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二十八个半都是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

网文《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报道：

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指——

王明 孟庆树 博古 张闻天 王稼祥 杨尚昆 陈昌浩 张琴秋 沈泽民 王盛荣 凯丰 何子述 宋潘民 陈原道 殷鉴 李竹声 盛忠亮 袁家镛 王云程 孙济民 夏曦 朱阿根 汪盛荻 李元杰 王保礼 朱自舜 杜作祥 萧特甫 徐以新

这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1929年夏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中出现的一个群体。

概述

1929年夏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照例进行一次学期总结大会，中心议题是“大学支部局的路线是否正确”。大会争议激烈，开了十天，史称“十天大会”。最后只好就中大支部局的报告举手表决。有28人投票拥护支部局，一人既年龄小又观点“摇摆不定”，“二十八个半”便由此而来。实际上王明几个月之前就被共产国际派回了中国，并没有出席“十天大会”。没参加的还有张闻天、王稼祥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专用名词是在‘十天大会’上产生出来的，但其具体人物则不是在那次会议上确定的。在大会上投赞成票的，未必就是“二十八个半”之一；没有参加那次会并投赞成票的，也未必就不是“二十八个半”之一。杨尚昆也加以澄清说：大会上拥护支部局有90票，仍属少数。

“二十八个半”由于持相近的理念得名。自称是共产国际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当时中国共产党瞿秋白路线的坚决反对者。“二十八个半”中的半个指徐以新，也是唯一确定身份的。“有一个人，有时与支部局一致，有时又不一致，观点比较动摇。当时只有十七八（岁），是共青团员，所以称为‘半个’。”

1927年夏初，年仅23岁的王明向时任中大副校长的米夫建议，趁“教务派”和“支部派”之争，对反对这两派的“第三势力”加以拉拢。王明之后联络了一批看法接近的人，在反托派、反瞿秋白和瞿领导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反其它各种派别如“江浙同乡会”、共青团“光泽派”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了以王明为核心的“二十八个半”，支持以苏联的方式进行中国革命。

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年仅27岁的王明成为领导人，派遣陈昌浩、沈泽民等前往鄂豫皖苏区，夏曦等前往湘鄂西苏区，担任中央代表；任命博古为中央临时政治局负责人；王明返回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代表。

由于团体成员人们的政治主张随后发展不同，随着遵义会议后，着眼于国情以及中国工农红军实力发展，此团体结束；但对其思想的批评，一直延续到此后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次政治事件中。1945年延安整风结束后，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成为中共中央主席，以王明为首的国际派和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逐渐被排挤出权力核心。

文化大革命中，康生说：“‘二十八个半’没有一个好人。”文化大革命时还在中国大陆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多受到冲击或迫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1981年8月，中共中央委托冯文彬主持召开熟悉当时情况的老同志座谈会，杨尚昆、伍修权、孔原、孙冶方、徐以新等十六人参会。与会同志建议，党内不再使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专有名词。

成员

他们的成员说法不一，有报道称，成员涉及52人。

谢选骏指出：二十八个半彼此之间可能千差万别，但总的来说都是“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至于他们的对手毛泽东集团，也是半斤八两，都是苏联用来祸乱中国的工具。

网文《远去的历史：“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最终归宿》（2020年01月01日 孟话历史）报道：

中共党史上著名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指的是以下29个人：

王明、秦邦宪(博古)、 张闻天 (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何克全 (凯丰)、 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王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 朱自舜、孙济民、杜作祥、宋潘民、陈原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 袁家镛、徐以新。

1929年夏，莫斯科中山大学举行大会，听取并讨论学校支部局的报告，由于分歧很大，会议最后只好进行投票表决，结果大多数学生反对这个报告，只有29个人支持，其中的徐以新因为年纪小、个子低、态度也不坚定，还只是个团员，被称为半个。据参加过这次大会的毛齐华（曾任浙江省政协主席）回忆，"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提法是中大学生余笃三（曾任红四军政委，1933年被张国焘杀害）为了挖苦这些人而叫出来的。以后的王明宗派集团就是从这29个人发展起来的。由于当时没有记录，29个人的名单并不确定，后来流行的29人名单中的有些人（比如王明）并未参加那次大会。不过，王明宗派集团的主要成员基本上都包括在这个名单里了。

"28个半布尔什维克"有4名女性，即孟庆树、张琴秋、朱自舜、杜作祥。

在这些人中，有的人存在着特殊关系，如 :沈泽民和张琴秋当时已是夫妻；孟庆树当时是王明追求的对象，回国后也成了夫妻；朱自舜是孟庆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最好的朋友。

"28个半布尔什维克"回国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其个人命运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王稼祥到达中央苏区后， 坚定不移地支持毛泽东担任红军领导工作，在遵义会议和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斗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张闻天也站在正确路线一边，在长期的工作中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秦邦宪在"七大"上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在领导 《解放日报》、新华社以及同国民党谈判的斗争中，做出了卓越贡献；杨尚昆、张琴秋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何克全(凯丰)在遵义会议时仍坚持不改，但最终纠正了错误；夏曦在一次战斗中牺牲，被追认为烈士；殷鉴则在唐山煤矿时被捕牺牲；李竹声、王云程、孙济民、盛忠亮、汪盛荻、朱阿根等人回国后，脱离了革命队伍，成了中国革命的叛徒；还有一些人，回国后表现平平淡淡，如王保礼、李元杰、肖特甫等人，远不如当年那样"领风气之先"；而教条宗派头头王明与其妻孟庆树，对自己的错误始终不思悔改，一错到底。

这29个人都走完了各自的人生之路，其归宿各不相同，大致分为四类，简要介绍如下：

第一类 开国元勋

●杨尚昆（1907—1998），28个半中的很多人虽然曾经一度辉煌过，但后来的结局都不大美妙，只有杨尚昆是个异数。除了文革期间一段外，他基本上是一帆风顺，直至最后成为国家主席。究其原因，大概是杨的性格比较平和之故。他回国没多久就担任中宣部长、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等高级职务，其时正是王明路线猖獗之际，但他并没象其他人那样满口教条、满脑宗派、骄横跋扈。遵义会议后投向毛泽东，任三军团政委时甘当彭德怀配角。抗战时当北方局书记，后来当军委秘书长、中办主任，仍旧不事张扬，踏踏实实干自己的事。大概就是这种性格得到了毛邓的赏识而得以重用。1980年代成了中国共产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之一，是中共八大元老之一。至于晚年形成杨家将势力并最终受挫，主要是乃弟的关系。

●张闻天（1900—1976）曾化名洛甫。洛甫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理论水平极高。不过，早期的他由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学理论有些食古不化，思想观念充斥着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对毛泽东符合实际的政治军事路线缺乏了解，他一度支持张国焘，批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态度非常激烈，用词也非常尖刻。在遵义会议上出任中共名义上的领袖，会议后虽然与博古分道扬镳，但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观念仍未从思想上真正得到认识，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对四方面军的态度就是新形势下的新表现。一四方面军的分裂张国焘应负主要责任，但洛甫博古等人会师之初的简单粗暴态度也有相当责任。后来要把总书记职务让给张国焘也证明了他的不成熟。不过，从此以后，洛甫基本上是有功无过了。一直担任中共名义领袖直到194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外交部副部长。庐山会议上的表现更是达到了让人钦敬的高度，明知毛泽东对他心有芥蒂，明知支持彭德怀可能会身败名裂，但为了捍卫真理，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毅然站出来表明态度，可歌可泣。

●王稼祥（1906—1974）是个典型的书生。终其一生，书生本色不变。他到中央苏区最早，曾以"摇鹅毛扇子"（陈伯钧语）的身份，参与任弼时顾作霖对毛泽东的围剿，但一旦认识到毛泽东路线的正确，就第一个从王明宗派阵营中杀出来，毅然站到毛的一边。这时，任弼时、顾作霖、邓发、项英、刘伯承正在宁都会议上对毛大加挞伐，博古的临时中央也是在一年后才来到苏区。这就是书生本色，只认理不认人。后来，王在遵义会议上把毛推上了领导岗位，自己也被选为中共军事负责人之一，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多年。又在1938年带回共产国际的指示，击败了王明的挑战，对毛来说，可谓功莫大焉。毛是个恩怨分明的人，因此一直重用王，长期担任军委副主席，王在七大落选中委后毛专门为他说情，十大时又安排他进中委。王稼祥的性格内向，善思考不善交际，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多年，除军团级的领导认识外，对军师级的干部竟然都不认识，不免给人一种孤傲的印象，七大中委落选，这是重要原因之一。毛泽东了解他的性格，在延安曾安排他担任中央国际政策研究室主任，但他对这件工作没兴趣，也不认真抓。毛那句名言"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就是批评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于1974年去世。

●陈昌浩（1906—1967）这个人在28个半中比较另类。首先，他是唯一一个真正指挥军队的统帅；其次，他的功大过也大。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他功不可没，西路军的毁灭他也罪责难逃。他精明强干、英勇善战，对敌斗争坚决，他冒着风险坐飞机向黄安城里敌人扔手榴弹的故事很一直为四方面军的人津津乐道；但张国焘为了清除异己，残杀红军将领，他又是重要帮凶。28个半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宗派思想严重，但表现形式前后不同。早期是从中央到各根据地当钦差大臣夺权，打击当地老干部；后期则是在各自独立的根据地形成新的宗派。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这一点特别明显，洛甫、博古、凯丰等（甚至包括李德）为了维护中央派的利益，对四方面军大加打击；陈昌浩则站在新宗派一边，对中大的一帮老同学充满敌意，关键时刻不顾大局，追随张国焘南下。在这方面，洛也好、陈也好，眼光显然都比毛泽东短浅，不知道大敌当前，联合御侮是第一位的，可惜当时毛泽东还不能完全控制局势，结果酿成了一四方面军分裂的悲剧。西路军受挫后，陈昌浩性格变化极大，晚年胆小怕事，豪气全无，文革时更是选择了自杀之路。这一点和李立三很相似，李立三也是早年大权在握时狂得没了边，饱受挫折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文革初以自杀了断，但陈昌浩人品不如李立三。

●张琴秋（1904—1968，女）——战争是残酷的，对男人如此，对女人尤甚，敢于直颜面对这种残酷的女性都是伟大的，张琴秋就是位伟大的女性。张琴秋不是那种花瓶似的女性，她曾经担任过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妇女独立师长，还亲自指挥打过仗，这种经历在中共女革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如果后来没有离开军界，她很可能会成为55将军中唯一的女中将。张琴秋长得漂亮、能歌善舞，但经历坎坷。1904年11月15日生，浙江桐乡人。1924年4月，经杨之华和中共上海地委负责人徐梅坤的介绍，张琴秋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同年11月转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11月，张琴秋与沈泽民举行了新式婚礼。1925年11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1926年5月，张琴秋生下了女儿张玛娅。由于生孩子，张琴秋留级一年，与博古、杨尚昆、李伯钊等成为同学。1931年5月任彭（湃）杨（殷）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妇女独立师长。1932年红四方面军西征，张琴秋身为师政治部主任，不得不离开她的丈夫沈泽民，而且这一离开就是永诀。到川陕后，她和曾中生等人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做斗争，遭到了张国焘的打击报复。1936年7月，在第三次过草地之前，张琴秋与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结婚，婚后不到一年，又赶上西路军失败，孩子在戈壁滩一出生就死了，然后又被马家军俘获，吃尽千辛万苦，颠沛流离，直到抗战爆发才被周恩来营救出来。好不容易回到延安，又受张国焘牵连被粗暴批判一通。不久，陈昌浩赴苏联，由于苏德战争的爆发而无法回国，第二次婚姻再告结束。后来与老战友、原四方面军总医院院长苏井观结婚。1949年10月任纺织工业部部长。1964年，身为卫生部副部长的苏井观因病去世。不久文革爆发，张琴秋因不堪凌辱，于1968年4月22日跳楼身亡，以死抗争。1979年4月，平反昭雪。

●凯丰（1906—1955）原名何克全。凯丰这个人很有意思，尽管他曾经贵为政治局委员，但知道他的人并不多，中央台曾演《延安颂》，很多人看完后，疑问这个政治局开会时频频露面的凯丰是干什么的？凯丰最著名的事情就是他在遵义会议上指责毛泽东"不懂马列、只读过《孙子兵法》"（其实当时毛还没有读过《孙子兵法》）。当时，博古下台已定，凯丰依然坚定的支持博古，是很讲义气的行为，不过，这种义气此时并无积极意义，实质是顽固的宗派主义观念，对党和红军是有害的。不久，他改正错误，长征路上在与张国焘路线错误的斗争中，凯丰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党的七大上，凯丰本是中委候选人，但伍修权发言揭发他在遵义会议上的表现，并反对他做候选人，结果凯丰被撸了下来，这也说明他并不是多么有代表性的人物。凯丰对敌斗争还是很坚决的，曾被敌人逮捕坐牢，坚贞不屈，不久被营救出狱。长江局时期，凯丰对王明的做法是不满意的。还有，著名的《抗大校歌》就是他写的，他还主持过延安文艺座谈会。曾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总书记，1955年在中宣部副部长任上病故。

●徐以新（1911—1994）16岁时就追随周恩来参加过南昌起义。从苏联回国后分配到鄂豫皖根据地，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鄂豫皖苏区的外交委员会主任，年仅20岁。到川陕苏区后负责与杨虎城部的统战工作，与杨签定互不侵犯协议，派武志平建立秘密交通线。后因反张国焘被关押，直至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才被释放。延安时期先后任鲁艺政治部主任、中直机关党委书记兼中央管理局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驻外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等，文革后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1994年逝世后钱其琛曾撰文悼念。

●王盛荣（1907—2006）1907年生，湖北武汉人。1926年5月参加革命，7月参加共青团，任童子团团长，从事青年工人工作，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5月转为中共党员，同年调武汉任中共湖北省委交通员。同年9月到上海。11月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文化班学习。1930 年10月回国，任共青团上海沪西区委副书记，1931年11月至1933年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苏区中央局委员、少先队总队长。当时同在团中央工作的陆定一、张爱萍晚年回顾往事时对王当时的左倾宗派行为都颇有微词。王盛荣曾于1931年当选为中革军委15位成员之一，按说他跟军队没什么关系，这点让人不解。1937年11月任汉口八路军办事处高级参谋。1938年起历任新四军第八团政治委员、中共河南省豫南特别区委员会书记、新四军挺进支队政治委员、中共豫南省委委员、中央管理局秘书长。1945年4月至6月作为华中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1945年底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嫩江省工委委员、齐齐哈尔市委书记兼卫戍司令部政治委员。1950年3月至11月任重工业部副部长，中南工业部副部长，兼有色金属管理局局长。1952年"三反"运动中受迫害，1953年至1957年任中南工程局企业处副处长。1957年任湖北省冶金厅副厅长。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9年彻底平反。2006年9月1日13时50分在家乡武汉去世，终年99岁，中央政治局委员俞正声专程前去看望。

第二类 革命烈士

●秦邦宪（1907—1946）原名秦邦宪，王明的挚友，王明去苏联之后的中共领袖。两人的思想观点、作风都很接近，都是严重的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所以王明逃跑时把中共中央放心的交给了只有24岁的博古。两人的区别在于王明更自负，对党、祖国更缺乏责任感。而博古因为到了中央苏区，亲眼目睹了战争的严酷性，自己不懂军事，知道只靠背马列教条解决不了现实问题，因而缺乏自信，于是先把希望寄托在李德身上，后发现李德不行，压力沉重，湘江失败后曾想自杀，遵义会议中失势（仍是党的领导人），虽不大情愿，但还是把总书记的位置交了出去，说明他还是有一定责任感的。遵义会议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也解散，虽然他的宗派主义思想大大弱化（并未消除，长江局时代又有所表现），但教条主义思想仍根深蒂固。在延安主持解放日报时，办报方针仍然充斥着党八股。所以毛泽东针对这些教条主义者搞延安整风，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是非常有必要的。现在有些人想否定延安整风，是不对的，整风后期康生搞抢救运动、肃反扩大化是错误的，但不能因此抹杀前期思想整风的重大意义。总体而言，博古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远远低于洛甫王稼祥，而对革命事业的破坏则甚大。1946年在重庆飞往延安的飞机失事中死亡。

●沈泽民（1902—1933）是茅盾的弟弟，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的部下。资格很老，中共还未成立时他就是党员了，是上海小组的成员之一。参加革命后一直从事文学创作，虽然天资聪颖，革命热情很高，但他这类人小资情调比较严重，理想主义色彩较浓郁，而对中国社会的基本情况缺乏深入的了解，往往患有严重的左派幼稚病。一旦掌权，必然好心办坏事。他到鄂豫皖后是张国焘排斥异己、打击老干部的重要帮手。张国焘率四方面军西征后，他率25军坚守根据地打游击。刚打个胜仗，形势略有好转，就又忘乎所以，再次左倾盲动，结果使部队遭受重大损失，无法在当地生存，只好北上长征。他也于1933年11月病逝于红安。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无庸置疑的，但对革命事业的伤害也是很大的。由于他的表现，中央对他的评价一直没有明确，直到1963年他的遗骨重新安葬，名字后头才加上了"同志"二字。

●夏曦（1901—1936）早年参加新民学会，1921年入党，后到毛泽东主办的湖南自修大学任教。大革命时期在湖南与郭亮齐名，当过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中共五届中央委员。由于他在1933年到1935年间在湘鄂西苏区三次"肃反"的过程中造成了红二方面军4万人以上死亡（包括洪湖红军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段德昌和毛泽东诗词中"我失骄杨君失柳"中的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在长征中落水无人救助而死。因为他是在长征中死的而得以成为"烈士"。他也算个老革命了，其阅历和王明这帮书生完全不同，真搞不懂他怎么会和他们搅到一起。按理说，把夏曦放到革命烈士一类里实在是太抬举他了，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造成的破坏比国民党几十万人的围剿都厉害。要是当初不是把他派到湘鄂西，而是派到中央苏区，有毛泽东这位老大哥镇着他，可能他不至于变得那么疯狂。我怀疑夏曦后来杀人杀得都心理变态了，后来溺水而死算他运气。夏曦的罪恶表现让我们看到，不受监督的权力实在是可怕。

●陈原道（1902—1933）回国后先后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顺直省委组织部长、江苏省委常委。1933年被叛徒出卖被捕，在南京雨花台壮烈牺牲。其妻刘亚雄也是苏联留学生，曾任顺直省委秘书长，解放后任劳动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刘亚雄之父刘少白更是传奇人物，他曾是山西的大地主、省议员，后受女、婿感召，追求进步，遣散家财，参加中共，是和李鼎铭齐名的两大开明士绅，解放后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刘亚雄的儿子刘纪原是遗腹子，曾任国家航天局长，中共中央委员。纪原的意思就是纪念陈原道。

●宋潘民（1909—1933）又称宋盘民、宋盘铭，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的部下。从苏联回国后，分配到湘鄂西根据地工作，曾任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少共中央分局书记，红叁军九师政委。地位和鄂豫皖的陈昌浩相同，但命运却大相径庭。他因不满肃反扩大化，被同为28个半的夏曦作为改组派抓了起来，后贺关（贺龙和关向应）趁夏曦不在把宋释放，夏回来后，又把宋抓了起来并于1933年12月公审枪毙。

●殷鉴（1904—1937）1931年任中共顺直省委书记，在华北唐山煤矿进行工运时和薄一波一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关在北平军人反省院（即著名的草岚子监狱），为所谓"61人叛徒集团"的成员，在薄一波等人被营救前病逝于狱中。

●何子述（1901—1931）湖北应山人。早年考入武昌高级师范学院，1922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武昌高级师范学院支部书记，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政治部党务科科长兼湖北省党务训练班训育主任、代理校长。1927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任中组部干事，中共北方局工运负责人。曾与王明博古王稼祥一起反对立三路线，受到李立三处分，被派往天津工作。1931年6月因叛徒出卖在天津被捕，1932年被国民党处决。六届四中全会上，因米夫的压力，何子述等四人的处分被撤消。

第三类 可耻叛徒

●王明（1904—1974）原名陈绍禹，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人物，1931年在前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出任中共领袖，就此依助外力爬上中共最高位，从此完全唯苏联人马首是瞻。毛泽东曾评价他是：对别人（苏联）的事考虑得太多，对自己（中国）的事考虑得太少。属于老一代的香蕉。为人专横跋扈，心胸狭窄，又严重缺乏自知之明。写的歪诗不过是顺口溜的水平，却自视甚高，还出版诗集。1931年到1937年在苏联，其间毛泽东取得对中共的领导权，批判王明的路线。王明回中国后与毛泽东展开争论失败。1956年赴苏治病，中苏关系破裂后，站在苏联一边批判中共，与中共为敌，1974年病死于莫斯科。客观的说，王明在建国初期对国家的法制建设还是有一定贡献的。

●孟庆树（1911—1983）是安徽寿县人，妇女运动领导人，王明夫人。一个非常霸道的女人，王明也让她三分。1926年3月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第五期女生队，曾任中共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兼资料室主任。1927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为中山大学第三期学生。1930年回国，被分配到上海沪东区委，在妇委会做女工工作，11月与王明成婚。1932年王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孟庆树随往。1937年11月回国。1983年病死于莫斯科。

●李竹声（1903—1973）曾任中山大学副校长。1931年1月回国。1931年9月，被王明指定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并被博古（秦邦宪）指定为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书记。1934年6月被中统逮捕，特务向他劝降时辩不过他，后派高级理论特务劝降成功，遂叛变，并供出盛忠亮地址，使其随后被捕。后任中统科长，成为国民党反动派骨干。解放后被抓获，1973年病死狱中。

●盛忠亮（1907—2007）又名盛岳。1923——1926年间，曾在北京法政大学读书，从事学生运动，任中共北京地委宣传部秘书。1926年10月，被选派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秋，被派赴苏俄远东地区工作，1932年8月调回莫斯科，1932年底回中国，曾任中共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长。1934年6月李竹声被捕后接任上海局书记。1934年10月被李竹声出卖后被捕，由其女友秦曼云（关向应曾经的夫人，也是叛徒）劝说，遂变节，当了中统特务。1937年后参加抗战，1943年任中国国民党驻印远征军特别党部书记长，协助郑洞国转战印缅战场；1945年，留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并出任民国政府驻乌拉圭大使、伊拉克大使；解放前夕逃往海外，之后移居美国。1984年杨尚昆曾以莫斯科中山大学校友身份邀请盛忠亮访问大陆。2007年在美国病死。盛忠亮曾撰写了关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回忆录《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全书共十五章，记述了中山大学从筹办到结束的全过程，以及该校的体制、教学内容和方法、学生的食宿和业余生活，描写了该校与国民党、共产党和苏共的关系，写了冯玉祥、宋庆龄访苏的情况，还写了中山大学反托派斗争和有关"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问题，以及中共"六大"的有关情况等等。现在最流行的28个半的名单就是出自他的这本书。

●王云程（1905—1969）又名王云成。曾任中山大学支部局组织部副部长。1931年任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长，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32年2月任团中央书记，后兼任上海局常委。1933年被中统逮捕，遂叛变并加入中统，使罗登贤廖承志等被捕。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公安司法机关依法逮捕法办，长期监禁。1969年11月被处决。新版中央委员大辞典说王云程是六届中央候补委员、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王荩仁的别名。

●孙际明又名孙济民，曾任团中央组织部长，与王云程同时被捕叛变。

●朱阿根又名朱志远，朱琪。上海工人。曾任中山大学支部局组织部副部长。1931年1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沪西区委书记，1933年6-11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并担任全总上海执行局职工部长。同年冬，赴中央苏区，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执委委员，后任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副委员长，1934年7月任委员长。同年10月参加长征，遵义会议后，奉命和罗明一起留在贵州开展工作，未及开展工作即被黔军犹国才部逮捕，旋因证据不足先于罗明获释。据《罗明回忆录》载：罗明夫妇获释后到上海找党，再次被捕，朱琪已成为叛徒，指证罗明为共产党员。后来当了国民党特务。解放后曾与胡均鹤一起被上海公安局扬帆使用，以特反特。高饶事件后与胡均鹤等一起被捕。

●汪盛荻又名王胜弟、汪辉，从苏联回国后担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是江苏省委书记王明的得力助手，后因叛徒出卖而变节。1949年配合程潜为湖南和平解放做了不少工作，1950年被错误处决，1983年平反。

第四类 其他

●杜作祥（1907-1997，女）又名杜绰强，也称杜作强，湖北秭归人，陈昌浩的第一任妻子。1925年考入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1927年加入中共，同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1928年与陈昌浩结婚。1930年回国后，任中共上海中央局妇女部部长兼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1934年6月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入狱，1936年9月获释，被迫脱党。新中国成立后，曾在杭州公路工程处、浙江医药公司、浙江省税务局工作。1957年被定为"叛党分子"，开除党籍。后任杭州工业学校、杭州商业纺织学校、杭州化工学校俄文教员。1965年退休。1982年撤销叛党结论，恢复党籍。1997年2月11日在杭州逝世，享年90岁。

●袁家镛（1905—1991）又名袁孟超、宋三。1933年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后任全总党团书记。1934年6月与李竹声等16人被中统逮捕，1934年11月保释出狱，改名严英。后在中统监视下，主编《世界文化》《中苏文化》杂志。1947年8月任上海法学院教授。为革命做过一些有益工作，参加反蒋活动，营救地下党员。1949年5月，先后在上海法学院、上海财经学院任教授兼任马列教研室主任。1958年支边到吉林省长春市，任吉林财贸学院教授、科学研究室主任、论史教研室主任。因受饶漱石案牵连而被捕，被认定为中统特务。1978年释放后，任吉林财贸学远财经教研室主任、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全国财经院校《资本论》学会顾问。1986年平反，恢复党籍。1991年逝世。

●朱自舜（1909-1996，女）又名朱自纯、朱子纯，孟庆树的好友。原籍四川省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浙江省临海县（今临海市）东塍镇绚珠村李敬永妻。1925年加入共青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在重庆从事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1927年被派往武汉江岸铁路工人区区委工作。1928年受党组织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共产国际秘密通信学校学习。1928年六大期间，朱自纯与邓颖超、刘伯承、陈学熙（临海人）、瞿景白、孟庆树、陈绍禹、沈泽民、何叔衡、刘伯坚、徐特立等49人被列为指定参加及旁听代表。又参加共青团"五大"秘书处工作，后又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做党的机要工作。在莫斯科朱自纯结识了李敬永，二人志同道合，相互钟情。1931年党派二人回国一起作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绝密通信工作，由此结为伉俪。1933年由于叛徒出卖，朱自纯与李敬永一同被捕，乘即将临产之机借包衣服取下作警报用的窗帘布，保护了组织。因叛徒不知其真实身份，又即将临产，遂允其假释就医，意在放长线钓大鱼。不料朱自纯却机智地甩掉特务跟踪，跳车逃脱，当夜离沪到杭州面见夫兄李瑾侯设法营救李敬永，因此早产，落下重病。1937年，同李敬永一起找到党组织，被派往敌人内部做情报工作。后再度与党失去联系。虽重病缠身，环境险恶，始终积极找党。新中国成立后，朱自纯在高等教育部等单位从事新中国的教育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后，当终于对她作出了政治历史清楚的结论，并从新回到了党组织中。（可想而知此前是什么一种状况）评价她"一生热爱党，以党的事业为重，工作勤奋，任劳任怨，为革命事业做出了毕生的贡献"。（可说是盖棺论定吧） 1996年，朱自纯在北京病逝，骨灰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李元杰淡出政治、平淡生活。

附不同声音：

李敬永（1902-1987），浙江省临海县（今临海市）东塍镇绚珠村人，李瑾侯之胞弟。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25年3月加入共青团，是临海乙丑读书社首任主席，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上海市徐家汇区区委委员。1926年受党委派秘密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校中兼任翻译，先后担任过本年级（13个班）的中共宣传委员，全校学生公社教育委员会主席、翻译班党组长等职。1929年，与秦邦宪（博古）、黄文杰等一起考入莫斯科共产主义科学院中国问题研究所研究生。1931年，被派到共产国际秘密训练班学习无线电通信和密码，任中国组组长，年底回国后，曾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秦邦宪的机要员，负责上海中共中央的机要工作，以及党中央、共产国际和中央苏区三者之间的绝密通信联系。与朱自纯结为伉俪。同时兼任中央宣传部干事，以史琪、泗琪、乐思等笔名为党报《红旗》、《斗争》写文章。1933年3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叛徒只知李敬永是留苏的中共党员而不知其工作职务，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始终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其间，在党组织和其其亲属的积极艰难和多方营救下，终于保释出狱。（保释就是交保释放，是要履行一定手续的，至少是有人替他画押签字了的）1934年出任临海县海门东山中学代理校长，与该校美术教师、中共党员陈叔亮等秘密开展党的地下活动。1937年，李敬永找到党组织，经组织委派进入国民党空军，任前敌总指挥周至柔俄语翻译，兼任空军上海通信器材修造厂厂长。1948年策动陈芳允等留在上海不去台湾，自往大夏大学任教授。受党组织派遣策动舟山蒋军柳际明起义未成。1950年4月调往北京，历任教育部翻译室主任、中苏友协总干事、高等教育部专家工作室副主任、高等教育出版社编审室主任等职，1961年反右倾，下放河南百泉农专任教授、教务长，一年后平反。"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残酷批斗，1978年后平反昭雪，作出了政治历史清楚的结论以及"该同志热爱党，忠于革命事业"的评价。离休后安排杭州生活，1987年病逝于杭州，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在有新的资料出现之前，说这位曾任本年级（13个班）的中共宣传委员，全校学生公社教育委员会主席、翻译班党组长等职，与秦邦宪（博古）、黄文杰等一起考入莫斯科共产主义科学院中国问题研究所研究生的李敬永就是李元杰，应该是李冠李戴。这样，东塍人就可以自豪的说：二十八个半，我们东塍镇就占了一双。

李瑾侯（1898--1991），曾用名拱衡，浙江省临海县（今临海市）东塍镇绚珠村人，李敬永之胞兄。1916年12月毕业于省立六中，1923年毕业于北京法政大学，1926年去广州，出任虎门要塞司令部主任秘书（要塞司令王萼邻村岭根人，与蒋介石保定同学，因为蒋出主意制造中山舰事件而获职）。同年北伐开始，出任北伐军东路军总司令部军法官（东路军指挥何应钦）。1927年至1938年期间分别任金华、建德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福建省会公安局主任秘书等职（局长同村同族人李进德，台州中学同班毕业同学）。1939年至1945年抗战期间，回乡与地方缙绅创办战时东塍补习中学，出任校长。1946年至1948年出任江苏省高等法院检察官，审理汉奸案件。1950年11月为临海县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956年起为县政协一至七届委员，又由于和周至柔的小学同窗（中学高周二届）好友关系，任县七、八、九届人大代表，政协六届常委，三届社会联络组副组长，县归侨联合会副主席。瑾侯先生一生的最大失误是在营救了胞弟李敬永以后，没有设法将其送到苏区。致使胞弟失去了一个成为杨尚昆式大人物的机会而受冷落抱恨终生。

●王保礼又名王宝礼。苏州工人，曾任中山大学副校长（花瓶性质）。后淡出政治、平淡生活。

●肖特甫淡出政治、平淡生活。

附录：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简介

1920年5月决定建立莫斯科东方大学(全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招生对象是苏联远东各少数民族和亚洲各国的革命青年。瞿秋白、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王一飞、柯庆施、彭述之等首批去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东方大学中国部改名为孙逸仙大学，又叫中山大学。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选送一批人去中山大学。张闻天、叶剑英、王稼祥、秦邦宪、罗亦农、许光达、杨尚昆、伍修权、乌兰夫、廖承志、刘伯坚、谭平山、蒋经国、屈武、谷正纲等都在东方大学或中山大学学习过。1923年以后，朱德、邓小平、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聂荣臻、李富春等从西欧转到莫斯科东方大学。1926年中山大学在校生340人， 1927年达到800人。到中山大学1930年关闭止，留学生总数当在千人以上。另外，1922年联共(布)远东局在满洲里开设政治学校，毕业后分送苏各大学续读，共接收中国学生310人(广州180，上海、北平、天津共100，湖南、云南、黄埔军校各10人) 。

谢选骏指出：二十八个半的存在，凸显中国在黑暗的谷底所作的挣扎。这种绝境，是五胡乱华以来一千六百年未见之变局。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对叛徒夫妻》

她以同情的口吻问：“这几年来，你受苦了吧?”王鹤寿始终神态自若地靠在沙发上，摇着一柄纸折扇，听到这话，坦然地一笑：“这是我们党内自己的事情，算不了什么!”一句话，说得老太太顿时无言以对。

秦曼云出生于山东济南一个渐趋没落的书香世家，其兄长秦茂轩还是一位可敬的革命烈士，然而，秦曼云自己的道路竟是如此崎岖。

早年在山东省立济南女子中学读书时，秦曼云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省立女中团支部书记。那是一个“红色崇拜”的年代。“去莫斯科”，成了多少革命青年男女的梦想和企盼。

1925年夏至1927年秋，中共党组织先后派秦曼云等人前往苏联“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莫斯科的这几所学校，是专门培养中国革命干部的最高学府。

1927年初，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秦曼云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翌年6月与关向应结为夫妻。关向应是中国革命第一代的著名领袖人物。

1929年春，关、秦两人奉命回国。秦曼云先在团中央女工部工作，是年冬天，又随关向应赴中央军委秘书处担任机要秘书一职。1930年8月，两人奉命由上海赴武汉，秦曼云在长江局秘书处工作，后因机关被敌人破坏而撤回上海，随即在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机关从事机要工作。

关向应则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常委、中央军事部副部长，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江局军委书记。这一期间，关向应在上海曾被英租界巡捕房逮捕。狱中他坚贞不屈，因为没有暴露身份(化名“李世珍”)，加上周恩来指示中央特科陈赓实施积极营救，租界当局最终以证据不足拒绝向国民党当局引渡，关向应有惊无险地被释放。出狱后，关于1932年初奉命前往湘鄂西苏区，开始与贺龙共同战斗，从此带领红军转战南北，长达十数年。

而秦曼云则由于自己的工作无人接替，未能与关向应随行。也是这一别，两人从此分道扬镳。

1929年关向应与夫人秦曼云在上海

被捕变节

秦曼云从事革命事业的巅峰，是在1928年6月至7月的莫斯科中共六大会议上。当时她的代号是“74号”，其间她参与了大会组织委员会、苏维埃委员会和妇女委员会的工作，还参加了大会秘书处文书科的工作，并承担办壁报的任务。

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党的中央机关一直安置在租界中。国民党不断加强清洗和围剿，中共在上海的机关屡遭摧残和破坏。此时，秦曼云担任共产国际代表联络处主任兼上海中央执行局总会计，可谓重任在身。

1934年6月26日晚，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在办公处被特务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办公处工作人员秦曼云、仇爱贞等，中共江苏省机关随即被破获，书记赵立人等也遭逮捕。

秦曼云被捕后随即成为叛徒，李竹声亦在被捕后叛变，供出了中共在上海和苏区的许多机密，如中央红军的兵力和作战计划，以及上海中央局的电台位置等，接着他又供出了中共另一重要领导人盛忠亮的住址，盛随即在法租界被捕并叛变。这种中央领导相继被捕和叛变的现象不时发生，如总书记向忠发、特科“打狗队”队长顾顺章等，说明当时中共党组织成分严重不纯。

李竹声、盛忠亮的相继被捕和叛变，给中共中央造成重大损失，党在上海的组织网络几乎瘫痪，中共与苏联的联系也因此中断。此前中共在上海的机关与莫斯科之间有地下电台联络，邓颖超在奉命去江西前曾与秦曼云商定用专门编制的密码进行通信。

后来，黄文杰出任上海中央局书记，不幸又于1935年2月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中央局组织部长何成湘、宣传部长朱镜我、文委书记阳翰笙等三十余人。至此，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基本被摧毁，中央机关被迫撤至苏区。

盛忠亮与秦曼云

盛忠亮与秦曼云

盛忠亮，后易名盛岳，湖南人，1907年出生，北京国立法政大学学生，大革命中参加革命，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秘书、全国学联中共支部书记。1926年盛忠亮因受到北洋政府通缉，被中共北京市委选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于1932年回国，任中央宣传部长、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和叛变后，盛忠亮曾短暂接任中共中央局书记一职。而当时他的爱人，正是秦曼云。

据说盛忠亮被捕后曾在受审时一言不发，大有坚贞不屈的架势。国民党特务向叛徒顾顺章求教，顾献上妙计：盛忠亮对女友秦曼云言听计从，可从秦处下手。国民党特务立即将秦曼云从南京解往上海，经过秦曼云的苦口劝说，盛忠亮随即折节叛变。

李竹声和盛忠亮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二期学生，也都是王明宗派主义小团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核心人物。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新任校长米夫与王明等拉帮结派，最终形成一个宗派阵营。

盛忠亮是学生出身，热衷于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经验，学习成绩优异，自视颇高。王明等人为了争取盛忠亮，不惜采取卑劣做法，即：“最可耻的是，竟用李竹声的老婆方俊如施美人计把盛忠亮拉过去。”盛忠亮入伙后果然了得，他被米夫等重用为中山大学支部局秘书，全盘负责文字和会议的翻译工作，参与机密，炙手可热。据说盛后来还是苏联进行“大清洗”时“别格乌”(“契卡”前身)的助手，曾参与对中国被捕同学的逼供。

曾经“最革命的”、“左得出奇”的盛忠亮，被捕后竟相当“爽快”地投降叛变，成为国民党特务。这一教训不为不大，不为不深。

秦曼云在说服爱人叛变之后，又奉命出庭指证黄文杰等人。不过，黄文杰、朱镜我、杜国庠、田汉、阳翰笙等被捕同志却终止了这一时期党内“被捕即叛变”的恶性循环，他们在狱中大义凛然，表现出真正共产党人的风范。

1943年，盛忠亮在民族抗争的热潮中天良发现，离妻别子，奔赴战场，任中国驻印远征军特别党部少将书记长，其间协同郑洞国将军转战印缅战场达三年之久，为盟军在东南亚战区的胜利做了一些工作。抗战胜利后，盛忠亮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曾任欧洲司司长，曾出任驻乌拉圭和伊拉克的大使。解放前夕，盛、秦夫妇转赴台湾，后定居美国。

1937年，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在延安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在热门的党史参考研究资料中，《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是其中之一。而这本著名的“黑皮书”的作者正是盛忠亮。

此书的最大亮点，是由亲历者讲述了中共党史上那个被人猜测过无数次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故事。在书中，盛忠亮专门讲述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和毛泽东争夺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斗争”等内容。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本书是他真实而又不乏见解的忏悔录。

盛忠亮写道：“在中共六大时，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还没有形成”，“只是到后来，中山大学的一群学生，我是其中一员，才慢慢被人叫成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

原来，在当时苏共内部激烈斗争的背景下，围绕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教务派”和“支部派”，中国学生也展开了同样激烈的斗争。王明等人和校长米夫站在了一起，打压“教务派”和中共代表团(瞿秋白、张国焘等)，又炮制了“江浙同乡会”等冤案，“并由此而最后形成有名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

盛忠亮回忆：当时，“米夫年轻，经验不足，并且普遍地不得人心。在他当校长的时候，大多数学生就不喜欢他，因为他很少同他们打成一片，他只和一小撮俄语流畅的人保持接触，这些人后来以‘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著称”。他还说：“随着1925年后中国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中国形势对共产国际当然也就越来越重要。米夫担任的中山大学校长的职位也就随之成了为人所共羡的美差。再者，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权力斗争，给了他进一步改善其地位的机会。”

在米夫的支持下，在莫斯科中国学生的争论中，“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以胜利的姿态问世”，并且“为他们后来夺取整个中共的领导权的斗争奠定了基础”。于是，当这些喝过莫斯科洋墨水的优秀学生回国后，这批“斗争干部”先是反对李立三的路线，接着反对瞿秋白、周恩来的“调和主义错误”，又反对何孟雄、罗章龙等的争夺，最终米夫跟着来到中国，“用把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拉进中共中央的办法，来对中共中央加以改组，从而加速实现中共‘布尔什维克化’”。

对此，盛忠亮在书中客观地指出：“所谓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是俄国人精心培养的。俄国人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控制中共，把它改造成一个无限忠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政党……他们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大获全胜。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前，他们一直牢牢控制中央。”这也就造成了中国革命的严重失败，以及“十年内战”期间中国的持续动乱和国势颓败。

王明

盛忠亮还出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具体名单：

陈绍禹(王明)、孟庆树(王明之妻)、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王稼祥、杨尚昆、陈昌浩、杜作祥(陈的妻子)、沈泽民、张琴秋(沈的妻子)、陈原道、殷鉴、朱阿根、何克全(凯丰)、夏曦、李竹声、盛忠亮、孙济民、王保礼、汪盛荻、王云程、袁家镛、王盛荣、朱子纯(女，即朱自舜)、何子述、李元杰、宋潘民、肖特甫。(至于那个“半”，当是徐以新，即徐一新，后为外交部驻外大使。)

盛忠亮分析这份名单：其中的成员都是来自于长江流域的党员或团员(湖北最多)，有4位女性，出身工人的有5个，其余全是知识分子，约二十人受过高等教育，且多为中共要员。这些人后来的命运，4人去世，3人为烈士(陈原道、何子述等)，还有11人“被国民党抓捕后脱离了共产党，其中三人在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后被捕和处决”—这最后的一群人之中，当然就有盛忠亮自己了。

至于“二十八个半”的产生，是由于1929年夏天莫斯科中山大学有一个“十天大会”，在此次会议上，有28个人投票赞成党支部局的意见，还有一个“摇摆不定的人”，忽而赞成，忽而不赞成，于是遂有“二十八个半”之称。另据李一凡的回忆，之所以称为“二十八个半”，是“由于王明一伙一贯自吹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而在这二十九人当中还有一个远未成年的人。

事实上，“二十八个半”的来历并不重要，究其本意，应该是后来的人们借助这一称号，讥讽和嘲笑当时以“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自居的王明及其追随者。不过，“二十八个半”只是特定时空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他们学成归国之后，随着实践经验以及中国革命的成熟，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比如个中的人物，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就有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何克全等，杨尚昆更是第二代领导人中职任共和国主席的人物，其他许多人也先后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功勋。

“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叛徒，除盛忠亮外，还有李竹声(解放后被抓获，1973年病死狱中)、袁家镛(1934年与李竹声一起被捕叛变，后在“中统”工作，改名严英)、王云程(团中央书记，1933年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后叛变)、孙济民(团中央组织部长，解放后被逮捕法办)。此外还有一些未能查明的人，如朱阿根(回国后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汪盛荻(回国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解放后在湖南被处决)、李元杰、王保礼(曾“荣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之位，回国后叛变)。也有一些人后来退出革命，如朱自舜、杜作祥、肖特甫。

除了“二十八个半”中的叛徒，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之中，后来堕落为中国革命叛徒的，还有任卓宣(叶青)、蒋先启、费侠、费克勤等人。

盛忠亮

海外归来的“阔太太”

有人曾问：“盛岳、秦曼云这一对叛徒夫妻，后来为何没有遭到中共‘特科’的‘清算’，最后也没有像张国焘和顾顺章那样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排挤和抛弃，反而结局挺好?”

也许是由于他们叛变后隐蔽得较深，中共“特科”后来也受到重大挫折，无力“迅速出击”，使他们得以苟活;而且，他们没有像张国焘和顾顺章那样张扬，当然也没有像张和顾那样的“资格”来让国民党特务“较劲”。所谓叛徒，聪明者，会选择低调以苟且偷生，时间一长，也就不在人们的视线之中了。一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盛忠亮全然不谈自己和秦曼云叛变后的经历和生活，可能是难以启齿吧。

盛忠亮晚年身居海外，仍关心祖国状况，并情系家乡教育。从2000年起，他在故乡湖南石门设立了一项“盛氏女儿文教基金会”，资助石门的贫困女子完成学业。至于秦曼云，更多次回国观光，还作为“爱国华侨”应邀参加过国庆观礼。1986年秋，秦曼云回国探亲时专程去延安参观了关向应的故居，并瞻仰了关向应的陵墓—此时此地，不知她作何感想?

陶铸的女儿陶斯亮曾在一篇《我与干爸爸王鹤寿》的回忆文章中提及一件事，实际上说的就是秦曼云。她说：

大概是1981年，干爸让我陪他去北京饭店探望一位美籍华人。据我所知，中纪委的工作与外国人素不相干。这是位什么样的外籍客人，竟要中纪委的领导同志亲自去探望?我很纳闷。

干爸告诉我，这位美国女士，一度曾是关向应同志的爱人，也是他1926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同学，并一起出席过党的六大。回国后，干爸和这位女士先后被捕入狱。这位女士很快叛变了革命，释放后与一位男叛徒一起投奔了国民党，解放前夕逃到台湾。1964年夫妇二人迁居美国经商，买卖兴隆，生活富裕。此次回国观光，这位女士多次向有关部门请求，想见见当年莫斯科的老同学。组织上安排干爸前往探望，但他不想一个人面对有如此复杂历史的人，所以就拉上了我。

这是一次让我终身难忘的会见。房门打开后，我眼前出现的俨然是一位阔太太。虽然已70高龄，依然化着浓妆，上着鲜艳绸衫，下穿绿喇叭裤，尖尖的高跟鞋、佩带着项链和耳环。老太太首先打听当年东方大学同学们的下落、境况，干爸简短的回答平静的叙述分外感人肺腑。那些东大的共产党人，离开人世的，个个是鬼雄;尚存人间的，亦皆为人杰。

老太太面带愧色，神情很不自然。她吞吐地向这位共产党的中纪委副主任陈述了1927年被捕的经过，极力为自己的变节行为开脱;她从侧面，却又不无真诚地询问了关向应同志死难的经过;她还表示，为了祖国的统一大业，愿意为共产党尽力效劳。最后，她以同情的口吻问：“这几年来，你受苦了吧?”干爸始终神态自若地靠在沙发上，摇着一柄纸折扇，听到这话，坦然地一笑：“这是我们党内自己的事情，算不了什么!”一句话，说得老太太顿时无言以对。

2001年，秦曼云去世。

谢选骏指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对叛徒夫妻”这个说法不妥，因为这二十八个半其实都是中国的叛徒，都是苏联所豢养的癞皮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