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九流过眼录 | 起起伏伏潘司令》（南方人物周刊 | 魏承思 2018-01-03）报道：
2006年初夏，我去纽约参加一个会议。住进酒店房间时，已经有了一位住客，长得眉清目秀，白白净净，举止斯文。 他伸出手来自我介绍：“我叫潘国平。”这不就是40年前在上海家喻户晓的潘司令吗？在这里遇到他，我有点吃惊。
“文革”开始时，潘国平才20岁，是上海玻璃机械厂的普通工人。在北京红卫兵的鼓动下，1966年11月初，几个工厂的造反派筹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王洪文被推选为主席团主席，潘国平是主席团成员。“工总司”正式成立时已有470家工厂的5万多名造反队员，拉成山头不过几天的事。不久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安亭事件”，他和“中央文革小组”代表张春桥谈判，后者签字承认了“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于是“潘司令”的大名在上海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连毛泽东在接见他的时候都当面笑称：“潘司令，久闻大名，如雷贯耳。”
在纽约开会期间，潘司令成了“大明星”，被一群学者团团围住听他回忆“造反史”。潘国平的口才也真是了得，吹得天花乱坠。谈到毛泽东钦点王洪文上中央的经过，潘国平说毛曾调阅了上海3个人的档案：王洪文、潘国平与耿金章。耿因为当过国民党的兵而被否定，而王、潘条件差不多，都当过兵、种过田、工人出身，但是“我太年轻了，才二十出头，比王洪文小11岁，这是主要原因”。
学者们投去崇敬的目光，我却在一旁暗自发笑。其实，早在1967年初他已淡出了“工总司”核心，原因是吊儿郎当，成天只是忙于集像章、弄戏票。有时候，他主持会议到一半就会溜出去睡觉；带着十多万人游行，走在路上也会扔下队伍不管，自己跑去谈恋爱了。当时上海街头巷尾风传潘司令恋上了扮演“白毛女”的芭蕾舞演员谭圆圆。到了1968年底，潘司令因为利用职权猥亵、奸污多名女性被“工总司”赶回工厂劳动去了。只是王洪文怕“家丑外扬”才没有宣布原因。到了第二年年底又因变卖抄家物资等经济问题而被隔离审查。1974年10月，张春桥点名安排潘国平为总工会常委。可是这个“扶不起的阿斗”一年后又因流氓和经济罪被第三次审查，撤职下放劳动，此后再没回到权力圈。1977年，潘国平因“文革”初期的罪行被判刑8年。出狱后不久又因“投机倒把罪”再度判刑6年，从此销声匿迹。
要说潘国平也并非是个草包。上海总工会1975年审查潘的档案显示，他在当时曾私下议论：“如果我掌权的话，就要缩小打击面，减少政治犯，做到人民有言论和行动自由，实行真正的民主。”他还认为经济繁荣必须“积极引进外国资本，不搞单方面援外”，还要“缩减军队，减少开支，增加工资，提高人民生活”。这些思想都具有前瞻性，可见人的复杂性。
我因为时差关系，潘国平则要等中国的长途电话，两人到了夜晚都没法安睡，就聊起天来。他说，1996年出狱后，因他和前妻谭圆圆生的女儿在美国，就申请移民到了纽约。这些年做起了古董生意，在地摊上低价淘来旧钢笔、手表和照相机等，卖到香港去；再从香港收购现代名人字画，卖到美国来。现在巴尔迪摩的家里还有慈禧的画和康有为的字，约我散会后去欣赏他的收藏品。看来他的日子过得很滋润。
第三天夜里，他又说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说在提篮桥监狱里和一位同情他的女护士产生了感情，两人偷偷地相爱。但后来被狱方发现了，强迫他们断绝了关系，把女护士调走了。两人分手时曾经山盟海誓，但他获释后就匆匆出国，没能够再找到她。如今回不去了，也不知道这位女护士是否还在痴心等待。我见潘国平说得十分动情，就竭力安慰他，自告奋勇可以在回上海时帮他寻人。潘国平给我留了电话以及那位女护士的姓名。可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履行诺言，难免有点内疚，也就再也没有和他联系。
去年暑假，我和朱学勤一起去东欧旅行。旅途中谈起潘国平，学勤告诉我，几个月前他已在上海一家医院去世。潘国平已经回国3年，二度中风，孤身一人躺在病床上。有朋友去探望时，只见他面色蜡黄，瘦得形销骨立，头发胡子很长，全都白了，整天躺着，表情沮丧，大小便都要靠人搀扶，无人搀扶时就拉在地上。最初他的医疗费和护工费都靠朋友们接济，后来实在不得已家属找到有关部门，才被送进医院，4月18日清晨5时结束了悲剧的一生，时年68岁。
谢选骏指出：潘国平的一大爱好就是与人谈论毛泽东，据他说，毛泽东眼睛很毒，根本不像画像上那么“慈祥”，看的他后背发凉。我觉得他是中了邪，所以叫他“毛的小鬼”。
《潘国平在纽约摆地摊卖“古董”及他的后事》（bobzhou 2021-5-18贝壳村）报道：
讲起上海的工人造反队，都会提到潘国平。
当年造反队的总司令潘国平后来在纽约摆地摊，卖“古董”.
转载一篇老文章，看看潘国平在纽约做点什么生意：
說起潘國平，他在紐約我和他有过一段比較密切的交往。他為人熱情，能说会道，交遊廣闊，最主要的是我們有共同的愛好—收藏古董。
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紐約法拉盛東溢豐酒樓一個記者會上，我作為記者前往採訪。會議結束後，潘国平主動趨前和我握手致意，說：「哈！原来妳就是曾慧燕，我差點把妳當成來捐款的『愛國華僑』了，妳的外形和穿着打扮都很像『富婆』嘛。」真是“美丽的误会”！
1998年，孔祥熙与宋霭玲长女孔令儀在长岛蝗虫谷的豪宅转售给纽约一家地产商，内有一些据称是宋美龄、蒋介石用过的文物用品和家具。该地产商委托康州颇具规模的拍卖行Braswell Galleries, 于1999年1月30日举行一场专拍，以宋美龄为卖点。
我驾车前往採访，同行的有名报人陆鏗和崔蓉芝，陸铿的目标是競投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画像，在那裡碰到了潘国平，我才知他也喜欢古董收藏。
那次大家都各有斩获，陆鏗如願拍得林森画像，潘国平买了一张桌子，我也凑热闹投得一张法国路易十六式风格的茶几和几样小物件，其中包括宋美龄用过的首饰盒。
潘国平移居纽约那几年，朋友关照他在自己开的一家公司工作，地点就在曼哈顿六大道夾26街的古董跳蚤市場附近，近水樓台先得月。他每個周末都提前出門，直奔古董跳蚤市場淘寶，然後轉手賣給别人獲利。他知我喜歡收藏，也賣过一些東西給我。後來有次我陪香港來的朋友去逛古董市場，無意中碰到他，才發現他的「秘密」，但我看破沒有說破。
潘国平有段时间搬去华盛顿附近的巴尔的摩，他说住家附近有一个非常大的跳蚤市场，他每次去逛都有斩获，积攒了不少“宝贝”。
大约2003年初，他喜孜孜告訴我，已经在25街的古董大楼租了一個店面，叫我有空去看看。有天我去了，店名是他請王己千先生題字（忘了叫什麼軒了），他並指著那張在康州拍賣得来的桌子，很得意說這是宋美齡用過的桌子，有「名人效應」，最好賣給大陸土豪，作為炫耀資本。
我曾問過他什麼時候開始對古董感興趣的？他說由來已久，早在文革「破四舊、立四新」期間，看到那些「國寶」遭到紅卫兵大肆破壞，覺得十分可惜。
他說，當時，他利用上海市文革委員會副主任的職權，保護過一批被打為「牛鬼蛇神」的藝文界人士，包括名画家劉海粟等，他們非常感激他，其中一位喜歡收藏的「反動學術權威」，送了八個珍藏多年的大清乾隆年款官窯粉彩瓷碗给他。
嘩！收藏至今可值錢了！
他顿足搥胸地說，文革結束后，他因在上海人民广场以大会执行主席身份，參加1967年1月6日夺权大会，被判刑八年，进了提篮桥监狱。出狱后，才发现他的妻子譚元元（後离异。芭蕾舞演员，曾在京剧《白毛女》中饰演主角）不识宝，把官窑瓷器当寻常饭碗，已经打破了六个，余下两个也磕磕碰碰的冲口了。
他说他的第一桶金，来自他第一次刑满释放后，在城隍庙地摊逛旧货市场淘宝，以80元人民幣買了價值數萬元的日本錢幣，但不久又被以投机倒把名義第二次判刑六年，直至1992年出狱。
1996年潘國平來美不久，突然心肌梗塞，險些送命，幸搶救及時，做了心臟支架。他大贊美國人道主義，自己沒有医療保險，這麼大的一筆手術費（好像说15萬美元），居然分文不收。
潘國平告說，他在詩人白夢帮助下，曾捡过一次大漏。
白夢有段时间居住华府，认识一位教会牧师，牧师过世后，其太太对白梦说，牧师曾在中国传道，购藏了一批中国名家書畫，约60幅左右，現在牧師過世，她又不懂欣賞，托白夢帮忙物色買家。
白夢認識的朋友中，只有潘国平是做古董生意，潘國平見獵心喜，迫不及待當天即冒雪開車，帶上白夢趕去牧師娘家。一看老太太展示的畫作，眼睛都亮了，全是大名家，包括徐悲鴻、張大千、齊白石、黄宾虹及程十髪等，雙方討價還價，談成一幅五百元至一千元不等，但當時潘國平手上一下子湊不到這麼多錢，只好買了30幅；还剩一半，他叫老太太保存好，回头再来买。
潘国平打的如意算盘是：他先售出手上的30幅画，然后用这笔钱再去买另外那30幅畫。
他說，那次他和白夢是冒著風雪去的，再漏夜趕回紐約，因雪越下越大，他们不小心連人帶車沖到高速公路邊一個雪坑裡，幸虧人沒受傷。
人算不如天算。待潘國平數月后重返華府找牧師娘買另外那批畫時，已人去樓空，有人說老太太把房子賣掉入住養老院了，但無人知道具體去向，他們連她的名字都弄不清楚，無從打聽。
潘國平悔不當初，他說早知道就設法籌足夠款項，把這批畫全部買下來，如今過了這個村沒這個店，痛失「發財」機會。
后來世界日報一位來自台灣的編輯，托我介紹他的台灣商人朋友購藏名家書畫，我便想到潘國平手上那批畫，居中牽線，潘國平以1万5000美元，賣了一幅齊白石的畫給台灣藏家，按行規中介可拿百分之十佣金，亦即1500元，但我說从不賺朋友的錢，因为我是新闻记者，有自己的正职。潘國平很高興，說要送我一把顧景舟的紫砂茶壺补偿，后來还多次提起，最终沒了下文（我倒不是在乎他的紫砂壺，而是重視朋友之間的言出必行，我對人處事均是一諾千金）。
順便提個插曲。大约2001年，我带我的妯娌金涛去长岛大颈豪宅看Tag Sale（搬家拍卖），看到最后一家快到下午4点（一般都是4点结束）关门时间了，东西已卖得七七八八。我一眼瞥见角落还有个大清乾隆年制的景泰蓝掐丝珐琅多穆壶，标价150元，居然没人要，Tag sale 公司的女老板问我要不要？主动减至35元，我想屋主知道要心疼死了，但一般这种Sale都是屋主不在现场，Tag sale公司为了赚佣金，有时往往不管东西的实际价值就“贱卖”。
我叫金涛买下来，她嫌没用，叫我也不要买，我觉得不买实在太可惜了，就掏钱买了。
沒想到我家老爷从北京回来后，看这多穆壶不顺眼，嫌它“占空间”，每次回来看到都“骂骂咧咧”的，有次甚至扬言“把它扔到垃圾桶”。弄得大家都不开心。
潘国平开店後，希望我提供一些收藏品给他充实货源，我收藏只是爱好，从来没想到“做生意”，也不知道他需要什么？便叫他来家里挑。
他看到这个多穆壶，我老老实实告诉他是35元买的，他叫我135元让他，我当然知道其价值不止于此，但当时觉得既然老爷不喜欢，就不必留在家中令他看不顺眼，也无所谓赚不赚钱，反正彼此是朋友，“肥水不流外人田”，就让他拿走了，之后我也忘记了这件事。
2004年3月下旬，纽约亚洲艺术周开锣，我去纽约军械库采访古董展，当我逛到丘安妮（Annie Yau Gallery）的古董展摊位时，发现我的旧藏多穆壶竟然在她的摊位上出现（因那条繫在壶身上的铁链特别，我一眼就认出是我的舊藏），标价18000美元，当时真是“眼都大了”！其父丘小君老师引经据典，洋洋洒洒工工整整写了一大段此物出自宫廷的考证。
我当时和丘氏父女还不大熟悉，行规一般不能随便打探货物来源，但我实在太纳闷和好奇了，便问他们是否从潘国平手中收来的？他们说不是，我不好再追问。
事後我和潘国平提及，他一听丘氏父女买1万8000美元，並考证的确出自乾隆年间，且是宫廷之物，一副後悔莫及的模样。原來，他以为是民国仿乾隆，只赚了几百元，卖给麻州一个老美古董商了。
潘國平在紐約法拉盛居住時，有一位同居女友，待人接物和外型都不错，其子大約10岁，活脫脫長得像一個小潘國平，並且叫他“爸爸”，最初我以为他们是亲生父子，但潘国平否认，说他们有缘，並提及此子顽皮淘气，经常令其母头疼，只有他才能“治他”。.....
他曾跟我說過他的退休計劃，他說泰國的房產非常便宜，他有九兄弟姊妹，手足情深，打算買一所大房子，屆时让全家人都到泰国抱团养老。
後来他离开纽约到泰国後，那时还沒有微信，我们便没有再联系。
这是上海“工总司”的人物之一的丁德法寫的一篇詳述潘國平生命最後時刻的悲慘情況——
我与潘国平是在上世纪1965年相识的，那时我与他都是“上海沪东工人文化宫”艺术团成员。我们都好学上进，每星期有两个晚上在东宫相聚一起。那时的潘国平很活跃，兴趣爱好广泛，欢喜摄影拍照，擅长曲艺与声乐，对唱歌、说唱、评弹组、沪剧越剧都感兴趣。潘国平善于与人交往，对人热情朋友很多。
1966年8月份四清运动刚刚结束，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沪东工人文化宫也投入到“文革”中去，艺术团领导号召我们投入运动，我们便响应号召，目标对准艺术团的领导。现在回想，我们当时写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宁左勿右”，无限上纲，革命的调门越高越好，实际并无实质性的问题。我们以大字报相互声援，我写了一张“革命”的大字报，潘国平用美术笔写了一张支持我的大字报，大字报上的字体当时很引人注目。
后来我与潘国平“杀向社会”，认识了北京红卫兵，与他们串联，批判本单位四清运动中的遗留问题。1966年11月6日下午，我与潘国平等17个单位的工人造反派，发起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王洪文被选为“工总司”筹备组负责人，潘国平被选为成立大会的执行主席。11月9日在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再以后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安亭事件”。
在“安亭事件”中，工人们与张春桥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迫使张春桥签订了“五条决议”，以后又作为上海市委文件下发到基层工厂。潘国平在整个谈判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确保了参加“安亭事件”的广大工人群众安全回厂，免受打击迫害。
在“工总司”的早期建设发展中，潘国平和王洪文都是主要负责人。潘国平表达能力强，对外联络也多，成功处理过许多事情。
1967年2月25日，王洪文凭着他在保卫科的一套手段，在静安区工人文化宫(乌鲁木齐北路445号)，搞了场“宫廷政变”，抓了“工总司”的常委范佐栋，调了卢湾区几百人包围了会场。潘国平事先根本不知道这回事，他想去上厕所，也被拦住。他在会上提出这是谁调的人？连我潘国平也不能随意走动，有人跟踪我，这是怎么回事？这时王洪文才说出是他调动的人马。范佐栋就这样被关了一个多月。后来潘国平也受到排挤。王洪文当过兵，当过工人，所以被看中。其实潘国平也同样当过兵、做过工人。但潘国平缺乏共产党员身份；而且那时潘国平太年轻，仅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所以不被看中。加上潘国平自身也有不注意的地方，自然是被王洪文排挤掉。为此，潘国平曾一度被离开工总司，回厂参加劳动。
1974年为贺龙养子贺兴桐部长，护送甘肃省人大副主任陈振国红六军团的老红军回江西永新，路经上海，潘国平为他们安排车辆住宿，跑前跑后，很是尽心。
文革结束后，潘国平被判刑。对他的判决书是这样说的：潘国平“因参加1967年的一月六日夺权大会，在人民广场担任大会执行主席”，被判8年徒刑。此后，我曾拿着潘国平家的户口本，顶着他的兄弟名义，去提篮桥监狱探望潘国平。潘国平进监狱后，我曾为他代为保管他的一套家具15年。后来潘国平刑满释放，但不久又以“投机倒把”罪名被判六年徒刑，1992年获释。在获他释前有关方面曾发函寻找我，因我在广东的居住不定，所以没有见到他们，他们就把我的老师谢景安教授请去建国西路谈话。我估计是要我专门“联系”潘国平。
1996年上海人都知道潘国平去了美国，大家说他不会回来了。
潘国平去美国后，这样那样的消息传来，我也不知真假。近几年间，我曾听几次听说潘国平回来了，但始终只是听说，没见到他人面。我心里是希望潘国平能真的回来，毕竟美国只是他乡，他年纪也渐渐大了，还是叶落归根回来为好。
直到这次2013年春节，我突然接到远在美国的潘国平前妻、原芭蕾舞演员谭元元来电，告诉我潘国平在上海，身体很不好，要我想方设法找到潘国平，我这才知道潘国平已回国。我通过已退休的上海芭蕾舞团团长朱国良，终于找到了潘国平。屈指算来，我们已经17年没见面了。那天我走进潘国平的家里，只见他面色蜡黄，瘦得形消骨立，头发胡子很长，全都白了，凭我的直觉，潘国平的病得不轻。他只能坐着，不能站立，我估计是心脑系统梗阻，幸好有钟点工为他打扫做饭。平时，他多是吃粥，就点肉松当菜。有时钟点工不在，无人搀扶，大小便就拉在地上；或者将用过的纸尿布就扔在地上，没人收拾。他整天躺着，表情沮丧。
我将为他买的三盒盒饭，放在他冰箱里。看他病得这样，我倍感凄凉，心里很难受，临走时，我留了500元在他枕边，叫他收下，他苦笑着说：我已经好长时间没看见人民币了。
在我和潘国平见面之前，是朱国良经常去照顾潘国平的。后来我才知道，去年朱国良为潘国平垫付医药费一万二千元，钟点工的费用也是朱国良给的。但朱国良还要上班，正好我母亲家离潘国平家很近，走走只有五分钟，我经常去母亲家，所以朱国良很希望我来帮忙。在随后的日子里，我经常去看潘国平。我为他针灸推拿，帮助他练习走路，还请了一位抗美援越的老战士李炳华为潘国平理发修面。朱国良给了我一把房门钥匙，随时可以去潘国平那里帮忙，有时潘国平一个紧急电话，我就立即赶过去。他身体很不好，非常虚弱，我们也无法多谈。我原想叫一些老朋友去看他，但他不愿见人，所以，原来“工总司”的人，只有我去过他家。一次潘国平对我说：“现在政策好了，所以我回来了”。他还告诉我：他回国已三年半，两次中风。还有一次，我给他带去一本叶昌明1967年的工作笔记（复旦大学整理出版）；还带去一份《世纪》杂志，上面有一篇红鸥回忆“安亭事件”的文章，里面提到潘国平。我拿给潘国平看，但他不要看，说自己对这些事情已经不感兴趣了，让我统统拿回去。他的精神已经很虚弱了。
我感到他的病需要请有经验的西医，我请来原市卫生局的主要负责人、二医大陈金祥教授为他看病，陈金祥教授与潘国平也是有47年交情的老朋友，是潘国平要我请的专家。潘国平15年前在美国做过心脏搭过桥手术，14万美金医疗费是美国的福利，自己不需出钱。搭桥保险期是10年，15年已经过了期限。所以陈金祥教授建议，马上到瑞金医院或者中山医院做心脏血管造型术检查，以决定是否要重新搭桥或者装支架。他说：现在我还可以帮你住进医院，他要潘国平立即决定。但潘国平似有难言之隐，究竟是什么，他没有对我们具体说。过了两个星期，陈金祥教授又赶来看潘国平，这时潘国平的脸色泛黄了，陈金祥教授立即判断：肝复水！他感叹：晚了，肝复水是不能做造型的.
我每星期去探望潘国平两次，有次我看到潘国平的心情还可以，就告诉他，他女儿玮玮从美国来电话，关心父亲的病情。我还告诉他玮玮来电时说的话：“我就一个爸爸，这么优秀，如果不行了，我怎么办？”潘国平听到此话，马上兴奋地“喔”了一声说：“她现在想到我了！”我说，你就一个女儿，怎么不叫人惦念？我于是赶快发邮件给在美国的玮玮，要她直接打电话给潘国平。女儿电话打来问候，谭元元也在电话中鼓励潘国平：“要有信心战胜疾病”，潘国平听了非常高兴，情绪好多了。谭元元还再来电话给我，要我到超市买好的食品给潘国平送去。
4月1日下午朱国良来电话，说潘国平昏迷了。我立即赶到潘国平住处。这是潘国平第三次中风，躺在床上，看到我来了，想讲话讲不出。枕边放着近万元钱。朱国良有事没在，他第二天赶来新华医院。我马上打电话找潘国平的妹妹，却怎么也没有人接。潘国平兄妹九个，我只有他最小的妹妹潘满珍的电话，而且还是座机。找不到家属，我只好打电话给谢鹏飞、原外交部一秘彭克和李逊。他们立即赶来。他们马上叫来120救护车，将潘国平直送附近的新华医院。正巧，此时黄金海家属出车祸，也送新华医院急诊。听到潘国平的消息，他也赶过来了。几瓶药水输液下去，潘国平神智清似乎有点清醒，他对着身边的彭克，嘴唇动了一下，冲出一句话“彭克！”顿时让我们感到潘国平有好转了。医生站在急诊室门口大声呼唤：“潘国平的家属在哪里？”急诊室周围的人听见，就有好几个人过来问：潘国平？是不是“工总司”的潘国平？上海滩60岁的人一般都知道潘国平。
找不到潘国平的妹妹，就没有家属签字，没有家属签字，医生就不能抢救。潘国平前妻的妹妹和妹夫赶来，代签了字，但他们仍不能算是家属。医生建议，可以打电话报110，这样医院就可以作为无主的昏迷病人抢救。谢鹏飞打了110，不一会，管这事的人来了。他一听说是潘国平，也立即就问，是不是文革中的那个潘国平。
第二天，我们找到了潘国平的妹妹，原来昨天她赴苏州扫墓去了。有了家属签字担保，潘国平被由急诊室转到重症监察室，继续抢救。
在以后十多天的日日夜夜里，许多老朋友都在为他祈祷，祈盼潘国平能再一次挺过来。为潘国平治疗抢救的大夫是吴医生，去年潘国平第二次中风，担负45天抢救的正是他，我们感到一些欣慰，因为他了解潘国平的病史，更因为他那时将潘国平抢救了回来，这次也会抢救回来的。潘国平的老朋友黄金海，戴立清，叶昌明，王腓利、张宝林、杨宝才，朱国良等，听说潘国平病危，都赶来医院探望，他们都40多年没见小潘了，如今总算都在医院见上小潘最后一面。但潘国平好像总是昏迷不醒，已经不能回答他们了。不过当戴立清在他耳边叫着他的名字时，他眼里淌出了眼泪。潘国平的家属，包括大哥潘铁铮也都赶赴上海。
潘国平的病情日趋加重。4月18日潘国平在新华医院去世。
潘国平先后两次陷入囹圄达14年。
谢选骏指出：上面两文都没有说明一个疑点——已经移民美国的返国平为何还要回到没有劳保的中国大陆默默受死？看来，毛的小鬼潘国平还是无法离开致命的引力。
《潘司令见解不凡（胡平）》（2017.03.16 自由亚洲）报道：
去年是文革50周年，香港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文革史学者李逊女士的一部巨著《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分两册，共1648页。李逊女士长期专注于上海地区文革史的研究，早在20年前就在台湾出版过一本40万字的《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我那时候就读过，后来又读到过她写的一些文章。这无疑是一位研究文革史不可错过的作者。
李逊这本大部头《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涉及方面之广，引用的资料之多，令人叹为观止。其中有一小段提到潘国平，很有意思，很值得单独说一说。
潘国平是文革风云人物，鼎鼎大名的上海工总司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人称潘司令。在造反之初，潘国平的地位还在王洪文之上。本来在工总司的草创初期，冲锋陷阵带头干作决策的都是潘国平，不是王洪文。然而在工总司的好汉们坐在一起商讨确立领导班子时，王洪文耍了一个花招。他提出要每个人摆自己的条件，谁条件好谁就当负责人。王洪文讲自己出身雇农，放过猪放过牛，当过兵上过朝鲜战场，现在是工人，是党员又是保卫科干事，再加上是老造反。而潘国平刚二十出头，只是个刚转正的徒工，资历很浅，又不是党员不是干部，就让王洪文比下去了。
因为被王洪文等人排挤，潘国平在文革中起起落落。李逊写道，1975年10月21日，潘国平第三次被审查，除了“经济问题”、“男女关系问题”之外，又加上了被人揭发的“攻击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同志”。潘国平说王洪文胆小、驯服，没有能力，当（党中央）副主席只是过渡，将来接班的是江青和张春桥；说张春桥有野心，会耍政治手腕；说江青是武则天；说自己落得“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的下场。潘国平对时局的见解尤其精彩，他说，“我们对美苏的谴责和批判完全是无中生有，鸡蛋里挑骨头，是为了转移人民视线，缓和国内外阶级矛盾和紧张局势，采取嫁祸于人的方法”。说“我国现在面临经济危机，全国动乱不定，上层内部分裂，争权夺利，人民没有政治权利和民主自由”。扬言他夺权以后，要“还政于民，缩小打击面，减少政治犯，做到让人民有言论行动的自由，实行真正的民主”。还认为经济繁荣必须“积极引进外国资本，不搞单方面援助”。还要“缩减军队，减少开支，增加工资，提高人民生活”。“特别要和苏联缓和紧张局势”。潘国平说，“要是叫我搞经济，可以适当考虑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投资，我们还可以吸收国外华侨的投资”（第1423页），如此等等。
读到这些言论，禁不住击节赞赏，原来潘司令真是很异议人士、很民运人士啊。潘国平上述言论是“被人揭发的”，也就是说，这些言论不是公开发表的，而是在这种或那种的私下场合说出来的。也亏得潘司令的这些言论被揭发批判，从而记录在案，我们才知道他在那样的时代就有过这么精彩的见解。
潘司令见解不凡。其实在当时，有类似思想的不乏其人，有的更深刻更尖锐。只不过这些“反动言论”大都限于亲朋好友的私下交谈，极少曝光，极少见诸于公开的文字。文革史家宋永毅和孙大进编辑过一本《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里面收录了文革十年各个阶段中影响较大的不同政见的代表性文章和观点；北大教授印红标出过一本书《失踪者的足迹》，对文革期间青年思潮进行了广泛的搜集和深入的评析。把这两本书披露的言论和潘司令的言论相比，你或许会认为潘司令的言论还要更尖锐更大胆些，某些当时颇有名气的异端思潮倒不过尔尔。其实这主要是公开或半公开发表的文字与私下交谈的区别。
李逊在引述了潘国平上面一番言论后写道：潘国平的“这些思想和议论，在当时非常大胆前卫。潘国平和一些部队干部以及高干子女接触较多，受他们影响较大。”这应该也是实情。那时候，不少红二代们也是很反叛的，也是很反感专制、很向往自由民主的。现在人们一提起红二代，便以为他们从文革红八月一路走来，一直想的是老子英雄儿好汉，继承和保卫红色江山。其实不然。他们中间的不少人也曾有过良知的觉醒与自由的追求，很多人是到后来、特别是到六四之后，才又堕落、又变坏的。
潘国平在文革结束后被判刑8年，出狱后不久又因投机倒把被判6年。1996年潘国平来到美国，参加过一些民运活动，出席过2006年在纽约举行的文革40周年研讨会。在那段时间，我和潘国平有不少交往。后来听说他回国了，后来得知他病逝于上海（2013年4月18日）。我写下这篇文字，也是对这位老友的悼念。
谢选骏指出：这篇文章同样没有说破“老友”的死亡之谜。
《亚衣访原“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潘国平》
文革风云人物，前上海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先生于2013年4月18日于上海新华医院病故，享年67岁。17年前，本刊编辑亚衣先生曾采访潘国平。现将这篇采访重新发表，以示对潘国平先生的悼念。
《工人造反派与中国人权运动——访原“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潘国平》（亚衣）报道：
潘国平，文化大革命中原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发起者和主要负责人，担任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常委、委员，上海市总工会常委。“四人帮”垮台後被中共当局逮捕，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刑满释放後又被判处六年徒刑。潘国平先生不久前来到美国，在阅读了本刊关於文革的一系列研讨文章之後，他与记者颇为详细地谈论了自己在文革中的重要经历和对中国工人运动、人权运动的一些思索。
毛泽东知道“潘司令”
亚：最近本刊连续刊登了一些关於文化大革命的探讨文章。您是文革初期名显一时的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作为直接当事者，想来会对一些重大问题有独到的了解和见地。我想先请您说一说当时是如何起来造反的。
潘：我生在上海，初中毕业後应征入伍当兵，後因训练受伤复员，被安排到上海玻璃机械厂。一九六五年，就在我进厂不久，我们工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四清运动”，当时厂里的干部，从党委书记、厂长到科长、车间主任全部成了“四清下台干部”，被工作队批判审查，还有几个人被迫自杀。一九六六年初，我对“四清”工作队的一位领导提了一点意见，说现在的这种作法不大符合中央下发的“二十三条”文件中说的“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精神，变成“打击一大片”了。我当时觉得自己并没有恶意，只是提提意见，没想到工作队却给我扣上了“反对四清工作队”、“反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帽子，发动厂里的职工开会批斗我，把我作为四清运动的重点对象。
亚：您那时在厂里担任什么职务？
潘：本来在车间当木模工，後来被借调到厂工会做工人福利工作，发发票子，不过我还不是干部编制，只是一般工人。工作队这样对待我，我当然不服，那时我才二十岁出头，血气方刚，就与工作队顶牛。一直到六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我觉得这是对我的很大支持，我就写了揭发工作队整群众的大字报在工厂里张贴。这样，工作队就对我组织围攻，扣发工资，还整理了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送到我们厂所在的扬浦区公安分局，要求关押我这个“反革命”，还好公安局没有收下我。这个时候，从北京陆续传来各种消息，一直到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都说明我与工作队的斗争是正确的。我也就从本来是一个保工厂里的领导干部的“保皇派”变成了造工作队的反的“造反派”，正式扮演了造反派的角色。
亚：您是如何参与成立“工总司”的活动的？
潘：“八一八”之後，北京的红卫兵纷纷南下上海“点火”，我在街头辩论会上与他们有了接触，他们也对我的行动表示支持。九月份我被工作队困在厂里，曾经在北京一零一中学红卫兵的帮助下逃离工厂，到北京“告状”。回来之後，厂里一部分工人组织“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我担任了队委，这就是我们工厂的“造反队”。
十一月六日下午，北京“首都三司”红卫兵驻上海联络站召开了解上海工矿企业文化革命情况的座谈会，我参加了会议。有十几个工厂的代表到会，王洪文也来了。座谈会刚开始并没有说要成立组织的事情，主持会议的首都三司的姜涛只是说是受中央文革小组的委托来了解上海工矿企业文革的进展，让大家汇报自己单位的情况，提出建议和要求。在大家的发言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一个是合成纤维研究所的叶昌明的发言，他揭露上海市委在他们单位树立的“红雷青年学习小组”是一个假标兵。这对大家的震动很大，因为其他人说的都是工厂范围里的事情，涉及到公司或者局一级已经不得了了，但叶昌明揭露的却是上海市委的问题，而当时大家对市委还是有一种盲目的信任。另外一个是铁路装卸修理厂的蒋周法揭露了他们在工厂遭受关押和毒打的情况，这也是我们以前没有听到过的。这样两个发言使得大家群情激愤，但还是没有人提到成立全市性造反组织的事情。
亚：成立全市工人造反组织这个主意据说是首都红卫兵出的？
潘：是中央美术学院的红卫兵包炮在总结发言时提出来的，他的意见是否代表首都红卫兵组织，我不知道。因为後来中央文革对上海“工总司”不表示支持时，首都三司曾经说包炮不是三司代表。包炮那次讲话有一定的煽动性。他说在上海的文化革命中，上海的工人应当起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与其要求北京红卫兵向中央反映情况，不如自己成立组织。那时上海市委正在开三级干部会议，包炮说，上海文化革命的命运不是掌握在三级干部会议的当权派手中，而是掌握在你们这些工人造反派手中。参加会议的人都同意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并准备召开成立大会。在座谈会上根据包炮的提议，只选举了大会的主席团，有我、王洪文、叶昌明、陈阿大、范佐东、蒋周法、徐美英七个人。主席团再选举一个人负责筹备工作，主持会议，大家选了我，我就成了主席团的主席。组织的名称开始有人建议叫“赤卫队”，理由是继承上海工人几次武装起义的革命传统，後来给否定了，组织名称就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顺便提一下，在上海作家叶永烈和其它人写的一些文革回忆录中说这个名称中的“总”字是王洪文加上去的，其实不是，而是沪光灯具厂的黄文海提出来，我和王洪文都赞成的。
亚：这样，您就成了“工总司”的主要负责人了？
潘：是的。所以上海的工人都叫我潘司令，连得後来毛泽东也这样称呼我。从座谈会到“工总司”成立大会的几天里我主要作了两件事情。第一是到上海交通大学找“反到底”的严步东，因为市委书记马天水在他们手里，我通过他找到马天水，要市委派人来参加“工总司”成立大会。同时我到康平路市委所在地找市委书记曹荻秋，但没有找到；第二，我在巨鹿路原来“炮司”(“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的地方召开了全市造反派红卫兵和工人造反队的联席会议，宣布了工总司要成立的消息，希望大家予以支持。印传单和出海报都是红卫兵做的。我们弄了几架缝纫机在炮司所在地作工人造反队袖章。做袖章的红布是我们到一个布店去抢来的，说是“借”实际是抢。後来张春桥跟毛泽东说了抢红布这件事情，毛笑着说：“他们也是没有办法，是官逼民反么”。
北上告状和安亭事件
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发生的“安亭事件”，是具有全国影响的大事，这件事情也是由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引发的。您能否介绍一下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潘：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在十一月九日召开。大会主席台上坐的人少了一个。因为在六日的座谈会上，负责做记录的炮司红卫兵提出要组织上海造反派的联合调查团，对我们工总司主席团的七个人的家庭出身、本人成分、造反动机都进行审查，他们到派出所、工厂、街道去调查。成立大会那天上午调查结果出来了，查出陈阿大的父亲为资本家隐藏黄金，所以陈阿大就被从主席团中除名了。成立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由我主持，到会人数大大超过我们的估计，有将近三万人。广场里挤满了人，周围的马路上也坐满了人。会上出现的一个插曲是有一个女青年上台揭发一个“大阴谋”，说这个会议不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会议，而是首都红卫兵操纵的，说我潘国平不是工人，而是北京的红卫兵，於是我就把自己的工作证、工会会员证、复员退伍证件都拿出来让大家看，风波才平息。在会上我和王洪文作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请参加会议的各工厂造反组织派一个负责人到会议秘书处开会，提供他们厂的造反队名单，包括负责人和联络电话。可以说工总司这个时候才真正组织起来。各个工厂的代表用各种各样的纸，写了一大堆名单，我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一个枕头套里。我记得当时有四百七十多个工厂，名单上有五万七千多工人造反队员。
亚：当时你们是否要求上海市委派人来出席会议？
潘：是的。尽管我们一直在对市委施加压力，但是市委最後只派了组织部副部长张文豹到会。张文豹说不发言，也不承认我们这个组织。这样就造成了群众情绪的对立和激化。会场上有人高喊：“我们到市委去!”这原来并不是我们主席团的安排。我看这个样子就说，大家到延安西路市委去，一个单位一个单位走，於是队伍就向市委开了过去。市委工作人员说曹荻秋在友谊电影院接见我们，我们就把队伍拉到友谊电影院，在那里等了两个多小时没有见到曹荻秋。下一步作什么，我们也没有计划，正在碰头商量的时候，有一辆广播车在友谊电影院外面的广场上广播“中央来电”，说周总理打电话来讲“上海市委不接见你们，我接见你们”。群众就一下子轰了起来，大家高喊：“到北京去!”我们在这个时候也弄不清真假。我和王洪文就跟了队伍到火车站。那时已经有先来的人登上了一列火车。戴祖祥带了“工总司”的大旗，领一批人先出发，後来被困在南京；我和王洪文登上另外一列火车，不久被困在离上海不远的小站安亭的卸货场上。
我们乘火车北上是无意的，而把我们锁在安亭，上海市委确实是有意的。粉碎“四人帮”後当局对我进行审判时我说过，对安亭事件我有责任，上海市委也有责任。如果上海市委负责人早点在市里接见工人或者同意我们上北京，根本就不会有安亭事件。
亚：我想知道的是，既然你们造反了，为什么还要求已经作为你们造反对象的市委领导来参加你们的会议，要求他们承认和支持你们呢？
潘：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们这些造反派成员的思想基础中还有正统的东西。如果得到了上海市委领导的承认，对自己说有一种安全感，也容易争取群众。如果他们不承认，我们在心底里还是有一种“强盗”与“官兵”对抗的思想约束的。至於後来造反派得势了，有些人吹嘘自己当时路线觉悟如何高，那不符合事实。在粉碎“四人帮”之後，又有人把造反派说成都是自觉的反对共产党的份子，也不符合事实。
张春桥的政治赌博
亚：应当说，安亭事件的发生，在“工总司”方面说来并非是一种主动行为。
潘：是的。被困在安亭的那么多工人又冷又饿，为了去北京申诉，拦过北上的火车，十四次特快国际列车被拦的时间较长，事情就闹得更大了。我当时并不主张拦火车，也没组织拦火车，更没有後来有些文章所说的“卧轨事件”。主要怕给人借口来攻击造反派，因为拦火车在社会上总会被认为是不好的事情。当时上海市委把这些情况向中央汇报，华东局书记韩哲一跟我讲，是他直接打电话给陶铸的，那时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陶口头指示不能支持我们；以後陶铸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报告，包括周恩来、陈伯达等人共同作出的决定也是不能支持成立全市性的跨行业的组织，而且要求我们回上海，由市委解决我们的问题。当时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上海市委还专门派人送报纸给我们。不久市委将陈伯达的电报送到我这里。陈在电报中讲“大道理管小道理”，“抓革命促生产”，要我们回上海。这个电报给我的感觉是陈伯达并不支持我们。我们就面临一个怎么办的问题。有些工厂代表看到电报就回上海了。电报是我收的，我叫丁德法、徐美英他们把王洪文叫来，王洪文说，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们都听你的。我与包炮商量，包炮大骂陈伯达右倾，还准备打出反对中央文革的旗子。我和包炮说，我们不能反对陈伯达，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我们也不能回去，回去了谁知道市委会怎样处置我们？那时我想出了一个注意，说现在是不管真假，我们都说市委送来的电报是假的。“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只能这样了。後来上海很多工厂的工人造反队之所以拥护我，就是因为我在安亭事件的关键时刻拿出了这样一个办法，迫使当权者作了让步。
亚：张春桥是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派往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他主要作了哪些事情？
潘：在我收到的市委送来的陈伯达的第二个电报中(也可能是同一个电报的第二个版本)，说到中央文革要派张春桥来处理这件事情。我似乎觉得有了一点松动的余地。十二日凌晨，张春桥一到现场就要我们回上海，而我坚持要他承认工总司是一个革命组织，否则不回去。在事件的现场最多时有一万多工人，很多人睡在列车与铁轨之间。我对张春桥说，你知不知道工人又饥又饿，你一来就要他们回去，有没有一点阶级感情？我当时很激动，确实有点感情化，也流了泪。边上陪同张春桥的红卫兵责问我对中央领导是什么态度。张春桥则叫我冷清一点，说我们是来处理问题的，不要意气用事，也叫边上的红卫兵不要发言。他说毛主席教导，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能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他不了解情况，怎么能肯定工总司是什么组织呢？张还问我对这么多工人的情况是否了解，我说当然不能说很了解，但是他们在工厂中都是受资反路线的压制的，这一点可以肯定。我对张说，要了解情况，最好也到现场去。边上的红卫兵就说要考虑到首长的安全。我说我负责安全。张实际上并不想去，我就说中央文革小组不是口口声声说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倾听群众的声音的吗？为什么不到群众中去？王洪文在整个过程中没有说什么话，自始至终都是我与包炮商量的，有时我们还走出会场到外面商量了再进会场。当时与张春桥的谈判就是两点，第一，要他承认我们这个组织，他说不了解情况；第二，要他与群众见面。在要他下去这一点上我是施加了一点压力的，话说得比较重。经过一番考虑，张答应去见工人。我们就弄了一辆卡车一起到工人集中的广场上去。为了要在张春桥面前显示我们工人不是乱七八糟的，我让大家递条子，一个一个发言。基本秩序还是好的，发言从凌晨四点多一直到下午两三点。发言完毕，我就问张春桥能不能表态，“如果你觉得情况还不了解，那么我们就继续发言；如果你觉得了解得差不多了，就请你讲几句话”，我说总要表个态。张春桥就讲了话，他表示一定把上海工人受资反路线迫害的情况向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反映。他要求大家先回去。在大家的要求下，张春桥表示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他是支持大家的。张说完後，我和王洪文也简单讲了几句。我让工人们回上海，但是队伍不解散，到文化广场。我请张春桥让市委给我们工人送点被子和食品，张很惊奇，说“你们为什么不回去，家里的人都等着你们”。我说我们需要承认我们是革命群众组织的书面的东西。
亚：您是否认为张春桥在“安亭事件”的处理上赢得了相当大的政治资本？您对张春桥总的看法如何？
潘：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徐景贤到巨鹿路工总司来找我，他那时是市委写作班子的人，给我的印象有一些书生气。他说张春桥让他来了解我们有什么要求。我对他说了一串话，他边听边记，最後说归纳起来无非是五条，回去向春桥同志汇报，还说下午张春桥在文化广场会见我们。那天王洪文没有去，有些书上说他也去了，不符合事实。下午在文化广场会议室，张春桥说今天来就是谈书面协议问题。徐景贤就把他写的东西拿出来，我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还誊写了一遍，张春桥在上面签了字。我说你是不是要见见群众，张说好，就又到前台与工人见面。我把五条宣读了一遍，其中包括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工人被迫北上是革命行动，其後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曹荻秋必须公开检查，对工总司今後工作要提供方便。(亚：是不是张春桥当时还在五条上加了一些内容？)是的。张春桥在第二条上亲笔加了一句：“以後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安亭事件到此告一段落。
应该说，张春桥在这一事件中是一次政治赌博。事後张告诉我，来上海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找过他，方针是不能妥协。他的任务就是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否则回去无法交帐。他还说我在安亭要挟他，一步步逼他。因为当时中央常委的决定是不支持我们的，而张春桥却是支持了我们。这对张的整个政治生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张对我说，他是冒了杀头的风险来支持我们的。在他签字的时候，他的依据也只是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这一条。他签字以後把这个五条汇报给中央。当时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开，陶铸说，怎么可以先斩後奏？在陶铸向毛泽东汇报之後，毛在文件上写的是：“春桥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总是先有事实，後有慨念，可以先斩後奏。”张春桥这一着棋，深得毛的赞同。这是在陶铸被打倒之後，张春桥对我们说的。
王洪文的整人与发迹
亚：在王洪文与你之间，张春桥是比较喜欢王洪文的。
潘：是的。张春桥曾经对王洪文讲，从处理安亭事件的第一天起，他就决定要用王洪文而不是潘国平，张说潘国平很难驾驭。王洪文後来把这个话讲给王秀珍听，王洪文的司机原来是我的司机，就把这个话传到了我这里。
安亭事件确定了张春桥与我的关系。一些红卫兵後来对我说，张春桥像佛一样敬我，像贼一样防我。“敬”我是因为我在安亭事件中逼他下注，结果使他大赢了一把。防我是因为我不大听话。张後来在要我处理复旦大学三派红卫兵的大联合时，也对徐景贤说过，上海不光是工总司听潘国平的，红卫兵也听他的。实际上我与许多红卫兵组织的关系确实很好，像红三司的安文江，红革会的李功佐，交大“反到底”的严步东，炮司的邱励鸥，周谷声等等。所以张一直想利用我，不愿意得罪我，同时又想用他人来取代我。正因为这样，张春桥与很多人发过脾气，对我从来没有发过脾气。张与我的这种关系连得王洪文也一直没有弄懂。王洪文几次要把我整下去，在他当了中央副主席之後，又把我隔离起来，写报告要把我当做反革命逮捕。张春桥为此事向他大发脾气。他对王洪文说，“洪文同志，我现在要叫你王副主席，你知道不知道你把潘国平打成反革命，把我放在什么位子？主席肯定处理安亭事件的谈判，难道我是跟一个反革命谈判，签订协议？”这话是在毛泽东批评王张江姚时，许世友的儿子许建军告诉我的。因为张春桥的态度，王洪文整我就不了了之，当时我也觉得奇怪。
张春桥这个人搞政治，不管正面还是反面，是很有能力的，也有点学问。他的特点是老谋深算，老奸巨猾。他对王洪文这些人说过，为什么老是要把潘国平整下去？不是说要重用潘国平，而是不能把他推到对立面去，他後面有一大批人，他的能力不一定在你们之下，让他在市革会担任一个职务，没有实权，把他褂起来，使他有力用不上，因为本身是市革会领导，就不能反对市革会。从这一番话可以看出张春桥这个人的权术。
亚：可不可以说说王洪文的情况？
潘：在工总司成立之前，我与王洪文原先就认识，因为我所在的工厂与他所在的上棉十七厂同在杨浦区，相距不远。他也是复员军人，文革前在厂里当保卫科的干事。当时他们厂的造反队在工厂里处境不好，特别是老工人都反对他们，而我们在工厂里的处境还比较好，很多老工人同情我们。王洪文问我怎样争取老工人的支持。我说我们从来不公开指责老工人是保皇派，不把他们推到对立面去。後来我还到王洪文的厂里去过。从工总司成立到安亭事件，王洪文基本上没有起什么作用。也因为这样，我始终没有把王洪文放在眼里。一九六七年聂元梓到上海来，对我说王洪文有野心，背後搞小动作，要我设法清除他，我也没有在意。即使在王洪文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後，我还是这个态度。六七年二月造反派全面夺权，“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後，我是领导成员、常委，还是工总司的负责人。六八年初张春桥提出在市革会和工总司里成立党的核心小组之後，因为王洪文是党员，才由他担任了主要负责人。六九年我与王洪文在工总司会议上发生一些争执，我一气之下回工厂劳动，三个月没有到工总司上班。我自己年轻，在权力斗争中没有经验，因为正是我这样一走，就把权让了出来，王洪文就着手精简机构，把自己的亲信安排到各个岗位，事後又与张春桥一起以市革会党的核心小组名义决定我下厂劳动，但是保留我在市革会和工总司中的职务。王洪文陆续把当初一起造反的伙伴整下去，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基础。在他当上副主席後，王秀珍还跟我说过好几次，让我写信给王洪文“表示表示”，我一直没有理会。当时王洪文是很希望我写信向他表示忠心的，因为他觉得我後面还有一大批人。一九七五年有一次王洪文回上海，市革会开全委会欢迎王副主席，很多人围上去与王握手，我没有走过去，後来王走过来跟我点点头，我理也没有理睬他。我当时觉得这个人只会整人。
亚：您对王洪文总的看法如何？
潘：王洪文有一种保卫干部的小计谋，但是没有宏观上的雄才大略，文化水平一般，理论素养也比较差。但他比我成熟，在抓权、整人上有些办法。不过，尽管他后来的地位比江青、张春桥高，但是他还是听命於江和张的。现在看来，他也是一个在特定条件下的悲剧人物。
毛泽东掌控上海文革大局
亚：说起江青，您与江青有没有什么接触？
潘：张春桥曾经在私下说过江青这个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话说得不错，我与江青也吵过架。在六七年一月上海夺权之前，我在北京参加全国造反派负责人会议，那时因为毛泽东肯定了上海的《紧急通告》和《告全市人民书》，我就在会上第一个发言。《紧急通告》和《告全市人民书》是反所谓的“经济主义妖风”的，这是我和陈丕显在上海一起搞的。在我到北京之前，我们在锦江饭店开会，决定由我招集造反派成立一个监督机构，由陈丕显提供一个可以主持上海工作的原来干部的领导班子名单，因为当时周总理要陈出来主持工作。这样我就在北京的会议上就说现在有一股接管风，我不主张全面接管，考虑到造反派缺少专门的业务知识，可以成立一个监督机构，由中央决定哪些干部是比较好的，可以用的，由中央任命，造反派监督他们是否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的话还没有讲完，江青就说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叫我不要讲了，下去。我当时气得头脑发热，我想你江青当这么多人的面这样对待我，我的面子往哪儿搁？我就说，“中央文革不是说好话坏话都要让人讲完嘛，你也要让我讲完呀。”江青也没有想到会有人敢顶撞她，就对大会说：“你们说他的观点对不对？”下面的人就大叫：“不对”。“要不要让他说下去？”“不要”。我被赶下台，心中当然不服气，就写了一张纸条给在会场的周恩来，要求继续发言。周恩来确实是中庸到家，收到条子，他就拿了话筒说，“潘国平同志，你的意见我知道了，过两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将讨论夺权的问题，我一定把你的意见带上去，今天你就不要发言了。”这样也就不得罪江青了。
开完会，江青说“上海的潘国平留一下”，这把我吓了一跳。在休息室，江青和我握手，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他说上海来北京上访的工人很多，造成很大压力，全国各地来的人也很多，“你这个司令能不能把他们带一点回去，减轻一点压力？这是中央交给你的一个任务。”总理也和我说能不能做做工作。我当然答应。江青就给了我她在钓鱼台的电话，总理给了我国务院的电话，还说给我派车和联络员。过两天我把上访工人的事情处理好，就给周恩来打电话，告诉他回去了多少人，他说感谢我，还说已经给我准备了飞机票，因为毛主席在中央会议上决定全国夺权，上海正在筹备，要我马上赶回去。这样我就回上海，担任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的执行主席。现在想来，我这个人在他们的眼睛里作为一个工具大概还有可以利用的价值。
亚：上海造反派的许多行动在当时都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从发动“一月革命”直至“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您是否认为在大局上都是毛泽东驾驭的？
潘：一九六七年我在一次会议上见过毛泽东。毛对我说：“潘司令，久闻大名，如雷灌耳，未谋其面”。我觉得毛泽东对上海的情况是很了解的，上海是毛发动文革的重点基地。当然，整个文化革命也不是完全按照毛自己预想的图纸进行的，其中有很多偶然的因素在起作用。党内外各种利益集团不断在斗争，而毛是非常善於利用群众组织的一些行动，把它引到自己设定的方向上来。毛泽东支持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肯定了《紧急通告》和《告全市人民书》，肯定了《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夺权，都是这样。在上海一月革命的夺权上，周恩来开始打电话让陈丕显出来，陈丕显和我原先策划的方案与毛的设想不一样，就不能实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中央文革的人也是看毛泽东的颜色行事，想办法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体现出毛的意图。最好是毛心里想的还没有说出来，他们就能做出来，然後得到毛的肯定，安亭事件就是这样。
亚：从全国范围的文革来看，上海可以说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地区，武斗的规模最小。一九六七年八月工总司砸烂“上柴联司”的武斗，是上海最大的一次武斗。据说当时毛泽东也在上海，还支持和表扬了王洪文指挥的这场武斗。
潘：那时毛泽东刚刚从武汉回到上海，是在武汉的720事件之後，据张春桥事後对我们说，当时上海电视台和电影制片厂拍了一个砸“联司”的电视记录片，毛泽东看了这个记录片，表扬说“打了一个大胜仗。”毛泽东主要认为这样有利於稳定上海的局面，他希望上海的局面稳定，至於武斗和死人，为了达到某一种目的，毛泽东是不在乎方法问题的。
亚：在林彪事件之後，毛泽东让王洪文进京，主持中央工作，後来又批评他与江清等人结成“上海帮”。请您谈谈自己的看法。
潘：“上海帮”或者“四人帮”的兴盛与毛泽东发动和开展文化大革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且不说张春桥、姚文元是毛泽东从上海要去的，王洪文也是毛亲自点名到中央的。记得有一次张春桥在康平路开会之後与我们这些工总司常委打了个招呼，说我们的材料都从原单位调出来了，是主席要看看，让我们不要紧张。汪东兴有一次在上海也和我说起这个事情。毛後来调看了王洪文、我和耿金章三个人的材料。张春桥後来说耿是流氓无产者，在国民党汉奸部队中当过兵，说我太年轻。我估计这是毛泽东的意思。张还说有一次毛主席问他，王洪文会不会写文章。张说他不知道主席是什么意思，希望我们多读书写文章。我自己写文章也是从那时开始的，我们还请了一些大学教师来给我们上课。我想毛那时调王洪文进京，是有意让他作为接班人人选的，後来王与张春桥那么紧密，不合毛的心意。
工人造反与人权侵犯
亚：在工人造反派起来时，学生红卫兵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後来，“工总司”紧跟张春桥和中央文革镇压红卫兵组织，比较典型的是镇压了上海红卫兵“炮打张春桥”的活动，这是什么原因？
潘：红卫兵与工人在社会地位上本来就不一样。红卫兵、学生是社会的准成员，在社会中的地位不稳定。他们可以冲冲杀杀，但是不是变革社会秩序的基本力量。对中央文革来说，学生的思想比工人活跃，可以被利用来冲锋陷阵，但是不好驾驭。工人造反队本来是为了反对当权派的压制而起来的，但是它又在维护这个制度。在保卫中央文革，镇压红卫兵的过程中，我认为工总司成了当权派压制他人的一种工具。
亚：那时的工人造反队又是如何对待工人“保守派”组织“赤卫队”的？
潘：上海的工人保守派组织“赤卫队”实际上是一个既得利益团体，他们是在维护自己已有“劳动模范”、“积极份子”和党团员的地位。文革中“造反”组织和“保守”组织的形成，并不是後来人们所说的那么理想化的。许许多多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变成了造反派，都有我们的个人的原因。目标开始都很简单，想提级，想加工资，想有一个公平的对待，这种要求是合理的，从现在的眼光来看，不过是一些基本的人权。当这些要求受到不合理对待时，又要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在这种情况下就认同了毛泽东当时提出的造“走资派”的反的方向，所谓的“路线斗争觉悟”，“保卫毛主席”，“维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等，是後来为了要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不得不唱的一些高调；甚至还有人因此反过来去迫害不应当受到迫害的人，以此表明自己的路线斗争觉悟。从人权的角度来看，在保守派与造反派双方的斗争中，都有侵犯对方基本人权的现象。不过，文化革命中最早的大规模的侵犯基本人权的现象是从初期的红卫兵“扫四旧”开始的，受害者是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和“黑五类”，情况很惨。工人造反派，至少是上海的工人造反派没有参加这一时期的扫荡活动，但是我承认，在工总司后来组织的一些批斗资本家的运动中，侵犯人权的事情也是非常严重的。全国范围中的武斗就更不用说了。
亚：您是否认为，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运动，也是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後在中国大地上的人民民主运动、人权运动的一个部分或者一个阶段？
潘：可以这么说，但它是很不成熟的一个部分。无论从理论上，认识上，起动的目标上，文革中的造反派运动与後来的八九民运是不能相比的。当时的运动只是基於十七年中自己受到官僚体制的压制而对直接的压制者所作的反抗，没有人对这个体制本身提出疑问，没有人对毛泽东提出疑问。我认为值得肯定的是这场运动所表现的老百姓对自己应有权利的维护，这可以说是共产党掌握政权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样的方向我觉得应当肯定，其中包括出版自由——大字报和各种群众组织的报刊；结社自由——工人造反队和红卫兵。
亚：这是不是就是您所说的文革的正面意义？
潘：文化革命的一个正面意义就是那些在官僚体制下长期受压制的人有了一个机会起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就像我一样，可以起来保护自己不受到迫害。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那么结果就是工作队把我作为反革命抓到监狱中去，这是几乎可以肯定的。由於文革，我这样的伤害就没有受到，就这一点来说，是文革保护了我，保护了像我这样的情况的一大批人，他们有可能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伤害，我觉得这一点不能说是错的。当然实际上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上很多的功利目标和价值取向交织在一起的争斗，在极权体制下，在共产党高层的权力斗争中，高级领导人为了击退自己的政治对手充分利用了群众，毛泽东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这样。
亚：您很早就与王洪文他们保持了距离，但是在“四人帮”被赶下台之後，您仍然被逮捕，这是什么原因？
潘：这是托邓小平的“福”。七零年我被隔离审查後，我就与王洪文他们不再有联络。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许世友的儿子把四人帮被逮捕的消息告诉了我，我很高兴，很快通知了周围比较要好的人，我那时的职务是上海市革委会委员、市总工会常委。那时有人告诉我上海市委的一些人准备武装暴动，我马上打电话到中央办公厅找汪东兴，汪不在，我请办公厅副主任周启才作了电话记录，说上海市委要武装叛乱，我坚决支持中央对王张江姚采取的措施。上海市委原来的一些老干部，如王一平，韩哲一，和我的关系都还不错。他们也知道我与四人帮关系究竟如何。苏振华到上海市委当第一书记的时候，许世友也与他打了招呼，还叫田普来上海找我，那时中央工作组已经明确宣布不处理我了。粉碎四人帮之後的一两个月，他们在上海的余党差不多全被抓了进去。而我是到一九七七年九月才被抓的，主要是邓小平视察上海，彭冲向邓汇报说对我不作处理，邓小平说潘国平怎么可以不处理？王洪文原来还是他手下的，後来我就被判了八年徒刑。
邓小平对文化革命的反动
亚：您在文革中造反，风光一时，後来被排挤，监督劳动；“四人帮”垮台之後又受牢狱之灾。人生沧桑，感慨万千。请您择其要者，谈谈自己的感受。
潘：我想先谈谈我在文革中应负的责任。文化大革命光靠毛泽东、林彪、江青，要将中国在十年中搞得这么乱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像我这样一类人承上启下，十年动乱不可能。从大的方面来说，文革中造成了这么多人的伤害，我有责任。在文革之後当局审查我的时候，我说不管判我几年徒刑，我都是罪有应得。但是如果有人要说我在主观上原来就有搞乱社会，伤害他人的意愿，那绝对没有。我只有希望自己不受伤害，而没有伤害别人之心。再有，在我掌权的时候，我也没有批准逮捕过任何人，关押过任何人，我也没有打过人。这一点我与王洪文不同。但是在工总司组织的社会功能和影响上，作为“司令”的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亚：除了个人责任外，在文革的大局上您有什么想法？
潘：这是我想说的另外一点，就是怎样看待邓小平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上台取消四大自由，理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实际上这是又一次明目张胆地剥夺中国人的许多人权，剥夺了很重要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邓小平也提出法制，是因为他们在文革中失去了法制的保护，而现在他们建立的法制，又只是保护特权阶层而不是保护人民的。所以我说邓小平对文革的反动不是一种社会进步。
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也好，八九民运也好，都是共产党的极权体制造成的。只要这种体制存在，就不可能有言论自由和民意的正常表达。根据我对共产党的了解，它始终是把群众运动中发生的各种举动都当作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来对待的。在八十年代民运过程中，中共领导人很耽心文革中的造反派参加到中间，他们一开口就是防止四人帮的余党和残余份子“混入”群众之中，共产党的领导人这样讲，我觉得毫不奇怪，但是如果民运队伍里的人也这样想，我就觉得不太好理解了。像我这一类人，也是群众运动的参加者，在参与反对专制体制的群众运动方面，也许经验还要比後来八九民运中的学生或者工人的经验强得多。邓小平这些人把我们这些人排除在群众运动之外，很正常；本身是搞民主、自由、人权的人也把我们这些当年争取自己的人权的人看做洪水猛兽，我就不太理解。我在监狱中接触过一些民运人士，总的感觉是他们受邓小平对文化革命的反动的影响很大，形成一种思维惯性了。他们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认为造反派没有一个是好的。
我想作的一个小小的呼吁是：请给文革中的造反派以应得的人权。首先这是对政府当局说的。在我刑满释放之後，我这样的人的公民权利在中国常常被人忘记。法院里的干部甚至对我说，在别人身上不算犯罪的事情，在我身上就算犯罪。这是什么法律？记得在一九八二年，上海有一个造反派的小头头刑满释放，他的一批朋友到监狱去接他出狱，点了几个炮仗“消消晦气”，结果被认为是“反攻倒算”，“向人民示威”，又被重新抓起来，加判了十年。而且当时的社会舆论和民意似乎也在拥护政府和司法机构的这种处置，实在值得人们深思。我的呼吁也是对民运队伍里想全面否定文化革命的朋友们说的，至少也应当给我们这些当年的造反派一点民主、自由和人权。看了《北京之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这方面的感受很深。
加强中国工人的人权意识
亚：作为一个工人和工人组织的领导者，您认为毛泽东和共产党是否真正在依靠和代表中国的工人阶级？
潘：中共成立以来的领导成员中有几个工人？其实对共产党说来，工人在中国的社会地位稳定，服从领导，容易控制，也必须控制。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工人造反，天翻地覆。共产党敢於镇压学生组织，因为学生组织被镇压对社会的震荡不大。文革中多次利用工人组织镇压学生，向大学派“工宣队”就是一例。文革中是这样，六四事件中也是这样。共产党镇压学生是不大有顾忌的。如果八九民运有两百万工人上街，局面就大不一样。也正因为这样，共产党历来对工人中间的反抗、异议活动一点也不容忍，对工人中的持不同政见个人或者小团体的镇压特别严厉。比如在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中，知识份子和学生中有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右派份子”，在工人中如果有出格的言论，那就一定是反革命份子。
亚：从中国工人运动的角度，您对八九年中国工人在天安门事件中的情况有什么评论？在未来中国民运中，工人有没有可能成为运动的主力？
潘：八九年的运动以学生为主，听说有个“工自联”，但是没有太大影响。说到未来，当然有可能。在文革中上海的工人後来就替代红卫兵成为运动的主力。我觉得工人一定要成为中国民主人权运动的主力，也一定会成为主力。问题在於中国工人的自我认知和理论素养。这方面是需要加强的。中国工人的教育程度和人权意识也需要提高，可惜现在的官方的工会组织不这样做。
亚：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欢迎您为本刊撰写一些文革的回忆和研讨文章。□
原载《北京之春》1996年9月号，后收入亚衣著《流亡者访谈录》，香港夏菲尔出版公司，2005年。——胡平供稿
谢选骏指出：这个“亚衣”，就是北京之春的编辑周义澄，原复旦大学博士。他的笔名老让人想到“便衣”，他的“采访”似乎别有用心。
《潘国平假支票盗窃巨款被捕》报道：
现住纽约皇后区的华人潘国平涉嫌用假支票盗窃巨款，已于16日被控以重罪逮捕，目前已经被保释。知情人士对多维社说，这位潘国平就是文革时期中国鼎鼎大名的造反派领袖“潘司令”。
纽约警方透露，现年57岁的潘国平曾在2003年5月23日持数张假支票，前往位于华人聚居的法拉盛国宝银行存款，总金额高达21万美元。5月28日，潘国平在国宝银行一次提取超过一万美元现金，引起银行职员怀疑。
国宝银行迅速联络潘国平，要求他将提取的现金归还，但潘表示只能归还4千美元，其余已经用光。国宝银行随后报警。6月16日，皇后区警方以重大盗窃罪和诈骗罪逮捕潘国平。18日，潘国平在皇后区法院出庭。
据多维记者查询，纽约州法律规定盗窃财产超过5万美元为二级重窃罪，最高可判入狱15年。
知情人士对多维社说，这位潘国平就是文革时期中国鼎鼎大名的造反派领袖“潘司令”，曾任上海工总司令，出道比另外一名上海造反派领袖王洪文更早。后来，这个潘国平被中国当局判了重刑。
数年前，潘国平移民美国，在纽约从事古董生意，在曼哈顿21街还曾开店，经营旧货市场中发现的中国古董。他也经常参加民运活动，曾经出任中国自由运动领导人，中国社会民主党美东创建中央委员，2001年出任彭明领导的中国联邦发展委员会副委员长等。他最后一次露面是在纽约法拉盛喜来登酒店举行的六四讨论会。
多维社记者曾经联络过潘国平，但是他在纽约的电话和手机都被切断。有知情人士对多维社说，事实上数月以前，潘国平已经移居马里兰州。
熟悉潘国平的人士对多维社说，以潘国平的聪明程度不至于犯这样的很容易识破的蠢事。整个事情也许是一个误会，因为潘国平从事古董生意可能是客户跳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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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如此“重量级的民运人士”，如何可以回国的？如何可以大致自由地生活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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