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杨朱学派和墨者、道家的关系
杨朱及其学派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自应占一定的地位，但由于确切可徵之文献不足，其言论著述、派别渊源，尚需考辨钩稽。
先秦典籍，如孟子、庄子、韩非子，都明白提到杨朱，有的把杨朱与墨翟并提在一起，孟子更以杨朱是当时颇有势力的一个学派的开创者，“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据此，杨朱及其学派的存在，当然是毫无问题的，但我们仔细检视庄子天下篇与荀子非十二子篇而深感诧异的则是：这两篇以严正态度总结古代学术思想的重要文献，于各派均有所评论，而独未明确提及杨朱一派，这就不能不使人们怀疑孟子评断的确切性，因此，与其偏信孟子的话，还不如信任天下篇与非十二子篇的论述，这即是说，杨朱一派并非如孟子所言的那样重要的学派。
关于杨朱及其学派的评述，散见于先秦文献的，大抵略而不详，此派本身的著述，亦无可考。列子有杨朱篇，但列子本为伪书，杨朱篇颇富魏、晋时代的思想气氛，其论旨与杨朱学派“贵生”之义也不尽相洽。因此，我们不能不根据散见于先秦文献有关此派思想的断片来另行钩稽。
先秦诸子论及杨朱学派思想的主旨的，有如下的各条：“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
“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同上，滕文公下）
“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世主必从而礼之，贵其智而高其行，以为轻物重生之士也。”（韩非子显学）“杨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干世乱而卒不决，虽察而不可以为官职之令。”（同上，八说）
“骈于辩者，纍瓦结绳，窜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誊无用之言，而杨、墨是已。”（庄子骈拇）
“阳生贵己。”（吕氏春秋不二）
我们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如下各点：（一）杨朱一派的主旨为“为我”、“贵己”、“轻物重生”。（二）杨朱一派与墨者对立。细绎显学篇所言，“入危城”，“处军旅”，正是摩顶放踵、胫无毛的墨者利天下的行径，而“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之大利易其胫一毛”，正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杨朱一派贵生的行径。古代文献中屡以杨、墨并提，示其对立，实非无据。（三）杨朱后学在战国名辩思潮之激荡中与墨辩对立而互为诘辩。细绎八说所言，“杨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这一“察”字，在当时的用语中，隐含“察辩”之义（郭沫若谓“战国时人辩士亦谓之‘察士’，取其明察之义”，其说甚审）。骈拇篇更明确地指出杨、墨同为辩者，这当是就杨朱后学与后期墨家的墨辩来讲的。
根据上述的杨朱一派的思想主旨，我们认为吕氏春秋本生、重己、贵生、情欲四篇中，实保存有此派思想的重要论点。以前学者对这四篇文字和杨朱学派的关系曾有些考证，但引用这些史料而评论杨朱学派的思想却应采取审慎的态度。我们以为，管子中白心内业等四篇所保存的宋钘、尹文一派的遗著，和吕氏春秋中的这四篇材料所显示的杨朱学派的思想，在文献价值上尚不能相提并论，即这四篇还不能认为是杨朱学派的遗著。因为管子一书的“杂”与吕氏春秋一书的“杂”颇有区别，前者是古文献的汇集，故宋、尹学派的遗著或可得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后者则为有意识、有组织的编撰之作。它虽“杂”百家之言，但作者取舍论断，自有准则。因此，这四篇虽为吕氏门客中杨朱派所撰，但或经吕氏订定，或按吕氏意旨撰写，因而它不能作为杨朱派思想的完整形式来处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上述的理由而过分贬低其史料价值，从其基本精神看来，从某些段落看来，保留了杨朱派思想的重要论点之处，还容易推寻出来。例如同书之应同篇，我们也可确认为其中保存了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不能因其有某些纂入或未明指邹衍之说，就否定其史料价值。
下面我们就这四篇材料作依据，探求杨朱派的渊源所自，流变所至以及其与有关各派的相互关系。
淮南子泛论训说，“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今以墨子、孟子合此四篇的思想来考究，这段话是有道理的，从而我们可以断定杨朱派学说之发生，当在墨子与孟子之间。杨朱的事迹已不可考。韩非子记述杨朱、杨布故事，并无补于考证。庄子屡言阳子居，谓他是老聃的弟子，但阳子居是否即为杨朱，外杂篇之言是否可据为史实，均属疑问。说苑也提及杨朱，但汉人著作谈到先秦典籍中未载的事迹，其史实的可靠程度亦属可疑。严格说来，我们认为没有一条确实的史料足徵杨朱其人的生平行事。墨子耕柱篇记巫马子与墨子之论辩共有五条，其思想与杨朱极为接近，其与杨朱之关系，则无可考；属于杨朱派后期的有子华子、詹何，其言论散见吕氏春秋与庄子外、杂各篇，就其思想的主旨而言，虽然属于杨朱的一派系，但他们与老、庄后学的道家思想，有混合为一的趋势，因而其派别性就难以严格地规定出来。
从现存文献看来，杨朱一派的“贵生”或“为我”的个人极端扩张的理论，乃是墨子功利论的对立学说。墨子、杨朱在道德论上虽然处于对立的形势，但就他们对传统观念的破坏立场来讲，又同为思、孟学派伦理观的对立学说。此外，道家一派在处世态度上本极富个人的色彩，在政治思想也富于“无君”的色彩，故杨朱派与道家在相互影响之下可能渐归融合。我们可以这样说，杨朱一派，始反乎墨，终合于道。
明白了杨朱学派与上述有关各派的对立和融合，我们就可从此种相互关系中探求其基本精神的所在，因而在史料的处理上也就要作如下严格的裁断：（一）吕氏春秋中的那四篇是论述此派思想的基本史料，但其成书年代甚晚；这就必须确定，它虽保有此派的主要论旨，然而其中却具有此派后学倾向于道家的色彩；（二）墨子中有关各篇和此四篇合并来比较研究，颇可发现杨、墨对立的所在，从而窥见杨朱派早期的论旨；（三）墨辩著作及庄子外杂各篇、吕氏春秋有关各篇合此四篇来研究，间亦可窥见杨朱派后期之论旨。总之，由于史料的限制，我们不可能对杨朱学派作出完整的阐述，至于其与有关各派之对立融合，也只能结合此派思想之具体内容加以阐述。
（谢选骏指出：“明白了杨朱学派与上述有关各派的对立和融合，我们就可从此种相互关系中探求其基本精神的所在，因而在史料的处理上也就要作如下严格的裁断”——这是明显的“先下结论，再去搜证”，多像“人民政府”的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法庭”的罗织成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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