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不懂民主帝国主义就不懂民主

《六四流亡学者: 中国民主化是台湾建国的前提》（德国之声中文网 2020年6月4日）报道：

今年是六四31周年，德国之声专访中国流亡历史文献学者吴仁华。他谈到在台湾生活两年后，虽然看见台湾在政治上的需要开始关注六四，总统也接见了中国民运人士，但自己却在这块土地上感到意外地陌生。他也提到了对于香港未来的悲观。

根据台湾中研院社会所最新民调，73%的台湾民众不同意“中国大陆政府是台湾的朋友”，即便是蓝营支持者，也愈来愈多不再认为两岸是互相信任的朋友之交。

德国之声: 你到台湾已经两年了，怎么看台湾这个地方跟六四的连结？

吴仁华：总结来讲，台湾随着李登辉时期的本土化到现在，我觉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对中国不会太关心，对六四更不会关心。今天在台湾关心六四问题，关心天安门事件对中国，对国际影响的人微乎其微。

我接触的实际情况，我觉得感觉不是很好。只有华人民主书院一些朋友，极少数的朋友还在关心，每年还会举行一些纪念活动……但是参与的人都是很少……台独的呼声或倾向越来越清楚以后，他们不关心中国问题，也不关心六四问题。

所以有时候我就忍不住会在一些场合跟一些台湾的朋友说，我就说我们有中国背景的人事实上比外国人还外国人。台湾的很多一些活动会请东南亚和东亚的一些国家，包括一些很小的团体作为主要的参与者，但是很少会邀请中国背景的异议人士或是民运人士或者相关的团体去参加这种活动……

延伸阅读专访：研究六四29载让我很痛苦——我一再强调，台湾的未来不管是继续目前的状况，还是独立建国的话，实际上是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中国的民主化。中国不民主化的话，台湾即使说独立建国了，还是时时会受到中国种种的威胁。如果中国民主化以后，两岸的关系，包括台湾以后的国家定位这些问题可以在民主的轨道上去协商去解决，不会像现在这样动不动就武力的威胁。所以我一再跟台湾的朋友说，从台湾自身的利益出发，考虑到台湾的未来，一定要去关心与支持中国的民主化。因为这不是单纯的一个支持的问题是关系到台湾现在的安全，关系到台湾的未来。

德国之声: 对于台湾关注六四有何建议？

吴仁华:关于六四研究，事实上台湾一直是有条件的，台湾有很多的大学，很多研究机构，包括台湾很多研究人员在研究二二八事件和美丽岛事件方面，都有很好的经验，比如说口述历史，一些资料收集都有专业的能力。如果台湾在这方面从关心自己的未来和安全开始去研究中国问题的话，可以把六四研究列入，比如说在大学研究机构设立专门的研究项目……招收硕士生博士生的话，培养一些研究人才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设想。每年香港六四纪念活动都吸引上万民众参与，2019年由于正值“反修例”运动期间，人数更达到18万人。相较之下，台湾的活动主要都是以公民团体参与为主，人数经常不超过百人。今年香港活动因为疫情被禁止办理，台湾方面则传出有港人出面主办。

德国之声：今年跟往年谈六四有何差别？

吴仁华：从去年我就谈到六四镇压还在持续，就是谈到了香港的问题。我就说。如果当年六四，如果学生的民主运动没有被血腥地镇压，如果中国在当时能够接受学生民主要求，接受学生新闻自由要求的话，中国如果能够和平转型的话，那么今天中国不会是这种状况，那么今天香港也不会出现这种血腥镇压的场面。

德国之声：您对于现在香港的情势有什么看法？

吴仁华：对香港的情势我并不乐观。因为一个是共产党它是不会理性思维的，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会动用极端的手段，就像当年天安门事件。你想当时天安门事件那个民主运动的规模非常庞大，涉及到中国400多个大中小城市。光是在北京的话，百万人的游行就在3次以上。但是最后中国政府还是出动了20多万全副武装的军队，动用坦克进行镇压。所以我就想，如果香港的抗争继续下去，尽管香港的抗争者非常英勇，前仆后继，但是最终的话，在中共政府认为自己的政权是受到威胁的时候还是会动用武力的。

（1989年，33岁的吴仁华在中国政法大学做国学研究。当年4月17日，他和中国政法大学几百名学生进入天安门广场。1990年，他逃离中国开始流亡生涯，在一次回乡探亲后就遭拒绝入境。2018年后他到台湾担任访问学人至今。）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何谓“民主帝国主义”（雅典盟邦、大英帝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在我看来，不懂民主帝国主义就不懂民主——因为民主正如专制，都是一种权力形态，而不是权力的消解。正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社会积累”（盘剥）的一种方式，而不是什么“公平分配”。不懂民主帝国主义就不懂社会帝国主义——他们虽然分为不同的阵营，但追求终极权力的帝国主义倾向却是一致的，因为这个帝国主义就根植在人类的原罪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