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殷代世系的名号与古代思想探源
一
我们知道文字是由野蛮末期进入文明社会的指标之一。中国古代的文字，最早是殷代的卜辞，我们不能超过卜辞来无中生有。卜辞时代包括武丁至帝辛初年，据现存甲骨，其文字约有三千五百字左右。而研究此门文字学最有成绩的有王国维、郭沫若等学著，大体上，经他们的考释，如王国维所说，由文字可以探求制度了。
这里有三个问题，必须究明。
第一、殷代卜辞中有令“众”、“众人”黍或劦田的记载。这无疑地可以说明殷代有奴隶存在的现象，但殷代奴隶社会的构成是低级的。恩格斯说，奴隶现象早在野蛮中期就发生了，要知道，古代制度的潜移默化是很慢的，古人的千年过程比之今人不过十年八年。我们以为殷代奴隶社会的构成（formation）是以家长式的经济为主，大略相当于马克思讲的这样时代：“在家族制中潜伏着的奴隶制随着人口与欲望之增殖，随着对外交通之扩张（不管是战争也好，通商也好），才逐渐地发展起来。”（德意志意识形态，群益出版社版，页一四八。）
第二，农业是发达的，卜黍、卜年是其证据。但牧畜或家园牧畜，还是殷代的产业基础之一。这里，有人会说，盘庚以前凡入迁，至盘庚即定居而不迁徙，似乎盘庚以下二百余年并没有游牧的生活了。其实不然，试观周人东下，公亶父定居于岐山之胥，已经“周原膴膴”，“筑室于兹”，但仍东迁，经过公刘、太王、王季，直至文王，才有了文明社会的条件；武王又由丰迁镐，到了周公，才可以说由渐变而突变，建立起古代文明制度。所以盘庚以后并无一定不迁之理。郭沫若曾破此疑问，他由殷王世系的研究，得知帝乙之世确曾迁沫，所谓殷这一地名，地在今沁阳，周人称之为衣，武王伐纣，由孟津渡河，即先攻此殷地。有迁移之事，至少可以断定殷末农业生产是与游牧牧畜业互相混合的。这里，还得究明财产的所有形态。“所有”这一概念在卜辞中没有显明的痕迹。“田”字之贞卜，只对祖宗之祐，故“受”只用作“受祐”的“受”，而没有像周金文所载的“受土”、“受民”（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之所有）。因此，殷代的生产关系的支配形式是家族制式的奴隶制。
第三，卜辞有“邑”字、“鄙”字，更有“大邑商”之明文，这指明城市和农村的对立已经形成。不过封邑、作邑，如“■■”（封土），还是在低级阶段，即在封树界土的阶段，其封疆界的方法，乃是以树木作于田土之上；故城市与农村的分裂，还在国家成立的萌芽期，与周代太王、王季时代“作邦作对”的文明程度是相似的。而且所谓“邑”，开始并非一下子即能树起城市＝国家的文明，如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说：“像德尔希或阿格拉那样的城市全体，几乎是靠民兵生活的。当国王于某一期间出征战场时，城市即有随之迁移的必要。因此，这种城市，决不是而且也不能是巴黎的都市，不过是较原来的荒野设备得稍舒适一点之野营而已。”这种城市古文献中叫做“京师”，农村叫做“京师之野”，城市是和军事组织分不开的。
由以上三方面主要论证讲来，前二者是论证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关系——生产方式，后者是论证城市国家的起源，它们都是关键性的问题。据我们的研究，殷代可以与古巴比伦对比，而不能与希腊比较，即：古代巴比伦在青铜时代，殷代也到了青铜器时代；古代巴比伦发明了圆形文字，殷代也出现了图形文字；古代巴比伦在两河流域开始从事农耕，殷末也在黄土地带有了卜黍的记载；古代巴比伦牧畜的记载遗说很多，殷代牧畜业也为主要生产；古代巴比伦人和亚述人战争频繁，殷族也和当时的鬼方、土方等常有战争；古代巴比伦杀人的方法颇进步，殷代卜辞所载伐人的数量也多；古代巴比伦曾大伐犹太人，把他们当作俘虏，殷末卜辞也有俘获的记载；古代巴比伦有了历法，殷代的历法也进步。
二
现在我们要研究殷人的意识生产了。殷代的世系称号，可以说是意识生产的最特征的符号。研究殷人的思想，除了人名，似没有更重要的文字可资凭证。我们且根据卜辞所记的世系分做四期：自高祖夔以至王亥为第一期人物；自上甲至示癸为第二期人物；自大乙至小乙为第三期人物；自武丁以后为第四期人物。这里，参证各家的研究，先把殷代世系表列出（见下页）。我们从此表来发现殷代的意识生产，就比较容易了。
一、王国维在殷礼徵文中，首先指出殷王以十干的日为名。这一条铁则，打破了三代谥法的传说，直至周人还沿袭此制。以日为名的殷制显示出什么意义呢？它说明时间观念的发现，是人类最初的意识生产。殷人自上甲微才入于有史时代，郭沫若说：“殷之先世，大抵自上甲以下入于有史时代，自上甲以上则为神话传说时代，此在殷时已然。观其祀典之有差异，即可判知。”（卜辞通纂考释，页七四。）事实上，殷之先世以日名，也是从上甲开始的。为什么有史时代开创者首要以日取名呢？牧人生活对于一定的气候测验是最重要的，尤其风日雨日对于畜群至关重要，在卜辞中尚保存风雨灾异的贞卜，以测吉凶祸福。同时，季节性的自然气候，对于耕植的生产，对于征战的“王事”，对于本族的繁殖，其关系也是很重要的。故殷先人之以日为名，反映了对于自然环境变化的把握，特别是对于时间概念的掌握。
二、殷人以日为名，在世系表上是起自上甲，而何时始用此类概念，则无可确考。王国维曾比较过殷人祀典之异同，他以为上甲至示癸六示合祭，似示癸以前不会使用此项抽象概念。他更断定唐（汤）以后才逐渐进化，用甲乙丙丁的名字才确定起来。据此，殷人之使用此项意识形态还不能够说在殷代全般如此，在各阶段是有区别的。
三、由第一期的人物看来，我们可以确定两种人物的观念。（1）表示“图腾”族帜的动物，如高祖夔（还有见于卜辞的虿、虎、熊等）。这与殷人称其四围部落马方、龙方、林方、虎方等同样，自己对于祖先的族神，并不神秘，一直保存着部落图腾时代的孑遗。人名所用的字皆象形，一望而知。此外在卜辞中尚未考定的，还有羊羔形的人物，也似殷先王的名称。（2）表示气候明晦的原始测验，如季、王恒、昭明、昌若，他们都是根据月之盈亏而命名的，这证明在牧畜或农业庭园耕作时期，时间表象例如明晦的区别是十分重要的。至于相土之“土”字是与祖字示字属于一源，象生殖器之崇拜，还不能说有土地之意义。
四、由第二期的人物看来，上■、■、■、■四人，王国维断为上甲微、报乙、报丙、报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1）甲乙丙丁以日为名的原始形态，四人正相应于郭沫若说的数字之第一组（一二三■［四］），即甲乙丙丁居首的原始表示；（2）甲乙丙丁之所以加以囗或匸■，王氏断为公共墓地的象形，还没有宗庙墠壇之制。示壬、示癸是最早以示称的人名，示即祖先神，且先妣之祭亦从示壬妻妣庚起，这说明到了氏族公社阶段，还遗留对偶婚的迹象。这时虽然有了历史，但都是后人追记的。在后人的意识回顾之中，留下了时间观念（甲乙丙丁）被确定的始基，留下了地域范围观念（□匸■）被确立的原形。
五、由第三期的人物看来，和前二期比较，有以下的不同诸点：（1）如彖甲、■甲，还冠以动物名号，犹存氏族标志的孑遗。（2）大丁、大甲、大庚、大戊、小甲、仲丁、小乙、小辛，都冠以“大”“小”“仲”等名称，表示数量观念的普遍化。若证以卜辞对于数字使用的规矩化，更可了然。（3）唐、戋甲、南庚、般庚的意义是这样：“唐”、“戋”、“南”、“般”都是象形的器物名。唐即成汤，书上传说，汤放桀，武功彪炳，为有殷一代划期的人物。“唐”字作■，与庚字作■相似，“庚”字郭沫若释为乐器，初断为钲，后疑为鼛，似以后说为是。“唐”也是鼓属，象两边系鼓锤，以手持柄，摇动成声，“唐”“庚”之声以得。这种鼓类器相当后世什么器物，尚难判断，但可以知道，它与征战有关，征战用鼓，鼓励杀伐。大乙（天乙）名唐，正表示唐是最初扩大殷族武力的崇高人物。戋甲之“戋”从二戈，亦以武器命名，与唐相类。“南”、“般”都是祀祖所用，或为乐器，或为祭器。从而可知大乙以后殷人始强大，在部落氏族战争中，建立了庞大的氏族社会，以繁殖本族，故意识生产出现了“唐”、“戋”等原始的武力概念和最初礼器的概念，然“唐”、“戋”诸字还是原始的；“唐”字的道德皇大的意义，固然后起于周人，至于“■”字之转为“警”、“敬”诸字，“般”字之转为磐石之安定义，就更后起了。
六、由第四期的人物看来，般庚为两面过渡人物。迁殷以后，殷人的生活比较入于相对的定居时期，人名出现了“武”字、“康”字、“文”字。“武”字从“戈”，乃是“唐”、“戋”二字的发展，并没有周武王的“武”字的道德意义，仅象征征伐权力的宗教崇拜。“康”字，据郭沫若释，和“庚”字相类，不过康字多从“∷”，表示鼓声，与“彭”字之从“彡”相若。“M”皆以声取，故读作“康”、“彭”之声。至于“康”字转为道德义如周康王之“康”，则在卜辞中没有痕迹。末了，殷王系最后出现的人名的“文”字，字从“心”，从大“人”，作■。这是近于道德意义的字，也出现了含有思惟（从“心”）的意义，这是个人权力超过族长公共职能的象征，殷末开始有文明，开始作邑，是和这一意识生产有必然的关联的。但是所谓“文”，尚没有如周文王之“文”字表示“允文”之德义。从这里，我们可以讲，殷代诸王的名称，没有道德字义的意识生产，即没有文明社会的权利义务的关系，直到殷末始出现了“文”字，作为“文”明的起点来做证件。周代诸王，如文、武、成、康，“文”、“武”、“康”皆继承殷末的文明，接受了殷人的思想意识，扩大而为道德概念。“成”字即“城”字，成王营邑，兴作了古代的大城，意识上表示着奠定之义。七、殷代世王名字也有共同的特点，即祖先的崇祀意义。从高祖夔以来之祖、示、王、父、土诸字都具有这一意义。按祖、示、土诸字，皆象雄性的生殖器，后转为宗教一元神，所谓原始的族祖神。这一元神的殷世宗教，是最支配的意识，因而万事求卜，万事迷信于祖宗神的降福降祐。同时，宗祖之义从牡器■，是家父长父权制确立的标示，而族方之义从牝器之“侯”，则留有母权时代的遗制。此外，侯字之出现不是诸侯之“侯”，“侯”同“族”为一义。故卜辞中称某族或某侯是相同的，周族亦称周侯。侯、族皆从矢形，表示氏族首长的征战武功，故“侯”字始义同于“族”，也没有臣职之义。八、殷末二王称帝。“帝”本指天上的祖宗神，到了文明时代，地下的王也称帝了，这表示族长地位具备了超出于社会的个人权力——公权，表示族员之间的阶级分化发展了，这时正当殷、周争天下之时，与武王时代的周人文明相差不至太远了。
以上八点，是我们研究殷世王名在意识生产上的结论。由此就可以了解殷人支配的思想还是氏族的宗教意识，更可以看出四个时期的演变，由图腾而家父长制而公权的建立，看出宗教意识的变化。应该指出，我们的说明是不完全的，有的仅是一种推论罢了。
殷先王名称之外，还有很多“贞人”的名字。他们是掌宗教意识的古代巫卜，万事只有他们才可以全般解决，他们是神的介绍人。这些人名也有与先王人名相似的，如彭、喜、争、旅都有武功义，旅有氏族义，吏、尹有宗教长者义。这些人名的字义也还没有相当于道德与智能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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