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与<神曲>比较研究综述》（2017-06-02 马迎春）报道：
摘要：20世纪80年代起，《离骚》和《神曲》比较研究的文章逐渐增多，大体可分三类：一是就但丁和屈原出身家世、时代背景、人格精神等进行的比较研究；二是就两部作品的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进行的比较研究；三是聚焦于比较研究两部作品的审美特性或者文学性的。总体上说，研究成果并不丰富，质量好的文章不多，专著更是没有，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
20世纪80年代起对《离骚》和《神曲》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逐渐增多。这些文章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就但丁和屈原出身家世、时代背景、人格精神等进行的比较研究。如1988年发表在《西北民族学院学报》上的《屈原和但丁》一文，[1]从两位诗人的出身家世、生活的时代背景、生活经历、创作动机，以及作品的思想内容、创作手法、写作技巧、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等七个方面，进行了多方位的比较研究。
蔡守湘先生《屈原与但丁》一文，通过二者比较研究来探讨世界浪漫主义文学发展规律，指出屈原与但丁创作浪漫主义文学的心理机制相同，形成这种心理机制的主客观条件也类似，他们强烈的集体意识和鲜明的个体意识结合，凝结为创作的主体意识，成为创作内驱力；之后探讨了构成浪漫主义文学的三大要素：“驰骋想象，纵笔虚构；取材诡异，进行超现实的描写；运用象征等表现手法”；最后论述了二者的相异之处及原因，得出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规律，即无论是中国的或外国的浪漫主义文学，都是从古代神话发源，以主体意识作为内驱力，进行虚构，运用象征手法，进行超现实艺术描写奇特诡异的题材，借以评判现世人生，表达作者的理想。[2]该篇文章立意较高，力图通过对两位作者及作品的比较探究浪漫主义文学产生、发展的规律。
李昌云等《求诚与求真：屈原与但丁之比较》一文，结合两位诗人身世、作品，认为他们身上体现两种不同的人格核心：求诚与求真，屈原一生只为对君主表明其诚心，这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始终依附君主，未能获得人格独立和自由思想；但丁的人格核心是求真，即对真理的追求，“西方知识分子求真，首先是针对自身的，即是认识真正的我，对自己人性中的善恶都要进行梳理”；中国知识分子“求诚”，解决的是一个人应该怎样的问题，而西方知识分子“求真”，实际上解决的是一个人是怎样，为什么会这样，怎样更好的问题；最后探究了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中西方地理环境与物质生产方式、社会政治制度、知识分子的产生方式等。[3]这篇文章挖掘比较深刻，通过两位作家作品比较，深入到了各自的文化内核，以各自的文化系統作为参照背景，触及到了中西方知识分子人格核心等深刻问题。
常勤毅《比较美学视角下的但丁和屈原》一文，探讨两位有诸多相似的诗人如何得以产生及他们作品不朽的美学特质。该文指出，孕育着改革风暴的动荡时代，矛盾、复杂又开放的思想和忧患意识，以爱国主义为精神内涵的高洁人格，具有开拓性的艺术独创等是一个伟大作家得以产生的条件；指出两位作家作品的不朽在于规模宏大的体制及浪漫主义表现手法。[4]
可以看出这一类文章中有的挖掘比较深入，丰富了比较研究成果。此外还有几篇也属于这一类文章，但是相对来说属于浅层的比较，论述需要进一步深入，此不多做介绍。
第二类比较研究两部作品的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黄颇《<离骚><神曲>比较论》从两位诗人生活的时代和国度、出身的阶级、个人的社会理想、政治遭遇和才情学识出发，比较二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指出二诗都塑造了诗人理想化的美女形象，都采用了梦幻文学形象。[5]
吕永《<离骚>与<神曲>》指出两者在“匡恶顺美、激浊扬清”上的相似性，两部作品采用幻游形式，采用了当地民歌格律，都吸取了方言俗语入诗。[6]
翟振业指出《离骚》和《神曲》都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都批判现实社会，艺术上两者比喻和象征的运用都十分出色；指出《离骚》继承了《诗经》的赋、比、兴手法，将直陈与象征结合起来，构成完整的象征性艺术形象；《神曲》擅长明喻，使用明喻有两种方式，一是先写主体，后以客体作喻，二是先写客体，后与主体相比；《神曲》的象征则有丰富的表现，有的人物是象征的，有的事物是象征的，作品结构也是象征的。[7]
这类文章都遵循了一定的模式，即先谈两部作品的思想内容，再讨论艺术特色。这些文章并没有摆脱传统的从作家身世、时代背景、人格精神等出发进行研究的方法，但是开始聚焦于两部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比如翟振业《<神曲>与<离骚>的比较研究》这篇文章对两部作品的比喻和象征进行了比较详尽的研究。但是由于仍旧是采取主观阐释的方法，论述起来层次不怎么分明，没有看到象征实质上是位于文本不同层级上的。
第三类文章聚焦于比较研究两部作品的审美特性或者文学性。李万均比较了《离骚》和《神曲》的戏剧性，指出《离骚》中的灵氛、巫咸等就是扮演的戏剧角色，《神曲》的天堂篇几乎全部由对话体组成；此外还比较讨论了两部作品的象征性及形象塑造，指出它们的比喻多具有象征性，分析了丈夫、美人、花草、太阳、动物形象等的不同象征意义，辨析了作品中的女性形象。[8]李万均的论文摆脱了从作家生平身世、时代环境出发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深入涉及到了两部作品的审美特色，就戏剧性、形象塑造、象征意义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论证，对于从美学特征上认识两部作品有很大的帮助。
马强才以叙事学作为理论工具，就两部诗篇的叙事特色进行比较研究，指出两者都讲述了主人公的游历故事，都有“我”与“非我”两类叙述者，都有两种叙述交流模式，都是二度叙事结构；两者的不同在于《神曲》继承了“寓言文学”的传统，用具体物象来演化事件，叙事中有抒情；《离骚》继承了“比兴”文学传统，用比配性事物叙事，很多叙事现象都与“比兴”有关，在抒情中包含叙事。[9]这篇文章研究视觉新颖，从叙事学的角度讨论作品文学性，相对于社会学研究方法更能揭示两部作品的审美特征。
张一方《屈原<离骚>与但丁<神曲>比较》一文比较了两部作品在主题上的相似之处，结构上的不同之处。文中分析主题上的相似处为：（一）屈原和但丁具有惊人相似的经历；（二）《离骚》和《神曲》都是长诗，都是梦幻文学形式，想象力非常丰富；（三）《离骚》和《神曲》的基本主题相似；（四）《离骚》和《神曲》的某些细节颇有神似之处；（五）都影响巨大，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结构上的不同之处：二者创作的时间不同；《离骚》和《神曲》的总体结构不同；二诗的开始不同；进到天堂的方法不同；《离骚》和《神曲》的回顾和结尾大不相同。[10]这篇文章比较了两部作品主题上和结构上的相似处，但是论述需要进一步深入。
杨如月《屈原和但丁的情感表现艺术比较》探讨了两部作品所塑造的自我形象及其内在蕴含的情感，指出“二者所塑造的诗人的自我形象都是一个有抱负有作为的爱国政治家的形象”，“二者的内在情感都深刻体现了人类情感的辩证法”。[11]这篇文章与上一篇文章有同样的问题。
综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离骚》和《神曲》比较研究文章逐步增多。但是总体说，比较研究成果还不够丰富，研究视角也显得不够宽广，大多都是采取传统的研究方法。当随着时间推移，比较研究的视角在不断地更新，有的研究者采用了新的理论工具，专门研究两部作品的审美特色，出现了比较有价值的论文。希望在以后的比较研究中，研究者们能够具有更宽广的理论视野，对两位作家作品进行更深入细致地研究，丰富研究成果。
注释：
①龚伯禄.论屈原和但丁理想追求中的孤独[J].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05）：16-18.
②张立新.诗人之魂——论屈原与但丁[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02）：24-30.
③屠毅力.灵魂之旅——但丁和屈原的比较[J].求实，2006（z3）：299-300.
④王阳阳.相同的精神 不同的命运——屈原与但丁代表作之比较[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6（06）：26-27.
⑤雷琨.爱国诗人的心声——爱国主义视域内《离骚》与《神曲》之对比研究[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2）.
参考文献：
[1]索绍武.屈原和但丁[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8（03）.
[2]蔡守湘.屈原与但丁[J].荆州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06）.
[3]李昌云，曾宪文.求诚与求真：屈原与但丁之比较[J].成都师专学报，2001（03）.
[4]常勤毅.比较美学视角下的但丁和屈原[J].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6（01）.
[5]黄颇.《離骚》《神曲》比较论[J].盐城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04）.
[6]吕永.《离骚》与《神曲》[J].船山学报，87年专号.
[7]翟振业.《神曲》与《离骚》的比较研究[J].玉溪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04）.
[8]李万均.《离骚》《神曲》《浮士德》比较研究四题[J].中国比较文学，1998（03）.
[9]马强才.从叙事学的角度看《神曲》和《离骚》[D].重庆师范大学，2005：52.
[10]张一方.屈原《离骚》与但丁《神曲》比较[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11（04）.
[11]杨如月.屈原和但丁的情感表现艺术比较[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4）.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些文章都只探讨了“《离骚》与《神曲》的比较研究”如何如何，却没有研究一下“《离骚》如何影响《神曲》”——毕竟，《离骚》先于《神曲》一千五百十年诞生，而但丁的时代已在蒙古入侵欧洲之后，中欧之间已有深入的交流。
《帝国遗产：意大利教堂壁画上的中国元素》（皇甫容2016-03-24）报道：
在今天的意大利北部，有一座古老的文化名城帕多瓦（Padova），这座城市之所以驰名欧洲，因为它拥有举世闻名的圣安东尼奥教堂（Basilica di Sant’Antonio）以及著名的帕多瓦大学。中世纪时期，富庶的帕多瓦吸引了许多艺术家、文学家长期居住于此，从事创作。帕多瓦拥有浓厚的艺术气息，曾被莎士比亚称赞为“艺术的摇篮”。
斯克罗维尼礼拜堂壁画上的元朝文字
除此之外，被誉为“欧洲绘画之父”、文艺复兴第一个伟大画家的乔托（Giotto di Bondone，约1266年-1336年）在此留下了神来之笔，即斯克罗维尼礼拜堂的环形壁画。根据介绍，这座礼拜堂是为了纪念慈恩圣母（Santa Maria della Carità）而建造的。在这座教堂中，乔托绘制出表现圣经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故事的大型壁画。
在这座教堂的壁画中，“不仅礼袍是采用蒙古人的样式和布料制成，而且其金色边纹也是蒙古文字（实为元朝八思巴文）来描绘”，“‘不贞的罪恶’中，画中有一个戴着遮阳帽的妇女，这种帽子又是忽必烈汗所喜爱的款式。在画中，《圣经．旧约全书》中的先知们，捧着多卷展开的古书，上面的正文虽难以辨认是否是蒙古原稿，但字迹和衣服却是来自于忽必烈汗朝廷（元朝）。这就暗示我们：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蒙古帝国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否认的。”——《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
蒙古人崇尚白色和青色，他们的民族喜好，催生了东西方两大艺术结晶，一个是青花瓷制作的成熟和畅销；另一个是文艺复兴的开创者乔托，大量采用蓝色为背景进行教堂壁画创作，取代了歌德艺术惯用的金色，比如意大利斯克罗维尼礼拜堂及圣方济各教堂的壁画都体现出这一点。
蒙古人喜欢精美的锦缎，并把这一高档的丝织品作为礼物送给欧洲的国王和教宗。在乔托描绘圣方济各的壁画群中，在展现方济各成为修士之前的故事时，常会看到无论是他的房间布置，还是仆人为他铺饰行路，很多的生活场景布满华丽的丝织物，以丝绸的大量运用描绘这位富二代没有修行之前的生活。圣方济各出身于富豪之家，自幼市侩纨裤，在他悟道之后，终生以谦卑、感恩之心守贫和行道。
最早出使欧洲各国的元朝使者——列班·扫马
“欧洲艺术家从蒙古人引进的中国、波斯艺术中借鉴题材和手法，他们也很可能是从列班．扫马本人带来的礼物中借鉴的。”——《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
列班·扫马出生于元大都（今北京）的一个维吾尔的富豪之家，后来成为基督教修士。1287年，元朝的藩属国伊儿汗国阿鲁浑汗派遣列班·扫马出使罗马教廷及英、法等国。此行扫马会见了法国国王腓力四世、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和教宗尼古拉斯四世。尼古拉斯四世厚赠扫马，遣其回国。扫马带着教宗的信件和厚礼，于1288年底（一说1289年7月）返回伊儿汗国晋见阿鲁浑汗，并汇报出使之见闻。
1887年，一部以叙利亚文书写的手稿《主教长马．雅巴拉哈三世及拉班．扫马传》被人偶然间发现，列班．扫马的生平与伟绩得以彰显于天下。后来，大英博物馆购买了这一手稿，最早的译本由法国出版。
承载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的八思巴文
在斯克罗维尼礼拜堂内，共有66幅湿壁画，分别包含了三个主题“圣母玛丽亚”、“耶稣传”以及“最后的审判”。而创作于1303至1305年之间的《耶稣受难图》是其中的第35幅壁画。在这幅图中，点缀耶稣腰间围布的图案，是元朝的官方文字“八思巴文”，由忽必烈帝师八思巴创制。
史载，八思巴（公元1235—1280年）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因他三岁就能善讲喜金刚修法，令听众叹为观止，于是称他为“八思巴”（藏语，意为“圣者”）。
忽必烈入主中原后，认为西域之地广袤而险远，民犷而好斗，因此有意随其俗而柔远人。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国师，命其以总制院事身份掌管全国佛教和藏族地区事务。为保障八思巴能够顺利无碍地往返于吐蕃和中原，沿途设置驿站，在西藏派驻官员。沿着往返的驿道，八思巴将藏族建筑技巧、雕塑等引进内地，又将内地印刷术等传入西藏。
八思巴奉世祖之命创制蒙古新字。他依照藏文30个字母创制出由41个字母构成的一千多个新文字，其语音拼读均依照蒙古语。文字制成之后，大元境内于1269年开始使用。至元六年，忽必烈诏颁天下，凡是诏书及各地方公文等均需用蒙古新字。但此文字不合汉、蒙、藏人的书写和阅读习惯，所以此文字推广也颇费周章。
八思巴文字作为元朝的官方文字，使用了一百多年。自1399年北元消亡后，八思巴文也正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至今，在出土的文物钱币、碑刻、印刷制品等文物中，依然可见八思巴文曾经承载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
意大利斯克罗维尼礼拜堂的耶稣壁画留下的历史痕迹，或许也可以从侧面说明，当时元帝国打通了欧亚诸国海、陆通道，以及元朝的帝国风貌在当时对欧洲的影响。
文艺复兴共有的精神从乔托开始
元朝于1368年灭亡，而《耶稣受难图》创作于1303至1305年之间，即在八思巴文创造出来三十多年后，远在意大利帕多瓦的画家乔托，就已经熟练地运用到他的绘画创作中。
乔托出身卑微，其貌不扬。佛罗伦萨的名画家契马布埃在前往韦斯巴纳诺途中，发现了这个在石板上画羊的牧童，便收他为徒。乔托自身的人文素养深厚，诗人但丁在《神曲》中，多次提到乔托，他赞美乔托自然的画风，不以刻意的笔调制造抽像的神圣，也不采用一般的公式化方式呈现样板化的宗教人物。
在艺术史中，乔托被称为文艺复兴的开创者。对于乔托的艺术成就，艺术传记家瓦萨利所说，这是“上帝的恩赐”。
现代美术史家贝伦森（Berenson）曾说：绘画开始流露出热情、生命的自由以及对神对圣的皈依，这些作为文艺复兴所共有的精神，是从乔托开始的。
谢选骏指出：佛罗伦萨人如此善于吸收异域文明，难道他们没有从蒙古人那里得到任何中国典籍吗？而中国的文学经典中，《离骚》显然必不可少。也许，细心的考古学家，可以从中发现真正的蛛丝马迹——说说“《离骚》如何影响《神曲》的形成”。
例如我说——乔托（Giotto di Bondone，约1266年——1336年）和《神曲》的作者但丁·阿利吉耶里（意大利语：Dante Alighieri，1265年——1321年9月14日）——完全是同时代人。乔托可以深受蒙古人影响，但丁为何没有机会接触过《离骚》呢？毕竟，这两者的构思太相像了！虽然，两者的精神完全不同——屈原是个殉道者，而但丁不过是个空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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