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鞑虏实行的圈地、投充、逃人法、剃发、易服五大政策，给汉人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使他们失去了生存选择的自由：圈地使得汉民无处藏身；投充使得农奴制盛行……
考察满清之“圈地”、“投充”、“逃人法”，类似中共之“土改”、“集体化”、“户口制度”、“人民公社”，是“中国社会军事管制”的结果；剃发、易服，类似于小平头、人民装盛行。其中满清蒙古所扮演的角色，类似现代之苏联及社会主义大家庭，执行者则是作为“现代汉八旗”的“中共”（汉——中；八旗——共产党）。
（一）圈地
清初多尔衮率清军入关，满洲人口大量涌入北京附近，为安置满族诸王、勋臣、解决八旗官兵生计，列土分茅、豢养旗人，除了占有明代的皇庄及无主土地以外，顺治元年十二月在京畿地区大量圈占民有田地，压榨汉人，史称圈地令。
顺治二年九月，清廷下第二次圈地令，范围扩大到河间、滦州、遵化。
顺治四年正月第三次圈地，圈入顺天、保定、河间、易州、遵化、永平等四十二府。
除前三次圈地令，在各地亦大量圈占旗田、皇室族田，现在遍及大陆甚至台湾均有以“旗田“为地名的历史痕迹。
三次共圈占土地约二百三十三万五千四百七十七晌零九亩（十六万六千六百三十六顷七十一亩，一晌约六亩），其中皇室庄田仅占五千七百多顷。“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妻孥丑者携去，欲留者不敢携。其佃户无生者，反依之以耕种焉。”八旗圈地称旗地，不准私自买卖，“八旗官兵所受之田，毋许越旗卖价及私售于民，”违者按律治罪。多尔衮凭借摄政便利，冀东肥沃之地多流入正白旗之手。圈地后，很多农民田地被占，流离失所，部份地主或农民投充到八旗庄园，或流亡他乡，造成大量流民、乞丐出现。
顺治四年（1647年），大规模的圈地已停止，但零星的圈地、换地仍时有所闻。清初战事频繁，所受地亩并未能悉心耕种，“致失耕种之业，往往地土旷废。”康熙五年（1666年），鳌拜以镶黄旗地少贫瘠为由，提出要与正白旗换地。康熙八年（1668年）五月智捕鳌拜，再宣布停止圈地，准许壮丁“出旗为民”，自行谋生。康熙二十四年四月下令“嗣后永不许圈”，圈地正式告终。
清代进入中期，八旗子弟多困苦，开始私自典卖旗地。售地之举，雍正初年已有耳闻，至光绪三十一年载：“无粮黑地，各处尤多。即以直隶近畿八十余州县而论，八旗王公官员兵丁各项旗地，原额十五万余顷，除已归八项旗租三万九千余顷、又王公庄田一万余顷、未尽迷失外，此外现在旗人手内交租者，大抵十无二三。其年久月深，辗转典卖，变为无粮黑地者，约在七八万顷上下。”大量的圈地又回到地主和自耕农手上，江太新认为：“旗地私有化，为自耕农队伍稳定输送了新鲜血液。”
（二）投充
投充，是指清兵入关后，一度允许八旗官兵抢掠汉人百姓，并以之为奴隶的政令，学者们称之为清初六大弊政之一。
投充是圈地的后续，由于直隶畿辅地区大量土地被圈占，必须有大量的人力耕作；顺治二年（1645年）春，摄政王多尔衮颁布投充法，允许八旗官民招收贫民屯垦，成为近似佃农与欧洲农奴性质的农户。但许多圈地后的原有农民也因家产被夺占，只好“带地投充”，带地投充者仅需交租税，若无土地则负担较大。同时出现旗人士兵强逼汉人的“满洲威逼投充”的情况。
顺治二年四月，鞑虏朝廷发现此情形后上谕：“前听民人投充旗下为奴者，原为贫民衣食开生路也。……今闻有满洲威逼投充者。又有愚民惑于土贼奸细分民屠民之言，辄尔轻信，妄行投充者。”并申斥违法的投充、强逼投充。投充造成逃人的问题，于是产生了逃人法。
投充政策造成了社会动乱，以致鞑虏上谕指出“以致民以不靖”，要求取缔违法旗人。康熙帝亲政后下诏禁止圈地和投充、裁撤督捕衙门。不过仍存在零星的投充，直到乾隆四年（1739年）再度严禁，规定“禁止汉人带地投充旗下为奴，违者治罪”。
（三）逃人法
清朝为严禁八旗奴仆逃亡和其它八旗人员逃旗而颁布的法令。天命十一年(1626) 始颁，中经多次更改。其内容有对逃亡者的处罚规定，还有关于惩罚窝主、奖励检举、奖惩有关官吏和办事人员等的规定。清入关前，为了制止农奴逃亡，就已陆续 制定惩处逃人的法令。入关后，清统治者又在所占领的部分地区大量圈占土地，强迫汉人投充。沦为农奴的汉人不但遭到残酷剥削，从事繁重劳动，而且没有人身自 由，更引起大量逃亡。为了维护满洲贵族的利益，清廷进一步制定极其残酷的逃人法。
这些奴隶是清军历年入关掳掠的汉族人民 （犯罪被罚为奴或买卖为奴者只是少数），他们不甘忍受压榨，思家心切，随清军进关之后大批逃亡。这就是所谓 “逃人”问题。
清初逃人法是中国历史上仅见的 一项法律制度。其制定是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的，既努尔哈赤为并吞女真各部，与明朝开战，苦于兵源不足，粮饷不济，不得不将俘虏和降人收为奴仆，以养八旗作战。为制止奴仆逃亡，遂作逃人法。这是一项有着浓厚军事色彩的临时性措施。
因八旗制不易，故奴仆制不易，故逃人法一直沿袭。入关之后，战争已经不是满洲的 主要任务。福临未能及时转变策略，将关外为作战而设计行之有效的农奴生产制照搬到关内，取代故有的封建租佃制，是历史的倒退。引起大量奴仆逃亡，为此加重 逃人法的处罚力度，无异于火上浇油，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和经济损失。玄烨鉴于此，渐次降低逃人法的处罚力度，逐渐缓解了社会矛盾和民族对立，更深层次的原 因是经济社会的发展促使封建租佃制取代了农奴生产制，对逃人产生无异于釜底抽薪。到康熙中后期，逃人基本绝迹，逃人法虽未被废止，却失去了其存在价值和意义，成为一纸空文。
（四）总结
清初逃人法问题的切入点，以该制度制定所依据的宏观背景为入口，探析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玄烨四代鞑虏施行、修 改逃人法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满洲建治之后的宏观社会背景，并说明了与逃人法产生密切相关的两项制度——八旗制度和奴仆制度。满洲人口不多，努尔 哈赤四方征讨不得不采用全民皆兵的策略，八旗制度应运而生。将满洲人口编为八旗，每固山（旗）辖5甲喇，每甲喇辖5牛录，各置官管理。每牛录“三丁抽 一”，平时耕种，战时从军。八旗既是军事单位，又是行政单位，可见八旗制度是一项兵民合一、耕战合一、军政合一的制度，该制度保证了满洲鞑虏的纪律性和战斗力。
鞑虏奴仆制度由来已久，努尔哈赤为弥补兵源不足和粮饷匮乏，大力发展了奴仆制度，将战争俘获和招降纳叛所得的汉人分给王公大臣和八旗士兵为奴，以供满洲战 争机器役使。奴仆没有人身自由、财产自由和政治自由，地位与财货相等，加之压迫甚重，纷纷逃亡，为制止奴仆逃亡，鞑虏头目努尔哈赤制定了一系列以处罚逃人、惩罚窝藏者和缉捕逃人相关的法令，为便于行文，统称为逃人法。 第二部分介绍了逃人法的具体内容和流变过程。以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玄烨四代的顺序依次讨论。努尔哈赤规定擅自离开部队或庄屯的奴仆即为逃人，拿获之 后即行处死，后期发展到仅有逃亡念头之人也认定为逃人，将逃人的范围扩大；部落内部收留逃人者以盗贼论处，部落外收容者则被征讨，以儆效尤；并沿边建垒以 防范逃亡，有效制止了奴仆的逃亡。其特点是重外逃而轻内逃，重惩逃人而轻惩窝隐逃人者。这为满洲并吞女真各部乃至最终入侵中原立下功劳。总起来看，这个时期的逃人法可说是一种战争状态下的临时政策。 皇太极时期，战争仍然是满洲的主题。皇太极在承袭前朝惩治逃人和窝逃者规定的基础上，作出了一些适应当时状态的转变。惩治逃人方面，重满人而轻汉人、蒙古人，取消了有逃亡嫌疑即定为逃人的规定，并总结出来行之有效的缉捕逃人措施，这些使得汉人奴仆的生存环境有所改善，叛逃者数量减少，满洲国力稳中有升。总 起来看，这一时期的逃人法较之前朝有所宽缓，尤其是对待汉人方面，缓和了一定的民族矛盾。在缉捕方面日臻成熟，技术上也保证了逃人数量的减少。
福临时期，清军进占北京，定鼎中原，整个社会环境与国策均较前两朝有了巨大的区别。这个时期的逃人数量是最多的。为制止前所未有的逃亡风暴，鞑虏福临出台了前所 未有的惩治逃人和窝主的严刑峻法，集中体现在《督捕则例》中，规定逃人逃亡前两次均处以“鞭一百”，第三次逃亡被拿获正法;窝逃者正法、家产籍没，家人流 徙关外给八旗穷兵为奴，并于兵部之下置督捕衙门专司其职。刑罚之重古所罕见，更使得满官与汉官因圈地逃人问题相互攻讦，造成了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总起来说，福临加重逃人法的刑罚既是出于稳定社会秩序的公心，也存了偏袒满人的私心，从这一点讲，如许严酷之逃人法行之必不久远。
鞑虏玄烨时期，大幅修订《督捕则例》，将地方上逃人案件的审判权由满洲将军移至各省督抚(汉人始得参与地方逃人案件之审判)，并大大降低了逃人、窝主、邻佑、 十家长、百家长、地方官等人违犯逃人法的处罚力度。 第三部分为对逃人法的评价。逃人法作为一项军事时期的临时政策，对入关之前的满洲有着巨大的积极意义。对东北开发和巩固国防也起到巨大作用。但同时应当看 到，入关之后，强行推行农奴生产制造成全国性的奴仆逃亡，为此，福临出台了严厉的辑逃法令，结果却是火上浇油，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动荡和经济损失。总起来 看，逃人法是施行过程中，是负面影响大过正面影响的。
（五）比较
清初鞑虏实行的圈地、投充、逃人法、剃发、易服五大政策，给汉人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使他们失去了生存选择的自由：圈地使得汉民无处藏身；投充使得农奴制盛行……
考察满清之“圈地”、“投充”、“逃人法”，类似中共之“土改”、“集体化”、“户口制度”、“人民公社”，是“中国社会军事管制”的结果；剃发、易服，类似于小平头、人民装盛行。其中满清蒙古所扮演的角色，类似现代之苏联及社会主义大家庭，执行者则是作为“现代汉八旗”的“中共”（汉——中；八旗——共产党）。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