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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15日星期五

谢选骏:从“北京戒严令”到“香港国安法”

《朔方:关于六四的断简残篇》(2020-07-03 Facebook Twitter Line)报道:


世界上一切的反抗,从来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而是因为体会了绝望。

一切反抗者的力量,从来不是源于望见了曙光,而是来自感触到覆亡。


篇一 沪杭线364次列车惊魂


2020年6月26日,看到中共军队入港换防的军车行列,不由得想起31年前那段惊心动魄的日子。同事中,移民自香港或说粤语的不在少数,面对香江岸边的汹涌波涛,都能处变不惊;反倒我这个不相干的北京人,朝夕激愤!若以心理学分析,该是尚未走出创伤应激症吧。


一生中,31年委实不短,未曾提起却从未忘记,可见创伤之深刻与后患之惊悚。那也是6月下旬,央视在午间新闻播出一条报导:一列开往上海的火车,在一节车厢中发生了爆炸。心立刻揪了起来:他会不会也在这趟车上?我是想和他一起走的,哪怕亡命天涯;他说,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当好育儿器。的确,身孕令我行动不便,目标也显著。


匆匆分别,来不及设想更为周详的联系方式,为免暴露行踪,我们说好不通音信。当时明确的只有一点,远离北京的路线是向南而行,因为预判沿海城市比内陆城市更加开放,人们更易了解事情真相;人员流动量也大,外来人口不易引发注意。


这是部分的事实。名列21人通缉名单第五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北高联常委周峰锁,就因自家姐姐被政府欺骗利用,而在西北地区的家中被捕。当然,这同时也是部分的误判——我来自温州的同事生于那个年代,现在说起六四完全一头雾水,学校自然不会教,长辈亲朋也从未提起。如果不是来到纽约,怕是一生人都不会知道,中国当代史上还有这么一段壮怀激烈的岁月。


出事列车可从中国铁路事故记录中查到:编号为沪杭线364次,1989年6月26日从杭州开往上海;运行至松江县地段时发生爆炸,铁路中断行车4小时7分钟;造成24人死亡、11人重伤、28人轻伤……当时,我能知道的是有死伤,而画面上的现场照片中,有一只散落在地的男式皮凉鞋。


那一刻,全身的血好像都凝固了——那款式,那颜色,和我上学时送他的那双一模一样!我立刻想到,他的长兄就在上海复旦,他的堂兄弟姊妹都生活在杭州。不能放声哭,反而缓释了崩溃,但喉头的哽咽迫我不得不以拳叩胸,好让气息流转。想不到的是,再抬头,睁开眼,就像做梦一样,他竟然走进门来,站在了我面前,脚上是那双十字斜交叉的黑色皮凉鞋!


成语有谓喜从天降,大概就是形容这类神转折吧,我甚至顾不上想北京这座龙潭虎穴有多恐怖,就破涕为笑了。父亲没说什么,叹了口气;母亲继续劝我,不能这么想不开,人不是好好站在这儿……那天,应该是他的生日,好歹吃了饭,待到天黑,动身回到远在海淀区的自宅。一路上,心里沉甸甸的,明明白白地知道——那看不见的危险正从不远处逼近!那种说不出口的压抑,是否也成为笼罩今日香港的氛围?


篇二 何如狡兔有三窟


2020年6月30日,中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港区国安法”。有消息指:7月1日,便会拘捕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与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风声鹤唳,仿佛31年前我身所处的险境。


从在东城区的父母家,到在西三环北路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我们的家就在校园里,大约要骑行一小时。父亲第一次来时,一眼就认出这是原来的中央团校,虽然街道和校门都变了模样;他在文革中被下放劳动、接受监督改造时,就在这里烧锅炉!这无处不在的缘分,还真让人啼笑皆非。


学校对面,是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团的中国剧院,那是为国庆35周年演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专门于1984年兴建的,号称中国第一座现代化歌舞剧院,乃军队举办文艺盛会的场所。六四平暴镇乱表彰大会,就曾在这里举行。也因为它所披挂的血染的风采,直到离开北京我也未曾踏入过一步。


戒严期间,以剧院为中心,全副武装的士兵南北向辐射般展开,三步一岗、五步一哨,24小时端着枪面对行人。我们就从这枪口之下骑车而过,进校门时几乎没停,担心传达室里有保卫科的人值班。即便如此也不能确保无虞,再说校内同被瞩目的远志明、陈宣良、王润生等圈中人早已各自东西,势单力薄更增加不安全感。这里只能住一晚,最多不超过两晚,所以刚一到家、稍做休整,就又开始盘算去路、准备行囊。


此时距6月4日过去了20多天,惊骇也已镇定了许多,但还是不由自主地紧张。上路前一刻,抑制不住地要上厕所,焦虑反射到肠胃上了。只好兵分两路,约定他先行至万寿寺等我。这寺兴建于万历年间,是明清两朝的皇家佛寺,明神宗与顺治帝都曾榜书寺名。太阳已经落了山,寺前小路清幽宁静,但让我出了一身冷汗的是,他并没出现在规定地点!


强压住惊恐原路返回,再重新一路搜巡过来,确定不见他的人影。不能再来来回回了,否则本不注意的人都要起疑心了。只好向前,经紫竹院到白石桥,努力在越来越暗的光线中辨识,可就是寻不见那熟悉的身影。等,不是办法。一路向东,到了娘家,他也不在。我又开始心慌到一个地步,抑制不住地呕吐。


不知过了半小时还是一小时,他终于到了。我是真急得要死,他看似气得要命。在一起的时间以分秒计,哪舍得用来吵架,便只叹天命不合。事过多年,重谈此疑案,仍是不明不白,不过我已推理出了八九不离十的猜想,无关天命。


事实上,我们从没想过要越境——既没有死的罪,何必冒死逃?东躲西藏无非是要避开风头:越晚“进去”,事情的眉目就越清楚,要“坦白”的事情也就越少,需背负的背弃之罪就越轻。况且,由警察接手总比落在戒严部队手里安全。电视上不断播出,那些被捕的所谓暴徒,都被像对待牲口一样,用绳子勒着口舌与手脚!


但当下的难题是在哪里栖身。表姐本答应帮忙,但我也只来得及轻松了一下;她的先生反对,这毕竟是政治风险。几年后,他们离了婚,据说这竟成为罪状之一。像被逼进了死胡同的困兽,我恨不得立时变成狡兔,若可有三窟!幸好,一位认识的女性朋友援手,让山穷水复疑无路的绝境,柳暗花明了。当晚,他就住到了那里。


无论是自己的家,还是父母的家,都住不得!这很快就被证实,是最英明及时的决断。


篇三  警察和戒严士兵一起来了


7月14日傍晚,美国总统川普在法定期限的最后一日,于白宫召开记者发布会,宣布签署参众两院的合一版本“香港自治法Hong Kong Autonomy Act”,用以惩治破坏香港自由与自治的个人和实体;同时还颁布行政令,停止美国对香港的优惠待遇——香港不再是香港。


这对争取自由与自治的香港人和同情香港抗中运动的世界公民,无疑是精神激励和道义支持,有朋友欢欣鼓舞:美国出手,灭共救港!但真正艰苦卓绝的努力或许才刚刚开始——流氓是不会受法律约制的。六四惨案发生后,面对国际社会的同声谴责,北京照样肆行无忌,高调镇压民主运动参与者——我是流氓,我怕谁!


31年前那个6月里的最后一天,他们终于来了。天气很热,心里又忐忑,本也睡得不实,忽然就被明如白昼的闪光晃醒,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房门就被大力敲打起来。父母和我以及刚从南京来的他的二哥都急忙起身。


房门一开,立刻涌进穿着制服的警察。我知道早晚会要面对这一天,只是没想到是在父母家。这让我有些担心,深怕惊着了他们,尤其是母亲,再像文革被抄家时那样昏死过去。查明了我们各自的身份后,为首的一位出示了一张红头公文。


那是一张拘传证,我本来以为会是逮捕证。那人用手指拎在我眼前,让我一字一句看清楚。有什么可看的?无非是涉嫌预谋、煽动、策划和操控发生在某年某月某日的反革命暴乱,现予拘传,到案审查云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告诉他们,被拘传者不在这里。


“在哪里?”


“当然在家。”


“我们去过,不在,才查到你父母这里。”



“那我就不知道了。”


然后他们厉言厉色地“正告”:如果隐匿行踪不报,也要负法律责任。心里的怒火,早把在国家机器面前的恐惧烧得一干二净。夺去那么多学生年轻生命的屠夫不被法办,支持保护学生的知识分子倒被追究,守你们这样的法才叫活见鬼!


我愤怒得有些发抖,于是话也就横着出来了:你们看见了,我行动这么不便,不可能帮你们找人;如果你们找到他,也请麻烦告诉我一声……没想到母亲此时忍耐不住,插话进来:我说你们是为国民党抓人还是为共产党抓人?我丈夫为共产党打天下,你们现在要拿我女婿?


母亲自文革受刺激后,神智时而清楚时而糊涂,但不变的有一条——凡是和她所宣誓信守的党章不符的,就是修正主义,就是阶级敌人。我急忙劝住她,怕她的精神状态又回到文革。父亲从始至终面无表情,也一言未发,他对这个党是一早就看透了的。


老太太这么激动地质问,警察是没料到的。让我签了字,就虎头蛇尾地收场了。第二天,从居委会走漏的消息得知,昨晚的猎人行动是由戒严部队护航的,荷枪的士兵从胡同直排到院内。原来如此!所以动用大功率照明,令院落的每个死角都雪亮无遗。这么大动干戈,显然是怕不屈的北京人暗夜复仇!


篇四 门铃大作的那个深夜


7月29日一早醒来,就看到有关香港国家安全处的新闻:高级警司李桂华披露,已拘捕四名香港人,他们涉嫌违反香港《国家安全法》中分裂国家之相关条文;按普通法原则,涉嫌干犯《国家安全法》的人,只要做出宣告既已构成煽动罪,不需证明是否真煽动他人做出分裂之行为。


我不是学法律的,不知这种控罪是否站得住脚,但可知的一个事实是:只要权力还在赵家人手上,那法律便一定也是姓赵。这一点在31年前便已体会得淋漓尽致了,即使跟他们还算是沾亲带故。因此自警察在戒严部队配合下直扑我娘家逮人,我便住回了西三环,不敢再轻易留宿给父母惹麻烦。好在杂志社不必坐班,一周只需二、五两日集中。


那也是7月里的一天,深夜。我睡得是如此之实,全没被大批人马奔上六楼的脚步声惊醒,直到门铃大作。心里顿时慌张,连拖鞋也没顾得上穿,光着脚就冲去了走廊。门刚开到一半,人已急不可待地鱼贯而入了。见是警察,反倒一下子心安了——我已知他第二次离开了北京;且他们这般没头苍蝇,说明他仍安全。


警察不相信,在这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只住了我一个人。厨房,卫生间,阳台;书房,睡房,客厅;连柜门都被打开看了,也没见到我以外的第二个人。搜察者中,有两个着便服的,看他们脸熟,猜是学院保卫科的人;要不是带路,他们断不可能有机会进入5563室,细细端详这成为了传说的三室一厅!


大失所望后,负责的警察回过头来追问我:“你丈夫人呢?”


“我和他失去联络了。”


“隐瞒不报,你知道后果。”


“您觉得他会联络我吗?行动这么笨拙,又如此被关注!”


“你要认清形势……”


后面的话,不听也知道:跟党中央保持一致,划清界限;否则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我认真地点着头,态度诚恳,心想:他们既没恶言相向,也没恶意翻弄,看得出来是公事公办,与童年印象中的那次文革抄家并不相同。公道自在人心,警察也有家人子女良知;即或不然,也知道共和国史上有过多少次翻云覆雨,到时还不知道要谁为谁证清白呢!


这次突袭,据说是有线报:人们在学院里看见远志明了。报警的人究竟是出于爱党爱国,还是因为妒火中烧呢?在有些人眼中,这些文化精英太得意了,既有学位,又有名声,还比别人更早地分到了更大的房子!但不管通风报信者如何眼尖舌利,天要助人谁也没办法——虽然远的的确确从外地悄然返京,甚至潜回了校园、家中,可妙的是几乎就在警察急火火地赶到的同时,他以一步之差逃出了网罗!


所以后来,从学院保卫科传出的八卦是:谁谁的老婆厉害,回警察的话就跟聊天似地,面不改色;那谁的老婆脸都白了,人也发抖……他们怎么知道,这不是因为谁更胆大或胆小,而是因为我们同样深知,自己肩上就担着亲人的命运,而他们在彼时彼刻正身处不同境地。31年后的此时此刻,被香港国家安全处拘捕的四名香港人的家人,还有那些同样处在港版《国家安全法》威胁之下的人,该是怎样的焦灼不安?


但我相信,历史就书写在每一个人的良知心间。


篇五 通缉令上的那张照片


就在实施港版国安法的第一个月里的最后一天,7月31日,香港警方正式发出通缉令,指控“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香港独立联盟”召集人陈家驹、“学生动源”成员刘康、被内地行政拘留的郑文杰、“香港民主委员会”总监朱牧民和“民主前线”前成员黄台仰等六人,涉嫌煽动分裂国家、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


值得庆幸的,是这六人均已在海外;而他们所栖身之国,也已在本月早些时候宣布,立即暂停或无限期暂停与香港之间的引渡条约。今天看来,这些国家的担心确具前瞻性。国际舆论普遍认为,香港国安法严重违背了中国的国际义务,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中关于一国两制的承诺,这对流亡者形成强劲有力的道义支持。


即便如此,被通缉者尤其是其家人所承受的压力,也不会比31年前的我所经验的更轻。在经历了7月里那次突袭抓捕之后,每辗转得到他的讯息,便有几天安稳睡眠和轻松进食的日子;如若不然,则又陷入心神不宁的煎熬……数十年间,秘密碰头、暗语电话、跟踪抓捕、突然消失,始终是甩都甩不掉的恶梦,只有惊醒才能脱险!


7月之后有一天,他们又来了。这次是在白天,只二、三个人,也没请带路人。我请他们坐到客厅沙发上,听他们慢条斯理地宣告:警方已经放弃在北京找到他的努力,现在将进入通缉程序;需要我配合做一件事——找一张他本人的单人证件照片,用于印发通缉令,下发全国协查。我很笃定地认为,这根本不是来要求配合的,而是来恫吓讹诈的!


但威吓对我无效,因为站在道义制高点上的,是我们而不是他们。此时,身孕再次成为最好的理由:“我现在不适合爬高走低,翻箱倒柜……”


“你这么说,就是不打算与政府配合了?”帽子先扣上来。


“那怎么会!”我一口否认。“其实有个更简单的办法,就是去学院的人事部,直接从他的档案里翻拍,又清楚,又标准,又快速。”


“说到底,就是你不打算提供。这可就是不配合。”


当然不配合!难道要我把围捕的绳套亲手递到你们手上,让自己一生活在亲者痛的心灵折磨下?做梦。“您何必非要为难我?只要拿到照片,不耽误事不就行了。”


“别人的家属已经给了。你这是态度问题。”


“我身体情况特殊。”


我理解,提供照片的人知道,不给他们也照样能拿到照片,抵抗没有意义;而我的决定也基于这同一个事实——明明能从官方渠道得到照片,却偏要假家属之手,是什么居心?让这样叵测的歹意得逞,我当然不甘。文革中,多少人绝望自杀,就是因为家人的背叛……我在心里给自己打气:做得好,抵抗必须到底。


我以为他们会就此罢休,却没想到施压点从家转移到了单位,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直属杂志社。联合会最高领导人是邓朴方;邓朴方是邓小平的儿子;邓小平是六四镇压的总舵主。那又怎样?我又不是不配合,而是身体受限、无力翻找、交不出来。无论如何,直到通缉令发出,他们也没能从我手上得到照片!


被控六四黑手的人是奋力民主的良心犯,一如现在被控分裂国家的香港通缉犯,是奋力自由的勇士。“当独裁成为事实,革命就是义务(When dictatorship is a fact, revolution becomes a duty.)。”这是出生于瑞士、任教于德国的Pascal Mercier,在国际畅销的哲学小说《里斯本夜车(Night Train to Lisbon)》里,给我们留下的传世名言。


永不忘记。

永不放弃。


谢选骏指出:上文字字是血,声声是泪,情真意切,连接从“北京戒严令”到“香港国安法”,跨越了三十一年的地球时空,但还是没有看到——独裁是革命的产物,所以能够终结独裁的,不是革命,而是主的恩典、主的荣光。愿上帝的怜悯降临中国审判,也照亮判断每个国人的内心……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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