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是上帝瓦解了苏联——再论习近平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一直以来有一个流行的错误：以为是苏联共产党头目戈尔巴乔夫“大义灭亲”，故意瓦解了苏联。

持有这种看法的人，也会顺着这个“无罪推断”的逻辑，以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出于理想主义的目的”。

但是后来，戈尔巴乔夫自己出来证明了这个错误：他后悔自己当年采取的措施，导致了苏联的完结。

这就证明戈尔巴乔夫不是什么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个失败的舵手。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习近平也可以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关键是看公众的反应、上帝的旨意。尽管习近平向戈尔巴乔夫一样，一心想维护共产党统治。尽管习近平抱怨苏联共产党“竟无一人是男儿”，大厦将倾，那是谁也挡不住的。

其实，戈尔巴乔夫不是不想维护共产党统治，也不是没有勇气的“不是男儿”；而是对立面的男儿更多，所以对抗的结果是共产党没有了男儿——不是“竟无一人”，而是“剩不下一人”。就像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也不是“竟无一人是男儿”，而是男儿虽多，但都在战场上消耗完了。最后剩下的，只有自杀。

这不，新的证据又来了，而且又是由戈尔巴乔夫自己提供的：

“苏联掘墓人”戈尔巴乔夫被禁止入境乌克兰——

据俄罗斯“卫星”新闻网2016年5月27日消息，前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因表态支持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成为不受乌克兰欢迎的人物。戈尔巴乔夫被禁止入境乌克兰，为期5年。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证实，前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chail Gorbatschow）被禁止入境乌克兰，暂时为期5年。乌克兰国家安全局（SBU）公布消息称，戈尔巴乔夫被禁止入境的主要原因是他公开支持克里姆林宫兼并克里米亚。
   
2014年春季，克里米亚半岛举行了一次备受争议的公决之后被俄罗斯兼并。乌克兰政府和西方国家都认为俄罗斯此举违反国际法并继续将克里米亚视为乌克兰的一部分。

这位可怜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接受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采访时表示，"如果他处于类似的境况，他也会采取同样的行动。"他强调，"我永远支持人民的自由意愿，况且大多数克里米亚人都赞成加入俄罗斯。"

对于他因这一表态而被乌克兰禁止入境，现年85岁的戈尔巴乔夫“反应淡定”。他向俄新社表示：“我现在不会去那里，将来也不会去。”

戈尔巴乔夫被认为是促进德国重新统一的开路先锋之一。1980年底，他领导着前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坦诚和深刻的改革。但是许多俄罗斯人批评戈尔巴乔夫是前苏联的掘墓人。也许是为了摆脱这一指责，戈尔巴乔夫日渐脱离1980年代的立场，后悔自己的过去。

这个事例清楚表明，是上帝瓦解了苏联而不是戈尔巴乔夫。如果不相信上帝，那就只好说“苏联多行不义必自毙。”

“共产党和苏联，作恶多端，自取灭亡。”

谢选骏：两个主义的斗争接近了尾声

谢选骏：两个主义的斗争接近了尾声
国民党中国和共产党中国的斗争，这不是两个党（共产党、国民党）的斗争，而是两个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斗争……本质上，这是一场代理人战争，是两个帝国主义阵营在中国大地上的厮杀，是日俄战争的延续。现在，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了将近六分之一，不论在国际上还是在中国国内，两个主义的斗争接近了尾声。在这样的时刻，回顾一下“两个主义的斗争”，能够更为清晰地看到中国在二十世纪的奴仆处境，从而为中国恢复主人地位做好心理上的准备。

《老舍的生前死后》（作者：东西）一文有助于我们回顾一下“两个主义的斗争”，从而帮助中国民族在未来的日子里避免再度跌入这样致命的陷阱。
《老舍的生前死后》指出：
老舍被周恩来骗回国，做了十多年御用工具，他的死，洗刷了“不要脸”的污名。他应该得到后人的谅解和同情！不要脸的是胡絜青和舒乙，让我们鄙视这母子俩。

友人传来“七绝”《今渡端阳》：“沉沦欲海竞舟忙，人渡端阳何慨慷。屈子长眠伤汨水，骚魂不复国之殇。”随即和之：“无涯欲海竞争忙，仗势凭权任慨慷，先烈长眠伤此夕，何时方止国之殇？”　
我想起了曾被称为“第二不要脸”、自沉太平湖的老舍，因续前篇。
老舍性舒名庆春，字舍予，1899年生，满族正红旗人，以笔名老舍传。老舍在生时我就认为他的字取得甚巧，不但“舍予”是“舒”字拆成，且“舍”字是“舍”的简体，而予者我也，“舍予”就是“牺牲自我”，“舍身取义”，其意极佳。只是他字不副实，他的死不是一种牺牲，而是一种凄凉，只能博得人们的一点同情和叹惜！
响应周恩来号召从美国回大陆
老舍不像郭沫若一样天生媚骨。他深受五四运动影响，曾说：“『五四』给了我一个新的心灵，也给了我一个新的文学语言。⋯⋯感谢『五四』，它叫我变成了作家。”1922年他受洗成为基督徒，1924年秋便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学系任华语讲师，教导英国人学习中国的官话和中国古典文学，时年25岁。1926年他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1929年夏离英回国，途经新加坡滞留半年，在华侨中学任教，创作了小说《小坡的生日》，以新加坡为背景。1930年春回到北京。1936年他写出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是他的文学代表作。
1937年爆发“七七事变”，老舍离别家小奔赴国难。1938年初，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武汉成立，老舍被推为常务理事和总务部主任，同年随文协迁到重庆，自此主持文协工作直至抗战胜利。老舍利用各种文艺形式宣传抗日。创作了大量作品，其中的代表作为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抗战结束后，老舍赴美讲学（1946年3月），在美国写完了《四世同堂》第三部及长篇小说《鼓书艺人》。49年祖国变色，老舍作了一个极为错误的决定，响应周恩来的召唤──回国。中国老话：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狱无门偏进来！他从美国回头奔向地狱。他是基督徒呀，却背弃他的上帝，选择了“撒但”！
当然，“新”政权给了他许多有职无权的衔头：政务院文教委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全国常委、北京市文联主席等等。
四九年后成为宣传工具没有佳作
昔年人们把老舍归为不要脸之一，主要是因为他很会跟风。1950年6月，从美国归来才六个月，他就站在全国人大讲台上慷慨激昂表示要做“歌德派”和拥护党的“三结合”创作──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那时，做为一个基督徒和作家，他已经向“撒但”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当年迫及待地写出话剧《龙须沟》，一个歌德的急就章，应景之作，太过直白政治化。周恩来如获至宝，说《龙须沟》帮了他的大忙，叫周扬出来写文章表扬，号召全国作家向老舍先生学习。接着，北京市长彭真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的荣誉奖状。老舍很重名，一直把它挂在写字台的墙上。　　
1952年，为配合“三反五反”运动，老舍创作话剧《春华秋实》，耗时十月，十易其稿。开启集体创作先例，首长和群众大家动手帮他修改作品，后来他才透露：作家“写的剧本，似乎人人有权修改。一稿到来，大家动手，大改特改。经过大拆大卸的修改之后，那些原作好处即连根拔掉；若有四成艺术性，到后来连一成也找不着了。这种踊跃参加改稿的风气既成，作家们就没法不束手束脚。⋯⋯一想起来啊，我就好不伤心！”
1956年，老舍又一部应景之作出台：话剧《西望长安》，讲一个骗子冒充中共高干到处行骗的真实故事。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出面帮助他完成⋯⋯总之，他走着郭沫若的老路，党要宣传什么，他就写什么。完全成为御用工具。
老舍的佳作都是在1949年前完成的，如《离婚》、《我这一辈子》、《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他建立起泪中含笑、笑中带泪的艺术风格，这种独特的风格与他悲欢交集的天性不无关联。有评论说老舍一辈子充满着矛盾。他是个幽默的人，却擅长写悲剧；他有着反讽的天赋，高度褒扬的未必真心赞同，极力贬损的未必确实反感；他为人圆融，处世达观，却以自杀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终生笔耕不辍，留下九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却未留下一字遗书。
终于在文革红八月投湖自尽　　
事实上，老舍不像郭沫若一样风波一来连孩子都可以不顾，他“反右”批斗老朋友吴祖光时，他只是淡淡地说：“吴祖光，你这个『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以前没有出路，现在更没有出路。”被打成“右派”的丁玲参加文代会时，没有一个人上去和她说话，老舍却当着众人主动过去跟她握手，还大声问好。
吴祖光被送到北大荒劳改后，迫于生计，新凤霞将丈夫收藏的齐白石画作拿去变卖，恰被老舍买到。他一直等到祖光从北大荒回来时，把画交回原主，还说：“对不起你的是，我没有能够把凤霞卖掉的画全都给你买回来。”新凤霞向老舍讲大跃进的荒唐事，老舍忙叮嘱她：“你千万别跟人说呀！”因为密植是毛泽东的号召。
毛泽东对意识形态领域实行专政，迫使一些老作家如要出版旧作，就得进行修改删节，以符合“革命形势”。叶圣陶将《倪焕之》删去了好几章；曹禺改写了《雷雨》、《日出》，将“好人”从阴曹地府拉回人间，结局由死变生；老舍的《骆驼祥子》，本来写祥子如何从一个人力车夫堕落为行尸走肉、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可是“新社会”了，祥子属于劳动人民，不可丑化，于是再版时把末尾近万字统统删掉。
新作品创作就更难了。沈从文封笔改行，去研究古代服饰。陈梦家转业考古，最终还是要被迫自杀。巴金、张天翼、曹禺的手都呆住了。赵树理自我解嘲说：“假话我不写，真话不能写，只好不写。”
1966年8月23日，老舍和其他二十八位作家、艺术家和文艺界干部被红卫兵押到北京文庙斗争，跪在焚烧京戏服装和道具的火堆前被毒打三小时，回到北京文联又遭到轮番批斗，审问一直持续到深夜。临走时红卫兵勒令老舍第二天早上必须带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到市文联接受新的批斗。翌日，老舍没有去文联，而是一个人走向太平湖。当天深夜，他投湖自尽。
卑鄙无耻的妻与子：胡絜青、舒乙
老舍是爱湖的。北京有几个湖，为什么选了个太平湖？因为他要回家。他去世的母亲生前住的观音庵胡同，与太平湖只隔着一道城墙和一条护城河，太平湖是离家最近的地方。老舍开了个头后，许多人选择到太平湖了结自己。“短短的一星期内，它竟成为殉难者的圣地，有成十上百的人在这里投湖。”
老舍选择死，有一个很多人知道的原因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的妻子儿女不但与他划清界线，而且落井下石（妻子胡絜青写大字报揭发他）。在被共产党斗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有些人能够活下来，如胡风、吴祖光⋯⋯靠的全是亲人的支持。而老舍众叛亲离，被羞辱被虐待，生不如死。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常任侠回忆说：得知老舍的死讯后，胡絜青走过马路到他家，一进门就喊：“常大哥，老舍寻短见了。”她带着后悔的心情告诉常，那天老舍挨斗回家，要吃饭。她没给他好脸色，反而发牢骚埋怨他：“这还才刚开始，不知道还要斗到什么时候。你这『反动作家』，没完没了地斗，舒乙他们都会受你的影响。你要吃饭，我也很累，你自己热去吧。”说完，她跪下恳求常任侠“千万别跟别人说。”但常任侠对人说：“要我不说，我办不到。”他见到熟人就说，在政协也说过此事。
老舍死了，胡絜青才后悔，可是已经太迟了！如果她能像梅志支持胡风一样，给老舍以关爱，老舍一定不会自杀。
令人更为作呕的是胡絜青和舒乙母子在老舍平反后的丑陋表演。文革后他们母子写了许多文章回忆老舍，不但从未表示过悔恨，好像他们当时对老舍还颇有情义似的。文革后老舍又红起来，这母子便充份利用老舍的名人效应混饭吃。学化学的舒乙经过百般钻营，凭着“老舍之子”的头衔，做了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俨然成为中国文化界一位名流，是文坛中吃老子饭的典型。这个当年如何痛恨父亲的舒乙，如今打着老子的旗号到处招摇，心安理得地享用着父亲生前积累的版权费。这样的无耻小人，真是世间少有！
大劫中幸喜有胡适张君劢的明智
1948年初，北平兵临城下。蒋介石派专机到孤城接胡适，要他赶紧南下。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托人带来口信，希望胡适留下，并许以北大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长之职。胡适选择了走。他对劝他的人说：“他们信任我么？”“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刚从美国回来的小儿子胡思杜不肯走，说自己没有做什么对不起新政权的事情，应该不会挨整。胡适说：“美国人来了，有面包，也有自由；苏联人来了，有面包，没有自由；他们来了，既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胡思杜没有走，1958年被定为“右派”后自杀。
胡适的前瞻和抉择，证明他超人的智慧。那些留下来的精英，在往后的几十年里受尽折磨，吃尽苦头，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1948年12月，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刚刚结束，国军惨败，人心惶惶！笔名刘鄂公的报人刘家麟问张君劢“留还是走”，这是当时千万人都想知的问题。
张君劢是第三党的领袖人物，是哲学家和宪政专家，与中共人士关系良好。他既不满蒋介石未遵守《中华民国宪法》，也反对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他要走的是第三条道路。基于对共产主义的深刻了解，张君劢回答说：“在日本人下做顺民，和在共产党下不同，这不是两个党（共产党、国民党）的斗争，而是两个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斗争，时间会拖的很长，况且蒋要比毛民主一些。”
就是这简单几句话，刘家麟选择离开，带着一家六口，千辛万苦从汉口经湘黔粤到台湾，和蒋介石一同“共赴国难”。张君劢因此被中共列为四十三名战犯之一，1949年11月经澳门前往印度。周恩来还派人统战他，他不为所动。
像胡适和张君劢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知识份子，在当年实在是太少太少了。更多人惑于毛泽东的谎言，都选择了留下来，有的人还从欧美急急赶回来送死，实在是中国知识份子的悲哀，也是国家的悲哀！
早在1926年，老舍就在他的第一部小说《老张的哲学》写过这样的文字：“人们当危患临头的时候，往往反想到极不要紧或玄妙的地方去，要跳河自尽的对着水不但哭，也笑，而且有时向水问：宇宙是什么？生命是什么？自然他问什么也得不到自救的方法，可是他还疯了似的非问不可；于是那自问自答的结果，更坚定了他要死的心。”
四十年后（1966年）那个闷热的夏夜，老舍面对宁静的太平湖水，究竟问了哪些问题？可以肯定的是：他要死的心是坚定的。
老舍的死，洗刷了“不要脸”的污名。他应该得到后人的谅解和同情！不要脸的是胡絜青和舒乙，让我们鄙视这母子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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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的生前死后》（作者：东西）一文有助于我们回顾一下“两个主义的斗争”，从而帮助中国民族在未来的日子里避免再度跌入这样致命的陷阱。

国民党中国和共产党中国的斗争，这不是两个党（共产党、国民党）的斗争，而是两个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斗争……本质上，这是一场代理人战争，是两个帝国主义阵营在中国大地上的厮杀，是日俄战争的延续。现在，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了将近六分之一，不论在国际上还是在中国国内，两个主义的斗争接近了尾声。在这样的时刻，回顾一下“两个主义的斗争”，能够更为清晰地看到中国在二十世纪的奴仆处境，从而为中国恢复主人地位做好心理上的准备。

谢选骏：《古兰经》有没有原文？

谢选骏：《古兰经》有没有原文？
一般认为，没有原文的作品，是赝品的可能很大。例如日本学者就以为《田中奏折》没有日本原文，而以为它是赝品。
可是，伊斯兰教的经典《可兰》（古兰经）却没有原文！因为，它是用7种方言传述的。谁也不知道哪一种算是正本和原文。

首先，需要了解阿拉伯语单词“艾哈若弗”（احرف）的意思，它是单词“哈若弗”（حرف）的复数，从语言角度来讲，它的意思是“边缘”、“虚词”或“字母”；而从《古兰经》诵读学术语来讲，它的意思为“意义”、“读法”和“方言”等。所以，用七种方言降示的《古兰经》，也可理解为用七种读法降示的《古兰经》。众多学者对解释“艾哈若弗”一词的含义意见不一，苏尤蒂（السيوطي）在其著作《古兰经学问之精解》中甚至说：“有关这一方面的见解大约有40种。”因此，这一主题的意义重大，不但可以了解到真主对仆人的慈惠，从而世世代代地传诵《古兰经》；还可以看到众多学者为了宣扬真理，捍卫《古兰经》的神圣性所发表的见解，揭露出一些利用这一主题妄称“《古兰经》是被篡改的”别有用心者的真面目。
 《古兰经》是用七种方言降示的有大量的具有完整传述系统（众传）的《圣训》来证明。《布哈里圣训实录》记载欧尔沃·本·祖拜尔的传述：米斯沃尔和阿布杜·拉罕曼二人听欧麦尔说：“在先知穆罕默德年代，有一次，我跟着哈基姆的儿子希沙姆礼拜，他当时念的是《准则章》，我在听的过程突然发现他以多种方言颂读该章节，这是先知从未教过我的。在拜中我强自克制自己没有扑了上去，等礼完拜后我就扭着他问道：‘我刚才听你以多种方言在念《准则章》，是谁如此教你的？’他回答说：‘是真主的使者如此教我的。’我（欧麦尔）听后反驳说：‘你是在撒谎，真主的使者给我也念过，可与你刚才所念的完全不同！’就这样，我把他扭到使者那儿说：‘这个人刚才以多种方言在颂读《准则章》，这是我从你这儿从未听到过的。’使者听后说：‘你先放开他，’并说道：‘希沙姆呀！你念念我听听。’希沙姆听后就念了一遍，与刚才所念别无二致，使者听后说：‘是的，该章启示确以如此的方言降示过。’接着使者说：‘欧麦尔啊！你念念我听听。’我听后就按使者曾教我的诵读了一遍，使者听后说：‘是的，该章启示确也以如此的方言降下过，因《古兰经》是以七种方言而降示的，你们拣容易的诵读。’”
据伊本·阿巴斯的传述：先知穆罕默德说：“哲布拉伊勒天使曾教我用一种方言读《古兰经》，我反复要求增多读法，直到七种方法为止。”
据乌拜·本·凯阿布传述：先知在义法尔族池塘附近，哲布拉伊勒天使来说：“真主命令你的教民按照一种读法诵读《古兰经》。”先知说：“求主宽大，教民能力绵薄，恐不能胜任。”天使如此往返四趟，结果定为7种。他说：“他们按那种读法诵读都是正确的。”一说，先知说：“哲布拉伊勒啊！我的教民多为文盲、老头、老太、小孩、丫头，还有不少人都目不识丁，不会读书。”天使说：“穆罕默德啊！天经以7种读法而降示。”
1.大部分学者认为7个“艾哈若弗”是指表达同一意思的7种阿拉伯部落方言，即这些方言在同一意思的表达方式上有所不同，而在意义上无任何分歧。大家对确定这7种方言的看法也不一致，一部分认为，这7种方言分别为：古莱氏（قريش）、赛给夫（ثقيف）、亥贼里（هذيل）、泰米姆（تميم）、海瓦济努（هوازن）、尅纳奈（كنانة）和也门（اليمن）方言；而艾布·哈提姆·赛吉赛塔尼（ابوحاتم السجستاني）说：“《古兰经》是以古莱氏、亥贼里、泰米姆、艾利艾宰德（الازد）、若比阿（ربيعة）、海瓦济努和塞尔德·本·拜克尔（سعدبن بكر）部落语降示的。”
2.一部分学者认为，7个“艾哈若弗”是指降示《古兰经》所用的7种阿拉伯方言，即7种做标准的语言。它们依次为使用最多的古莱氏语，然后是亥贼里、赛给夫、海瓦济努、尅纳奈、泰米姆和也门语。这一见解与第一种不同，它是指7种方言分散在《古兰经》的不同章节中，而非不同方言就某一单词在同一意思上的表达方式不同。
3.部分人认为，7个“艾哈若弗”是指7种表达方式，即《古兰经》中有命令、禁令、许诺、告诫、辩论、故事和鉴戒等表达方式。据伊本·麦斯乌德传述，先知说：“第一本天启经典是用一种方式、一种语言降示的，而《古兰经》是用7种方式、7种语言降示的，即禁令、命令、合法的、非法的、明确的、暖味的和鉴戒的。”
4.部分学者认为，7个“艾哈若弗”是指在语法上有分歧的7种变化形式。
(1),名词在单数、双数、复数、阴性和阳性上的分歧。 比如：把某一名词读成单数或复数都具有完整传述系统的《圣训》依据。
(2),语法分析上的差别。比如：古莱氏语和泰米姆语对虚词（ما）的用法不同。
(3),动词变格的差别。比如：呼唤句型和名词句型的应用不同而动词的位格会发生变化。
(4),按照阿拉伯人的习惯前置与后移字母或单词的差别。比如：第9章111节：“他们或杀敌致果，或杀身成仁。”这里的“杀敌致果”和“杀身成仁”两个动词的位置前后变化的读法都是正确的。
(5),字母或单词的更换差别。按照《古兰经》诵读学，把某一单词的某个字母读成合口符或开口符，或把某个字母换成另一个字母都是正确的。圣门弟子伊本·麦斯乌德和其他人也把某一单词读成同义词。
(6),字母或单词增加与减少的差别。在阿拉伯语语法中，可以增加或省略某个介词。然而这两种读法都有完整传述系统的《圣训》支持。
(7),关于“雄壮的”读法、“柔和的”读法、“明显的读法”、“并入读法”和“偏读”等诵读规则上的区别。
 由于这一部分举例复杂，所以放弃很多实例说明。
5.一部分学者认为7个“艾哈若弗”代表7种读法，借指阿拉伯部落表达同一意思的7种方言。例如单词：عجل 、هلم、 تعال、 اقبل、 اسرع 等表达不同，但意思一致。支持这一观点的印证了艾布·拜克尔的传述，哲布拉伊勒说：“穆罕默德，你用一种读法诵读《古兰经》。”米卡伊利天使说：“你再要求增加”。于是说用两种，一直到7种。哲布拉伊勒说：“每一种读法都明了足矣，真主赏罚分明，如你的语言中的单词：عجل、اسرع、تعال、 اقبل、اذهب、هلم（都是读法不同，意义一致）。”
总之，上述五种观点是在《古兰经》研究方面历代权威人士的见解，他们各执一词，持之有理，而用7种方言降示《古兰经》的看法比较统一。学者们概括了用7种方言降示《古兰经》的意义：为了便于文盲比例占很大比例的阿拉伯人诵读和背诵《古兰经》；法学家可以从7种读法中演绎各自的法学观点；这是真主的慈惠，便于广大穆斯林世世代代诵读《古兰经》，减少分歧，并接受其教导。
假如每个部落或民族都想要按照他们的语言降示《古兰经》，按照他们习惯诵读的语言而降示，那么，这确实是更困难的，是更大的考验，也是绝不可能的事情。
随着穆斯林疆域的不断扩大，众多诵读学家都分散到各地，每一个地方都以该诵读学家的读法为准。而《古兰经》是用7种方言降示的，在这种情况下难免出现分歧、质疑，每个地方的穆斯林都声称自己的读法是先知的真传。但事实上谁也不是。
对此，哈里发奥斯曼和4位圣门弟子规定了世界统一的版本，即奥斯曼订本，此做法得到了所有圣门弟子的赞同。至今穆斯林都通用这一订本。显然，这一定本比那些原始分歧的版本，更加远离本来就不存在的“原本古兰经”。
伊玛目巴格俩尼（الباقلاني）和其他学者都认为7种方言都保留在现在的《古兰经》中，奥斯曼订本《古兰经》覆盖了7种方言。正如伊玛目巴格俩尼在其著作《援助》中所述：“奥斯曼想把一切具有完整传述系统并可追溯到先知的读法收集起来，而将其余的读法排除，以免后来人产生分歧与怀疑。”但是这难免人为篡改的过程。
由于阿拉伯语原来只有辅音，而没有元音，也没有标音符号，这对非阿拉伯人来说，学习诵读《古兰经》的难度很大，到了伍麦叶王朝，派驻巴士拉省的总督齐亚德在这方面迈出了第一步，给每个字母标上了元音，即开口符、齐齿符、合口符、鼻音符。后来学者们给读音不同，形状雷同的字母加点以作区别，后来阿拉伯语法学家们创造出了静符长、音符、叠音符等符号。随着阿拉伯文正楷体的出现，《古兰经》有原来的库法体改为容易辨认和书写的正楷体，后经历代经注学家和诵读家的研究，在经文上逐渐统一了标音符号，形成了目前所沿用的规范的奥斯曼订本的《古兰经》。
……
但无论怎样，也无法取消这一事实：《古兰经》没有原文。

谢选骏：统一全球必先统一日本

谢选骏：统一全球必先统一日本

（一）
1927年6月，日本田中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将中国领土分为“中国本土和满蒙”。会后田中义一向天皇提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的根本政策》（也就是所谓的田中奏折），称“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为实现这一阴谋，日本蓄意制造了皇姑屯事件、万宝山惨案等，为侵略中国制造口实。
确立以满蒙为侵略扩张基地的战略。“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
确定以美、苏为假想敌国。“然欲以铁与血主义实保中国东三省，则第三国之阿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之煽动起来而制我，斯时也，我之对美角逐势不容辞”“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击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我国为独立计，不得不与美一战”“将来在北满地方比与赤俄冲突。”
歪曲历史，否认中国对满蒙之主权。“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之特殊区域”“我国此后如有机会时，必须阐明其满蒙领土权之真相与世界知道；待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方法而进入内外蒙，以新其大陆。”
提出要尽力扩大日本在满蒙的权益。包括铁路建筑权、土地商租权和交通、外贸、金融权，以及在满蒙的各个部门设日本顾问或教官。要求改变满洲铁路经营体制，以欺骗世界舆论。“南满铁道之一举一动往往而累及内阁，皆因南满铁道之组织虽为半官半民，其实权皆操诸内阁之手，是每每欲发展于满蒙之时，国际间每不满南满铁道公司为一经济公司，而竟看作政治的纯然机关。”“故拟南满铁道公司根本变更，将南满铁道公司之附带事业中，择其利多益大事业悉数提出为独立公司，暗附南满铁道公司之势力而急进满蒙……为帝国使命而猛进。”
《田中奏折》具体而详细地制定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基本方针、计划和步骤。1929年12月，当时南京出版的中国杂志《时事月报》在《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一文中刊登了《田中奏折》的内容梗概，后被广泛引用而在中国和世界迅速传播，轰动了当时的舆论界。中国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日浪潮席卷全国。日本军国主义者从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1937年又挑起“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直至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后进行了长达14年之久的对外侵略战争，《田中奏折》的方针计划，几乎完全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实践。
1930年，日本的外务省向中国国民政府抗议，称田中奏折是伪造的。有历史研究者认为田中奏折是苏联情报部门伪造的，目的在于引日本“南进派”侵略中国和东南亚，遏制日本侵略势力“北进派”侵略苏联，从而缓解苏联东西两面面临的反侵略压力。
反对伪造说的观点指出：日方投降之前曾大量销毁证据，从此种行为推测不排除其销毁此证据的可能性。
．日本后来的战略行为与《田中奏折》所叙极为相似。该奏折在战败之前是机密内容，而此类内容经常在一定时间后销毁。
支持伪造说的观点指出：一直以来都只发现奏折的汉文版本，而不见日语原文。一个日本历史家推测，制造了田中奏折的，就是收到奏折文本的张学良秘书王家桢。王家桢本人曾经声称文件的获得是通过一个在日本政友会重要人物家里当抄写员的台湾人蔡智堪秘密抄写下来的。
（二）
不论《田中奏折》的作者是谁，“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已经被实践所证明是确立不拔的可行路线。这是就日本的处境而言。
如果就中国的处境而言，情况则要简单得多。那就是化繁为简，把“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换成“欲统一全球，必先统一日本”，就可以了。这就是“大中华”与“小日本”的区别所在。
君不见，美国征服了日本，也就征服了世界。美国的世界霸权，是在广岛和长崎的核爆声中确立的。这就预先注定了苏联的弱势。
当然，现在的华人对此“欲统一全球，必先统一日本”完全没有准备。所以有网文说了——
“中国统一日本：这届奥运会也是逆天了，中国队弃红穿黄，成了‘黄军’，日本队则穿上了中国红，成为‘红军’，如果不看太阳旗，还真以为日本归顺中国。”
这些无耻的亡国奴，竟然把日本归顺中国，说成是“逆天”。看来日本在中国的第五纵队，势力依然不小。
中国复兴，任重道远。

谢选骏：康德是伪善还是无知

谢选骏：康德是伪善还是无知
康德（Immanuel Kant，1724年—1804年）在1795年写成了《永久和平论》。
考虑到他写作的时候已经七十一岁，思想应该成熟了，所以他在其中的表达的想法应该算是定论，可以据此评价他的一生所思了。
但是我们在其中看到的是什么呢？
是伪善。或是无知。
现在的欧盟，走得还没有康德想像的那么远，就已经千疮百孔了。如果继续走下去，即使“成功了”，也不过是创造了一个泰坦尼克号巨轮，等待一个更大的惨剧罢了。
考虑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怀疑康德在他的整个哲学中到底都说了一些什么？康德哲学到底是伪善的结果还是无知的结果呢？
康德说了，“每个国家的公民体制应该是共和制”，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自由国家的联盟”，并且得到“世界公民权利”观念的支持。共和体制应当建立在“自由”、“平等”和“所有人都服从法律”这三项原则之上；它能够保证当权者的权力受到公民的约束。共和制是永久和平的最基本的保证，因为，如果为了决定是否应该进行战争而需要由国家公民表示同意。
那么最自然的事就莫过于他们必须对自己本身做出有关战争的全部艰难困苦的决定。“自由国家的联盟”则是每个国家的共和政体在国际关系上的自然延伸。由于各国作为国家已经具备了保障自由权利的体制，同时理性从道德的权威出发，也要谴责作为征服行动的战争，这样保持和平状态便成为一种“义务”。“于是就必须有一种特殊方式的联盟，我们可以称之为和平联盟；它与和平条约的区别将在于，后者仅仅企图结束一场战争，而前者却要永远结束一切战争”。最后，“既然大地上各个民族之间（或广或狭）普遍占上风的共同性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地球上的一个地方侵犯权利就会在所有的地方都被感觉到；所以世界公民权利的观念就不是什么幻想的或夸诞的权利表现方式，而是为公开的一般人类权利、并且也是为永久和平而对国家权利与国际权利的不成文法典所作的一项必要的补充。唯有在这种条件之下，我们才可以自诩为在不断地趋近于永久和平”。
共和政体，自由国家的联盟，世界公民权利的观念它们构成了康德所说的“永久和平”的必要条件。
……
但是，这是可能的吗？
现在，欧洲联盟正是按照康德的想法发展的，其结果就是穆斯林的入侵。
康德——是永不过时的思想巨人，还是一个马鞍匠人的乌托邦之子？
康德没有出过远门，思考的范围却横跨宇宙？只是，这是他自己的思想城堡，无关宇宙及其创造者。
康德说了，“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这刻在康德的墓碑上，出自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最后一章。
1804年2月12日上午11时，伊曼努埃尔.康德在家乡科尼斯堡去世。康德去世时形容枯槁，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遗体放在那里就像一个木乃伊。而且他的遗体也确实像一个木乃伊那样被展览：科尼斯堡的居民排着长队瞻仰这个城市的最伟大的儿子。当时天气寒冷，土地冻得无法挖掘，整整16天过去后康德的遗体才被下葬。
去世时的康德似乎仅仅是自己的一个影子，临死前的若干年里，他的身体和精神都极为衰弱，作为哲学家的康德也只剩下了一个影子，那时德国哲学界的风云人物是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等人，他们作为德国唯心主义的领军人物誉满天下。1799年，康德发表了生前最后一篇文章——“论与费希特科学学之关系”。在这篇封笔之作中，康德对费希特的科学哲学给予的评价是：一钱不值。其实康德他自己的这个评语才是真得一钱不值。这是康德作为哲学家的最后一句话，深刻揭示了康德的本质。从此他就滚下了哲学舞台——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费希特的科学哲学确实一钱不值，但是康德几大哲学自己的价值又有多少呢？
“死后的康德很快就从哲学的影子变成了人类思想天空里的一颗巨星”，德国著名的吹牛大王雅斯贝斯（1883—1969年）甚至将康德与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和奥古斯丁（354—430年）并列称为欧洲三大“永不休止的哲学奠基人”。德国人终于有权力开辟自己的世界帝国了！由此可见，欧洲思想是多么贫乏！
“心胸狭隘”的康德
康德于1724年4月22日出生在东普鲁士的首府科尼斯堡，他出生时，有“武王”之称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利希－威廉一世在那里已经统治了11个年头。科尼斯堡是欧洲重要的交通和军事要道，在历史上其归属发生过几次变化。二战结束后，根据雅尔塔和波茨坦协议，德国原东普鲁士部分领土划归苏联，科尼斯堡更名为现在的加里宁格勒，1991年苏联解体后，包括立陶宛在内的原苏联波罗的海3个加盟共和国成为独立国家，加里宁格勒地区就变成了一块北面和东面被立陶宛包围、南面与波兰交界、西面面向波罗的海的俄罗斯的“飞地”。
康德的父亲是一个马鞍匠，父母都是信仰新教的虔信派（Pietismus）教徒，所以他长大成人后，一生都把信仰和贫贱联系在了一起。虔信派强调宗教的精神，重视虔诚的信仰感情，康德小时候的精神世界受到很深的虔信派影响。八岁时，康德开始上学，学校提倡的是人文主义教育，反对宗教带给人的思想上的僵化。学校的教育改变了康德的宗教态度，他从此开始一生都对宗教祈祷和教堂唱诗感到反感。也是因为学校的教育，他开始怀疑建立在感觉与感受上的宗教，他的宗教哲学简单地来说也是对虔信派的一种反动，他的哲学就是要追求富贵、脱离他父母的贫贱状态。
1740年，康德进了科尼斯堡大学。人们现在无法考证他当时注册了什么专业，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经常听哲学课。1748年，24岁的康德大学毕业，因为他的马鞍匠父亲也已经去世两年，他衣食无托，前途渺茫。由于大学没有他的位置，他决定到科尼斯堡附近的小城镇去做家庭教师。
康德曾说再也没有哪个家庭教师比他还差，但是实际上他这是谦虚，因为他教过的学生对他的口碑都不错。在做家庭教师期间，他发表了第一本著作：“关于生命力的真实估计之思考”，内容是关于笛卡儿、牛顿和莱布尼茨提出的哲学与科学命题。五年的家庭教师生涯后康德重返科尼斯堡，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家乡。返回家乡后，康德再次进入大学学习。1755年，康德以“自然通史和天体论”获得硕士学位，三个月后获得大学私人助教资格，开始教授哲学。在私人助教这个教职上，康德一干就是15年，学生的听课费就成了他的生活来源。因为康德的课很受欢迎，愿意听他的课的学生也多，因此他在生活上也做到了衣食无忧。他终于富贵了。
在任助教期间，康德继续追求富贵，开始经常发表著作。他的论题包罗万象，从自然科学、美学、神学甚至到巫术应有尽有，但贯穿其中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哲学研究应该如何进行：是从理性的观点出发，从普遍真理中推导出有关事物的真理还是从经验出发，通过观察得出普遍的结论？
康德的著述和讲课使他称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哲学家，他的影响开始走出科尼斯堡，很多学生慕名而来成为他的弟子，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与哥德和席勒一起成为魏玛古典派顶梁柱的赫尔德。尽管如此，康德很长的时间里没有得到教授职位，期间他拒绝了科尼斯堡提供给他的诗学艺术教授聘书。他还拒绝了来自埃尔朗根大学和耶拿大学的教授聘书，他只愿意在科尼斯堡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因为他不愿意离开家乡，而且身体状况也不允许他迁居他乡。康德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胸腔狭窄，心脏和肺的活动余地很小，天生就有疑病症倾向，小时候甚至十分厌世。”
1770年，康德在46岁时终于获得了科尼斯堡大学逻辑学与形而上学教授一职，他的就任报告题目是“感性与知性世界的形式与根据”。当上教授以后，康德沉寂十年没有发表一篇文章，而是潜心研究他的批判哲学。1781年，他发表了“纯粹理性批判”，仅凭这一部著作，康德就可以奠定他在哲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康德的“三大批判”
康德的“三大批判”构成了他的“哲学体系”，它们是：“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和“判断力批判”（1790年）。
“纯粹理性批判”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能知道什么？康德的回答是：我们只能知道自然科学让我们认识到的东西，哲学除了能帮助我们澄清使知识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就没有什么更多的用处了，自从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问题其实是无解的。（康德的说法是错误的。形而上学问题其实是有解的，其答案就是：“这是由你自己的定义设定的。”）
对于康德来说，要想回答我们能知道什么这个问题，就要首先看看认识者和被认识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古典哲学中的真理被看成是语言与事物的一致相应，康德问道：这种一致如何才成为可能？事物是具体的和物化的，而语言是抽象的，这两种东西怎么会一致？实际上人的感知提供的只是物体的某些特性，如质量、体积、形状、数量、重量、运动速度等，没有这些特性，我们就无法对物体展开想象。这是物体的主要特性。物体还有其它从属特性，如颜色、声音、味道和温度感觉等，这些从属特性虽然是物体的一部分，但是人们可以进行不同的想象。例如我们可以把一辆蓝色的桌子想象成绿色的桌子。这种主要特性和从属特性的区别让人进一步问：外部世界真实状况究竟是什么？因为如果我对物体的某些特性可以进行不同的想象，也就是说这些特性似乎只在我的感知中存在，我怎样才能肯定世界只不过是存在于我的头脑当中？因此，语言与事物的一致(真理)似乎只有在人的头脑中才成为可能。
这当然是令人绝望的极端怀疑主义。如果人们不甘于接受这一观点该怎么办？也许一种我们无法认知的外部世界确实存在，那我们又该怎么办？康德以前，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是把这一问题推给上帝：我们的思想与外部世界一致，因为这是上帝愿意这样安排的。但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上帝让我们看到的事物就是事物的本来面目？
康德把这个问题彻底给颠倒了。在此之前，人们让认识向外部事物看齐，而康德说，如果我们颠倒一下，让事物向我们的认识看齐，该会如何？康德把这一思维方法与哥白尼的“日心说”相比较：哥白尼以前，人们认为一切星球围着我们地球转，哥白尼却说，我们地球是在围着其它星球转。
康德带来了哲学上的哥白尼式转变。他说，不是事物在影响人，而是人在影响事物。是我们人在构造现实世界，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人比事物本身更重要。康德甚至认为，我们其实根本不可能认识到事物的真性，我们只能认识事物的表象。康德的著名论断就是：人是万物的尺度。他的这一论断与现代量子力学有着共同之处：事物的特性与观察者有关。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研究了人类感知的形式，即空间和时间。存在于时间和空间里的物质被人类的理解力加工为经验，而康德把人类理解力的形式称为“（绝对）范畴”，这些人类理性的形式中包括人们对灵魂、世界和上帝的设想，康德把它们理解为某种制约原则，人们的经验世界就是通过这些原则得以构造。
“纯粹理性批判”研究的人类如何认识外部世界的问题，而康德1788年发表的“实践理性批判”要回答的问题是伦理学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做？简单化地说，康德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尽我们的义务。但什么叫“尽义务”？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康德提出了著名的“（绝对）范畴律令（Kategorischer Imperativ）”：“要这样做，永远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能够同时成为普遍制订法律的原则。”康德认为，人在道德上是自主的，人的行为虽然受客观因果的限制，但是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人有道德上的自由能力，能超越因果，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判断力批判”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可以抱有什么希望？康德给出的答案是：如果要真正能做到有道德，我就必须假设有上帝的存在，假设生命结束后并不是一切都结束了。“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关心的问题还有人类精神活动的目的、意义和作用方式，包括人的美学鉴赏能力和幻想能力。
1795年出版的《论永久和平》应该是康德为人类贡献的最后一部有深远影响的著作，书中提出了世界公民、世界联邦、不干涉内政的主权国家原则等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构想。
康德是同性恋者？
康德是一个没有传奇故事的传奇人物。传说康德生活得十分有规律，以至于当地的居民在他每天下午3点半散步经过时来对表，据说他在一成不变的散步中诞生了一个又一个思想火花。
康德不但生活刻板，而且活了80岁，一辈子没有过女人，现代人不禁要猜测：康德是不是个同性恋？康德传记“康德的世界”一书作者盖尔教授（现年60岁，生活在汉堡）在“明镜周刊”的采访中说，康德其实曾经两次想结婚。康德本人说，当我想要女人时，我养她不起；当我养得起女人时，我不再需要女人了。盖尔说，康德经常在中午时分去一家客栈，其楼上就是妓院。
德国的犹太诗人海涅说过：“康德的生平履历很难描写，因为他既没有生活过，也没有经历什么。”正是因为犹太人海涅他不知道盖尔教授探究出来的“康德的秘密”。

谢选骏：彼拉多是一个佛教徒

谢选骏：彼拉多是一个佛教徒
本丟·彼拉多，罗马共和国驻在巴勒斯坦的总督，杀害耶稣基督的直接凶手（间接凶手是犹太教徒）——他怎么会是一个佛教徒呢？
我判断此人，即使组织上不是一个佛教徒，思想上也是一个佛教徒或类似佛教徒，是因为他的两句经典格言：
1、什么是真理呢？
（《约翰福音》：彼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彼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作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在这里，耶稣实际上否认了别人误认他是犹太人的说法。]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彼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在这里，耶稣承认自己是王者。]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彼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
“什么是真理呢？”——这是典型的佛教虚无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真理”。
2、 彼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
（《马太福音》：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彼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义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彼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作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彼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犹太人自己创造了“反犹主义”。]于是彼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
“彼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这是典型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看来彼拉多不仅是佛教徒，还是一位熟练的禅宗哲学家。

佛教命运的历史沉思
Historical Ruminations on the Destiny of Buddhism 〔以上用斜体〕
谢选骏 编著
2016年第一版

基督教文存之八
（另起一页）
内容简介
本书搜集了作者谢选骏三十年来有关佛教的55篇文章。上卷是他成为一个基督徒〔1996年〕之前的作品；下卷是他成为一个基督徒〔1996年〕之后写作的。但是上卷和下卷的观点却有相当一致，从中看到：作者的论述并非发自宗派的立场，而是出自真实的感想。
佛教的历史命运，就是作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要素而传播到了整个东亚。而后随着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结束，佛教也在中国趋于衰落。
Synopsis
This two-volume book anthologizes 54 articles by Mr. Xie Xuanjun over thirty years. The first volume consists of works before he became a Christian in 1996, and the second volume consists of works after he became a Christian. But the views in the two volumes are quite inter-consistent, indicating that the discussions contained therein do not proceed from sectional positions, but rather from genuine feelings. Buddhism,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was spread throughout the East Asia, and started to decline in China with the end of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另起一单页〕
目录
〔上卷·1979年〕
第一篇
印度东方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印度佛教起源于中国原始萨满宗教思想考》〕
第二篇
佛教与社会主义
第三篇
小乘与大乘
第四篇
佛教是极端的人本主义
第五篇
自寻烦恼的权力
第六篇
佛教与虚无主义
第七篇
佛教狂人
第八篇
佛教排斥一切欲望
第九篇
死后的生命观
第十篇
佛性与神性
第十一篇
轮回与现世报
第十二篇
在佛教的深层观念中
第十三篇
“净土”的观念起源于一个奇特的错误
第十四篇
禅宗有两个特点
第十五篇
涅槃。这是佛教的理想境界
第十六篇
无神论者的造神运动
第十七篇
佛教与万神殿运动
第十八篇
基督与佛，汇归中国
第十九篇
蓝色的思想
第二十篇
佛教与第二期中国文明
〔下卷·2016年〕
第二十一篇
转世轮回与图腾崇拜
第二十二篇
佛教与婆罗门教
第二十三篇
佛教与基督教的创世比较
第二十四篇
超人与魔鬼阿修罗
第二十五篇
佛性与原罪
第二十六篇
佛陀出家的“托尔斯泰路线”
第二十七篇
从“开光”看宗教裁判的作用
第二十八篇
中国的佛教为什么衰落？
第二十九篇
灭佛在文明史上意味“吸收”
第三十篇
佛教、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斗争
第三十一篇
印度教庙妓与欢喜佛
第三十二篇
基督教与佛教的礼仪比较
第三十三篇
佛教与基督教传播中国的历史年表
第三十四篇
从佛理诗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三十五篇
陶渊明的双重性格
第三十六篇
读《大唐西域记》所思
第三十七篇
佛教与科举制
第三十八篇
禅宗公案与三位一体
第三十九篇
从思想主权升级《心经》
第四十篇
宋儒的双重人格
第四十一篇
蒙古是佛教的消解者
第四十二篇
佛教总统与盗墓专家
第四十三篇
佛教亡国论
第四十四篇
康熙的无知
第四十五篇
白莲教与髑髅地
第四十六篇
“梁启超说佛”之迷误
第四十七篇
草菅人命的哲学意义
第四十八篇
基督教化的佛教运动
第四十九篇
佛教也是一个家族企业
第五十篇
日本的两个举世无双
第五十一篇
福山的无知
第五十二篇
毛泽东像章窃取北魏佛教艺术
第五十三篇
戏子与活佛，活佛与戏子
第五十四篇
如来佛的掌心与地心引力
〔三期中国文明的不同精神状态〕
第五十五篇
永恒轮回与末日审判
后记
一神论何以优越于多神教
附录之一
《三经论》及其十三条注释
附录之二
小溪：读谢选骏先生的《三经论》

谢选骏：中国人缺乏快乐基因

谢选骏：中国人缺乏快乐基因
中国人不快乐，难道是基因惹的祸？欧洲人的研究发现一种特殊基因，里头含有化学物质，可以加强感官快乐并帮助缓解痛苦。不过，研究发现，中国及泰国等亚洲国家，国民的这种基因最不常见。
美国每日科学网站报导称，保加利亚瓦尔纳管理大学的米哈伊尔·明科夫和香港理工大学的迈克尔·邦德说，在自我评价最快乐的国家中，国民表现出这样一种遗传特性：他们的DNA更容易包含一种与感官快乐和减缓痛苦相关的特殊等位基因。
他们在研究中发现，一个国家的快乐度与其国民脂肪酸酰胺水解酶的变体rs324420的A等位基因明显相关。这种等位基因帮助阻止花生四烯乙醇胺的化学降解，这种物质可加强感官快乐并帮助缓解痛苦。
报导指出，A等位基因最为普遍的国家显然也是自我感觉最快乐的国家，包括西非的加纳和尼日利亚，以及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等拉美北部国家。研究发现，在伊拉克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以及中国和泰国等亚洲国家，国民的A等位基因最不常见，自我评价为“非常快乐”的可能性也最低。
遗传学还为欧洲各国之间快乐程度的差异提供了解释。瑞典等北欧国家的A等位基因最普遍，与中欧和南欧国家相比，自我评价为非常快乐的情况也更多。
不过，据报导，两位研究人员也承认，遗传学不是决定快乐程度的唯一因素。他们认为，东欧国家持续的经济和政治困难也导致俄罗斯和爱沙尼亚等国的快乐分数极低，尽管这些东北欧国家的A等位基因非常普遍。
其实，中国人不快乐也被指有其他多种原因。比如，中国人抛弃了信仰，又没有建立起新的人生哲学，不像美国人的宗教信仰教导他们调节情绪、选择快乐。其次，华人常把事业取代了家庭，推崇的是“修身、齐家”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目标。
第三，美国政府和家庭教育孩子的目的是让孩子快乐，成为未来合格的公民。中国望子成龙的教育观念，也让孩子十个有九个不快乐。而且，现今的中国也被指道德稀缺，坑蒙拐骗过于泛滥。
再来，从治国方针看，美国政府的历来“以人为本”，不仅要让人民幸福，还要让人民快乐。而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只会使少数人“其乐无穷”，多数人苦不堪言。或许多数人认为中国人至少富有，但他们的财富反倒成了快乐的累赘；中国人为了钱也牺牲太多，环境污染、工作过度、饮食不当等等，带走了他们的快乐。中国的人口问题和追求做“人上人”的竞争意识，也是人民不快乐的原因之一。
当然，中国人缺乏快乐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共产党统治。
不过反过来说呢？是否这样缺乏快乐基因的社会，才是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生物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