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汉末编户编民之制被农民战争一度动摇以来，天下户口不及盛汉之一郡，这些编民一部分起而为“流寇”或“流人”，一部分则附庸为豪右的部曲。因此，最高地主不能不在制度上搜括“屯田”式的劳动力和“占田”式的劳动力。同时，统治阶级因了迁移流亡，除把汉代“任子”制度普及化外，更尽量使古代氏族公社死灰复燃，这就是魏晋的名门世族所夸耀的族谱，如言“沈为孔家金，顗为魏家玉，虞为长琳宗，谢为弘道伏”之类。刘知几所谓“世重高门，人轻寒微，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史通通释按：“都邑则略具于地理，非同舆服之无附，……至如氏族一门，自是魏晋相沿四姓尚官之习。“如实言之，只有县乡亭制邑里地望有了式微之征候，贵族地主才有必要更加竞相标榜门阀。他们之间的内部斗争是残酷的，但他们毕竟是魏晋政权的阶级支柱。当时如“河南尹，内掌帝都，外统京畿，……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方会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魏志傅嘏传注引傅子）于是汉之“乡举里选”，才变而为魏晋之“九品中正”。赵翼陔余丛考谱学说：“至魏九品中正法行，于是权归右姓。州有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有司选举，必稽谱牒，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于是贾氏王氏谱学出焉。”
新唐书柳冲传说：“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晋宋因之，始尚姓已。……夫文之弊至于尚官，官之弊至于尚姓，姓之弊至于尚诈。”
晋自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地望在习惯上已经成了商标，贴在右姓大族的实际门第之上，其浮飘不实，有如旧中国地主官僚在大城市公馆门墙上标以某姓生地者然，所不同的是，如琅琊王、新野庾等豪门，以小流亡政府的封建地主资格，纷纷占地。豪族身分性的分类，多炫姓氏，“侨姓”、“吴姓”、“郡姓”、“虏姓”，其区别是严格的。甚至适应这个现实，东晋王朝，出现了名实相离的侨立州郡，凡幽冀青并雍凉兗豫之名，错寄南朝（见晋书地理志）。所谓九品中正的举士法制，即建立于游离的名族著姓之这一历史实际上。傅嘏卫瓘刘裕范宁反对九品中正和游辞浮说，同时主张安土之实，土断人户，就是这个道理。卫瓘说：“魏氏承颠复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争多少于锥刀之末。……宜皆荡除末法，……以土断定。”
刘毅说九品中正有八条损政，其重要的言论如下：“高下任意，荣辱在手。……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己。……用心百态，求者万端。……
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
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人伦交争而部党兴，刑狱滋生而祸根结。……今一国之士，多者千数，或流徙异邦，或取给殊方。……既无乡老纪行之誉，又非朝廷考绩之课，遂使进官之人，弃近求远，背本逐末。……今九品所疏则削其长，所亲则饰其短。”（晋书卷四五）
据此，可以论究“名流”或“名胜”的阶级。当时土地的兼并，比汉更凶的所在，是附加了军事的强占，其得其失，不是依于经济的买卖，而是靠特权的掠夺。范宁所谓“人姓无涯，奢俭由势。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赡，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禄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无节。”以力厚身者，如祖约本幽州冠族，占夺乡里先人田地，以禄富家者，如周伯仁母说“吾本谓渡江托足无所，尔家有相，尔等并罗列吾前，复何忧！”晋人好蒲博，也是“取给殊方”的财产占有的活动，如刘尹谓桓温必能克蜀，原因是“观其蒲博，不必得则不为。”（见世说新语）魏晋六朝所以形成奢华之风俗，正由于财产的占有更依靠特权的方便了。在得失方便的经济之上（取给殊方），产生了高下任意的人品选拔，复以著姓豪族的爱憎品价，产生了依方辩对的巧辞胜理。著者大胆地说，晋代的思想在于一个“名”字，这“名”字在阶级集团而言，是离了地望的名门，而反映于思想则是遗了事实的“名胜”。故“名胜”二字，是魏晋以来封建等级的理论抽象，一登“名胜”，身价百倍。什么叫做“名胜”呢？“名”即古代名辩之名，在本书第一卷已讲过名辩学派，此处不再重复；“胜”即名理胜负之胜，魏晋人称至理为胜理或第一理。故“名胜”也者，是名流（有第一流、第二流、第三流之分别）的各级身分，从清谈诘辩，辞喻取胜，以显示身分高人一等。例如世说新语中说：“宣武集诸‘名胜’讲易，日说一卦。
支道林辩圣人之逍遥，当时‘名胜’，咸味其音旨。
郄超与傅瑗周旋，瑗见其二子，……谓瑗曰：‘小者才名皆胜。’王领军（洽）与法汰周旋行，来往‘名胜’许，辄与俱。”
“名胜”从正始中的人物为代表，兹举二例如下：“何晏闻王弼‘名’，因条问‘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
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裴冀州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畅。”（世说新语文学）
名胜有时亦称“名通”或“名达”，例如：“殷中军（浩）问：‘自然无心于禀受，何以正善人少，恶人多？’诸人莫有言者。刘尹答曰：‘譬如写水著地，正自纵横流漫，略无正方圆者。’一时绝叹，以为‘名通’。（按这里名通讲的道理，是以天灭人的还元诡辩。）”（同上）
“人有问殷中军：‘何以将得位而梦棺器，将得财而梦矢秽？’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将得而梦棺尸；财本是粪土，所以将得而梦秽污。’时人以为‘名通’。（按这里名通讲的道理，是定义法的诡辩。）”（同上）
“孙兴公许玄度，……共商略先往‘名达’。”（世说新语赏誉）
老、庄、周易三玄，是玄学的主题，这在题目内容方面而言，确无问题，向秀传所谓“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但在论理上而言，魏晋清谈又是“名辩”的复古，这就须研究清楚了。此所谓复古，并无诸子复兴的性质，不过由汉儒复古于春秋者，而变为“名胜”“名通”复古于战国的神秘唯心主义与诡辩唯心主义之混合罢了。原来老庄与名辩，在战国，是春秋搢绅与孔墨显学的批判者，他们创出一套形而上学与形式名理。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烦琐主义的复古流变，形式上也很顺当地产生了第二次的再现。搢绅经学的章句烦琐主义，被名流玄学的名理烦琐主义所批判，二者都是烦琐，一在章句，一在概念，然而其变化递嬗的历史，却不同于古代，而是有封建制社会变动的具体情况为其背景的。
上面我们说过，魏晋玄学主要在于一“名”字，所以然者，应从浮离游闲的名族豪门的阶级性方面来找寻秘密。不要说王谢裴庾之家的人物，即何晏王弼山涛诸名流代表，那一个不是出身皇亲豪门呢？至若王戎和峤下及石崇王恺，那一个不是在富贵生活中善言浮华呢？老庄尚无为，诡辩尚无不为，二者结合成了中世纪名胜的教条，由人性还元于自然，即“天地四时尚有消息，而况人乎”，山涛从此教训嵇绍，就可不至“以人灭天”，就可以在杀了他的父亲的晋朝做官，在大自然中（没有社会法则）无为而无不为。其实，绍父嵇康在他的有名的声无哀乐论所用的名理，被过江的王大将军（敦）推崇为“三理”之一，其中这样说，“夫殊方异俗，歌笑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然哀乐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而发万殊之声，斯非声音之无常哉？”可见人们在无常的社会制度中（等于自然法则），可以无不为而无为。康绍父子都是名通理胜的名士，在老庄与名辩的综合复古之下，就有这样难受实践检证的“名”之牺牲者。有闲之士的烦琐概念的游戏，比埋葬于训诂六经章句的考据优游，更为遗失个性，那里有文艺复兴的历史呢？这样的“名胜”，对于腐败的皇帝政权是最有利益的。嵇康之杀夺与嵇绍之生予，同于天地四时的消息，均于歌哭哀乐的情绪，这样就对于非法之法的皇权说来，是头头是道的。在不断的“禅代”无常交替之时，魏晋南北朝的“名”正“言”顺只靠辞句之铺张典丽，上至曹操以来的九锡文，下至贵族的交游，都在于名言浮辞。司马昭之让九锡表，正是竹林七贤阮籍“辞甚清壮”的名文。宋叶适所谓“奸邪者济其欲”，便是因为“名”之方便附丽，可以歪曲现实。
魏晋以来的名士是把清谈老庄与善言名理，二者兼综的。钟会、裴頠、卫玠、王敦、谢玄，史皆称为“名理”能手，究实言之，“名理”正是此时代的思想灵魂，世仅知三玄之于魏晋为中心思想，而不知名辩更为其中心思想的指示器。何晏“能清言”，“好辩而无诚”，王弼“通辩能言”，“辞才逸辩”，向秀“最有清辞遒旨”，阮裕“甚精论难”，郭象“言类悬河”，支道林以“支理”名家，殷浩“能言理”，这样看来，善辩与精练名理，实相同训。正因如此，当时，惠施、公孙龙、墨辩才成为名胜的宝筏，例如：“谢安年少时，请阮光禄（裕）道白马论，为论以示谢，于时谢不即解阮语，重相咨尽，阮乃叹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世说新语文学）
“司马太傅（道子）问谢车骑（玄）：‘惠子其书五车，何以无一言入玄？’谢曰：‘故当是其妙处不传。’”（世说新语文学）
鲁胜的墨辩叙，并不合后期墨家之经说，颜曰墨学，实则名辩。请看他如何崇拜古代的诡辩学派：“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则事不成。’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刑名，显于世。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荀卿庄周等皆非毁名家，而不能易其论也。名必有形，察形莫如别色，故有坚白之辩。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无，故有无序之辩。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两可’。同而有异，异而有同，是之谓‘辩同异’。至同无不同，至异无不异，是谓‘辩同辩异’。同异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辩于一物，而原极天下之污隆，‘名之至’也。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岁，遂亡绝。”（晋书卷九四本传）
上面分别的名辩派系，将在后几章详论，这里先记住：“两可”、“辩同异”、“辩同辩异”、“名之至”正是魏晋名通的学派分野法。
除名辩而外，更有外来的佛理助长辩风。例如：“支道林造即色论（如支道林集妙观章说，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虽色而空），论成，示王中郎（坦之）。……王曰：‘既无文殊，谁能见赏？’支（道林）为法师，许（掾）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世说新语文学）
上面史实，仅指明名辩在当时学风中的重要性，所谓“两可”、“辩同异”、“辩同辩异”，以及万能的“名之至”指导律，实在贯串了当时思想界的主要倾向，所谓“正始之音”，就在这里获得解答（下章专论）。现在我们特举当时代表名辩“四本”、“三理”、“三玄”等，试为诠释。王僧虔诫子书说：“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南齐书本传），可知四本论和“三理”（“声无哀乐”即三理之一），是当时的“言家口实”，而“谈何容易”？殷中军虽思虑通长，然于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苦汤池铁城，无可攻之势。（世说新语文学）殷仲堪精核玄论，人谓莫不研究，但殷叹：“使我解四本，谈不翅尔！”（同上）
一，按四本论为钟会所撰，是“正始之音”的代表作，惟此论已不传，据三国志魏志及世说新语说：“会尝论易无互体，才性同异。及会死后，于会家得书二十篇，名曰道论，而实刑名家也，其文似会。”（魏志卷二十八）
“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康）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世说新语文学）
“魏志曰：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同上梁刘孝标注）
“嘏常论才性同异，钟会集而论之。（裴松之注引傅子曰：……嘏好论才性，原本精微，鲜能及之。……又嘏以钟会明智，交之。……又嘏与李丰同州，评李饰伪而多疑，矜小失而昧于权利，不与友善。）”（魏志卷二十一）
从上面简略的史料来研究四本论的内容，实在有些困难。但综合了史料，我们便可能推寻其要点，首先我们必须究明下列二点：
第一，性才二者，大约是讲本体与功用的关系。“性”言本体一元，“才”言事功杂多。和傅嘏相友善的荀粲就如此说明“性”字：“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粃。——（此说）能言者（亦）不能屈。”（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粲别传）
何晏论语集解关于此章说：“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之理。”
魏晋人善论易继善成性的天人之陈，故性命之学被当作最高义看待。
“才”指事功，汉末以来，多见求“非常之才”之文，刘表、袁绍、曹操都在利用“非常之才”，以禅非常之代，甚至曹操令求不仁不义而有治国用兵之才术者。史称三国人才特盛，或称人才集于许下，当是所谓“非常之业”的号召所致。一方面史籍或以异才、奇才、隽才、大才，或以才学、才文、才识、才辩、才行兼备来形容当时人物，而他方面“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魏晋去就，易生嫌疑，贵贱并没”，才却可以导人走向悲剧。晋书卷九四孙登传说：“孙登尝谓嵇康曰：……用才在乎识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世说新语栖逸略同：“君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注引文士传：“子识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
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识物，所以全其年。”）
这里就发生了问题：性与才二者的同异离合究竟如何？在名辩方面讲来，这就成了“同异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辩于一物，而原极天下之污隆”了。在天性与人才的天人之陈，发生了争辩“是不是，可不可”的“两可”么？“同而有异，异而有同”的“辩同异”么？“至同无不同，至异无不异”的“辩同辩异”么？这些都是有待解答的重大课题。九品中正举才的制度，正在取辩的四本论上刻下了是非吉凶的名障，而刘劭的人物志就成了历史的证件了。它反映了豪门大族阶级内部纠纷的同异离合，而在超现实的概念方面标榜身分。
第二，我们虽仅知道傅嘏论才性“同”，李丰论才性“异”，钟会论才性“合”，王广论才性“离”，而无法知道他们的论旨何在，但傅嘏与钟会相异而实为合同派，李丰与王广相异而实为离异派，似乎有古代“合同异”与“离坚白”的分野。
这里面有比周朋党的内幕。蒋济所谓“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辅政，慎于其朋”，这话表面上是痛心当时豪门不能和睦，实际上暗示着阶级的内讧。傅钟二人崇尚事功，走了左袒司马晋的政治路线；曹爽何晏邓扬一系是曹魏宗室派的中心；李丰与王淩王广父子则是骑墙于二者的投机派。他们中间的政权争夺的同异离合，决定了才性思想的同异离合。
这三派人除了傅嘏享年仅四十七岁，增封至千二百户善终外，皆死于司马氏的淫威之下。连傅嘏最后也戒钟会说：“子志大其量，而勋业难为之也，可不慎哉！”三派在权势同异离合的钩心斗角中，仅留下了“四本论”的概念题目，而现实却对于理论成了讽刺。所谓同异离合四方形的对角线，操在司马氏晋宣王与景王之手，这就是史书所称司马氏尽诛名族。上述三派人物都是食几千户、以至万户以上的领主。
（一）曹魏宗室派的曹爽是曹操的族孙，食邑万二千户，与司马宣王争权，平分秋色。何晏是汉大将军何进之孙，曹操的养子（其母为操所纳，随母入宫，服饰拟于太子）。曹爽秉政，何晏邓扬（邓禹之后）李胜等为其心腹，时称浮华执政，“轻改法度”。“晏等专政，共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及坏汤沐地以为产业，承势窃取官物，因缘求欲。”魏志更载其与曹爽等淫乐纵酒骄侈盈溢。陈寿裴松之所记或有偏见，但世说新语也载：“何邓二尚书独步于魏朝”（言语注），“以官易富邓玄茂”，“何晏以才辩显于贵戚之间，邓扬好交通，合徒党，鬻声名于闾阎”（识鉴注）。松之注谓何邓丁（谧）为“爽门三狗”，固然是刻薄之词，而此辈不长事务，浮华成党，颇为事实。何晏在论语集解德不孤章说：“方以类聚，同志相求”，可以证明他的主张。傅嘏恨其“贵同恶异”，不完全是攻击。爽败，何邓等皆被司马宣王所族诛。
从史实再回求于思想，按四本论中的才性之辩，没有此派人物参加。原因是“才”不为他们所重视，这不是说他们轻视功利，而是说他们外静恬而内多欲，所谓“言远而性近”。何晏说：“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玄）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师，景王）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魏志注引魏氏春秋，按云：“盖欲以神况诸己也。”）
三人年少时本风采齐名，何晏看不起“唯几也故成天下之务”的惟事功独长的性格，而以“神”自况，则其独尊“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之理”为势所当然。例如他说易穷理尽性，而王弼则说易以“几”“神”为教（见论语集解加我数年章）。故何既尊“神”薄“几”，必言性遗才，而王则神几合一言之。史载“何平叔巧累于理”（简文语）。他注论语“一以贯之”说：“善有元，事有会，天下殊涂而同归，百虑而一致，知其元则众善举矣，故不待多学，一以知之也。”（论语集解）
“善”指易继善成性之善，事指功业，重善轻事，似有重神轻功的主张。参证他解论语游于艺章之“游”，说“不足依据故曰游”，其轻视才艺更明。他与王弼所辩者是性情同异，他主张“圣人无喜怒哀乐”，王弼主张圣人“性其情”，“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魏志钟会传注引何劭作王弼传）从性情之辩转为性才之辩，似为四本论的流变。何劭所谓何晏的圣人无喜怒哀乐论，钟会等述之，语虽不明，但既曰不仅钟会一人，又曰述之，至少在取辩方面有其源流。且钟会与王弼友善，“会论议以校练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同上），因此，王弼论性情合的逻辑，当对会论性才合有所影响。
（二）傅嘏是傅介子之后，世为冠族。正始初为黄门侍郎，以攻击何晏“外静而内銛巧，好利不念务本”，被何免官。曹爽诛，取得河南尹要职，后因有功于司马氏，进封为武乡亭侯。著论难刘劭考课法，以为选拔重实才，苟非其才则道不虚行。他趋向事功，与何晏派不睦，这由他与荀粲的辩论可知：“嘏尚名理，而粲尚玄远，宗致虽同，仓卒时或有格而不相得意。……
粲尝谓嘏玄曰：‘子等在世涂间功名必胜我，但识劣我耳。’嘏难曰：‘能盛功名者识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馀者邪？’粲曰：‘功名者志局之所奖也，然则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识之所独济也。我以能使子等为贵，然未必齐子等所为也。’”（魏志荀彧传注）
陈书评傅嘏说：“用才达显”。他的主张近于实才至上论，显然与何晏的天性论相左。由于政见的不同，反映在思辩方面，就成了他的才性同论，他似乎认为性无本体，才之外现都是性。因此，他批评他的反对派说：“夏侯太初志大其量，能合虚声，而无实才。何平叔（晏）言远而情近，好辩而无诚，所谓利口复邦家之人也。邓玄茂（扬）有为而无终，外要名利，内无关钥，贵同恶异，多言而妒。……以吾观此三人者，皆败德也；远之犹恐祸及，况昵之乎？”（魏志卷二十一本传注）
“李丰饰伪而多疑，矜小失而昧于权利，若处庸庸者可也，自任机事，遭明者必死。”（同上）
钟会是钟太傅繇的幼子。蒋济识会于童年，赏鉴他为“非常人”，及壮有才数技艺，而博学精练名理。司马景王叹他为王佐之材。正始中为尚书中书侍郎，后以战功食万户侯。终因谋反遭杀。世说新语注引魏氏春秋：“会名公子，以才能贵幸，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嵇康方箕踞而锻，会至不为之礼。”“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钟会在名理方面受了王弼的影响，在事业方面又与傅嘏一致。嘏以会明智结交，嘏在临终时，又以“志大其量，而勋业难为”戒会谨慎。按“志大其量，能合虚声”是嘏评夏侯玄的话，钟会似也倾向于深远一路，然复因才艺过人而奔竞勋业。这里就是他论才性合的说明，他似乎以性才是内外相济的，是体用相合的。他和傅嘏接近，如裴松之评说：“嘏料夏侯之必败，不与之交，而此云与钟会善。愚以为夏侯玄以名重致患，衅由外至，钟会以利动取败，祸自己出。……嘏若料夏侯之必危，而不见钟会之将败，则为识有所蔽，难以言通；若皆知其不终而情有彼此，是为厚薄由于爱憎，奚豫于成败哉？以爱憎为厚薄，又亏于雅体矣！”
上面已经指出，傅嘏品鉴玄会皆有“志大其量”之语，故交往正以厚薄爱憎之间的名门朋党为标志，和何邓派之“贵同恶异”（此语在世说新语稍异于魏志注，统评何邓），毫无区别。
（三）李丰是李卫尉义的儿子，名被吴越，有中国名士之号。历仕魏氏三朝。据魏略所纪，正始中丰迁侍中尚书仆射，在台省常多托疾，暂起复卧，如是数岁（时台制疾满百日当解禄，故丰未满数十日暂起而复托疾）。他以这种手法，在曹爽专政时，周旋于曹魏与司马晋二大势力之间，“依违二公，无有适莫，故于时有谤书曰：曹爽之势热如汤，太傅父子冷如浆，李丰兄弟如游光。”爽杀，遂为中书令。又据魏志，丰虽宿为司马景王所亲侍，然私心在夏侯玄。玄为夏侯渊之孙，曹氏外戚，曹爽之姑子，但因爽抑绌而不得意。爽败，玄渐徙太常。李丰等谋以玄辅政，为司马师所忌，以莫须有之罪名，将玄丰等一同族诛。此事件为当时一大疑案，名族深为不安，故师问许允：“自我收丰等，不知士大夫何为匆匆乎？”此点当让历史家寻论，这里所要研究的，是李丰的派系性。他依违两可的政治倾向，史载确切，不待考证。故他在思想方面便和以上二派不同，他“论性才异”，似为一种两面双栖论，所谓“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两可”，性才二者两立皆是，依违适莫，存乎其人。傅嘏评其“多疑”，世说新语容止篇称时人目之为“颓唐如玉山之将崩”，可以作为此一理论的注脚。总之，他的实际生活与他的名门派系以及他的政治路线，决定了他的名辩意识，政治上的骑墙派之流于理论上的两可之说，是相适应的。王广是王淩之子，汉司徒王允之侄孙。淩讨吴有功，封为征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封南乡侯，食邑千三百五十户；后迁车骑将军，与其外舅令狐愚并典兵专淮南之重。爽诛，由司空迁为太尉，假节钺。因谋拥立楚王彪，被司马宣王夷三族，子广同死。广有志尚学行，蒋济曾说：“淩文武俱赡，当今无双，广等志力有美于父耳”，退而悔之，告人说：“吾此言灭人门宗矣！”（魏志卷二八注引魏氏春秋）当淩谋废立事，使人告广，广答“勿为祸先”，据注引汉晋春秋说：“广曰：‘凡举大事，应本人情。今曹爽以骄奢失民，何平叔虚而不治，丁毕桓邓虽并有宿望，皆专竞于世，加变易朝典，政令数改，所存虽高，而事不下接，民习于旧，众莫之从，故虽势倾四海，声振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情虽难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贤能，广树胜己，……父子兄弟并握兵要，未易亡也。’”
由此一段两面皆有是非利害的话看来，可知王广对于魏晋两派之间，对虚高一面与对实利一面，两皆无肯定或否定的是非，两皆未能同异，不敢从一面而攻他一面，“勿为祸先”。因此，这就在他“论性才离”的时候，助长了二元论的取辩，和“论性才异”的李丰比较，李依违两可，王则依违两不可，而游离性的立场是他们的同点。
性才同异离合的概念，实在是名族同异离合的代数学。但名辩也有不一定如四本论之与现实密切相关，在复杂的政治关系方面有各种不同的角度，因而有的理论也不一定直接就和政治主张相互划出明显的迹象。
二，我们再研究一下过江以后的王导作为“三理”来看的名辩。其一即欧阳建（字坚石，冀方右族，雅有理思）的言尽意论：“夫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辩，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不得相与为二矣；苟无其二，言无不尽矣。”（世说新语文学注引）
此论讲名实相符的形式逻辑，主张逻辑的名言可诠性。按“言尽意”之辩，取易“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言”为题，显然在“言尽意”的反面有“言不尽意论”，如何晏的无名论，所谓“处有名之域，而没其无名之象。……夫唯无名，故可得遍以天下之名名之，然岂其名也哉？”（列子仲尼篇注引）“知者，言未必尽也。”（论语集解）王弼的易注：“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他的体无论，更谓“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钟会传注引）更著名者为“当时能言者不能屈”的荀粲的言意在表象以外说，所谓“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荀彧传注引）其他如向秀郭象以“至理无言”注解庄子，无不和言尽意论相反。这当是当时名理界的一个原则性的论难，其中带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认识论方面的斗争。其二，即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夫殊方异俗，歌哭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然哀乐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而发万殊之声，斯非音声之无常哉？”如果说欧阳建论名实可相符，何晏等论名不能符实而存在，则嵇康此说则在论名实两离（所谓“声之于心，殊涂异轨，不相经纬”）。情均同而声杂异，以杂多无常的声音，表达不出真正哀乐的情意，故情真而音假。按何晏王弼有性情同异之辩，四本论有性才之辩，嵇康盖衍情于理，转为定理先天说，“理已定，然后借古义以明之耳；今未得于心，而多恃前言，以为谈证，自此以往，恐巧历不能纪。”（详见嵇中散集，别章专论。）
其三，即嵇康的养生论：“夫虱著头而黑，麝食柏而香，颈处险而瘿，齿居晋而黄，……岂惟蒸之使重而无使轻，……芬之使香勿使延哉？……蒸以灵芝，润以醴泉，……无为自得，体妙心玄，……
庶可与羡门比寿，王乔争年，何为其无有哉？”
以上引句仅依世说新语注引，其详有他的养生论与答难养生论（嵇中散集）。按此说，力辩自足于内，遇物而当，反对智用于外，随物排遣。在名理方面而言，他以为虽名实两离异轨，但达观处理，则又可以使名实随在偶合，他说：“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过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养生论）
这叫做“和理日济，同乎大顺”。反之，“仁义务于礼伪，非真之要术，廉谦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向秀有难养生论，说他“追虚侥幸，功不答劳”，他往返诘难，答辩不屈，可知这一命题在当时是重要的。按他是曹魏宗室的外戚，爽败，权归司马氏，他正是在“进不敢言同，退不敢言异”之下，假声无哀乐论，讽刺了当时的心声异轨，假养生论表示了消极足意的人生观，但他是敢于“儁伤于道”的人，居然大胆地“非汤武而薄周孔”，被司马昭借吕安事致于死地。他的思想背景，可以用袒司马晋而论性才合的钟会骂他的话来说明：“今皇道开明，四海风靡，边鄙无诡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议。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世说新语雅量注引）
钟会在审判嵇康时，有此庭论，可当做“论性才合”的自我介绍，其辞句之粗野颠倒，显示名族阶级内讧的党同灭异到了何等程度！岂不是早已在钟会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反诘嵇康之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时，伏下一笔名族间的异同公案么？
三，“四本”、“三理”之外，还有更普遍的“三玄”。三玄指周易老庄，约之又谓儒道。从名辩上看来，儒道的异同离合也是当时的最大争辩。
（一）论儒道“同”者为何晏。他所作的道德论说：“自儒者论，以老子非圣人，绝礼弃学；晏说与圣人同，著论行于世也”（文学篇引注）。又如王夷甫问阮宣子（修）：“老庄与圣教，同异？”阮对曰：“将‘无’同”，世谓之三语掾。（同上，晋书所载问答者人名不同。）
（二）论儒道“合”者为王弼。他好论儒道，裴徽问他：“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耶？”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同上）向秀（著儒道论）等皆走此路。
（三）论儒道“离”者为裴頠等。頠疾世俗尚虚无之理，著崇有论，他和著言尽意论的欧阳建是名理中的反对派，含有若干唯物主义的因素。他认为道家崇虚体无，外形遗制，忽防忘礼，与儒家离而不能相合。他说：“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生以有为己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故养既化之有，非无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众，非无为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谓心为无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须于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谓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鳞，非偃息之所能获也，陨高墉之禽，非静拱之所能捷也，审投弦饵之用，非无知之所能览也。由此而观，济有者皆有也，虚无奚益于已有之群生哉？”王衍之徒攻难交至，并莫能屈。（晋书卷三十五，并参看世说新语文学）
（四）论儒道“异”者为葛洪等。洪所著抱朴子，其内篇多属道家（自叙），而外篇则为儒家辩护，如此相异而两可之论，内外并存，自相矛盾。（详说见专章）
其他如儒道佛三角的同异诘辩，多见于弘明集、广弘明集，应专章研究，此处从略。
谢选骏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根源是国际流氓无产阶级，列宁主义的阶级根源是俄罗斯流氓无产阶级，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根源是中国流氓无产阶级——因为它们都是无业游民的政治运动的纲领。但是魏晋玄学不同，那是一种哲学，而哲学是个人的思维，不是阶级的利益。马列猪狗，能解此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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