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球化就是互联网

《肺炎疫情：新冠病毒会令全球化倒退吗？》（乔蒂·布鲁姆 BBC商业事务记者 2020年4月3日）报道：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令全球很多货运暂停。

在过去的25年，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流行词。

它或许听起来是一个颇为奇怪的概念，因为任何经济历史学家都会告诉你，人类国际通商活动，已经有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历史。

看看中世纪的香料贸易或者东印度公司就知道。全球化讲的其实是国际贸易当中的规模和速度，它在最近几十年里迅速爆炸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更便利的旅行、国际互联网、冷战结束、贸易协议和迅速发展的新兴经济，所以这些因素加起来创造了一个体系，我们对世界另一边的依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得多。

正因为如此，新冠肺炎（COVID-19）的肆虐才会如此立竿见影地影响了经济。

世界各地的汽车厂停止了生产。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的首席经济学家贝塔·贾沃西克教授（Professor Beata Javorcik）说，过去这17年，全球经济变化的速度也是深刻的。

“我们回头看2003年‘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或称非典型肺炎）流行的时候，中国占全球经济产出的4%，”她说，“现在中国所占的比例是当时的四倍，即16%。所以这就意味着，不管在中国发生什么事情，对世界的影响都要大得多。”

全球化帮助解释了英国几乎所有大型汽车厂都关闭的原因——它们依赖于销售网络，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零部件采购。当两者都崩塌的时候，它们就停止生产汽车了。

所以，中国的财富与健康，对我们的影响比过去更大得多，但是不仅仅是规模的问题——全球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牛津大学的全球化与发展学科教授、《蝴蝶效应的缺点：全球化如何制造系统性风险以及应该怎么办》（The Butterfly Defect, How Globalization Creates Systemic Risk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一书的作者伊恩·戈尔丁（Ian Goldin）说：“风险变成了可以溃烂的东西，这是全球化的要害部位。”

他表示，这不仅是在这一次危机当中才看得到，在2008年的信贷紧缩和银行危机当中也有，还有互联网在网络攻击面前是何等脆弱。这个新的全球经济体系带来了巨大的益处，但是也带来巨大的风险。

3D打印能够帮助商家将生产线设在离市场更近的地方吗？

它帮助提高了收入，令经济迅速发展和令数以百万计的人脱离贫困，同时它也提高了传染的风险，不管是经济还是医学上的传染。

于是，这场最新的危机对于全球化来说意味着什么？

伦敦商学院（London Business School）的经济学教授里查德·波特斯教授（Prof Richard Portes）则认为，现在看来很明显，改变是必须的，因为各企业和人们现在都意识到，他们过去冒了怎样的风险。

“就看贸易吧，”他解释说，“一旦供应链受到（冠状病毒的）干扰，人们就开始在本地寻找其他供应商，哪怕它们价钱更贵。”

“如果人们找到本地供应之后，因为那些已经认识到的风险， 他们就会坚持与他们合作。”

贾沃西克教授也同意，并且认识综合因素将意味着西方的制造业会开始将一些工作转回本土，或者用它的术语叫“外包回流（re-shoring）”。

“我认为（主要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加上新型冠状病毒的大流行，将会令企业切实认真地考虑回流，”她说。

“他们会将一些能够自动化的生产活动回流，因为回流能带来确定性。你不需要担心你国家的贸易政策，而它也给你一个机会，去让你的供应层面多元化。”

不过，这对于西方国家经济来说却不完全是好事。它们现在或许认为，自己已经太依赖全球化，而上述变化则会将两头都截断。

全球化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不是在世界范围内转移产品，而是转移人，转移想法和转移信息；这是我们英国和其他欧洲经济体非常擅长的事情。

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European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的英国贸易政策项目主管大卫·海尼格（David Henig）指出：“服务行业肯定已经跳崖了，而且再看看旅游业和大学吧。”

“今年秋天，西方国家的大学新生入学率肯定会令人担忧。这是一项巨大的出口产业……比如很多大学都依赖中国留学生。”

西方国家的很多大学都依靠学费更高的国际留学生，这是一项重大的收入来源。

认为全球化就只是将制造业或者供应链转移到成本更低廉的亚洲国家，这种想法太过简单。它还会导致愿意付费来我们的大学学习的外国留学生大量增加，还有大量富裕的游客想要来这里花钱，这还只是服务业的其中两项。

令全球化放慢甚至是倒退，肯定会对这些产业造成非常大的打击。但即使这样，戈尔丁教授仍然认为这一次全球大流行代表着一次重大改变，而且“供应链碎片化在2019年到顶了”。

不过，有一些领域，比如3D打印、自动化等，已经能够感觉得到对客户订制化、快速投递以及保护主义的需求；现在似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只会加速这个进程。

然而，真正的担忧不在于这些变化是否会发生，而是它会走多远，以及人们将会如何管理它。

戈尔丁教授有一个简单清楚的方法来解释不同的选项——结果会是更像一战之后，还是二战之后？

我们可能像1918年之后那样变弱，国际组织更加弱势，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经济萧条加剧。或者，像1945年之后那样，有更多的合作和国际主义，像布莱顿森林体系、马歇尔计划、联合国以及关税贸易协定等等。

二战之后，因为布莱顿森林会议力图制定更公平的经济秩序，对于世界的未来有更乐观的期待。

戈尔丁教授仍然比较乐观，但他担心的是谁将领导这一切。“我们可以乐观，但是我们也肯定没从白宫那里看到领导力，”他说，“中国也不能马上就站起来，而大不列颠也不能领导欧洲。”

波特斯教授也有这样的担忧。他指出：“2009年伦敦G20峰会商定一万亿美元（8000亿英镑）的国际合作协定，连德国都加入了。但是现在，G20里面没有领导者，而美国是在国际场合当中缺席。”

全球化会倒退吗？很可能不会，它对经济发展太过重要了，倒退不可能，但是却很可能会放慢。

不过，更重大的问题是，我们从这次危机当中汲取教训了吗？我们会学会发现、控制和管控全球化似乎必然伴随的风险吗？因为要做到这一点，目前似乎还缺乏所必须的合作与领导力。

谢选骏指出：BBC相当愚蠢，尽管它已经是世界上最为杰出的新闻媒体了——所以我经常引用BBC的报道文章进行批判。BBC甚至不懂，所谓的“全球化”就是互联网，就是从互联网时代真正开始的！就此意义而言，不消灭互联网，全球化就无法倒退。而管控全球化的唯一方式，就是我所提出的——“平定主权国家、建立全球政府”！

《肺炎疫情与互联网时代 BBC记者假想2005年》（罗瑞·斯兰-琼斯 BBC科技事务记者 2020年3月31日）报道：

2005年的手机、BBC著名主持人休·爱德华和手提电脑——新冠病毒疫情，封城隔离禁足，当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给我们生活造成的影响，是举国上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我记得1960年代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后的新闻简报。我记忆深处也永远镶嵌着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但是论及对日常生活的深重影响，没有任何一件事能与如今的全球大流行疾病相比。

然而，当我每天与同事们开视频电话会议时，当我隔着整个伦敦与困在公寓里的儿子和孙女用FaceTime打视频电话时，当我更新自己在不同社交平台上的账户内容时，我突然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这一切发生在2005年，也就是智能手机时代之前，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处境呢？

科技进步

2005年时，我们现在用来保持通讯往来的很多电子工具都还没有面世。有些虽然已经面世，但用的人少之又少。

那一年，脸书（Facebook）才刚创办一年，还只是美国大学里的一个新现象；等到流行到英国的各个大学时，已经是2005年的秋天。

那时候，人们还没有想出来Instagram和WhatsApp。如果你谈论社交媒体，只会让人一脸茫然，尽管2005年英国独立电视台ITV买下了《老友重逢》（Friends Reunited）这套节目，让很多人重新找到了老同学。

2005年诞生了YouTube， 一年之后出现了推特（Twitter），两年之后的2007年，苹果公司才推出了iPhone。

现在，即便我们闭门不出，智能手机仍然是我们连接互联网的主要窗口。

宽带网络

15年前，英国大约只有800万个家庭有宽带。他们的台式电脑可以上网，但是速度是每秒10兆，以此速度下载一张专辑需时1分半钟。而英国的另外700万个没有宽带的家庭如果想上网还需要通过电话线，速度之慢就像乌龟在爬行。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享有的各种各样重要得像生命线一样的网上服务，那时候才刚刚起步。

Skype倒是有了，一个立陶宛的创业者在2003年发明的。但在2005年，它仍然不过是一种网络电话而已，可以用来开电话会议。Skype直到2006年才添加了视频电话会议功能。

那时候你如果真想跟对方视频电话，需要高端昂贵的设备。现在我们与朋友和家人可以随时通过各种渠道视频对话。

我们还发现了Zoom和Bluejeans等视频平台。上个星期，Zoom这个人们向来只用于办公联系的应用程序，在苹果应用程序店里的销量居然大幅飙升至第二，在排行榜上仅次于抖音。

远程上班

如今96%的英国家庭都安装了宽带，平均的下载速度达到每秒54兆。这让数以百万计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可以在家里远程上班。

中国社交媒体抖音在全世界有5亿用户，其中大部分是青少年

20年前就预测的远程上班现象，如今终于成为现实，而使之成为现实的唯一原因就是我们有足够多的人既有网络又有数码工具高效地完成了工作。

我从自家的阁楼上可以与美国的科技公司老板们面对面采访，也可以跟一群同事们讨论各种新闻。

面对疫情采取的封城措施的确对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要不是有网络和数码工具，破坏将会更加惨重，令人难以想象。

2005年，很多超市的网上购物系统就已经开始运营，不过只占销售额的3%。

而现在网上销售占总销量的两成，最近我们更看到了超市送货车队和司机们在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中多么必不可少。

15年前，还没有云端运算为各家企业快速扩展提供更多便利。那时，网店如果面对像最近这样的突然飙升的顾客需求，肯定会更加难以应对。

教育技术

2005年已经有了很多关于教育技术的讨论，但是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如何改进学校自身的信息技术系统，而不是引进远程学习，因为那时很多孩子还没有电脑，家里也没有宽带上网。

我们现在担心卫生部门得不到所需要的技术，但是设想一下在2005年人们会如何拿处方，如何查证新冠病毒的症状呢？家庭全科医生那时候还没有上网，英国的国民医疗保健系统（NHS）的热线电话也还没有问世，也就是说，要拿处方或检查症状很可能要在电话上等待几个小时。

社交媒体促进舆论自由，但操纵信息危及民主

至于娱乐，2005年平板电视还刚刚开发在市场上推出，高清电视尚在研发当中，而且电视还没有与互联网相连接。也就是说，还没有流媒体服务，学生们在家上体育课不可能，家长们也不可能在家里参加瑜伽课。

他们可能会翻出一盘教授健身课程的磁带塞进录像机里。

肺炎疫情封城隔离期间，为邻居小区服务的应用程序证明了自己存在的宝贵价值，为街道社区组织起来帮助困境中的老弱病残者提供了便利。在我住的这条街上，在许许多多的街上，好心的左邻右舍们把传单递进千家万户，让人们知道有需要时可以找他们帮忙。这样的社区精神并不依赖最新的科技。

最近几年，人们关心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对我们生活方式的影响，我们得到告诫说，网上的朋友不是真朋友，什么也比不了面对面的交流，整天对着屏幕对身体有害，等等。但是这次疫情危机过后，我们再看这些科技工具时或许会有一种新的欣赏。只要运用得当，所有的科技平台、工具和产品都可有极致的用途，甚至可以拯救生命。

谢选骏指出：在2005年之前一年的2004年，我就连载发表了《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五百篇，总数一百二十万多字。因为在那之前我就认识到了，互联网会是全球社会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