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第二贵“启德体育园”，能否助香港成为“体育之城”？》（邵志杰 BBC中文记者2025年3月1日）報道：
当提到“体育之城”，你会不会想到香港？
香港史上最大型的体育基建项目“启德体育园”，于3月1日正式开幕。
这个耗资319亿港元（41亿美元；1348亿元新台币；299亿元人民币）的多用途体育场馆，造价全球第二，拥有三个主要场地，可容纳超过6.5万人，是香港政府“国际体育盛事之都”计划的一部分。
但仅靠硬件设施，香港真的能成为国际体育名城吗？与巴黎、洛杉矶等世界公认的“体育之城”相比，香港的体育文化、基建和产业发展有什么优势与不足？BBC中文采访多位专家，探讨体育之城所需的条件。
什么是体育之城？
“体育之城”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但通常具备几个关键特质：成功举办国际赛事、孕育伟大运动员和队伍、拥有热情的体育文化，以及可观的门票收益等。
据国际知名传播咨询公司Burson Cohn & Wolfe（BCW）年度排名，去年第三次主办奥运的巴黎连续两年被评为全球头号体育名城。
2022年全球第三大消费市场、2028奥运主办地的洛杉矶，则位列第二。
在中国城市中，曾主办夏奥与冬奥的北京排名最高，在2024年位居第11位。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在BCW的2024年度排名中位列第77，在亚洲城市中亦仅排第15。
主权移交后，香港政府在2002年订立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的政策方针，2004年提出名为“M”品牌计划的政策，支援本地体育总会举办更多大型体育活动，包括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香港马拉松、维港泳等。
随着近年香港运动员在奥运等国际赛事赢得佳绩，现任特首李家超在精英体育盛事的基础上推动“普及化、产业化”，让年轻人成为“更健康、更有活力的新一代”。
新落成的启德体育园，位于前启德机场北停机坪，占地28公顷，造价仅次于耗资逾400亿港元的美国SoFi体育场。主场馆有开合式天幕及可移动草皮，可举行大型球赛或演唱会，另设室外公众运动场和室内体育馆。
但专家表示，一个地方体育事业的兴盛，首先体现在文化层面的深厚积累，而不是单纯的高端设施。
前香港足球代表队成员、资深体育评述员何辉说：“其实很少城市会称自己为体育之城，就我经历所见，这也不是一件那麽容易在短时间内突然建立的事情。”
传承与尊重
在广受认可的体育城市中，文化传承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资深体育评述员何辉指出，这些城市的魅力不仅在于对比赛成绩的追逐，更在于对相关历史和人物的尊重。
他举例说，在英国，国民对历史悠久的球会和名宿怀有深厚的敬意，会通过设立雕像和体育博物馆等，来纪念和传播当地的体育历史和价值。“一个地方一定要有这种传承下来的文化，这项事业才能聚沙成塔地搭起来。”
类似例子也可以在亚洲找到。日本和韩国民众高度尊重体育界人士，很多体育明星都是全民偶像。近年社交媒体上对于日本足球队参加世界杯赛后还原更衣室，以及球迷自发捡走垃圾等事例津津乐道，赞赏他们对于体育事业参与者方方面面的敬畏态度。
体育记者曾诗敏也说，体育文化的传承往往体现在生活中的细微处。她举例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随处可见纪念著名球员克鲁伊夫（Johan Cruyff，告鲁夫）的商品，例如印有他“14”号球衣的纪念品，让这位已故的世界足球名宿成为当地人自豪感的象征。
专家认为，体育在香港并不缺乏历史和民众基础，但传承有欠缺；事实上，香港也拥有悠久体育历史。
英治时代西方人引入赛马、足球、剑击等项目，香港成为东亚第一个足球协会的诞生地。20世纪初华人学生在学校开始接触体育，奠定体育文化基础，主权移交前，香港队在英联邦运动会的草地滚球和羽毛球等项目曾创下不少佳绩。
长期研究体育与社会历史的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国琦指出，香港这片“弹丸之地”在华人体育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是亚洲较早引入西方竞技体育的地区，还在七十年到中美“乒乓外交”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马术比赛中，发挥过重大作用，是中国体育与世界接轨的重要桥梁。
“实际上，香港的体育史就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但徐国琦认为，香港在体育名誉上未能得到应有的认可，其历史价值也未能被有效传承。
何辉也表示，香港体育历史在传承上尤为欠缺。他回忆说，现今大部分香港市民已经不记得本土运动员刘锡晃曾在1950年代夺得亚洲乒乓球男单冠军，当他在2017年离世时，香港甚至找不到一个地方来展出他的奖杯。
何辉说，类似情况时常在本地体育事业中出现，如果过去的历史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和纪念，就很难形成健全的体育文化。
体育之城的经济账
成为体育盛事之城，除了文化积累，还需要钱。斥资2200亿美元办世界杯的卡塔尔或许是个极端例子，但也显示了财政实力在承办大型体育赛事中的重要性。
然而，巨额投入并不总能带来对等的回报。以里约热内卢为例，该市为举办2016年奥运会花费132亿美元，占城市GDP的13%，但之后一些场馆被荒废，成为失败的典型案例。
那如何确保经济上的可持续性？洛杉矶、伦敦、东京等发达经济体城市都是成功例子，它们凭藉庞大的消费市场和完善配套，为体育产业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就香港而言，香港大学经管学院讲师阮颖娴博士估算，启德体育园的设施建设成本可能需要二三十年才能回本，当中的收入不止来自体育赛事，还包括演唱会等大型演出，而后者更有可能是场馆能够恒常举办的活动。
此外，启德体育园能否带动旅游和餐饮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仍有待观察。
阮颖娴预计，场馆的主要目标客群将是中国内地旅客，但由于近年旅客的消费习惯改变，其带来的经济效益可能不如以往。“现在出来的数据显示，旅客的数量上升了，但是消费下跌了，所以就算能带动旅游，人们也不会像以前那样花那麽多钱。”
除了自身经济挑战，香港还面临邻近城市的激烈竞争，新加坡是一个主要对手。
“我2004年搬到新加坡的时候，很多地方还是海，”何辉回忆说，“到2008年你会看到因为一级方程式（F1）街道赛而做的建设，短短四年，那一条赛道周边有一半已由海变成很多设施，包括酒店和新加坡摩天轮等。”
他表示，参照很多成功例子可以看到，体育设施建设与周边地区和产业的发展结合，形成完整的经济生态圈。如曼联的球场周边，有球队名宿持股的酒店、主题商店，走进球场有博物馆和餐厅，“根本就是一整个圈”。
谈到香港时，他举例说，香港过去曾在运动物理治疗领域位居亚洲领先地位，但随着时间推移，已被很多其他地方赶超，“现在很多运动员也不再需要来我们这里做这件事”，这是体育事业与延伸产业之间的关系。
何辉认为，香港在这些方面仍有改进空间，目前尚不知道启德体育园是否有设立体育博物馆的计划，而这正是体育文化传承和财政收入的共赢策略：“问题在于你的切入点在哪里。”
保持初心？
近年有更多香港运动员走向国际，图为拳击运动员、绰号“神奇小子”的曹星如，他是2012年亚洲洲际金腰带得主，职业生涯录得22连胜。
按计划，香港启德体育园今年将迎来一些大型体育赛事，包括3月的世界桌球大奖赛、国际七人榄球赛，以及11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运动会（全运会）。
这是香港首次承办全运会，并与澳门及广东省联合举办，也是全运会历史上首次由多个省级行政区共同主办。
经历近年社会事件和新冠疫情冲击之后，当局希望藉由香港参与承办全运会重塑社会气氛。但这也意味着，作为“高度自治”特区的香港，可能会被进一步纳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叙事当中。
该政策为北京提出的区域融合概念，自2017年正式定位为中国的国家级战略，规划涵盖了经济、政治、民生、文化等多方面合作。在此背景下，全运会是否会令香港建设体育之城的目标，掺杂了政治色彩？
学者徐国琦表示，这是一个考验决策者智慧的问题，体育从来都离不开“大政治”，对于社会凝聚有特殊意义，但是要真正实现凝聚的价值，体育却需要脱离政治的局限。
他以美国为例指出，当地社会极其分裂，“但美国人有一个话题可以马上就聊得热火朝天，就是体育。”
他认为，美国人办体育和相关产业如此成功，“因为它不算政治账，它只算经济账或者文化账，而我们首先算政治账。”他希望未来香港也能找到一种脱离政治考量的方式，让体育回归其本质。
前香港足球代表队成员何辉也认为，如果要建设体育，不应首先从其他方向出发：“体育本身是一个文娱康乐活动，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要想我们要怎么赚钱，要怎样的成绩，这个想法已经有问题。”
他强调，香港的体育群众基础一直在，问题在于如何将文化、产业和基建等因素有效联系起来，而健康的体育产业应通过长期的文娱康乐发展慢慢孕育，而非急于求成。
“重要的是保持初心，”他总结道。
谢选骏指出：人問——全球第二贵“启德体育园”，能否助香港成为“体育之城”？
我看“体育本是一場愚民大戲”，“体育之城”就是“戒嚴駐地”——頭腦簡單，四肢發達，萬衆歡騰，烏合之衆。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