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维新”束缚下的孔墨思想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创出不曾经过革命一途，而采行了维新路径，所以不但国民思想晚出，不但出现的国民思想家不成为典型的“智者”而成为“贤人”，而且初期思想家的著作也充满了“贤人作风”。
就历史的属性来看，中国的“贤人”与希腊的“智者”同为古代国民阶级的思想代表，但恰如维新与革命有着分别，“贤人”与“智者”也各有其个性。在希腊，思想史起点上的思想家，例如泰勒士，一开始便提起了（并且也解答了）宇宙根源的问题；与此一问题相平行，也从事于自然认识的活动。但是，在中国，思想史起点上的思想家，不论孔子和墨子，其所论究的问题，大部分重视道德论、政治论与人生论；其所研究的对象也大都以人事为范围；其关于自然认识，显得分量不大；其关于宇宙观问题的理解，也在形式上仍遵循 着西周的传统。例如孔、墨的天道观，即与周人“惟天不畀不明厥德”的天道思想无截然的差别。中西两相对勘，我们可以说，希腊古代思想史在起点上，是追求知识、解答宇宙根源问题的“智者气象”，其“贤人作风”反而在后（例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所谓“三哲时代”）；而中国古代思想史在起点上，是关心治道、解明伦理的“贤人作风”，其“智者气象”在战国中叶才发达起来。
（谢选骏指出：马列猪猡不敢说中国和希腊的社会阶级不同，于是只好胡说“中国维新”和“希腊革命”，“贤人作风”和“智者气象”——竟然不知“革命”一词乃是中国古典！猪猡是怕说破了中国没有民主制度，因此落入了“影射史学”大牢狱，变成右派分子流放青海北大荒，就无法厚诬古人了。）
过去许多讲中国哲学史的人，好对中国古代哲学进行曲解。例如在某些西方的唯心主义者看来，古代“中国无哲学”；至其所以不能有哲学，黑格尔以为哲学的产生以思维自由为前提，而中国的古代则无思维的自由；哈克曼以为是由于中国的象形文字根本不适于哲学的思维。在一部分中国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者或反动的东方文化论者看来，又说中国文化有它的神秘性，是纠正西洋文化偏弊的良药，并且是急需发扬的国粹。但是，所谓象形文字不能作哲学思维，只是一段童话而不是理论的研究；以中国古代无思维自由，是对于春秋、战国的社会构成以及思想家活动的轨迹毫无了解的诬蔑；至于形而上学的东方文化论者，从所谓“不用理智看问题，而用理性看问题”的内心态度上来企图说明，则显然是唯心主义的胡说。
古代思想里“贤人作风”的支配，无疑是受西周“维新”传统的影响。
至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家所以未能摆脱西周“维新”思想的影响，当然是以国民阶级的软弱为基础，也与春秋时代西周文物制度的形式化有联带关系。更具体的说来，可以分为下列几点：第一，成为“贤人作风”内容的所谓多说道德少说知识，多说人生少说宇宙，其实是维新思想的“春秋版”；翻版并不是一字未改的重复，而是附加了订正的形态。这是因为，春秋从一方面看固然有“张公室”的反动因素，而从另一方面看则是“私肥于公”、“公室皆卑”，依渐变方式对于氏族遗制进行清算的发展的时代。这一清算工作是属於新兴的软弱的国民阶级来执行的任务。但是，这变革，亦与一般的历史变革同样，通过了社会的认识而认识了自然；如此积蓄至于春秋末年，人类的自然认识显然已较西周远为丰富，科学已有较大的进步。例如在论语里，便出现了多样的自然事物名称与关于自然现象的知识，这是和“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诗经中的自然知识相联结的。然而，在论语全书四百九十二章、一万二千七百个字里，却没有一个命题是为自然现象本身而发，所有的自然事物与关于自然现象的认识，都是“取辨之物”，即都是借以导出政治论或道德论上某些结论的手段或工具。在这里，可以简单的举出一两条以为证明：“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为政）“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同上）
据此可知，论语所以成为“贤人作风”的代表文献，并不是其中不含有关于自然现象的知识，而是只以固有的自然认识为手段，通过了“譬如”的类比法来证成思想家（贤人）的政治与道德的主张，从不为更进一步的自然认识而定立命题。然而，如前所述，这种以讲道德为主的学风，正是西周“维新”时代所播种下的根株。
第二，春秋、战国之际，西周“维新”所保存并推行的氏族制度，又发挥了“死的抓住活的”的最大的桎梏力量。所以，此时的主要历史问题，就是对于西周遗制应否清算或如何清算的问题。这一客观现实的历史要求，规定了最初出现的古代思想家不能不离开“智者气象”，而折入于“贤人作风”的道路。在这一点来看，孔、墨显学的对立，首先以西周文物的“述而不作”与“循（述）而且作”为其主要的争执点，自是势所必然的思想动向。关于“述而不作”与“循而且作”的分水岭，也即所谓孔、墨异同之一，据文献归纳，我们可以这样来说明：论语中记载孔子言诗、书、礼、乐者甚多，如“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等等。至于周制，在孔子看来，实纳入于一“礼”字，所以论语中以“礼”这观念化了的范畴为社会的极则。史称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这虽然未可尽信，但就其“述而不作”“好古敏求”的精神看来，他的学术和诗、书、礼、乐的周公遗范是分不开的。墨子，依据淮南子要略说，他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时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这里所谓背周道用夏政与墨子书的内容不完全相合，但墨子是一位后起的邹鲁搢绅先生，却无问题。我们在他的书中可以找到许多引用并说明诗书的句子，而且是根据了旧瓶装新酒的先王之道，做他立说的张本。这在形式上大体和孔子相同，所不同的是，孔子是以全盘西周（诗、书、礼、乐）为观念的根据，墨子是以一半西周（是诗、书，非礼、乐）为观念的根据。
如果用一对宗教改革时代的类型人物来比拟孔、墨，我们可以说，马丁·路德的上帝观念与孟彩尔的上帝观念，和孔子的先王观念与墨子的先王观念，是可以作为对照来认识的。孔子是路德型，墨子是孟彩尔型。这在他们的学术活动开始的时候，或即所谓“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分别。
用近代语言讲来，如果说孔子是以内容为先形式为后，而订正西周文化（诗、书、礼、乐）；则墨子是以内容高于一切，形式不妨唾弃，而发展西周文化。这是孔、墨显学所争持的要点之一。如果他们没有对于时代现实提出解决问题的真实意见，便不会弟子遍天下，为后学所尊。
著者认为孔、墨二家对于春秋文化的批判方面，确有相同的精神。孔子批评了春秋的僵死仪式，这道理正如“鸟闻热旱则高，鱼闻热旱则下”，墨子和孔子在这一点甚为接近，孔子既唱之于前，墨子当可称之于后。但孔、墨显学自有分水岭，未容混同。仅就传统文化之接受与批判一点而言，墨子显然是更激进些。孔子仅分别了“君子儒”与“小人儒”，而在道德情操方面变革儒者的“古八股”主义，墨子则根本否定这一“古八股”，于是对于儒者搢绅先生尽其攻击之能事。（详见侯外庐著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
第三，我们前面说过：西周氏族贵族的维新活动，虽然在客观上促进了新社会的成立，但是在主观上却自以为是挽救旧社会的危机。这一挽救危机的“维新”思想，也作为传统而直接影响了孔、墨，更通过孔、墨而影响于古代诸子。这就是说，先秦主要学派，除了法家（例如韩非）以外，大都以春秋、战国为危机时代。所谓“思以其道易天下”即是以挽救危机为己任的同义语，例如：孔子明讲春秋为“礼坏乐崩”或“天下无道”的时代。
墨子也讲春秋为“别君”“别士”的时代。
孟子说春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孟子滕文公下）
庄子说“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庄子天下篇）
似此，既以“危机”为“退化”，则今不如古。所以“称尧、舜”、“法先王”，为诸子思想中“贤人作风”的又一特色。（在这一点上，唯墨经作者及韩非为例外，老、庄只是在字面上抹煞尧、舜先王，实质上仍是寄其理想于三代以上，与诸子殊涂而同归。）此一特色，也由于西周的“维新”而来。这就是说，周人由于“维新”，继承了殷人的氏族制度，因而“帅型先王”与伦理的思想相为一体；到了春秋、战国，诸子沿此遗绪，遂多以“先王之道”证成己说。不过，这一先王观念由殷、周到战国，也相应于古代社会的发展而分为下列的阶段：一，殷代的“先王”与“帝”为一体，是一元的祖先崇拜的氏族联盟社会的原始宗教思想，相当于统治阶级运用宗教意识所幻想的一种人类起源论。
二，西周的“先王”既受命于“上帝”而又以德配“天”，是由于“维新”而保留氏族遗制于邦国内部的二元的宗法思想，相当于统治阶级运用礼教所强辩的一种道德起源论与国家起源论。
三，春秋、战国的“先王”是“贤人”观点之下的政治与道德的境界，相当于各依阶级立场而各持一说的文明起源论。
最可注意的是，诸子不直指其理想主义的极则于将来，而托始 于“古之圣王”之世，显然与国民阶级的晚出及其软弱性是相关联的。但其“法先王”的实质意义既仍为理想化的极则，所以诸子虽同言“法先王”，而其“先王观”则又互异。韩非子所说：“孔、墨俱道尧、舜，而取舍相反，皆自谓真尧、舜，”（显学）其秘密即在于此。
最后，我们总起来说，古代国民思想（即私学思想）晚出，其晚出的国民思想家不为“智者”而为“贤人”，在思想史起点上缺乏“智者气象”而为“贤人作风”所支配等等，都是“亚细亚的”或“维新的”中国古代途径的思想史面貌。于此更有两点，应着重提出：（甲）古代思想史起点上两个大思想家（孔、墨），其思想所以不能不走入“贤人作风”一途，如前所述，是由于西周文物制度的形式化所发挥的桎梏作用。但“形式化”即“残馀”的别名，所以孔、墨显学的历史意义，只是由“官学”到“子学”转化的初级形态。然正由于其初级性，所以孔、墨死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韩非子显学）。（乙）无论如何“分”“离”，由孔、墨所奠定的“贤人作风”，又转成了后世正统思想的传统；其“道尧、舜”、“法先王”的立言方法，也为后世“经学形式”所从出。此二事的社会史的秘密，我们在本书 里将随时代分别地具体究明。现在，我们只说，“贤人作风”在孔、墨时代，与在后世判然有别。在孔、墨时代，虽其思想被“维新”传统桎梏着智能要素的发展，但其积极的一面，就孔、墨对于春秋形式文化所首创地提出的光芒万丈的批判，尤其墨子的“尚贤”论所透露的对于氏族遗制的不妥协的变革性思想而论，他们实在是当时进步的伟大代表。至于后世绝大多数正统派儒家的称道先王，实际上完全丧失了孔、墨的进步性的传统，削去了孔、墨的现实批判的精神，歪曲了孔、墨的伟大的理想主义，而变质为唯心主义的卑屈的思想。近代地主资产阶级的学者们昧于其间的鸿沟，而笼统地、甚至是实质上把后世儒家的“道统”夸耀为“国粹”，这确是颠倒是非的曲解。
（谢选骏指出：猪头的一大发明，是把“私学”说成是“国民思想”，按照这种愚蠢的逻辑，后来明清时代中国也有私学，自然也有国民阶级，也就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了。以至于毛猪等人公开宣传，若无西方资本主义，中国也会逐渐发展出自己的资本主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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