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马列毛最腐败

《瞠目结舌：六七十年代的腐败 你想像不到》（2022-01-24 《看看光明日报说的大实话》）报道：

　

如今经常会听到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年人，一边跳着广场舞扰民，一边怀念六七十年代“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时候的天是蓝色的，水是清的，庄稼是种地里的，官员是没有腐败的……关于那个时候有没有污染，我们再来看看当年的官员腐败问题。

文革时期江青和康生等官员的腐败程度令人瞠目结舌

其实，很多人怀念那个时期，是出于一个朴素的观点：那时候物质条件倒是挺差的，但是那个年代社会公平呀，没有腐败呀。的确，人们不患寡而患不均，“那个时候社会平等论”、“那个时候无腐败论”成为很多人怀念过去、甚至同情“四人帮”的理由。

但实际情况是，那时候的造反派当官发迹以后，跟常人一样，首先考虑的就是住得好、吃得好。王洪文先是得到康平路的一套四室公寓，后来又得到一幢三层洋楼，再后来又得到东湖路七号的一个大别墅，里面包含游泳池、网球场，甚至他对这些都不满意，想让上海市革委会把东湖路电影院划拨给他，作为私家影院（徐景贤：我所接触的王洪文）。来到北京后，中央为他安排了钓鱼台16号楼，他嫌弃住的地方不够宽敞，又让人在郊区建了两个别墅，光建筑面积就分别达700平米和1700平米。

姚文元到北京后，一家五口住进了一个有60多间房子的四合院，后来嫌弃院子“狭小”，又搬进一个125间房子的大四合院（北京八中隔壁），为了迎接他搬家仅装修就花了13万多。1978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365元，当时北京市户均人口4.1人，每户收入1500元左右，这就相当于当时北京市区87户人家一年收入。而根据一些经济学研究，“文革”中人民币1元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100元左右，这些装修费折合现在人民币1300万左右，放到当下也是令人咋舌。

林彪、康生这些“清心寡欲”、深居简出的“老同志”，住宅规模也颇为可观。林彪的毛家湾大宅面积1.7万平方米，其中林彪私用建筑面积2800平方米，加上“林办”的办公楼，建筑面积达11000多平方米。康生的竹园四合院，共有115间房子，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这里本来是盛宣怀的府邸，建国之初董必武曾经住在这里，他嫌弃这里太大，短住一段时间就走了，但康生不嫌弃大，一住就是19年。改革开放后，因为这里设施豪华、环境优美，一度成为接待外宾的场所，匈牙利总理、瑞典副首相等曾经在这里下榻。

在饮食方面，最挑剔的属江青。据她的秘书杨银禄回忆，她吃鸡蛋只吃蛋清，不能有一点儿蛋黄，吃雏鸡要半斤的，鱼要掐头去尾，螃蟹只吃公的不要母的，菠菜要做成菜泥，芹菜要抽掉筋，绿豆芽要掐掉头和尾。江青还很注重保健品，她喜欢服用进口蛋白粉，价格达几十美元。据王稼祥夫人朱仲丽（长期在卫生和保健系统工作）的回忆，江青随便一次索取的滋补品就要价格上万元，都要有关部门从香港采购。

江青对茶饮保健也特别重视。她还曾心血来潮，想在钓鱼台亲自种龙井，于是命令空军派4架大型运输机从浙江的杭州运来上好茶树，冬天为茶树搭上暖房，以防冻死。由于北方的气温低，不适宜茶树的生长，不到一年，那些茶树就枯萎了，她又叫空军用飞机把这些茶树运回杭州（值得一提的是，“文革”中空军几乎成为江青的御用“顺丰快递”，1971年2月，她在广州休养，要穿一件小大衣，就让空军专机火速从北京送来；9月初，她住在北京时，想起她在青岛时用过的一个卧榻，又派一架大型运输机把那个卧榻运过来）（杨银禄，2014）。

王洪文对吃喝也很讲究。1975年他带家人回上海小住，所用食材都要从各地运来最新鲜的，有南通的蛤蜊，宁波的青蟹，苏州的石榴，还从广州空运过来新鲜的菠萝、香蕉等水果。王洪文还颇爱西餐，到北京后曾经专门从锦江饭店调去一名厨师做西餐，他最喜欢的有牛尾汤、焗牡蛎等菜。此外，王洪文非常喜欢茅台酒，甚至早餐都喝茅台（徐景贤：我所接触的王洪文）。粉碎“四人帮”后，查抄王洪文办公室的时候，警卫局工作人员发现里面最显眼是一个大酒柜，柜子里满满的茅台酒和中华烟（陈守信，2009）。他的这些爱好跟当今查处的那些贪污犯又有什么区别呢？要知道，那个年代的全国老百姓都是凭粮票吃供应粮的，城里人30多斤一月，经常饿肚子；而农村的老百姓都是吃糠咽菜啃树皮的啊。

住房、饮食等基本物质条件满足了，其他生活“品味”也就提升上来了。王洪文把上海轻工业局当做自己的私家供给站，不断地派秘书从那里提取高档手表、家具、家电等东西，仅1975年、1976年两年，他取走的东西共达13多万元。掌权已久后，贫苦出身的王洪文也讲究起来，渐渐看不上国货，上海外贸部门又成为他的供给站，先后派人从那里取走的进口电视、手表、烟酒、日用生活用品达50多万元，就连钓鱼竿和汽车喇叭也都非进口不用（《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3，1977；李海文，2015，第197页）。

这些东西按照现在的购买力达数千万元，还不算是极度腐败吗？艺术家出身，生活品味本来就很高的江青更不必说。她与21世纪的高收入女性一样，喜欢巴黎的时尚用品，一套假发就价值四千五百法郎（《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3）。江青特别注意世界名人的穿戴，在电视上看到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的衣服很漂亮，后来趁马科斯夫人来华访问之机，江青特意让服装研究部门为她仿制了一件黑色绣花连衣裙和一双云头鞋（杨银禄，2014）。

江青与当代社会生活讲究的人一样，也特别注重水质问题，70年代她一度喜欢居住在广州，嫌弃下榻别墅水不好喝，特意命令专门开凿10公里管道，引来山泉水直接供应到她的楼上；她也喜欢白色沙滩，她嫌弃广州的沙子不好，派人专门从海南运来白色的细沙；她嫌弃吉姆车冷风不好，广州有关部门一口气为其采购了6辆奔驰（李子元、闫长贵，2014）。

江青最奢侈的爱好是摄影和看外国电影。大家都知道江青摄影艺术堪称专业级别，但是背后不知花费了多少国库经费，她使用的摄影器材都是国外进口的最顶尖级产品，仅有记录在案的，1972年一次从香港进口6万米伊斯曼胶卷，就花了好几百万元（李捷、于俊道，2013，第81页）。江青拍照的道具更是丰富多彩，1975年她为了去山西大寨摆拍，专门让特级裁缝做了一身模仿“大寨农民”的衣服，还特意从北京运来四匹马，其他物品拉了好几卡车。

“文革”时看外国电影，不像今天我们花几十块钱买张电影票就可以解决。那个时代，中国与外国文化隔绝，要看外国电影需要先支付进口版权。为了满足江青的私欲，仅1975年国家有关部门就进口550部外国和香港电影，耗资达1500万元。为了让观影效果更好，张春桥又让人从国外花了100万美元专门采购最先进的放映设备（李海文、王守家，2015，第197页），这实质是价格高昂的文化“特供”。根据杨银禄的回忆，江青到晚上8时后，经常约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到钓鱼台17号楼礼堂看电影，看外国原声电影时，还要请外语翻译过来，“一个偌大的礼堂，或是他们五六个人看，或是只有江青一个人看，在微弱的灯光下总是显得空洞而幽深”。

更可怕的那个时代官员们的雅贪，“雅贪”——大肆占有珍稀文物。江青先后94次从北京文物管理处，拿走古玩、字画、金表等1087件，古籍4600多册，为这些文物她仅支付了20.64元，其中清宫的文房四宝象牙笔付了1分钱，墨锭付了2分钱（钟史闻，1977）。

颇有“文化底蕴”的康生更是在“文革”中“收获满满”，掠夺的图书达34000多册，古玩字画印章等5500多件，其中含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孤本，还有很多周朝的青铜器。康生为了达到“合法”占有，对一些重要文物都是以从文管处付款购买的形式获得，宋拓汉石经，仅付10元；黄庭坚的《腊梅三咏》，仅付5元。康生还嫌弃文管处工作人员估价太高，指责他们“没有无产阶级感情”。当时北京有很多收藏名家，康生对他们的藏品都是垂涎已久，“文革”爆发后，唆使造反派以抄家为名盗窃他们的文物。康生曾在邓拓家做客，赏玩过邓拓收藏的善本书和字画，邓拓家被抄后，立即去文物库房“淘宝”。

傅惜华是文化界元老，著名藏书家，康生多次跑到文管处询问：“傅惜华的书集中起来没有？”康生侵占的文物涉及齐燕铭、邓拓、阿英、龙云、章乃器、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尚小云等96名知名人士以及25个单位。

就连最“清心寡欲”，对文化艺术不感兴趣的林彪、叶群，也禁不住珍稀文物的诱惑，1968年至1971年间，先后上百次亲自或派人从文物管理部门取走字画1858件，其中一幅是褚遂良真迹，图书5077册，仅支付766元。

此外，林家还从故宫“借”来1000多件上等的玛瑙翡翠、象牙雕塑、瓷器、字画等，密密麻麻堆在卧室里，林彪晚年没事的时候，在家里最大的爱好是摆弄从故宫“借”来的精致的八音盒（武建华，2011）。

林彪集团的“大老粗”们也收获不少，根据北京市文物管理部门统计，黄永胜拿走文物342件、图书5702册，吴法宪拿走文物151件、图书620册，李作鹏拿走文物579件、图书1494册，邱会作拿走文物188件、图书1161册。黄永胜夫人还从原广州市市长朱光那里骗取名人画卷77轴、碑帖8册、线装古书3函另510册，献给叶群。

对于一些名家的藏品，“文革”新贵们也不好意思独吞，都顺水推舟做人情，合理分赃。著名画家叶浅予被抄家后，所藏33件名画，林彪获得16件，江青获得古墨、镇尺等3件，陈伯达获得张大千、徐悲鸿画作11件，康生夫获得潘天寿《野趣图》及名贵印章等共9件，李作鹏、汪东兴各获得1件（何满子，2015）。

他们还经常成群结队一起扫荡“战利品”。1970年5月2日，康生率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陈伯达一起拥进文管处库房，挑选各自喜爱的东西，作为专家的康生，在一旁做专业指点。他们在管理人员面前，恐失身份，还不断假惺惺地互相谦让、彼此赠送。

那个时代的官员不只有物质和生活上的贪污腐化，他们跟任何时代的贪官污吏一样，大搞裙带关系，让自己的权力利益最大化。康生的儿子张子石，“文革”中从青岛市教育局长窜升至山东革委会常委，之后又担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杭州市委第一书记；江青所欣赏的京剧演员于会泳、浩亮和刘庆棠都被火速提拔成为文化部长和副部长；王洪文当上副主席后，就通知王秀珍开名单，在中央要害部门安排人，他一口气内定了18个副部级以上干部，都是他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小兄弟（李海文、王守家，2015，第183页）……获得提拔的党羽们也像旧社会官僚一样，懂得投桃报李。马天水不断让上海市革委会财务部门给予王洪文）等生活补助费，甚至还给王秀珍等专门拨发“妇女营养费”。粉碎“四人帮”以后，警卫局查抄王洪文办公室，发现保险柜里有很多信封里装着现金，都是上海一些机关偷偷给他的“生活补贴”，就连王洪文的警卫员也被周到的“照顾”，每月有15元（陈守信，2009）。

上海市革委会常委黄涛，每次进京都必须带着东西，先后带去200多块高档手表孝敬给张春桥。1976年，张春桥女儿结婚，特意在上海锦江酒店摆宴席50多桌，收获了大量当时最奢侈的礼品，徐景贤送了一台价值2000多元的西德产彩电，陈阿大送礼金1000元（王守家，2016，第201页）。

这些工人农民出身的造反派领袖们，趣味和行为跟他们天天嘲讽的封建帝修资又有什么不同呢？他们仅仅掌握了八九年的权力，就腐化至此。如果让他们坐上几十年江山，会堕落到何种程度？而下面的各级干部利用手里权力，也是暗地里腐败成风：上海造反派领袖徐景贤，喜欢吃进口蔬菜，一次花费9600元；王秀珍为了要几斤特殊毛线，竟开动整个生产线；陈阿大占据两套别墅，其中一套是新康花园15号楼，新康花园是上海最著名的高档洋楼之一，张元济、赵丹等文化名人曾经住在这里（李海文，2015）。更不用说，全国各个地区、县、国有工厂，哪个造反派领袖上位，不是趁机捞一把？当年农民分配粮食的流行一句口头禅就是：“好粮食是大队干部的，瘪粮食是小队干部的，泥粮食是老百姓的。”更不要说上级下来的推荐当兵名额、读工农兵大学名额，首先都被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弄走了，一般老百姓想都不敢想。

那个年代做衣服买布需要布票，农民没有关系，哪里去弄到布票呢？所以，衣服都是大人穿过孩子穿，老大穿过老二穿，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大人孩子的衣服上都是补丁连着补丁。文革后期上面分配了一种叫“尿素”的化肥，是日本进口的，撒在农田里面庄稼特别肯长，非常神奇；更神奇的是装化肥的口袋，比供销社购买的布还结实耐用。可惜，这些宝贝疙瘩老百姓是得不到的，都被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私分做衣服了。很多干部屁股上写着“净重50公斤”，裤裆里写着“含氮量80％”，尿素袋子也只是村里干部能弄到，一般社员是没有这个机会的。所以，老百姓就编歌谣讥讽：大小队干部，都有尿素裤，前头是“日本”，后头是“尿素”。“大干部小干部，一人一个尿素裤，有黑的，有蓝的，就他妈没有社员的。”

所以，那个年代并不是没有贪污、没有腐败的历史特殊阶段，它与任何历史时期一样，获得了巨大权力的阶层，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都会迅速腐败起来。“文革”造反派以反特权、反官僚等级制度起家，但是他们掌权后享受着新的特权，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文革”的贪污腐败告诉我们，它不可能建成一个平等的社会。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放过了带头腐败的毛泽东本人。毛泽东这头肥猪，挤进死人的故宫中南海居住不说，还到处割据地皮设立别墅……共产党的腐败与生俱来——那是马克思私生子、恩格斯“共产党自己当资本家”乱搞姐妹花、列宁的党患有梅毒……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所以我说——马列毛最腐败！

《揭秘：毛时代没多少腐败特权和奸淫？》（2021-06-01 黄家杨）报道：

当今中国社会贪污腐败横行，让不少民众感怀改革开放前干部的廉洁作风和社会正气。“毛泽东时代没多少腐败”，成了许多人的口头禅。改革开放前，即所谓毛泽东时代，真的“没多少腐败”？恐怕这只是某些人对那段历史的某种一厢情愿的解读罢了。

1949年，中共军队进入北京城，建国初期的干部贪污腐败情形

中共进城后不久，官员贪污腐败已相当严重。干部特殊阶层已具雏形，高级干部享受商品特供，还享受着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厨师以及医疗和专车、住房等特殊待遇。

建国初期干部贪腐已相当严重，“天水专区税务系统……贪污干部占全体干部百分三十强”。

贪污腐败不是改革开放后才有，在建国初期就已相当普遍了。建国伊始，许多制度尚未完善，譬如实行的机关生产、单位小金库（又称“小家当”），供给制及工资制双轨并行等，就滋生了许多问题。各级干部大多都有涉嫌非法谋利、偷税漏税、挪用公款、损公肥私等的问题。

中共进城后不久，领导层就注意到贪污腐败的严重性，东北局书记高岗最早提出要解决这问题。其治下的东北局，在1950年前后调查官员的贪污腐败，并形成报告。

报告称：“据沈阳市人民法院贪污案件逐年统计，一九四九年下半年贪污犯占案犯总数百分之五点三，一九五零年上升为百分之五点七，一九五一年第一季度又上升为百分之一三点二。”“整个贸易工作系统的统计，去年一月到八月犯贪污错误的有七百人，而今年只第二季度贪污者即有五百余人。”（《东北局关于反对贪污蜕化官僚主义的报告》，1951年9月14日，见陕西省档案馆藏档，203－205）

在东北局的报告出台后，其他片区的报告也相继送往中央。毛泽东审阅了报告，便部署“三反”运动整肃腐败。“三反”运动的部署刚一下达，各地报告陆续出炉。据中央财政部、中央贸易部、中央水利部、中央轻工业部以及人民银行总行等部门的党组报称，贪污人数通常要占到机关总人数的30～40％左右。贪污者一般是新干部多于老干部，下级多于上级，但严重程度是上级严重于下级。

西北局报称：“天水专区税务系统初步检查，贪污干部占全体干部百分三十强。陕西二十七个县公安局长中，有七个贪污。泾阳县有七个区长以上干部因贪污撤职。已发现有县级、专区级重要干部贪污的，如渭南分区副司令员马华廷有很多贪污行为。”（《习仲勋关于西北地区反贪污斗争的报告》，1951年12月13日，《建设》第一三六期，1952年1月9日，第1－2页）

严刑逼供 错案冤案难免

“三反”运动毫无疑问减少了官员的贪污腐败，但是这种运动式的整治方法弊端十分明显。在当时，中共把自身的腐化归罪于“资产阶级三年以来一直对中国共产党‘猖狂进攻’”，把整肃腐败与打击资产阶级相提并论。毛泽东把“三反”运动看做一场阶级斗争，将运动提高到“你死我活”的高度。他批评部分地区不重视，认为报告贪污情况不甚严重，贪污人数少，款数不多，都是不真实的，“不要被下面的不真实的报告欺骗了”。于是，揪出腐败变成了政治任务，迫使官员为了完成任务而罔顾事实。因此，在“三反”过程中，严刑逼供相当普遍，错案冤案更是难免了。

“三反”运动并未从根子上解决问题，运动过去不到一年左右，中央就不能不提醒相关部门防止“三反”后再普遍发生贪污事件以及要求大力进行“反贪污教育”，此后也发动了多次反贪污运动。

进城的同时 干部特权阶层随即形成

中共进城之后，干部的特殊阶层也日渐形成。高级干部享受着紧缺和优质商品的特殊供应（特供），并且多数因工作关系还享受着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厨师以及医疗和专车、住房等特殊待遇。这方面也照搬了苏联经验，严格按照等级来划分特殊待遇标准。比如几级可配厨师，几级可配勤务，几级可配警卫，几级可配秘书，几级可配专车，包括不同级别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以住房为例，上海市1956年就按照行政级别将各级干部住房划分成了十几种待遇标准：

特甲级可享受200米以上的“大花园精致住宅”；特乙级可享受190～195米的“大花园精美住宅”；1级可享受180～185米的“大花园精美住宅”；2级可享受170～175米的“独立新式住宅精美公寓”；3级可享受160～165米的“上等住宅公寓”；4级则只能分得“半独立式普通住宅中等公寓”；5级只能分得“120～135米的新式里弄住宅”；6级只能分得100～115米的“有卫生设备的普通里弄住宅”；7级只能分得80～95米的“无卫生设备的石库门房屋”；8级只能分得“老式立柱房屋”；9级以下只能分得“板房简屋”……

六七十年代 官员腐败关乎民众生死

在计划经济年代里，生活必需品都由掌握权力的人分配，人们为了满足生活不得不动用各种各系“走后门”；在“三年困难”里，基层干部强征粮食，掠夺民众财产，官员的贪腐已经关乎民众生死。

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干部强征粮食，并借机侵占民众财产。

“三反”运动结束后，中国于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下，市场被消灭，没有类似“天上人间”的服务性行业，也没有各种奢侈品可供消费，物品基本上按等级分配的。当时社会贫富差距相对较小，大部分官员们极难有机会贪污腐败，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东西可贪。可是，即便如此，官员贪腐虽然数额不大，却关乎民众生死。

1959年至1962年，即“三年饥荒”期间，神州大地饿殍遍地。除了被饿死外，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就是，当年基层干部强征粮食时，“借机搜查和没收群众的东西”，间接把农民迫害致死。1958年12月中共中央监委办公厅的一个报告中列举了少数干部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情况：一是侵犯人权，残害人身，如骂人、打人、押人、捆人、跪石子、拔头发及施用各种肉刑；二是搜查和没收群众的东西；三是滥用“集训”，即把有问题的人集中起来监督劳动，甚至严刑拷打；四是用“辩论”的方法斗争干部群众，甚至侮辱拷打；五是不让吃饭；六是强迫群众拆屋沤肥；七是强迫群众掘坟挖尸，扩大耕地面积。（魏明铎：《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工作全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85页）

在全国各地，残酷的案例，多如牛毛。譬如，“达县专区邻水县九龙区，在半年多时间内，共有329名干部和204名社员违法乱纪，遭到非法捆绑的群众达206名，其中13人被打死，12人被逼死，还有7人致残。950户人家被搜家、罚款，罚款金额高达15000余元，最多的一人罚了400多元——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字。”（《跃进悲歌》，韩福东，《经济观察报》，2012年04月09日第50版）

又如，“江苏省宝应县的5个生产队调查，在95名大队干部中，有贪污行为的30人，吊打过社员的23人，被打农民170人，共逼死23人。（周彪：《宝应事件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湖南省花垣县的一个公社干部，用所谓的‘火烧中游’的酷刑，用柴火熏烤农民，将人活活烧死。”（《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事记》，贵州民族出版社，第132页）

基层干部多吃多占粮食 许多农民则被饿死

除了干部借机侵占百姓财产外，在大跃进期间，基层干部凭借特权在公共食堂分配口粮时，多吃多占。学者刘愿分析大饥荒，指出：在饥荒年，干部和家属多吃多占、贪污腐化加剧了粮食分配不均，没有权势的普通农民被饿死：

“既然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的经济权利是无差异的，为何农村干部及其家属、政治成分好的阶层更容易在饥荒中幸存？显然，政治权利的差异是不同群体死亡率差异的重要原因。公共食堂将口粮强制性集体化，农村干部享有支配农民口粮的特权。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干部及其家属的多吃多占、贪污腐化导致粮食分配不均，普通农民极可能因口粮严重不足而饿死；政治成分差的地主富农在粮食分配序列中又处于劣势，往往因为微不足道的错误而被扣饭、体罚甚至殴打致死。”（《中国“大跃进”饥荒成因再辩——政治治权利的视角》，刘愿，《经济学季刊》，2010年4月）

三年困难时期 “走后门”、“高级干部特供”之风相当盛行

饥荒之年，农民“勒紧裤带”求生存，另一方面，国家高级干部却是另一番景象。为了应对饥荒，中央特别批示对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进行“特需供应”：

“原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拟定了一份报告，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份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三个月后，中央批示通过此报告，决定对前述两类人群的‘特需供应’以‘特殊供应办法’予以照顾。即根据不同职位，每户每月可享受定量供应的肉、蛋、白糖和烟，正是资中筠在回忆文章中提到的‘按级别分配的特权’。当时戏称这些特权享有者为‘肉蛋干部’。”（《变味的机关饭》，郑文，南都周刊，2011年第19期）

除此之外，当年“走后门”之风十分盛行。由于当时实行计划经济，物品的供应主要掌握在部分人手中，人们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所需，不得不通过各种关系，从掌握物品供应的人手中取得生活物品在三年困难期间，物资供应更加紧张，“走后门”就更普遍了。学者钟健英发现“走后门”已是普遍现象。“在151个企业单位6572个职工中，‘走后门’的有4926人，占职工总数的72.87％。”“从地区看，农村‘走后门’的比重大于城市。如北京市和武汉市25个单位统计的，‘走后门’的平均占71.26％；四川南充、陕西三原、湖北广济三个县26个单位的统计，平均占83.29％”（《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反商品“走后门”运动》，钟健英，《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07期）

“走后门”在当时确实是非法行为，但不可否认一点，它解决了当时普通百姓生活的燃眉之急。在饥荒之年，基层干部的“特殊照顾”，可以救活一个垂死之人。

1961年，鉴于“干部特供”和“走后门”的普遍性，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对负责干部的特需供应，禁止商品供应“走后门”的指示》，反对干部特殊化，整顿“走后门”。自11月起，党外人士仍按原定额供应，但对党员干部实行减半供应。

“性腐败”氾滥 女知青在“上山下乡”运动中遭干部性侵犯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现象

时移世易，饥荒过后，中国的经济有所好转，但是很快又引来一个动荡时期，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968年，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女知青遭干部性侵犯相当，成为当时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尘劫･知青畅想曲》一书记载：“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第八期会议简报上我们可以看到：辽宁省1968年至1973年，共发生摧残知青和奸污女知青案件3400多起，四川省3296起。”“据国务院知青办简报第11期登载，……黑龙江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事件365起；内蒙古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事件247起；云南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39起；广州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93起。其中师级干部2人，团级干部38人……黑龙江兵团简报第十六期登载，黑龙江兵团某副参谋长调戏女知青七人，边学习中央文件边调戏女知青。二十五团副团长在全国召开打击批斗奸污女知青罪犯大会的同时，还在办公室里强奸了一名女知青。”

 

网民嚎叫：

当局者迷 2021年06月02日 07:17

极权统治下，怎么可能“没多少腐败特权和奸淫”？只是信息渠道控制的水泄不通，老百姓一无所知罢了。

其实中共那些年在全国选秀的文工团，不就是随时随地为高级领导干部们准备的，流动“后宫”和制服诱惑军妓团。老毛玩兴奋了，还不管不顾大叫“不爱红装爱武装”，你以为指的是什么？！

_5000 2021年06月01日 22:05

一般人错误地把腐败等同于贪污。其实最大的腐败是滥权！

文革毛贼的滥权，比之后的邓贼江贼的贪污，更加祸国殃民！

谢选骏指出：马列毛为何最腐败？因为他们冒充好人，所以恶贯满盈。大家看看毛泽东本人，人人饿得半死，只有毛一人肥的像头猪——他身上的这些肥肉就是腐败的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