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习近平而言，戈尔巴乔夫提供了什么“反面教材”？》（HANNAH BEECH 2022年9月1日）报道：
1989年5月国际共产主义崩溃前夕，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会面。
在西方大部分地区，戈尔巴乔夫都被誉为和平结束冷战的远见卓识者。但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专制领导人而言，他的政治遗产是一个关于迅速抛弃权力，却几乎或根本没有获得回报的警示故事，而且在一些人心目中，这种对权力的抛弃是轻率的。
这一教训在中国得到了最充分的重视，在已经宣布将于10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预计将获得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第三任期。苏联的解体，以及随之诞生的独立国家和一个全能政党的消亡，正是习近平毕生致力于避免的政治冲击。
中国领导人“会把苏共最后一位领导人所做的一切视为一本什么事情不应该做的教科书”，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政治历史学家凯里·布朗说道，他著有多本关于习近平时代的中国的书。
对于一个害怕离心力可能将西藏或新疆等在历史和民族上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区分裂出去的政府来说，从曾经单一的苏联实体中分离出去大量独立国家是尤其令人担忧的事情。习近平政府在中国各地打压异见，镇压香港的民主力量，并对新疆维吾尔人实行大规模监禁和强制绝育。
他的政府还加强了对共产党和习近平本人的美化，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成了反西方的伙伴关系，后者一直决心扭转他口中由戈尔巴乔夫造成的历史“灾难”。
“西方或许将戈尔巴乔夫誉为英雄，但在中共看来，他的政治生涯以失败告终，西方的热烈掌声只能证明这一点，”布朗说。
在2013年一场致力于在党内中坚内部弘扬共产主义精神的研讨会上，身为中共元老之子的习近平称苏联的解体是“深刻教训”。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学习班也都强调了这一信息。
“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根据中国官方媒体引述的讲话摘要，习近平这样说。“最后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习近平视自己为强人，摒弃了此前几位中共总书记采取的协商式领导，并建立了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直接控制。宣传运动提升了他经过美化的形象，同时贬低了邓小平的成就，后者曾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其市场改革促进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
即使是一丝异议都会被压制。新冠疫情也给了中共将中国与世界隔绝开来的理由，把外国影响力连同空气中传播的病毒一起拒之门外。习近平政府还放大了俄罗斯关于入侵乌克兰的政治宣传。
周三，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发布报告称，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的迫害“可能构成国际罪行，特别是危害人类罪”。去年，美国国务院将中国西北地区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群体遭受的镇压称为“种族灭绝”。
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时代的终结——威权复苏如何削弱中国崛起》(End of an Era: 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Revival is Undermining Its Rise)一书的作者明克胜(Carl Minzner)表示，“习近平的所有努力——加强意识形态控制，重申党在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主导地位，以及让中国回到独裁统治——都是为了让中国摆脱（与苏联）类似的命运。”
全世界专制者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特别在中亚的前苏联共和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曾经的政府官僚都将自己重塑为绝对统治者。
苏联解体并非戈尔巴乔夫推行开放与改革的唯一后果。随着苏联的衰弱，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政权失去了从意识形态老大哥那里得到的资金。从索马里到尼加拉瓜，与苏联结盟的领导人都被赶下台。（一些社会主义政府后来又重新掌权。）其他政府即便幸存也陷入贫困，如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
“苏联的解体在当时也标志着非洲地缘政治重要性的减弱，”塞顿霍尔大学的历史学家马克西姆·马图塞维奇说。“我们现在看到，一些非洲领导人不愿明确谴责普京对乌克兰的战争，其中一些领导人曾在苏联受过教育，这体现了戈尔巴乔夫在非洲遗产的不稳定性。”
从198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代理战争的逐渐结束使得亲民主力量最终立足，取代了西方支持的独裁者的长期统治。在非洲，肯尼亚的丹尼尔·阿拉普·莫伊下台，扎伊尔（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蒙博托·塞塞·塞科掌权。在亚洲，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和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等根深蒂固的独裁者被民众运动推翻，他们都曾因其反共立场赢得美国的支持。
但国际危机组织非洲项目主任穆里蒂·穆蒂加表示，即使在那一代威权统治者的反对者中，也不是所有人都赞赏这位前苏联领导人的历史遗产。
“这片大陆上支持多极世界的知识分子对他的政治遗产评价没有那么热情，”穆蒂加说，他指的是非洲。“因为他们认为苏联的解体开启了一段单极时期，他们认为西方国家对待这个时期的方式是傲慢的。”
而在中国，在另一个时代的另一批知识分子当中，人们对戈尔巴乔夫更为狂热。1989年春天的北京，大学生和其他民主力量涌入天安门广场。他们随着摇滚乐起舞，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呼吁共产党进行改革。
那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问了中国首都，令世人关注聚集在天安门的抗议者。学生们认为他是改革的象征，是共产党领导人可能承诺妥协的典范。6月4日，坦克驶过天安门。数百甚至数千人被杀。
中国历史学家指出，与苏联不同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存在，并由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掌舵。
评估戈尔巴乔夫的遗产时，中国领导人看到的是，“俄罗斯没有得到自由，而成为了一个遭受贫困、混乱、腐败的俄罗斯，以及最终成为现在普京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俄罗斯，”布朗说。
谢选骏指出：论语并称“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所以孔子丢官，只能流亡；因为他不懂得“丧邦容易兴邦难”——也就是说，一言可以解散共产党丧邦，却不能一言兴邦扭转七十年周期。一个百年老店，如何返老还童？
《文史漫谈：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唐风 二零一二年四月五日）报道：
“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出自《论语》子路篇。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 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 ‘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鲁定公问：“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旺，有这样的话吗？”孔子回答说：“话不可以这样说啊。不过，人们说：‘做国君很艰难， 做臣下也不易。’如果真能知道做国君的艰难，不就近于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旺了吗？”鲁定公又问：‘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灭亡，有这样的话吗？”孔子回答说：“话不可以这样说啊。不过，人们说‘我做国君没有别的快乐，只是我说什么话都没有人敢违抗我。’如果说的话正确而没有人违抗，不也很好吗？如果说的话不正确而没有人违抗，不就近于一句话可以使国家灭亡了吗？
孔子认为，如果君主知道“为君难”，出言必会谨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知道“为臣不易”，就会礼遇臣下，广开言路，虚怀纳谏，而不会暴戾恣睢。这样，君臣同心，国家有治，就等于“一言兴邦”。反之，如果君主刚愎自用，独裁专制，那么如果这个君主说得对倒也罢了；如果说得不对，没人敢提出反对意见，臣子投其所好，阿谀奉迎，直臣进谏则忠言逆耳难听，最终就要自食恶果。这样，就等于“一言丧邦”，也就是决策者的言行关系到国家兴亡，不可不慎。
隋炀帝杨广是历史上经常被后人引为殷鉴的亡国暴君之一，他同商纣王颇有雷同，天资过人，绝非昏庸之辈。但是他恃才矜己，傲慢自大，从不听人劝谏，短短十四年就最终断送了文帝克勤克俭、励精图治开创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统一的河山基业。
他曾经公开对虞世南说：“我生性不喜人劝谏。如果是达官，还想进谏以求官，我更不能饶他。如果卑贱士人，我还可以饶他，但绝不让他出人头地。你记住吧！”甚至还说：“有谏我者，当时不杀，后必杀之。”
隋炀帝即位不久，就倚仗他父亲节俭勤政创下的基业，大兴土木，赏赐无度，追求享乐，四处游玩。一些忠直大臣都担心这样下去将不利于隋朝的长治久安，纷纷劝谏或议论，希望他改正过来，但却都遭到隋炀的诛杀。
大业三年， 炀帝下诏收集北齐、北周故乐人及天下散乐，太常卿高颖劝谏说：“此乐久废，现在要征集，恐怕那些没有见识的人会放弃原来的正宗而追逐这些末流，相互教习传播开来。”炀帝听了很不高兴。为了向突厥启民可汗炫耀富有，炀帝令人制造大帐，可容纳数千人，在帐内设宴款待启民可汗及其部落人众，又赏赐启民帛二十万段。炀帝还下诏征发丁男百余万修筑长城，尚书左仆射苏威直言劝谏，炀帝不听。高颖、贺若弼、宇文弼等人都极力劝谏，隋炀帝非但不反省自己，反而扣上诽谤朝政的罪名，把他们全部处死。
大业十二年，隋炀帝的暴政已激起天怒人怨，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在四处燃烧，可是竟无人敢向炀帝讲真话。宰相苏威不愿意说假话，在炀帝问起“盗贼”情况时就将身体隐藏在廊柱后面，不敢让炀帝看到。一次，炀帝特地把他叫到跟前来问，他只好回答：“我不主管这些，不清楚有多少，只担心贼众离我们越来越近。”炀帝问他是什么意思，苏威说：“他日贼占据长白山，现在已近在汜水。”炀帝听了很不高兴，后来找茬将苏威削职为民。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炀帝还打算从洛阳到江都去游玩。右侯卫大将军赵才劝谏说：“如今百姓疲劳，府藏空竭，盗贼蜂起，禁令不行，希望陛下回京城，安定黎民百姓。”炀帝勃然大怒，将赵才逮捕下狱。建节尉任宗是个小官，上书极谏，当天就将他在朝堂上杖杀。奉信郎崔民象也是一个小官，在建国门上表劝谏，炀帝怒，先卸了他的下巴，然后杀掉。炀帝一行走到汜水，奉信郎王爱仁又上表请示还京城长安，炀帝杀掉他后继续前走。到了梁郡，郡上有人拦住车驾上书说：“陛下若是去了江都，天下就不再是陛下所有了！”炀帝又将来人杀掉。当时大官不敢劝谏；小官被杀，又让无官的百姓来谏。而隋炀帝则是来一个杀一个，毫不手软。
大臣虞世基知道他“恶闻”农民起义的消息，看到这方面的报告，便“仰损表状，不以实闻”。东都的越王杨侗被瓦岗军攻得招架不住，派元善达到江都向炀帝告急，求援，反而被认为是诳骗圣上。有个宫女向炀帝报告：“外闻人人欲反。” 炀帝竟令将她杀死。宿卫的禁军士兵有时也偶尔谈起这方面的情况，萧皇后明知是真情，也不得不说：“天下事一朝至此，势已然，无可救也。何用言之，徒令帝忧烦耳。”从此就再无人提及这方面的事情了。
不久，宇文化及等人发动政变，将隋炀帝勒死在江都宫中，隋朝随之灭亡。但炀帝至死也没有反思已过，当反叛他的亲信马文举等要杀他时，他还问：“我有何罪，该当如此？”马文举说：“你置宗庙于不顾，轻动干戈，游玩不息，穷奢极侈，荒淫无度，专任奸邪，拒听忠言。使得丁壮死在战场，女弱填入沟壑，万民失业，变乱四起，你还能说没有罪吗？”隋炀帝叹道：“我确实对不住老百姓。至于你们跟着我享尽荣华富贵，我没有对不住你们。”司马德勘说：“天下同怨，何止一人！”
唐高祖李渊认为“周，隋之季，忠臣结舌，一言丧邦，谅足深诫。”唐太宗更加深以隋炀帝拒谏饰非为鉴，他曾经对大臣说，“我读《隋炀帝集》，文辞深奥博大，隋炀帝也知道赞扬尧舜批评桀纣，为什么做事却不是这样呢！”魏征回答说：“自古以来，人君为难，只因为出言即成善恶。如果人君出言后能听一听臣下对自己过错的劝谏，国家就会兴盛；若出言后只想让人服从，国家就会灭亡。古人云：‘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 “所以即使是圣人，也应该谦虚接受别人的意见。这样，智慧的人会献出自己的谋略，勇敢的人也会竭尽全力。隋炀帝仰仗自己有才，十分骄横和自以为是，说的是尧舜的话，做的却是桀纣的事，还不自觉，最后导致灭亡。”太宗说，“这些事情过去没有多久，我们得记住其中的教训。”
为了了解施政的得失，及时改过迁善，唐太宗鼓励臣下进谏，扩大谏官职权，要求凡诏令不妥须当奏明，不得阿从。比如喜欢直谏的魏征，虽然原是太子李建成的僚属，但唐太宗却不计前嫌，任他为谏官，允许直接询问政事得失，而且爱护备至。魏征曾上疏数十，直陈其过，太宗均虚心纳谏、择善而从。孙伏伽、戴胄、魏征、王珪、褚遂良、马周、张玄素等都因为敢于直谏而被嘉奖赏赐或者委以重任。唐太宗以人为镜匡正自身言行的坦荡胸怀，群臣不避逆鳞直言敢谏，这无疑是贞观之治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历史流转不定，当中共的暴政如夜幕笼罩中华大地之时，以谎言掩盖真相，以制造恐怖钳制言论比“周、隋之晚”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视察人民公社，说人民公社好，中央政治局马上召开会议，下达决议，在全国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喉舌媒体推波助澜，不断放“卫星”上天。很多人即便知道是大跃进是自欺欺人，但是在中共的暴政下，谁都怕当“大跃进消极分子”，为了迎合中共高层的心理，全国上下虚夸吹牛成风，粮食等产量层层加码，使国家征购任务成倍增加，而实际产量与征购数几乎相当。
唯一敢言的彭德怀元帅出头为民请命，上万言书对大跃进提出质疑。可是他因此而被打倒，毛泽东就势发动 “反右倾”，整肃了一千多万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形势极度恐怖。中共各级干部唯恐“右倾”帽子落到自己头上，谁也不敢再为“无饭吃”的农民大声疾呼。
大跃进后，大饥荒席卷中国，饿殍遍野、民不聊生，造成了至少三千五百万人被饿死的惨剧。
唐太宗明晓圣人之言的深刻内涵，以其博大胸怀从谏如流，大臣们也多能直言极谏，面折廷诤，日月丽天、壮观恢宏的盛唐气象得以出现，将华夏文明推向顶峰，贤臣良相和千古一帝都青史留名，堪为一言兴邦的典范。而隋炀帝恃才自傲，不修明德，横征暴敛，致使民怨沸腾却闭目塞听，不但拒听良言，而且残杀进谏忠良，最后身死国丧，可悲可叹。
谢选骏指出：上文看到了一言丧邦的容易，却看不到一言兴邦的困难——就说唐太宗李世民吧，他宠幸妖姬武则天，导致唐朝的覆灭，后来李氏虽然得以复辟，但已是朝不保夕，仅仅玄宗一代不到就安史之乱来袭，藩镇割据导致第二次春秋战国的降临。因为唐太宗李世民毕竟和隋炀帝杨广是表亲，他杀害父兄之后再会伪装，也无法做到一言兴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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