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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29日星期五

谢选骏:尼安德特人的杂交与人类的原罪



《人类祖先与尼安德特人的性生活如何影响我们的今天》(扎利亚·格罗维特 BBC Future 2021年4月14日)报道: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早期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之间发生性关系的情况并不罕见。


在史前罗马尼亚崎岖的山区,他们四目相遇。


他是一名尼安德特人,身上除一件毛皮斗篷外不着寸缕。他体态良好,肤色苍白,可能因为晒伤略微有些发红。在他一侧厚实的二头肌周围,戴着一支鹰爪手镯。她是一名早期现代人,身着带有狼皮的动物皮大衣。她肤色较深,双腿修长,头发绑成了辫子。


他清了清嗓子,上下打量着她,然后用他高得不像话、充满鼻音的嗓音施展他最好的搭讪之术。她茫然地望向他。他的运气有点差,原来二人语言不通。他们尴尬一笑,之后的事情,我们大概都可以猜到。


当然,他们之间发生的事可能远不如言情小说情节那么火辣。或许属于尼安德特人的一方其实是女方,男方才是我们物种的一员。或许他们的关系是随性、务实的那种,只是因为当时他们周围没有什么人。甚至还有说法认为,这种关系并非双方都你情我愿。


永远都不可能知道这次或其他类似相遇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两人的确曾在一起过。大约37000年至42000年后,在2002年2月,在罗马尼亚城镇阿尼纳(Anina)附近喀尔巴阡山脉(Carpathian Mountains)西南部的一个地下洞穴系统内,两名探险家取得了一项惊人的发现。


首先,连到达那个地方都不容易。他们先是在一条水深至脖子处的地下河中涉水200米,之后带着水肺沿一条水下通道潜行30米,又向上爬行了300米,来到“老鼠洞”,从那里进入到一个此前不被人知的洞穴内。


在这个被称作“骨之洞”(Pe?tera cu Oase)的地方,他们发现了数以千计的哺乳动物骨骼。在这座洞穴悠久的历史中,这里被认为主要是雄性洞熊(cave bears)的居住地,洞熊是棕熊的亲戚,目前已经绝种,那些骨骼的大部分正属于洞熊。在它们表面上放着的,是一个人类颚骨,放射性碳测年显示,这块骨头的主人是已知的最早的欧洲早期现代人之一。


这些遗骸被认为曾在洞穴内被自然冲刷,之后一直遗留在那里,没有受到干扰。当时科学家们注意到,尽管那片颚骨从外观上看绝对属于现代人,但同时还带有一些不寻常的类似于尼安德特人的特征。多年后,这一预感得到了证实。


当科学家们在2015年对提取的DNA进行分析时,他们发现这名个体是男性,可能有6%-9%的尼安德特人血统。这是在早期现代人身上发现的最高尼安德特人基因浓度,也是当代欧洲人和亚洲人身上浓度的近三倍,后者的遗传组成中有约1-3%为尼安德特人。


由于这个基因组包含大量不间断的尼安德特人序列,科学家计算得出,颚骨主人可能是在近至四到六代之前有一名尼安德特人祖先,也就是说颚骨主人的曾曾祖父母,或者曾曾曾祖父母,或曾曾曾曾父母中一人可能是尼安德特人。他们确定,这层联系存在于他出生前两百年之内。


除了颚骨,研究人员还在洞内另一名个体的头骨碎片上发现了类似的混合特征。科学家们尚未能够从这些遗骸中提取DNA,但与那片颚骨一样,他们认为这片头骨也属于一名拥有尼安德特人祖先的人。


在那之后,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早期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之间发生性关系的情况并不罕见。当前人类的基因组内有迹象显示,这种情况发生在许多不同的场合,涉及的地理区域广泛。直到近日,有的人身上携带着至少两种不同的尼安德特人种族的遗传物质,有一项分析认为,这两个种族曾在欧洲及亚洲多次与人类杂交。


实际上,尼安德特人的DNA存在于如今活在世上的每个人体内。就连祖先不被认为曾与尼安德特人有直接接触的非洲裔,他们身上也存在着尼安德特人的DNA。而这种转移也同时在逆向进行。在2016年,科学家们发现,在西伯利亚阿尔泰山脉发现(Altai mountains)的尼安德特人体内可能有1-7%的生活在大约10万年前的现代人祖先基因。


最为关键的是,尽管你可能认为那些发生在古代的联结的露骨细节已经遗失在史前时代,但今天仍有一些线索可以告诉我们当时的大致情形。关于人类历史中这一挑逗性的片段,以下是你想要知道的全部内容。


接吻


2017年,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人类学家劳拉·维利奇(Laura Weyrich)在一颗史前年代的牙齿上,发现了一个需要用显微镜才能看到的、拥有48000年历史的微生物的微弱标记。


“我把古代微生物看做一种了解过去的方式,而牙结石真的是重建古代人类体内微生物的唯一可靠方法,”她表示。


维利奇对尼安德特人的饮食及他们与周围环境的互动方式格外感兴趣。为了找到答案,她对在三个不同洞穴中发现的牙齿的牙菌斑DNA进行了测序。


其中两个样本来自于在西班牙西北部艾尔-西德隆发现的13名尼安德特人。这个地点最近被一种阴谋说困扰,因为据悉,这些尼安德特人中有许多人似乎患有先天性畸形,比如畸形的膝盖和椎骨,以及幼年结束后仍被保留的乳齿。这个族群被怀疑由近亲组成,他们在长期近亲繁殖后积累了隐性基因。这一家人的生命最终以不幸结束,他们的骨头上留下的迹象表明,他们是被吃掉的。他们被认为是地球上最后一批尼安德特人中的一员。


令维利奇感到意外的是,其中一颗牙齿带有一种类似细菌的微生物口腔甲烷短杆菌(Methanobrevibacter oralis),它至今仍可以在我们的口腔中被发现。通过对比尼安德特人的版本与现代人类的版本,她得以估算出,这两个版本大约在12万年前分道扬镳。


如果尼安德特人和当今人类一直都拥有同样的唇间伴侣,这种情况会出现得早得多,至少会是在45万年前,当这两类亚种分离时便已应该出现。“这意味着,自那之后微生物的转移就已经发生了,”她说。


我们无法确切知道这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但这可能与12万年前发生的一些事情有关。“对我来说,令人着迷的是,这同样是我们描述人类与尼安德特人杂交的最早的时期之一,”维利奇称。“因此很高兴看到在那种互动中一个微生物被包裹住了。”


她解释称,这种转移的一种可能路径是接吻。“当你亲吻一个人时,口腔内的微生物会在你们的唇间来来去去,”她说道。“这可能只发生过一次,但神奇地得到传播,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群被感染的人之后的发展非常成功。但也有可能的是,这种事情发生得更加频繁。”


另外一种转移口腔内微生物的方式是分享食物。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尼安德特人曾为早期现代人准备食物,但一顿浪漫的餐食可能是甲烷短杆菌转移的另一种方式。


对于维利奇来说,这项发现之所以令人兴奋,是因为它显示,我们在很久以前与其他类型人类的互动对于塑造我们今天所携带的微生物群落起到了作用。


这就给她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的微生物体(microbiome)之所以可以正常工作,是否是因为我们从尼安德特人那里得到了微生物呢?”


她举例说,虽然甲烷短杆菌往往与现代人的牙周炎有关,但在许多牙齿十分健康的史前个体内也有这种微生物的踪迹。她设想,在未来可以根据从古代牙菌斑中获得的信息为生活在现代世界的人重建更加健康的口腔微生物组。


大约13万年前,现在是克罗地亚的尼安德特人从鹰的脚趾上切下了爪子,可能用来制作首饰。


男性,还是女性尼安德特人?


我们无法确定,大多数情况下是女性尼安德特人与男性早期现代人发生关系,还是反过来的另一种情况,但有一些线索让我们进行推断。


2008年,考古学家们在俄罗斯阿尔泰山丹尼索瓦洞穴(Denisova Cave)发现了一根断指骨和一颗臼齿,从中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人类亚种。多年来,“丹尼索瓦人”只有因这个地方出土的少量样本和他们的DNA才被人知晓,科学家们发现,他们的DNA直到今天仍存在于东亚及美拉尼西亚血统人口的基因组中。


与今日人类相比,丹尼索瓦人与尼安德特人的关系要密切得多。这两者的分布在亚洲地区可能有过数十万年的重合。这在2018年变得尤为明显,当时发现了一个骨头碎片,它的主人是一名年轻女孩,昵称为丹尼(Denny),她的母亲是尼安德特人,父亲是丹尼索瓦人。


因此,如果男性尼安德特人的染色体与丹尼索瓦人相似,这将是说得通的。但当科学家对生活在38000至53000年前时代的三名尼安德特人的DNA进行测序时,他们惊讶地发现,三名尼安德特人的Y染色体与当今人类有着更多相同之处。


研究人员称,这说明,尼安德特人与早期现代人之间有着“强大的基因流动”,他们进行了相当多的杂交。实际上,伴随着尼安德特人的数量在其灭亡之际逐渐减少之时,他们的Y染色体可能已经灭绝,并完全被我们的Y染色体取代。这说明,有相当数量的人类男性祖先曾与女性尼安德特人发生性行为。


但是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其他研究还显示,尼安德特人的线粒体也几乎是一样的结局(线粒体是帮助将糖转化为可用能量的细胞器)。线粒体只通过母亲传给他们的孩子,因此当2017年,早期现代人的线粒体在尼安德特人遗骸中被发现时,这暗示着,我们的祖先也与男性尼安德特人发生过性关系。这次,杂交的情况很可能发生在27万年至10万年前之间,当时人类活动大多局限于非洲。


性传染病


几年前,维尔·皮梅诺夫(Ville Pimenoff)在研究性传染病人类乳头瘤病毒(HPV)时注意到一些奇怪的事情。


乳头瘤病毒在动物中无处不在, 包括熊、海豚、乌龟、蛇以及鸟。实际上,几乎在所有被研究过的物种身上都发现过乳头瘤病毒的存在。仅在人类身上,就有超过100种不同的菌株在传播,它们导致了全球99.7%的宫颈癌的发生。其中最致命的一种是HPV-16,因为它会在体内存在多年的同时悄悄破坏感染的细胞。


但是特定HPV病毒变异毒株被发现的地方在全球有明显差异。在全球大部分地区,最常见的是A型病毒,而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大部分人感染的是B型和C型病毒。最有意思的是,这种模式与尼安德特人DNA在全球的分布完全相符,撒哈拉以南地区人口不仅携带不常见的HPV毒株,他们携带的尼安德特人遗传物质还相对较少。


为了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皮梅诺夫使用了当今A型中的遗传多样性来计算得出,它首次出现于大约6万至12万年前。这使它比HPV-16的其他类型更加年轻,重要的是,这恰好发生在早期现代人出现在非洲并于尼安德特人接触的那段时间。尽管很难证明事实绝对如此,但皮梅诺夫相信,他们之后立即开始交换性传播疾病,而HPV-16的不同反映了一个事实,我们是从他们祖先身上得到A型病毒的。


“我使用计演算法进行了数千次测试,结果一直是一样的,那便是最合理的情况,”皮梅诺夫称。根据当今HPV病毒传播的方式,他怀疑,这种病毒曾不止一次被传播给人类,而且还会在许多不同的场合传播。


“这不太可能只发生过一次,因为那样的话传播就不可能继续下去,” 他说。“这些性接触应该在欧亚大陆更加典型,因为在这个地区两种人类人口都曾存在。”


有趣的是,皮梅诺夫还认为,人类从尼安德特人获得A型病毒的说法可以解释为什么它在人类中致癌性如此之强。因为我们相对最近才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病毒,因此我们的免疫系统尚未发展到足以清除感染细胞。


事实上,与尼安德特人发生性行为可能还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其他病毒,包括一种古老的艾滋病毒的亲戚。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因此对我们失散多年的亲戚感到不满,因为也有证据表明,我们给了他们一些性病,包括生殖器疱疹。


性器官


尽管想要知道尼安德特人生殖器官长什么样的想法似乎有些过分,但不同生物体的生殖器已成为大量科学研究的主题。在撰写本文时,在谷歌学术搜索(Google Scholar)中搜索“阴茎进化”会得到98000个结果,“阴道进化”会得到87000个结果。


事实证明,动物的性器官可以揭示其生活方式、交配策略及进化史方面数量惊人的信息,因此,思考与他们性器官有关的问题只是了解他们的另一种途径。


动物界含有千变万化的富有想象力的设计。其中包括船蛸及其蠕虫状的可分离的阴茎,它们可以单独游动以与雌性交配,这是一种被认为是得到进化的实用特征,因为雄性的体积只是雌性的10%。另一个例子是袋鼠的三重阴道,使得雌性永续怀孕成为可能。


人类阴茎的一个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们是光滑的。 与我们关系最近的亲戚——普通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它们与我们DNA的99%相似)都有“阴茎刺”。这些微小的倒钩的组成物质与皮肤和头发相同(角蛋白),被认为可以用来清除雄性竞争者的精子,或者轻微擦伤雌性阴道,使其暂时不再做爱。


早在2013年,科学家们便已发现,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基因组缺乏阴茎刺的遗传密码,就像现代人类一样,这表明它至少在80万年前就已经从我们共同的祖先中消失了。这个变化很重要,因为阴茎刺被认为在杂交物种中最为有用,它们可以帮助雄性使繁殖机会最大化。有人因此推测,像我们一样,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大多数也是一夫一妻制。


性生活随意


然而,有一些证据显示,尼安德特人的性生活的确比现代人更为随意。


对胎儿的研究表明,子宫中睾丸激素等雄激素的存在会影响一个人成年后的“指长比”(digit ratio),即食指与无名指的长度比。在睾丸激素较高的环境下,人们的指长比往往更低。无论性别如何,结果通常都是如此。


自从这一发现以来,人们已经发现手指比例与面部吸引力、性取向、冒险精神、学习成绩、女性的共情程度、男性掌控欲,甚至男性睾丸大小之间的联系,尽管该领域的一些研究存在争议。


早在2010年, 一群科学家便注意到了存在于人类近亲之间的一种模式。事实证明,黑猩猩、大猩猩和红毛猩猩(通常杂交更多)的平均指长比较低,而在以色列一处洞穴内发现的一名早期现代人和当今人类的指长比更高(分别是0.935和0.957)。


人类普遍是一夫一妻制,因此研究人员提出,一个物种的

指长比与其性策略之间可能存在一种联系。如果他们的想法属实,则指长比介于上两个种群之间(0.928)的尼安德特人比早期现代人和当今人类一夫一妻制的程度要略低一点。


大团圆


在一名尼安德特人和一名早期现代人结合后,他们可能在男性居住的附近定居,之后每一代后代都遵循相同的模式。尼安德特人的遗传证据显示,他们的家庭由有血缘关系的男性、他们的伴侣及子女构成。女性似乎在找到伴侣后便离开原生家庭。


另一种对尼安德特人和早期现代人结合的分析来自于一份对他们留在今日冰岛人体内基因的研究。去年,一个针对27566名冰岛人基因组的分析揭示了尼安德特人可能的生育年龄:女性尼安德特人的生育年龄通常晚于女性早期现代人,而男性尼安德特人通常在年轻时便成为父亲。


如果我们的尼安德特-早期现代人情侣有了一个孩子,那或许跟其他尼安德特人一样,母亲会母乳喂养大约9个月,并在14个月左右完全断奶,这比生活在现代非工业社会的人类的断奶时间要早。


对于这些发生在远古年代互动的好奇心正在不断揭示尼安德特人生活的新信息,以及他们为何消失。


最后的尼安德特人:最后一代


即使你对古代人类没有兴趣,这些结合也被认为促成了现代人类拥有的一系列体征。从肤色、发色、身高,到我们的睡眠模式、情绪及免疫系统。对他们的了解已经用于对现代疾病的可能疗法,例如靶向一种尼安德特人基因的药物被认为可以用于治疗新冠病毒重症患者。


现在人们认为,尼安德特人之所以在大约4万年前灭绝,部分原因可能是我们之间的互相吸引,以及突然的气候变化及近亲繁殖等因素。


一种新兴的理论是,这两个亚种携带的HPV及疱疹等疾病最初形成了一道看不见的屏障,阻止他们中的任何一方扩大他们的领土并进行接触。在几个他们曾经重叠的区域,他们的确曾经杂交,早期现代人获得了有用的免疫基因,从而突然可以进行进一步冒险。


但是尼安德特人则没有那么幸运。模型显示,如果他们一开始便面临更高的患病风险,无论杂交结果如何,他们可能仍然很容易受到这些外来新菌株的侵害,这意味着他们无法摆脱这种困境。最终,现代人类的祖先进入了他们的领地,消灭了他们。


另一个学说是,我们逐渐把他们中相对较小的一部分人口吸收进了早期现代人之中。毕竟,他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我们的Y染色体和线粒体,而他们DNA中至少有20%时至今日仍然存在于人体内。


或许在地球的一处,那对史前罗马尼亚情侣的后代如今正在读着这篇文章。


谢选骏指出:有的研究认为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对现代人的许多疾病负有责任,例如糖尿病、心脏病、抑郁症等。如此看来,与尼安德特人的杂交,这也许就是生物学意义的人类原罪。


《地球上曾经有十几种人,为何最后只剩下了我们智人?》(第一财经 2019-03-22 孙行之)报道:


《尼安德特人》的翻译夏志认为,智人能够占领世界并不是历史的必然,只是因为我们恰好处于某个“风口”,且“没有遇到更幸运的物种”。


当斯万特·帕博(Svante P??bo)成功测序尼安德特人基因组,并通过《科学》杂志公布成果时,全世界为之震惊。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幸存的“人种”弄清了一个已灭绝“人种”的基因。更有趣的是,这位科学家证明了,我们智人曾经距离尼安德特人如此之近:今天,非洲以外的人依然继承了1%~4%的尼安德特人基因。这意味着现代人的祖先与尼安德特人有过杂交。而且,尼安德特人的基因至今对我们人类有小而明显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尼安德特人并没有完全灭绝。他们搭上了智人的顺风车,将一部分基因保留到了今天。


2010年4月论文发表后,这位古DNA领域的开创者接连受到宗教激进主义者的威胁,同行的赞美或批评,以及各国记者蜂拥而至的采访,其中还包括《花花公子》杂志。“我接受了他们的采访,因为这可能是我唯一一次出现在《花花公子》上的机会。”这份杂志最后将报道写成一个4页的故事,名为《尼安德特人之爱:你愿意与这样的女人睡觉吗?》。


既往对尼安德特人化石的研究,让人们对这位“亲属”形成了这样的印象:骨骼粗壮、肌肉发达、毛发浓密。他们脑容量虽大,但头脑简单,性情粗野,还可能有同类相食的不光彩历史。这种颇为野性的形象的确不怎么讨喜,尤其是将之与女人放在一起想象的时候。帕博曾收到12名女性寄来的信,说自己的丈夫是尼安德特人。46位写信给他的男士却没有这么谈论妻子,他们反倒觉得,自己是尼安德特人。


向《花花公子》谈尼安德特人,对这个不时冒出奇思妙想、充满幽默细胞的科学家来说,并不令人意外。毕竟,当他还是一名博士生的时候,就为了要证明“DNA分子能够在木乃伊中留存下来”而在实验室偷偷烤牛肝,还详细描述了一下他切割木乃伊的“手感”,引来同事侧目。他的学术生涯自传《尼安德特人》也是妙趣横生,令人捧腹。不过,他接受《花花公子》的采访可不是心血来潮。这不仅因为现代人类的祖先的确与尼安德特人有过基因交流,同时,这位科学家也希望尽可能让更多人了解这项成果。


除《尼安德特人》外,最近还出版了另两本围绕人类起源的著作:《人类起源的故事》和《进击的智人》。前者的作者大卫·赖克(David Reich)是哈佛大学教授,与帕博同属顶尖的古DNA专家。在书里,他从古DNA的角度,讲述了人类从南方古猿进化至今的过程。《进击的智人》则是国家博物馆讲解员河森堡所写的科普书。三本书的侧重点不同,但都指向一个始终吸引着人类的根本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何以成为人类?“其实,关于人类起源的书也出了很多,只是《人类简史》火了以后,这方面的图书更容易被提起了。”河森堡说。


时间越向前推,人与猿的边界、人类种群与种群的边界就越是模糊。正如大卫·赖克所说:“今日的人类是过去的人群混血的结果,而过去的人类同样也是混血的结果。所以,人群的大融合才是主线。”然而迄今为止,即便是对帕博这样掌握了基因密码的科学家而言,人类种群的交融“仍然很神秘”。


吵吵闹闹的人属家族,和孤零零的智人


在国家博物馆展厅做讲解时,河森堡通常会以这样一个问题作引子:“大家凭什么说自己是人呢?”他得到的回答五花八门。有人说,人能用火,也有人说,人会使用工具和语言。可他觉得,这些回答都不确切。因为朝鲜动物园里的黑猩猩也会用打火机给自己点烟,那样子熟练得就像一个“老炮儿”。而语言,更不是人类的专属,黑猩猩也会使用语言,鲸鱼声音信息的传播范围更是比人类大得多。


更何况“人属”大家族里,还有许多“远亲近邻”。目前,人们所知的比较有名的人种,就包括尼安德特人、匠人、海德堡人、丹尼索瓦人、鲁道夫人等。只不过,在距今约1万年的时候,这些“表兄弟”已经全部离我们远去。智人,成了人属大家族中孤零零的一支。


“如果要说我们‘智人’和其他‘人种’有什么差别的话,我并不认为必定存在,只要一个人提出一个宏观的区分原则,必定会有反例可以证伪这个观点,”河森堡说,“当然,从基因上看,差别或许是明显的。”


帕博的古DNA测序技术,为理解“人类的本质”提供了全新的工具。但基因差异究竟会对人的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又是哪部分差异使得智人挣脱而出,在演化之路上与其他灵长类动物分道扬镳?


帕博曾就此求教于莱比锡研究所的心理学家迈克·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著有《人类思维的自然史:从人猿到社会人的心智进化之路》《人类道德自然史》等书)。托马塞洛发现,10个月大的幼儿和幼猿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认知差异,但到了大约1岁的时候,人会指向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并引起别人的注意。帕博相信,这种强制吸引他人注意的行为是人特有的,也是有遗传基础的。正是由于这种能力,人群之间才有了教与学。这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幼猿必须通过反复试验才能学会每一个技能,因为没有父母或其他成员主动教它们,而人类的行为是建立在上一代积累的知识基础上,所以更为有效。”


并不是智人最强,只是没有遇到更幸运的物种


刚刚得知《尼安德特人》出版,夏志就十分高兴地打算把这本书介绍到中国。“我们搞生命科学的,都知道尼安德特人的重要性。”多方打听以后,这位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秘书长才被告知,后浪出版公司已经买下版权,正在找合适的译者。双方一拍即合,夏志成了这本书的翻译。


对斯万特·帕博的大名,夏志也是如雷贯耳。“帕博的最大贡献是有效地剔除污染干扰等问题,开发了更准确的古DNA提取流程,可谓是进化遗传学的奠基者。”帕博的这项发明,掀起了人类学领域的DNA技术革命,这对人类演化路径的研究至关重要。同为古DNA科学家的赖克毫不吝惜对自己所在研究领域的赞美:“如今,人类基因组变异分析在研究远古时期人口变迁中起到的作用早已超越了传统的考古学领域——对文物的研究。”


帕博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测出了尼安德特人与丹尼索瓦人的基因组。这两种人都对我们现代人的遗传有贡献。今天的巴布亚人身上就带有4.8%的丹尼索瓦人基因。而且,我们现在还能明显感受到这两种古人类带来的影响:他们的基因与我们身上的糖尿病、心脏病和抑郁症等疾病有关。同时,今天西藏本地人能很好地适应高海拔环境,这也是得益于丹尼索瓦人的遗传基因——他们能适应高海拔的基因进入智人体内后,很快在西藏地区扩散开来。


2010年,首批5个人类基因组公布后,古DNA研究就进入了一个突飞猛进的阶段。2015年,赖克在哈佛大学的实验室就发布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古人类全基因组。两年以后,他的实验室就已经独立生产了超过3000个全基因组数据。


但要具体了解古人类生活图景,还得依靠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比如,正是通过考古学研究,我们知道了尼安德特人与智人的差别。河森堡在书中提到,尼安德特人虽然也可能穿衣服,但只是裹在身上——他们不会像智人那样缝制衣服。尼安德特人在地球上存在了30万~40万年,生产工具却并没多大革新。他们不会制造复杂的工具,比如需要几个部件配合的弓箭,也不会制造精巧的、需要反复打磨的骨针之类器具。他们有埋葬同伴的习俗,却似乎没有“尊老”的传统。人类学家曾对克罗地亚的一个旧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考察,在70个尼安德特人的骸骨中,他们没有发现一个超过30岁的“老人”。这意味着上一代人的知识与经验,很难在群体中传承下去。智人则不同,复杂的语言系统让老人能够传播知识,也让他们继续在族群中占有一席之地。


《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认为,尼安德特人不具备抽象思维。但河森堡在《进击的智人》中引用了一个最新发现:2018年2月的《科学》杂志介绍了一幅西班牙洞穴壁画,描述的东西类似梯子,还装饰着一些凌乱的手印。研究者称,壁画的创作者很有可能是6.4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这样的图案虽然很令人费解,远不像旧石器时代的阿尔塔米拉壁画那样能令我们感同身受,但河森堡认为,这还是能够说明,尼安德特人比之前科学家们所认为的更先进,甚至可能有了复杂的文化行为。


两万年前,存在了30多万年的尼安德特人彻底被埋入历史的尘埃,智人则迈开了占领整个星球的步伐。当同样穿着衣服、说着“人话”、举着火把的智人与来自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在中东相遇,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是否有过你死我活的厮杀?这依然是个谜。


哈佛大学的遗传学家、基因工程先驱乔治·丘奇(George Church,著有《再创世纪:合成生物学将如何重新创造自然和我们人类》)就曾提出,科学家们应该想办法去“克隆”尼安德特人,让他们与我们重新相遇。这样的实验花费约为3000万美元。在夏志看来,“这个提议比较科幻,大的方向倒是不令人感到意外,但具体实施起来,难度还是不小”。即便技术允许,伦理上也难以过关。“科学界肯定是倾向于把他们当成‘人’看待,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尼安德特人降生所引起的争议,肯定不比贺建奎的基因编辑婴儿小”。


夏志一直持有这样的看法:智人能够占领世界并不是历史的必然,只是因为我们恰好处于某个“风口”。“并不是因为我们最强,只是在那个当口,我们没有遇到更幸运的物种。”


谢选骏指出:这些无神论的科学家,只知魔鬼的“幸运”,不知上帝的“恩典”,所以他们滥用技术制造病毒,造成了全球大流行瘟疫!这使我想起了圣经上主耶和华要求灭绝迦南人的启示。我想,迦南人大概率地携带了某种致命的病毒。上帝为了拯救干净的人类,而不得不这样“分别为圣”。但是以色列人却没有听从上帝的命令,私下里保留了不该保留的脏东西,结果使得自己失去了神的恩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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