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上面曾说到章炳麟的五朝学为文甚辩，他指出魏晋社会的腐朽现象，在两汉社会并不例外，以范书崇汉，近于耳食，如果拿抱朴子汉过篇的史料来看汉魏两晋，则前人以为晋过者，同时可为汉过，不能以史家盛世衰世的成见，来区别汉晋。这个论断，在清末确是新奇之说，批判了囿于汉唐盛世的偶像崇拜的历史见解，因此纠正了传统的观念的谬失。然而，中世纪社会在一般的特征之外，更具有各时代的特殊的特征，因此，各代社会以及社会思潮都有它的特点，与前代相比较，即显示出种种区别。故经学之于两汉，玄学之于魏晋，各有其历史背景的特别所在。如不把各代加以辨别，则对于问题只有会暧昧不解。著者认为章炳麟在近代有开创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功绩，但我们认为他所主张的魏晋“玄学”“其言循虚，其艺控实”的理论，是错误的。首先，我们就要从章氏所特别论究的社会史，剥抉汉晋封建制社会之异同与其思潮所以异趣的历史原因。
魏晋南北朝玄学的社会根源是什么呢？根据本篇前章所论，我们知道汉末有魏晋的前行现象，但我们应从“法典”形成来区分时代。
秦汉的县乡亭制，以农村为出发点，给封建制社会打下了法制的基础；土断人户的户籍制度则为汉代奠定了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稳固的物质条件。土地所有制的国有形式和豪族占有形式，形成了统治阶级的各种集团，他们通过法律道德的折射，创立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学术，政治思想的大一统春秋对策、神学思想的灾异谶纬、伦理思想的孝弟力田、经学思想的章句烦琐，凡在古代第一次以悲剧出现者，都可以在汉代编成喜剧为第二次的再现。所谓“为汉制法”的经义“复古”是以春秋的形式教条做了蓝本，方正博士就披上“搢绅”衣冠，“为汉家用”。没有萧何的法律，没有叔孙通的礼乐，没有武帝的法度，就没有董仲舒的春秋学；没有光武的谶纬国教的法律，就没有白虎通义的神权典章；没有贤良博士，就没有经学师法。
汉末三国之陈，经过农民暴动，户籍制度大坏，农民离开户籍而逃亡，这就便利于所谓“宗部”和“部曲”领民的组织。这种豪族半军事半生产的游离经济，由于“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为逋逃主”（魏志曹操传注引魏书），瓜分了劳动户口，推翻了安土重迁的汉县乡亭的旧法，因此，曹魏不得不实行“相土处民，计民置吏”（魏国渊语）的临时办法。显然的，“屯田”以至“户调”，就在于争取流动的农民人口，通过军事的编制来满足统治者的“课调”。其理由正如毛玠对曹操所说：“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毛玠传）因此，游离失所的部曲农民，被游离播迁的豪族地主领带着，随军事的变动，而暂时和土地相结合，以最高的租佃制度来养育军事首长兼地主豪门的生活。三国的统治者都不能不依仗这些率领部曲的地主，并从他们的领民方式学会了一套经验，产生了屯田的“领客”制，这样世界，和两汉的乡县亭制度不同，必然要使得安固形态下的搢绅礼仪渐形破产，必然要给博士意识中的古典章句的师法以恶梦的打击，代之而兴的意识形态，就是清谈玄虚了。魏晋社会名门博士受了农民战争的打击，于是，通过法律道德的门阀标榜以及名门品题，反映于思想，便成为浮华任诞。不要说魏晋代表人物，就是汉末经学章句主义的集成者马融郑康成，已经在思想上要变卦，“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了。后汉书马融传说（世说新语文学注引马融自叙略同。）：“融既饥困，乃悔而叹息，谓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灭无资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故往应（邓）骘召。”
范晔论曰：“马融……既而羞曲士之节，惜不资之躯（注：庄子曰：曲士不可语于道者，束于教也），终以奢乐恣性，党附成讥，固知识能匡欲者鲜矣。夫事苦则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虑深。……原其大略，归于所安而已矣，物我异观，亦更相笑也。”
学无常师的马融，不为经典所束缚（达生任意，不拘儒者之节），以“生贵于天下”，归于所安，不能不放下有汉一代的师法，去寻出“老庄所谓”，这不是由汉代师法有常（通过博士弟子制而反映县乡亭制的农村编制），转化而为天地无常（通过九品中正制而反映土地财产的流动不安）的意识反动么？物质的条件经农民暴动拆散了一次以后，地主阶级的保障有些不安，因而通过统治阶级九品中正的法律，从品题中产生了意识上的虚诞清谈，以代替汉代的经学烦琐。
郑玄戒子书说（后汉书卷六五）：“念述先圣之玄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而黄巾为害，萍浮南北，复归邦乡。……末所愤愤者，徒以亡亲坟垄未成，所好群书，率皆腐敝，不得于礼堂写定，传与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图乎！”
萍浮南北的并感到“日西方暮”的郑玄作了袁绍的上宾，也就清谈起来了。同书本传记着：“玄最后至，乃延升上坐，身长八尺，饮酒一斛，秀眉明目，容仪温伟。绍客多豪俊，并有才说，见玄儒者，未以‘通’人许之，竞设异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辩对，咸出问表，皆得所未闻，莫不嗟服。”
焦循解释说：“盖以儒者执一不能通，故各为异端以难之，是为竞设异端。康成本通儒，不执一，故依方辩对，谓于众异之中而衷之以道也，是即康成之攻乎异端矣。”（论语补疏卷二）按“依方辩对”，以驳所难，就是“正始之音”的清谈方式（见后说）。由这里可以知道，郑玄综合了经学笺注之后，在萍浮的环境中，居然清谈“玄”理，“通”而“达”之，把经学自我否定，形成魏晋的先趋人物。
“浮华不务本”之本，即汉代“强本”之本，原来是本于县乡亭制之下的农村自治体，由这一本源处选拔的士大夫贤良方正，便也有“本”了，其本在于思想传统上有一套“师法”“家法”的基尔特规矩，不能逾越。到汉末以至魏晋，这个“本”被农民战争所打破了，农村自治体的组织离开了相对安固的土壤，借助于军事体制而游离起来，尤其到了所谓“衣冠南渡”，侨居江左，完全依于血统宗族纽带之相接，来维持身分性传统的门第，在意识上就不能不“末求浮华”，此所谓“末”，乃相对于“理平者先仁义”，而“理乱者以权谋”（蒯通对刘表语）之谓。凡一“权”即百权，当是今人所误认的魏晋的“自由自然主义”。然而，要知道，魏晋对汉代师法而作权变，是特定的一种思想权变，而不是本格意义的思想自由，今人不识此义，以致附会什么文艺复兴，判案不确，应加纠正。
汉定儒学于一尊，博士满朝，司马迁早已说尊儒不过是俳优之蓄，排演第二次再现的喜剧罢了。在汉末社会的真正悲剧实现时，喜剧舞台如鸿都门，反而成了悲剧主人翁的逋逃所，据后汉书与魏志，那里不是贪鄙恶少，就是避役诸子。一方面逃难于“本”之金字塔尖，浮华交游，“合党连群，互相褒叹”，而他方面则逃难于“本”之金字塔以外（如竹林），巧避现实，任性放达，废弃礼法。于是乎，形式喜剧的搢绅服装，就在现实的悲剧暴露之下，被讥为“何物尘垢囊”“颠倒衣裳”，发展而为内心喜剧的麈尾仙态。汉之“本”反映于支配思想以师法家法的名物训诂为根据，而在农村自治体一度被动摇之时，此师法家法的地基早已失去效力，礼法便成了枯朽的东西，连经师马融也“学无常师”，郑玄也“依方辩对”了。在魏晋看西汉经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反而要颠倒本末，以汉之章句烦琐为末，而魏晋之理趣烦琐为本了。
因了魏晋的“屯田”“占田”，虽暂时把劳动力再编制起来，但豪门大族在大江南北依靠特权自由圈地侵占，不得不为法律所承认，这自由是自然主义么？这里的问题，首先要明白自然名胜与豪族“名胜”（当时人用语，指清谈名流）的产生。我们可以这样说，由闾里农村选举出来的贤良方正，走了“通经致用”的途径，而由浮萍世族品题出来的通达名流，则走了“游刃皆虚”的途径。前者守经，后者权变，前者的笺注走向经学谶纬化，后者的笺注走向经学形而上学化。名流们越和地理自然游离，越会形容山水的名胜；实际实物的自然越不可把握，概念形象的自然越能增加语彙；自然的对象越离开认识上的点滴占有，则人类对于自然一般就越在虚处开刀，以至于全人格的活动走向以天灭人，投降自然。如果拿汉书地理志作为汉人对于现实世界的意识代表来看，则魏晋“慕通达”（魏文政策）者的自然意识就是这样：“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广）问王夷甫（衍）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頠）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华）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戎）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王武子（济）孙子荆（楚）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太原晋阳）
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云：其山（吴地）嶵巍以嵯峨，其水■渫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世说新语言语）
按此时太原吴地在王孙公子的心理上只成为自然的名词，太原已成胡骑世界，吴国则为晋人所灭，王姓吴姓诸豪族，在意识上的通达，尽是不可捉摸的自然的“美”。老实说，清谈是概念的游戏，是形式逻辑的玩弄，不过把汉人另一种形式烦琐（训诂章句）扬弃，而走向概念形式的烦琐罢了，前人所谓汉儒实学、晋人义理之说，实在是皮相的分别。当祖国灭亡，离开郡县地望的诸“名胜”人物，更有这样不常处世的话：“蔡洪赴洛，洛中人问曰：‘……君吴楚之士，亡国之馀，有可异才，而应斯举？’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子昆仑之山。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圣贤所出，何必常处？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得无诸君是其苗裔乎？’”（世说新语言语）
以辩才著称的蔡洪的游戏逻辑，竟敢把国土的概念，还原于自然地理的概念，巧辞诡辩，这实在是一个典型的清谈例子。所谓“绝妙好辞”背后的真理是什么呢？这里面是所谓自然主义呢？还是对自然的投降呢？元帝过江，以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而顾荣对曰：“臣闻王者以天下为家，……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同上）这是同一路数的诡辩“通达”。“与时浮沈”，“浮者自浮，沈者自沈”，要在没有“地望”的自然一般中取得心理上的虚义吧！卧于自然，并非占有自然，犹之乎羞于抵抗并非抵抗主义。下面的“名言”更可以参考：“庾公（亮）尝入佛图，见卧佛，曰：‘此子疲于津梁。’于时以为名言。”（世说新语言语）
拿“疲于津梁”讲出宗教的道理，其“自我淘空”的空虚，表现出亡国大夫的自然宗教观，而其历史的根源正在于：“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流离，名籍不立。”（世说新语政事注引续晋阳秋）
对于现实疲乏了的灵魂，虽然没有把握着一点自然，但在玄学的思辩中却幻变出自然全体。汉代谶纬宗教的世界观及其唯心主义不是变成了佛道相合的宗教观和唯心主义了么？失去郡国的流离侨姓、忧疑世祚不长的帝王，不妨自称幕天席地，通古达今，而与自然合一。下面的对话，就是好例：“何次道往瓦官寺礼拜甚勤，阮思旷语之曰：‘卿志大宇宙，勇迈终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见推？’阮曰：‘我图数千户郡尚不能得，卿乃图作佛，不亦大乎？’”（世说新语排调）
“晋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数系此多少，帝既不说，群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进曰：‘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老子）’帝说，群臣叹服。”（世说新语言语）
空间与时间，数量与质量，都经过还原，一般地离实就虚，一切真实的对象，都化而为概念的“浮游”。更重要的问题是宗教的世界观，从豪族贪恋而难得的“数千户郡”的占有，居然能得出志大宇宙的佛世界；从短命帝王对王祚的恐惧，又居然能得出其大天地的“一”神论来。统治阶级的神学在形式上和汉代不同了。这种思想倾向，在当时的支配力甚大，其为后人所最讪议的例子，是嵇康被法，康子绍咨山涛出处，山举绍为秘书丞，对绍说“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这又是什么样的以天灭人的“自然主义”！？除了把“自然”规定为“神”的代用语外，没有别的东西！
谢选骏指出：魏晋的门阀是“文明的阀阅”，中共的门阀却是“野蛮的阀阅”——文明人或许可以理解野蛮人，因为文明是从野蛮发展过来的；但是我认为野蛮人是完全理解不了文明人的。如此看来，侯外庐等党棍打手怎么可能懂得魏晋玄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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