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事实与思想——德国哲学家大多喜欢巴结权势

《1933—1934年校长任职：事实与思想》（1945年海德格尔）这样写道：
在1933年4月 我被大学全体大会一致推选为校长。我这一职位的前任冯?默伦多夫（V. M?llendorff） ，在一个短暂的任期后基于部长的指令不得不辞职。我同冯?默伦多夫多次深入谈论过继任问题，他本人希望我来接受校长职位。同样，前任校长绍尔（Sauer） ，也尝试劝说我为了大学的利益而接受这个职位。在选举日的上午我还在犹豫，并想退出竞选。我同权威性的政府机关和党的机关没有任何往来；我本人既不是党员，也没有以任何方式从事政治活动。因此，在政治力量集中的地方，就那作为必不可少的东西和任务而浮现在我眼前的，我是否会被听从，这是不确定的。然而，同样不确定的是，大学在多大程度上会自愿一道去源始地发现和塑造它自己的本质；这一任务我已经在1929年夏天于我的教授就职演讲中进行了公开阐述 。
在教授就职演讲“什么是形而上学？”（Was ist Metaphysik?）那进行引导的句子中，说到：“此时此地，我们为我们自己而追问。我们的此是——在由研究者、教师和进行大学学习的人所形成的共同体中——已经被科学所规定。只要科学已然成为了我们的激情，那么，在此是之基础上于我们发生了什么本质性的事情？——科学的各个领域彼此离得很远。它们处理其对象的方法也有着根本的不同。今天，学科之间的这种碎片化的多样性只还通过大学和院系这种技术组织而结合在一起，并通过各个专业所确立的实用目的而保有某种意义。然而，诸科学的根在其本质基础上已经枯萎了。”该演讲在1933年已经被译成了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日文。
人们到处都能知道我如何思考德国的大学，以及我把什么视为它那最紧迫的关切。它不应将自己保持在技术组织的－机构的虚假统一中，而应从其本质基础——这种本质基础正是科学的本质基础——出发，即从真之本质本身出发来革新它自己，重新赢得追问者和知道者之间的那种源始的、有生命的统一。

1930年我谈论了真之本质，这是一个直至1932年我还在德国好些地方一再做过、并因复制的笔记而变得众所周知的演讲。该演讲1943年才出版 。在该演讲的同时期，通过对柏拉图洞穴喻的一种解释，我举行了一次<每次>两小时关于希腊的真之概念的讲座课。在1933 / 1934年冬季学期于我的校长任职期间再次做了该讲座课，并通过一场满座的讨论班“民族与科学”（Volk und Wissenschaft）对之进行了补充。对洞穴喻的解释，于1942年以“柏拉图的真之学说”（Platons Lehre von der Wahrheit）为标题发表在《精神传承年鉴第2辑》（Jahrbuch für die geistige überlieferung II）上 。党明令禁止提及和讨论这篇论文，同样禁止单行本的印刷发行以及销售。
直到最后一天还让我犹豫接受校长职位的事情是，我知道我必然会因自己的计划而陷入到同“新”和“旧”之间的一种双重冲突中。“新”此时在“政治性的科学”之形态中出场，其理念奠基在对真之本质的一种歪曲上。“旧”则力求坚持“专业”、促进它的进步并在教学中使之变得有用，每一对本质基础的反思被当作抽象—哲学性的而加以拒绝，或者最多只允许它作为外在的摆设；而不是将之作为反思去实行反思，并根据这种实行来思考大学和属于大学。
因此危险在于，彼此对立的“新”和“旧”以相同的方式反对我的尝试，并使之变得不可能。在接受校长职位时我尚未看清以及没有料到的，是在第一个学期所发生的事情：新和旧最后一致联合起来瘫痪掉我的努力，并最终排挤掉我。
尽管我那源始地对大学本质进行奠基的计划面临着双重威胁，但在许多大学同事的规劝下，尤其是在被撤职的校长冯?默伦多夫和他的前任、那时是副校长的绍尔的规劝下，我最终决定接受校长职位。特别是鉴于绍尔教士有效地指出了下面这一可能性，那就是：假如我拒绝了大学，那么，会从外面任命某人为校长。
总的来说，决定我接受校长职位的有三个因素：
1. 我在那时于已经取得了权力的运动中看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参加到民族的一种内在凝聚和革新中并找到一条道路，参加到它的历史的－西方的规定中去。我相信，革新着自己本身的大学能够同时是负有使命的，能够给出-尺度地（ma?-gebend） 参与到民族的内在凝聚中去。
2. 由此我在校长职位中看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把所有丰富的力量——不管党籍和党的主义——带到反思和革新的进程面前，并加强和确保这些力量的影响。
3. 我希望以这种方式能够对付那些不恰当的人的紧逼、以及党的机构和党的主义那有所恐吓的威权。
 事实是：那时已经有许多劣质的和没有能力的东西、许多自私的和忌妒的东西在胡作非为。而对于我来说，鉴于我们民族总的形势，这恰恰更是尝试让各种丰富的力量和本质性的目标发挥作用的一种理由。袖手旁观、对那些“无能的人”嗤之以鼻、不顾西方的历史处境而对从前的东西高唱赞歌，这肯定是更为惬意的。或许下面这一提示就会表明我那时已经是如何在看待历史处境。在1930年，恩斯特?云格尔（Ernst Jünger） 的文章“总动员”（Die totale Mobilmachung）已经发表；在这篇文章中，已经预示了他1932年出版的《劳动者》（Der Arbeiter）一书的基本特征。那时，我在小范围内同我的助手布罗克（Brock） 详细讨论了这些作品，并力图揭示其中是如何表达对尼采的形而上学的一种本质理解的，只要在这种形而上学的视域中已经看到和预见了西方的历史和现状。通过从这些作品、以及更加本质地从它们的基础出发进行思考，我们思考那正在来临的事情，也即是说，我们尝试在与之的争辩中同时面对它。许多其他人在那时也读了这些作品；然而人们把它们连同许多其他读过的有趣东西一起束之高阁，并且不懂得它们的影响。在1939/1940年冬季，我再次在同事圈部分地详细讨论了云格尔的书《劳动者》，并获悉甚至在那时这些思想是何等地陌生和让人奇怪，直到它们被“事实”所证实。恩斯特?云格尔在关于劳动者的统治和形态的思想中所思考的，以及鉴于这种思想所看到的，是在行星上被看到的历史之范围内的权力意志的普遍统治。今天，所有的东西都立于这种现实性上，无论它被称作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还是世界民主。
从权力意志的这种现实性那儿我当时已经看到了什么是。权力意志的这种现实性也能够在尼采的意义上用这一句话来加以表达：“上帝死了”。出于本质性的理由，我在我的校长致辞中引用了这句话。这句话同一种庸俗无神论的断言毫无关系。它意味着：超感性的世界、尤其是基督教的神的世界，在历史中已经失去了其起作用的力量。（参见我1943年的演讲，“尼采的话‘上帝死了’”）如果事情是不同的，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会是可能的吗？进而，如果事情是不同的，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会变得可能吗？
因此，为了在源始地反思对权力意志的形而上学进行一种克服中进一步思考、即通过回返到其开端处而开始同西方思想进行一种争辩，理由和本质性的急迫难道还不足够吗？为了对西方精神的这种反思而尝试在我们德国人那儿唤醒被视为培植知识和认识的场地的那种处所——德国大学，并使之成为前线，其理由和本质性的急迫难道还不充分吗？
诚然，同历史进程进行论争，而这种论争始于这样的话：“如果……，以及如果不……，那么，就会出现……”，这总是冒险的。但问题也可以这样被提出：如果在1933年所有丰富的力量为了在隐秘的团结中渐渐地纯化和控制那已经取得权力的“运动”而觉醒了，那么，什么就会出现以及什么就会被预防？
 诚然，当人们把罪责算计和推到他人身上时，总是傲慢放肆的。然而，当一个人确实找到了罪犯并根据罪责来进行评判时：那么，岂不也有着一种本质性的疏忽之罪？那些在那时甚至有着先知般的禀赋以至于看清了所有事情会如其要来的那样来的人——我没有那样的智慧——，那为何他们几乎等待了10年才开始同灾难作斗争？那些认为知道了这些的人为何不在1933年，为何他们不恰恰在那时就动身去扭转一切，并将之从根本上引向善呢？
 诚然，凝聚所有丰富的力量可能是困难的，对运动整体及其权力地位逐渐施加影响也是困难的，但这都不比我们后来不得不承负的东西更为困难。
通过接受校长职位，我冒险尝试挽救、纯化和增强那积极的东西。
我的意图从不是仅仅要实现党的主义以及依照某一“政治性的科学”之“理念”来行动。但我同样不愿意仅仅捍卫以前的东西，以及通过单纯的斡旋和调停去敉平一切，并将之保持在平庸中。我深信不疑，一些本质性的事情——它们远远高出大学所关乎的一切——危如累卵。
但下面这点对我来说也是清楚的，那就是：必须首先强调和肯定我那时在运动中所看到的那些积极的可能性，以便为所有丰富力量的一种不仅仅有着事实性而是有着实事性基础的凝聚作准备。立即和单纯的反对，应既不符合我那时的信念（它决非对党的信仰），也是不明智的。
以下这些可视为在校长任职期间我的基本态度的标志：
1. 我从未被任何党的机构请去发表任何政治建议；我也从未寻求一种这样的合作。
2. 我也绝没有同党的干部维持个人或政治上的联系。
在1933年5月的校长致辞中已经表达了我校长任职的意图和态度
当然，正如在每一被说出的话那儿一样，在这儿一切都有赖于解释、有赖于准备参与到本质性的东西中去并打量这种东西本身。甚至根据篇幅就能识别出来的校长致辞的核心部分，是对知识和科学之本质的阐明，而大学就奠基在这种本质之上，并基于该本质它才可以在其本质中主张它自己为德国的大学本身。同劳动服务和国防服务相比，知识服务之所以在第三个位置被提及，不是因为它次于那两个，而是因为知识是真正和最高的东西，大学的本质会聚到它身上、反思凝聚在它周围。与最先提到的劳动服务相关的，对此可以提请注意：早在1933年前，这种“服务”就已经从时代的困境中以及从青年的意愿中形成和塑形。而“国防服务”，我既不是在一种军国主义的意义上也不是在一种侵略的意义上提及，而是将之思考为自卫中的防御。
致辞的核心部分服务于对知识之本质、科学之本质以及在科学上培育起来的职业之本质的阐述。在内容上可提取出四个要点。
1. 诸科学都奠基在对其专业领域的本质域的经验上。
2. 真之本质作为让是（Seinlassen），即让是者如其是的那样是。
3. 对在希腊人那儿的西方知识的开端之传承的保持。（参见1932年夏季学期我的<每次>两个小时的讲座课：西方哲学的开端 [Der Anfang der abendl?ndlischen Philosophie] 。）
4. 与之相应，西方世界的责任。
在所有这些那儿，都有着对“政治性的科学”——它作为关于尼采对真和认识之本质的见解的一种粗糙学说而被国家社会主义到处散布——之理念的明确拒斥。在致辞中清楚表达了对“政治性的科学”之理念的摒弃。
反思和追问的态度被置于了“战斗”中。但在致辞中“战斗”意味着什么？如果反思中的本质性的东西会回溯到希腊的?πιστ?μη [知识]，也即是会回溯到?λ?θεια [真]，那么，就的确可以设想“战斗”之本质不是随意摆出来的。“战斗”在赫拉克利特的意义（残篇53）上被思考。但为了理解这经常被误解的箴言，必须首先注意两点，我在我的讲座课和讨论班中经常充分地提到了它们：
1. 残篇由之开始的π?λεμο? [战斗]一词，不意指“战争”，而是意指赫拉克利特在相同意义上使用的?ρι? [争执]一词所意指的东西。但这意味着“争执”。然而，争执不可被视为口角、吵嘴和单纯的不和，更加不是使用暴力和击倒对手，而是从-对方-确立（Aus-einander-setzung） ，从而在这种从-对方-确立中，那些从-对方-确立的东西之本质在这种确立中把自己暴露给对方，并由此显示自己和露面，用希腊人的话即是：进入到无蔽的东西和真的东西中。因为战斗是相互承认着地把自己暴露给本质性东西的那种暴露，从而在把这种追问和反思置于“战斗”上的致辞中，始终说的是“暴露”。被说的东西位于赫拉克利特箴言方向上，箴言自身能完全清楚地对之进行作证。还必须注意第二点。
2. 我们不仅不可以把π?λεμο? [战斗]思考为战争，更不可以利用所谓赫拉克利特的“战争是万物之父”这句话，认为它把战争和斗殴宣布为所有是（alles Sein）的最高原则，从而在哲学上为战事辩护。
我们必须首先且同时注意：以通常方式加以引用的赫拉克利特的那句箴言歪曲了一切，因为由此就会避而不谈箴言整体以及与之相随的那种本质性的东西。它完整说的是：
“在万物中争执乃是播种，但在万物中它也（并且首先）是最高的东西——进行保持的东西——，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它让一些显现为神，让另一些显现为人；因为它让一些作为奴仆、让另一些作为自由者，进入敞开域。”
π?λεμο? [战斗]的本质在于δεικν?ναι [显示]、显示和ποιε?ν [创制]、摆-到这儿（her-stellen） ，用希腊人的话即是：摆-出（hervor-stellen）到敞开的样貌中。这就是在哲学上对“战斗”之本质的思考，并且在致辞中所说的，仅仅是在哲学上进行的思考。
对本质域的这种有所争辩的反思必须在每一科学中实行，否则它就依然是不知（ohne Wissen）的“科学”（Wissenschaft） 。从对科学之整体的这种反思中，大学自身通过它自己本身而把自己带到自己的本质基础之上，而只有被它所看护的知识才能通达该本质基础；因而它的本质不可能从别的地方、从“政治”或从任何其他确立的目的那儿得到规定。
根据这种基本看法和基本态度，致辞以“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Die Selbstbehauptung der deutschen Universit?t）为题目。只有极少数人清楚单是这个题目在1933年已经意味着什么，因为在它所关乎的那些人中，只有少数会不带偏见地、不受闲谈的蒙蔽而花力气去清醒地仔细思考它究竟在说什么。
诚然，人们也能够有其他的态度。人们能够让自己不做思考并坚持下面这一轻易就能得到的想法：那时国家社会主义夺取政权不久，一位新当选的校长作了一个关于大学的致辞，该致辞“代表”了“国家社会主义”，也即是说喊出了“政治性的科学”之理念，大致一想，它意思是：“对于民族有用的，就是真的。”由此有人就会得出，甚至有权得出：这样一来，实质上否认了大学的本质，并为它的毁灭火上浇油；因而必须把题目说成是：“德国大学的自我斩首”（Die Selbstenthauptung der deutschen Universit?t） 。一个人能够这样来看待这件事，如果他足够无知且无力进行反思、如果他满足于舒适安逸和逃遁到闲谈中、如果他仅仅满足于传播大量敌意的话。
一个人能够在解释致辞时这样不负责任地行事；但那时他就不可以把自己冒充为那种自诩对德国大学的精神和福祉是负有责任的人。因为如此肤浅地思考和如此肤浅地无忧无虑地闲聊，或许与各种政治方法相适应，但却同思想的实事性那最内在的精神相冲突，而该精神恰恰是他假装必须进行拯救的。
致辞不为它所关乎的那些人所理解；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如下这方面：它说的是这样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在任职期间引导我在本质性的、较少本质性的和仅仅外在的东西之间作出区分。
致辞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立场，甚至更不为党和权威机关所理解；但只要有人立即觉察到其反面，就会对之有所“理解”。在同一天于“科普夫”（Kopf）酒店 的校长就职宴会上，瓦克尔（Wacker） 部长对我说了他对他所听到的致辞的“看法”。
1. 它是一种绕开了党纲所展望的各种远景的“私人国家社会主义”（Privatnationalsozialismus）。
2. 整个内容尤其没有奠基在种族思想之上。
3. 他不能认可对“政治性的科学”之理念的拒斥，他甚至不愿承认该理念尚未被充分地奠基。
部长的这一表态并非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立即被告知给了一些党内同志，如那时的州学生领袖谢尔（Scheel） 、医学讲师施泰因博士（Dr. Stein）和法兰克福的克里克（Krieck） 。顺便一提，这三人从一开始就控制着在卡尔斯鲁厄（Karlsruhe）的文化部；分管高校的负责人费尔勒（Fehrle） 处长本人尽管心地善良且富同情心，但完全受他们掌控。
在校长就职庆典后不久，我被召到部里当面示意如下：1. 今后别指望大主教出席这类庆典活动；2. 我在校长就职庆典后宴会上的讲话有失体统，因为我多余地特意突出了来自神学院的同事绍尔，并强调我就自己的科学学术教育感谢他。
在部里谈论这些事情，这不仅一般地表明了它的立场，而且表明他们绝不愿意接受我为了大学的内在革新不顾所有的不和与争吵而力求取得的东西。
到那时我已经在职位上几周了。在校长就职第二天，我的第一个职务行为是禁止在属于大学的任何地方张贴“告犹太人书”（Judenplakat）。该公告已经张贴在德国所有大学中。我向学生领袖宣布，只要我还是校长，该公告在大学范围内就找不到任何位置。该学生领袖带着他的两位陪同者离开时对此表示，他将向帝国学生领导层报告这一禁令。大约8天后，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它是由一位冲锋队分队长鲍曼博士（Dr. Baumann）代表最高冲锋队领导层的冲锋队－高校处打来的。他要求张贴告犹太人书，如果我拒绝，那么，我就要考虑离职，甚至考虑大学的关闭。我还是拒绝了。瓦克尔部长表示，他不可能做反对冲锋队的任何事情，冲锋队那时扮演了一个后来党卫队所接管的角色。
 上述事情只是在我校长任职生涯期间显得越来越清楚的形势中的第一个迹象。最为不同的政治力量团体和利益共同体带着各种主张和要求到大学里说话。部则常常扮演着次要角色；此外，它还忙于替自己取得在柏林那儿的某种独立性。到处上演的仅仅是权力斗争；那些参与其中的人仅仅对大学感兴趣到下面这个份上：它作为一种机构、作为学生共同体或教师共同体，要扮演一种权力因素。此外，医生、法官和教师的职业团体表达了他们的政治诉求，并要求清除那些让他们不舒服和感到可疑的教授。
这种控制着一切的混乱氛围，没有提供任何可能性去看护甚或仅仅认识下面这些我唯一在乎并为之而接受校长职位的努力：反思知识态度，以及反思教育之本质。夏季学期匆匆过去，并耗费在对人事和机构问题的讨论上。
唯一富有成效的事情——哪怕仅仅在消极的意义上——是：在那经常威胁要超出目标和限度的“清洗行动”（S?uberungsaktion）中，我能够阻止对大学和同事的各种不公正行为和伤害。
这种单纯预防性的工作不会表现出什么业绩，并且也不必让同事们对之有所了解。法学院、医学院和自然科学院中的那些声名卓著、值得尊重的同事，一旦他们听到那时要加在他们身上的东西，他们可能会大吃一惊。
在我任职的第一周我就认识到部长对下面这点很重视，那就是：校长属于党。一天，那时的地区领导克贝尔博士（Dr. Kerber） 、地区副领导以及地区领导层的第三把手出现在我的校长办公室，并邀请我入党 。为了在政治角力中没有任何分量的大学的利益，以前从未属于过任何政党、也未接受过任何邀请的我同意了，但要他们明确接受下述条件，那就是：我个人，更别提作为校长，绝不接受任何党的职务，或者从事任何党的活动。我遵守了这项条件，这也并不困难，因为在1934年春我就中断了校长职位（见下），我被视为在政治上不可靠，并且一年比一年受到更为严格的监视。
入党一直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事情，因为党的领导层并不想同我商量大学、文化和教育问题。在我的整个校长任职期间，我从未参加过任何的协商和谈话，更未参加党的领导层和党的各种机关的决策。大学依然还是受到怀疑的，而人们同时又想为了文化宣传的目的而利用它。
我自己每天更多地是忙于就我自己的计划而言我必定认为是不重要的那些事情。我不仅对在形式上完成这些空洞的公务不感兴趣，而且同时我也没有经验，因为我以前一直拒绝任何学术职务，由此一来就是一个新手。此外，困难的形势出现了，秘书处的主管也任职不久，对大学事务同样没有经验。于是一些不能让人满意的事情、不正确的事情、粗心的事情出现了，它们如它们所看起来的那样，只是让同事们忙活了一番。校长致辞白费唇舌，在就职庆典那天后就被抛之脑后；在整个校长任职期间，没有一位同事前来就致辞交换过任何意见。人们行进在院系政治那用了十年时间踩踏出来的道路上。
如果不是在1933年夏季学期两个对大学的危险越来越清楚地预示了出来，所有这些让人困惑的东西、以及非本质性的东西于其中显露出来的霸权，也许可以忍受。
在海德堡大学作一场关于科学之本质的演讲期间，我在那儿偶然通过施泰因博士和谢尔得知一些计划，那就是要对弗莱堡的不同教席进行一次重新安排。大学应安插一些可靠的党员，并由此为下面这点创造可能性，那就是尤其相应地把院长一职保留给一些党员。提出来作为理由的看法是：在对这些职位的占据中，作为大学教师此刻首先更重要的不是其科学价值和能力，而是政治上的可靠和积极的突破力。在这些表明出来的态度和意图那儿，复又显示出：从法兰克福来的克里克的影响在海德堡和卡尔斯鲁厄得到了增强。在卡尔斯鲁厄我被示意，留下以前的那些院长是不可忍受的。院系需要国家社会主义的领导。因此，为了预防对大学之真正本质的这种危害，是时候以相应的方式采取行动了。
第二个危险是来自外面的威胁，这在夏季学期于埃尔富特（Erfurt） 举行的校长会议上就被察觉到。该危险在于企图让院系的整个教学活动被医生、法官和教师的行业以及它们的诉求和需要所规定，从而最终把大学碎裂为专科学校（Fachschulen） 。由此不仅大学的内在统一性受到威胁，而且学术训练的基本方法由此也受到威胁，也即是说，我试图通过一种革新来加以拯救、以及单单为了它我才接受校长职位的那种东西受到了威胁。
我尝试通过建议修改大学章程来应对由海德堡和由专科学校之倾向而来的这两个正在逼近的危险。修改大学章程使得能够在下面这种意义上任命院长一职，那就是让院系的本质和大学的统一性能够得到挽救。修改大学章程的动机完全不是渴望搞颠覆性的和改革狂似的活动，而是看清了上述危险，这些威胁从政治力量的分配和种类来看绝非是臆想出来的东西。
在大学里面，人们只是越来越片面地呆望那已经发生的事情，他们仅仅在机构和法律层面上考虑大学章程的修改；同时仅仅着眼于个人的偏好和冷淡来评价对院长一职的新任命。
我把一些同事任命为1933/1934年冬季学期的院长；不仅根据我个人的判断，而且根据普遍判断，他们在学术界和自己的专业里都享有一定名声，同时他们保证每个人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推动在其院系工作中的科学精神。这些院长中没有一个是党员。党员干部的影响被排除了出去。存在着这样一种希望，那就是要在各个院系保持和振奋科学精神的一种传承。
但事与愿违。所有的希望都变得让人失望。为了真正的东西而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劳。
“托特瑙山营（Todnauberger Lager）”成为了1933 / 1934年冬季学期的一个奇特先兆；它原本要让教师和学生对真正的学期论文有所准备，并澄清我对科学和科学工作之本质的看法，以及同时对之进行讨论和交换意见。
营地参加者的遴选，不根据所属政党的观点以及在国家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活动来进行。当营地计划在卡尔斯鲁厄变得众所周知之后，从海德堡那儿立即传来声音，那就是坚决希望也可以派遣一些参加者；与此同时海德堡和基尔（Kiel） 达成了一致。
我通过关于大学和科学的一个报告尝试澄清校长致辞中的核心内容，并鉴于前述的那些危险更加紧迫地摆出大学的任务。在各个小组中立刻出现了关于知识和科学、知识和信仰、信仰和世界观的一些富有成果的交谈。在第二天早上，州学生领袖谢尔和施泰因博士突然不打招呼地乘车前来，并热烈地同营地中的海德堡参加者进行了交谈；他们的“作用”渐渐地变得明显起来。施泰因博士提出允许他本人作一场报告。他谈论了种族和种族原则。营地的参与者获悉了该报告，但没有进一步进行讨论。海德堡分组带有破坏营地的任务。但实际上要针对的不是营地，而是其院系不愿被党员所领导的弗莱堡大学。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出现了，其中一些更是让人痛苦；但如果我不想一开始就让即将来临的整个冬季学期一事无成的话，我就得必须忍受它们。或许此刻就离职是更为正确的。然而，我那时尚未估计到随即就暴露出来的事情。敌意的加强，不仅来自部长以及影响着他的海德堡集团一方，而且来自同事一方。
尽管部长表面上同意对院长职位的新任命，但他还是认为下面这点是奇怪的：不仅没有党员占据这些职位，而且我甚至胆敢恰恰任命在半年前部长在校长职位上拒绝支持的那个人为医学院院长。此外，从部里传来越来越明确的要求，那就是：同迄今所发生的相比，在弗莱堡大学要更加认真地贯彻政治性的科学之理念。
这时下面这些就变得引人注目了：在整个冬季学期，医学院的一些人以及法学院的一些人一再向我提议重新安排院长一职，并用其他人取代冯?默伦多夫和沃尔夫（Wolf） 。我把这些愿望归因于两个学院内部的不和与竞争，并且对它们没有加以进一步的重视。直到临近1933 / 1934年期末的晚冬，我被请到卡尔斯鲁厄；在那儿，部里的费尔勒处长在州学生领袖谢尔在场的情形下告诉我，部长希望我免掉冯?默伦多夫和沃尔夫这两位院长的职位。
我立即声明在任何情形下我都不会那么做，无论是从个人的角度还是客观上我都不可能为这样一种重新安排负责。如果部长坚持他的要求，那么，出于对这一无理要求的抗议我除了辞去我的职位外别无选择。接着费尔勒先生对我说，尤其是关于同事沃尔夫，法学院希望另外任命院长一职。我于是宣布我辞去我的职位并请求同部长面谈。当我宣布这点时，在州学生领袖谢尔的脸上出现了幸灾乐祸的笑容。一个人以这种方式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东西。但已经变得非常清楚的是：为了把我逐出校长位置，对所有看上去像国家社会主义的东西都感到愤慨的大学圈，并不害怕同部里以及影响着它的那些团体合谋。
部长立马接受了我的辞职 ，在同他的面谈中，下面这些变得清楚起来：在国家社会主义关于大学和科学的观点和我自己的观点之间，有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部长表示，可是他不希望基于我的哲学同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不相容而来的这种对立，作为弗莱堡大学同部里的冲突而公之于众。我回应到，我不可能有任何兴趣这样做，因为大学已经同部里沆瀣一气，并且由于某种冲突而把我本人置于公众的闲谈中也非我所愿。部长回答说，在我不进一步引人注目地辞去校长职位后，随我做我认为必要的事情。
我也这么做了，因为我作为离职校长，拒绝以传统的方式参加随后的校长职位交接以及提交报告。人们在大学里也理解这种拒绝；并且正如以前和后来通常的那样，人们自然也不会请我这位离开的校长发表进一步的意见。我也绝不期待这类事情。
从1934年4月开始，我住在大学外面，因为我不再关心“进程”，而只是尝试尽力完成教学义务中那必不可少的事情。但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教学也日益成为了本质性的思想同它自己本身的一种自言自语。或许它在好些地方都切中和唤醒了人，但它没有把自己塑造成某一确定行为中的一种成长着的、源始性的东西复又能够从它本身那儿生起的接点。
自身根本无关紧要的1933 / 1934年的校长任职事件，也许是科学——它不再被革新之尝试所规定，它的本质向着纯粹技术的传递也不可能被阻止——之形而上学的本质情状的一个表征。我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才认识到这点。（参见“形而上学对现代世界图像的奠基 [Die Begründung des neuzeitlichen Weltbildes durch die Metaphysik] ”）校长任职是这样一种尝试：在已经取得权力的“运动”中——摆脱它的所有不足和粗制滥造——看到那远远扩展出去的东西，这种东西或许某天能够把一种凝聚带到德国人那西方历史的本质那儿。绝不应否认，我那时曾相信这些可能性，并由此为了能在职位上实现它们而放弃了思想者那最本己的职责。自己在职位上的不足所造成的东西，绝不应被弱化。然而，这些展望并未切中支配我接受校长职位的那种本质性的东西。在一种惯常学术活动之视域中的对这次校长任职的各种评论，或许在它们自己的方式上是正确的，并且是有权得到辩护的，但它们都决未切中本质性的东西。同那时相比，为那蒙蔽了的眼睛打开看这种本质性的东西的视界，甚至在今天有着更少的可能性。
本质性的东西是：我们立于虚无主义的完成中间，上帝“死”了，没有为神性留下任何的时间－空间。然而，对虚无主义的克服在德国人那诗性的思想和吟唱中宣示了出来，德国人无疑还很少听闻这种创作，因为他们力求根据环绕着他们的虚无主义之尺度来调节自己，并错判了一种历史性的自我主张之本质。
校长职位后的时日
一些人乐于根据他们的评价方式来看我校长任职中的错误，以下这些事情一一列举给他们，并且仅仅给他们。就其本身来说，它同在过去的各种尝试和措施——在行星的权力意志之整个运动内，它们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以至于甚至几乎不值一提——中的那种毫无成效的折腾一样是不重要的。
对于1934年春离职所带来的各种可能后果，我是清楚的；在同年的6月30日后我对之更加清楚 。这一时间之后任何在大学领导层接受某一职位的人，都能够清楚地知道他在与谁为伍。
我的校长任职随后被党以及被部长、教师团体和学生团体如何评价，记录在我的继任者上任时于报刊上传播出来的那些论断中。此后这位继任者才是弗莱堡大学的第一位国家社会主义的校长；他作为一位身经百战的人，确保了一种战斗的－军人似的精神以及它在大学的传播。
现在对我的怀疑开始了，直至变成了辱骂。指出恩斯特?克里克在那时创编的杂志《成长中的民族》（Volk im Werden）的当年那几期 ，就足以是证据。该杂志的一期勉勉强强地出版了，其中公开或装着不明就里的论战并未击垮我的哲学。由于直到今天我也毫不在意这种喧嚣，尤其绝不进行反驳，于是那些即使平庸我也不曾特意攻击过的人的愤怒就越来越大。阿尔弗雷德?博伊姆勒（A. Baeumler） 在其代表罗森贝格（Rosenberg） 办公室所编的教育杂志上以某种不一样的形式进行了相同的怀疑。希特勒青年团（HJ） 的杂志《意志与权力》（Wille und Macht）则充当了先锋。我在此期间已经出版的那篇校长致辞，成为了在教师阵营中争论的一种流行靶子。（伽达默尔 [H. G. Gadamer]、格哈德?克吕格尔 [Gerh. Krüger] 、瓦尔特?布勒克 [W. Br?cker] 可以作证。）
 甚至1934年后我很少完全在纯粹科学的领域内所举行的那些演讲，本地的党报每次也会以一种令人厌恶的方式进行辱骂，并且当时的大学领导们每次也只能艰难地站出来反对这些做法。举行的演讲有这样一些：1935年“论艺术作品的本源”（Vom Ursprung des Kunstwerks）、1938年“形而上学对现代世界图像的奠基”（Die Begründung des neuzeitlichen Weltbildes durch die Metaphysik）、1941年“荷尔德林的赞美诗‘如当节日的时候……’”（H?lderlins Hymne‘Wie wenn am Feiertage...’），以及1943年“荷尔德林纪念会”（H?lderinggedenkfeier）。
 甚至扩展到我讲座中的这种围剿，也渐渐地取得了想要的成功。在1937年夏季学期，从柏林来的一位汉克博士（Dr. Hancke）出现在一个讨论班上，他很有天分，并且很有趣，在我那儿同我一起工作。不久他向我承认，他不能再对我隐瞒他替那时领导着保安部（SD） 西南分部的谢尔博士工作。谢尔博士已经提请他注意，我的校长任职其实在为非－国家社会主义的面孔和弗莱堡大学的冷漠态度撑腰。我不想在这儿把任何功绩算到我的头上。我提到它仅仅是为了表明：1933年开始的敌意一直在持续和增强。
 同一位汉克博士还对我讲，在保安部盛行着我同一些耶稣会修士合作的看法。事实上，在我的讲座和讨论班上，直至最后都的确有一些天主教修会的成员（尤其是从弗莱堡分会来的一些耶稣会修士和方济各会修士）。这些先生同其他进行大学学习的人完全一样，能够同我一道工作，并通过我的讨论班而得到帮助。多个学期以来，耶稣会神父洛茨教授（Prof. Lotz） 、拉纳（Rahner） 、维多夫罗（Huidobro）都是我高级讨论班的成员；他们经常在我们家。人们只需读读他们的著作就能马上认识到我思想的影响，也无需否认这种影响。
晚些盖世太保在我那儿的调查也只是扩展到我讨论班中的天主教参加者身上：舒马赫神父（P. Schumacher）、古根贝格尔博士（Dr. Guggenberger）、博林格博士（Dr. Bollinger）（与慕尼黑的索尔 [Scholl]学生行动有关，人们正在弗莱堡和我讲座课中寻找该行动的一个策源地）。
先前已经——在辞职后——有人指责我允许早前的一些学生（非雅利安人）出席我的讲座课。
此外众所周知，我的三位最有才能、在哲学上显著地超出新生代平均水平的学生（伽达默尔、格哈德?克吕格尔、布勒克）被冷落多年，因为他们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只是当人们最终不再能回避他们的资格并且丑闻变得总所周知时，他们才得到任命。
从1938年起，禁止在报刊和杂志上提到我的名字，同样禁止评论我的作品——只要它们还能够出新版。最后，《是与时》（Sein und Zeit）以及康德书的新版也遭到禁止，即使出版商已经取得了必要的文件。
尽管在自己的国家是一片死寂，但人们却试图用我的名字在国外从事文化宣传，并说服我做演讲。我拒绝了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所有这样的巡回演讲；我也从不参加学院为在法国的驻军举办的演讲。
或许以下实事能够说明人们评判并尝试排挤我的哲学工作的方法：
1. 1935年于布拉格的国际哲学大会，我既不属于德国代表团，也根本不被邀请参加。
2. 以同样的方式我应继续被排除在1937年于巴黎的笛卡尔大会之外。这种针对我的做法在巴黎一方看来是如此奇怪，以至巴黎的大会领导小组自己透过索邦大学的布雷耶教授（Prof. Bréhier）问我，为何我不属于德国代表团。大会打算自行邀请我做一个演讲。我回答说，关于这一情况或许应在柏林向帝国教育部打听。不久，我收到从柏林来的一个邀请，让我事后参加代表团。整个事情以不能让我随德国代表团前往巴黎的一种方式来进行。
在战争期间，筹划出版一系列关于德国人文科学的介绍性著作。“系统哲学”（Systematische Philosophie）部分由尼古拉?哈特曼（Nic. Hartmann）负责。为了规划这一计划，在柏林举行了三天的讨论；除了雅斯贝尔斯（Jaspers）和我，所有的哲学教授都被邀请。他们之所以不需要我们，那是因为与这一出版相联系，计划对“生存哲学”（Existenzphilosophie）展开一场攻击，这后来也得到了实施。
正如已经在校长任职期间那样，在这儿也显示出反对者的一种奇特爱好，那就是：尽管彼此对立，但却结盟反对所有他们由之在精神上受到威胁并感到会被追问的东西。
然而，这些事件也仅仅是投射在我们历史的一种运动——德国人现在也还没窥测到它的范围，甚至当灾难已经降临到了他们身上之后——之巨浪上的一种转瞬即逝的浮光掠影罢了。
读者评论之一：
这是一篇海德格尔写的为自己辩护的文章。还是黑格尔说的对啊，任何一个东西，一旦进入外界，成为一个外面的实在，就变成了一个个体性的事物，就没有真理了，要随时被改变。包括你说过的话，写过的文章等等。改变这些东西的力量就是事情本身。
读者评论之二：
又看了一遍他的我的大学，海德格尔确实是认同当时党的基本主张。之所以和他们和不来，是因为海德格尔调子太高了，他要成为领导者的领导者，而且还和那些神学院的一些人以及教父们来往密切，知道这些在当时都意味着什么吗，所以他这些行为和思想都是不允许，必然要被批判。看看戈培尔的讲话，有时真让人感觉他的语式竟然和海氏如此一致。


谢选骏指出：德国人是很好的工匠，但是作为哲学家，大多喜欢巴结权势。从康德到黑格尔、海德格尔都是如此。人们把事情想成怎样，事情就是怎样的了；但是人的思想需要一个媒介，人们把这个媒介叫做“事实”。然而一个媒介，其实是可以构成许多事实的，这就是所谓“另类事实”的根源，因为一个媒介可以触发许多不同的思想，也就是揭示了许多不同的真相。而前人所谓“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此区区一语中，而历史之真理已描写尽净”一语（张君劢《〈人生观之论战〉序》），则忽略了“事实”的“媒介”性质。如果说“思想者，事实之母也”，那么，事实之父，是什么呢？
甚至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尼采也喜欢巴结权势，跟在瓦格纳这个马屁精后面做一个二流的马屁精……似乎只有叔本华是个例外，因为他是靠印度奶水喂肥的佛教徒，什么“意志的表象世界”，不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吗？

谢选骏：单向灌输的极权已死——为什么说《娱乐至死》也已经死掉了

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2004年5月由广西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尼尔·波兹曼。作者在书中指出，现实社会（书中主要以美国社会为例）的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的成为娱乐的附庸。有2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让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就是把文化变成一场娱乐至死的舞台。
这本书已经被翻译为8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大约卖出了20万册。2005年，时隔20年后，波兹曼的儿子安德森再版了这本书，它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媒介生态学专著之一。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纽约大学教授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是当代最重要的传媒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之一。他于2003年10月去世，当时国内几乎没有任何报道。2008年5月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他两部著作的中文译本：《娱乐至死》与《童年的消逝》。就西方传媒理论的引介而言，这是在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中译本出版之后的又一个重要进展。
在很大程度上，波兹曼继承了麦克卢汉的理论传统。1954年，波兹曼还是一名在读的研究生，就遇到了当时还不太出名的英文教授麦克卢汉。他从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著名观点中获得极大的启迪，发展出自己的“媒介即隐喻”的论题，并且建树卓著。生前发表了20多部研究著作，使他享有世界性的学术声誉。
波兹曼认为，媒体能够以一种隐蔽却强大的暗示力量来“定义现实世界”。其中媒体的形式极为重要，因为特定的形式会偏好某种特殊的内容，最终会塑造整个文化的特征。 这就是所谓“媒体即隐喻”的主要涵义。而20世纪的传媒技术发展，使人类从以印刷文字为中心的“读文时代”转向以影像为中心的“读图时代”，其中电视图像已经成为当代支配性的传媒形式，它改变了社会认知与人际交往的模式，引发出深刻的文化变迁。在这两部著作中，波兹曼分别揭示了这种文化变迁的不同侧面。 所谓“童年的消逝”并不是说特定生理年龄的生命群体不复存在，而是指“童年”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特征已经模糊不清。波兹曼的论述具有历史建构主义的倾向，在他的分析中，“童年”的概念来自与“成年”的文化分界，而这种区别并不是天然固有的，而是在历史中“发明”出来的。在中世纪的欧洲，社会传播模式以口语为主导，儿童与成人之间没有交往的技术性困难，彼此分享着基本相同的文化世界，因此“童年”并不存在。而在印刷技术普及之后，文字阅读开始成为主导性的传媒，儿童不得不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学习和训练，在“长大成人”之后才能够获得属于成人的知识与“秘密”。这就在童年与成年之间建立了一道文化鸿沟。而电视时代的来临则重新填平了这条鸿沟，儿童不再需要长期的识字训练就能够与成人一起分享来自电视的信息，两者之间的文化分界被拆解了，于是，童年便消逝了。 但是，“童年”本来只是一种短暂的历史现象，我们又何必为它的消逝而担忧呢？或者说，童年的消逝在什么意义上是文化危机的征兆？
波兹曼的真实论题可能被这个多少有些误导性的书名所掩盖了。他的确关怀属于童年的自然与纯真的人性价值，但就整个文化的走向而言，他深切的忧虑主要不在于“童年的消逝”，而是“成年的消逝”。印刷术在创生“童年”的同时也创生了所谓“新成人”（文字人）。
这种以阅读为特征的新成人文化推广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性格品质。线形排列的文字促进了逻辑组织、有序结构和抽象思维的发展，要求人具有更高的“自制能力，对延迟的满足感和容忍度”，“关注历史的延续性和未来的能力”。这对人类的宗教、科学和政治等多个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改写了中世纪的文明面貌。
而电视时代使人类的符号世界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变化，不再要求儿童与成人在文化特征上有明确的分野。因此童年的消逝——波兹曼明确指出——也可以表述为“电子信息环境正在使成年消逝”。在儿童与成人合一成为“电视观众”的文化里，政治、商业和精神意识都发生了“孩子气”的蜕化降级，成为娱乐，成为幼稚和肤浅的弱智文化，使印刷时代的高品级思维以及个性特征面临致命的危胁。而这正是《娱乐至死》的主题。
在《童年的消逝》出版（1982年）四年之后，波兹曼发表《娱乐至死》，其副标题是“演艺时代的公共话语”，更为直接而全面地剖析和批判了电视传媒所主导的文化。《娱乐至死》的前言以两个著名的“反乌托邦”寓言开篇，一是奥威尔的《1984》，一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波兹曼指出，这是文化精神枯萎的两种典型方式。奥维尔所担心的是强制禁书的律令（观点见于《1984》），是极权主义统治中文化的窒息，是暴政下自由的丧失；而赫胥黎所忧虑的是我们失去禁书的理由，因为没有人还愿意去读书，是文化在欲望的放任中成为庸俗的垃圾，是人们因为娱乐而失去自由。前者恐惧于“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后者害怕“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波兹曼相信，奥维尔的预言已经落空，而赫胥黎的预言则可能成为现实，文化将成为一场滑稽戏，等待我们的可能是一个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在那里“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谢选骏指出：《娱乐至死》这本书翻译的太晚了，晚了整整一个时代——从“网络前时代”到“网络后时代”，就像从公元前到公元后一样的距离，虽然其间“不过”二十年。因为网络改变了他们那个前网络时代的“单向灌输”模式，而变成了“交互撞击”，这是前所未有的条件，必将凸显“思想的主权”。现在，一个普通的网民，都可能掀起滔天大浪，改变整个社会的潮流和形态，这是单向灌输的时代完全不可思议的，所以，单向灌输的技术工具所造就的极权时代已死。而《娱乐至死》所描述的，显然是单向灌输的时代，所以说它已经死掉了。网络时代给人的不仅是娱乐，而且是——颠覆！

谢选骏：网络主权必将彻底改造国家主权——“1984年噩梦”里的反极权主义

《手机APP滥用隐私权限普遍：上网几乎等同于“裸奔”》（2017年12月19日 转载北京晨报）：
网上约车、购物、叫外卖、导航……从早上睁眼到晚上睡觉，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享受着手机App带来的便利。但与此同时，你的微信昵称、头像、位置、通讯录、电子邮箱信息、QQ账号密码，甚至身份证号码、银行账户都“祼奔”在互联网海量“大数据”当中。而这些隐私信息，基本上都是自己在下载安装App时“同意授权”的。北京晨报记者下载了30多个App，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App要求获取定位权限。专家称，App滥用隐私权限的现象非常普遍，建议用户在安装前仔细看授权协议，安装后也可选择关闭部分授权。
案例：朋友欠钱？自己收到催款短信
日前，市民李女士莫名收到以借贷宝App为名发来的催收短信，称其朋友贷款，而短信中不但公布了其朋友的手机号、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还带有大量恐吓咒骂字眼。记者从短信中看到，内有李女士朋友，也就是借款人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发短信的人自称是“借款公司的”，称借款人在借贷宝借钱时由李女士担保，并咒骂称如果借款人不还款，李女士及家人将遭遇厄运。
随后北京晨报记者联系到借款人，对方承认确实从借贷宝平台上的机构借了钱。但他并没有将李女士填为担保人，而是“手机软件会调取通讯录，向有过通话记录的联系人催收短信。”
北京晨报记者随后也在借贷宝使用过程中发现，软件会向用户申请读取手机通讯录的权限，在其《隐私条款》和《用户注册协议》中，也有内容称如逾期未偿还本息，借贷宝可能与第三方共享用户信息等。
无独有偶，市民郭先生近日也收到不少催收公司发来的信息，因自己的一个初中同学在借款平台上借了钱未按时偿还，催收方就通过同学手机通讯录找到了他这里。不仅收到催款短信，郭先生还接到了许多讨债电话，甚至传说中的“呼死你”也用上了，“响了十几个小时，未接电话得有好几千，但由于号码不同，地域不同，想拦截都拦不住。”
现象：很多人下载应用并不看条款
北京晨报记者调查了解到，几乎所有的手机App应用在下载安装时，都需要同意应用的《隐私条款》。比如，记者下载高德地图App后，要点击“进入”地图，就跳出来了高德地图的隐私条款。仔细阅读发现，这款App上可能会收集的个人信息实在是太多了：包括位置信息、上传的图片以及IP地址、设备信息、浏览器类型等，在注册高德账号时，会收集账号名称、昵称、密码、密码保护问题、手机号码等，还有电子邮件地址、淘宝账号、支付宝账号、微信、QQ、车辆品牌、车牌号码、车辆识别代码、发动机号、机动车驾驶证、住宿信息、行程信息、支付信息等。更关键的是，高德地图还会将这些信息提供给第三方，并授权高德地图间接向第三方获取相关信息。
但很多“手机控”在下载安装App时不会注意看授权权限条款，便直接同意安装。北京晨报记者随机采访了20余位市民，竟然没有一个人表示在下载App时会详细看“授权条款”。“字太小了，而且都是一长篇，所以基本不看。”市民李女士说。？
但就是点击“同意”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用户的隐私就这么交出去了。
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说，“只要你的手机里安装了导航软件，无论你在哪里，我们都能很快通过手机里App提供的数据找到你。”在他看来，“有的App应用本来跟位置并没有太多关系，可是App会强行搜索你的位置信息，而你的位置信息根本屏蔽不了。”
数据：四成应用会申请获取位置信息
今年9月份，江苏省消协工作人员通过现场检测发现，在手机下载的100多个App中，79个App可获取定位权限，23个App可直接向联系人发送短信。点开“电话与联系人”一项，有14个App甚至可以监听电话和挂断电话，结果非常惊人。在所获取的个人信息中，“位置信息”和“读取通讯录和短信”是最容易被读取。
据相关人员介绍，大多数App都有获取精确位置的权限，由GPS定位可精确到10米。各个开发企业给出的理由是需要进行一系列社交模块建设。但在实际操作中，实现社交功能，只需获取大致位置权限即可，根本无需GPS精确定位。
对于“读取通讯录和软件”信息，大部分开发企业表示，App需要通过验证码避免用户重复注册，同时起到推荐作用。这使得用户的通讯信息完全暴露在软件公司面前。另据央视财经频道此前报道，除了偷录声音、获取定位外，误下载到一些“山寨”App时，机主的银行账号和密码则可能受到威胁。
专家支招：下载后应用前关闭部分权限
对此，猎豹移动安全专家李铁军告诉北京晨报记者，手机App滥用权限的现象已经存在多年了，而且这种现象在安卓系统更严重一些。
李铁军介绍，造成手机App滥用权限的情况分几种，一种是大量正常App在开发过程中，给未来留有发展空间，“这个行业的一个特点就是用户群越来越大的时候，功能也会无限拓展，就需要更多的权限。比如说，原来没有要求定位的，当它现在有一个社交功能后需要用到定位，或者发展O2O之类的都需要定位。”所以很多开发者就未来规划的目标会需要事先“占个坑”，先把权限申请下来。而还有一种情况是，消费者可以看到的手机权限设置，并不是全部授权。相当一部分程序在消费者没有操作任何权限设置，软件就已经自动安装完毕了。
不过，李铁军也表示，避免用户隐私泄露还是有一些办法来解决，比如安卓系统在6.0的时候，系统的安全管理功能会提供机主对一个具体App来管理它的使用权限，用户如果发现有些程序申请的某些权限觉得“越权”，就可以在权限管理当中，把相应的权限关掉。
律师说法：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并盈利将获刑
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林悟江认为，一些手机APP要求取得与自身业务没有任何关联性的用户信息的授权，属于恶意取得授权，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关键在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比如立法禁止经营主体取得与自身业务没有关联性的信息授权、一事一授权、授权用途必须明确具体等。
就目前而言，如果手机APP的经营主体恶意取得授权、滥用授权，并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住宿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五百条以上的即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将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记者手记：告别“透明人”需多方努力
不可否认，App广泛应用是数字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享受信息化生活带来的便利也是社会发展必然经历的一个重要过程。但App在为手机用户提供上网便利的同时，也的确让手机用户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透明人”——我们在享受数字化便利的同时，个人隐私已经越来越少。
上网几乎等同于“裸奔”，这对任何手机用户来说，无疑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每一个新的行业的兴起就必然会出现某些伤害用户利益的事情存在，监管部门的“没有及时发现和解决”，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漏洞呢？因此，保障个人信息安全，需要有关部门作出更加权威的分析、评估和研判，也需要在技术和法律层面予以完善。安全厂商与制造商、运营商、互联网服务商、应用开发企业等渠道加强合作，确保各平台及管道是安全的，从源头去保护用户的信息安全，可能会更加现实。
谢选骏指出：英国共产党的叛党作家乔治奥威尔写了本《1984》，还有《动物庄园》等。其实，他本来是政治活动人士，没有什么创见，他的反乌托邦思想，大多是从威尔斯的《莫洛博士岛》（The Island of Dr. Moreau，1896年）、小赫胥黎的《奇妙的新世界》等小说学来的。但是因为他的共产党背景，受到了追捧。相反，那些“资产阶级作家”反而由于连同资本主义一起批判，而受到了冷落。
有评论指出：
《奇妙的新世界》成书早于《一九八四》，赫胥黎还是奥威尔在伊顿公学的老师。在赫胥黎给奥威尔的信中，他阐述道，《一九八四》所写的乃是发生在《新世界》之前的事情。也就是说，“一九八四”只是人类历史的某一个阶段，“新世界”才具有终极的意义。而如今的现状也似乎正在印证着赫胥黎的预言。一个老人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作出了比年轻人在十多年之后更久远的预言，不得不赞叹赫胥黎的真知灼见。而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奥威尔和赫胥黎描绘了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却殊途同归，都走向了极权主义的末路。两个世界都是极权社会，统治者构建它们的原因却不同。“一九八四”中的极权是源于对权力的贪恋。核心党员为了永远保有权力，故意保持着低下的生产效率，并且通过战争消耗着多余的资源，以便让平民们永远处在极低的生活水平上，让他们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接受教育、去觉醒、去造反。奥威尔在书中借用奥勃良之口赤裸裸地揭露了这个社会的本质，“党要当权完全是为了自己。我们对别人的好处并没有兴趣，我们只对权力感兴趣。……没有人会为了废除权力而夺取权力。权力不是手段，权力是目的。建立专政不是为了保护革命；反过来进行革命是为了建立专政。”而“美丽新世界”产生的原因却是因为对效率的盲目崇拜。科技的进步催生了人工繁育和睡眠教育，以保证让不同等级的人都对自己的生活十分满足；“嗦吗”迷幻药的发明使人类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保证重新回到愉悦的状态，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激发人类最大的生产力。“人们只顾追求着高效，个人的自由和创造性却荡然无存。”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一九八四”中，我们还能看到善恶斗争，而在“美丽新世界”中这种斗争却已无从谈起，因为“一九八四”中人尚且为人，人的本性尚且存在，只不过是被统治者所蒙蔽和压制；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类只不过是科技的产物，效率的奴仆。我一直都觉得“美丽新世界”是“一九八四”矫枉过正的产物，人们惧怕“一九八四”中自己因为生活资料匮乏而造成的无知与被压迫，于是开始拼命地发展经济，却陷入了另一个怪圈——效率高于一切。人类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一九八四”的恐惧造就了“美丽新世界”。极权原因的不同，也导致了两者极权手段的不同。“一九八四”的统治者的统治方式简单粗暴却见效快，他们依赖着棍棒、酷刑和集中营给庶民带来的痛苦与恐惧保护着自己的权力。“美丽新世界”中的统治者却不屑于这种效率低下且充满危险的方式，他们依赖科技带来的快感以让人们自愿服从，而这恰恰是另一种集中营，一种没有痛苦的集中营。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精辟地指出，“有两种方法可以让精神文化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让文化成为一座监狱，另一座是赫胥黎式的——让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奥威尔预言的世界比赫胥黎预言的世界更容易辨认，也更有理由去反对。正如文章开篇所举的事例，我们可以找到一千种理由不去上政治课，却找不出一种理由拒绝电脑游戏的诱惑。我们的生活经历已经能让我们认识到，在监狱大门关闭的时候我们要奋起反抗，但是对于一个因为纵欲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明，我们能有什么救命良方？有人说，多一个人读奥威尔，就多一份自由的保障，这话我信；但如果有人说，多一个人读赫胥黎，就多一份自由的保障，这话我却深表怀疑。对抗奥威尔的世界，我们只需要激发自己作为人的本性即可，对饱暖、性爱和自由的欲望可以轻而易举地被激发；而对抗赫胥黎的世界，却需要我们用深刻的理性去对抗浅薄的本性，这比前者要痛苦和困难得多。我们有什么理由阻止人们及时行乐呢？赫胥黎在写完《新世界》后反思道，“一个社会，如果多数成员不能保持清醒，不在乎当下，不关心近在咫尺的未来，而把多数时间花在其他的地方——只关心无关紧要的运动和肥皂剧——那么这个社会很难抵御操控着的入侵。”“一九八四”的时代在人们的抗争中即将过去，“新世界”的时代却伴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正在悄然而至，也许手里拿着的智能手机就是野心家的帮凶。我们不能做什么，除了保持警惕，警惕好奇心和求知欲的衰减；警惕权力对自由的剥夺，哪怕是追求痛苦和不幸的自由。
谢选骏指出：我要说的是，根据中国目前的状况看，极权主义似乎也不是那么容易成功的。因为极权主义太太太单调了！而人类，哪怕是独裁者自己，也是渴望自由与新奇的。所以，堡垒都是从他们内部给攻破了的。这就是基督教所说的“原罪”。原罪之强大，不是极权主义可以轻易扼杀得了的！看看中国手机市场的混乱就可以知道，“封网行动”，必然失败。网络主权必将彻底改造国家主权。如此看来，奥威尔等“前网络时代”的恐龙们，可以安息了。因为网络改变了他们那个前网络时代的“单向灌输”模式，而变成了“交互撞击”，这是前所未有的条件，必将凸显“思想的主权”。其中的乐趣，我想，连独裁者也不愿意割爱的。因为即使连他，也只是一个体。

谢选骏：犹太共产主义教程

网文《犹太人与共产主义》说：
在中国，很多人知道马克思，但很多人不知道马克思是犹太人，知道列宁，知道托洛斯基是托派，又有多少人知道列宁是犹太人，苏联红军的缔造者、十月革命的组织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首创者是托洛斯基，十月革命领导人斯维尔德洛夫(全俄中央执委主席)、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加米涅夫(莫斯科苏维埃主席)、捷尔仁斯基(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季维诺夫(外交人民委员)、乌里茨基(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都是犹太人。在前苏共第一届中央政治局24人中犹太人就有16人。由于卢森堡、海尔夫曼、库莉赫芙、库恩、艾斯纳等名震欧洲的犹太男女革命家惊人的承受力和殉道者般的牺牲精神，在整个20世纪成为中国和全球激进主义革命精神源泉的历史运动和世界思潮，曾一度被称为“犹太共产主义”、“犹太国际主义”和“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苏联操控的共产国际在上世纪20年至40年代派驻中国的代表和顾问，也流淌着浓度甚高的犹太血统。在前东欧国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队伍里活跃着一大批的犹太革命家。直到今天，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中国宪法和一切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基础。
当我们知道这些以后，我们不禁会问，犹太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热情去追求共产主义呢，为什么会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去帮助自己寄居的国家进行“伟大的革命”呢？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呢？难道真的是一种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吗？雷锋般无私的行为吗？还是其中有巨大的利益的驱使呢？为什么各国的共产党领袖中有大量的犹太人呢？甚至苏联的上层犹太人占了大量的比重？为什么在二战前后斯大林清洗的党员中竟是以犹太人为主呢？大家还记得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是荷兰犹太人马林吗？
犹太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核心就是建立大同世界。实际上就是在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和国家虚无主义，主张工人无祖国。马克思主义强调用阶级性的观点来解释民族关系，实际上就是采取分化手段，把所有非犹太民族分化为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两种，通过团结非犹太民族的无产阶级来反对非犹太民族的资产阶级的方式来建立大同世界。要尽量避免出现一切非犹太民族中的各个阶级团结一致地来迫害犹太人。
还有，犹太人自己没有祖国，没有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在马克思的19世纪）。所以，一无所有的犹太民族当然希望全世界其他的非犹太民族都民族虚无主义，国家虚无主义了，这样，犹太人也就不会因没有自己的国家而在当时所寄居的那些欧洲国家遭受迫害了。
可是，犹太人自己却从来都不相信什么工人无祖国，国家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之类。他们一方面忽悠别人信仰马列主义，一方面自己却在搞所谓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建立“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行为本身就已说明了，他们自己是怎样信仰马克思的“国家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
最后，凡是实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民族理论的国家，最终下场只有一个：分裂。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就是最好的例子！
不是说，马克思的民族理论不好，恰恰是因为它太好了，所以上述国家才必然分裂。因为任何理论首先必然要为创造者本人服务。由于马克思是犹太人，所以，马克思主义在解决民族问题时必然要体现出对像犹太民族这样的弱势群体倾斜。
换句话说，马克思民族理论本质上是就是在挑战、弱化、甚至削弱一个国家主体民族的理论，不如此的话，那么在该国生存的犹太民族就难以生存。
共产主义的死结在于他的创始人马克思本人就是犹太人，而马克思时代的犹太人在全世界还没有自己的祖国。所以，对于当时尚处于寄生于欧洲各国的犹太人来说，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所在国的民族主义。
故此，马克思先生巧妙地提出了所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动听口号，试图以所谓阶级问题掩盖民族问题存在的实质，把一切民族矛盾解释为阶级矛盾，归罪于统治阶级对各族人民的挑拨和压迫。只有这样解释，就可以成功地分化欧洲各国的基层民众和其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要尽量避免出现犹太人所寄居国家的统治者和人民上下一致地排斥、打击犹太人的局面。
另外，马克思主张的“工人无祖国”这种高尚的“世界主义”理论，其实在本质上就是在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和“国家虚无主义”，因为这对于犹太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一个没有祖国在世界各地到处流亡的民族一方面是嫉妒那些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出于生存的需要，一个民族主义太强的国家也往往不利于犹太民族在这样的寄居国生存（比如日尔曼民族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最关键一点。那就是真正的犹太民族精英往往是向其他国家人民兜售他们这一套“世界主义”、“工人无祖国”、“追求大同世界”主张的共产主义理论。譬如说，俄国“十月革命”的领导者和苏联红军的奠基人有“红军之父”之称的托洛茨基，克格勃组织的前身“契卡”的创造者来自波兰的捷尔任斯基，1919年柏林起义的两位核心领导者卡尔·李卜克内西，出生于波兰的罗莎·卢森堡，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首任主席季诺维也夫，以上的这些人都是犹太人。另外，还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在当时的沙皇俄国，犹太人人口比例很低，但是在当时红军中却有40%的军官来自犹太人，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犹太人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有一种其他民族所不具有的特殊的热情——这种热情是真的出自拯救世界责任的坚定信仰还是别有一番风景呢？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我们却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就是犹太精英们特别地希望世界各国人民都相信他们所缔造的共产主义理论所主张的“工人无祖国”，“民族虚无主义”和“国家虚无主义”。但是，犹太精英真正在做什么呢？——是的，他们正在谋划复国运动，在他们对英美等大国不断游说下，1948年成立了以色列。多么滑稽啊，犹太人自己不相信民族虚无主义和国家虚无主义，因为以色列建国本身就是对这种理论最大的嘲讽。可是，他们却还在世界上鼓吹其他民族相信他们的共产主义学说。用某位伟人的话说，就是：“对别人是马列主义，对自己却是自由主义！”——这种评价用在犹太人身上真是太合适不过了。
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传统上士大夫们深受儒家文化中的夷夏之辨思想的影响，而士人政治又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以来的立国精神。当然，在儒家文化影响下强调的是以夏（改）变夷精神而不是共产主义所鼓吹的民族虚无论。中华文明五千年的灿烂，其中儒家文化可以说在之中起到了对百家文化归纳总结而集大成，正是有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特别是在处理民族关系上以“夷夏之辨”为总纲的精神。所以，中国才始终强调了是以华夏/汉族为本去同化四方异族。
可以说，儒家文化的立论其本身就是服务于华夏民族（汉民族）发展的需要。而显然，共产主义理论不是这样的。在具体的民族政策上，共产主义民族理论与儒家文化中所主张的辨夷夏及华夏本位宗旨相较，是每与其反。所以，你不能简单地说那是共产主义不适应中国——因为它的奠基者就没打算为中国服务，或说像它的理论所主张的那样去服务世界。譬如说，同样实行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和苏联就是因为实行了这样的民族理论而瓦解的。
可以说，某种角度上说，共产主义理论的本来服务宗旨实际上就是为当时（19世纪）在世界上处境艰难的犹太人寻求一条新的发展之路的一种尝试。
列宁也有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某种意义上，苏联十月革命是犹太革命家和思想家在俄罗斯这个欧洲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的最薄弱的地区，利用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无知、野性和幼稚首先发动了一场由犹太人领导的大革命，并通过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把这个种子撒在中国的土地上，共产主义迷梦传播和存在的几十年里，在各民族中造成的屠杀和灾难一点也不逊于纳粹德国在世界范围造成的人类灾难，马克思宣扬的阶级对立观造成了非常极端的民族内部对立，一般来说，人类社会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会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而逐渐调整，共产主义如果不采取革命的形式，而是以社会改良的形式逐渐释放它的积极因素可能会更好一些。
总之，犹太人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民族，外族人很难正真进入他们的思想文化圈子并了解他们的意图，再加上他们也确实是太深沉阴唳了，所以其他性情耿直开朗的民族自然对他们容易产生憎恶和恐惧感……部分解释了排犹主义在欧洲的盛行，抑或者，是排犹主义的盛行导致了犹太人的深沉？
不要忘记犹太人这个民族产生了大量的哲学家和科学家，这个民族很擅长理性的思考问题，而且血管里天生就流淌着商人精明的血液。善于算计别人是犹太人的本色。
犹太人制造出了共产主义学说，从此让这个世界一直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之间搏杀，而犹太人自己却根本不相信，他们乐得从中渔利。
共产主义不过是个虚招而已，犹太人真正要实行的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而已。
现在，犹太人的目的终于达到了。世界因美国和苏联的冷战，因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阵营在朝鲜、越南的热战而矛盾激化……
二战后铁幕的开启，使得世界被两个超级大国所主宰。犹太人得益于此，力争做平衡大国在中东势力很重的砝码，美国与苏联都想拉拢他们，至少在以色列建国初期是如此。尽管后来苏联站在了阿拉伯世界一边，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以色列建国初期苏联还是想积极拉拢犹太人的。而犹太人也乐意在美国与苏联人之间左右逢源。
联合国在1947年4月28日开始讨论巴勒斯坦问题，经过长达7个月的调查和辩论，于11月29日召开联合国大会，在大会上，美国和苏联等33个国家表示赞成，阿拉伯等13国表示反对，英国等10国弃权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第181（二）号]决议”。
看见了吗？——至少在以色列建国时期，美国和苏联人都被犹太人高明地操纵着，为其所驱使。
二战后特别是经历德国人灭绝政策屠杀后，全世界不到600万的犹太人，却能高明机智地操纵两个意识形态根本对立的两个超级大国为自己所用，否则我们很难想象，在中东几乎毫无任何根基的犹太人竟然能复国成功。这在其他民族看来不可能完成的天方夜谭却在犹太人手里真的实现了……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看来上帝还是公正的，幸亏这个世界上犹太人还是很少的，否则犹太人真可能把我们吞并掉。
“阶级斗争”这个概念其实就是起源于宗教信徒们的“圣战”观念,在教徒们的眼中世界的历史就是一部斗争史、传教史。教徒们和异教徒的“圣战”斗争从始至终都没有停止过，当然在世俗人、文明人眼中，这种宗教史观相当的野蛮。话说回来“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犹太教精神的旁支，所以其精神结构会和脱胎于犹太教精神的基督教、伊斯兰教高度一致。
马克思是个犹太人，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神结构，与犹太文化的内在精神结构是统一的，犹太教有内在的精神结构，可将其归纳为“五大要素”，即“上帝—选民—救世主—善恶决战—天国降临”。
第一个要素——上帝——上帝是唯一的，绝对的，只能崇拜上帝，不能崇拜任何其它的神。上帝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不可抗拒的。以后的基督教、东正教、Ysl教的一神论思想，都是从犹太教中生长出来的。
第二个要素——选民——选民是犹太人。《圣经》上说，上帝与犹太民族签约，犹太民族承担着上帝的任务，肩负着神圣使命，是上帝的特殊选民。耶稣也说，人类的拯救，只能来自犹太人。
第三个要素——救世主——出自犹太人，弥赛亚将降临人世，拯救人类，将人类引向上帝。犹太教坚持认为，弥赛亚还没有降临。基督教认为，弥赛亚已降临，这就是救世主耶稣。
第四个要素——善恶决战——最后的审判之日，善恶决战到来，恶者被消灭，跌入地狱，善者蒙上帝荣光。
第五个要素——天国——最后的审判，善恶大决战后，天国降临，善者进入天国，享受永恒幸福。
马克思主义号称唯物主义，反对宗教，其实它的反宗教情节是在反对异教的需求上的，其本质也是一种宗教。在政治学层面，马克思主义也具有五大要素，即“历史的规律（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规律选择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最后的斗争—共产主义。
我们可以把犹太教的“五大要素”和马克思主义的“五大要素”对应排列起来，相信大家可以轻易地发现其中的对应关系。
上帝（上帝意志）——物质（客观规律）
选民（犹太人）——无产阶级（工人阶级）
救世主（弥赛亚）——共产党（无产阶级先锋队）
善恶之战（最后审判）——最后的斗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最后决战）
天国降临大地——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结构，与犹太教的内在结构完全统一。它是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犹太人们，它借鉴了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成果，19世纪英国最新的经济学成果，剩余价值；和德国的古典主义哲学成果，在犹太教精神结构架重新构建的新式宗教——马克思主义，这种（世俗）宗教不过是再次展现了犹太教的内涵，并无什么科学含义，其声称的人类最终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不过是法国空想社会家们空想出来的，让犹太人借鉴了来代替了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教义中的天空罢了，实质上是一个并不存在的幻想罢了。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篇文章，可以说是《犹太共产主义教程》——它并不一定完全精确，但大致无误，就是说，欧洲犹太人用共产主义教程，取代了中东闪族人的宗教课程。但是现在，中东穆斯林苏醒了，开始还原宗教课程。为什么中东人首先苏醒？因为他们被犹太复国主义的世俗主义首当其冲地击溃了，无奈之下，只有躲避到古代宗教的庇护之下，这些宗教，其实早就被他们自己的祖先抛弃了。

谢选骏：革命的必然与结果的偶然

《1917-2017：俄罗斯面对十月革命遗产的纠结》（2017年12月12日 转载法广RFI 瑞迪）报道：

2017年是俄罗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这场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颠覆了二十世纪的国际关系。但百年后的今天，这次革命的起源地却没有任何大张旗鼓的纪念活动。恰恰相反，俄罗斯人对于百年纪念应该纪念什么显然并无共识。有人强调“十月革命”百年，但也有人只笼统地提及“俄罗斯革命”百年。命名的区别掩饰着俄罗斯人面对1917年的动荡历史的不同解读。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邀请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俄罗斯及中欧国家研究负责人Daucé女士,向大家介绍俄罗斯围绕百年纪念的争议以及当今俄罗斯朝野面对十月革命历史记忆的种种纠结。

法广：关于这次百年纪念，有人只说“十月革命”百年纪念，也有人说“俄罗斯革命”百年纪念。这是否只是名称上的区别？所说的百年纪念是否是同一回事？

F. Daucé : 1917年的俄罗斯历史比较复杂。这一年有两场革命。先有“二月革命”，后有“十月革命”。“二月革命”导致了沙皇制度的垮台，皇权体制至此终结。“十月革命”则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百年后的今天，2017年的所有讨论都围绕着应当继承或应当排斥哪一部份革命遗产。事实上，我们在当今俄罗斯看到的，是那些承认二月革命的遗产、但拒绝十月革命遗产的人，与那些──正相反──强调十月革命遗产的人之间的争论。所以才会有这种命名上的区别。

法广：就是说1917年一年之间，俄罗斯发生了两次革命，那这两次革命之间是怎样一种因果关系？十月革命是否可以看作是一系列事件发展的必然，还是说，在历史长河中，它更是一次断裂？

F. Daucé : 十月革命的意义对于历史学者来说非常重要，相关的讨论始终还在继续，因为有人认为十月革命是一个长时间的历史变迁的结果，这当然更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对他们来说，十月革命终结了俄罗斯资产阶级主导的历史阶段，是一个历史循环的结束。但其他政治人物和历史学者则认为，所谓十月革命只是一次普通的政变，布尔什维克上台只是利用了当时临时政府的解体，利用了政权当时遇到的种种困难。就是说在如何解读十月革命问题上，我们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派更是那些比较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另一派则更接近自由派人士。

法广：如何理解二月革命的重要性呢？

F. Daucé : 首先应当将二月革命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背景下，因为在革命发生的时候，沙皇俄国正卷入战争，处境非常不利，政权因此处于混乱解体状态。二月革命是俄罗斯自由派精英夺取了政权，不是底层的劳苦大众夺取政权的行动。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最初的政治纲领是在国内推动自由化，解除言论审查，也就是恢复部分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也正是在二月革命的背景下，临时政府计划组织立宪会议选举，以便在1918年为俄罗斯制定一部民主宪法。但这个民主进程随十月革命的发生而终止。

法广：如果二月革命不是一次劳苦大众夺取政权的行动，随后而来的十月革命是否获得了广泛的民间支持呢？

F. Daucé : 我觉得应当将夺取政权和夺取冬宫区分开来。夺取冬宫的行动的确是一伙 武装活动人士的行为，并不是像后来在电影和这之后的纪念活动中刻意表现的那样是一次大规模的民众行动，在这些电影和纪念活动中，十月革命被描绘成一次人民发起的大规模行动。事实不是这样，夺取冬宫就是一小拨武装活动人士的行动。

但是，很明显，这些布尔什维克成功利用了民众的不满，得以与一些阶层的民众联合起来，尤其是那些要求停止战争的士兵，还有那些生活条件极其困苦的妇女。就是说这些革命先锋队成功地联合起不同的民间力量。这也是他们后来得以成功的原因之一。

法广：但是1918年1月，布尔什维克政府宣布解散立宪会议，引发大规模民间抗议，抗议活动遭到镇压。这是否也显示这个政权也并非享有民间的广泛支持呢？

F.Daucé : 其实，在解散立宪会议之前，立宪会议选举的结果就已经显示布尔什维克只是少数派。在新当选的立宪会议中，他们只获得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席位，而这次选举活动当时总体被认为是公平、公正。十月革命后刚刚上台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因此面对一个缺少多数支持的立宪会议。随之而来的就是解散立宪会议，政府开始动用暴力和镇压。从那时起，为了巩固布尔什维克政权，暴力和镇压越来越频繁。

法广：武装夺取政权以及暴力稳固政权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催化了后来（持续三年）的内 战？

F. Daucé : 后来的内战既是十月革命的结果，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无关系。一战期间，很多人都被动员去了前线，手中都有武装，所以，内战可以说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延续，是以旧政权的支持者为首的力量与新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支持者之间的对立。分析这场内战的一个难点，在于那些支持旧政权的力量也有很多为所欲为的暴行，这也是这些力量后来失败的一个原因。

法广：那么在今天的俄罗斯，十月革命留下怎样的记忆呢？

F. Daucé : 如今在俄罗斯，围绕这场革命的历史遗产，有很多难以理清的纠结。一方面，就政府而言，政府没有大张旗鼓地安排纪念活动；另一方面，在在野的政治力量中，那些民主派或自由派，他们也不认同十月革命以及十月革命的后果：这场革命导致了1937年大清洗年代的白色恐怖。所以，面对1917年的历史记忆，很多人感觉非常不自在，政府担心革命的理念重新出现，反对派则在揭露1917年革命的极权倾向导致了后来的恐怖时代。两方面都不想谈论这段革命历史。虽然社会上间或有人提议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但这些建议更来自个人，更注重根据日记、书信、老照片等个人资料，讲述个人或家庭经历，避开对十月革命意义的讨论，从个体的视角，回顾十月革命历史。

共产主义在俄罗斯已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法广：马克思主义是十月革命的主导思想。如今，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是否还有市场呢？

F. Daucé : 俄罗斯共产党仍然在活动，但支持者不多，他们在杜马（议会）有大约三十个席位，这个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仍然坚持苏维埃时代的路线，他们的网站上有时候甚至还会引述斯大林理论。今年11月7日，唯一举办十月革命纪念活动的政党，就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他们虽然是少数派，但也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与执政当局合作。

就执政当局来说，他们并不想批判苏维埃时代遗产，而是希望重建一个宏大的历史叙述，既包含沙皇制度，也包含苏维埃历史，普京关于历史论述的讲话表达的都是不要把沙皇时代与苏维埃时代的辉煌对立起来。但是在这个大历史讲述中，十月革命其实很有争议。1917年的革命首先是沙皇制度的垮台。而在政府试图构建的大历史的延续中，十月革命则是一次历史断裂。这也是为什么“十月革命”对于俄罗斯当权者来说很有些不知道如何言说才好。

法广：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在俄罗斯诞生，如何理解这个政权在存在70年后，在今天的俄罗斯已经无从立足？

F. Daucé：的确，共产主义在俄罗斯已经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至于其中原因，我们不能忽视１９９１年前后，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政策。这也是一次历史的断裂。戈尔巴乔夫曾想找出一个既能继续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但又能纳入一定程度的自由主义的模式。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９１年这段时间，俄罗斯社会关系极为紧张，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模式开始解体。此后的民主过渡进程也十分困难。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模式解体，而自由民主模式也失去了信誉。从这种形势中衍生出来的更是一种民族主义模式。要知道，１１月７日，也就是苏联时期的十月革命节，如今在俄罗斯联邦已经不再是公休节日。２００５年，普京将公休假日改为１１月４日，称为俄罗斯民族团结日，纪念１７世纪的俄罗斯在一系列动乱之后终于达成的统一。

作者注：

1/布尔什维克夺取冬宫的行动发生在1917年俄历10月25日至26日夜间，因此被称作十月革命。但这一天是公历11月7日。

2/自2005年起成为俄罗斯民族团结日的11月4日纪念的是，1612年击败攻打俄国的波兰军队的一次莫斯科起义。这次起义揭开了俄罗斯历史上的罗曼诺夫王朝的序幕。罗曼诺夫王朝被看作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其间，彼得大帝的西化革新政策推动了俄罗斯政治的现代化转型。叶卡捷琳娜二世时的俄罗斯已经是一个横跨欧、亚的庞大帝国。但罗曼诺夫王朝也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沙皇尼古拉二世1917年随二月革命的发生而被迫退位。普京选择这一天为民族团结日与他重振俄罗斯帝国辉煌的雄心不无关系。

3/由苏联共产党而来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目前是俄罗斯最大的在野党，但很少对普京政权的政策发表异议。其领导人久加诺夫在2012年的总统选举中获得了17%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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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上面的叙事虽然不够完整，但还是可以看出“革命的必然与结果的偶然”什么是“革命的必然”？那就是旧政权无法再支撑下去了。什么是“结果的偶然”？那就是新政权落在谁的手里以及如何建立新政权——这个结果是偶然的。虽然，一般说来，都给落在最会忽悠与最能组织的人和集团手里。等到百年过去，比较长期的历史才会显露出来，这时候，“结果中的偶然因素”逐渐消失退去了。可以设想，即使没有十月革命，俄国也不会开化得比2017年更好。

谢选骏：摧毁现代文明、迎接新的天子——现代文明的末日并非人类的末日

《一万五千名科学家的联合警示》（2017-12-16 转载 自由亚洲）报道：

　　据英国《独立》报11月13日报导，近期有来自184个国家的15,000多名科学家发表联合声明，称人类并没有采取足够的行动来应对环境危机，如果人类继续无动于衷，那么世界将面临毁灭。令人略感欣慰的是，臭氧层空洞问题有所改善，这使我们意识到全人类的果断行动可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负面的消息太多，简而言之，除了臭氧层空洞，其他所有的资源、环境问题无一例外不在继续恶化。科学家们警告：人类快速增长的人口和无节制的资源消耗继续威胁着地球有限的资源，尽管目前的情况还没有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不过留给人类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人类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来拯救我们唯一的家园。

　　这份联合声明提及了一系列全球环境灾难，如气候变化、滥砍滥伐、物种灭绝、淡水缺乏、海洋死亡区等等。联合声明的发起者，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的威廉•瑞波（William Ripple）认为，人类正走在一条不可持续的道路上。人类并没有试图去限制人口增长，也没有在温室气体减排、鼓励可再生能源、保护动物栖息地、恢复生态系统、遏制污染等方面做出足够的努力，而这些恰恰是拯救地球所必须。根据各国政府、非营利组织和学者们的给出的数据，科学家们指出：在过去的25年时间里，全球人口增长了35%、人均淡水资源减少了26%、海洋“死亡区”面积增加了75%、哺乳动物、爬行动物、两栖动物、鸟类和鱼类的数量减少了29%、近3亿英亩的森林已经消失，但全球的碳排放量和平均气温却在显著上升。虽然人类在臭氧层保护、可再生能源方面有所改善，但破坏的程度远大于改善程度。他们希望能够用这“第二封信”来唤起公众对全球环境和气候问题的关注。
　　为什么自称“第二封信”？ ——这份联合声明是25年前第一份科学家联合声明的继承者。1992年，1700名科学家联名向全人类发出一个严重的警告：人类活动对环境和资源造成了不可逆的严重破坏，如果不采取行动，势必将威胁到整个地球的未来。 25年过去了，情况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变得更糟。这不禁使人发问：人类到底怎么啦？
　　稍加梳理，可以发现此类警告在当代已经多次出现。如果从当代环保先驱蕾切尔•卡逊发表《寂静的春天》的1962年算起，于今也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了。1972年，跨国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发表了著名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
　　这是以模型的方式分析全球环境、资源问题的第一次重要尝试。虽然模型的准确性曾受到一些质疑，但所提出的人口剧增、粮食短缺、资源枯竭和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等问题早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专家和民众日益关注的重大生存危机。后来，罗马俱乐部继续发出警告（《关于财富和福利的对话•1981》）：“经济和生态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生态遭到破坏的世界里不可能有福利和财富。旨在普遍改善福利条件的战略，只有围绕着人类固有的财产（地球）才能实现；而聚集财富的战略也不应与保护这一财产的战略截然分开。一面创造财富，而一面又大肆破坏自然财产的事情，只能创造出消极的价值或破坏的价值。”
　　发表《增长的极限》同一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第一届人类环境会议上发表了一份重要报告，题目是《只有一个地球》。阐述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呼吁各国人民重视维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本报告执笔者为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和一名美国微生物学家，但资料由40个国家提供，并得到了58个国家和152名专家组成的通信顾问委员会大力协助。虽然这是一份非官方的背景文件，但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权威性。
　　对于《增长的极限》和《只有一个地球》这两个里程碑式的报告，中国政府的反应“可圈可点”。中国政府幸灾乐祸，语带讥讽，说西方所面临的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黑暗面大暴露”。中国的官方报刊对自己已经开始严重化的环境问题只字不提，却趁机抨击发达国家的环境危机，将其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正是在发表了《只有一个地球》的斯德哥尔摩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上，中国拒绝参加会议纲领性文件《人类环境宣言》（即著名的“斯德哥尔摩宣言”）的表决和签署。因为这个宣言没有指出环境污染的主要社会根源是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超级大国所推行的掠夺政策、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1974年，中国翻译出版了《只有一个地球》，内部控制发行，并在“译序”中进行了意识形态化的批判，说《只有一个地球》“在人类环境问题上大肆散布悲观、绝望的论调”，“正是资本主义日暮途穷的无可奈何的哀鸣”，目前“不是‘生态危机’到来了，而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总危机加深了；不是‘资源枯竭’了，而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资本主义‘这个反革命制度已经枯竭了，它的社会力量已经枯竭了……’”认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掩盖环境问题的阶级实质”。
　　现在返回头看，这些讥讽、批判全成了笑话。中国后来居上，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污染源和资源滥用者。中共的敏锐直觉是对的，环境问题背后确实有政治的制度因素，只不过中国与西方完全相反。现在，发达国家的资源与环境灾难已获得明显改善，但中国却走上了一条对资源环境破坏最快、危害最烈的“崛起”之路，难以挽回地滑向深渊。
　　对中国环境资源之制度性分析，我已经写过太多的文字。今天想转换话题，谈一谈发达国家（民主国家、欧美日等）的制度性问题。
　　《增长的极限》提出一种人类自我限制的理论，提倡人口总数应该与地球资源和环境自净能力之间维持一种动态平衡，因此，罗马俱乐部被学术界追封为“零增长学派”。此外，还有“新古典经济学派”和“人类行为学派”。新古典派希望在市场机制上引入国家调节，以立法等措施强制经济部门保护资源与环境。人类行为学派反对国家干预，提倡重新界定社会“发展”的定义，放弃追求利润而牺牲环境的做法，放弃“消费式的生活”，制定新的“具有人类价值的呎度”，把物质资料生产放在第二位，把幸福和创造性活动放在第一位。尽管这几种学派之间有种种争论，但在我看来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从现今回顾，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主张实际上已为世界采纳，成为各国政府保护资源与环境的法律手段。因为它比较容易实行，没有触及资源环境问题的根本。罗马俱乐部提倡“零增长”，这和人类行为学派要求重新定义价值呎度是一回事，都触碰到了人类贪得无厌的物欲及其制度性表现——市场。因此，这两派思想都被视为美好而无法实现的道德“空想”。
　　民主政府在道德沦丧面前一筹莫展，无法用说服的方法使民众放弃过度消费的生活。既然选票决定一切，那就必须迎合无限的增长与繁荣。在世俗主义、唯物主义看来，道德（比如公正、勤劳、克俭、朴素、与大自然和睦相处等等）是一个讨厌而且柔软的约束。而在各种宗教里，道德才是坚硬的第一的要求。一旦削弱、压制宗教，必然人欲横流，金钱、市场自然就变成了上帝。过去可不是这样。在过去，魔鬼就是魔鬼，上帝就是上帝。为荣耀上帝（而不是荣耀自己），美国清教徒先民“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正因此，美国人在象征财富的钞票上印上了他们的国训：“我们信靠上帝”。
　　现代经济学的创始者亚当•斯密认为（并认可），人的动机都是自私而贪婪的，自由市场的竞争将能利用这样的人性之恶来降低价格，促进生产。虽然生产者只追求“生产的价值能够最大化，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些常见的情况下，经过一双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他也同时促进了他原先无意达成的目标。”“进而造福整个社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或者说在罗马俱乐部提出“增长的极限”之前，我们都可以大致承认亚当•斯密理论至少是有效的。但随着现代大生产发展，亚当•斯密的一个致命的漏洞出现了：资源与环境容量是有限的——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实际上，在他的整个经济学体系中，一个暗含的前提即是资源和环境无限——地球无限。
　　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一个理论，主张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需求，以需求来拉动经济。就短期效应来看，凯恩斯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能缓解就业问题，但从长期的根本的角度来看，他加倍忽略了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为了替自己的短期政策辩护，凯恩斯说过一句名言：“从长远看，我们都已经死了。”——他说他的理论是要指导政策制定者如何度过“暴风雨季”，对长远忽略不计。 “长远是对当前事务的错误的指导。从长远看，我们都已经死了。”我们不必苛责古人，在亚当•斯密和凯恩斯的时代，尚预见不到地球资源会匮乏甚至枯竭，污染会遍及全球并危及人类生存。凯恩斯与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样，自忖没有永生，没有最后的审判，自然无所畏惧，但后人悠悠之口难杜。著名经济学家、《通往奴役之路》作者哈耶克1977年说，“凯恩斯有句名言，从长远看我们都死了，这说明他受制于当下政治上的可能。他停止思考长远来看什么是可为的。因此我认为他不会产生什么长远的意见。”
　　2013年5月，在一个会议的讨论时段，有人问主讲者哈佛教授尼尔•弗格森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凯恩斯的名言“从长远看，我们都已经死了”？这位著述颇丰的历史学家脱口而出：“凯恩斯是同性恋，他没有孩子，所以不关心未来。”——这下可不得了，政治不正确！几句话引起轩然大波。弗格森在网络上发文致歉：“我说了一些关于凯恩斯的蠢话。第一，显然没孩子的人也关心未来。其次，我忘了凯恩斯的妻子曾流产。”然后解释说：“我没说过凯恩斯的经济学思想仅仅是他性取向的简单函数，但是也不能说他的性取向在历史地理解他时毫不相干。”最后忍不住反唇相讥，列举了凯恩斯对波兰和美国的“政治不正确的”言论。弗格森得罪了没孩子的人，是应该道歉。但我作为一个小说家，当然不认为个人生活史与思想行为之间毫无关联。没孩子的人不一定不关心未来，但没孩子的人更容易不关心未来。依我之见，弗格森看待经济问题的宏观视野更为可靠。他说：“经济学家多数是根据模型数字分析，但是历史学家往往看的是跨度更大的历史长河的范畴。”《美国展望》有篇文章言简意赅：“其他经济学家关注的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化，凯恩斯则进一步希望将享乐最大化。”——一针见血。本来人欲无限，再来刺激一下，地球就搁不下这个贪婪无度的人类了。
　　生活已经证明，民主制度在保护环境与资源上有显而易见的优越性，但仍然存在尚未解决的难点。仍然拿凯恩斯说事儿：如果让人们在凯恩斯与发表联合声明的15,000名科学家（或者罗马俱乐部）之间投票，肯定凯恩斯遥遥领先，因为凯恩斯迎合了当代人当下的欲求。如果让后代子孙投票，凯恩斯肯定罪该万死，因为凯恩斯剥夺了他们应有的生存权。民主制度的多数决，在某种程度上已沦落为欲望的表决。至少在这一点上，我质疑福山的《历史之终结》。本来，民主机制中预设有长远利益的代言者，如参议院（元老院），但事实证明参议院失效了。再加上大型跨国公司、大型银行和大型连锁店对国家和活生生人的凌驾，情况似乎越来越糟。只有在人类社会创造出某种机制，有效地限制了资本与市场的过度贪婪，使欲望与精神、人与大自然达致平衡，从而避免了自我毁灭，只有到那时，社会制度发展史才可以宣告终结。
　　附带补充一句：实际上我并不认为历史是一种矢量，在冥冥中指向某一个欲望的天堂。发展、进步、前进、崛起都不是一种价值，生命更为重要。生命与自由、平等、博爱一样，是一种价值，而且是终极的价值。生态系统不知道什么是“发展”、“进步”，只知道“平衡”。正因为我们人类生存其间的这个地球生态是在漫长岁月里形成的，是这样的山水江河海洋空气这样的动植物所构成的环境使我们的生命得以存活、延续，所以，维系这样的平衡就等于维系我们的生命。

谢选骏指出：“一万五千名科学家的联合警示”显示了现代文明的末日已经临近。但，这些作为毁灭地球环境的罪魁祸首的一万五千名科学家及其背景的末日，并非人类的末日。那时，摧毁现代文明、迎接新的天子——野蛮黑暗的力量将起来，收拾现代文明的残局，重新带领人类进入新的中世纪，经过漫长的冬眠休整，让自然恢复了足够的生机，然后展开新一轮的历史竞逐！这就是文明的周期——只要人类不灭，文明自然再生。摧毁现代文明、迎接新的天子，这是种族和文明的周期现象。

谢选骏：土耳其语和日本语的亲缘关系

我看一部土耳其语的电影《Resurrection Ertugrul（Netflix），初听之下却像是一部日本语片子，于是上网查考，得到以下文字：
1、《土耳其语和日语很像？》（来自: anpopo(我的气垫船充满鳗鱼) 2008-05-23 12:48:28）说：
听一个土耳其mm说的。她说很多词的发音像，语序也像。她自己觉得学日语比英语容易。但是文字又完全不同。日语文字从中文演化过去的，土耳其则借用的阿拉伯文字。
偶既不会日语也不会土耳其语，听她这么一讲，觉得很好玩。日本和土耳其，呃，我原来以为都不沾边的呢，嘿嘿。
2、《百度知道·最佳答案》说：
日语属于黏着语、通过在词语上粘贴语法成分来构成句子，称为活用，其间的结合并不紧密、不改变原来词汇的含义只表语法功能。语言系属有争议，有人认为可划入阿尔泰语系，也有学者认为是扶余语系，也有日本学者认为是孤立语言（有些日本学者继而提出韩日-琉球语族的概念、并认为日语从属之）或日本语系。
土耳其语是突厥语族诸语中最普遍使用的语言。土耳其语一个显著的特色，是其元音和谐及大量胶着语的词缀变化。土耳其语的字词采用SOV词序。
他们都是：都是黏着语。
谢选骏指出：二十多年前我在日本的时候，和一位日本教授讨论日本语的语系归属问题，他当时就和我说，日本语是属于阿尔泰语系的，和蒙古人同出一源。他也曾称赞维吾尔人可爱，但却没有说维吾尔语和日本语之间是否相似的问题。维吾尔语和土耳其语同属突厥语族。

《阿尔泰语系》记载：
阿尔泰语系（英语：Altaic language，/ælˈteɪᵻk/ ），别译阿勒泰语系，是19至20世纪一些语言学家按照语言系属分类方法所划分的一组语群，现如今普遍认为该分类并不成立。
该分类主要将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和通古斯语族划为一个语系，有时一些语言学家也将朝鲜语、日语包括其中。此外，也曾有语言学家将其和乌拉尔语系划分为一组语群即乌拉尔-阿尔泰语系。该分类方法包括的语言主要集中于中亚及其临近地区，包括60多种语言。该分类方法曾流行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但在当今语言学专家中已几乎没有支持者。
历史
1730年瑞典军官 Philip Johan von Strahlenberg 依语言间的相似性将语言分类，其中包含一些后来被归入阿尔泰语系的语言。1844年 Matthias Castrén 首先提出了阿尔泰语系，除了包括突厥、蒙古和通古斯语，也纳入后来成为乌拉语系的萨莫耶德语族与芬兰-乌戈尔语族。
在大半的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期，阿尔泰语系或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概念流传广泛。近年来，亦有语言学家不再支持此假说，认为突厥、蒙古和通古斯是三个无亲缘关系的语族，其间的相似是长期接触的结果，而将“阿尔泰语”视为一个语言联盟。
特征
无论这些是同源关系的证据还是民族交流的结果，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和通古斯语族的具有不少共同特征，例证如下：
1、三种语族的人称代词之相似性；第二人称复数 ta siz/silär suwe，蒙古文和突厥语言有相似的复数后缀（蒙古语-nar / -ner、突厥语-lar /-lär）。
2、元音主要以单元音为主，同时每个词都有固定的重音位置。
3、词的形态结构复杂，词有词根、词干、词缀之分，大多属于黏着语。
4、有格变化和后置词的使用。
5、句子的排列以SOV为主，也就是说，在其一般的句子当中，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宾语在中间。
6、元音和谐律（或称元音调和）。
7、有人称后缀，如：动词人称后缀、从属人称后缀、反身领属人称后缀以及突厥语族特有的谓语人称后缀。动词后缀，在喀尔喀蒙古语以及满洲语中已退化。满洲语在创制文字时从属人称后缀不在书面语上表达，直到近日，满语诸方言多已退化，但在锡伯语以及其他通古斯语中完全保存下来。而蒙古语族通常只用人称代名词属格，或单独使用人称从属后缀，如：(我的书)Mini bicig 或 bicig-min ，通常不会两个都用，如：Mini bicig-min。突厥语族及满语支外的诸通古斯语通常两者一起用。
阿尔泰语系分类：
第一类别：突厥语族 花剌子模语
古突厥语
回鹘语
保加尔语支 楚瓦什语
东突厥语支 艾努语（新疆阿布达里语。阿伊努语与此语言无关）
察合台语（已灭绝，成为现代维吾尔语、乌兹别克语等）
伊犁土尔克语
维吾尔语（中国新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语（也称乌孜别克语，乌兹别克斯坦、中国新疆、阿富汗）
西部裕固语（中国甘肃肃南县）
北突厥语支 阿尔泰语（俄罗斯阿尔泰共和国）
绍尔思语
多尔干语
卡拉嘎斯语
哈卡斯语（俄哈卡斯共和国）
雅库特语（俄萨哈共和国）
图瓦语（俄图瓦共和国）
南突厥语支 阿塞拜疆语（分布于阿塞拜疆和伊朗西北部）
哈拉吉语
卡什加语
克里米亚鞑靼语
撒拉语
巴尔干嘎嘎乌孜土耳其语
嘎嘎乌孜语（乌克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
呼罗珊土耳其语
奥斯曼土耳其语（已灭绝，成为现代土耳其语）
土耳其语（土耳其、保加利亚）
土库曼语（土耳其、土库曼斯坦）
乌鲁姆语
西突厥语支 卡拉-卡拉帕克语
喀喇汗语
哈萨克语（哈萨克斯坦、中国新疆伊犁）
吉尔吉斯语（柯尔克孜语，吉尔吉斯斯坦、中国新疆）
诺盖语（俄车臣）
犹太-克里米亚鞑靼语
卡拉伊姆语（立陶宛、波兰）
库曼语
卡拉切-巴尔卡尔语
库梅克语
彼切尼克语
巴什基尔语
楚利姆语
塔塔尔语（也称鞑靼语，俄鞑靼斯坦共和国）
古代语言：塞尔柱-奥托曼语、波罗维茨语（库曼语）、布勒加尔语、鄂尔浑碑铭语、回鹘语、哈扎尔语
第二类别：蒙古语族 契丹语（古代语言）
达斡尔语（中国黑龙江、内蒙古、新疆）
康家语（濒危语言）
土族语
保安语（中国甘肃）
东乡语
东部裕固语
布里亚特语（俄布里亚特共和国）
蒙古语（蒙古国、中国内蒙古）
达尔哈特语
卫拉特语（卡尔梅克语，俄卡尔梅克共和国）
莫戈勒语
第三类别：通古斯语族（满－通古斯语族） 鄂温语
鄂温克语（通古斯语）
鄂伦春语（中国东北）
涅吉达尔语
鄂罗克语
乌尔奇语
鄂罗奇语
乌德盖语
满语（濒危语言，中国东北）
赫哲语（纳奈语、戈尔德语）
锡伯语（中国东北）
女真语（古代语言）
……
不过，阿尔泰语系到底存在与否，还有争议：
阿尔泰语系的存在与否，至今依旧有争议，有的语言学家认为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和通古斯语族三种语族之间没有同源关系，这些“反阿尔泰语系”的学者认为，这些语族虽然有许多相同的语法特点和共同词汇，但是这些是因为民族长期接触，互相融合而产生的，是借用的结果，而并不是原始语遗留下来的原始特征。一般认为是蒙古语借用突厥语的词汇和语法形态。目前这个问题还在议论之中。
另外关于日本语、朝鲜语是否属于该阿尔泰语系也造成了很大争议，一些学者认为若将日本语、朝鲜语划开出阿尔泰语系能客观的减少此语系存在的争议。
朝鲜语、日本语、琉球语的归属争议（阿尔泰超语系假说）
学界普遍认为日本语跟琉球语共属于某一个语系。如果此二语不并入其他语系，就独立为日本－琉球语系 。
但是朝鲜语、日本－琉球语系的系属一直都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基本上可以有四类的观点。
第一类观点认为朝鲜语、日本语、琉球语即使属于阿尔泰语系，也只能在阿尔泰超语系假说（Macro-Altaic theory）上成立，因为朝鲜语有着一些阿尔泰语系的语言特征，而日语跟朝鲜语又有着不少类似之处。
流音不会出现在本土词汇（固有词）的首个音节上
元音和谐律（或称元音调和）
黏着语的特征
但朝鲜语、日本语、琉球语均缺少人称后缀，如通古斯语(赫哲) Mini bithe-i 我的书，Bi mini bithe-we-i hvla-i.我读我的书。 bithe-we-i中的we是受格后缀，而i是第一人称领属后缀。hvla-i中的i为动词第一人称后缀。蒙古语 Teguu-d-mini og.给我弟弟。d为与格后缀，mini为第一人称领属后缀。
朝鲜语的这三个语言特征为该观点提供了相当有力的支持。但由于朝鲜语跟阿尔泰语系的其他语言之间的同源词汇非常少（日语无），所以反对该观点的学者一般都以此作为反驳的力证。
关于元音和谐，这种语言特征也并非阿尔泰语系的专利，阿尔泰语系周边，北亚楚科奇-堪察加语系的楚科奇语，东亚藏缅语族的景颇语、羌语也存在或残留着元音和谐现象，而非洲尼日尔-刚果语系的许多语言，包括多威语、伊博语和许多班图语族的语言，亦有着以舌根位置为基础的元音和谐的现象存在。
而黏着语的特征更不止阿尔泰语系特有，在世界其他语系中均广泛存在着，欧洲北亚的乌拉尔语系，印度的达罗毗荼语系，广布亚、澳、非三大洲的南岛语系等等均是以黏着语为主体的语系，紧邻阿尔泰语系的藏缅语族也是由黏着语和退化的黏着语构成的语族。
第二类观点认为日本-琉球语系跟朝鲜语共属于一个新的语系。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日本语的文法与朝鲜语的文法有惊人的相似度，都是使用主宾谓序列，且两者历史上又共同受过古汉语的强烈影响。因此有学者认为日本-琉球语系跟朝鲜语是阿尔泰语系和汉藏语系混合的新语系。但是日本-琉球语系跟朝鲜语之间同样缺乏同源词也成了异议的学者们反驳该观点的力证。
第三类观点认为日本-琉球语系跟朝鲜语一样，都是孤立语言，而它们跟目前世界上已知的语系都没有关联。持该观点的学者们以“同源词问题”支持该观点。
第四类观点认为日本-琉球语系应当归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主要以西田龙雄为代表的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日本语的语序与缅甸语等绝大多数藏缅语（除克伦语和白语外，这两种语言据悉分别受到主谓宾的泰语和汉语影响，成了主谓宾语序）相同，而且日本语固有词中也有与缅甸语及中国南方方言近似的词汇，甚至在音韵上也有好些类似之处，因而主张日本语应归属藏缅语族。但是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日本与藏缅语民族地区之间路途遥远，中间还隔着南岛语系和满-通古斯语族的民族地区，故此观点大多未加以重视。然而，有些学者提出应当以民族迁徙历史来看待此说，他们说：虽然今天的民族分布看起来日本和藏缅语族相隔甚远，但是在商周时期，一些藏缅语族、南支古亚洲族(鸟田)和南岛语族混合，并且在汉藏（周）民族强大的压力下以其航海技术沿岸北上或南下透过朝鲜半岛南部进入九州岛定居。当时，通古斯族（阿尔泰语系）尚在蒙古高原东北部与北支古亚洲族(今楚科奇和朝鲜族之北方族源)竞争，故此说法极有可能。
除了上述四类观点以外、还有学者认为日本－琉球语系应当属于南岛语系，日本－琉球语系与南岛语系在构词上有着类似之处，然而同阿尔泰语系一样缺乏同源词。
近来有人提出在阿尔泰语系之下构建新语族（韩日-琉球语族）并且将朝鲜语、琉球语以及日语都归入该语族之内。该观点显然是第一类与第二类的混合观点、但是持该观点的人依然需要面对“同源词问题”。
谢选骏指出：在听觉的直觉上，土耳其语和日本语确实相似。但是，在视觉的直觉上，日本的传统建筑又和云南的少数民族也就是藏缅语族的建筑确实相似。所以，历史过程的复杂远远超出我们今日的理解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