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在数字上颇重“三”字，法律言约法“三章”，官制言“三公”，乡亭长制言“三老”，京师强本之地言“三辅”，统治阶级的意识言“一贯三谓之王”，春秋的复古言“三世”、“三统”。到了汉魏之际，“三”字落伍，多重七八九之数了。伪袭禹贡分中国为“九州”，符引纬书锡权臣以“九锡”，权拔人才题为“九品”，党锢名士有“八俊”、“八顾”、“八及”、“八厨”，建安文才有“七子”，竹林谈士有“七贤”。
不要以为上面的一段数字的比较是编排古人，这里面正有一番消息，隐约潜伏于抽象数字的背后。一句话讲来，盛汉人士引经据典，言之有本，而汉魏之际，离经叛道，权变其法。又重说一句，三字意识在于安固（如贾谊治安策列三义），而七八九字意识则偏于“非常”（如三国人讲的非常之世和非常之才）。再简略说一句，前者守经，而后者执权。
时代既然不能再以春秋之义整而齐之，三而一之，那么贯其道者，便不得不变从“取给多方”，荀彧所谓“事固有弃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权一时之势，不患本之不固可也”（魏志卷十本传）。因而，年少幸进，思想巧儁。若追寻其权变的根源，有历史社会的背景来证实，前章已详说明，这里且引曹丕典论自序一段，看“富室强族”如何在“禅”代的历史中纷纷起家：“是时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恶（董）卓之凶逆，家家思乱，人人自危。山东牧守，咸以春秋之义：卫人讨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讨贼。
于是大兴义兵，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而山东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灭。会黄巾盛于海岳，山寇暴于并冀，乘胜转攻，席卷而南，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溃，百姓死亡，暴骨如莽！”
上面的话有两点可注意的，一是汉以来的强宗豪族内讧（这应从党锢说起，已见第二卷）的发展，一是农民暴动的高潮。在所谓“家家思乱，人人自危”的时代，虽以“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立志的当代智谋少年诸葛亮，也不能“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迫出茅庐，问鼎三国了。我们从人物出身的关系来讲，当时才子名士之所以飘扬云会，确有着在世族名门限界之内的中世纪舆论，为之标榜，以至形成了所谓朋党。这在党锢时代，就相对地从汉法度的严密局限之中，网开一面，发生清议。惟中世纪形式的舆论，例如清议，却不是公意的制度，而仅是专制制度之漏洞，在最高统治权比较薄弱的时候，才能有不合法的“鄙生之议”；这就党锢之“锢”而言，便可以顾名思义。顾亭林过进东京，而他的话还可以参考：“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下言东汉）……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日知录卷一三）曹魏秉政，定九品中正之制，可以说是在广泛的形式上使清议相对地合法化了，这宁是发展了顾亭林所谓东京风俗，而不能就斥为权诈奸逆。如果说魏法是有限度的极其形式的高门大族的中世纪舆论，并不溢美，而要说它比东汉风俗为“坏方败常”，那便有偏见或主观的爱憎心了。顾亭林就有这样的偏见：“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弛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谓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求利为先。至正始之际，而一二浮诞之徒，骋其智识，蔑周孔之书，习老庄之教，风俗又为之一变。”（日知录卷一三）
由汉人的角度来看魏曹氏父子，可以说其叛逆，如从魏家的角度来夸魏制，则如曹植与杨德祖书所说：“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
打个八折来讲，曹操父子以诗文知名，懂得统治者怎样延才的手段，故人才群集洛下，与荆州比美。自然这并不是曹氏一家如此，在当时如刘表刘备孙权都有这样的倾向，不过曹氏父子专擅了刘汉政权，有统一中国的野心，因此，拉拢治国之术的偏行才士而外，复招集了一般新进的少年人物，历史既允许汉代三而一之地规规矩矩复春秋之古仪古式，能不让魏代乱七八糟地或玄妙多方地复战国之古道古辩么？退一步言，当时富室强族，八方纷争，曹魏顿设所谓“天网”“八纮”，招待名门珠玉与世族奇伟，这政策是容易理解的。到了司马晋禅代，颁布了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的占田制度与防止“藏匿”劳动力的户调制度，对于豪门大族更加妥协起来，这才更暴露了如葛洪所讲的“交游”“品藻”的歪风。
从人物方面着眼，汉末从来的浮华交游，正是为品题身分性所不可缺乏的条件，所谓品题，在身分性地主阶级看来，是“公论”，实质上却是中世纪名族范围内之斗争手段。因为形式主义争辩的发展，清议的政争，又逐渐变成了清谈的思辩。加以社会历史的矛盾，来自外部的民族关系也好，或来自农民战争也好，都迫使着统治阶级的思想修正汉代的神道，而代之以概念化的神道，故建安七子（孔融、陈琳、徐干、王粲、阮瑀、应瑒、刘桢）的幻觉，竹林七贤（嵇康、山涛、刘伶、阮籍、向秀、阮咸、王戎）的错觉，食散饮酒，都是历史的，而不是天才的。到了晋室南渡以后，超感觉的形式玄谈也变质了，剩下来的只是王谢袁萧（侨姓）与朱张陆顾（吴姓）的门第品价了。
由“一贯三之谓王”的汉代统一帝国，到了七嘴八舌的三国多门割据，思想上人物的脚色出场者，好像古代晋之“一国三公，无所适从”，楚之“尾大不掉”，在名族内部也就各自为了“兴宗”“立家”而和命运苦斗了。这个形势，经过曹氏父子尚刑名崇放达的权变，更由九品中正制度的法度，使名族年少的舆论，从汉末不合法的清议，变成魏晋合法的清谈。人物的出演者，在名族的宇宙中（“国士门风”），也就把握住一种社会风习，叫做“品题”——中世纪的特种形式的舆论或公论。“公论”二字见于史者，例如：“王大将军（敦）下，庾公问：‘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君家中郎（庾顗），我家太尉（王衍），阿平（王澄），胡母彦国。阿平故当最劣。’庾曰：‘似未肯劣！’庾又问：‘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问：‘何者是？’王曰：‘噫！其自有公论。’”（世说新语品藻）此所谓“公论”，限于名族之间的形式的争辩，换言之，这是贵族争取身分的舆论。其源应溯于汉末党锢时代，范晔论曰：“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太学……
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庭，疑乱风俗。”（后汉书卷九七）
关于党锢思想，在第二卷已有专章研究，这里要指明的是，中世纪品题的渊源是发生于名族宾客之间狭义的公论。然而就是这种多门评政，也不允许在中世纪合法地存在，党锢之祸，就说明了问题的内容。只有当形势开始有变态的转向，即只有从清议向超现实的空谈转变后，公论才成为合法的思想。这种转向应从郭林宗讲起，葛洪的正郭篇在这点有部分价值，后汉书郭泰传说：“林宗曰：‘吾夜观乾象，书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
性明知人，好奖训士类。……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范滂曰：‘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林宗虽善人伦，而不危言核论，故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也。及党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闳得免焉。……卒于家，时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余人，皆来会葬。”
郭林宗“虽善人伦，而不危言核论”，实开从清议转向清谈之风，嵇生以其知人则哲，崇为亚圣，葛洪则以其影响独大，著正郭以斥其机辩风姿，而纠正当世之景慕。因此，后来林下谈风，避实就虚，不能不说导源于林宗品题的学风。名族狭义的党派的公论变为狭义的概念的公论，这也反映了皇权对豪族的某些优势。世说新语首标德行篇，特举陈仲举郭林宗李元礼以开宗明义，例如：“郭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
“李元礼尝叹荀淑锺皓，曰：‘荀君清识难尚，锺君至德可师。’”
“正始之音”和人伦品题是分不开的，文帝崇放达，便与陈群吴质朱铄结为四友，同书品藻篇说：“正始中人士比论：以五荀方五陈——荀淑方陈实，荀靖方陈谌，荀爽方陈纪，荀彧方陈群，荀顗方陈泰；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绥，裴绰方王澄，裴瓒方王敦，裴遐方王导，裴頠方王戎，裴邈方王玄。”
按荀陈裴王都是当时的豪门名族。形式公论在理趣方面是概念的论难，在人品方面则是典型的方比。除了概念与典型的平等往来或平等攻难，其所谓“美”就乌有了。所谓九品论人，其制度的形成，是和这种“公论”，相互关联着的。姑不论“下流不可处，君子慎厥初”，已经表示身分门第的局限，即以品题而言，主观的同异爱憎，则又如锺嵘所说，“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中央专制主义的皇权就利用了门阀之间的党同伐异，而在矛盾中运用统一政策。在前节我们曾说到“正始之音”的概念论难——形式的平等理赌，也涉及“正始之音”的另一面，即典型批判——形式的平等估价。如何晏评夏侯玄为“深”的典型，司马师为“几”的典型，而自许为“神”的典型，而何等三人少齐名，善清谈。又如傅嘏夏侯玄“志大其量，能合虚声”，评何晏“言远而情近，好辩而无诚”，评邓扬“有为而无终，外要名利，内无关钥”，而傅等齐名不睦，亦善清谈。此外，如傅嘏评李丰“多疑”，荀粲评傅嘏锺会“识劣”，都自“文学”以外之“德行”而为价值的判断。魏志卷二八诸葛诞传注引：“是时为世俊士散骑常侍夏侯玄尚书诸葛诞邓扬之徒，共相题表：以玄畴四人为‘四聪’，诞备八人为‘八达’，中书监刘放子熙、孙资子密、吏部尚书卫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父居势位，容之，为‘三豫’，凡十五人。”
世说新语赏誉说：“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肃肃如入廊庙中，不修敬而人自敬。’……
见锺士季（会）‘如观武库，但睹矛戟。’……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
品题有标榜的，如荀氏“八龙”，也有设喻的，如诸葛三子“龙、虎、狗”。管辂神鉴何晏邓扬，更近于辱骂：“邓扬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倾倚，若无手足，谓之‘鬼燥’；何晏之视候，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谓之‘鬼幽’；故鬼燥者为风所收，鬼幽者为火所烧。”（魏志辂传注引）
复次，竹林七贤的人品识鉴，如魏氏春秋说：“山涛‘通简有德’，秀、咸、戎、伶‘朗达有 才’，于时之谈，以阮为首。”（世说新语品藻注）
他们相互间的标榜，则如同书所说：“山公（涛）举阮咸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赏誉）
“山公（涛）目嵇康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容止）
“王戎目山巨源（涛）：‘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赏誉）
“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答曰：‘君未见其父耳！’”（容止）
品藻人物的风气至晋益盛。从上面所述，我们知道在取辩的论难理赌时，所通的音旨有“题目”；现在应该指出，在评价人物的品行识量时，也有“题目”，或“目”，或“道”。例如：“时人欲题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彝）以问周侯（顗），周侯曰：‘可谓“卓朗”’，桓公曰：‘精神渊著。’”（赏誉）
“庾子嵩目和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磊砢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
“殷中军道右军：‘清鉴贵要。’”（赏誉）
品题时或“方比”或论胜，例如：“桓公少与殷侯（浩）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品藻）“王长史曰：‘（刘惔）韶音令辞不如我，往辄破的，胜我。’”
（品藻）
“有人以王中郎比车骑，车骑闻之曰：‘伊窟窟成就。’”（品藻）
“抚军问孙兴公：‘刘真长何如？’曰：‘清蔚简令。’‘王仲祖何如？’曰：‘温润恬和。’‘桓温何如？’曰：‘高爽迈出。’‘谢仁祖何如？’曰：‘清易令达。’‘阮思旷何如？’曰：‘弘润通长。’‘袁羊何如？’曰：‘洮洮清便。’‘殷洪远何如？’曰：‘远有致思。’‘卿自谓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经，悉不如诸贤；至于斟酌时宜，笼罩当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时复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萧条高寄，不与时务经怀，自谓此心无所与让也。’”（品藻）
品题末流之最下者是争名流的等级与门第的身分，例如：“桓大司马下都，问真长曰：‘闻会稽王语奇进尔耶？’刘曰：‘极进，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我辈耳！’”（品藻，晋书略同）
“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谢神意不变，……王之恐状，转见于色。……王谢旧齐名，于此始判优劣。”（雅量）
至于以颜色容止，评价身分富贵，以神童机敏，夸示兴宗骐骥，更是名族舆论的封建制的商标，这在西洋中世纪也不是例外。
品题人物，在魏晋时代的重要文献，是人物志。刘劭所作，邢昺所注的这一部书，详细分析了人品秉赋的先天殊异，特别着重内藏器度及其外现风貌的关联，这是九品论人制度在理论体系上最完整的反映。
总之，魏晋人物的“题目”至关重要，“公论”入于上品，既可以立致富贵（如锺会目裴楷清通，文帝即用裴为吏部郎），推许一登龙门，又可以名列玄谈胜场。故凡德行、言语、政事、文学，都要经过标榜，才能列入上品。“公论”在名族纷争的关系之下，是党同伐异的工具，品题与政派是相互依存的。有人以为“公论”赋予了魏晋人士一些自由学风，但因了名族暗斗明争的残酷历史，此“自由”便走向空虚的概念世界，而成为自由一般，把具体的自由升化烟散了。这“自由”使当时的人物早熟，同时也使他们早衰，宗教性的“神理”好像是永恒的，然而名族的“气运”却悲观了！悲观的人生态度，就是不健康的“自由”，我们在大量的魏晋墓志铭中很少发现有六十岁的人物，一个四十几岁死了的人，居然可称“高龄”。曹丕与吴质书已经说：“昔日游处，行则同兴，止则接席。……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东晋的感伤更深远了，世说新语伤逝说：“戴公见林法师墓，曰：‘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积，冀神理绵绵，不与气运俱尽耳！’”
谢选骏指出：《世说新语》虽非哲学，却写出了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二期中国文明之间的桥梁，那里记载了一个青春焕发的年代——大量的魏晋墓志铭中很少发现有六十岁的人物，一个四十几岁死了的人，居然可称“高龄”。不像现在的朽木，动辄活了百岁，却毫无建树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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