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思道：我为何选择离开“纽约时报”去竞选州长》（纽约时报中文网 2021-10-30）报道：
25岁那年，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我忐忑不安地走进性情暴躁的《纽约时报》传奇执行主编亚伯·罗森塔尔(Abe Rosenthal)的大办公室接受面试。我一度跟他产生分歧，觉得他肯定会大发脾气，叫来保安。相反，他向我伸出手，给了我一份工作。
我欣喜若狂：我还是个孩子，却已经找到了毕生的雇主！我相信只有死亡能让我离开时报。
然而，这是我为时报撰写的最后一篇专栏。我将放弃我热爱的工作，去竞选俄勒冈州州长。
我能理解有人认为这是个糟糕的决定。当我的同事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被问及是否愿意放弃他的时报专栏出任国务卿时，他回答说：“人为什么要往低处走呢？”
那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很快就会说到这个问题，但首先我想谈谈自己作为《纽约时报》记者、编辑和专栏作家37年来的经验教训。
我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我的职业生涯一直在人类苦难和堕落的前沿度过，报道过种族灭绝、战争、贫穷和不公正，但我慢慢开始坚信，通过唤起政治意愿，我们可以取得真正的进步。我们是一个神奇的物种，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第一课：与人性中最坏的一面并肩而行，你会发现人性中最好的一面。
达尔富尔的种族灭绝让我感到震惊和恐惧。为了报道那里的屠杀，我偷偷越过边境，溜过检查站，和大屠杀刽子手们打成一片。
在达尔富尔，当我采访那些被枪击、被强奸或成为孤儿的孩子时，我很难不流泪。报道过程中，你无法不嗅到空气中的邪恶。然而，在那些禽兽身边，我总能找到英雄。
有一些青少年自告奋勇使用弓箭来保护村庄免受手持自动武器的民兵攻击。还有冒着生命危险提供帮助的救援人员，他们大部分是当地人。还有像苏阿德·艾哈迈德(Suad Ahmed)这样的普通苏丹人，我在一个尘土飞扬的难民营遇到了这位25岁的达尔富尔女性。
苏阿德和10岁的妹妹哈利玛(Halima)出去捡柴火时看到了实施种族灭绝的民兵组织金戈威德(janjaweed)，他们正骑马奔着她们的方向而来。
“快跑！”苏阿德告诉妹妹。“你要赶快逃跑。”
然后苏阿德制造了一个声东击西的机会，让金戈威德来追自己，而不是哈利玛。他们抓住了苏阿德，残忍地殴打她，轮奸她，她的伤势严重到无法行走。
苏阿德对自己的英雄事迹轻描淡写，告诉我即使她逃跑了，也可能会被抓住。她说妹妹逃出来了，所以她的牺牲是值得的。
即使在邪恶的环境中，最令人难忘的人物也不是希姆莱和艾希曼那样的人，而是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和拉乌尔·瓦伦堡(Raoul Wallenberg)那样的人——以及苏阿德·艾哈迈德那样的人——在令人作呕的邪恶面前，她们能够表现出令人振奋的善良。正是因为她们，当我离开前线的时候，内心充满鼓舞，而不是沮丧。
第二课：我们大体上知道如何改善国内外的福祉。我们缺少的是政治意愿。
正是因为我们对能带来改变的事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往往没有意识到好的改变正在发生。这句话从我这个专写负面报道的专栏作家的口中说出来，可能有些出乎意料。我报道过饥荒、暴行和天灾。但是，记者报道飞机坠毁，而不是正常着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飞机都在坠毁。
想一想：纵观历史，几乎一半的人类死于童年；现在这个概率只有4%。最近几年，直到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全世界平均每天有17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5万人获得电力，20万人获得了清洁的饮用水。这场大流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重大挫折，但如果我们在应对气候政策的同时吸取经验教训并加倍努力，那么这种历史进步的大致模式仍可继续。
在美国，我们已经成功地提高了高中毕业率，无家可归的老兵数量减少了一半。青少年怀孕率曾在1991年达到了现代历史的顶峰，我们已经将其降低了60%以上。这些成功应该激励我们做更多的事情：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减少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那么我们当然可以应用相同的经验来减少无家可归的儿童。
第三课：机会并不普遍，但哪里都有人才。
世界上最大的未开发资源是没有得到充分培养或教育的人的巨大潜力——这提醒我们，只要我们对人力资本进行更好的投资，我们将获得巨大收益。
我见过的最了不起的医生不是哈佛医学院毕业的。事实上，她从未上过医学院或任何学校。她就是目不识丁的埃塞俄比亚女性玛米图·加什(Mamitu Gashe)。她曾患产科瘘管病，并在医院接受了长期治疗。她在那里的时候开始给医生帮忙。
过度劳累的医生意识到她非常聪明能干，他们开始给她更多的责任。最终，她开始独自进行瘘管修复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成为世界上最杰出的瘘管外科医生之一。当美国产科教授去那个医院学习修复瘘管的时候，他们的老师往往是玛米图。
但是，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玛米图们，同样非凡且有能力，但从未获得机会。
几年前，我得知一位来自尼日利亚的无家可归的三年级学生刚刚赢得了纽约州同年龄组的国际象棋冠军。我拜访了这个男孩塔尼，他的全名是塔尼托鲁瓦·阿德乌米(Tanitoluwa Adewumi)。他和他的家人住在无家可归者收容所，我报道了他们的故事——结果，人们为阿德乌米家捐赠了超过25万美元，还有一辆汽车、私立学校的全额奖学金、给父母提供了工作机会、无偿法律帮助和免费住房。
接下来的事情或许更感人。阿德乌米家接受了住房，但将钱投入了一个基金会以帮助其他无家可归的移民。他们让塔尼继续在他的公立学校学习，是为了感谢校领导在他还是新手时免除了国际象棋俱乐部的费用。
塔尼在国际象棋界继续攀升。现年11岁的他赢得了同年龄组的北美国际象棋冠军，并且拥有美国国际象棋联合会大师头衔，积分为2262。
但是用赢得州象棋冠军来解决无家可归的问题，这样的方式无法规模化。
对于塔尼的成功，人们的大方赠予令人感到目眩和温暖，但相应地也应该有一个慷慨的公共政策。即使不是国际象棋神童，孩子们也应该居有定所。
我们不可能靠着蛋糕义卖和志愿者来建起州际公路系统。要为教育失败和贫困提供系统性的解决方案，还需要严格的公共投资——除了同理心，还要基于数据，就像修建高速公路一样。
我们这个国家时常抱着冷嘲热讽的态度看待政治，听到有人说民主领导人可以带来不同就会翻白眼。然而几十年来，我在波兰、乌克兰、中国、韩国、蒙古等地方报道民主示威，那些地方的一些理想主义感染了我。
我的一位中国朋友——会计师任畹町——因他的行动主义而入狱多年，甚至在里面写了两卷关于民主和人权的专著，用的是他唯一能找到的文具：卫生纸和一支被丢弃的钢笔的笔尖。
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我看到中国政府的部队用自动武器向民主示威者射击。然后是无比勇敢的三轮车夫蹬着车，冒着枪林弹雨去运送那些或丧生或负伤的年轻人。有一位身材魁梧的车夫泪流满面，特意掉转车头慢慢从我身边经过，让我做个见证——他还求我把这一切告诉全世界。
那些车夫不会对民主冷嘲热讽：他们会为了它将生死置之度外。在美国之外有这样的勇者，让我愈发觉得本国这些破坏民主制度的人何其可悲。但是任畹町这样的抗议者促使我自问，要不要更彻底地投入到美国的民主生活中去。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离开这份深爱的工作。
我在文章中时常提到我亲爱的家乡俄勒冈州延希尔所面临的阵痛，这里优质的工薪阶层职位日渐稀少，同时还出现了冰毒问题。我曾每天坐6路公交车去延希尔小学(Yamhill Grade School)和延希尔-卡尔顿(Yamhill-Carlton High School)中学。然而当年那些跟我同车的伙伴，如今四分之一以上已经死于毒品、酒精和自杀——死于绝望。
政治系统辜负了他们。教育系统辜负了他们。卫生系统辜负了他们。我辜负了他们。我是公交车上那个得到了奖学金，得到了良好教育的孩子——然我后被送往地球另一面去报道种族灭绝。
我为能够将世界各地的暴行公之于众到自豪，然而让我愤慨的是，离开国外的人道危机，回到祖国，却发现这里也有一场这样的危机。每两周死于毒品、酒精和自杀的美国人，比20年里死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上的美国人还多——这是一场没有得到媒体充分报道和领导人足够重视的大疫。
在我思考这一切的同时，新冠大流行正在令苦难愈发深重。在疫情初期，一位已经戒毒的朋友复吸了，接下来的一年里，她成了无家可归者，17次吸毒过量。她和她的孩子让我揪心不已。
我爱新闻，但我也爱我的家乡。我时常想起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格言：“批评者不重要，那些指出大力士栽了跟头的人不重要，”他说。“功劳属于下场拼杀的人。”
我强压着自己作为记者的冲动，选择站到一旁，因为昔日同窗们的苦难让我心痛，我觉得在我理应在这个时候从报道问题转向解决问题。
我希望能说服一部分人，让他们相信，我们对自己所爱的社区的责任感，对一个可以有所改善的国家的责任感，可以通过政府的公共服务来展现。即便这意味着要离开我爱的工作。
读者们，我们后会有期。
网民嚎叫：
清漪园 发表评论于 2021-10-30 12:16:08
"政治系统辜负了他们。教育系统辜负了他们。卫生系统辜负了他们。我辜负了他们。"能明白自己在纽时的媒体工作也辜负了美国人民，这就好，但最好不要从政，不认为纽时的记者有从政的素质。
abraham007 发表评论于 2021-10-30 11:11:17
不过话说回来，历史上没剥皮并没有长时间运营一个国家或者政治实体的经历，所以我不看好这位能干出什么名堂来(如果真能当选)，建议还是从事律师记者之类耍嘴皮子的行当比较靠谱些。
abraham007 发表评论于 2021-10-30 10:00:56
没剥皮已经不满足通过操纵舆论来达到目的了，现在准备赤膊上阵，呵呵
令胡冲 发表评论于 2021-10-30 09:30:10
在扭扭时发发牢骚，站着说话不腰疼，talk the talk没问题。真要出来从政，Walk the walk, 那不是不知深浅自讨苦吃？
谢选骏指出：2005年5月22日《纽约时报》评论版罕见地以中文标题发表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的评论文章：《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Glory is as ephemeral as smoke and clouds）——受到了我的批评，但是纪思道毫无羞耻地继续胡写。难道十几年过去，他终于害臊了？
附录
《谢选骏：圣人出而黄河清》
（2007-03-14）
2005年，5月22日，《纽约时报》评论版罕见地以中文标题发表专栏作家纪思道 (Nicholas D. Kristof)的评论文章：《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Glory is as ephemeral as smoke and clouds）。此文从中国开封发出，回顾一千年前全世界最繁荣城市开封的衰败，提醒美国人，不可骄傲自大。美国现在是世界唯一超级强国，纽约是全世界最重要城市。但一千年前，世界最重要城市却是黄河边上的开封。回顾历史，发现国家的辉煌盛世如过眼烟云，转瞬即逝，城市的繁华尤其如此。此文说，公元前 2000年世界最重要城市是伊拉克的乌尔（Ur），公元前1500年是埃及的底比斯（Thebes），公元前1000年是黎巴嫩的西顿（Sidon），公元前500年是波斯都城，公元1年是罗马，公元500年是中国的长安，公元1000年是中国的开封，公元1500年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公元2000年是纽约。公元2500年，以上这些城市可能都榜上无名。当时开封是宋朝首都，人口超过一百万，而当时伦敦只有一万五千人。现在的开封连省会都不是，没有机场，贫穷肮脏。
纪思道认为公元500年世界最重要城市是中国的长安，肯定是错误的。那时，是北魏宣武帝元恪景明元年、南齐东昏侯萧宝卷永元二年，中国离开隋朝的统一还有八十九年，还陷在南北朝的战乱中，和今日海峡两岸的分裂情况差不多。公元495年，北魏首都从平城（山西大同）南迁到洛阳，长安在那时，在比南朝野蛮落后的北朝，连最重要的城市都算不上，怎么能算世界最重要城市呢？那时世界最重要城市，应该是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廷或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但纪思道的看法大体上无误。那就是“文明的命运是无常的”。
作为中国文明（而非中国政区）中的少数民族，日本人对南北朝历史的兴趣超过了现代中国人，例如在“北朝的村落”这一研究课题上，日本学者做了许多研究。他们不仅集中讨论了“村”的起源、分布、村内生活状况与乡里制的关系、豪族的作用、与时代变化的关系，还发现中国与日本的城市具有的重大区别之一就是中国城市有城墙而日本城市无城墙。这是他们作为少数民族的优势。当然，作为少数民族也有劣势，例如他们的研究资料主要是传世的古典文献，极少使用现代发现的石刻与出土文书，这个缺陷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某些基本结论。他们常基于一些外在的框架来分析中国的“村”，如“都市国家”说、“豪族论”等，限制了他们对问题的全面把握。（侯旭东：《北魏村落考》）
北魏中前期畜牧业经济占主导地位，以畜牧业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值得关注。它的主要效益是减少了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从而减少了黄河决口泛滥所带来的灾害。这也是北魏统治者得以把河阳牧场修建在黄河边上的原因。北魏最后一个大型国有牧场河阳牧场，靠近黄河北岸，距离黄河仅仅十里，沿黄河呈条状分布。作为亦农亦牧的地区，在这之前畜牧业就已有之。《晋书·束皙传》中记载，“州司十郡，土狭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马牧，布其境内，宜悉破废以供无业”，“故谓北土不宜畜牧，此诚不然”。这里的“州司十郡”即包括黄河中游南北两岸境。河阳牧场常备戎马十万匹，不但肩负着京师的警备要务，同时还要为京师提供肉酪等畜产品，可见其对于北魏统治者来说是何其重要了。
从公元70年的东汉初期至九世纪末的唐朝时期，黄河出现了大约有八百年相对稳定的时期。据记载，整个魏晋南北朝一共只发生过六次河患，而北魏仅有两次，且这两次也都发生在道武帝统一北方之前，分别为“泰常三年（公元418年），八月河内（今豫北）大水（一作雁门河内大雨水）；神麚四年（公元 431年），魏南鄙大水，自山以东，遍遭水害，民多饿死”。如果我们再把历史推进到五百年后的北宋，就会发现，虽然长期动乱分裂的局面结束了，但是黄河河患决口却更甚从前，平均每一年半年便决溢一次。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当黄河流域畜牧经济占主导地位时，它对于生态破坏的程度远远小于农耕经济。“历史时期某一地区的植被破坏情况如何，又主要取决于生活在这地区内的人们的生产活动，即土地利用方式”。农耕对于植被的破坏是相当大的，而畜牧经济只要不过度放牧，草原植物基本上就不会受影响。而植被的破坏与否，特别是对于黄土高原来说，直接关系到水土流失的程度以至河道淤积，黄河泛滥。所以当畜牧经济转向更为“文明先进”的农耕经济时，从整个黄河流域来看，会发现是得不偿失的。比较北魏和北宋黄河决口的次数，当可说明这一点。即畜牧业处于主导地位时，黄河泛滥决口次数就少，当农耕经济占主导地位时，黄河泛滥决口次数则偏多。正是由于北魏中前期畜牧业的发达，才使得黄河中游较大水患仅发生两次，以致北魏出现了长达九十年的安定局面。谭其骧在《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中指出：“东汉以后，由于黄河中游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变成以畜牧业为主，使水土流失程度大大减轻，这是下游之所以会出现长期安流局面的决定性因素”。
它意味着，对复杂环境的必要简化。较广阔的哲学视野更可以告诉我们：进步若无衰落为补充元气，不可思议;正如兴奋若不继之以安眠，是会致命的。三千年前的中国智慧就已洞悉其中奥秘，《周易》以其“阴──阳”观念，来表达它对“野蛮──文明”的看法。阳就是野蛮，阴就是文雅，阴阳是互补的，野蛮与文明也相反相成。所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完全的文明与完全的野蛮，都将导致社会的不孕症？在这种意义上，《周易》的智慧又是一种“自觉的、理性的野蛮精神”？
根据这种精神是否可以说，一个社会自新所经历的野蛮化程度，将决定它未来的文明程度？新野蛮主义，将作为新文明的曙光而打破旧文明的坚冰。圣人出而黄河清的那个圣人，就是用野蛮手段恢复了生态平衡的人？
谢选骏指出：纪思道认为公元500年世界最重要城市是中国的长安，肯定是错误的。但是他一直没有更正也没有道歉，真是一个十足的文化流氓。现在，他离开“纽约时报”，但不是去干一件好事，而是去充当一个政治流氓——竞选州长！“纪思道终于害臊了”是假的，纪思道是更不害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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