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章里，我们屡次说，“私家”学术的中国思想史发端于春秋、战国之际的孔、墨显学的对立。关于墨家部分，下章另有详论；在这里，我们先来讨论孔子的“私学”开创。但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学派，不惟在中古有很大的变化，即在古代，由春秋至于战国之季，其思想的内容，也有着显著的变化与发展，这是不能不加区别的。因此，我们的论题必须遵循历史的程序，单言儒家思想史起点上的古代前期儒家的思想。我们在这里特别表明“古代前期”，就是说以探讨孔子本人与其“及门”弟子的思想为限；至于其“再传”及“三传”以下的弟子，如子思、孟轲等人的思想，当另辟专章详论。为了理解孔子的“私学”开创，须先知道春秋末期“学术下于私人”的历史变化；理解这一变化，又须先知道春秋末期的社会历史的矛盾。关于此点，我们论“古代贤人晚出”时，曾说，西周“维新”的桎梏，规定了春秋历史的难以转变性；并以此为基础，在思想领域内出现了作为公族奴婢的邹鲁搢绅先生。现在，我们将这两点论断，作一较详明的阐述。
当春秋末世，中国古代社会正走着它的迂回的路线，政权下移，由诸侯而大夫，由大夫而陪臣。氏族单位到地域单位的变革过 程，比之希腊社会，显然具备了“难产性”。一方面旧的仍然存在，如左传所记，“齐仲孙湫来省难，……归曰：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公曰：鲁可取乎？对曰：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闵公元年）另一方面，经济城市逐渐兴起并和公族城市对立起来，财产所有制形式有了由公室而世室的相对变化，因而社会阶层上“私肥于公”（私指大夫）的相对变化，社会组织上礼与法（礼以氏族来别贵贱，法以国民强弱来别贵贱）的所谓“晋政多门”制度，使社会的新的因素逐渐成长起来。
在这个所谓“转变”（古代社会的本身转变）的社会发展中，思 想家和事业家很难在社会的经济分工里，显明地分裂出来。因此，春秋前期的思想家如管仲、子产同时也就是当时齐、郑二国的执政大夫，他们的政治的调和政策与“惠人”政策，是在礼与法的夹缝中，适应于相安一时的“君子之道”，所以管仲既讲富国又要尊王，子产既说“天道远，人道迩”，又要崇礼乐，敬鬼神。
从社会分化的进展来看，春秋时代以氏族为标准的礼制（氏所 以别贵贱）正在破坏中，大量自由民的形成，与希腊社会的自由民从富有而没落的路线不同，乃从氏族组织废墟的崩坏中找得路线，这便是所谓“国人”。不管如何难以转变，而春秋究竟是一个转变时代，是正处在一 个难产的由氏族血缘单位向国民地域单位的转变进程中。因此，思 想的发展，必然从西周的“皆原于一，不离于宗”，而趋向于分裂。此一思想的多元分裂，与土地的多元所有适相对应。所以庄子天下篇说：“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然而“分裂”是有一个过程的，尤其在春秋、战国的社会分裂过程的长期转变中，关于人类思想的发展也难于硬来一个突变的大转弯，难于从西周“皆原于一，不离于宗”、“以天为宗，以德为本”的观念世界，一下子便折而突变为“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的百家之学。
我们知道，从中古宗教世界到科学世界的过渡，还有一段上帝文明化（宗教革命）和商业资本主义的泛神论时代。自然，这是另外一个时代的以上帝为本以科学为用的过渡思想，不可与中国古代思想同日而语，但道理是相似的。同样，谁都知道由古老的中国到近代的中国，最初也产生过洋务运动时代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
作者认为，邹鲁搢绅先生的儒术（诗、书、礼、乐），正是以“先王为本，今世为用”的过渡思想，正是春秋社会“私肥于公”的反映。
这种作为过渡观念家的“搢绅先生”，正是春秋时代文化特征的产物。
这也就是说，东迁以后，由于反动的氏族内外战争的蔓延，春秋时代的西周文物，已不是有血有肉的思想文物，而仅仅作为形式的具文，作为古训教条，以备贵族背诵；所谓诗、书、礼、乐的思想，在这时好像变成了单纯的仪式而毫无内容。这样，西周的文化就变做了死规矩。
然而，这一项讲究并不是平常人所能胜任的，必须有一批专门传授的行帮才能给贵族装门面，邹鲁搢绅先生之道——诗、书、礼 乐，正是一种名为儒者的职业，所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专门背诵古训，即盐铁论所说的“儒者是往古而诽今也。”
搢绅先生之所以出现于邹鲁，因为西周文物在于邹鲁，这是史有明文的事实。例如左传说，“周礼尽在鲁”，孔子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因此郭沫若说：“成王分封鲁公伯禽时，曾‘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比较同时受封的康叔来特别隆重。”（驳说儒，见青铜时代，人民出版社版，页一五二）
此所谓“备物典策”，正是邹鲁搢绅先生所依据的诗、书、礼、乐，史记所谓“其语不经，搢绅不道”，即指此事。这种非典型的思想家即是师儒。所以“儒”这种职业并不始于孔子。论语“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分类，即其一证。
孔子是否搢绅先生中人虽不敢强断，但他既生于保存了“周索”的典章文物的鲁国，则他曾受搢绅学术传统的长期熏陶，并从而开创了儒家学派，在“私学”的中国思想史起点上完成了发端的一环，实无可疑。所以论语中记载孔子言诗、书、礼、乐者甚多，如“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等等。
最后要说明，我们不能用近代的眼光来非难古人。一方面搢绅先生由于西周传统力量的束缚，把西周的思想作为“儒术”而职业化，但另一方面他们在思想传统上也相对地保存了文化遗产。只有邹鲁这样周公遗教可能存在的国度里，才没有因戎族入侵而将传统的文化斩绝。因此，一方面，儒者将西周的思想文化形式化，正是春秋制度将西周王道形式化的照映；另一方面，适应着由诸侯而大夫的过渡阶段成为战国不完全典型的显族时代的桥梁，春秋的搢绅儒术也成为战国显学的桥梁。学术下私人的运动既然适应着经济的相对的国民化，所以直接由儒者蜕变而出的前期儒家思想，一方面是对于春秋文化形式化的批判活动，另一方面又是开启 子学发展的前驱。
在说明了春秋“学术下私人”的线索及孔子开创私家学派的承藉以后，我们就要进而研究古代前期儒家的思想。关于这一问题，目前在学术界中间还颇多争论。我们以为，孔子在春秋末期（纪元前五五一至四七九年），作为由儒术开创了儒学的第一人，就思想史的意义来看，无疑是从“官学”桎梏解放的空前伟大的先进者；就思想财产的收获来看，他的批判的活动的确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学术的新内容。这就是说，孔子在西周“维新”传统的约束里，一方面依据对于西周制度的正义心而自认为儒，另一方面又批判了儒者的形式化或具文化，以现实问题的提出与解决为主要任务，这就使他在讲解诗、书、礼、乐上注入了系统的道德观点，而并不局限于西周古义。诚然，“私学”的国民思想，在开创阶段的孔子时代，还只是一种新的萌芽，还只是类似尚未脱离襁褓的国民婴孩。例如，左传引孔子的话，“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礼失而求诸野”，论语中已经有关于思想家与事业家分离的议论，但同时他又说明这种分离仍然结合，这由所谓“仕”与“学”的概念中可以证明，如“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所以孔门弟子有德行、政事、文学、言语等分科，但他们大多同时又作了吏宰，这显然表明尚在私学成立的过渡期，和战国时代“不治而议论”的文学之士有基本上的分别。但是，新生的事物总以积极要素的开始昂扬为前提，而且其中的积极要素虽然在量上颇为有限，而在质上则为有价值的宝藏。我们在识别前期儒家的社会立场的时候，尤其应当掌握这一方法。我们已经说过，孔子思想是以“礼”为社会的极则，这也就是说“立于礼”是孔子的中心思想。现在，我们就从孔子讲“礼”之处，来研究前期儒家的社会观点：“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
“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同上）
“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同上）
“觚不觚，觚哉！觚哉！”（同上雍也）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同上阳货）
这样的批判，无疑地是以“内容重于形式”为前提，因而以失去内容的空洞形式为赘疣，甚至“有不如无”。这对于春秋当时的徒具形式的文化趋势，不能说不是一种有力的批判。从这一点上看来，可见孔子和前期儒学虽出于搢绅先生的儒术，而却与儒术的纯粹奴婢思想严有区别。
不过，孔子关于春秋时代礼乐的批判，并不是掌握着新内容以否定旧形式，而是相反，固执着旧形式以订正旧内容。所谓“循名以求实”，即是此义。因此，对于当时的礼坏乐崩，孔子在他的思想出发上是不胜其痛惜之感的。关于此点，除论语乡党篇的记载是生动的例证以外，在论语全书中尤多明文可考。例如：“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忍心害理之忍）？”“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以上均见八佾）
“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
“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何如其知（智）也？”（公冶长）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宪问）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季氏）上举十例，足见孔子把灭礼僭乐的人和礼坏乐崩的事，都看作“天下无道”的危机，而尽力以图挽救。论语明讲礼乐之处四十九章，礼字七十四见，乐字二十五见，共九十七个礼、乐字，在在皆充满此意。
然而，孔子言礼，也非绝对束缚于西周古义，反之，在相对的限度以内，未尝不相应于现实的需要，对于礼乐酌予损益，从事于局部的改良。例如：“麻冕，礼也，今也纯（丝），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子罕）就其可以违礼从众来说，孔子虽以推行“文武之道”自任，而在西周文物制度的存续问题上，实是一位进步的改良主义者；就其可违众从礼来说，孔子的改良的进步意义是有限度的。这样，从“礼”的思想上看来，前期儒家的社会观点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其事事折衷新旧，去其泰甚，而代以温和方式，明明系以调和春秋末世的古代社会矛盾为任务。但是，这里的改良或调和，并不是站在氏族贵族方面去扼杀国民阶级的历史创出；相反的，乃是相应于当时国民阶级的不完全性或其懦弱性而提出的一种温和的或缓进的改良思想。正是由于此点，孔子所开创的古代前期儒家学派，才在历史意义上有别于西周贵族的思想家及春秋的搢绅先生，而成为古代第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对于子学思潮的勃兴，尽了“金鸡一鸣天下晓”的首创任务。
（谢选骏指出：侯外庐如此尊儒，在毛泽东时代并不吃香。但也因为他没有落入“批儒评法”的毛坑，在文革以后反而保持了一定的影响力，所以特别需要批判他的马列毒素，可以正本清源中国思想通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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