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习近平的“共同富裕”将如何影响世界》（瓦斯瓦尼 BBC亚洲经济事务记者 2021年10月8日）报道：
中国表示，其政策旨在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正是中国目前经济发展轨道所需。但批评人士表示，这些政策将进一步控制企业和社会的管理方式。
虽然这种“共同富裕”的努力针对中国国内民众，但它有可能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巨大影响。
“共同富裕”最明显的后果之一，是中国企业的重点重新转向国内市场。
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近年来在全球的知名度不断上升，现在已经承诺投资155亿美元来帮助促进中国的共同富裕，并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组，由其老板张勇领导。
该公司表示，它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受益者，“如果社会和经济发展良好，那么阿里巴巴也会发展良好”。
其竞争对手科技巨头腾讯也表示支持，它已承诺提供77.5亿美元。
一家中国大公司私下告诉我，中国公司热衷于表明它正在按照党的要求开展工作，但当推动更多企业公开支持习近平的新愿景时，它确实“有点令人震惊”。
“但后来我们渐渐习惯了这个想法。这不是抢劫富人。它是关于重建社会，建立中产阶级。说到底，我们是一家消费企业，所以这对我们有好处。”
奢侈品行业或受损
如果共同富裕意味着更多关注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这可能意味着迎合这些客户的全球企业将受益。
中国欧盟商会（EU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告诉我：“我们可以看到，关注年轻人就业是好事。”
“如果他们觉得自己是这个国家社会流动性的一部分，这个流动性在减弱，那么这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因为当中产阶级壮大时，就会有更多的机会。”
两位女士参观上海展览中心举办的一场Gucci品牌成立100周年Aria系列特别时装展。但是伍德克警告，与奢侈品行业相关的企业可能表现不佳。
“中国人的消费约占全球奢侈品消费的50%，如果中国富人决定减少购买瑞士手表、意大利领带和欧洲豪华汽车，那么这个行业将受到打击。”
不过，尽管伍德克承认，中国经济确实需要进行重点改革，提高普通中国人的收入，但他表示，共同富裕可能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途径。
中国英国商会主席斯蒂芬·林奇（Steven Lynch）也表示，共同富裕并不能保证，中产阶级会像过去40年那样增长。
他喜欢讲述的是，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如何快速增长。
“30年前，一个中国家庭每月可以吃一顿饺子，”他在电话中告诉我，他目前在北京。“二十年前，也许他们一周能吃一顿。十年前，每天都可以吃。现在，他们可以买车了。”
但林奇表示，到目前为止，除了阿里巴巴和腾讯企业社会责任努力外，共同富裕还没有带来任何具体成果。
在谈到最近对科技公司的打击时，他表示：“许多行业也立即出台了许多监管规定。”“这导致了不确定性，也引发了问题。如果他们转向国内，他们真的需要世界其他地方吗？”
新“社会主义”
共同富裕的核心是让中国社会更加公平，至少在共产党看来是这样。这有可能改变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含义。
全球化智库创始人王辉耀表示：“党现在关心的是普通工人，比如出租车司机、农民工和快递员。”
“中国希望避免一些西方国家的两极分化社会，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分化会导致去全球化和国有化。”
两名妇女在北京三里屯购物时路过一家奢侈品店时戴着防护口罩。但是长期观察中国的人士说，如果党想要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转变为另一种模式真的是党想要的，那么共同富裕就不是正确的道路。
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乔治·马格纳斯（George Magnus）表示：“这是习近平任期内中国向左倾斜的一部分，也是向更大控制倾斜的一部分。”
马格纳斯补充，共同富裕并不意味着复制欧洲式的社会福利模式。他说：“隐含的压力是遵守党的目标。”“将对高收入和'不合理的'收入征税，并向私营企业施压，要求它们为党的经济目标捐款，”他表示，“但不会对累进税采取大的举措。”
自上而下的中国乌托邦
很明显，共同富裕是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部分。
随之而来的是，承诺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一个更大、更富有的中产阶级，以及会回报而不仅仅是索取的企业。
一种自上而下的乌托邦式的中国，共产党希望它能成为世界上一个可行模式，而不是西方所提供的模式。
但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共产党掌握了更多的控制权和权力。
对于外国企业来说，中国环境艰难，共同富裕意味着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更加
谢选骏指出：1989年以前，大家都说邓小平是“大陆的蒋经国”。而“共同富裕”显然就是“三民主义的均富”一途。
《辛亥革命110年：“共同富裕”是两岸“殊途同归”之道》（台湾撰写：衛木槿 2021-10-08）报道：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在中国内外皆引发不小的讨论。而在大陆官方近期整治互联网垄断企业、教育资本化等一连串行动下，“共同富裕”的提出让企业显得动辄得咎，包括阿里巴巴、腾讯等大企业第一时间纷纷捐款表态，不过，企业竞相捐钱的讯息传到台湾，在长期“恐共”的情绪下，便毫无意外地被理解为中共在“劫富济贫”、施压大企业。
与之同时，西方媒体也多表质疑，认为接下来大陆的经济发展路线是否会有所调整，甚至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走回毛泽东时代的老路云云。
对中共来说，不管是现代化的目标，还是共同富裕的愿景，都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实事求是，避免重蹈历史错误和覆辙。（AP）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如何持续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成为摆在中共案头的头等大事。（AP）
习近平强调在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后，要“在高品质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Getty）
近年，中国将“共同富裕”描述为“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Getty）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如何持续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成为摆在中共案头的头等大事。（Getty）
习近平强调共同富裕是对邓小平让部份人先富起来思想的重大修正，也是中共经济改革和财富分配政策的一次重大转向。（AP）
国家的重大使命是“强起来”，而强起来的重要指标就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共同富裕。（AP）
正当西方世界摸不清楚习近平“共同富裕”的内涵与未来时，当前台湾的主流意见大肆吸取西媒的观点，却忘了自身或许是具备理解共同富裕内涵的环境与能力，毕竟百余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孙中山高举的三民主义中“均富”思想，跟如今习近平所强调的共同富裕，有着类似的情怀与理论。
为什么会这么说？翻开被台湾民众遗忘许久的《中华民国宪法》，开章第一条便提示道，“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这一条堪称中华民国治理政务的“定海神针”。
事实上，回顾1949年国民政府播迁来台，1950年代美国宣布协防台湾，复归行事的蒋介石宣称要将台湾打造成“反攻大陆基地”，甚至作为收复大陆后的建国楷模，故要把台湾打造成“三民主义模范省”；其子蒋经国继任后，同样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做为目标。
当时的国民党官员，正是在此种情怀与目标下，在败走内地之后试图救亡图存。也因此，台湾官方施行的土地改革，包括“耕者有其田”、“三七五减租”与“公地放领”等，这些举措被视为按着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节制私人资本”的路线按图索骥，让佃农能逐步握有生产资料，保障农民权益。
紧接着，在1960年至1980年代间，台湾快速进入工业化时代，比如“十大建设”等各种交通、基础建设纷纷被打造。这其实跟孙中山先生揭示，要促进生产工业化，改变经济结构并改善人民生活，经由发达的国家实业来发达国家资本。
而台湾历经土改、工业化建设，的确逐步走向富裕之路。自1950年代以来，经济成长率多呈双位数增长，1970年代甚至能达34%；1980年代末还晋身亚洲四小龙一员，当时造成的“经济奇迹”至今仍为人称道。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肋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它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图为大会情形。（VCG）
1976年，时任“行政院长”蒋经国在“中华农学会”后，在台大操场上看到学生们在练球，“蒋院长”与他们握手寒喧。（联合知识图库）
1975年，时任 “行政院长”蒋经国，关怀台北故宫博物院后山的山崩灾变，下午亲往现场巡视抢救情形，并慰问抢救人员的辛劳。（联合知识图库）
1975年，时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与青年学生晤谈。（联合知识图库）
1978年，蒋经国“总统”在复兴岗政治作战学校，主持陆海空三军军官学校及政战学校联合毕业典礼后，向毕业同学致意。（联合知识图库）
1977年， 总统府资政王云五先生九秩华诞，时任“行政院长”蒋经国亲临祝寿。（联合知识图库）
1974年，孙中山先生哲嗣故“考试院”院长孙科博士葬礼，严家淦“副总统”及“行政院长”蒋经国等首长执绋。（联合知识图库）
此外，为了实践民生主义的精神，台湾在租税、社会福利与保障弱势方面也有良好成绩。比如受到各方赞誉的“台湾健康保险”就被视为是体现社会主义的一个标竿。
不过，如此荣景在1990年代后逐步走向衰弱，台湾的经济增长陷入停滞，步入“中等收入陷阱”，因为国民所得在达到一定水平后，未能突破经济发展瓶颈，难以找到经济增长动力，造成迟滞不前的结果。
与此同时，台湾在1980年代选择步入“自由化、国际化”，更加融入国际市场经济，在自由市场经济引领下，与过往社会主义核心理念逐步走上了分岔路。台湾进入了全然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承受其带来各种贫富差距扩大的后遗症。
加上李登辉上任后对西进大陆市场采取“戒急用忍”的态度，一定程度上阻绝了台湾经济与产业增长与改良的机会；此后甚至逐步在文化与教育上与大陆进行切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精神或许也在李登辉打造“台湾主张”的工程中，被归类为“中国资产”而抛到九霄云外。
虽然三民主义的遗绪被搁置在台湾历史的某个角落，但孙中山在百年前见证的西方资本主义问题正在当前世界不断演变与恶化，百年之前中国面对的是穷困，今日两岸皆富裕起来了，“不均”的问题正在上演。
也因此，不论是中国大陆还是台湾，在治理上各自面临到贫富差距正在扩大的现实问题。虽然从数据上来说，台湾看起来相较其他国家并不严重，往正面想，可能得力于孙中山学说治理的帮助；但从负面角度理解，或也代表民众长期陷入低增长，对于是否不均的感受早已麻木。
在中国大陆，对于贫富不均开出的药方是“三次分配”：由市场机制做一次分配、政府通过税收等做二次分配、企业在道德力量驱使主动捐赠是为三次分配。尽管中共并未拟定具体政策实行，但路径图已被慢慢提示出来。
相较中共的处理方式，台湾民众面对“共同富裕”的情绪就显得复杂，一方面对于共产党“劫富”恐惧再生，但另方面，手无寸铁的普罗大众又深受其理念吸引。或许在这些复杂暧昧不明的情绪中、已被遗忘“三民主义”能被拾起，能渐渐想起台湾是如何从过去走到今日这一步，未来又将在何种精神引领下往前迈进。
不容忽视的是，两岸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吵闹杂讯中，民生问题正在起着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台湾民生经济困顿，底层民众的苦难正在加深，更不用说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两岸在经济道路走的虽是殊途，但或许在对平等、均富的未来道路上有机会走在一块，那条“共途”或许尚未明朗，但各种契机与砖头可能正在铺垫之中。
今（2021）年适逢辛亥革命110周年，有别于十年前100周年时马英九政府的盛大庆祝，蔡英文政府只强调“近半世纪”的“中华民国台湾”历史，还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一辈更认为台湾与辛亥革命，以及两岸关系毫不相关。然而，就实际历史的纵深发展，辛亥革命及其遗绪与台湾乃息息相关，且在台海风急浪高之际，历史话语权背后折射出来现实权力与实力的主导，对于仍视孙中山为“国父”的台湾来说，辛亥革命110周年的两岸比拼，更是台湾未来路向何方的缩影。
谢选骏指出：1989年以前，大家都说邓小平是“大陆的蒋经国”。而“共同富裕”显然就是“三民主义的均富”一途。然而不对！六四屠杀一出，邓小平撕下了假面具，露出了吃人的獠牙——“共同富裕”不是“三民主义的均富”，而是“屠杀的均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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