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诗句中所表现的西周社会的矛盾
西周的盛世，时间并不长久，昭王、穆王时代已经有军事上的大失败，昭王南征连生命都牺牲了。本来西周的维新史就其社会基础来说，没有经济的地域单位，这不能不说是先天不足。到了西周末年，由于军事的失败，周族就不能不率领族人东迁，牺牲地域而维持宗族，“迁国”本身就是周的社稷基础不稳固的末运。从周代社会的内部条件看来，由于经济的发展，阶级必然会趋于分化，市民必然会参与土地所有权的斗争，破产的公社成员和奴隶，必然会起而反抗周室统治阶级，因此，颂、诰的文化统治是不能长期维持的；国民阶级的觉醒将创造出新的文化。然而历史是曲折的，最初思想上的变化，是变风、变雅的诗歌。它正是由社会悲剧的真实矛盾，反映而为矛盾的真实悲剧。
从昭、穆二世到夷、厉时代，由于社会的阶级矛盾，已经暴露出危机。
昭、穆二世已经没有周初社会的相对安定的程度了，“帅型先王”愈成为当时的目的，就愈表现出继承周初的创业更加艰难。到了夷、厉时代，周初维新制度的矛盾更呈现出来了，厉王的命运更惨，在“民不堪命”的环境中，为“国人”所流逐。
在诗大雅板章（厉王时代以后的诗）中，一位旧贵族的老诗人形容当时社会的矛盾，实在是可怕的，指出城市统治阶级成了孤家寡人，城市国家就要被破坏了：“上帝板板（反常），下民卒瘅。出话不然，为犹（谋）不远。靡圣管管，不实於亶（信）。……
天之方虐，无然谑谑。……多将熇熇，不可救药！
天之方■（怒），无为夸毗。威仪卒迷，善人载尸。民之方殿屎（旧注呻咏），则莫我敢葵。丧乱蔑资，曾莫惠我师（众）！
天之牖民，如埙如箎，如璋如圭，如取如携。携无日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无自立辟！（意指不要以为取夺人民是容易的，现在不好了，人民甚邪，你还能自己先立邪道！）
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无俾城壤，无独斯畏！”上帝既然变得那样反常，人民也就不听话了，因此，照诗人的逻辑讲来，周代王朝是“不可救药”的了。桑柔章更形容到社会因了不平，大乱将起，统治阶级就是造成大乱的祸首：“四牡騤騤，■旐有翩。乱生不夷（平），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於乎有哀，国步斯频！
国步灭资，天不我将（养）。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实维，秉心无竞，谁生厉阶，至今为梗！”抑章更说到亡国的绝境：“天方艰难，日丧厥国。取譬不远，昊天不忒。回遹（僻）其德，俾民大棘（困急）！”
厉王无道，在国语、史记中纪之甚详。周代社会在这时显明地暴露出深刻化的阶级斗争。关键的问题是后来产生的所谓周室“共和”。顾亭林日知录否定“共和”为二相摄政之说，引汲冢纪年、吕氏春秋、庄子，证明“共和”是共伯名和，共国在春秋时代尚存。王国维继承此说，证明“共和”十四年伯和干王位，其年宣王立。诗经有这样的话：“天降丧乱，灭我立王。降此蟊贼，稼穑卒痒。哀恫中国，具赘卒荒！”（大雅桑柔，厉王时代诗）
我们看周颂，知道周初社会的天帝降命是怎样地合乎文王、武王的要求，现在，天帝不同了，居然降下来的命是丧乱了。这诗明说“立王”，或指共伯和。诗中更讲到两个政权的彼此对立，赞一个政权为惠君、圣人、良人；骂一个政权为不顺、愚人、贪人败类：“维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犹（谋），考慎其相；维彼不顺，自独俾臧，自有肺肠，俾民卒狂。……
维此圣人，瞻言百里；维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维此良人，弗求弗迪；维彼忍心，是顾是复，民之贪乱，宁为荼毒。……
维此良人，作为式谷（善）；维彼不顺，征以中垢！”（同上，桑柔）
吕氏春秋说“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周厉之难，天子旷绝，而天下皆来请矣。”共伯和当是一个“惠君”，他之被灭，显系由于周室宗族的反动。“共和”以后，宣王“中兴”。（凡历代“中兴”政策都含有复古的意味，太平天国以后的清室“中兴”就是好例）宣王中兴，开始是十分畏惧“天降丧乱”的，想做些“弗作先王忧”的大事，如金文毛公鼎所载宣王对于毛公■的诰词，其中好多话是宣王自己的誓言：“王若曰：父■。丕显文、武，皇天弘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肆皇天无斁，临保我有周，不■先王配命。敃天疾威，嗣余小子弗彶，邦将害吉？■■四方大纵不静，乌乎，惧！余小子冢湛于艰，永■先王。……余非庸又昏，汝毋敢妄宁，虔夙夕惠我一人，雍我邦小大猷，毋折缄，告余先王若德。
用卬邵皇天，绸缪大命，康能四国，欲我弗作先王忧！……以乃族■敔王身。”
这是多么深长其意的“中兴”口吻。宣王中兴周室，在诗大雅崧高、烝民，小雅六月、采芑（宣王时代诗）诸章，不少渲染的诗句，指出宣王仿照周初的营国筑城，绸缪了一番“古训”，指出如大功臣仲山甫“柔嘉维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古训是式”，“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缵戎祖考，王躬是保。”（烝民）
诗崧高纪载申伯征谢，好像是按照周公东征作洛邑以及封卫、晋、鲁的遗训，来营国筑城的。由这里而言，宣王之称为“中兴”，在武功方面是有一定的理由的。诗句如下：“亹亹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王命傅御，迁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营。有俶（始）其城，寝庙既成。……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疆。……不显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宪。”
仲山甫征东，和申伯南征，纪载是一致的：“肃肃王命，仲山甫将之。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仲山甫出祖（祭），四牡业业，征夫捷捷，每怀靡及。……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齐）。”（烝民）如果我们按诗序所说，韩奕与江汉都是宣王时代的诗，那么征韩城（参看日知录韩城考）与征江汉，和南征东伐一样，其目的都在于筑城：“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夷人），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实壑，实载实借。”（韩奕）
“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
於疆於理，至於南海。”（江汉）
小雅又记宣王伐猃狁和征荆蛮的事业，其“以匡王国”，“以定王国”
的语气已经没有周初的气派，但俘获氏族奴隶却是周人的传统精神：“薄伐猃狁，至於太原（今平凉，见日知录）。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六月）
“蠢尔荆蛮，大邦为仇。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方叔率止，执讯获丑。”（采芑）
宣王的“中兴”政策，证以小雅记载的出兵远征的诗章，是企图利用扩大和外族战争的矛盾而和缓内部危机。这一政策，不但没有成功，而且反把内部危机扩大了。小雅鸿雁，据诗序说，也是美宣王之诗，即使此诗的时代稍后，我们也由此可以看出，人民不安于“野”的劳动，不愿为贵族作城，并表现出阶级对抗的情况来了：“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痛苦）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
鸿雁于飞，集於中泽。之子于垣，百堵皆作。虽则劬劳，其究安宅。
鸿雁于飞，哀鸣嗷嗷。维此哲人，谓我劬劳，维彼愚人，谓我宣骄”
小雅黄鸟与我行其野二章，说到“复我邦家”，这“复我邦家”的话，正是氏族集团奴隶或公社在不能被“畜”或不能得到食物的时候，就企图逃亡：“此邦之人，不我肯谷，言旋言归，复我邦族。……不肯我明，复我诸兄。……不肯与处，复我诸父。”（黄鸟）“尔不我畜，复我邦家。”（我行其野）国语、史记所载宣王的故事，可作旁证：“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庞纯固于是乎成。……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绪，而弃其大功，匮神乏祀，而困民之财，将何以求福用民？王不听。”（国语周语）
在这样阶级剥削的情势之下，庶民便要逃亡。所以宣王又有“有亡荒阅”的大搜查，检查奴隶生产者的数目，所谓“料民”：“宣王既丧南国之师（史记说，败绩于姜戎），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谏曰：民不可料也。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王治农于籍，搜于农隙，耨获亦于籍，獮于既蒸，狩于毕时，是皆习民数者也，又何料焉！……临政示少，诸侯避之，治民恶事，无以赋令。且无故而料民，天之所恶也，害于政而妨於后嗣。王卒料之。”（同上）
幽王以后，周代社会更矛盾百出了，最后，平王被犬戎赶得东迁。小雅与国风记述这一时代的诗句，更表现出思想上的大变化。
上面我们已详说宣王中兴前后的历史，究竟这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呢？
在诗句中所表现的思想有什么变化呢？所谓“天降丧乱”的夷、厉时代，并不是用所谓“衰微”、“乱世”所能解释清楚的。这个危机是氏族贵族的没落，按历史的发展规律讲来，代之而兴的应该是土地私有的显族历史，应该是由氏族单位变革而为地域单位的历史。共伯和是否执行着变法任务，史无详载，未可臆度。但厉王毕竟是由于监民谤而被“国人”（自由民）所流逐的。这是一个社会斗争，当无疑义。
（谢选骏指出：此处生搬硬套马列贱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无端穿凿附会古代历史、肆意歪曲臆造古代社会，真是太太太可笑了。）
问题的关键是：在这一社会变动中，国民资格的显族是否出现于历史，古史材料甚不完全，然诗经中的这时代前后的作品给我们以许多启发。
西周社会的阶级是以血族的标准来区划的，这叫做“氏所以别贵贱”。
然而由于私有制的发展，阶级起了变化，小雅十月之交警觉着这一上下变动的局面，诗章前面是拿自然的变化来比喻的：“日月吉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
接着便说出阶级变化的具体事实：“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三有事（三卿），亶侯多藏（以富者为取）。不憖（不勉强）遗一老（旧贵族），俾守我王。择有车马，以居徂向（有车马的人俱往）。”
多藏货币和有车马的富人居然做了官，正所谓“深谷为陵”了。旧贵族感到“四方有羡，我独居忧”，正所谓“高岸为谷”了。
土地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所有形态，在周初是“国有”的，但大雅瞻卬却提出这样严重的问题：“人有土田，女（汝）反有之。人有民人，女（汝）复夺之。此宜无罪，汝反收之，彼宜有罪，女复说（脱）之。”
土地和劳动力都可以私有、可以掠夺了。这虽然是部分的现象，但问题是严重的。因此，富贵贫贱的关系也有了变动：“维昔之富，不如时；维今之疚，不如兹。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职兄（悦）斯引。”（召旻）
疏为粝，粺为精，二者是大有区别的，而今贫富之判别并不是如从前那样以血缘关系来做自明的标准了。在这样阶级关系变化之下，贵族君子也要与民争利了。所以说：“如贾三倍，君子是识。”（瞻卬）
在周初，土地与劳动力都是国有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财富的绝对权力是和神的绝对权力相适应，现在居然由于财富权力的变动，第一次的阶级分野便被败坏了。一方面新兴的富人，显得“威仪不类”，另一方面旧氏族贵族感到了“人之云亡”。诗句是：“天何以刺，何神不富？……不吊不祥，威仪不类。人之云亡，邦国殄瘁。”（瞻卬）
同时，佌佌簌簌的社会贱人，居然有屋有谷，“富人”就更显得威风了。小雅正月说：“佌佌（小）彼有屋，簌簌（陋）方有谷。……哿矣富人，哀此茕独。”从这些诗句所讲的财富和富人看来，已经暗示着从氏族单位到地域单位的转变倾向。在希腊社会，“货币的凯旋行军”，把氏族送到坟墓，因而产生了古典社会的国民之富（国民指古代的）；中国古代社会既然走着维新路径，私有财富便是在氏族制度的破坏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这个不完全典型的私有财富，毕竟在厉王失国与宣王中兴之交发生出来。问题之没有解决，另当别论，但社会矛盾的增加是明显的。在厉王以后的西周社会，是所谓王道衰微时代。变风、变雅暴露了奴隶制时代的矛盾。氏族贵族的剥削阶级的反动，显明地成了历史发展的桎梏：“嗟尔君子，无恒安处。靖共尔位，正直是与。神之听之，式谷以女（汝）。嗟尔君子，无恒安息。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
（小雅小明）
这已经看出了氏族君子的没落。更严重的是，诗句从“王事”（生产与战争）方面道出了贵贱的鸿沟和阶级的对立，一方面统治阶级是怎样的享乐，另一方面被统治阶级是怎样困于劳役：“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
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
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
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小雅北山）
小雅大东曾说出了这个秘密，即西方（周人谓之西土）以姬姓为盟主的氏族贵族与东方（殷、奄诸族）亡国的诸氏族集团生产者，形成了对抗阶级。诗中所谓“私人”，当即前面所讲之“富人”，后来称为国人，相似于自由民，在悲剧的夹缝里可以“百僚是试”。诗章如下：“小东大东（大小东国过去氏族），杼柚其空。纠纠葛履，可以履霜。
佻佻公子（在西土的贵族），行彼周行。既往既来，使我心疚！……
东人之子，职劳不来（慰惠）；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罴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试。”贵族阶级就是野人所养的君子或国中人或都人士，他们是这样的豪贵：“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
“彼都人士，台笠缁撮，彼君子女，绸直如发。……
“彼都人士，充耳琇实，彼君子女，谓之尹、吉（尹氏、姞氏）。……
“彼都人士，垂带而厉，彼君子女，卷发如虿。……
“匪伊垂之，带则有馀，匪伊卷之，发则有旟。……”（小雅都人士）
“国风中的材料更露骨，明白非难氏族贵族的坐食。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魏风、伐檀）
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是城市支配着农村、而农村复对抗着城市的历史。
西周社会，从厉王以至平王东迁，就在这个逐渐展开的阶级斗争中，引导入灭亡之途，所谓“不可救药”。
（谢选骏指出：毛匪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咒语，就这样贯彻到了“中国思想通史”的描写之中，这哪里是什么历史科学的研究，这是政治屠杀的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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