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言论自由是对一切从业人员的挑战

《劳丽诗的独立思考，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有多难》（2020，6，3，中国数字时代）报道：

1、继郝海东之后，奥运冠军劳丽诗也跌入了风口浪尖，每天被无数辱骂包围，打无数的嘴仗。……我做过若干年的体育记者，认识的运动员非常多，现在回想起来却大多面目模糊。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性格单纯，仗义直率，但是说到饱读诗书乃至对事物更深层次的思考，似乎和他们不太搭界。

这也是2002年，当我知道姚明在读《摇摇欲坠的哭墙》时，为什么会大吃一惊。这本书收录了八个有关美国民权发展的案件庭审记录，涉及到死亡的权利，黑人的公民权，言论自由的含义，妇女的选举权等，时间跨度超过了250年，从中可以窥视到普通民众是怎样在法律的范围内一步步推动了民权的发展。

我不太知道其后姚明的阅读路线是什么，但是在当时已经足够令人刮目相看了。而从十几年来对体育人的观察来看，无论是姚明郝海东，还是劳丽诗叶钊颖，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表现出来的求知欲和对阅读的热爱，是相同的。

2、我认真翻了一下劳丽诗的微博，谈到和读书相关的，从2014年至今有十几条。最早她晒的是畅销类小说，比如《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2017年的时候她晒过陈忠实的《白鹿原》……慢慢地，她看的书从文学类发展到思辨类，比如她在微博上提到的崔永元送给她的《乌合之众》《和解》《极权主义的起源》等。

郝海东爱看书，则是早从运动员时期就开始了：他在微博上提到过很多关于历史的内容，无论是黄仁宇的著作《关系千万重》，还是萨尔浒之战的思考，都是要在史书中钻研较深才能涉猎得到。

我从来都不认为学历和学识是挂钩对等的。看书、阅读大概才是我们在这世界向外仰望而不是呆在阴沟的通行证。许多人为什么会潜意识里面认为运动员“头脑简单”，那是因为在我们的体制里面，盛产的是只会在镜头面前神情木讷地感谢领导的冠军，或者是“U lose I win”那样的巨婴。

回看任何一届的世界大赛，中国运动员的领奖词/接受的赛后采访都是最乏味的，几乎可以用一个公式来套：感谢xx中心，感谢体育总局，感谢教练，我这次能取得这样的胜利是集体的功劳……

那些语言，既缺乏起码的汉语言的美感，又像是机器人在背书，从80年代到90年代，到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依然如此。做人有性格语言有趣味的运动员极为稀少，所以当傅园慧说出“洪荒之力”之后，这位成绩不算特别突出的女孩迅速成为广受喜爱的行走表情包。

小说家黄孝阳在名为《我们现在不读小说了？》的文章里面有一段话：“对文学的热爱不会让你当官发财，而是通过这种热爱，让你从一个贫乏的人变为一个丰饶的人，一个自我觉醒、懂得爱恨的人，懂得在这个科学建构的世界里发现美与激情的人。”所以我的朋友，文化人叶克飞老师在朋友圈感叹，中国运动员“在谈吐上，要不就过分粗鄙跋扈，要不就带着一股八十年代小学生味道。偶尔有几个特别幽默的聪明人，又太过圆滑世故，既三观正又懂表达，腰杆还直的人真没几个，郝海东叶钊颖这对夫妻算两个，劳丽诗也是一个。”

3、第一次知道劳丽诗名字的时候，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她获得双人跳水冠军，但她瘦小羞怯的模样，被艳光四射的郭晶晶掩盖得毫无星光。

2014年10月上旬，劳丽诗作为淘宝卖家代表，和马云从纽约敲钟回来，记者问她：“你27岁已经是广东省团委科级干部了，这么好的机会，你为什么要离职去做淘宝店呢？难道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劳丽诗说：“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我只知道我不想要什么”。

这句话让许多人对她另眼相看，大多数的运动员，顶着奥运冠军光环，就可以在体制内混一辈子，我采访过无数的奥运冠军，他们在公务员的位置上慢慢地身体发福，牙齿变黑，说话的时候官腔很足，一副对生活妥协了的样子。反观劳丽诗，甚至连曾经运动员巅峰时期的自传都不想出。

“有人跟我说‘出本书吧，写你的自传，趁这两年名气没放冷，过几年就不好说’，但我没有做。首先，体育出身在文字上不擅长，尤其是这种举国体育制度；其次，名气我从不感觉有，只是曾经实现别人梦想时顺便的结果；最后，何必出一本过几年不会有人看的书呢，我要对喜欢支持我的人负责，也必须对自己负责！”

劳丽诗在微博上关注了1270人，由于微博限制只能看到前五页，他们大多是大学教授、资讯博主、媒体人士，以文化人居多。同样的，随便在微博上点开一位退役冠军、前著名运动员，他们要么以专业为圈子，要么和娱乐相关联。

大概书看多了，思考的维度和路径都变得宽广了起来，她引用的从来都不是谬传的白岩松语录或者鸡汤，而是媒介环境学巨匠尼尔·伯兹曼（就是代表作是《娱乐致死》那位）的话：“不得不眼睁睁看着儿童的天真无邪、可塑性和好奇心逐渐退化，然后扭曲成为伪成人的劣等面目……”

她网上吵架语言轻灵，姿势曼妙，仿佛当年赛场上的风采，水花不溅，却力量感十足。她在微博上的文字不拖沓不煽情，准确、幽默，一点不比文字工作者差。“有时候你会发现一番理论之后尽是徒劳，因为对方只会堵着耳朵吵。本人最怕无脊椎动物，不知有无脑，总之是无骨。”

陈寅恪75岁时写了一篇文章，回顾平生，他认为自己唯一可以自许的就是未曾“侮食自矜，曲学阿世”。翻译成现在的话，大致就是“在那些黑暗沉默的日子里，我不曾阿附权力，也没有违背本心，相反，我很自豪于没有在那样的时代风生水起。”

劳丽诗依靠自己的淘宝店，一点一滴自食其力，压根就没有利用奥运冠军的身份去钻营仕途，谋取利益。她最近也特地在微博上说：“只有一个店铺，专营翡翠珠宝类，不是普通的必需消费品，不必为支持去勉力购买，那样就失去了意义。”不知道为什么，总让我莫名地联想起陈寅恪的话。

4、其实能够把运动项目做到顶级的人一定需要很高的智商，但他们从很小的时候由于一定的天赋被选拨入队，从此开始了举国体制下单一层面的训练生活，相当一部分从此变成了流水线的体育产品。

即使也有文化课，那也更多的是形式主义的东西，很多运动员除了自己的专项运动，其他领域的事一窍不通：

和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很不相同的是，国外运动员大部分是通过俱乐部来参赛的，在进入国家队之前，基本都需要自费。甚至进入国家队之后，也需要去寻求赞助商合作，而不是如中国那样，国家队一包到底。国外的运动员从来就没有和社会隔离，他们的阅历和人脉也会和社会上其他行业的人一样，并未出现断层。

换句话说，在国外，运动员更像是专业性很强的一份职业，而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和职业粘连在一起，也不需要为集体牺牲，他们无论是语言体系还是思维方式更接近一个正常人，也特别容易就回归社会。

比如退役后的科比，居然凭借制作的动画片拿下奥斯卡奖，比如前几天为遭暴力执法致死的黑人发声的乔丹，“我非常悲伤，痛苦，愤怒。我看到和感受到每一个人的痛苦、愤慨和沮丧。我们已经受够了。”他在声明中如此表示。

“我对此没有答案，但我们集体性的声音显示了力量，想改变分割的现状。我们彼此倾听，显示我们的同情和同理心，永远不要漠视那些愚蠢的暴行。我们需要继续对不公和追责进行和平表达。”

“我们需要统一的声音对我们的领导人施压，来改变我们的法律，我们需要用我们的投票来创造体系性的改变。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需要成为解决方案中的一部分，我们必须一起工作来确保所有人的正义。”

这简直就是一篇感情充沛又强劲有力的优秀演讲，这篇发言的水平已经可以追上政治家了。我绝不相信，一个不关心世界，没有一定阅历的人能写出这样的文字来。

5、劳丽诗在六一儿童节这天说，她的愿望是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在集体主义的环境下长大，却能依靠个人的觉醒活成另外一副模样，不枯燥、不跋扈、不面目可憎不油腻，也不做一个失去灵魂的肉体荣誉收割机，对于中国的运动员来说究竟有多难？

拿叶钊颖和国家羽毛球队举例。与体育界过往那些被人质疑的比赛相比，羽毛球的让球或许算不上是最突出的，但总教练李永波或许是惟一主动站出来承认“让球”的，一次在接受奥运频道《奥运故事会》采访时，李永波表示自己并不认为这么做有什么不妥，反而觉得国人应该理解这种做法，甚至应该为让球感到自豪。

中国羽毛球队的让球历史很长，李永波在一个关于自己教练生涯的纪录片中承认，他曾在悉尼奥运会半决赛中授意叶钊颖故意输给队友龚智超，而龚智超最终在决赛中战胜了丹麦选手马尔廷夺得金牌。李永波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也表示：除了叶钊颖在悉尼输给龚智超外，雅典奥运会女单半决赛中周蜜不敌张宁也是早有安排。

“我不高兴在那样的环境之下呆着，不想那样去打球。”2000年悉尼奥运会后，叶钊颖选择退役，那个时候她才26岁。2013年的时候，我曾经辗转联系过叶钊颖。当年坦承自己因为“得罪”了李永波才离开的她已经不愿意再多说什么，同样带着问号离开的还有当年的羽毛球女皇李玲蔚以及周蜜、吉新鹏等人。

叶钊颖、郝海东 还有劳丽诗都是在浸淫着集体主义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那么什么是集体主义？集体主义认为，个人从属于社会，个人利益应当服从集团、民族、阶级和国家利益。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要服从集体利益。一切行动和言论以集体为重，个人根本不重要。

对于熟悉叶钊颖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她性格的变化看上去是不可思议的，他们印象中的叶钊颖是弱柳般的性格，因此当年她也才会选择了对“让球”的屈服。

倒回去之前的几年，乒乓球运动员何智丽由于不愿意让球，虽然拿下了冠军，但却被踢出了汉城奥运会国家队名单。一年后，她远嫁日本，从夫姓改名小山智丽。并没有人知道叶钊颖是否受过这样的影响，但我相信她早早就选择退役，其实也是和何智丽一样的反抗。二十年过去了，她嫁给了郝海东，一个从小踢球从小进部队，从小就被灌输集体意识和服从意识，却天性不泯，无论踢球、读书还是做生意都能走自己的路的非典型中国运动员。

如今，她和郝海东、劳丽诗一起成为了中国运动员里罕见的人性觉醒与常识思考的代表。改写一句叶老师的话，谁说人终究会活成自己讨厌的样子？如果能够依靠广泛阅读，突破信息茧房，学会独立思考，终究也可以活成一个文明社会正常人的样子。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懂“独立思考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有多难”，却不懂“言论自由是对一切从业人员的挑战”！为什么“独立思考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有多难”？这还不是因为他们的职业不需要独立思考？那么，又为什么“言论自由是对一切从业人员的挑战”？这还不是因为言论自由会破坏自己的人际关系，从而对一切从业人员构成了挑战。所以在任何社会，都不能反对自己的领导。在极权社会不能反对政治领导，在民主社会不能反对经济领导——所谓经济领导，就是给你工钱和利润的那些势力。独立思考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有多难，言论自由对于一个从业人员就有多难——所以在极权社会鼓吹言论自由的人，到了民主社会多数主动放弃了言论自由，拿自由来换取了面包！这样就回到了他们在极权社会的故态，只是换了一个雇主——于是被人称作“海外中宣部”。我看到了这样的悲哀，于是看到了“言论自由是对一切从业人员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