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孔学优良传统的萎缩和儒墨对立的意义
孔子活动于古代国民阶级出现的春秋末世，其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的意义，我们在第六章里已有详述。再总括地说，孔子对于人类的认识，对于社会制度的批判，对于知识论的新的提法以及对于一般问题的把握与解答，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矛盾，他的社会改良的思想和他的调和主义的精神还不限于知识概念方面的问题。但是，我们曾一再提及前期儒家思想的过渡性、孔子学说的矛盾性。正基于过渡与矛盾，随着古代国民阶级的成长，这一学派本身就发生了分化。
关于前期儒家的分化，韩非子显学篇有“儒分为八”的说法。但其所谓“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虽经郭沫若详为考辨（见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而我们以为：墨、荀二书所“非”（反对）的情形，仍大体可信。孔子死后的儒家，除了战国末期的荀子（孙氏之儒）综合各家思想，代表了向上的发展并与法家结合以外，其余各派均已失去孔学的优良传统，或古言古服，固执着孔子所批判的形式文化而自谓真儒，实则仍继承邹、鲁搢绅先生的传统儒术——形式说教，如荀子在日常生活中形容了十三个样子：一个流派包括奇形怪状的“然”字之儒者，“弟佗其冠，祌禫其辞”的子张贱儒之流，“正其衣冠，齐其颜色”时子夏贱儒之流，“耆（嗜）饮食，不用力”的子游贱儒之流（荀子非十二子篇把他们列于一派）；另一个流派则抹煞实践与感觉，斤斤于容貌辞气，求远于鄙倍，战战兢兢于日三省吾身，陷入于神秘的唯心主义，由曾子传至子思、孟轲，成了“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的思想，遂开战国邹衍阴阳家无稽之谈的先河。凡此两个支流，都在思想上反映着社会的落后残余，而表现为孔学积极精神的萎缩。思想史上所谓与孔子显学对立的墨子显学，恰巧出现在孔学开始分化或孔学优良传统开始萎缩的起点上，因而，墨子的“非儒”，实质上乃是相应于国民阶级的渐趋成熟，将孔学的优良传统更向上发展一步，而与孔子的后学相对立。在这里，首先应对孔、墨的年代予以确定。我们知道，孔子与墨子的生卒年代，考证家聚讼至今未决。孔子的生卒年代出入颇短（如生年或谓鲁襄公二十一年或谓二十二年），而墨子的生卒年代出入颇长，史记孟荀列传已经说，他“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今酌定他们的生卒年代于下：生 年孔子 周灵王二十一年（西历纪元前五五一年）
墨子 周敬王三十年（？孔子卒前十年，纪元前四九○年）
卒 年周敬王四十一年（西历纪元前四七九年）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纪元的四○三年）
据各家考证，至少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相关的年代：一、孔子卒年与墨子生年相距甚近。墨子至早生于孔子卒前十年，至迟生于孔子卒年。这即是说，墨子与曾子（纪元前五○五年至四三六年）、子夏（纪元前五○七年至四二○年）等所谓孔门后辈弟子，相差约十岁至二十岁，大体与孔门的再传弟子同时。二、孔子学术活动的时代是在春秋末世，墨子学术活动的时代是在战国初年，二人的学术活动是衔接的。这个交替时代，正是中国古代社会转入不完全典型的显族时代，人类性的问题、社会的国民之富的问题以及天上宗教的问题，都发生了变革。因此，哲人思想便相应于国民阶级的出现，适应于由氏族单位到地域单位（即由曾孙贵族到显族的渐进运动）的社会发展，以私学登上历史的舞台。
墨子和孔子都生于保存了“周索”典章文物的鲁国，墨子书中所引的诗、书文句，多经其散文化或方言化，好像现在通俗化的古文今译。如果他没有对于“旧法世传之史”，在文字与义理上有搢绅先生的修养，那么他便不能做了继往开来的墨家第一位“钜子”。由此可知，淮南子要略所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虽属查无实据，仍然事出有因，即墨子和孔子一样是儒者出身。从而，墨子对于孔子，是批判的而不是抹煞的。例如墨子公孟篇明白说到孔子有不可易的道理，不能不称述：“程子曰：‘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为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能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著者认为孔、墨二家在对春秋形式文化的批判方面，确有相同的精神，孔子批评了春秋的僵死仪式，这道理正如鸟闻热旱则高，鱼闻热旱则下。墨子和孔子在这一点甚为接近，孔子既唱之于前，墨子当可称之于后。
然而，孔墨显学自有分水岭，未容混同。仅就其对于传统文化之接受与批判一点而言，墨子显然是更激进些。
孔子分别了君子儒与小人儒，并在道德情操方面企图变革儒者的“古八股”主义；墨子则更进一步，根本否定了这一“古八股”，于是对于儒者搢绅先生的公族奴婢思想，极尽其攻击的能事。事实上当时儒者对于诗、书、礼、乐的教条，只知背诵，而不能说明其内容。墨子公孟篇所假拟的儒者答人问题的独断与无知，很像一个教条信仰的牧师，偶像地答复圣经的问题。如儒者答复“何故为乐”说：“乐以为乐也”，这种方法，即信仰形式而不怀疑内容。所以墨子说：“今我问曰：‘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因此，墨子反对背诵古训，例如：“公孟子曰：‘君子不作，术（述）而已。’子墨子曰：‘不然……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诛（俞校：‘诛’当为‘訹’字之误， ‘訹’与‘术’、‘述’都是同义字）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耕柱篇）
他反对儒者之古言古服：“所谓古之言服者皆尝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则非君子也？然则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后仁乎？”（非儒下）
所以，他以为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有四：“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槨，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公孟篇）
他于是否定了儒者。其理由可以归纳为以下四句话中：“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非儒下）
春秋儒者代表了一个思潮，那便是为贵族阶级的统治工具——仪式而服务。墨子痛斥这种行为：“因人之家（生产者）以为翠，恃人之野（生产资料）以为尊。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同上）
按这些批评非并对孔子而言，乃是对信仰传统的儒者而言。荀子是儒学集成的人物，但对于那些依赖于春秋传统的儒者，也目之为贱儒、俗儒。非十二子篇说：“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嗜）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儒效篇说：“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
墨子是于诗书之教有修养的人物，他反对形式化的礼、乐，而对于诗书却表彰甚力，并作为其三表中第一表的根据，所谓“考乎先圣大王之事”。在这一点，墨子仍然和孔子一样，继承着西周文化的传统。在“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的鲁国文化界，墨子不能脱离了搢绅职业而平地起家。然而他在继承文化传统的精神上却又和孔子区别开来。墨子言论中引诗书之处甚多，如诗之周颂等。他处处以圣王之道佐证己说。他对于先王的遗教有这样的颂扬：“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则不窕，小用之，则不困，修用之，则万民被其利，终身无已。”（尚贤中）但他无论在内容上或形式上却都不是“述而不作”，反是“作而且述”。
他引用诗书（雅言、古文），不是弄古董，而是说道理，所以在形式上用的是当时的“白话翻译”，不是古文典章。
他引用诗书，正如他自己说：“今天下之君子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惟（喉）舌，而利其唇呡也；中实将欲为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非命下）。因此，他在内容上和孟彩尔的解释上帝相似（孟彩尔是德国农民战争中的彻底民主主义者），不惜把先王“现代化”，把鬼神国民化。墨子是这样的接受搢绅先生的传统而复发展了这一传统。在学术下私人的运动中，对于传统文化的批评，孔子高唱于前，墨子呐喊于后。孔子注重动机，墨子注重结果。有人说，孔子光彩地结束了春秋思想，墨子光彩地开启了战国思想，这断案颇有问题。实在讲来，孔、墨显学在春秋末与战国初是批判了春秋传统而发展了中国古代文化。这个中国古代思想的演变关键，是研究子学的源流所应明白的。
上面我们已经说明，孔、墨学说是由春秋儒术的继承与批判而递嬗演变来的，这仅是以思想史的相对的独立过程而言，如果我们根据社会史讲来，战国“尽地力”的显族社会渐进地代替了“存小国”的氏族贵族社会，这是显学发展的物质条件。孔子尊“贤”，墨子尚“贤”，到战国中叶的礼“贤”，正是反映国民阶级对于古代的权利义务关系的主张。在思想方面讲来，韩非子所说的“博学辩智如孔、墨”（八说篇），便指出人物的历史性格。如果没有国民阶级，那是不会有博学兼辩智者的。
和孔学并称的墨子显学，其发展情形与儒家大体相仿，也可分为前后两期。所以韩非子显学篇说过了“儒分为八”，接着就谈到了“墨离为三”：“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
庄子天下篇也说：“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据郭沫若考辨，祖夫即相夫，即苦获己齿）
此外，韩非子又有“侠以武乱禁”之说。据此，墨子学派的后期发展，似大体可分为两派：一派趋于思维规律的专门研究，成为先秦名辩思潮的重镇；一派变为社会运动的游侠，推行墨子的宗教思想。然此两派，都属于后期墨家，拟于下篇专章论究。本章只讲墨子所代表的前期墨家思想。
（谢选骏指出：孔子不仅是个教育家、思想家，而且是个活动家、政治家，他做过官、也杀过人——在世界几大哲人中，苏格拉底、穆罕默德也有类似的经历。而且从孔子自身的经历看，他似乎更喜欢当官，失败以后不得已才立说，就像马基雅维利那样。结果弄得儒家后来人人都想做官，都搞修齐治平那一套了。墨家也是这个路数，都想在社会权力方面施展抱负，甚至大展拳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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