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什么叫做“正始之音”？
正始是魏邵陵厉公（齐王芳）的年号，共九载，自公元二四○年至二四八年。这一时期的学风，上承汉末的渊源，下启六朝的流变，有转捩点的代表意思，故历史上名之曰“正始之音”。这是一种普通的了解，然而它究竟是什么一种音旨？它的形式与内容怎样规定？这就不是清谈二字的泛称所可明白的了。著者自我作古，简名“正始之音”为“理赌”。这里首先引顾亭林对于正始之风的历史评论如下：“正始时名士风流，盛于雒下。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之倡也。自此以后，竞相祖述。如晋书言：王敦见卫玠，谓长史谢鲲曰：‘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沙门支遁，以清谈著名于时，莫不崇敬，以为造微之功，足参诸正始。宋书言：羊玄保二子，太祖赐名，曰咸曰粲，谓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余风。’王微与何偃书曰：‘卿少陶玄风，淹雅修畅，自是正始中人。’南齐书言：袁粲言于帝曰：‘臣观张绪有正始遗风。’南史言：何尚之谓王球，正始之风尚在。”（日知录卷十三）
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正始之风的地位，至于正始的代表人物，应当首推何晏王弼，这是有史实可据的：“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为之为用，无爵而贵矣。衍甚重之。……声名籍甚，倾动当世。……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晋书卷四三王衍传）
“卫瓘见乐广曰，昔何平叔诸人没，常谓清言尽矣，今复闻之于君。”（世说新语赏誉）
“王敦谓谢鲲曰：昔王辅嗣吐金声于中朝，此子（卫玠）复玉振于江表。”（晋书卷三六卫玠传）
“郭象善老庄，时人以为王弼之亚。”（晋书卷五○庾敳传）
“王僧虔戒子书曰：‘汝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南齐书王僧虔传）
“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颜氏家训）
学术风尚的源流以及代表人物的偶像性既如上述，但是使后代景附草靡的那种金声玉振之音，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可以这样说，“正始之音”是清谈论辩的典型，它是在特别的题目、特定的内容、一定的方式、共认的评判之下，展开胜理的辩论，所谓“清谈”仅指其名，而重在于“理赌”。这一商讨的形式，是不论年辈而平等会友的，与两汉师授之由上而下的传业，完全不同。应该指出，这就是区别儒林和谈士的要点之一。上面曾说到后起的乐广有何晏之绪，卫玠有王弼之音。这二位人物有一段诘理故事如下：“卫玠总角时，尝问广‘梦’，广云：‘是想’。玠曰：‘神形所不接，而梦岂是想耶？’广曰：‘因也。’玠思之经月不得，遂以成疾。广闻故命驾为剖析之，玠病即愈。”（晋书乐广传并参看世说新语文学）卫玠少有名理，善通庄老（一说善易老），这是“正始之音”的形式与内容。以王弼嗣音而著名的卫玠，时人传说，“卫君谈道，平子三倒。”他和王敦或达旦微言，或谈话弥日，以至于病笃不起。他所以能如此骄傲，因为他析理至审，“尝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晋书本传）这样看来，析理是正始之音的要件。但究竟如何析理呢？世说新语文学篇曾指出：“殷中军（浩）为庾公（亮）下都，王丞相（导）为之集，桓公（温）
王长史（蒙）王蓝田（述）谢镇西（尚）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与殷共相往反，其余诸贤略无所关。既彼我相尽，丞相乃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明旦，桓宣武语人曰，‘昨夜听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时复造心，顾两王掾，辄翣如生母狗馨。’”
此次析理的方式，王导为主谈，殷浩为宾谈，桓谢等为陪谈。这里重要的注意点是“辞喻不相负”。换言之，即诘辩求胜不服输，是“正始之音”的要旨。懂得了此义，就知道四本论与“三理”在正始中是如何重要的析理标本了。四本三理之为晋人模范之音，也就有了渊源。
上章我们已经把四本论交待清楚，现在再从“正始之音”方面加以说明。按傅嘏（论性才同）钟会（论性才合）是一政派名族，李丰（论性才异）王广（论性才离）是另一政派名族，四本论者虽没有文献可证其必如上面王丞相集会胜场的局面，但大致是事有当然的。傅嘏派不与何晏派论交，经荀粲说合，亦未友善，故难于交手看题，几番通理，但李丰王广既为依违派，就可能和傅钟等在洛下集会相苦（傅嘏虽评李丰多疑，不与之善，而同州齐名，似与对何派之不相容有别），因此“四本”析理之辩，必有几番对通（论战），“辞喻不相负”，“依方辩对”，才被钟会集之而成，各存其本论。
卫玠被称为续王弼之绝绪者，王敦赞玠，“何平叔若在，当复绝倒”，故何王名理相“通”，确为正始中的代表。可惜陈寿修三国志，以偏见不为他们立传，何晏附于曹爽之后，王弼附于钟会之末，略提其名而已；裴松之注则多取他们的败迹，加以曲笔。我们现在想知他们的事迹，就必须曲折推断，论其大略。中国中世纪社会，秦汉是一个阶段，魏晋又是一个阶段，过去的人只会咒骂始皇，而不知汉武之因袭秦制，才划出法度的时代，过去的人只会讽刺曹操，而不知司马父子之保存魏风，才另辟一梦想世界。何王玄理之散失与秦人制度之湮没，事虽不同，理实一路。知此，我们就必须论究“正始之音”的代表者：何晏与王弼——“王弼论道，附会文辞，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魏志注引何劭王弼传）（按世说新语注引魏氏春秋则说：“弼论道约，美不如晏，自然出拔过之”。）”
“何晏……谈客盈坐，王弼……往见之。晏……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一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世说新语文学）
就以上二条看来，何王析理的胜场，有“通”有“难”，有“胜”有“屈”，有“主客”有“番数”，并有诘辩的评判名士。惟所谓“道”或“理”，不知是什么“题目”，兹根据二家的理论，推究他们所看的题目大约不外：（一）老子章句，因为“何晏注老子未毕，见王弼自说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复得作声，但应诺诺，遂不复注，因作道德论。”（同上）
（二）周易之旨，因为“何晏甚奇弼，叹之曰：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魏志注引）
（三）论语章旨，因为“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弼与不同。”（同上。文见前引，下章专论。）
按简文以“何平叔巧虑于理”，孙盛以“王辅嗣附会之辩，而欲笼统玄旨”，他们二人的“正始之音”的优劣长短，虽不能尽知，但弼理既经晏所倾倒，胜场似常在弼。
何晏等与管辂——“管辂为何晏所请，果共论易九事（裴徽谓辂曰：“何邓二尚书有经国才略，于物理无不精也，何尚书神明清彻，殆破秋毫，君当慎之！
自言不解易九事，必当相问”），九事皆明，晏曰：‘君论阴阳，此世无双。’时邓扬与晏共坐，扬言‘君见谓善易而语初不及易中辞义，何故耶？’辂寻声答之曰：‘夫善易者，不论易也。’晏含笑而赞之：‘可谓要言不烦也。’”（魏志卷二九辂传注引）
“辂既称引古义，戒何扬‘变化虽相生，极则有害，虚满虽相受，溢则有竭’，邓扬曰：‘此老生之常谈。’辂答曰：‘夫老生者见不生，常谈者见不谈！’晏以为明德。”（魏志辂传及世说新语规箴）
上面的诘辩，题目为易九事，通者为管辂，难者为邓扬，评者为何晏，数番而辂理胜。
王弼与钟会——“弼与钟会善，会论议以校练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按会论性才合，受弼影响，见前。）”（魏志注引弼传）
王弼与荀融——“弼注易，荀融难弼大衍义。弼答曰：‘夫明足以寻极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颜子之量，孔父之所预在，然遇之不能无乐，丧之不能无哀。又常狭斯人以为未能以情从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是足下之量，虽已定乎胸怀之内，然而隔逾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于颜子，可以无大过矣’。”（同上）
王荀之辩，题目为易大衍义，荀难王通。按王论大衍义有韩康伯注易系辞上引文：“王弼曰：‘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斯易之太极也。四十有九，数之极也。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故常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
大衍义“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为古今注易家所资以傅会的材料，王弼通四十有九为“有”，而通其不用之“一”为“无”，显与汉儒比附自然之说大异其趣。荀融所难者，史阙有间，不得而考知，但似倾向于“体无”无限扩大，以至灭用的主张，而王弼则既非汉儒，又非时人之不“通”，似求一多兼综。后来孙盛评王易注，就有这种消息，例如：“易之为书，穷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弼以附会之辩，而欲笼统玄旨者乎？故其叙浮义，则丽辞溢目；造阴阳，则妙赜无间。至于六爻变化，群象所效，日时岁月，五气相推，弼皆摈落，多所不关。虽有可观者焉，恐将泥夫大道。”（魏志注引弼传）
傅嘏与荀粲——“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裴冀州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畅。”（世说新语文学）
“荀粲谓傅嘏曰：‘子等在世途间，功名必胜我，但识劣我耳。’嘏难曰：‘能盛功名者识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余者耶？’粲曰：‘功名者，志局之所奖也，然则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识所独济也，我以能使子等为贵，然未必齐子等所为也。’”（魏志荀彧传注）
林下诸贤——“始向秀欲注（庄子），嵇康曰：‘此书讵复须注？正是妨人作乐耳。’及成示康，曰：‘殊复胜不？’又与康论养生，辞难往复。”（晋书卷四九秀传）
按嵇向论难文字尚存，嵇主以内乐外，否定外感；秀则谓其“不病而自灸，无忧而自默，无丧而疏食，无罪而自幽，追虚侥幸，功不答劳。”（详见下面专章。）
此外，嵇康与阮德如有辩论宅吉凶与摄生的问题。阮信卜相说和命定论，主张宅无吉凶而难摄生；嵇虽反对命定论，而以为宅之吉凶与摄生皆可信证。可注意的是嵇康在论难中，捉住了阮德如逻辑上的弱点，即违背了拒中律，于是他说：“既曰寿夭不可求甚于贵贱，而复曰善求寿强者，必先知灾疾之所自来。然后可防也。然则寿夭果可求耶？不可求也？”又如他说：“按如所论，甚有则愚，甚无则诞。今使小有便得不愚耶？了无乃得离之也。若小有则不愚，吾未知小有其限所止也，若了无乃得离之，则甚无者无为谓之诞也。……中央可得而居，恐辞辩虽巧，难可俱通，又非望于核论也。”（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
由上面诸例看来，所谓“正始之音”多以三玄为通难的题目，往返诘难，依方辩对，各通胜理，辞喻不负，如果经通若干番，四坐皆服者，名胜名通传为美谈，理上冠族姓，名之曰某理；而自认理屈者则可从至于绝倒。世仅知“清谈”之名，而不知尚有这样的一种表里。王僧虔所谓“谈故如射，前人得破，后人应解，不解即输赌矣”。是知清谈，亦可名之曰：“理赌”。魏晋社会有四个战场，第一战场是农民或流人的暴动，第二战场是五胡的入侵，第三战场是名族的政争，而第四战场即概念世界的名理赌场。从上面两章的分析看来，这个赌场是和前三战场直接地或间接地相联系着的。
正始开风气之先倡于前，六朝继其绪而不坠，乃至变本加厉，谈至伤生（如谢朗幼时，与林道人苦谈，其母恐谈死，急遣之还，曰，“一生所寄，唯在此儿！”）。我们且把正始音绪的例子列举如下：
（一）裴成公（頠）作崇有论，时人攻难之莫能折，唯王夷甫来，如小屈。时人即以王理难裴，理还复申。（世说新语）
（二）孙安国（盛）往殷中军许共论，往返精苦，客主无闲。左右进食，冷而复煗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暮忘食。殷乃语孙曰：“卿莫作强口马，我当穿卿鼻！”孙曰：“卿不见决鼻牛，人当穿卿颊！”（同上）
（三）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象）向（秀）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怀）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同上）
（四）诸人士及于法师并在会稽西寺讲。……许意甚忿，便往西寺与王（修）论理，共决优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许复执王理，王执许理，更相复疏，王复屈。许谓支……支从容曰：“君语佳则佳矣，何至相苦耶？岂是求理中之谈哉？”（同上）
（五）支道林许稽诸人共在会稽王（简文）齐头。……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理之所在！（同上）
（六）支道林许（珣）谢（安）盛德共进王（濛）家。谢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馀语，才峰秀逸。（同上）
（七）殷中军孙安国王谢能言诸贤悉在会稽王许。殷与孙共论易象“妙于见形”。孙语道合，意气干云，一坐咸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会稽王叹曰：“使真长来，故应有以制彼！”即迎真长，孙意己不如。真长既至，先令孙自叙本理，……刘便作二百许语，辞难简切，孙理遂屈。一坐同时拊掌而笑，称美良久。（同上）
（八）太叔广甚辩给，而挚仲治长于翰墨。……名位略同，每至公坐，广谈，仲治不能对；退著笔难广，广又不能答。……于是更相嗤笑，纷然于世。（同上并注）
我们已经知道“依方辩对”的“正始之音”，是辞喻皆不相负的。大概辞藻以翰墨，辩给以唱喻（如“唱理”，）二者都是运“理”的手段。所谓“未知理源所归，而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所谓“共嗟咏二家之美（辞喻），不辩其理之所在”，指示出正始以后清谈的倾向。我们可以这样来讲：“正始之音”的第一阶段，是以“谈中之理”为先，永嘉前后的第二阶段，是以“理中之谈”为先，换言之，前者仅巧累于理，后者则巧伤其理。（如颜之推所谓辞与理争，辞胜而理伏。）这点区别，读者细按上面所述的原委而加考究，便可了然了。然而到了南渡名士的末流第三阶段，理之所在可以不顾，而“谈中之谈”就代表了一切。葛洪已觉到此种末流，所谓“嘲戏之谈，或上及祖考，或下逮妇女，往者务其必深焉，报者恐其不重焉，唱之者不虑见答之后患，和之者耻于言轻之不塞，……利口者扶强而党势，辩给者借鍒以刺瞂，以不应者为拙劣，以先止者为负败”。（见前）兹举几例如下：“桓南郡与道曜讲老子，王侍中（祯，字思道）为主簿在坐。桓曰：‘王主簿可顾名思义！’王未答，且大笑。桓曰：‘王思道能作大家笑儿！’”（世说新语排调）“荀鸣鹤陆士龙俱会张茂先坐。张令共语，以其并有大才，可勿作常语。陆举手曰：‘云间陆士龙。’荀答曰：‘日下荀鸣鹤。’陆曰：‘既开青云，睹白雉，何不张尔弓，布尔矢？’荀答曰：‘本谓云龙騤騤，定是山鹿野麋，兽弱弩彊，是以发迟！’张乃抚掌大笑。”（同上排调）
“何次道庾季坚二人并为元辅。成帝初崩，于时嗣君未定，何欲立嗣子，庾及朝议以外寇方强，嗣子冲幼，乃立康帝。康帝登阼，会群臣，谓何曰：‘朕今所以承大业，为谁之议？’何答曰：‘陛下龙飞，此是庾冰之功，非臣之力。于时用微臣之议，今不睹盛明之世！’”（同上方正）
“王子猷（徽之）作桓车骑（冲）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不问马，出论语——引者按）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按亦出论语）”（同上简傲）
末流之弊，已经不是“理赌”了，近于所谓“利口谀辞”，所谓顾名思义则是顾名思名。甚至更有盛于麈尾，自呼谈士，夸其门族，自欺欺人，王僧虔戒子书就指出此种末流，他说：“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且论注百氏，荆州八袠，又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如客至之有设也，汝皆未经拂耳瞥目，岂有庖厨不修，而欲延大宾者哉？……六十四卦未知何名，庄子众篇何者内外？‘八袠’所载凡有几家？‘四本’之称以何为长？而终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南齐书王僧虔传）
在南北朝，正始之音绪，虽有变化，而仍为学风之主潮，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八六朝清谈之习条论其概略：“至梁武帝，始崇尚经学，……所谓经学者亦皆从为谈辨之资。武帝召岑之敬升讲座，敕朱异执孝经，唱士孝章，帝亲与论难，之敬剖释纵横，应对如响。（之敬传）简文为太子时，出士林馆，发孝经题，张讥议论往复，甚见嗟赏。其后周宏正在国子监，发周易题，讥与之论辨，宏正谓人曰：吾每登座，见张讥在席，使人凛然。（讥传）……（中例略）……袁宪与岑文豪同候周宏正，宏正将登讲座，适宪至，即令宪树义。……递起义端，宪辨论有馀。（宪传）……（中例略）……是当时虽从事于经义，亦皆口耳之学，开堂升坐，以才辨相争胜，与晋人清谈无异，特所谈者不同耳。况梁时所谈亦不专讲五经。武帝尝于重云殿自讲老子，徐勉举顾越论义，越音响若钟，咸叹美之。（越传）……邵陵王纶讲大品经，使马枢讲维摩、老子，同日发题，道俗听者二千人。王谓众曰：‘马学士论义，必使屈伏，不得空具主客。’于是，各起辨端，枢转变无穷，论者咸服。（枢传）则梁时五经之外，仍不废老庄，且又增佛义。……风气所趋，积重难返，直至隋平陈之后，始扫除之。”
论难赌理，在南北朝，因了佛义渗入之深，更出现许多新的题目，举其最要者，如儒佛道三教之同异离合，如夏夷论难，沙门踞食论难，沙门敬事论难等等，这将在下面详述，这里从略。有一点应知道的是，三教辩论，多有妥协的折中理论，而惟对于民间道教，则三教一致，皆认为迷执不道；对于范缜的神灭论“异端”，更相互援引经义佛典，皆证其背经乖理，摈之不与通“文学”。（所谓文学，在当时人视之，略当学术的名称，世说新语撰者为宋人刘义庆，注者为梁人刘孝标。书首列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篇，仿孔门四科之古代形式，而附以中世纪的内容，其文学一篇代表当时思潮。）佛经与三玄融合以后，稍变“正始之音”的形式，除了对谈赌理以外，更设座唱导，“唱导”是什么呢？高僧传卷一五唱导论说：“唱导者，盖所从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昔佛法初传，于时齐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其后庐山释慧远，道业贞华，风才秀发，每至齐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唱导，首广明三世因果，却辩一齐大意。
后代传受，遂成永则。……夫唱导所贵，其事四焉，谓：声、辩、才、博。非‘声’则无以警众，非‘辩’则无以适时，非‘才’则言无可采，非‘博’则语无依据。至若响韵钟鼓，则四众警心，‘声’之为用也；辞吐俊发，适会无差，‘辩’之为用也；绮制雕华，文藻横逸，‘才’之为用也；商榷经论，采撮书史，‘博’之为用也。若能善兹四事，而适以人时，……与事而兴，可谓知时知众，又能善说。”
由此可知，自“唱导”永则成立以来，对辩、言才渐为四事之二，而说法就将形成主体了，演化至于有唐，复转为师法传授，魏晋“正始之音”才告结局。“正始之音”是名门清流之间会友的依方辩对，而“唱导”为师徒授法的宣理，惟犹与辩给相为混合，到了唐代，传道、授业、解惑（韩愈语），便把取辩的形式否定了。
谢选骏指出：正始之音是指魏晋玄谈风气——出现于三国魏正始年间。当时以何晏、王弼为首，以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谈玄析理，放达不羁；名士风流，盛于洛下。也指纯正的乐声。出自《晋书·卫玠传》——“昔王辅嗣吐金声于中朝，此子复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绪，绝而复续。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在我看来，正始之音的“唱导”犹如先秦的“对话”，是真正的私学复兴，可以说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曙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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