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衰落的原因既非“自杀”亦非“谋杀”而是寿终正寝——香港2020年灭亡

 谢选骏：文明衰落的原因既非“自杀”亦非“谋杀”

     作者：谢选骏
    
    文明衰落的原因既非“自杀”亦非“谋杀”，而是寿终正寝。虽然各个文明的寿限不一，但想长生不老，无异白日作梦。
    
    这就是官方学者的悲哀。
    
    这里官方学者不是共产党人，而是英国绅士，那就是历史学家汤因比。
    
    汤因比认为：文明衰落的原因是“自杀”而不是“谋杀”——
    
    有人这么解释：
    
    我喜欢的译文名著很多，但令我无数次翻阅沉思的则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在这三卷本的书中，汤因比提出“旧瓶装新酒”的比喻，又最令我难忘。
    
    汤因比在书中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即“文明自杀论”。汤因比认为，文明衰落的原因是“自杀”，而不是“谋杀”；是精神的，而不是物质的；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文明衰落根源于一个社会对新挑战不能进行成功应战，根源于人们“自决能力的丧失”。汤因比分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一场成功革命过后，往往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旧瓶装新酒”的问题，另一个则是蒙昧主义的崇拜问题。
    
    所谓旧瓶装新酒，就是指那些成功的创造者沉溺于自己以往的成就，迷恋于自己已经获得的地位，当现存的社会结构遇到新的社会力量的挑战时，总是希图以旧的曾经有效但现在已过时的方法去应付新的挑战，而不是作新的变更；总是极力维护旧的社会结构，而不是作相应的调整。其结果则只能是社会在新的挑战面前丧失应战能力，最终导致文明的衰落。所谓蒙昧主义的崇拜问题则有三种情况，一是对伟人的崇拜；二是对一种组织制度的崇拜；三是对一种技能的崇拜。
    
    汤因比认为，对挑战进行应战，并取得胜利的人都是创造者。但是要由某一些人对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连续出现的挑战进行创造性地应战，乃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他们在接受了一次挑战而且取得了显著成绩以后，在遇到又一次挑战时，很可能会出现明显失败的局面。他们以往的胜利，往往会成为他们再度承担创造性角色的严重障碍。那些在上一次挑战中取得胜利的创造者，当面对新的挑战出现时，他们往往不仅自己不去主动应战，而且还会极力反对新的应战者。而这些过去的创造者，由于他们在上一次挑战中的成就，现在往往是居于这个社会最有权力和最有影响的地位上，他们的反对会有何种程度的阻力，是可想而知的。并且还又由于宣传的作用，整个社会的人们往往还会盲目地崇拜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文明并会在不知不觉中走向衰落。
    
    汤因比认为，革命成功过后，社会除对一些人的崇拜外，还会滋生出对某一或某些组织制度的崇拜，如对政党、国家、政治制度、议会等组织和制度的崇拜。汤因比强调任何组织制度都具有暂时性，它也像人类的创造行为一样，是寿命不长的，都有它完成其历史使命的时候。当出现新的社会力量挑战时，仍然抱着原来制度偶像，这个社会的衰落也将是不可避免的。他提出古希腊社会的解体和罗马帝国的衰落都是例证。汤因比认为，除对一些人和组织制度的崇拜外，人类还有一个难以根绝的经验主义倾向，即对一种或几种成功而熟练技能的崇拜。汤因比提出，一种文明的衰落“最主要的根源莫过于它以前过于成功”。汤因比提到，大量物种的灭绝，大概就是由于应付原来环境的能力太成功造成的。在汤因比看来，游牧民族和爱斯基摩人正是由于他们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地投入到了游牧和狩猎活动，因此才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境地。
    
    汤因比关于文明衰落的理论至少可以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一是新内容必须要有新形式。汤因比“旧瓶装新酒”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理论是一致的，强调的都是社会政治制度和组织形式一定要根据形势的发展主动变革以适应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要求。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功，可谓是这一理论的最有力实证。同时启示我们，只有深度推进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才能赢得中国新一轮的大发展。二是崇拜既往无异于作茧自缚，自我扼杀。崇拜既往是严重的自我缺失，汤因比提出的“三种崇拜”无不根源于实践主体自觉自醒自决能力的严重缺失。经济落后、科技落后，人之外的一切的落后，都只是一种现象的落后。一种文明的衰落、一个国家的落后，根本的原因在人，在于人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太盛，在于人的自主性、创造性、批判性严重缺失。三是民族振兴文明进步，首先需要从培养创新和批判性精神开始。要想从根本上摆脱汤因比提出的“旧瓶装新酒”和“三种崇拜”等现象，就必须大胆解放思想，张扬批判性精神。批判是一种对现存对象的否定、修正、扬弃和超越。一部人类文明进步发展史，就是一部实践主体批判史，不论是自然科学技术史，还是人类社会思想史无不意味着就是批判史。也就是说，人类是在批判中前行的。
    
    ······
    
    汤因比为何作出上述错误的论断呢？
    
    不在于他学识短浅，而在于他为稻粱谋，在于他是一个官方学者、一个英国外务官员。这就使得他的理论要比斯宾格勒“先天不足”了。按照“屁股决定脑袋”的说法，他的屁股坐歪了，他的脑袋就无法正常运转了。
    
    斯宾格勒就没有这个问题，虽然他有“身为德国人”这一局限，但他没有“身为德国官员”的多一层局限。因此他能够认识到：一切文明都会死亡。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宿命。不仅如此，而且由于他没有在政府领取津贴、在大学和智库基金会领取薪水，所以他敢于说出真话。
    
    正如我们根据中国的历史也能够认识到：任何朝代都会死亡。改朝换代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宿命。
    
    国家政权不是被颠覆的，而是注定要自己灭亡的。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宿命。 

【文明衰落的原因既非“自杀”亦非“谋杀”而是寿终正寝——香港2020年的灭亡不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