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清谈思想的历代评价
中国历史自公元三世纪初至七世纪初的四百年之间，史家称为魏晋南北朝，在此时期的支配思想，称为“清谈”或称为“玄学”。所谓清谈与玄学，历来论者多未指明其含义何在，简言之，清谈与玄学即烦琐的三玄与名辩之综合复古。
代表了中世纪四百年间的思潮学风，不能不说是中国思想史洪流里的一个划期的阶段，正因如此，我们就要研究从汉代“端委搢绅”博士的意识生产到魏晋南北朝“玉柄麈尾”名流的精神发抒了。
这一阶段的思想，历来各家对之颇有极其相反的评价，见仁见智，取舍不同。在未进入我们的研讨之前，这里不妨概举古今各派研究者的几种意见，作为导引。
魏晋时代，对于清谈与玄学，有三种反对意见，一为反对派，二为骑墙派，三为抹杀派。第一，反对派多以儒学正统自命，心里存着异端之见来看待正始之音，主观上的好恶和客观上的批评是混合在一起的。例如作崇有论的裴頠说：“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综世之务，贱功烈之用，高浮游之业，卑经实之贤。人情所殉，笃夫名利，于是文者衍其辞，讷者赞其旨，染其众也。是以立言借其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故砥砺之风弥以陵迟，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为弘，士行又亏矣！”（晋书卷三五）
裴頠的批评并非言之无物，但他的出发点是立于尊儒术与遵礼法的观点而攻乎“异端”的。据晋书说：“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
裴頠的祟有论积极的因素是反对唯心主义的思想，他更在逻辑的道理上部分地指出了魏晋清谈的形式，所谓“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世说新语文学）他说：“有讲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称空无之美，形器之故有征，空无之义难检，辩巧之文可悦，似象之言足惑，众听眩焉，溺其成说，虽颇有异此心者，辞不获济，屈于所狎，因谓虚无之理诚不可盖，唱而有和，多往弗反。”（晋书卷三五）
晋人根据“礼教”而反对清谈者甚多，惟这一根据实际上是异常薄弱的。有的反对派就自己放弃观点而投降名士，例如：“初咸和中，贵游子弟能谈嘲者，慕王平子谢幼舆等为‘达’，壶（按卞壶，字望之）厉色于朝曰：‘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复，实由于此。’欲奏治之，王导庾亮不从，乃止。其后皆折节为名士。”（世说新语赏誉注引邓粲晋纪）
第二，葛洪是一位晋代的儒道两面论者，他的抱朴子内外篇，可以内篇之矛攻外篇之盾，又可以外篇之矛攻内篇之盾。因此，葛洪对于清谈的批评，多以不能折中的事实为根据。他仿效王充论衡的作风，有正郭、弹祢、诘鲍诸篇，似在渊源处，批评清谈、任达以及老庄剧辩。他对于嵇生所崇拜的清谈的前行者郭林宗（世说新语德行篇以陈仲举郭林宗开场，文学篇以马融郑玄开场，都有穷源之义），攻击说：“此人有机辩风姿，又巧自抗遇而善用，且好事者为之羽翼，延其声誉于四方，故能挟之见准慕于乱世，而为过听不核实者所推策。……
盖欲立朝则世已大乱，欲潜伏则闷而不堪，或跃则畏祸害，确尔则非所安，彰偟不定，载肥载臞，而世人逐其华而莫研其实，翫其形而不究其神，故遭雨巾坏，犹复见效，不觉其短。……林宗才非应朝，器不绝伦，出不能安上治民，移风易俗，入不能挥毫属笔，祖述六艺，行自炫耀，亦既过差，收名赫赫，受饶颇多。……遨集京邑，交关贵游，输刓策弊，匪遑启处，遂使声誉翕熠，秦胡景附。”（抱朴子正郭）
葛洪对于汉末祢衡之才士任诞，更尽其诽骂之能事，他说：“虽言行轻人，密愿荣显。是以高游凤林，不能幽翳蒿莱。然修己驳刺，迷而不觉，故开口见憎，举足蹈祸，赍如此之伎俩，亦何理容于天下而得其死哉？……盖欲之而不能得，非能得而弗用者矣。於戏，才士可勿戒哉！”（弹祢）
按葛洪居于晋代清谈最盛时代，略后于王衍乐广，他评论郭林宗、祢衡、鲍敬言（详见后），实是借题发挥，似欲由阐明开风气者有所蔽，而暗示祖述者之每况愈下。因此，他在疾谬、讥惑、刺骄、尚博等篇，讽刺当世清谈之“谬惑”，虽句句多有事实作背景，而惮于潮流，常回避当代人物，则甚明著。请看他的非难：“汉之末世，吴之晚年，……望冠盖以选用，任朋党之华誉。……
故其讲说，非道德也，其所贡进，非忠益也；唯在于新声艳色，轻体妙手，评歌讴之清浊，理管弦之长短，相狗马之剿驽，议遨游之处所，比错涂之好恶，方雕琢之精粗，校弹棋樗蒲之巧拙，计渔猎相掊之胜负，品藻妓妾之妍蚩，指摘衣服之鄙野，争骑乘之善否，论弓剑之疏密。招奇合异，至于无限，盈溢之过，日增月甚。……机事废而不修，赏罚弃而不治。”（崇教）
“其利口谀辞也似辩，其道听涂说也似学，其心险貌柔也似仁，其行污言洁也似廉，其好说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讳也似直，故多‘通’也。
人技未易知，真伪或相似。士有颜貌修丽，风表闲雅，望之溢目，接之适意，威仪如龙虎，盘旋成规矩，然心蔽神否，才无所湛，心中所有，尽附皮肤，……入不能宰民，出不能用兵，治事则事废，衔命则命辱，动静无宜，出处莫可。……士有机变清锐，巧言绮粲，揽引譬喻，渊涌风厉，然而口之所谈，身不能行，长于识古，短于理今，为政政乱，牧民民怨。……士有控弦命中，空拳入白，倒乘立骑，五兵毕习；而体轻虑浅，手剿心怯，虚试无对，而实用无验，望尘奔北，闻敌失魄。……士有含弘旷济，虚己受物，藏疾匿瑕，温恭廉洁，劳谦冲退，救危全信，寄命不疑，托孤可保；而纯良暗权，仁而不断，善不能赏，恶不忍罚，……操柯犹豫，废法效非，枉直混错，终于负败。（按所言诸端，史事有证，末指何晏派。）”（行品）
“世人闻戴叔鸾阮嗣宗傲俗自放，见谓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学之，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或停客而独食，或行酒而止所亲。……闻之汉末诸无行，自相品藻次第，群骄慢傲不入道检者，为都魁雄伯，四通八达，皆背叛礼教而从肆邪僻，讪毁真正，中伤非党，口习丑言，身行弊事。……夫古人所谓‘通’‘达’者，谓通于道德、达于仁义耳，岂谓通乎亵黩而达于淫邪哉？”（刺骄）
以上葛洪的话，颇有史实可证，如果我们取魏志晋书世说新语来逐段注解，便可以知道他是言之有物的。最有综合批评性质的，是抱朴子疾谬篇，全文几乎是对于清谈的结算，我们且选录几段于下面：“嘲戏之谈，或上及祖考，或下逮妇女。往者务其必深焉，报者恐其不重焉；唱之者不虑见答之后患，和之者耻于言轻之不塞。……利口者扶强而党势，辩给者借鍒以刺瞂，以不应者为拙劣，以先止者为负败。……其有才思者之为之也，犹善于依因机会，准拟体例，引古喻今，言微理举，雅而可笑，中而不伤，不振人之所讳，不犯人之所惜；若夫拙者之为之也，则枉曲直凑，使人愕愕然，妍之与媸，其于宜绝，岂惟无益而已哉？乃有使酒之客，及于难侵之性，不能堪之，拂衣拔棘，而手足相及，丑言加于所尊，欢心变而为仇，绝交坏身，构隙致祸，以杯螺相掷者有矣，以阴私相讦者有矣。……
迷谬者无自见之明，触性者讳逆耳之规。疾美而无直亮之针艾，群惑而无指南以自反。谄媚小人欢笑以赞善，面从之徒拊节以称功。益使惑者不觉其非，自谓有端晏之捷、过人之辩而不悟。……
然敢为此者，非必笃顽也；率多冠盖之后，势援之门。素颇力行善事，以窃虚名，名既粗立，本情便放，或假财色以交权豪，或因时运以佻荣位，或以婚姻而连贵戚，或弄毁誉以合威柄。器盈志溢，态发病出，党成交广，道通步高。……
蓬发乱鬓，横挟不带，或亵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类味之游，莫切切进德，誾誾修业，改过弼违，讲道精义。……宾则入门而呼奴，主则望客而唤狗；其或不尔，不成亲至，而弃之不与为党。……终日无及义之言，彻夜无箴规之益，诬引老庄，贵于率任，大行不顾细礼，至人不拘检括，啸傲纵逸，谓之体道，呜呼惜乎，岂不哀哉！于是‘嘲族’以叙欢交，极黩从结情款，以倾倚申脚者为妖妍标秀，……以蚩镇抗指者为剿令鲜奇。……虽便辟偶俗，广结伴流，更相推扬，取达速易；然率皆皮肤狡泽，而怀空抱虚。……若问以填索之微言、鬼神之情状、万物之变化、殊方之奇怪、朝庭宗庙之大礼、郊祀禘祫之仪品、三正四始之原本、阴阳律历之道度、军国社稷之典式、古今因革之异同，则恍悸自失，喑呜俯仰。……强张大谈，曰：‘杂碎故事，盖是穷巷诸生章句之士，吟咏而向枯简，匍匐以守黄卷者所宜识，不足以问吾徒也。’”
葛洪的批评虽带着主观的厌恶心，如自叙说：“洪之为人也，□□騃野，性钝口讷，形貌丑陋，冠履垢弊，衣或繿缕”，被称之为“抱朴”，显示出他与当时的名门豪族的子弟行径不能合流，但他所说的却于史实有征。第三，晋人对于清谈的抹杀派只有言伪行僻之诋诬，如范宁就以汉代搢绅博士之变为晋朝麈尾名流，叹为江河日下。晋书说他以当时浮虚相扇，儒雅日替，以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他的著论中这样说：“或曰：‘平叔（何晏）神怀超绝，辅嗣（王弼）妙思通微，……
尝闻夫子之论以为罪过桀纣，何哉？’答曰：‘……王何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饰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搢绅”之徒，翻然改辙，洙泗之风，缅焉将堕。遂令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复，古之所谓言伪而辩、行僻而坚者，其斯人之徒欤！
昔夫子斩少正于鲁，太公戮华士于齐，岂非旷世而同诛乎？桀纣暴虐，正足以灭身复国，为后世鉴戒耳，岂能回百姓之视听哉！王何叨海内之浮誉，资膏粱之傲诞，画魑魅以为巧，扇无检以为俗，郑声之乱乐，利口之复邦。信矣哉，吾固以为一世之祸轻，历代之罪重，自丧之衅小，迷众之愆大也！’”（卷七五本传）
范宁的“搢绅”遗少态度，实在抑止不住“麈尾”风流之俗尚，但他从“土断人户”，恢复汉代乡亭长制的户口政策，却针对了“东西流迁，人人易处”的东晋指责，对于所谓“凡庸竞驰，傲诞成俗”的倾向，指出了其中有社会的原因。这点，我们将在后面详论，现在要知道的是他把中原倾复和儒教蒙尘混同起来，并把罪过完全责之于王何的利口。按桓温曾慨叹“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衍）诸人不得不任其责”（晋书卷九八），这话似有些道理。袁宏所谓“运有兴废，岂必诸人之过”的运命观是不足为训的，而范宁所论桀纣之喻更纯为谩骂。如王衍被石勒活埋之前，自谓“少不豫事”，以求自免，而以其死归因于诡辩浮虚，说：“呜乎，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详见晋书卷四三）而他在世间却被品题为“处众如珠玉在瓦石间”（王敦语）或“岩岩清峙，壁立千仞”（顾恺之语）的名流，实际不过是善谈老庄，每捉玉柄麈尾，雅崇拱默，以遗事为高。这正可证明范书所赞的“晋家求士，乃构仙台”了。对于晋代“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王坦之语）的玄谈，北齐颜之推也斥之为“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对这些人物则斥之为“厚貌深奸”，“浮华虚称”，是窃名的下士。他说：“何晏王弼祖述玄宗（老庄），递相夸尚，景附草靡，皆以农黄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业弃之度外，而平叔以党曹爽见诛，触死权之纲也；辅嗣以多笑人被疾，陷好胜之阱也；山巨源以蓄积取讥，背多藏厚亡之文也；夏侯玄以才望被戳，无支离臃肿之鉴也；荀奉倩丧妻，神伤而卒，非鼓缶之情也；王夷甫悼子，悲不自胜，异东门之达也；嵇叔夜排俗取祸，岂和光同尘之流也？郭子玄以倾动专势，宁后身外己之风也？阮嗣宗沈酒荒迷，乖畏途相诫之譬也；谢幼舆贼贿黜削，违弃其余鱼之旨也。彼诸人者，并其领袖，玄宗所归。其余桎梏尘滓之中，颠仆名利之下者，岂可备言乎？直取其清谈雅论，辞锋理窟，剖玄析微，妙得入神，宾主往复，娱心悦耳，然而济世成俗，终非急务。”（颜氏家训勉学）
“晋朝南渡，优借士族。故江南冠带，……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所以处于清高，盖护其短也。……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未尝目观起一墢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故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皆‘优闲’之过也。”（同上涉务）颜氏多根据实务济世，以成上说，故一再说“江南闲士大夫，或不学问，羞为鄙朴，道听涂说，强事饰辞”，这种批评，有其一面的道理，不能以他是儒者而以人废言。他更对南北朝的学风批评说：“洎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武皇简文躬自讲论，周宏正奉赞大猷，化行都邑。……元帝在江荆间，复所爱习，……废寝忘食，以夜继朝，至乃倦剧愁愤，辄以讲自释。”（同上勉学）
“今世（齐）相承，趋末弃本，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放逸者流宕而忘归，穿凿者补缀而不足。时俗如此，安能独违？”（同上文章）史家评论，首有干宝晋纪，总论说：“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绌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斥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
唐太宗御撰晋书儒林传说：“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
唐刘知几深慕中国古代氏族制度，以为晋代士族，替乱地望，而不知名门豪族的过江子弟，正以浮飘的门阀为背景，才发出浮华玄虚之音。然他在客观上揭废了魏晋清谈名士的阶级性质，颇值得注意。他说：“异哉晋氏之有天下也！自雒阳荡复，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州县，不存桑梓，由是斗牛之野，郡有青徐，吴越之乡，州编冀豫。……系虚名于本土者，虽百代无易。……且自世重高门，人轻寒族，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爰及近古，其言多伪。”（史通邑里）
“……始以夸尚为宗；至魏文帝、傅玄、陶梅（按或当作梅陶）、葛洪之徒，则又逾于此者矣。何则？身兼片善，行有微能，皆剖析具言，一二必载，岂所谓宪章前圣，谦以自牧者欤？又近古人伦，喜称阀阅，其荜门寒族，百代无闻，而騂角挺生，一朝暴贵，无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同上序传）
宋程明道说：“东汉之士知名节，并不知节之以礼，遂至苦节。苦节已极，故魏晋之士变而为旷达。”
宋吕东莱晋论说：“晋室南迁，士大夫袭中朝之旧，贤者以游谈自逸，愚者以放诞为娱，庶政陵迟，风俗大坏。”
宋叶适水心文集说：“世之悦而好之（庄子）者有四焉：好文者资其辞，求道者意其妙，泊俗者遣其虑，奸邪者济其欲。”
叶适此说，多指魏晋六朝。明人杨慎则一反过去评价，为魏晋六朝学风辩护，其说颇颠倒辞理，但可备参考：“六朝风气，论者以为浮薄，败名检，伤风化，固亦有之。然予核其实，复有不可及者数事。一曰尊严家讳也，二曰矜尚门第也，三曰慎重婚姻也，四曰区别流品也，五曰主持清议也。盖当时士大夫，虽祖尚玄虚，师心放达，而以名节相高，风义自矢者，咸得径行其志。至于冗末之品，凡琐之材，虽有陶猗之资，不敢妄参乎时彦，虽有董邓之宠，不敢肆志于清流，而朝议之所不及，乡评巷议犹足倚以为轻重，故虽居偏安之区，当陆沉之后，而人心国势犹有与立，未必非此数者补救之功、维持之效也。”
明末顾炎武对杨氏之说不以为然，在日知录正始条，详斥魏晋清谈足以亡天下，举山涛荐嵇绍仕晋的例子，指为无父无君的诡言伤行。亭林立论，颇欲明末士大夫有所借鉴，故主观上的好恶倾向，溢于言表。他说：“孟德……崇奖跅弛之士，……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谓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求利为先。至正始之际，而一二浮诞之徒，骋其智识，蔑周孔之书，习老庄之教，风俗又为之一变。”（西汉风俗）
“（正始）名士风流，盛于雒下，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自此以后，竞相祖述。……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正始）
按清以前各家对清谈的评价，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多不究其学术内容，而将之与所谓内乱外患相系在一起，以明因果。这个弱点，到了清代汉学家，便起了反动，多为魏晋学者辩诬。朱彝尊王弼论说：“孔颖达有言：‘传易者更相祖述，惟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汉儒言易，或流入阴阳灾异之说，弼始畅其义理。惟因范宁一言，诋其‘罪深桀纣’，学者过信之，读其书者，先横高谈理教、祖尚清虚八字于胸中，谓其从老庄解易。”
钱大昕何晏论说：“典午之世，士大夫以清谈为经济，以放达为盛德，竞事虚浮，不修边幅，在家则纲纪废，在朝则公务废。……然以是咎嵇阮可，以是罪王何不可。……（按下引何晏奏言）自古以经训颛门者，列于儒林，若辅嗣之易、平叔之论语，当时重之，更数千载不废，方之汉儒即或有间，魏晋说经之家，未能或之先也。（范）宁既志崇儒雅，固宜尸而祝之，顾诬以‘罪深桀纣’，吾见其蔑儒，未见其祟儒也。论者又以王何好老庄，非儒者之学，然二家之书具在，初未尝援儒以入庄老，于儒乎何损？”朱钱以为王弼的易注和何晏的论语集解在宋以前说经家中地位颇高，实为的论，但其他辩护之文皆不能成立。清末章炳麟以钱氏为何晏辩诬，堪称千载难遇之知己，他在五朝学一文中，比较汉魏晋唐之得失，极贬前人数责魏晋学风之过当，因而他不顾及学术之支配性质，以清谈玄学不但非六朝所专有，而且值得重视。他说：“夫驰说者，不务综终始，苟以玄学为诟；其惟大雅，推见至隐，知风之自，玄学者固不与艺术文行牾，且翼扶之。……夫经莫穹乎礼乐，政莫要乎律令，技莫微乎算术，形莫急乎药石，五朝诸名士皆综之。其言循虚，其艺控实，故可贵也。……五朝有玄学，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按此二句引庄子语），故骄淫息乎上，躁竞弭乎下。……世人见五朝在帝位日浅，国又削弱，因遗其学术行义弗道。五朝所以不竞，由任世贵，又以言貌举人，不在玄学。”
他复在菿汉微言中，称道魏王弼、梁皇侃（论语皇侃义疏，即根据何晏集解），说：“周易、论语，辅嗣之注、皇生之义，近古莫能尚也。余说胜义，复更玄远，……若夫专家说经者，自有仪法，当如王皇而止。”
刘师培更说：“两晋六朝之学，不滞于拘墟，宅心高远，祟尚自然，独标远致，学贵自得。……故一时学士大夫，其自视既高，超然有出尘之想，不为浮荣所束，不为尘纲所撄，由放旷而为高尚，由厌世而为乐天。……虽曰无益于治国，然学风之善犹有数端，何则？以高隐为贵，则躁进之风衰，以相忘为高，则猜忌之心泯，以清言相尚，则尘俗之念不生，以游览歌咏相矜，则贪残之风自革，故托身虽鄙，立志则高。被以一言，则魏晋六朝之学不域于卑近者也，魏晋六朝之臣不染于污时者也。”（左盒外集卷九）
刘氏此论近于独断，比章氏称引史实以佐其强辩者，相差更远了。近人因了清代学者对于玄学的辩护，颇有为玄学说教者，有的说它是“几百年间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比美于西洋忠的文艺复兴思想；有的说晋人人格之美，使他“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有的说魏晋思想代表精神自由的自然主义；有的说魏晋玄学是内圣外王之学尤精微者；有的说它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本体之学。这些论断都是偏见。
历史的兼理论的研究，和上面古今各家的批评或崇拜都不相同。我们将要在下节试作综合的答案，看清谈和玄学是封建制社会的什么精神生产。
谢选骏指出：马列主义这种俗物，共产党人这类干部，是无法懂得清谈的——因为他们凡事都要勾肩搭背、组织团伙、哄抢争夺、讲求利益，眼里只有铜钱生产，只以成败论英雄，和鼠辈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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