角色的自由。归根到底，这项教育是对于社会正义的严肃拷问，尤其对于义人的宣传和教育。如果通过这项教育能够让更多人关注社会正义，那么产生的社会意义将不可估量。此外，纳粹屠犹教育也是提倡族群平等的教育。奥斯维辛和南京未曾遥远，它们都是极端种族主义下的人间悲剧——犹太人被纳粹视为“劣等民族”惨遭屠杀；日军把中国人看作“劣等民族”进行疯狂虐杀。二战后，世界多地仍有各种规模极端种族主义导致的清除暴行，这样的“反人类”犯罪现象不可小觑。因此，通过这项教育输出族群平等观具有积极现实意义。
全球范围的纳粹屠犹教育在不同国家和时期呈现不同特点。当这项教育走入中国，无疑扯到国人心头无法愈合的伤口——南京。奥斯维辛和南京未曾遥远。即便是炮火中诞生的以色列，也是在建国后经历十多年的沉默，才开始面对巨大的民族创伤，期间筚路蓝缕、波折迭起。从奥斯维辛到南京，这一路荆棘坎坷、血泪满襟。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一城之痛，一国之殇。在南京大屠杀八十周年纪念日之际，铭记南京、南京！
谢选骏指出：上文同样忽略了南京大屠杀对犹太灭绝营的影响，还把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活动，说成是模仿犹太灭绝营的纪念活动——上文完全忽略了国共两党竞相讨好日本，而故意忽略了南京大屠杀；而犹太灭绝营则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的重要理论依据。这是这一极大的反差，使得南京大屠杀被忽略，犹太灭绝营被广为宣传。
网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三大惨案》（2015-01-16）报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南京大屠杀与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惨案、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并称为二战史上“三大惨案”。
南京大屠杀：
日本侵华战争初期日本军队在南京犯下的大规模屠杀、强奸以及纵火、抢劫等战争罪行与反人类罪行。日军暴行从1937年12月13日攻占南京开始持续了6周，直到1938年2月南京的秩序才开始好转。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的有关判决和调查，在大屠杀中有20万以上乃至30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杀害，约2万中国妇女遭日军奸淫，南京城的三分之一被日军纵火烧毁。
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惨案
纳粹德国时期建立的劳动营和灭绝营之一，位于波兰距克拉科夫西南60公里的小城奥斯威辛，有“死亡工厂”之称。集中营内共有3个主要营地和39个小型的营地，分布在整个波兰南部西里西亚地区。集中营内部壁垒森严，四周电网密布，设有哨所看台、绞刑架、毒气杀人浴室和焚尸炉，由奥斯维辛一号、奥斯维辛二号、奥斯维辛三号组成，是希特勒种族灭绝政策的执行地。
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鲁道夫·胡斯供认，多达300万人死于该集中营。奥斯维辛集中营国家博物馆已经将该数字修订为110万。集中营内关押着来自德国、苏联、波兰、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荷兰、比利时、挪威、意大利、西班牙、中国等三十多个国家的犹太人、吉普赛人、战俘、知识分子、抵抗组织成员、“反社会分子”、耶和华见证人和同性恋者。约90%的受害者是欧洲各国的犹太人，大多数受害者是被毒气室的毒气齐克隆B杀害，其他死亡原因是苦役、疾病、个别处决以及所谓的“医学实验”。
广岛原子弹爆炸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政府拒绝执行《波茨坦公告》，美国政府为迫使日本尽快投降，彻底扭转战局，1945年8月6日向广岛投下了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其爆炸后产生的巨大破坏力导致广岛一片狼藉，广岛从而成为第一座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城市。
原子弹爆炸的强烈光波，使成千上万人双目失明；10亿度的高温，把一切都化为灰烬；放射雨使一些人在以后20年中缓慢地走向死亡；冲击波形成的狂风，又把所有的建筑物摧毁殆尽。处在爆心极点影响下的人和物，象原子分离那样分崩离析。离中心远一点的地方，可以看到在一霎那间被烧毁的男人和女人及儿童的残骸。更远一些的地方，有些人虽侥幸还活着，但不是被严重烧伤，就是双目被烧成两个窟窿。在16公里以外的地方，人们仍然可以感到闷热的气流。广岛人口为34万多人，靠近爆炸中心的人大部分死亡，当日死者计8.8万余人，负伤和失踪的为5.1万余人；全市7.6万幢建筑物全被毁坏的有4.8万幢，严重毁坏的有2.2万幢。
谢选骏指出：正如南京大屠杀对犹太灭绝营具有深刻的影响，南京大屠杀对广岛原子弹也有深刻的影响——面对日本人如此残暴的现实，投掷原子弹成为结束战争的必要手段。
网文讨论《同样是大屠杀，为什么奥斯威辛集中营比南京大屠杀更能获得世界范围内的关注？》（知乎2017-10-16）报道：
注意到 Google 建了纪念奥斯威辛的网站 大屠杀历史记录，而且从全世界范围内看，对发生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犹太人屠杀有着比南京大屠杀更广泛的知名度，更多的认同。而南京大屠杀相对来讲，从地位、名声、接受度都要弱于前者，有时后者甚至不如广岛原子弹事件。虽然从数量级来看，奥斯威辛确实要远甚于南京大屠杀。
造成这样的认识差异，是因为什么？宣传？还是其他……？
1、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古代史博士
学术研究中讨论屠杀犹太人比较多，是因为迫害犹太人涉及现代性中的阴暗面，而南京大屠杀仅是人性中的黑暗，不涉及现代性。
屠杀犹太人是一个完整的行政过程，其中的每个环节的人都在按照政治体的要求，履行自己的职责。而这个政治体的搭建，亦使用了相当数量的民族国家理论等现代政治话语。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官员、犹太人身边的每个人，甚至部分被羁押的犹太人，都是经过“启蒙”、已经被卷入现代社会的“现代人”。然而正是在这种现代性得以充分表述的社会环境中，发生了极为有悖人性的大屠杀。
此外，纳粹实施屠杀的过程，亦表现出鲜明的现代性的特点。例如决策-执行过程的连续性、去人性化等等。进行运作的不是某个人，而是整个国家机器，整个政治体制。对于大多数参与者，他们所做的只是收发文件，签署意见，开会讨论等等，就像一件普普通通的事情一样；偶尔有一些会触及道德准则之处，一般也只是默不作声、维持正常生活而已，极少有人需要做出极大的道德选择，也很少有人真的在形式上像匪徒一样“为恶”了（除了碎玻璃事件以外）。
故而在二战后，很多政治学家由这一历史悲剧反思现代社会中的问题，探讨为何由人组成、为解放人之自由的现代性，竟然会走向如此痛苦的一面。这方面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和鲍尔曼《现代性与大屠杀》两书都有非常有价值的讨论，值得一看。
而南京大屠杀，在政治学解释看来，是一场发生在东方的严重反人类事件。但造成这种反人类现象的，是日军军官和士兵他们个人的残暴，而不是一个深受西方政治学说熏陶/熏染的国家机器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且如肩使臂的行为。因而这只能归到人性中的黑暗面。人性的黑暗面是一个存在很久的问题，不涉及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因此只能总结为“（亚洲）人需要好好教育消除残忍”之类明显带有“西方中心论”的结论，难以上升到思想层面。
如果楼主有能力，不妨设法提出一个论证，证明南京大屠杀反现代性，这样政治学上就有意义了。
2、Leeen增
南京大屠杀跟奥斯维辛集中营，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样。
南京大屠杀是屠城，这在古代历史上其实是比较常见的。只不过手段不同，古代用刀砍，现在用枪毙。而且南京大屠杀只是纯粹的杀人，体现出了当时日本军队灭绝人性的一面。
关于两者的区别，我总结两点：
首先，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屠杀，不是屠城。
奥斯维辛集中营位于波兰的一座小城奥斯维辛，是德国于1940年4月27日，由纳粹德国党卫队领导人希姆莱下令建造。可见这是一个有组织的建设。它建成之后，就把纳粹统治区各个城市的犹太人运输到这里，这里是一个很大的铁路交通枢纽，便于运输“犯人” 。
1941年10月，纳粹驱使奥斯维辛一号的囚徒建造了奥斯维辛二号。扩建后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总面积达15.5平方公里，一条专用铁路从南边大门一直通到集中营的北端。营内设有大规模杀人的四个毒气“浴室”及储尸窖和焚尸炉，同时操作一次可屠杀12,000人，配备的焚尸炉每天可焚烧8,000具尸体。到1942年时，纳粹又在奥斯维辛边的莫诺维茨修建了奥斯维辛三号（莫诺维茨），在此后的1942—1944年间先后又在当地的冶炼厂，矿山和工厂区修建了39所集中营，以便使纳粹德国能很好地利用这些免费的劳动力。
奥斯维辛集中营，更像是一套专业化的“杀人工业流水线”，其生产的产品是死亡，还有其他附加产品。这简直是是一套加工设备，绝对不是屠城这么简单。
流程是这样：0，修建奥斯维辛集中营，并添置杀人机器、毒气室和焚尸炉（这是生产设备与厂房）。1，在各个城市逮捕犹太人（购买原材料）。2，将犹太人通过几条铁路运输到奥斯维辛（将原材料送到加工厂）。3，将犹太人关押在牢房（将原材料放入仓库）。4，将犹太人一批批送入毒气室，或者枪毙（开始进行生产，只不过有的是批量生产，有的是手工生产）。5，将犹太人的头发切掉，当做纳粹军用棉被的填充物；将犹太人携带的用品、戒指、书籍等物品都进行二次利用（副产品加工）。6，焚尸炉烧掉尸体（处理废料污染，避免瘟疫）。这些过程都是南京大屠杀所不具备的。
这样看来，这还是一次普普通通的屠城吗？这在古代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第二，奥斯维辛集中营，需要有国家政策的支撑。
我们从上面列举的7个流程来看，每个流程都不是个人或群体性的行为，而是国家行为，背后必须有政府、企业、军队的支撑与合作。
修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钱是谁出的？地皮是从谁那里买的？肯定是纳粹政府，不可能是企业。通往奥斯维辛的铁路和火车站是谁花钱修建的？肯定也是政府。
“原材料采购”这一点要怎么做到呢？犹太人分散在世界各地，每个城市犹太人的比例很少，要把他们都抓起来这本身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仅仅依靠军队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政府各个部门以及民众的配合才能做到。打个比方，把杭州市所有来自山东的务工人员都抓起来，需要动用哪几方面的力量？（我老家山东，这个比方或许不恰当）肯定需要政府和军队，但必须还得依靠群众举报。否则，怎么可能实现呢？
如何运输犹太人到集中营呢？肯定需要铁路、车站、火车，这些工具。而且怎样保证他们上车，怎样保证他们不在中途逃跑，都需要管理人员。当然也有欺骗的成分在里面，告诉犹太人他们要迁到另一个地方住，但这是全国层面的欺骗。
杀害犹太人的时候，也需要秩序。就像管理工厂的流水线一样。
将犹太人的头发割下来，衣服扒下来，这都需要工作人员，都需要秩序的管理。
这样我们可以看一下，除了真正开枪打死犹太人的士兵，还有谁参与了对犹太人的屠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建筑设计师有参与吗？修建集中营的建筑工有参与吗？铁路商有参与吗？在各个城市抓捕犹太人的军人、警察有参与吗？举报犹太人的街坊邻居有参与吗？开往集中营的火车驾驶员有参与吗？集中营里面给犹太人带路到毒气室的人有参与吗？控制毒气室开关的工作人员有参与吗？给犹太人剃毛发 人有参与吗？焚尸炉的操作员有参与吗？
诡异的是，他们都可以说自己是无辜的，而且他们某种意义上说的确是无辜的，他们只不过是在执行命令而已。他们只是这个工厂的一名员工，在干自己的本职工作。相信他们每一个人回到生活中，都是家里的好丈夫好爸爸，公司里的好员工，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这也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真正的可怕之处，这也是为什么犹太人种族大屠杀会在现代社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不仅历史学关注，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甚至哲学界都有深刻的研究。
其实由这个问题可以牵扯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奥斯维辛集中营，错的到底是那一个个纳粹士兵，还是这个纳粹的体制？愤青，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们的体制出了问题！要怪就怪这个体制！为什么现在社会上会有这么多人发出这样的怨言？我想不无道理。
好的社会制度，可以为公民的成长、生活提供一个好的环境，会引导人们积极向上，塑造人们的诚实、正直、勇敢的好品质。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也提到，好的政治体制对教育、体育、军事、经济、文化方方面面都有正面的影响，从而能够培养出更加出色的战士、更加智慧的学者、更加品行高尚的执政者。
而坏的社会制度，就像纳粹这样的制度，即便一个人是好老公、好丈夫、好儿子，诚实、勇敢、善良、温顺，人品也没得说，在这种制度之下，他就很容易成为间接作恶的人，甚至曾为刽子手。因为他所做的工作，其实是这个吃人的体制运作中的某个环节。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悲剧啊！
所以，罪恶的体制统治的社会，几乎没有一个真正清白的人。
3、突击步枪
明明是屁股问题，为何要用脑子思考？
南京大屠杀与犹太人灭绝，绝不仅仅是之前的答主所提出的所谓的舆论发言力的差别，也不仅仅是人性与制度的差别，引用一本书中的观点——
《奥斯维辛之后 犹太人大屠杀记忆的影像生产》作者：王焱
目录
序：幽灵之镜
引言：一个古老民族的影像寓言
上编：影像生产与屠犹记忆
《出埃及记》：现代的“摩西”神话
出埃及记
大屠杀后的犹太复国
口述复源的“浩劫”
何处才是许诺的家园
《浩劫》：口述再现的“屠犹”记忆
当口述超越了画面
让历史“在场”
宽在集中营死亡
逝者已逝，追者安追
《纽伦堡审判》：一个犹太军官眼中的世纪审判
纽伦堡的旁观者
法律背后的政治角逐
仪式化的司法公正
以国际法的名义
《慕尼黑》：“犹”疑的“反恐”行动
败走奥斯卡
1972年的慕尼黑事件
从《辛德勒名单》到《慕尼黑》
“屠犹”给“反恐”一个理由？
难以逃脱的“人类状况”
下编：历史叙述与重构“真实”
一个国家的诞生：驱逐与复国
驱逐犹太人的历史
以色列建国
第一次中东战争（1948-1949年）
第二次中东战争：（1956年）
第三次中东战争：六日战争（1967年）
第四次中东战争：赎罪日战争（1973-1974年）
第五次中东战争（1982年）
对话：纳粹屠犹与南京大屠杀比较
附录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结语·后记》——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结束语 新帝国的离心力——美国“反恐”语境中的意识形态
西文参考文献
中文参考文献
后记
以下是一些书中“对话：纳粹屠犹与南京大屠杀比较”部分的选段
“首先在中国方面，从建国到现在，中国从事历史研究以及战争史研究的学者，已经积累了大量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材料。但是，这些材料往往是围绕着一条简单的线索：南京大屠杀的死亡数字或对已明了的史实进行再确证。其实大屠杀的基本事实已经在50、60年代澄清了，后面多少年的研究工作大都只是在证明这些既成的结论。这些结论不断以各种抗辩的方式在补证和再证着，致使南京大屠杀的问题不再有任何活力和继续推进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对大屠杀的记忆不能变成日常政治生活和百姓生活的一部分，也不能构成今天思想资源的组成部分，因为它总是只在档案馆里，在历史研究的数字中，或在纯学术研究以及国际关系史中，却不会进入生活世界。”
“日本也有类似的问题，左翼学者在冷战之后也倾向于否认中国对南京大屠杀的叙述方式，这基于一个基本立场——政治正确的问题。原来左翼学者还有同情中国、反对日本右翼的倾向，但是到冷战时期，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变成了一个专制独裁的政府，所以中国南京大屠杀的叙述方式就被他们视做是为专制服务的叙事方式。他们开始自觉地对该叙述方式持否定态度，对中国专制、不民主、没有人权进行批判。这样，南京大屠杀话题的话语变得没有活力，没有新的、可能的增长性了。它总是在已经有的基础上，不断地一代代交替、对抗，民间的情绪也只是徘徊、弥漫在一些基本的话语之上。（例如，正像崔永元的《实话实说》的一期节目里说的，‘有朝一日，等我强盛起来，我要让日本亡掉！’这是一种简单、报复性的思维方式，一种感情的宣泄，一种完全对外的、没有任何对内自省和自我反思的可能性的方式。）”
‘“然而，与之相比，犹太大屠杀话语从一开始就是非常复杂和多向的，它首先对‘平庸的恶’、法西斯主义、专制主义、集权主义等进行了向阿伦特那样批判，同时还对犹太民族的信仰有某种重新反思倾向，这当然是一种自我指向和反思性的维度。其次，还有另一重要维度：即对犹太民族与其他民族或者说犹太民族与居住过之间的关系问题、犹太民族的认同问题、犹太人特殊的思想方式以及大屠杀后对上帝存在的质疑问题的反思。自从犹太人有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即1948年建国（使得一个纯粹的没有家园的民族有了自己的国家）之后还出现了国家与离散犹太人之间关系的问题、离散的犹太人对新成立国家的认同问题以及艾希曼审判所产生的整体民族意识建构的问题等，对此，犹太民族都进行了非常广泛的研究，而且极其深入。经历了这次屠杀，这个民族对自己的传统、意识、思想进行了一次彻底清理。这个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考量南京大屠杀时需要参照的。”’
“犹太学研究成为一个学科，橡纽约Yeshiva大学的整个主力军、最大的系就是犹太研究，它成为一个跨学科的、进入到非犹太文化的、世界性的话语。犹太民族对屠杀的历史记忆、反思力量是很强的，甚至在好莱坞、在犹太文学中的生长力也极为强盛。”
4、先写到这里，肯定没人看
WIKI上有一个估算的二战犹太人死亡率，德国直接占领区（本土，波兰，苏联部分领土）都有90%死亡率，活下来的基本都是逃跑了，留下来的必死无疑。死亡率低的地方，都是仆从国或傀儡政府，由于后期纳粹兵败如山，所以屠杀计划只展开了一部分就停止了。现在你还觉得西方人看重纳粹大屠杀是不合理的吗？
南京大屠杀这样形式的很常见，从人类诞生之前就有了。而且论人数南京大屠杀在20世纪未必很突出，亚美尼亚大屠杀可是宣称200万人死亡的。过去西方的主流观点是，大屠杀是一种野蛮时代遗留的疾病，随着现代文明的普及，会逐渐消除。
纳粹大屠杀出现后，所有人都傻了。这确实是根植于人类社会学和自然科学成果的新的屠杀方式，在古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等于抽了从启蒙运动以来所有社会改革家的脸。这件事最恐怖之处在于，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社会不只会逐渐变好，还有逐渐变坏的可能，或许很轻易就毁掉人类文明本身，而古代任何文明都没有实力做到这点。
打个比方，在没有现代医学的时候，人类死亡率很高。有了医学，死亡率逐渐降低，直到医学家找到了一种治疗癌症的方法，这就是《我是传奇》。
5、水产养殖工程师
诚然有犹太人占据了舆论高点的缘故，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奥斯维辛是有组织有纪律有计划有理论指导的工业化的针对某一种族的长期的屠杀，其中每一环，都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更为震撼的事实，以至于战后大量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感到极度失望，于是有著名的阿多诺描述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二战之后轰轰烈烈的左派运动不是空穴来风。
南京大屠杀是我们民族不可忘记的一段历史，但就其性质和特征来说，它可以发生在任何古代战争之中，和蒙古人满人之类的屠城没有本质区别，反应的是日本军队的野蛮和极度失序。
简单概括为：日本的野蛮是原始的野蛮，德国的野蛮是现代化的野蛮，并且具有毁灭自身文明的能力，前者只是人性之恶的又一个注脚。后者让一些以文明人自居的现代西方人意识到自诩的文明已病入膏肓。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这么说：如果这些希伯来邪恶分子被毒气毒死，那么许多德国人的生活本来是可以得到拯救的。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公开警告犹太人，并且针对以色列之父威茨曼，说一旦战争爆发会把犹太人消灭干净。
比较明确的说，纳粹对犹太人的解决方案分为3个阶段：
1. 1933~1939年，以希特勒为总策划，由希姆莱和帝国保安总局舵主海德李希为总执行人，到盖世太保第四处主管阿道夫艾希曼（犹太人事务处处长）为具体执行人，开始执行合法歧视，限制行动到强迫移民的策略。
2. 1939年9月1日，二战爆发，该政策被演化成强迫集中居住和集体枪杀。这一阶段，和南京大屠杀是类似的。而在这里，最具代表性的是野兽汉斯弗兰克总督波兰的时期，光一个华沙起义就死了超过五万人，并奴役了100万波兰人和犹太人进死亡营或者劳动营，经他手死掉的犹太人就有300万之巨，这一数字远超过任何一个日本人在单一区域杀掉的战俘或者平民。
另一著名集体屠杀事件出现在乌克兰基辅郊区的芭比杨，一次性枪杀33771名犹太人。截止1941年冬，采用集体枪杀，活埋或者强制驱逐致死的犹太人，吉普赛人，共产党人已经达到了70万之巨。但很可惜，这些事情我们很少提起，因为信息离散。与此类似的是，南京大屠杀中的草鞋峡大屠杀，江东门大屠杀等集中方式。但很遗憾，这些方式都不会被世人时常谈起，因为纳粹第三阶段超乎地球人的想象，这就是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
3. 1942年1月20日，万湖会议召开，终于就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达成共识，这就是建立灭绝营。目标是在欧洲消灭所有犹太人。迅速建立了五个灭绝营：奥斯维辛-比克瑙，索比堡，贝尔根贝尔森，特雷布林卡和马伊达内克。并且从一氧化碳杀人迅速过渡到用“其克隆B”，并且由德国最优秀的工厂提供每天能焚烧超过6000具的三层塔式焚尸炉。这已经超出了一般人想象的战争中杀俘和杀平民所能想象的限度。结果是总计600万犹太人永远被消灭，光比克瑙就死了100多万犹太人。
而且参与到这场死人制造工厂建设的，全部都是德国超一流的大公司，以巴斯夫，爱克发，拜耳药业的母公司IG法本为首，法本不但开发了其克隆B，而且还在比克瑙旁边建立了惨绝人寰的劳动营，每个劳动力的存活时间在3个月左右，这比日本人的劳动营恐怖一万倍。法本靠着这些劳动力和销售屠杀用的器材，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化学品工业公司，以至于战后20名法本的董事被判刑，法本被强制拆分。至于后来法本这些子公司又东山再起，那就是纯粹的日耳曼人优秀品质再现了，但在当时，这些优秀的日耳曼人确实是魔鬼在世。
可以说，犹太人解决方案，是人类变成魔鬼的一场狂欢，纳粹魔鬼们从职业军人到科学家，企业家再到学生，在此时此刻都丧失作为人类的良知和底线。这种令人难以想象的残暴和恐怖，是全人类最后共识总清算纳粹的原因。
如果说日本人是畜生，那纳粹党卫队T4执行队和类似于希特勒、希姆莱、弗兰克、海德李希甚至伊尔玛格雷泽、门泽尔这样的基层刽子手，那就是活生生的魔鬼了
另外，我旗帜鲜明反对说是战后犹太人或者美国人控制了世界舆论，所以才会使得死亡营这件事比南京大屠杀更有名。固然有我们和日本之间分分合合的往事，也有美日同盟的一部分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纳粹这个政权在短短十来年执政的过程中，做的很多事情已经超越了人类的底线，可以叫人神共愤。不但犹太人要清算他，俄国人要清算他，任何有点良知的地球人恐怕都要清算纳粹。
我作为一个南京人，每次去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都会感觉到撕心裂肺的痛，我想请你们感同身受的想一想比克瑙大门前那句：劳动使人自由，然后通往的是焚尸炉，你们会怎么想？这恐怕是个人类学高度的问题，恐怕也是任何人类都无法回避和必须要和纳粹清算的问题。
犹太大屠杀已经不能算作屠杀了，它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手段最灭绝人性的、有组织的种族灭绝。
从细节上来讲，灭绝营的操作就是把600万活生生的人类当作工业原料进行流水线处理。
附Fatherland中虚构的一段纪录，可以作为还原灭绝流水线画面感的参考。
“在奥斯维辛-比克瑙的参观记录，马丁·路德，帝国外交部助理国务秘书
（手写，十一页）
1943年7月14日
经过将近一年的不断申请之后，我终于得到允许，代表外交部对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进行全面视察。
我乘坐的飞机从柏林起飞，日落前不久在克拉科夫机场降落。晚上，我和汉斯·弗朗克长官、约瑟夫·布勒国务秘书一起在瓦韦尔城堡共进晚餐。明天一早，我将在黎明前动身，乘车前往集中营（路途需时约一小时）。集中营长官鲁道夫·霍斯将亲自招待我。
1943年7月15日
关于集中营，我的第一印象是营区的巨大尺度。霍斯司令告诉我，它的占地面积是两公里乘以四公里。这里的地面是和西里西亚一样的黄土，像荒漠一样延伸开，偶尔能看到一些绿树。在集中营里整齐地排列着上百座木头营房，一直超出我的视线之外。营房的屋顶盖着绿色油毡。在穿过营区的时候，我看见一小群身穿蓝白条纹囚服的犯人，有些扛着厚木板，有些扛着铁铲和鹤嘴锄。一些人在往卡车上搬运板条箱。整个营区弥漫着一股臭味。
我感谢霍斯拨冗陪同我视察营区。他解释了这里的行政机构运转情况。这个营区隶属于党卫队中央经济管理总局。其他一些类似的集中营，比如坐落在卢布林区的那些，则由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奥迪洛·格洛布尼克直接掌管。不幸的是，由于工作是在繁忙，霍斯司令不能陪同我看完整个营区，他把我交给一位年轻的三级突击队中队长，魏德曼先生。他叮嘱魏德曼，要确保我参观到集中营的每一个地方，对于我的任何要求都不得拒绝。接下来，我们在党卫军营房用了早餐。
早餐之后，我们开车来到营区的南部。这里有一条铁路，长度大约是1.5公里。铁路两侧是混凝土柱子支撑起来的电网，还有木制的了望塔，上面架设着机枪。天色逐渐变亮，温度也上升了。这里的气味很难闻，大约有一百万只苍蝇在嗡嗡地飞来飞去。在西边，树丛顶上露出一座巨大的红砖烟囱，是四方形的，正在喷出浓烟。
早上7点40分：铁道周围的地区开始站满了党卫军士兵，有些人牵着狗。附近还有一群特殊囚犯。我们听到远处有火车汽笛的尖叫声。过了几分钟，机车从营区的大门里出现了。它喷出的蒸汽驱散了空场上的黄色尘土。火车停在我们面前。身后的大门被关上了。魏德曼：“这是从法国运来的犹太人。”
我数了一下，这列火车有六十节车厢。都是货车，两侧有滑动木门。火车停稳之后，士兵和特殊犯人围了上来。车门上的挂钩被打开，车门被拉开。整列火车，从头到尾，都在大声喊叫“所有的人马上出来！带上你们的手提行李！把所有的大件行李留在车厢里！”
男人最先走出车厢，由于突然见到光线而目眩眼花。他们从车厢门口跳到地面上——大约有1.5米高，然后转身帮助妇女和孩子下车，接着去接他们的行李。
被放逐者的状态：浑身灰尘，污秽不堪，手里拿着碗或杯子，对着自己的嘴做手势，表示口渴。在他们后面的车厢里躺着死尸和无法移动的虚弱者。魏德曼说这列火车是四天以前离开法国的。党卫军士兵强迫那些能走动的人排成两列。家庭成员被分开时，他们彼此大声呼叫。在比划了一些手势之后，这支队伍开始往前走。两名党卫队军医站在一旁，时不时地示意某些人出列，站成另外一排。被叫出来的都是相对强壮的成年男子，也有一些妇女。这支有劳动能力的队伍直接走向劳工营。另一支队伍朝树林那边走去。我和魏德曼跟着他们。我回头的时候，看见身穿条纹囚服的犯人登上车厢，把行李和尸体往外面丢。
8点30分：魏德曼数了一下，这支队伍大约有两千人。抱着婴儿的妇女，穿着短裤的小孩，少年，老年人，病人，半疯狂的人。他们五人一排，沿着一条煤渣路走了大约三百米，穿过一块草坪，走上另外一条小路。路的尽头是十二级混凝土台阶，通向一座大约一百米长的半地下建筑。这座建筑的入口用多种语言（德语、法语、希腊语、匈牙利语）写道“浴室和消毒室”。浴室里光线很好，有长凳，还有几百个带号码的挂钩。
这时警卫大声对人群说：“把衣服都脱光！你们有十分钟时间！”人们开始犹豫，彼此瞪着。警卫用更严厉的语气重复了命令，有些人开始慢吞吞地、犹犹豫豫地脱衣服。“记住你们的挂钩号码，好领回自己的衣服。”那些特殊囚犯在人群里走来走去，小声安慰着他们，帮助动作不便的人脱衣服。有些母亲试图把婴儿藏在衣服堆里，但是他们马上被搜了出来。
9点05分：那些裸体的人穿过两扇沉重的铁门，走进了第二间房间。我们站在门口望了一眼。这个房间的尺寸和第一个房间差不多，四周是裸露的水泥墙。房间内有四根大的方形柱子，彼此距离约二十米。天花板很低。魏德曼介绍说，每根柱子的底下都有金属格子。犹太人都走了进去，大门关上了。魏德曼做了个手势，我和他穿过空荡荡的更衣室，来到外面。我听到汽车引擎的沉闷声音。
在地下室的顶上铺着草坪，现在这里停着一辆厢型小货车，上面画着红十字标志。两名党卫队士官戴上了防毒面具，从车里拿出四个金属罐头。草坪上有四个方形的通气孔。士官们挪开通气孔的盖子，打开金属罐头，把它扔进去，然后把盖子盖上。每个通气孔里扔了一个罐头。接下来，两人脱去防毒面具，开始抽烟。外面阳光明媚。
9点09分：魏德曼示意我和他一起回到地下室。从房间的另一头传来沉闷的呜咽声。我们穿过房间。有些衣服还很暖和。铁门上有一扇小小的观察孔，马赫示意我往里看。一个男人的白色胸脯突然贴了上去。我连忙把头扭开。
一个警卫说：“今天淋浴室的水一定很烫，他们叫得多厉害啊。”
在外面，魏德曼解释说，我们必须等待差不多二十分钟的时间。你愿意去参观加拿大吗？我说：什么？他大笑起来：“加拿大”是营区的一个部门。为什么叫加拿大？他摇摇头：没人知道。
“加拿大”离毒气室大约一公里远。一片空场，四周围着铁丝网，四角有了望塔。这里的物品堆积如山：大皮箱，手提箱，旅行皮包，手提包，柳条箱，旅行用的帆布背包，小包裹。还有其他的东西：婴儿推车，轮椅，毛毯，假肢，刷子，梳子，镜子……魏德曼给我看了一张清单，是上个月由党卫队中央经济管理总局移交给帝国的物品单：男士衬衫13.2万件，男鞋10.5万双，妇女外衣15.5万件，妇女内衣7.5万件，男孩童装1.5万件，女孩童装9000件，女人头发3吨（一卡车），手帕13.5万条……囚犯从停车场运来了这一批法国犹太人的行李。在魏德曼的坚持下，我拿了一个医生出诊用的皮包当作纪念品，它的做工非常精良。
9点31分：我和魏德曼回到地下室。电气设备发出嗡嗡的声音。抽气系统正在工作。大门打开了。尸体堆在大门的……（此处字迹不清楚）腿，沾满了粪便、经血。尸体上有抓和咬的痕迹。犹太囚犯穿着长筒胶鞋和胶皮围裙，戴着防毒面具，用水龙头冲洗尸体（魏说房间底部有些坑洼的地方，那里聚集的毒气要过两个小时才能消散）。尸体很光滑，用皮带栓住手腕，把它们送进四座双门电梯。每座电梯能装25具尸体……（字迹不清）铃声，升到上面一层。
10点02分：火化室。非常热。十五个焚尸炉都在全力燃烧。噪音很大。柴油鼓风机在帮助火焰燃烧。从电梯上卸下来的尸体被扔上传送带（金属轮）。血液从下面的水槽流出去。尸体的头发被剃光，头发被装在大麻袋里。戒指、项链、耳环、手镯被扔进金属盒。最后：牙齿组，八个人，用撬棍和钳子拔下尸体口中的金牙、齿桥和金质填充物。魏给了我一小块金子，让我感受一下重量。非常沉。尸体用金属小推车扔进炉子。
魏德曼：整个营区一共有四座这样的毒气室-火葬场。每座每天可以处理两千人，一共可以处理八千人。由犹太工人操作，每两到三个月换一批。整个操作完全可以自我运转。秘密保护得很好，不会有活口。最令人头疼的保密难题是焚尸炉的臭气和夜晚的火焰。在几公里外都能看见，特别是那些前往东线的运兵列车。”
这是奥斯维辛-比克瑙的毒气室和焚尸炉每天的“处理”能力。奥斯维辛-比克瑙只是“最终解决”方案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库姆霍夫，贝乌泽克，特雷布林卡，马伊达内克，索比堡……
一方面，奥斯维辛颠覆了现代性，现代性就是说，科学技术进步，理性取代非理性，高效率的官僚系统，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好，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这一点。奥斯维辛被捅出来以后，大家惊讶地发现，纳粹德国有的东西，我们都有，比如说先进的科技，经过理性训练的大众，严密有效的官僚机器，而不那么令人好笑的一点就是，这些东西不但不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好，甚至有可能被拿来更加高效率地对付我们自己。他证明了，没有人可以保证，科技，理性，国家机器不会被用来对付公民，这动摇了现代性的根基。
甚至说，就连犹太人本身都被这套体制洗脑而变得不正常了，上百万犹太人，都没掀起多大的反抗浪花，就被杀害了。要知道从集中营第一天运转到德国战败，中间隔了好几年的时间。而日本在南京的所作所为，则激起了中国人民更加激烈的抵抗和不合作。面对南京大屠杀，以及殖民史上的各种屠杀，被屠杀者都会反抗一下，因为正常人面对如此暴行，必然奋起反抗暴政，哪怕这种反抗是徒劳的。而纳粹所进行的屠杀，效果实在是超出了想象，被屠杀者不单是肉体被毁灭，就连反抗精神也被毁灭了，也就是说，在现代性变出来的科技，理性，国家机器面前，人连精神上的自由都被剥夺了。这套体制不但剥夺了刽子手的思想，还剥夺了被害者的思想。
另一方面，南京大屠杀本身讲得少，比如说韩国的慰安妇问题和强制劳工问题，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金日成也讲李承晚也讲，朴正熙讲完了金大中也要讲，文在寅上来了还要讲。
还有一方面，南京上一次大屠杀是1864年，当时南京城人口高达100多万人，到光绪登基的时候，南京城只有不足50万人。共产党宣言已经发表16年了，五年后巴黎公社都上台了。伏尔泰当初讲得好话，什么东方拥有礼仪，美德，信用，在曾国藩的种种表演之下都变成放屁了，所以东亚没有被认为是“现代世界”的一部分。
同样是大屠杀，庚子俄难也没见国内有啥宣传，1900年7月俄国人在海兰泡市区内发起对中国人的大搜捕行动，男女老幼全部抓起来，要么打，要么杀，三天之后把他们驱赶到黑龙江边上，走不动的全给杀了，然后让中国人过江，却不给船，所有的人都被俄国人强行赶到江里淹死，或者在岸边被打死，三千多人只有几十个人游过江。
又派出哥萨克骑兵在江东六十四屯放火烧毁房屋和渡船，不允许中国人逃生，然后把人们聚集在一处院落后，一起放火烧死，尼布楚双城子伯力海参崴等地广泛地区，俄国军民对中国人发起了狩猎行动，几乎全部肃清，中国遇害者有二三十万人。
大量中国人在瑷珲对岸哭号，被俄国人追杀，瑷珲都统杨凤翔派兵和俄国人交战，给中国难民争取时间，又派水师救人过江。
之后俄军炮击瑷珲城，又派海军南下，在乌苏里江沿岸烧杀抢掠，黑河屯被屠城，五千多人死难，瑷珲也被攻破。
？？？
说一个略显跑题的历史细节。
1937年，随着北平“七七事变”、上海“八一三事变”的发生，标志着全面抗战的开始。但是，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上引起的关注，相对而言并不算太显著。因为当时世界各地、特别是欧洲的局势都不太平。
特别是西班牙内战（1936年7月17日~39年4月1日）。作为内战双方的佛朗哥国民军（我国主流媒体的历史教材称之为“叛军”）与共和国军，背后分别得到了纳粹德国、意大利和苏联的军事援助，使这场战争更象是两大意识形态阵营对抗的代理人战争。英美等表示“中立”的国家，背后也各有小动作。
西班牙内战在中国抗战前一年发生，战争进行的两年零八个月，正是抗战初期，中国遭受物质、人员损失最严重的时候。欧洲社会舆论和传媒更关注这场就发生在他们近邻的西班牙内战，对遥远东方的中日之争不太关心。
随后，在1939年又爆发了德国入侵波兰，二战爆发，欧洲人的更没心思去关注远东事务了。
何况，此时英国与日本的同盟条约虽然已经在1921年作废，但随即签署的《四国条约（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延续了两国的平顺友好关系，英国对日本侵华中的种种行为，采取装看不见的态度。纳粹德国与日本的关系正在升温，更不愿意因为替遭受入侵的中国说话而得罪日本（抗战初期，纳粹德国驻华大使还一度采取过“调停”等外交手段，试图促使中日停战）。
相对而言，真正对日本入侵中国有想法的，只有苏联和美国。
苏联是担心日本的“北进”政策，即以东北为基地，入侵苏联远东地区；美国则是与日本在太平洋和东亚地区有矛盾，但此时也不愿意太得罪日本。因此在抗战爆发初期，苏联出于自身的考虑，对中国抗战给予很大的物质援助，提供不少军火，还组织援华航空队。然而，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署《苏日中立条约》，双方在远东的势力范围得到对方的承诺后，苏联立即就把中国出卖了（包括承认伪满洲国，该条约中有一条专门声明，对伪满、蒙古表示承认——“苏联誓言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誓言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总而言之，中国抗战的前半阶段，就是一个被别人抢了头条。所以说，某件事要向得到全世界的普遍关注，必须要做到两点：
1、这件事是否关系到绝大多数人、尤其是掌握主流舆论方向的集团的利益。如果不能引发“兴趣”，就没人在乎你；
2、这件事是否发生在强势文化集团、或与强势文化集团有密切关系的范畴内。美国选个总统、新当选总统喜欢在社交网站上发文骂大街，这么八卦的事能引起全世界的热议，讨论长达半个月还没结束，就是因为他是强势文化；非洲纳米比亚一个村镇发生流行病死了几百人，主流媒体连报道都没有，那穷乡僻壤的地方，别说死几百，死了万八千的也没人在乎啊~~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就笔者这个答案里提到的一些历史事件，比如说西班牙内战，诸位如果不翻资料的话，能说清楚大概是怎么回事吗？
还有1994年非洲卢旺打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导致百万人丧生的大屠杀，如果不看地图，有多少人能准确说出卢旺达这个国家在非洲大陆的哪疙瘩？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这些议论，都忽略了“基本人性”其实是一致的——文明、理性这些东西都无法克服人的原罪。“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原始性野蛮”，“犹太灭绝营的德国人现代性文明——这只是外表，日本人和德国人的杀人需求后面所隐藏的原罪，其实是一致的——甚至在他们的对立面那里也是一致的。例如，英美对待殖民地的原住民，中共对待国民党的反革命，都是采取了“种族灭绝”的方式。请问大家，毛泽东的“镇反”和“土改”对于国民党和地主富农，不正是采取了希特勒灭绝营的“系统消灭”的路线吗？至今都没有人对此抗议！显然，大家好忘记了，苏联共产党人对于“阶级敌人”的系统消灭，开启了德国纳粹党人对于“种族敌人”的系统消灭。只可惜白军都死了，没有人替他们伸冤了；只可惜国民党领袖都逃到台湾去了，不想提及自己抛弃掉的下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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