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蔡元培？》（知乎 2017-10-14）报道：
“我其实不想看到真实的蔡先生，我希望蔡先生永远都是那个不惜生命也要去刺杀满清高官乃至于慈禧太后的那个蔡先生。我想看到的是那个敢于革命，勇于革命的蔡先生。我希望蔡先生永远都是那样一个人！” ——赤色黎明
从革命的先进性上来说，蔡元培代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是一个步骤，也就是说如果清末的革命为0分，GCD的革命为90分，蔡元培的革命也就是个50分；当社会处于0分时，蔡元培革命是进步的；当社会处于30分时，蔡元培革命是进步的；当社会处于55分时，蔡元培就觉得社会太激进了，那些激进分子必须得消灭，让社会回到50分他自认得完美状态。这并不是说蔡元培不与时俱进，而是蔡元培自己的阶级立场决定的，他始终坚守自己的阶级立场，从无动摇。
蔡元培是封建开明知识分子最卓越的人士；他的教育理念非常开明，但是他的政治主张就是劳动者必须被知识分子统治（清党可证）；因为封建社会下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来自于地主士绅集团，所以蔡元培也是地主士绅最优秀的代表。
现在社会上的公知缅怀蔡元培，不如说他们是在缅怀知识分子在民国时期的地位。可是换个角度想，这些公知如果真的生在民国，大多数也不过就是个泥腿子的命，还想读书？饿死都活该。另一方面这些公知也就是一张嘴的胆量，让他们去领导个运动，是打死都不会出头的。也就是统一战线救了他们。
蔡元培的好学生之一，柳亚子，非常有出息，当上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兼监察委员会主席，可以说是光耀师门了，简直就是老师的骄傲，北大的榜样。柳亚子作为蔡的学生对老师十分尊重，自然是因为老师对学生的关照也是十分细致的。
直到柳亚子发现自己也上了老师的黑名单。
柳亚子也是比较委婉，在回忆蔡元培的书里说“对自己影响很大，自己感到很震惊”。其实就是要枪毙
他早期虽然是著名的革命派，也支持过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陈独秀李大钊时期），但当时的共产主义运动更多是传统的第二国际式的工人运动，符合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良心。但到了四一二时期，一则苏联革命的残酷性必然打破了蔡元培对于革命的许多温情脉脉的幻想（这从四一二之后蔡元培辞职也可以看出，他对革命这种“暴烈的行动”理解不深），二则当时共产党已经从一个第二国际式的工人运动的党发展为了组织农会的深入农民的党（大革命时期，农民阶级在中共的领导下，组织农会，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和不法地主，推翻地主政权和武装，建立农民的政权和武装，这个过程和江浙地区的地主文人阶级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综上所述，蔡元培对中共的立场发生转变也就不足为奇了，蔡元培从未发生任何变化，他始终是江浙地主文人阶级的领袖，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但在这一二十年中，中国革命形势和中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终引起了双方的激烈的冲突。
最后引用两段共产党宣言“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蔡元培的传统知识分子式的主张，在教育等方面有一些可取之处，但全面落后于工业化（无论是资本主义工业化还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所以他先是保护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后又积极参与四一二，最后被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冷酷无情的激烈冲突所震撼以至于辞职。他这一连串立场的不断变化只是反映了他个人在时代局限性之下的全面落后。
蔡元培在北大时标榜宽容并包，那是因为他作为国民党元老，故意要利用文士给北洋政府捣乱。也是为了派系斗争服务，他要用浙党干掉桐城派。等到北伐胜利，他主政国府教育时就成党化教育鼻祖了。当初他是煽动学生闹事的，没想到九一八后也被学生好像扔出窗外。 他对老蒋说：北伐前我们得用群众运动，现在我们夺得了天下，还搞群众运动干嘛？ 四一二清党，屠杀民族青年精华，让国民党自己也元气大伤的宣言就是蔡元培、吴稚辉等人领衔牵头写的。
蔡元培是被自由派神化的一个人，在自由派思潮很大程度笼罩媒体乃至整个知识圈时，蔡元培的另一面也就自然而然被封杀了。
1927年3月21日，张静江自江西蒋介石行营到达杭州。当晚，蔡元培与邵元冲即往张所住的新新旅馆拜访，张静江向他们介绍了有关蒋介石正在策划的反共清党计划，说：“介石对于与共产党分离事已具决心，南京定后，即当来宁共商应付。”
3月24日，蔡元培与张静江一起去上海，同吴稚晖、李已曾等商量如何配合蒋介石将要进行的清党大计。
3月27日，蔡元培迁入丰林桥蒋介石总部行营， 准备召开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会议，具体讨论与共产党分裂方法。
4月18日，蒋介石操纵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为成立的国民政府授印并发表演说，提出要消灭武汉国民政府。
从1927年3月底，至4月中旬，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部分右派在上海多次策划清党，这一系列密会的主席就是蔡元培。3月28日的会议，被称为“预备会”，5名到会的监察委员中，除古应芬资历稍浅以外，其余4人都是民国元老：即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根据会议的原始记录①：吴稚晖首先发言，称中共谋反，应行纠察，开展“护党救国运动”，蔡元培作为主席，不仅不制止，反而立表赞成，提出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的建议，与国民党极右分子——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叫嚣同出一辙。
4月2日，正式开会，监察委员增加了陈果夫、李宗仁、黄绍竑3人。吴稚晖提交查办共党的呈文之后，蔡元培随即向大家出示两份材料作为证据，一份是中共自二大以来“阴谋破坏国民党”的种种决议和通告，另一份是中共在浙江“阻止入党”、“煽惑民众”、“扰乱后方”、“捣毁米铺”、“压迫工人”等若干条罪状。经过他同意，会上还审定了既有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等中共领袖，也有柳亚子、徐谦、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黑名单，将近两百人，与会者一致决定：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这些首要危险分子，“就地知照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制止活动”。此后，在蔡元培的主持下，这一部分监察委员又开了4次“清党”密会。当然，光是开密会，肯定不够光明正大，凡是都得师出有名，才能理直气壮。
于是，蔡元培又在4月9日，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一起发出 3000余字的“护党救国”联名通电，痛斥联共政策的种种荒谬，严词指责工农运动，号召“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凛丧亡之无日，披发缨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端视此举”，从而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背景资料：四·一二清党屠国民党员近38万一般都说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國民黨清党只针对中共，给中共造成了巨大损失，但很多人好象忽略了一个事实，國民黨搞清党不但是杀害中G党员，还屠杀了一大批对蒋、汪持反对意见，忠实于孙、拥护和执行三大政策的中下层國民黨员。）
1927年4月清党前，國民黨自己的统计数据是：普通党员人数（不含军政和海外党员）约65万，而到1928年3月，即上海“4·12”和武汉“7·15”后约一年，國民黨员人数已经锐减到22万，到一年后的1929年12月仅回升到27万，其中绝大多数党员还是是军队或高级党政机关的人员。（具有國民黨员身份的中G党员在清党前一共5万多人，即使这5万多人全部算在内，也意味着國民黨这次清党自己清掉了38万國民黨党员，超过全部党员的一半多。）
清党为什么连自己的党员也大批杀掉？这恐怕是因为国共合作期间，大多数國民黨党员忠实于孙，拥护执行孙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双方的基层党员、干部关系密切，而且双方的主张并无太大分歧，长期在一个战壕中并肩战斗，双方早已接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清党分共，不过是國民黨反对派上层为争夺北伐战争胜利果实与全国政治权力的谋略手段，并不为大批國民黨下层党员及左派所认可，岂是上面一句话就可以让他们互相轻易杀戮的。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清党之时，國民黨高层喊出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现在人只是想当然地认为是其白色恐怖，却不知这口号是有针对性的（矛头直指广大基层國民黨员）。
据史料记载，國民黨清共之时，首当其冲的便是其在各地的國民黨基层党部，清党的军队一到地方，即将当地县、乡或区党部的國民黨人员集体关押或杀害，根本不分什么国、共。如马日事变，湖南的工农革命群众被杀者达数万，而其中的中G党员仅几百人，死于反動派军队屠杀的國民黨员却高达数千，当地农村中的基层國民黨员几乎被杀光。清党使國民黨基层组织受到了毁灭性破坏，北伐前后各省建立的县乡國民黨基层组织，“清党后基本瓦解，恢复得十分缓慢”。
到1933年，全国仅有17%的县建立有县党部。南京zf统治中心的浙江也不过69%。更不要说下面乡镇的党组织了。北伐战争中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农、工群众动员起来支援前线的景况从此在國民黨当局身上是完全绝迹了。國民黨方面有这样一段隐晦的描述，“只能在城市的上层可以看到，农村中是很难找到党的势力的微弱影响”；“不但在农民中很难找到國民黨党员，并且在一切农民运动负责人员中，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员中，在农村文化教育负责人员中，以及农村经济建设负责人员中，都不容易看到國民黨党员的踪迹。”——何汉文：《如何树立國民黨在农村中的基础》，《國民黨中央周刊》第1卷第30期，1939年3月。
國民黨人员统计数据：
广东 1926年10月统计， 國民黨党员人数156915人；1934年11月统计， 党员人数87202人；
广西 1926年10月统计， 國民黨党员人数128394人；1934年11月统计， 党员人数5671人；
湖南 1926年10月统计， 國民黨党员人数34400人； 1934年11月统计， 党员人数21087人；
湖北 1926年10月统计， 國民黨党员人数30000人； 1934年11月统计， 党员人数12236人。
文章资料出处：
(1) 《中国國民黨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册第79－81、101－104、122－124、362－366、436－437页附表、506－ 507页附表、558页附表、608页附表；下册第78页附表、112页附表。
(2)《民国十八年中国國民黨年鉴》，中国國民黨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第739页。两广与两湖是北伐前后國民黨的主要控制地区，从统计数据看1927年清党后到抗战前國民黨党员人数再也没能恢复过来，损失最大的是广西，12万余党员到1934年杀的仅剩5千人，是1927年的一个零头不到中央清党审判委员会由总司令部军法处胡逸民牵头组织，他公开说：“溯自清党运动开始以来各处土豪劣绅均乘此机会大肆活动。凡曾努力于革命之青年，鲜不加以共产头号，以图一笔抹杀。……长此以往，国民党之元气不伤于共产党之捣乱，亦将伤于土豪劣绅之手矣。”
谢选骏指出：以上是极左派对于蔡元培的看法。他们都忘记了蔡元培还是一条满人的走狗——蔡元培25岁钻进狗洞，沦为满狗的“进士”，还被满清牲口提拔为“翰林院庶吉士”！什么叫做“进士”？就是“钻进狗洞的士子”。蔡元培就是这样的满狗，直到他四十三岁才剪掉了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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