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要警惕和避免落入“富国陷阱”》（2020-12-01 第一财经马亮）报道：
要尊重各国的国情差异，不强加他国的制度选择或政策偏好，更不应将此作为对外援助的附带条件——
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夏准在2002年出版著作《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其中译本最近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为我们重新思考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设计和道路选择提供了及时镜鉴。
无独有偶，他的其他著作也都是为了揭露“富国的伪善”和“资本主义的真相”，希望发展中国家擦亮眼睛和少走弯路。我在翻译洪源远的著作《中国如何跳出贫困陷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时注意到，她多处引用了这本书，并提出了和其相近的观点。
张夏准指出，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向希冀摆脱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推崇的所谓的“好政策”和“好制度”，既不是发达国家当年在发展过程中使用的，也不会适合发展中国家。富国是如何变富的？他认为，这些所谓的“好政策”和“好制度”不过是历史谣传与神话，是发达国家为了对历史“洗白”和占领道德高地而进行的“洗脑”。
他在书中详细爬梳主要发达国家在早期发展阶段所使用的各种制度和政策，以产业发展而言，他发现“几乎每个成功的国家在‘赶超’其他国家时都采用过幼稚产业保护政策和其他积极的产业、贸易和技术政策”。他指出，各个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差别较大，“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产业发展模式，有的只是一些宽泛的指导原则和各种可供借鉴的范例。”
发达国家鼓吹的“善政”包括“民主制、廉洁高效的官僚和司法制度、对（私有）产权包括知识产权的有力保护、良好的公司治理制度（特别是信息披露制度和破产法）、良好的金融制度”，以及“良好的公共财政体系、社会福利体系、保障工人权益的劳工制度等”。但是，如果检视发达国家在发展初期的民主制度、官僚和司法制度、产权制度、公司治理制度、金融制度、社会福利和劳动制度，就会发现资本主义国家是通过“茹毛饮血”的原始积累而发展起来的，其发家史并不光彩，甚至可以说是恶贯满盈。换言之，发达国家不能对发展中国家采取“双重标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张夏准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今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发展水平实际上比过去处在相同阶段的当今发达国家高得多。”这些所谓的“好政策”和“好制度”是发达国家在发展起来以后而采取的，是为了维护其国家利益而设下的“富国陷阱”。比如，发达国家在早期发展时采取了各种不光彩的手段相互窃取知识产权，而一旦发展起来以后就反过来要求发展中国家尊重它们的知识产权。换句话说，“原本的‘偷猎者’纷纷成了现在的‘猎场看守者’”，发达国家正在“踢开”那个让它们爬到顶端的“梯子”，以阻止发展中国家采用它们真正用过的政策和制度。
无论是出于善意，还是赤裸裸的国家利益至上，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向发展中国家兜售的“好政策”和“好制度”会产生严重误导。张夏准认为，“许多被认为是‘坏’的政策实际上并不‘坏’，也不存在适用于每一个国家的‘最佳实践’政策。”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好制度”与“坏政策”的匹配，可能会带来更好的发展结果，因为“成功的国家能够及时、熟练地调整它们政策的重心以适应变化的环境”。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制度建构过程是漫长而曲折的，往往需要几十年乃至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并且可能会经历各种反复。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自身，都要在发展初期对其制度发展有耐心。
该书认为，发达国家的现在是其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其发展的原因，我们不能颠倒因果关系而做出误判。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学习的过程中，要清醒地认识到发达国家的过去和现在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制度和政策，所以不能照搬它们现在的制度和政策。发展中国家要学习发达国家的过去而不是现在，特别是它们是如何发展起来的真实历史，否则就可能像阿根廷、伊拉克等国家一样被发达国家“带歪”。比如，19世纪美国进步时代的国家建设历史和经验，可能比当下撕裂的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启发意义。再如，新加坡、韩国等少数国家实现了从第三世界国家到第一世界国家的跃迁，这同它们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不无关系。当然，发展中国家终究要启动并走出国家制度建设的艰辛之路，而在此过程中则需要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包容和耐心，以及发展中国家本身的制度定力。
中国国家治理的道路选择
中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制度建设过程，一定意义上印证了张夏准在该书中的观点，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走出“富国陷阱”提供了范例。十九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强调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通过高效能治理推动高质量发展。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十四五”规划目标和2035年远景目标，加快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
回顾中国现代国家治理的历程，其思想来源至少有三个源泉，分别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与执政经验、古代中国的治国思想、跨国学习与经验借鉴。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通过“游击战”、“运动战”、人民战争和群众路线等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的国家治理思想，而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改革开放经验，则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中国逐步建立起了制度自信。
中国自古以来延续和传承的治国制度和文化，以及儒家、道家、法家等不同思想流派对国家治理的深刻塑造，是中国之为中国的命脉所系。科举制、郡县制等古代中国的治国思想和制度遗产得以流传至今，对当代中国乃至东亚国家的国家治理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近代以来先后经历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以俄为师”、向西方学习、“新加坡热”等学习他国经验的历程，并大量借鉴了西方国家的治国实践做法。但是，中国在学习发达国家的过程中日益认识到“中体西用”的至关重要性，能够坚持制度定力并保持中国特色，避免在发展初期陷入“富国陷阱”。
上述三股治国思想的交汇、碰撞和扬弃，为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建构提供了养分，也使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充满独特性与生命力。但是，中国走过的发展之路和构建的国家治理体系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并为更多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和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启迪。
一方面，中国能够顶住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威逼利诱，坚持走自己的路，避免过早引入一些可能影响经济腾飞和产业起步的错误制度。中国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练好内功”，才有能力对不合适的制度选择说“不”，并建构适合本国的国家制度体系。
另一方面，中国也认识到制度建设的艰辛和曲折，以及其对于国家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意义。因此，中国不断建设国家制度并使之日臻完善，使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可以一以贯之地持续加快推进现代化。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再次证明制度和政策的选择是多样的，而各国治理效能也差异较大。各国之间相互“抄作业”，但是采取的政策措施则差异较大。这同各国的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和应急管理能力有关，也同疫情防控本身的严峻挑战有关。因此，要尊重各国的国情差异，不强加他国的制度选择或政策偏好，更不应将此作为对外援助的附带条件。
谢选骏指出：英国又出了一头比马克思还要愚蠢的蠢驴，通过揭露列强的强盗起源，来开脱韩国等后发国家的流氓行为，正如马克思“批判资本”的目的，是要“垄断资本”的全部。这些愚蠢的家伙，丝毫没有人类学概念，不懂得“此起彼伏”的历史力学和消长原理，不懂得“富裕人口只能建立在贫困人口的基础上”；换言之，“共同富裕”是不可能的。除非“共同富裕”作为一个伪命题，它的意思就是“共同贫困”甚至“共同毁灭”。大家想想，要是大家都过上了“各国首富”的生活，那地球上的空间还够用吗？共同富裕既然绝不可能，那么现实可行的是什么呢？我认为，那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多数人看看电视上上网，跟着做做共同富裕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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