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Xie Xuanjun 1954年-)@中国旅美学者、自由撰稿人。1978年凭借文革前连小学都未毕业的同等学历,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1年硕士毕业。1987年因出版《神話與民族精神》受邀参与中央电视台政论纪录片《河殇》的策劃、撰稿。1989年六四事件后,《河殇》遭到禁播、批判,定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谢选骏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科技日報》的專欄也遭到取締,以后不能继续举办讲座、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但谢选骏沒有放弃,承前啓後六十年,不斷出版史無前例的《谢选骏全集604卷》三億漢字。其中主要著作为《神话与民族精神》、《五色海》、《天子》、《新王国》、《现代南北朝的曙光》、《全球政府论》、《思想主权》、有关基督教的十卷书籍等最初百卷;《宇宙朝聖》10卷、《外星看地球》60卷、《硅基時代》60卷;古今中外著作點評130餘卷以及歷史回顧7卷。其中最有创见的《思想主权》,猶如其著作的塔尖。——以上是对《维基百科》等網絡謠言的點滴糾錯。——【思想主权】的概念,来自圣经【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謝選駿完成了五十卷《思想主權系列》,並創作六十卷《劇集》。
2020年6月26日星期五
谢选骏:全球文明急剧泡沫化
《清华副校长施一公: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鼓励科学家创业》(2017年3月3日 综合新闻)报道: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作者认为“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在国内,我觉得自己是个批判者,因为我很难容忍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我们对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怎么发展,怎么办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形成一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来争论去的层面。
首先我想讲,大学是核心。中国的大学很有意思,比如我所在的清华大学,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要接受“就业引导教育”。堂堂清华大学,都要引导学生去就业,都让学生脑子里时时刻刻有一根弦叫就业,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
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
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
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大家没听错,今年在人大会议我听到这个话后觉得心情很沉重。术业有专攻,我只懂我的基础研究,懂一点教育,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办公司、当总裁,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
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边还要管金融。我们从领导到学校,从中央到地方,在鼓励科技人员创办企业,这是不对的。
我们应该鼓励科技人员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他们可以以咨询的方式、科学顾问的方式参与,但让他们自己出来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我想这个观点是有很多争议的,但是我笃信无疑。
我可以举个例子,Joseph Goldstein,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LDL受体,获得1985年的诺贝尔奖获。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包括辉瑞,现在非常富有,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化的一个人。他两年之前在《科学》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抨击特别强调转化。
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当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的时候,如何能转化。他说,当他意识到基础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时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础研究,转化是水到渠成的,当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转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长。
他列举了他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学医的学生做基础研究从而改变了美国医疗制药史的过程,很有意思。
创新人才的培养,也跟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我问大家一句,你们认为我们的文化鼓励创新吗?我觉得不鼓励,我们的文化鼓励枪打出头鸟,当有人在出头的时候,比如像我这样,特别是有人在攻击我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在看笑话。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同样有这个问题。
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科学跟民主是两个概念,科学从来不看少数服从多数,在科学上的创新是需要勇气的。
三年前,我获得以色列一个奖后应邀去以色列大使馆参加庆祝酒会,期间大使先生跟我大谈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我也跟他谈中国人也是如何的重视教育。他笑咪咪的看着我说,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不一样。
他给我举了原以色列总理ShimonPeres的例子,说他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亲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第二个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
我听了以后叹了口气,说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两个孩子每天回来,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我想我今天的意图已经达到了,但我想说我并不是悲观,其实我很乐观,我每天都在鼓励自己,我们的国家很有前途,尤其是过去两年,我真切的看到希望。在这样的大潮中,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实事求是的讲出自己的观点,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贡献。
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前途。
我出生在河南郑州,但成长在河南驻马店。为什么我要特别提驻马店呢?因为这个地方特别具有代表性。驻马店相对于河南,就像河南相当于中国,就像中国相对于世界。从地理,从经济,从科技,从文化,都是这样。我恰好是在开始有记忆、对社会有感触的时候成长在驻马店。
我在驻马店汝南县的一个小村庄──小郭庄──生活了三年多,然后在驻马店又生活了整整八年。我在驻马店度过了十一个春秋,这里有我人生中最亲切、最难忘的一段经历。虽然那里的生活一直很清苦,但心里一直很满足、很快乐。
我在驻马店小学升初中的时候,当时的小学常识老师对我说了一句话:施一公啊,你长大了一定得给咱驻马店人争光!大家可能想不到,这句很简单的话我刻骨铭心记忆至今。从那以后,每次得到任何荣誉,我都会在心里觉得是在为驻马店人争光。
今天,我同样想说:老师您好!我还在为咱驻马店争光。我中学去了郑州,大学到了清华大学。我常常很想家、也很想驻马店的父老乡亲,止不住地想:我的父老乡亲在过什么样的生活?过什么样的日子?
1987年的一件事对我冲击非常大,把我的生活和世界观几乎全部打乱了。在此之前,虽然我受到了传统教育,虽然我的父亲告诉我要做一个科学家、工程师,其实我心里并不知道自己将来想干什么、能干什么。
1987年9月21日,我的父亲被疲劳驾驶的出租车在自行车道上撞倒,当司机把我父亲送到河南省人民医院的时候,他还在昏迷中,心跳每分钟62次,血压130/80。但是他在医院的急救室里躺了整整四个半小时,没有得到任何施救,因为医院说,需要先交钱,再救人。
待肇事司机筹了500块钱回来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有血压,也没有心跳了,没有得到任何救治地死在了医院的急救室。这件事对我影响极大,直到现在,夜深人静时我还是抑制不住对父亲的思念。
这件事让我对社会的看法产生了根本的变化,我曾经怨恨过,曾经想报复这家医院和见死不救的那位急救室当值医生:为什么不救我父亲?!
但是后来想通了,我真的想通了: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经历着像我父亲一样的悲剧。如果我真有抱负、真有担当,那就应该去改变社会、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
我们缺什么?我们缺这份对社会的责任感,我们缺这份回报父老乡亲的行动。
在清华大学,我每次给生命科学学院的新生做入学教育的时候,我都告诉他们:你千万不要忘了,你来到清华,你不止代表自己,不止代表你个人,你也同时代表一个村,一个县,一个地区,一群人,一个民族。你千万不要忘了,你肩上承担了这份责任。
我真的希望,不管是我自己,我的学生,还是我的同道,我们每个人真的要承担一点社会责任,为那些不像我们一样幸运的人们和乡亲尽一点义务。这是我除了对科学本身兴趣之外的所有动力,也是我今后往前走最重要的一点支撑。谢谢大家!
美国一直引以为傲的是拥有强大且众多的高科技人才。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出于国家利益和战时需求,美国依靠以“阿尔索斯”命名的美军侦察部队,通过强制和非强制手段,把战败国德国、意大利的几千名科学家工程师带到了美国,迅速集聚了急需的原子物理学、核物理学、化学和数学等军工领域的专家。这些人才对美国二战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如今,中国的科技虽然取得了重大发展,与美国却依然有不小差距。当务之急是要解决顶级科技人才问题。要向美国学习,吸收全球顶尖人才。
附录·施一公其人
施一公,1967年出生在河南郑州小郭庄。1984年毕业于河南省实验中学,并获全国高中数学联赛一等奖(河南省第一名),保送至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施一公成为清华大学生物系复系后的首届本科生。
1995年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分子生物物理博士学位,随后在美国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进行博士后研究。他成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
2008年,美国著名的马里兰州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向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家、美藉华人施一公颁发了1000万美元的科研资助。
加入美国国藉、在美国居住18年之久的施一公,宣布放弃在美国拥有的一切,返回中国继续进行科学研究。为此,他回绝了千万美元的研究经费,辞去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职务。
施一公回国后,任职北京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副院长。现在,他已成为了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清华大学副校长。
施一公的主要论著,包括这些年来总共发表了167篇重量级论文,而其中发表在《Nature》、《Science》、《Cell》、《PNAS》和《Nature子刊》等全球最顶尖期刊上的顶尖论文就高达76篇。
网民评论:
朝鲜廉洁 41分钟前
施一公的研究基本上是国家烧钱买超级显微镜给微结构拍照。没有多大的意义。美国不想烧钱了,把他派到中国去浪费纳税人的钱。拍出来的照片给美国人用。也可以说是个汉奸吧。
wkghm2288 今天 05:23
就北京的房价,专心搞科研?带着女朋友住大街呀?
patience 今天 05:14
靠,我在美国不也就只能在超市混混吗?现在华尔街横行,各国政府哪有底气对抗?不是房地产统治着经济吗?房地产就是金融业推出的主导产品。
nddy 今天 05:04
我们国家像施公这样的精英太少了,体制容不下他们。这个国家从上到下都是只崇尚金钱,做梦都想快速致富,有这样的出发点,肯定会目光短浅、急功近利、见利忘义。很同意“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了”这个说法。
wkghm2288 今天 04:55
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肿国之无耻还用得着别人说吗?
kt2016 今天 04:36
你这种无耻的中国人也好意思说别人无耻?
wkghm2288 今天 04:13
别人不搞科学的原因也许是为了物质利益。施同志自己放下金钱利益,跑去为无耻暴政服务,好意思说别人不爱科学?
……
谢选骏指出:上文的作者虽然留美多年,眼界还是比较狭窄,只能看到“这个国家”的问题。其实问题不是出在“这个国家”,而是一个全球化问题。“这个国家”的问题,很多是从欧美输入的,金融帮和房产病,就像共产党和艾滋病一样,都是外来的。
全球文明的急剧泡沫化,迫使大家无法安生,因为稍一大意,你的钱包就被政府和银行联手掏空了,你的辛勤劳动就化为乌有了。正是在这种民不聊生的挤压中,各种极端主义应运而生,“这是最后的斗争”一类的赌徒心理,弥漫全球。
訂閱:
發佈留言 (Atom)
決戰的殘酷/最終的敗退/新政權的建立 (歷史小説 《兩個中國》第17卷) Historical Novel The Two Chinas (Volume 17)
May 2026 First Edition 2026年5月第一版 谢选骏全集第517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517 (另起一頁) 【第四十八部】 【決戰的殘酷】 【(1948年)】 【第四十九部】 【最終的敗退】 【(19...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