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由孔门的曾子支派到思孟学派的发展
在本书论前期儒家的分化问题时，我们曾将子思、孟轲列为一派，并提到他们的“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的五行思想。这一学派是在“战战兢兢”、“日三省吾身”的曾子自己省察的唯心主义思想中寻得了它的承藉。我们认为，这一线索，对于思、孟学派性的研究，颇关重要。但是，关于曾子的思想及其活动，由于文献不足，前人多未充分注意，兹特详为考辨如下：大约孔门弟子有前后辈之分。前辈问学于孔子去鲁之先，计有子路、冉有、宰我、子贡、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原宪、子羔、公西华等人；后辈从游于孔子返鲁之后，计有子游、子夏、子张、曾子、有若、樊迟、漆雕开、澹台灭明等人。今按韩非子显学篇“儒分为八”之说，其可考者如子张氏之儒、漆雕氏之儒，皆在后辈；荀子非十二子篇所斥子张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子游氏之贱儒，也在后辈。
关于孔子与其前后辈弟子之间以及弟子相互之间的分歧，论语中有不少的记载；而与曾子有关的资料，只有下列两处：“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先进）
“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子张）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论语所记孔子对及门弟子佳评颇多，而评及曾子的，全书只一“鲁”字；第二，对于别立宗派的子张，曾子宣称“难与并为仁”。这两条资料，虽寥寥数语，但对于探讨曾子思想来说，却是有启示的材料。
曾子不仅与子张“难与并为仁”，他与子夏之间，也似有意见上的分歧。礼记檀弓篇说：“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曰：‘吾闻之也，朋友丧明则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无罪也？吾与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拟）女于夫子，尔罪一也；丧尔亲，使民未有闻焉，尔罪二也；丧尔子，丧尔明，尔罪三也；而曰女何无罪与？’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此事亦见于王充论衡祸虚篇，汉时一般学人皆信为实有，似不应因论语不载而断为虚构。又，西河之民拟子夏于孔子，曾子数为三罪之一，此中颇有大可玩味处。
孔子死后，有若、子游亦似各有别立宗派的趋势，曾子亦与他们有意见上的分歧，兹择孟子、礼记二书所载例证如下：“昔者，孔子没，……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滕文公上）“有子问于曾子曰：‘问丧于夫子乎？’曰：‘闻之矣，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参也闻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参也与子游闻之。’有子曰：‘然，然则夫子有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于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檀弓）
此中可特别注意的是，曾子对于“以所事孔子者事有若”的计划，表示不能同意。同时，在子夏与子张之间，子游与子夏之间，子张与子游之间，亦均有意见上的分歧（论语子张）。而曾子对于大露头角的同辈，如前所述，则尤为自高位置，不肯下人。凡此种种，一方面可以证明孔子死后，孔门的内部矛盾日益加剧，而另一方面又可以看出曾子确具有以孔学正传自命的雄心。曾子对于争取孔子正传，不惟有清醒的自觉，且似有最大决心与最大信心。所以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曾子的作风，大概与子张的堂堂气象相反，而是一种“战战兢兢”严守孔子遗规的慎重态度，言必称师，绝不自标宗旨。此点，且不必旁引礼记檀弓祭义等篇，即在论语中也有明证：“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子张）“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同上）
正因曾子以争取孔子正传自任，而不别标宗旨，所以除庄子将曾、史（史鱼）并提而加以批评（骈拇、在宥两篇）以及荀子将曾子看作思、孟的先驱（解蔽篇）外，古人谈先秦思想派别者，如韩非等，皆不曾数及曾子。然古人虽不以曾子为自立宗派的儒家，而事实上， 孔子死后，曾子确曾在传述孔学的名义下广收门徒，而形成一有力的儒家支派。其徒有文献可考者，计有孟敬子、阳肤、子襄、沈犹行、公明仪、公明宣（高）、乐正子春、吴起等人；尤可注意者，曾子既为鲁费君所重，其子曾申又见祟于鲁缪，弟子吴起更名显楚、魏，此种政治上的优越地位，似更足提高曾子学说的重要性，并坚定曾子继承孔子正传的自信心。所以他说：“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百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
“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公孙丑下）
曾子得孔子正传之说，似由孟子开其端。孟子自述“乃所原则学孔子”，但他知与孔子年事不相及，遂援曾子、子思以为中介；今存孟子七篇，引曾子者九处，引子思者六处，都是赞许推崇之辞，可为明证。孟子外书曾记：“曼丘不择问于孟子曰：‘夫子焉学？’孟子曰：‘鲁有圣人曰孔子，曾子学于孔子，子思学于曾子。子思，孔子之孙，伯鱼之子也。子思之子曰子上，轲尝学焉；是以得圣人之传也。’”（性善辨）“孟子游于莒，有曾子讲堂焉。孟子登堂弹琴而歌，二三子和之。莒父老曰：‘久矣夫不闻此音也，圣人之徒也。’”（同上）
“乐正子春年九十矣，使其子克学于孟子，告之曰：‘昔者圣人之门，颜子以仁，曾子以孝，季路以勇，伯赣以智，各以所得闻于天下，传于后世；汝往矣，庶几其有一得乎！’”（孝经）
孟子外书（函海本）四篇系“后人依放而托”，自赵岐以来即成为定论；然上引三段，则与今本孟子的宗旨相合。
自孟子推崇曾子以来，曾子在孔门的地位大为增高；到了宋代，不但所谓“曾子为孔子正传”之说几成定论，而且曾子、思、孟之学有浑成一体之势。兹举程、朱之语为证：“孔子没，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二程语录）
“孔门弟子如子贡，后来见识煞高，然终不及曾子‘一唯’之传。此是大体。毕竟他落脚下手立得定，壁立万仞；观其言，如‘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可以托六尺之孤’，‘士不可以不弘毅’之类。故后来有子思、孟子，其传永。孟子气象尤可见。”（朱子语类）
我们认为，曾子与思、孟的思想的确是在一条线上发展的，然而曾子为孔子正传之说，则绝非事实。因为，曾子思想本来是思、孟学派的理论来源或其萌芽形态，但不是孔子思想的真传。这就是说，曾子虽然在文字形式上“言必称师”，而在思想实质上，则抛弃了孔学的积极成分，而片面地承继了并且扩大了孔学的消极的成分。我们在第六章里，所以将曾子列为孔学优良传统萎缩阶段的一个支派的开端，正指此事。但是，为了具体地了解此点，那就必须取得明确的实据。
关于曾子思想的资料，汉志著录曾子十八篇，自隋以降即已全部散亡；所谓“曾子作大学”云云，本是公认的宋儒无据之谈；今存阮元的曾子十篇注释，与渭南严氏孝义家塾辑刊的曾子十二篇读本，取材多未足以为信史。所以，我们今日探讨曾子思想，仍不得不以论语为唯一的根据。按论语中有关曾子的共有十六章，除前所引者外，下述各章似可大致看出曾子思想的轮廓：“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诚），则哀矜而勿喜。’”（子张）
这里说明，曾子时代（约纪元前五○五至四三六年）充满着古代社会的危机。“民散久矣”意味着奴隶逃亡的现象由来已久。在“哀矜而勿喜”一语里，可以看出曾子的政治立场。曾子在挽救这一危机上，提出了他的复活氏族遗制的方案：“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
“曾子曰（今本论语误连于孔子语，兹据清儒考证改正）：‘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泰伯）
在国民阶级已经取得了自己的经济地位并对于氏族宗法遗制 行清算的战国初年，曾子这一方案的提出，无疑是一种没有出路复古悲剧。所以：“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泰伯）
这里，曾子是如何地贱视劳动（“鄙倍”）和反对斗争（“暴慢”），而故意张大统治阶级的威仪。且由于没落贵族的自我省悟，使曾子的“死而后已”的“大节”离开了现实性的斗争，而折入于德孝的自我存养与自我省察的内省论一途。例如：“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泰伯）
从这种内省论观点出发，客现存在的诸范畴便都失去意义了，只要反求于自我，“反身而诚”，则人们就能上下与天地同流，乐莫大焉。所以：“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泰伯）
如前所述，自我的“手足”、“容貌”、“颜色”、“辞气”以及内心的“忠”、“信”、“习”等道德意识，既已代替了一切，则“执一”即可以御万。所以：“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综上可知，曾子的思想实在不同于孔子，而与子思、孟轲的形而上学思想则駸駸相接。儒家思想的这一变化和曾子在这一变化里的发端地位，前人多未曾注意；独有南宋永嘉学派的巨子叶适，敢于奋其大无畏精神，断然破除了“曾子为孔子正传”的谬说，认为曾子与思、孟学派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叶适将曾子与子贡对比，说明曾子以“忠恕”释“一贯”，其正确性大可怀疑：“至孔子于道及学，始皆言‘一以贯之’。……然余尝疑孔子既以‘一贯’语曾子，直‘唯’而止，无所问质，若素知之者；以其告孟敬子者考之，乃有粗细之异，贵贱之别，未知于‘一贯’之指果合否？曾子又自转为‘忠恕’，忠以尽己，恕以及人，虽曰内外合一，而自古圣人经纬天地之妙用，固不止于是。疑此语未经孔子是正，恐亦不可便以为准也。子贡虽分截文章性命，自绝于其大者而不敢近，孔子丁宁告晓，使决知此道虽未尝离学而不在于学，其所以识之者，‘一以贯之’而已；是曾子之易听，反不若子贡之难晓。至于近世之学，但夸大曾子‘一贯’之说，而子贡所闻者，殆置而不言，此又余所不能测也。”（习学记言卷十三）
其次，叶适又旁徵博引，对于后儒以曾子临死亲传孔子之道于人的谬说，提出批评；并指明曾子的学说核心在于“以己形物”，与孔子“一贯”之道不合：“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近世以曾子为亲传孔子之道，死复传之于人，在此一章。案曾子没后，语不及正于孔子，以为曾子自传其所得之道则可，以为得孔子之道而传之则不可，……以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而曾子独受而传之，大不可也。孔子尝告曾子‘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既唯之而自以为忠恕。按孔子告颜子‘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盖己不必是，人不必非，克己以尽物可也。若动容貌而远暴慢，正颜色而近信，出辞气而远鄙倍，则专以己为是，以人为非；而克与未克，归与未归，皆不可知，但以己形物而已。且其言谓君子所贵乎道者三，而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尊其所贵，忽其所贱，又与一贯之指不合。故曰，非得孔子之道而传之也。……夫托孤寄命，虽曰必全其节；任重道远，可惜止于其身。然则，继周之损益为难知，六艺之统纪为难识。故曰，非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以一者受而传之也。传之有无，道之大事也。世以曾子为能传，而余以为不能。余岂与曾子辨哉？不本诸古人之源流，而以浅心狭志自为窥测，学者之患也。”（同上）
在归结点上，叶适指出了曾子、子思、孟子的思想都不合于孔子，认为他们只是在儒家思想发展中的一个宗派，并大胆地批判了此派的唯心主义思想（以孟子为代表）：“周道既坏，上世所存皆放失。……孔子搜补遗文坠典，……有述无作，然后唐、虞三代之道，赖以有传。……孔子殁，或言传之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案孔子自‘德行颜渊’而下十人无曾子，曰‘参也鲁’。若孔子晚岁，独进曾子，或曾子于孔子殁后，德加尊，行加修，独任孔子之道，然无明据。又案曾子之学，以身为本，容色辞气之外不暇问，于大道多遗略，未可谓至。又案孔子尝言‘中庸之德民鲜能久’，而子思作中庸，若以为遗言，则颜、闵犹无是告，而独閟其家，非是；若所自作，则高者极高，深者极深，非上世所传也。然则言 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必有谬误。孟子亟称尧、舜、禹、汤、伊尹、文王、周公，所愿则孔子，……然开德广，语治骤，处己过，涉世疏，学者趋新逐奇，……不足以知其统而袭其迹，则以道为新说奇论矣。……本朝承平时，禅说尤炽，……而周、张、二程出焉，自谓出入于佛老甚久，……及其启教后学，于子思、孟子之新说奇论，皆特发明之，……则子思、孟子之失遂彰。”（总述讲学大旨，引自宋元学案之水心学案）
“孟子言……不见诸侯本于子思，子思本于曾子。‘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标使者出诸大门之外’，疑皆执德之偏。”（习学记言卷十四）
“古人未有不内外交相成而至于圣贤。故尧、舜皆备诸德，而以聪明为首。孔子告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学者事也；然亦不言思。故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又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又物之是非邪正，终未可定。诗云：‘有物有则’。子思称：‘不诚无物’。而孟子亦自言：‘万物皆备于我矣。’夫古人之耳目，安得不官而蔽于物？而思有邪正是非，心有人道危微，后人安能常官而得之？舍四从一，是谓不知‘天之所与’而非天之与此而禁彼也。盖以心为官，出孔子之后；以性为善，独自孟子始。然后学者尽废古人入德之条目，而专以心性为宗主；虚意多，实力少，测知广，凝聚狭，而尧、舜以来内外交相成之道废矣。”（同上）
上引叶适的论断，其价值如何，将于第四卷论宋代思想时详述。现在，我们只说，他所说的“孟子本于子思，子思本于曾子”而 皆与孔子思想有异云云，实为不易的至论。明白了此点，就可以知道，荀子一面以孔子正传自命，一面对于曾子及子思、孟轲均持批评态度，其中实大有道理。
不过，我们说思、孟的思想出于曾子，只是就其主要的承藉与渊源而言；并不是说在曾子以外不曾接受别家的影响。相反的，如郭沫若所考辨，墨家的宗教思想对于子思的影响，宋鈃（牼）、尹文的道家思想对于孟子的影响（见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与宋鈃尹文遗著考），以及本书所说墨子的类概念对于孟子的逻辑思想的影响等等，都是无可否认的。这些问题，在分析思、孟的思想内容时，将分别指出；此处仅研究思、孟的学派性，故暂从略。
（谢选骏指出：郭沫若是个令人作呕的弄臣，比黑格尔还要下流三倍——他的考证和他的诗歌一样，都是为做官当老爷服务的敲门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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