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宇宙观或其自然天道观，在外篇的天地篇与天道篇多拾取老子的道德观，在内篇的大宗师、齐物论和外篇的秋水、山木、知北游等篇则是庄子自己的理论。
庄子离开了老子的“道”和“德”的学说，完全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
例如：“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大宗师）
“万物一齐，孰短孰长？道无终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秋水）
这是说，“道”是一个超时间的绝对，是不能为人们所认识的。他又说：“夫遭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齐物论）
“有封也，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同上）
“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耶？’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庄子曰：‘夫子之问也，固不足质。……汝唯莫必，无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遍、咸三者，异名同实，其指一也。……物物者（道）与物无际，而物有际者，所谓物际者也。不际之际，际之不际者也。谓盈虚衰杀：彼（道）为盈虚非盈虚，彼为衰杀非衰杀，彼为本末非本末，彼为积散非积散也。’”（知北游）
这是说“道”是超空间的绝对，它超乎物际，在一切物质之上而又似乎在到处显其幽灵。这种“道”是人们不能言说的泛神。这种超感觉的泛神是怎样的“冥冥”呢？他说：“又况夫体道者乎？视之无形，听之无声，于人之论者谓之冥冥，——所以论道而非道也。”（同上）
“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
知形形（神）之不形乎，道不当名。”（同上）
这“不道之道”（齐物论），虽然活在屎溺里，但超出了人类的感觉！
同时“道”不但没有实体，而且也是没有规定的超乎变化的一种“几”：“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适得而几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同上）
庄子所说的“天”，又指“使其自己，咸其自取”的天籁或“和其是非”的天钧。这个“天”是绝对的一，而和“多”对立：“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乃）不救。”（人间世）天是真实，物是假象，天存本根，人失本性，故他说：“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本根，可以观于天矣。”（知北游）
“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大宗师）
“‘天在内，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蹢■而屈伸，反要而语极。’曰：‘何谓天？何谓人？’北海若曰：‘牛马四足，是谓天；落（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秋水）
凡自然而然，不加人力变易的是“天”或“神”，而有所认识、发展与创设的是“人”，因此，神既不能为人所把握，又不能为人所变革，而放弃对自然的认识就是所谓“人与天一也”。
上面指出庄子的天道观是宇宙的游戏观，因而在他的人生观或道德论方面则为“逍遥游”，齐死生，忘物我，“天地与我并存，万物与我为一”，把人生作为一场游戏的梦境来看待。庄周梦胡蝶，或胡蝶梦庄周，“此谓物化”。
他说：“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是古之所谓县解也。”（大宗师）我们知道这是神秘性的宇宙观引出的消极的人生观的必然逻辑。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中，天道思想有其曲折的发展过程，即由先王维新到先王理想，由先王理想再到先王否定，由先王否定复追寻到前先王的“乘道德而浮游”之黄帝，再找到浑沌。这天道思想史的特点是：人类思想的解放，同时又是人类思想的“冥冥”。我们知道“自由是必然的把握”，庄子的思想却与此相反，他认为必然是不能把握的，不但如此，人们只有放弃对自然的把握，才得到所谓道德的全自由。然而这在本质上却是自由的否定。庄子的学说好像在假像上获得绝对自由，但在实质上却否定了一点一滴的“物自身”之把握，否定了全自由。因此，说庄周的哲学为进化论也好，为绝对自由的学说也好，都是皮相的看法。
“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这是西周思想的反对命题，也是先王思想的解放。西周以来君子与小人是以“氏所以别贵贱”的，在天上已经规定好了的。庄子天人对立的观念虽然在其思想形式上解放了，但同时又把地下的君子与小人和天上的君子与小人对立起来，更把人道还元于天道，否定了人类性，这就把解放本身也否定了。西周以来的“天人合一”论是氏族曾孙或嘉乐君子和天命的统一。庄子破除了这一“陶铸尧、舜”的统一，而复把人类从地下送到天上，那便连人类的现实性也否定了。孔、墨对于先王或予保留，或附条件，把先王观念拉到地下，这是学说史上的进步。庄子在思维形式上解放了“先王”，固然是学说史上发展的要素，然而在人类现实生活上解放了“解放”本身，则是反动的。说庄子思想是革命的，实在是蔽于形式而不知内容的说法，正同于庄子哲学之所谓“蔽于天而不知人”。
如果纯粹以形式的知识来看庄子，我们说他是一个在逻辑上惯于运用排中律的能手。如果随着他的唯心主义走到人生哲学方面，则我们必须指出，他的思想形式又是咒骂人类的一个恶作剧。他违反人类的现实生活，寻求独自的“养生”“至乐”，抹杀人类的实践，探得“与木石居”“同与禽兽居”的至人境地。他在道德论上有两个结论，一个是理想的，即脱离人生痛苦的弃世，叫做“免于形”，“反相天”，遵循“神农、黄帝之法则”。他说：“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损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大宗师）
另外还有一个结论，是现实的，即不得已而听命于现实的播弄，“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在他看来，最不合理的约束是合理的行为，人们绝不可改变这样的约束。他说：“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养生主）
因此，人类越离开现实世界就越显出无用，而越无用又越合于天道。庄子说：“今子（指惠施）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仿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逍遥游）
“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循中）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身，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养生主）
这两个结论实在是不能统一的，一个是弃世的脱俗，一个是处世的顺俗。结果，脱俗是不可能的，而顺俗则是现实的；理想是玄虚的，而处世的宿命观便成了他的道德律的基本理论。
为什么有这个矛盾呢？因为他把自然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视同一律，然他的主观理论上形式的统一，与事实上的不统一，是不能相容的。在这里，他很巧妙地以宿命论解决了这一裂痕，所谓“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从逻辑上讲来，就是遁词。自然的“天”与社会的“俗”混而同之，于是四时之序和贵贱贫富之序相等，一切高下长短的自然和一切不平等的阶级，都是合理的，人类只要顺俗而生，就是“天”了。然而“与造物者游”的空想，事实上是没有的，而“与世俗处”的实陈，却又并非理想的。故最主观的理想到了最后便成了最没有理想的主观了。庄子诡辩的道德论的秘密就在这里。应该指出，这一有毒素的思想影响了不少过去中国的唯心主义者。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为何说庄子思想“有毒素”？因为“逍遥派”是难以利用的。毛泽东在文革中挑动群众斗群众，最怕“逍遥派”不上钩。林彪死后，大家都成为逍遥派了，毛泽东自己就只好死了。202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流行的“怠政”、“躺平”，就是庄子的复活，逍遥派的兴起——这是专制者最忌讳也最无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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