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之1】
《中国古代为何是王权压制神权？5000年前这场“神宗”战争决定一切》（原创|2021-06-22）报道：
编者按：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有独特的两个特点。一个是宗法家族观念特别强，有强烈的祖先崇拜；另一个是神权不得干预世俗权力。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古埃及，神权远远大于王权，而古巴比伦和古印度也存在强大的神权势力。可以说四大文明古国里，中国似乎是个特例。但是其实，中国上古时代有过一次神权与宗权的较量。而那个以神权为主导的古国就是良渚古国。
冷兵器研究所之前曾用《中华上下五千年真的只是国人意淫？可比肩古埃及的良渚文明正式被确认》《上古战斗民族和艺术民族的对决：你的箭头精致？我的箭头能把剑齿虎爆头！》等文章介绍过良渚古国。我们可以拿过去的历史教科书上，经常提到的二里头文化与其进行对比。毕竟，二里头遗址往常被称为中原地区王朝气象的开始。
二里头文化上限不超过3800年，而良渚文化上限是5300年。在宫殿对比上，二里头遗址宫城，只有良渚古城里的莫角山宫殿区的三分之一。从莫角山宫殿区遗留下来的柱坑和白色墙皮来看，其虽然还是草屋顶，但是不影响宫殿本身的高大华美。在城市布局上，二里头是个修建在平原上的巨大环壕区，而整个良渚古城是建立在一个湿地上的人工台地。后者的宫殿区，直接在沼泽里堆起一个土山，并且规划的整齐有序。算上外围的环形台地，可以说，良渚古城在修建过程中，投入的人力物力上不输给二里头遗址。而和二里头文化所产生的王朝气象一样，良渚文化所控制区域也是一个广域国家。这个古城光是所直接控制的腹心区域就非常大。有多大呢？北到太湖南岸，东到嘉兴地区，南到钱塘江南岸，都是古城的腹心地区。通过文化痕迹来看，这些都是良渚古城的直接控制区。
如果算上良渚文化核心区，那么就包括今天的长三角地区。尤其长江南岸的良渚文化的大型遗址也非常多。学者赵辉和其他一些学者合作研究也认为，长江南岸的大型聚落虽然有自身特点，但是和良渚古城依然有一定的臣属关系。而且良渚文化区除了长江沿岸边缘地区存在暴力痕迹，内部地区相对和平。那么，为何良渚能在五千年前达到国家形态？从最近研究来看，良渚古城创立者似乎不是杭嘉湖平原的土著人群，而是来自淮南凌家滩文化人群。凌家滩文化也是以发达的玉器而闻名，而凌家滩遗址面积达170万平米，和河洛古国的中心双槐树遗址不相上下。
考古学家认为，良渚古国形成的驱动力是宗教神权，所以凌家滩人群通过技术优势，在当地修建大型工程展示自身的优势，外加宗教认同迅速和当地人群融合。
虽然良渚文化达到国家阶段，并且修建了华美的宫殿。但是相对应的是武力方面的投入不足，而整个良渚古城随着发掘的深入，学者们发现良渚古城除了是一座宗教圣城外，还是个繁荣的工商业城市。原本认为是为了防御的城墙，其实是用来防水的河堤以及给各种工匠生活的台地。古城虽然发现几十万斤的碳化稻谷，但是古城内外没有发现稻田的痕迹。而且更让人震惊的是，通过对城内猪骨的检测发现，古城居民吃的猪，与100公里之外嘉兴平湖遗址的猪很相似，可能是同一批。这可是在四千多年前的物流条件下的事情。这说明当地的商业非常发达。
那么，这个繁荣的神权贸易文明为何消失了呢？谁导致了其消失呢？从考古来看，淮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和良渚文化相处较为和睦，并且属于直接影响区。江西一带的因为地理原因，从考古来看也是冲突较少。而良渚文化区的东北北方是被称为东夷的大汶口文化区，相比较良渚人群，大汶口先民的社会发展程度达不到国家的水平。按照学者的说法，大汶口文化处于酋邦社会，并没有进入到城邦或者国家的阶段。所以开始的时候，大汶口文化是处于劣势的，大汶口文化的苏北地区一度还遭遇过良渚文化渗透。
毕竟相对于良渚人群，大汶口人群虽然也已经进入农耕社会，但是渔猎色彩依然较重。而虽然良渚文化族群武力色彩不明显，但是和良渚文化关系密切的淮南族群武力色彩很浓。花厅遗址从考古来看，就发现这个大汶口文化聚落，遭遇了良渚文化和淮南薛家岗文化的联合入侵。最终的结果是苏北一带大汶口文化聚落变得稀疏，在某一时期山东一带的大汶口文化区域中，或多或少的出现了良渚文化的器物。直到后期大汶口文化族群才开始发动反击，在两种分化相邻的蒋庄遗址中出现了不少暴力痕迹，一些人认为这是部族冲突造成的。
而淮北地区在5000-4800年前，大汶口文化聚落大量增加，比较典型的像尉迟寺遗址。除了淮北以外，鲁东南大汶口文化遗址也在增加。
此时，良渚古城则完成了外城环形台地的建造。古城的总面积达到了八平方公里，堪称东亚最大的城市，整个古国处于鼎盛时期。虽然良渚古国此时依靠自身庞大的体量占据主动，但是因为军事相对较弱也很难进一步向北了。
大汶口文化代表的东夷人虽然足迹很广，北到辽东半岛，西到中原腹地，南到淮北，但是面对一个广域王国，东夷人的那种酋邦社会是很难撼动的。随着后期大汶口文化族群开始修建城堡，整个社会形态开始向城邦过渡，力量得到进一步整合，才逐渐的扭转了双方的力量对比。原本作为文化输出地的良渚文化区开始变成了文化输入地。
但是良渚文化最终崩盘也不是由于东夷人的武德，而是良渚文化区由于原本的神权信仰崩溃。尤其是在距今4600年后，古城的权威开始崩溃，古国内部开始分化。尤其是玉器资源枯竭，外加天灾造成的对农业的冲击，原本复杂的社会体系带来的复杂的社会矛盾被激化，整个社会开始崩溃。而北方的大汶口—东夷人群因为社会形态相对简单，反而矛盾相对较少，外加大汶口文化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宗族社会和宗族认同，而且有这样一个体量巨大的邻居在，很容易将内部矛盾转为外部矛盾。最终在各种因素作用下良渚文化崩溃，东亚大陆上第一个广域古国也宣告终结。虽然这里面良渚文化区武力薄弱占据了很大因素，但是堡垒更多还是从内部攻克。而大汶口文化人群凭借着宗族结构带来的凝聚力，外加简单的社会结构最终反败为胜。
同样的，古埃及也是通过神权获得各个被征服地方的认同，从而建立起一个区域性的领土国家。所以古埃及依靠雄厚国力带来的绝对实力，面对堪比维京人的海上民族，以及周边一些尚武的部族依然保持了上千年的优势。但是面对天灾人祸引起的内部信仰问题造成的矛盾，使得古埃及在中间期四分五裂。同时由于神权国家的弊端（大量资源被用于宗教活动）导致古埃及的军事实力也存在偏弱现象，以至于不得不依赖外族雇佣兵。古埃及第三中间期就出现了利比亚雇佣兵建立的王朝，还又出现努比亚人建立的王朝。而古埃及当遇到比自己体量巨大的对手时，就会吃亏乃至被吞并，比如被新巴比伦重创，先后被亚述波斯等国征服。这都说明了问题。
所以良渚古国的崩溃与灭亡，也宣告了神权模式在中国的行不通。而北方文化通过宗族加王权，最终走出了一条王权之路。所以中国历史上，即使宗教阶层如何受到尊崇，但是也很难彻底干预王权。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区分北中国的史官文化和南方的巫觋文化，而以史官文化概括了全部中国文化。这种观点无法解释——历史上和现实中“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现象背后，正是存在着“两个中国“的不同文化及其政治结构。
【第一部分之二】
《黄河文化内涵与中国历史根脉》（《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月29日第2101期作者：王震中）报道：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黄河流域灿烂的新石器文化，到“邦国”文明的诞生，到作为文化基因的正统观和“大一统”观念的形成，到礼乐文明与理性人文基因的养成，再到“自在”的中华民族的形成，这五个方面充分展示了黄河文化的丰富内涵及其历史意义。
灿烂的新石器文化
中国早期文明诞生于两大河流域——黄河与长江。就黄河流域而言，20世纪60年代之前，国际学术界把中国文明称为“黄河文明”，其与埃及的尼罗河文明、西亚的两河流域文明、印度的印度河文明并称为世界四大文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长江流域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迹日益丰富，日本学者伊藤道治以此撰文提出中国文明应称为“河江文明”，这里的“河”就是黄河，“江”指长江。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秉琦提出中国早期文明的“满天星斗”说。但由于黄河流域的早期文明与夏商周王朝文明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满天星斗”中，黄河文明的重心地位并没有被动摇。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研究文明起源的一个主流范式是：把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相结合，以聚落形态的演进来标识社会复杂化进程。在这期间，中国文明起源路径也被概括为“聚落形态的三个演进”：由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发展为含有不平等和初步社会分层的中心聚落形态，再发展为都邑国家的“万邦”形态。
作为这三个阶段三种形态的聚落考古遗址，在黄河流域的上、中、下游都有发现。例如，作为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阶段的著名遗址，黄河上游有甘肃秦安大地湾第一期和第二期遗址；黄河中游有陕西宝鸡北首岭、临潼姜寨、西安半坡、河南新郑裴李岗、濮阳西水坡、河北武安磁山等遗址；黄河下游有山东滕州北辛、兖州王因等遗址。作为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态阶段的著名遗址，黄河上游有甘肃秦安大地湾第四期遗址、临洮马家窑、天水师赵村、青海乐都柳湾等遗址；黄河中游有河南陕县庙底沟、灵宝西坡村、郑州大河村、郑州西山遗址等；黄河下游有山东泰安大汶口、莒县陵阳河、大朱村等遗址。作为“万邦”时代的都邑国家形态，有黄河中上游的陕西神木石峁、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河南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遗址；黄河下游的山东章丘城子崖、邹平丁公、日照两城镇和尧王城等遗址。这些遗址给我们描绘出一部文明起源的真实画卷，展现了早期黄河文明的物化形态。
最早的都邑邦国文明
对于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和国家演进的“三段式”，我们都可以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文献资料来进一步把它们丰富起来。其中，史称“万邦”或“万国”的材料对于说明中国最早的文明社会及其国家形态和结构，是非常恰当的。先秦文献中，《尚书·尧典》说尧时“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左传》哀公七年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吕氏春秋·用民》说：“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尽管甲骨文和金文中的“邦”字与金文中的“国”字，字形不一样，意思也略有差异，但就“万邦”与“万国”中的“邦”与“国”而言，二者是一个意思，可互为置换。
“万邦时代”这一概念，可以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狭义的“万邦时代”，即上述《尚书·尧典》《左传》和《吕氏春秋》所指称的尧舜禹时代。广义的“万邦时代”，相当于距今5000—4000年前的“广义的龙山时代”（狭义的龙山时代是指海岱龙山文化所代表的时代，即距今4600—4000年前的时代），也略相当于五帝时代。在这里，之所以使用“略相当于”，是因为五帝一般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作为五帝时代开始的黄帝时期，是迈向文明社会和国家的转型期；而颛顼和帝喾、尧舜以及禹的前期，则应属于史称“万邦”的邦国文明形态。“万邦”（“万国”），只是极言其多。在“万邦”之中，既有社会发展程度已达到初始国家的一批政治实体，亦有仍处于氏族部落或酋邦的许多政治实体，但由于事物的性质总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所以我们用“万邦时代”来指称中华大地最早出现的国家社会时期，其概念是明确的。当时，黄河中游和下游的格局一方面是邦国林立，另一方面在中原地区形成了强大的尧舜禹族邦联盟。所以，尧、舜、禹都曾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本邦的国君，又担任过联盟的盟主。
“万邦时代”的格局与考古发现基本吻合。一方面，这一时代诞生的文明是多元的，在黄河流域发现有众多的邦国文明的都城遗址，如陕西神木石峁、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山东章丘城子崖、邹平丁公、日照两城镇和尧王城等遗址。另一方面，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中原的许多部族的人群，经过战争的冲撞与和平的共处而形成尧舜禹族邦联盟。这样的联盟使得黄河流域在多元文明的基础上又出现一个以联盟盟主所在地为核心的政治中心，这一政治中心构成一种霸权，成为夏王朝的前身。
“大一统”思想观念的形成
中原正统观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传统观念。中原正统观始自夏王朝，历经夏商周三代而奠定根基。通过历史地理考据可知，无论是夏朝还是商朝乃至周朝，其王都均在黄河中游地区。《论语》云：“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可见夏商周三代的制度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的。由于夏商周的王都均在中原地区，所以中原正统观代代相袭，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种传统。
“大一统”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它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密不可分。“大一统”主要是指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融合，它可细分为：国土一统、政令一统、文化和谐向心、民族团结凝聚。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真正“大一统”国家始于秦朝，但是夏商西周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却是另一种层次上的“一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诗经·小雅·北山》所说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关于“大一统”思想观念的源流，笔者曾提出，从尧舜禹经三代再到秦汉，伴随着国家形态和结构的变化，先后经历了三种背景指向的“大一统”观念。即与尧舜禹时代族邦联盟机制相适应的带有“联盟一体”色彩的“天下一统”观念；与夏商周“复合制王朝国家”相适应的“大一统”思想观念；与秦汉以后郡县制的中央集权的帝制国家形态相适应的“大一统”思想观念。这三种背景指向、三个层次的“大一统”思想观念，是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的标识。在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对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一直发挥着深远而积极的影响，而建都在黄河中游地区的夏商周三代和汉唐王朝，是为其奠基的两个重要阶段。
礼乐文明与理性人文基因的形成
自古以来，中国就被称为“礼乐之邦”。中国的礼乐文明从龙山时代发端，到夏商周奠定了基础。通过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和山东龙山文化的一些重要遗址出土的陶礼器和玉礼器，我们看到了龙山时代（也即五帝时代）“礼”趋于制度化的情形。到了夏商周三代，成套的礼器为礼制的物化形式，礼制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西周礼乐是理性主导得到升华的礼乐文明，它根植于黄河文化之中。历史文献说周公的贡献之一就是“制礼作乐”。笔者认为，周公所制之礼有两个方面的变革：一是对商礼的改造，把商人对上帝和周人对天的崇敬纳入礼制的框架，提出了敬天保民的理念，并由此把商代注重“人神关系之礼”改造为周代注重“人际关系之礼”；二是把礼制与德治相结合，推行德的制度化建设，实现了天命与德治、天命与民意相结合的辩证统一。
“自在”中华民族的形成
费孝通曾把中华民族的形成划分为“自在民族”和“自觉民族”两个阶段，古代属于“自在”阶段，近代以来进入了“自觉”阶段。笔者认为，民族类型与国家形态结合结构有对应关系。从秦汉开始，国家形态结构变为“中央郡县制”，大一统的封建王朝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大一统王朝内，有两个层次的民族：一个层次是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另一个层次是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正在形成中”的中华民族，相当于费孝通所说的作为“自在民族”的中华民族。作为“自在”的中华民族的出现是从秦汉开始的，这是一种由中央一元化统辖的“郡县制”结构。2000多年来，这样的国家结构本身使“大一统”国家至今具有高度稳定性，并使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凝聚具有一体两面的关系。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多元是指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构成，一体是说中华民族在整体上是一体的。笔者认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一体性，也体现为“大一统”国家是一体的，“中央郡县制”的国家结构保证了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因此，在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凝聚就与国家认同密不可分。从秦汉到唐宋，这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都就建在黄河中游地区。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都，既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同心圆圆心。由此我们说，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中游地区以其国都的地位而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所在地，在这个意义上，黄河文化也成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谢选骏：黄河文化注重政权，长江文化注重神权——我是从幅员广大的角度来看黄土地区的自然条件，看它的人口及灌溉：我们是从由此而来的异常复杂的地缘冲突的角度来看这片大陆上的民族融合与兼并：唯其大，故其造成了对于人类智慧的巨大压力，促成了中国特定的民族精神的“早熟”，导致了小区域内宗教神话在向大区域神话体系的过渡中，变成了中国独特的古史神话。（可以说，古史神话乃是长城精神的最初体现。所以在秦两汉到元明清的长城时代，古史神话所延伸的“道统”都受到了相应的尊重。──作者2004年注）
【第二部分之1】
《神权古国三星堆消失之谜》（2018-10-24四川日报）报道：
创造了辉煌青铜文化的三星堆为何消失？这一直是学界甚至公众也倍感兴趣的话题。10月23日，曾参与组织发掘三星堆的著名考古学者赵殿增，在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古蜀文明及四川考古”专场上认为，三星堆的消失，可能与对神权的过度崇拜和财富过度消耗有关，违背了人与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规律，最终受到了惩罚。
财富过度消耗导致不堪重负
三星堆祭祀坑1986年出土后，大量体形巨大、造型神秘的青铜器震惊海内外。这些青铜器几乎全为宗教祭祀器物，基本不见象征军权的兵器，三星堆王国也由此被学界公认为“神权国家”。然而，这些器物很多都有人为破坏的痕迹，当时的人们为何会将这些神圣器物打碎、焚烧后埋葬呢？
致力于研究三星堆文化近40年的赵殿增说，三星堆王国是一个由原始宗教信仰支撑起来的神权国家。为表达对鸟、天和树的崇拜，他们造出了著名的青铜神树；为表达对太阳的崇拜，他们造出了宛如汽车方向盘的太阳轮形器；为表达对祖先的崇拜，他们造出了巨形纵目青铜面具……“宗教祭祀增强了王国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但为凸显神权而营造大量神器祭器，远远超过了王国的承受能力。过度的人力、物力集中和财富消耗，必然导致经济崩溃和社会冲突。”赵殿增说，大约在商代后期，三星堆神权王国逐渐失去了控制能力，最终导致生存灾难。
大约在距今3200年左右，三星堆的人们发现这些神圣的器物似乎已经“失灵”，于是通过一两次盛大而奇异的祭祀，把平时放在神殿中的神器和祭器搬到一起，对着西北方神山中的天神和祖先，举行了最大和最后的祭典。然后，他们打坏、焚烧了全部神器和祭器，有序埋藏于祭祀坑中，表示送回天上神界和祖先之处，神殿等建筑也同时被毁。随后，王国的统治中心迁到如今成都的金沙遗址，由此开始“十二桥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杜宇氏蜀王”时代。
从三星堆到金沙，体现了古蜀文明不同部落间的权力更迭。赵殿增说，虽然杜宇氏蜀王仍然继承了祭祀的传统，但宗教神权只是维持统治的一种方式，他们更注重用实力和武力扩大地盘。对内“教民务农”发展生产，对外则在汉中、宝鸡前线地区率先创造了“巴蜀式铜兵器”、建立自己的军队。“杜宇氏蜀国”最终为成都平原水患所累，被带领民众治水成功的“鳖灵氏”所取代，在距今约2600年左右进入了“开明氏蜀国”时期，直至公元前316年被秦国所灭。
成为多元一统国家的组成部分
在赵殿增看来，三星堆文化纵然神奇瑰丽，但它并非一种独立的文化，而是中华文明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好证明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多彩与生机勃勃。
赵殿增说，川西平原新石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较晚，大约距今5000年左右，才从西北山区和长江中游等处逐步进入。在茂县营盘山遗址发现的彩陶，被认为可能是源自中华民族发源地之一的“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体系的一个分支。他们从岷江上游翻过岷山、进入到川西平原时，慢慢发生了变化：先创立了什邡“桂圆桥文化”，再进入三星堆创造了“三星堆一期文化”。在距今4500年前后，从长江中游进来了一支会筑城的人群，让古蜀文明与同样是中华文明重要起源之一的长江中下游古文化有了直接的关系。
等到进入青铜时代的夏、商、周时期，在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和比较落后的社会形态下，三星堆王国虽然继续保持神权国家的面貌，但仍以特有的方式与中原及周边文明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与交往。“比如此时，商代甲骨文就根据‘纵目’形象，开始将三星堆古国记录为‘蜀’。‘杜宇氏蜀国’还参与了伐纣灭商的战争，成了为‘理想的中国’而奋斗的‘方国’之一。”赵殿增说，后来的“开明氏蜀国”与秦、楚等国的交往更加密切，发展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具有独特礼仪制度的军事强国。直至公元前316年蜀国被秦国所灭，在汉武帝前后最终融入到汉文化之中，才成为多元一统的“现实的中国”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记者吴晓铃）
【第二部分之2】
《古国崇尚王权与崇尚神权模式；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三星堆神权古国与夏商周中原各方国崇尚军权王权》（知乎）报道：
对于东亚文化的核心传统，是给定一组条条框框作为世界观、认识论的原则，这些固定的原则已经成为了集体的文化的阿赖耶识种子。就如我这几日做梦，经常梦见30多年前的某些真实事件作为一种潜意识种子元素，构架出一些具有图像的声音的动作的类似小电影的东西，这时候的我，前五识已经关闭，只是第六识、末那识、阿赖耶识没有关闭，依旧十分活跃。这种梦境中的小电影是那么真实，梦中是没有分别能力与选择能力的，也就是瑜伽师地论谈论的（阿赖耶识的无分别），也就是谈不上（智慧）的存在，这也就是佛洛依德的催眠术实现的场景。
但是要强调的重点是，梦中的小电影的东西，不是30年前历史的事件的真实再现，不是心理学与常识谈论的记忆，而是一种30年前的真实生活的某些片段元素，在意识空间深处，成为了阿赖耶识种子。阿赖耶识种子，配合第六识、末那识，呈现出这些小电影，小电影的演化时候，我根本没有所谓的自由意志的存在，因为我那时还在梦境中，谈不上（我）的显性意识的活动，也就是梦中的我还处于植物人状态。
这就要涉及到东亚现代人的意识空间的核心构架。一般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抱着某些条条框框去认识世界，给出某些价值判断的结论，也就是大众常说的道德判断而不是理性的分析。学术界的专家经过严格的训练，懂得要用科学的、理性的分析手段，开展学术研究，这是专家超越常人的优势。
但是，东亚世界的学术界的专家的工作，又必然受制于东亚文化的集体潜意识之阿赖耶识种子的控制，在专家的意识空间的最深处的核心部分，东亚文化的传统潜意识在控制着现实世界的学术研究活动，就是欧美世界的最新的学术成果，经过东亚专家的集体潜意识的转化，才能被理解被吸收，但是东亚学术专家输出的东西结果，却往往是与欧美学术研究成果完全不同、甚至背道而驰。
比如聚落考古的研究工具，运用于二里头遗址的研究，就是证明。所谓的聚落考古的大前提，是需要一种潜意识的无分别的判断，这在中东两河流域的考古中是十分凸出的，因为对于考古专家而言，当时的考古活动没有任何文献资料可以依靠，考古专家只有通过对挖掘出的考古史料，进行分析与逻辑的关联、推理而后得出恰当的考古结论。
但是二里头遗址的考古，确实假设了一个夏朝的存在而开展考古活动，自然一种东亚文化的集体潜意识就在控制着整个二里头遗址的考古活动，而呈现出的结果就是许宏先生为典型代表的考古思想以及考古结论，这一结论又完全与东亚历史文献十分融合。问题发生在哪里？我这几天的梦境，是一种证明吧。
郭静云教授的考古与历史研究活动，恰恰出在欧美文化与东亚文化的结合点上，郭先生的意识空间的潜意识还是犹太人的潜意识空间，而不是东亚人的潜意识空间，因此郭先生才可以无分别的对待所有东亚的考古的史料成果，同时又可以无分别的对待欧美最新的考古历史的学术方法，特别是（世界关系法）以及（聚落考古）的方法，从而得出（长江流域的江河平原才是东亚文明的核心发源地）的考古历史学的结论，从而对殷商帝国的研究有了全新的视角。
殷商才是东亚远古时期一种多种群多文化的融合体，是5000年前——4000年前的神权文化与王权文化，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体，也就是黄河流域文化代表的东亚北方世界与长江流域文化代表的东亚南方世界的融合体，这是秦汉帝国以来，东亚历史的皇权政制与官僚政治二者张力系统的最早的源头，也可以解读东亚世界的主流思想界与民间民俗传统之间的张力关系，这种张力关系最显著的特征是主流的无神论与民俗的多神论的张力传统关系。
郭静云：中国青铜时代历史纲要——神话创造和理解史实，这是历史研究中两种并存的趋势。古代社会留下了很多历史化的神话，成为汉代以来写作神话化历史的基础。
传世文献描述夏商周三个异族朝代，成汤克夏，而武王克商，兴衰情况都很相似。这显然是一种神话化的历史结构。
早期历史神话的形塑过程是个谜，在形成现有文献所记载之样貌前，个别族群的神话化的历史应该早已合并为一体，这一定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天下」一元史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所能看到的早史故事，应该更符合于殷商青铜礼器：龙首、虎身、牛角、鹰爪合为一体的形象。秦汉统一天下后，更加需要以一元历史证明其统一政权的正当性，因此《吕氏春秋》、《史记》的一元史便蕴含着天下帝国的意识形态。传世文献虽然不是凭空而来，但它们有自己的内在意义，与史实颇有落差。
对于东亚大陆5000——4000年前的研讨，已经解释东亚传统帝国的起源，以及政治制度的特征，就是以皇权政制为中心，官僚士大夫的辅助为次级的重点，历经2500年来的东亚历史的。东亚本土的历史，与欧洲本土的历史进程完全不同。欧洲的宗教传统，自从新石器时期以来，就没有断裂，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多神世界，演化为基督教的一神论世界。
东亚本土在5000——4000年前开始，从良渚文化古国、三星堆文化古国为典型代表的多神世界，演化为殷商帝国的神权服务于王权的世界，再到西周时期，神权逐步淡化，王权逐步神化，最终在东周时期，三皇五帝的君王圣贤的偶像替代了神权的形象，也就是以君王的王权替代了神权，天子独占了与天道的沟通权力，由此（德）之观念取代了神的全知全能的观念。所谓的圣君的形象，自从秦汉以来，就在东亚本土的文化中树立起来了。东亚本土文化，自然是完全排除了神权的地位。
李伯谦提出：古国阶段的国家，可分为“崇尚王权”与“崇尚神权”的两大类。“文明模式的不同选择导致了不同的发展结果”，“红山古国走的是通过铺张的祭祀活动崇尚神权的道路，一切由神的意志来决定”。“在这些文化遗址中，存在着大型祭坛，表明这时的社会充满宗教狂热，主持宗教事物者就是社会的主宰。神权支配一切，这是古国阶段的特征。”
“良渚文化……开始接受红山文化、凌家滩遗址崇尚神权的宗教观，把大量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因此垮下去了”。
“仰韶古国走的是崇尚军权、王权的道路。实践证明，崇尚军权、王权的仰韶古国，因比较简约并注重社会的持续发展而延续下来了。”而夏商周时期中原等地兴盛起来的各个“方国”，都是依靠军权、王权和宗族传承建立起来的“崇尚王权”的国家，在国家机器和社会文化建设上不断取得进步，直到秦汉以后统一中华帝国的形成。“事实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选择怎样的道路是决定其能否继续生存发展的关键。”
对于三星堆文化，李伯谦也曾说：“我完全同意三星堆王国是‘神权国家’的观点，三星堆遗址基本不见象征军权的青铜兵器而随处可见宗教性质的用于祭祀的遗物，已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
苏秉琦认为，“国史的核心是一立体交叉，多次重复的‘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五千年前出现了由氏族向国家的转变”，“不迟于四、五千年前都进入了古国时代”，“早期古国在4000年前发展为方国”，“在2000年前汇入多源一统的中华帝国，这一国家早期发展的‘三部曲’，是最具典型意义的中国的国家发展道路。”“中国”的概念，也相应地经历了由“万邦林立”时期出现的“共识的中国”，到夏、商、周三代追求的“理想的中国”，再到秦汉帝国形成的“现实的中国”这样一个“三部曲”。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相互团揉的历史过程，所以它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最终形成了数千年绵延不断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和统一多民族的强大中国。这种论述，己为众多考古发现不断证实，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史的经典概括。
苏秉琦还特别注意到各地区各民族的不平衡性，但最终都走的是大体相同的道路。他以最后一个“清帝国”的快速形成过程为例作了说明，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中华民族的各支祖先，不论其社会发展有多么不平衡，或快或慢，但大多经历过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从氏族到国家的发展道路，经历了从古国到方国，然后汇入帝国的国家发展道路。”
苏秉琦、严文明、张忠培、李伯谦、王巍等都赞成中华文明进程的“三部曲”之说，并做出了各自的论述，构成了中国考古学界的主流观点。
古代的蜀国走过的也是一条大体相同的道路，经历过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从氏族到国家的发展过程，也经历了从古国到方国，最后汇入秦汉帝国的国家发展道路。但由于它在自己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享有良好的自然条件，较长时期处于相对闭塞而又自在的状态，特别是在进入青铜时代之后，三星堆文化仍停留在以“神权”治国的“古国”阶段，具有“主持宗教事物者就是社会的主宰”，“神权支配一切”，这些“古国阶段的特征”，并利用新材料和新技术，制造出独具特色的大量神器，从而创造了精彩奇异的三星堆文明。
阐述一下三星堆文明的主要特征、变迁过程、原因结果，力求从“本土文化说”的角度，对独具特色的三星堆文化做出一个较有说服力的解释。
关于三星堆文化的特点，或可以概括为一个字：神（包括神圣的信仰、神奇的艺术、神秘的历史）。神权国家是整个问题的核心，特别是在进入了青铜时代之后，三星堆可能还停留在神权统治的古国时代。因此我们认为，三星堆神权古国特殊而又滞后的社会形态和历史进程，可能是造成三星堆文化神奇面貌的关键所在。
三星堆文明是由复杂多样的文化因素造成的，其中本土特有的文化传统、信仰观念和社会结构，则是神权古国的主体和根基。我们首先从几组三星堆特有器物的特征，来观察三星堆古国的文化核心和主体观念。
（一）眼睛崇拜———古蜀人创造的主神与祖神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宽1.36米的“青铜纵目大面具”，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它可能是古代蜀人“眼睛崇拜”的标志物。同出的还有“勾云纹突目面具”2件、“人面具”23件、“眼睛形铜饰”109件，可分为菱形、三角形、圆泡形等多种，分别代表眼睛的一部分。“眼睛”的形象，还出现在立人像的法衣、人头像的冠饰、兽首的头部等突出的位置。这些“纵目面具”“眼睛形饰件”的群像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具有强烈压迫感的宗教氛围，表明三星堆先民具有一种极其普遍而神圣的“眼睛崇拜”观念，在世界各地有“眼睛崇拜”的古代文化中，不仅数量和个体特别突出，而且形象与技法独具特色，成为三星堆文明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三星堆这种“眼睛崇拜”观念，可能是源自于古蜀人对其创始者“蚕丛”的“祖先崇拜”。《华阳国志》云“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纵目”是文献中留下的蜀祖“蚕丛”形象首要和唯一的特征。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眼睛崇拜”的标志物，就是对蜀祖“蚕丛”进行“祖先崇拜”的具象化，是我们研究古蜀先民原始宗教信仰观念和历史进程最为具体生动的实物标本。
古代蜀人这种“眼睛崇拜”的标志物，还为我们研究“蜀”字的本义与起源，揭开甲骨文中“蜀”字的秘密，提供了新的线索。对“蜀”字的意义曾有多种解释，尚无定论。它最早出现于殷墟甲骨文中，有20多种写法，最初是一个大眼睛下接一条身躯，有可能是商朝的卜人，用蜀人表示“眼睛崇拜”与“祖先崇拜”的“眼睛形器”，加上一个支撑的长身，创造出了“蜀”字的字型；而“蜀”字的字义，就是指以“眼睛形象”为标志物的这一人群。因此我们可以较为合理地提出一种新的诠释：“甲骨文中的‘蜀’字，起源于对蜀人主神——始祖神‘纵目人’蚕丛的客观描绘和形象记录。”此后古代蜀国虽然经过有几代蜀王的变迁，但对始祖却有着共同的认同和传承，各代蜀王都认为自己是蜀祖蚕丛的传人，“蜀”字也就成为特指这个族群的专用称谓。
（二）“巫祭集团”———三星堆古国的实际统治者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一件2.62米高的“青铜立人像”，是3000年前世界罕见的大型青铜雕像。立人像头戴华冠，身穿法衣，笔直挺立，赤脚站在由四个象头支撑的云纹方座上，象头支座下面还有一个方形高台。大多数学者认为它可能是个“大巫师”，从它个体巨大、全身铜铸、立于高台等情况看，可能就是一个“群巫之长”，两只环形大手举在胸前，高举法器（己失），正在指挥着重大的祭祀仪式。在“神权古国”时代，这种“群巫之长”，也就是“国王”。
祭祀坑中同出的还有与真人大小相仿的“青铜人头像”57件，头像的颈部均呈倒三角形，原来可能曾装置在木质或泥质的身躯之上。“青铜人头像”的头饰冠带和发型多种多样，但面容则大多相同，除了脸颊削疲，颧骨突出之外，最突出的特征是都有一对呈三角橄榄形的立眼，威严神圣。有些人想通过面容去寻找这些人的来源和族属，但未能如愿。我们认为，这些人像不完全是写实的作品，而是被变异夸张了的结果，因为这些“青铜人头像”，都是能通神通天的“巫师”，具有半人半神的灵性，所以他们才被做出一双与大多数“面具”相似的眼睛，即与“神”相同的立眼，表示只有他们才具有与“神”相通的能力。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头像是戴着面具作法的巫师，所以才有与“青铜面具”相似的大眼睛，或许有一定道理。祭祀坑中同出的一组小型人像，也都具有一对立眼，通过跪在神树座上、支撑在神坛中部、顶尊跪于云团之上等形式，在参与相应的祭祀活动。这个由“青铜立人像”、“青铜人头像”、小型人像共同构成的庞大而有序的“巫祭集团”，正是三星堆神权古国的实际统治者。
也有的学者试图从“青铜人头像”的是否“编发”，将他们分为“世俗集团”和“僧侣集团”。这可能与尚处于“神权支配一切”阶段的三星堆神权古国情况不符，也不能合理地解释“青铜人头像”复杂的式样与组合关系。祭祀坑出土的“平顶冠独辫式人头像”共计47件，约占全部人头像（57件）的82.5％，若他们是“世俗集团”，早应该是主要统治者了。其他10件占17.5％的“青铜人头像”，不仅大小不一，而且冠带和发型也是多种多样的，不可能再构成一个强大统一而又与“世俗集团”对立的“僧侣集团”。
如果独辫的“世俗集团”是权力斗争的胜利者，他们肯定不会把自己的头像也一起打坏烧毁埋掉。从两个祭祀坑的埋藏情况看，都是有计划、有目的、有秩序地进行隆重燎祭瘗埋仪式后的结果，不会是动乱中的仓促所为。我们认为所有这些人像，都属于三星堆神权古国的“巫祭集团”。
“青铜人头像”头饰冠带和发型姿态的复杂差异，以及众多小型人像在祭祀活动中位置姿态的差别，是说明在这个“巫祭集团”中，既有不同等级和功能的区分，也还有不同地域和族群差别。当时可能有众多地区和民族的人们前来参加，共同构成了一个神圣的三星堆祭祀中心（详后），数量最多的“平顶冠独辫式人头像”，可能代表的是三星堆神权古国时期的主体人群。其中有几个身份更为特殊的高贵者，还在面部装上了黄金的面具。
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长143厘米的“金杖”，是用黄金做成包在法杖或权杖上的一段金皮，上面刻有四组用箭相连的鱼、鸟纹，和两个戴冠的人头像，大多学者认为它可能代表着古蜀国的“鱼凫王”，它是“群巫之长”和“国王”双重身份的标志物，也表明三星堆繁荣时期这个神权古国的统治者，可能就是以“鱼凫王”为首的联盟集团。他们把自己看作是蚕丛氏蜀王的继承者和传人，用“眼睛崇拜”的方式创造出蜀人的主神与祖神，并以“巫祭集团”的形式，统治着繁荣的三星堆神权古国。
（三）万物有灵———三星堆人的宽宏世界观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高4米多的“青铜神树”，可能是青铜时代最高大的单体青铜器之一，它表现出的丰富文化内涵，充分反映了三星堆先民的信仰观念，并与众多神器祭器一起，为我们展示了三星堆时期以“万物有灵观”为核心的原始宗教“自然崇拜”面貌。
这棵“青铜神树”首先被当作“生命之树”，代表着生长、繁衍、传承等意义，成为三星堆人的“社树”；它又通过“青铜神鸟”和圆涡纹，表达出“太阳崇拜”信仰，具有“扶桑”、“若木”等太阳居所的含义；通过巨龙攀援，表示它也是可以上天下地的“天梯”，可能还是居于天地中心，能供人神交往的“建木”。加之它高大突出，装饰华丽，本身就成为一座“祭坛”，在神圣的祭祀仪式上被置于中心崇拜物的地位。
三星堆人还创造出“太阳形器”、树木、灵鸟、怪兽和神坛、祭祀图中的山川、器物、自然现象，来表达他们“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观念。特别是在一件“青铜神坛”之上，还表明他们对“天、地、人”三界已经有了清楚的认识。他们出于对大自然赐予的感恩，也出于对自然界破坏的畏惧，认为世间万物都和人一样是有灵魂的，是可以相互理解和包容的，甚至是可以相互变换和交往的。他们制造出神树、太阳形器等大量神器祭器，来表达对大自然的敬重和崇拜，通过隆重的祭祀仪式来与天地万物进行沟通，以求和谐地共同生活在这个美好的世界之上，说明在优厚的自然环境和虔诚的信仰观念下，三星堆人已经通过“自然崇拜”的方式，形成了一种自成一体又宽宏仁厚的世界观。
（四）祭祀为大———三星堆时期的特有祭祀形态
三星堆古国是依靠经常进行神圣的祭祀活动，维护着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成为以祭祀中心为特征的神权国家的。三星堆不但出土了大量表现祭祀内涵的神像、人像和祭祀用具，而且发现了“青铜神坛”、“祭祀图玉璋”和众多“祭祀坑”等能综合反映古国具体祭祀形态的遗物和遗迹，为我们探讨三星堆时期的祭祀场所、祭祀方式、祭祀结果，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依据。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青铜神坛”虽然未完全修复，顶部尚有残缺，但仍能反映出一系列重要祭祀场景和信仰观念。它以两只怪兽代表地下，以圆盘上四个作法的巫师立像代表人间，以巫师头顶的四座神山上的方形“神殿”代表天上和神界。“神殿”正面和四角饰有“人首鸟身像”和“神鸟”，可能是三星堆人所崇拜的“图腾”。它表明三星堆时期已经有了对“天、地、人”三界的观念，也表现出“神殿”这一祭祀场所在整个祭祀活动，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神殿”不仅位置高贵突出，而且在它四周有20个双手平举的跪拜人像，正在此进行虔诚的祭祀仪式。
近年来在三星堆西北部最高点的“青关山”高地上，发掘出一座上千平方米的“青关山一号大房子”，从它的大小、结构、方向、形态等特征来看，很可能就是一座具有“神殿”之类性质的特殊建筑物。
“青关山一号大房子”长65、宽16米，足以放得下一二号祭祀坑中的器物；废弃时间与一二号祭祀坑相当，很可能在最后的燎祭以前，这些神像祭器是摆放在这座“大房子”之中的。大房子两侧墙体厚重加固，可以支撑住高大的屋顶；房子两端开大门，房内有一条中轴通道，呈北偏西45°左右的方向直指西北的岷山，也与2座祭祀坑的方向一致，可能是代表着祭祀目标的方向；通道两侧和有三排小柱洞，可能是搭建摆放神像祭器的平台，人们可以在通道上，对众神和祖先首领进行经常性的祭祀活动。
因此我们认为，“青关山一号大房子”很可能是三星堆古国用来摆放供奉神像祭器和进行日常祭祀活动的“神殿”、“神庙”之类的神圣宗教场所，并与2座大型祭祀坑同时被毁坏废弃。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一件玉璋，上面刻有四组的祭祀图像，线条精确熟练，动作完全一样，说明是有计划有规律地表达出一种的常见的祭祀活动场面和信仰理念，是一幅幅完整而典型的三星堆“祭祀图”。
这枚大玉璋出土于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
其发掘简报是这样通报的：边璋3件。标本K2③：201附4石质，青灰色。微残；顶端一边成锐角，一边成钝角，有明显的火烧裂纹。上宽下窄，射部和柄部两面各阴刻两组图案，每一组包括5幅图案，每幅图案之间由两条平行线相隔。
第一幅由2或3个身材、姿势、衣着相同的人物组成。头戴平顶冠，冠上刺两行小点。细眉，“日”字形大眼，大嘴，嘴角下勾。双耳戴有铃形挂饰。长颈。双手作半握拳状，两拇指相顶。身着长衣，下摆至膝。两小腿上似戴有脚镯，两脚向外撇成一字形，大脚趾上翘。
第二幅图案刻划两座大山，山上有一圆圈，似代表太阳。圆圈两侧分别刻有成八字形的云气纹，云气纹下是一座小山，山的中部也有一圆圈，圆圈下还有一座小山。两座大山的两边各有一只大手，作半握拳状，拇指按着大山的山腰。在两山中间，刻有一个形符号。
第三幅由两组S形勾连云雷纹组成。
第四幅刻划三个相同的人物。均头戴山形帽，帽上有13至16个雨点纹。细眉，“日”字形大眼大嘴，嘴角下勾。两耳挂两两相连的圆形耳环。长颈。双手在胸前作芈握拳状，两大拇指相顶。衣长及大腿部。双膝跪地。
第五幅有两座大出，山的内部构图与第二幅同。两山外侧各立一枚牙璋，两山中间空处被一座山顶上横出的一个钩状物占满。璋射长43.1上宽8.8、下宽6.8、柄长11.3、通长54.4厘米。
如果将枚玉璋的图案分为四幅，就变得让人浮想联联：第一幅和第三幅图案貌似在说有一群人，领着一组人划着船在两个山包间用手指测量着山包的高度。第二幅和第四图案貌似在说有一群人，在开始挖那那个山包间的山谷然后用牙璋来表示取得了成功。
每组画面的中央，都有一道云纹条带，将画面分为“天上”和“地上”两个部分。“天上”并列有两座“神山”，神山之上，站立着三个衣着华丽的人像，可能是天神或祖神，正在天上接受崇拜和祭祀。
“云气”之下，可能是代表“地上”或“人间”，画面的上部，也刻有三个盛装的人像，可能是正跪在小“山”上进行祭祀活动的巫师或祭司。
下层的跪拜人像与天上的站立人像，采用的是相同的手势和眼神，表明他们相互之间是可以通过手式和眼神互通信息，实现“人神相通”，以达到祭祀的目的。
在“地上”跪拜的人像之下，有两座小山，山的两侧各插一个牙璋，两山之间横放一只象牙。这些礼器和祭品的出现，说明下层的山丘不是被祭祀的对象，而是举行祭祀的场所。
我们认为下层的两座小“山”，可能是供巫师在上面进行祭祀活动的“高台”式祭坛。
而“三星堆土堆”本身，或许也是这种可供祭祀使用的“高台”，虽然它是用筑城的方法建造的。
三星堆两座大型祭祀坑与“三星堆土堆”方向一致，距离相近，瘗埋之前曾举行的盛大的“燎祭”，或许就是站在三星堆之上指挥进行的。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作为“群巫之长”和“国王”的“青铜立人像”，就是站在一个高高的“祭台”之上，主持指挥祭祀活动的。在三星堆的东西城墙之上，发现有用土坯垒砌的台基；在月亮湾城墙的西侧，曾发现有许多祭祀坑，说明这些城墙，也都可能曾是被当作观象与祭祀使用的高台地。
三星堆经常进行不同形态的祭祀活动，最后大多以“祭祀坑”的形式保存了下来，为我们研究三星堆信仰习俗和社会性质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不但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的性质已得到普遍认同，而且三星堆遗址还有许多不同时期不同形态的祭祀坑，大体可以分为“大型长方形祭祀坑”（出土器物数百上千件）、“中型长方形祭祀坑”（出土器物数件数十件）、“红烧土祭祀坑”（曾出玉石礼器等）、“不规则浅坑”（出土陶器石器，以及玉器金器）、“圆形小坑”（出土陶器石块）等类型，时代从三星堆遗址的一期末到第四期都有，以第三期最多最大。祭祀坑内的器物，都是用于祭神的神像、礼器和祭品；祭祀坑的建造和瘗埋方式，具有特定的宗教内容含义；这些祭祀坑本身，又是特定宗教活动的最终结果，说明三星堆是一个以祭祀活动为主要特征的神权国家，这里曾是一个神权古国的祭祀中心。
这枚大玉璋出土于三星堆二号祭祀坑，连同它一起出土的还有那著名的青铜大立人像。
在三星堆众多的青铜雕像群中，足以领衔群像的最高统治者非大立人像莫属，——不论是从服饰、形像还是体量等各方面看，这尊大立人像都堪称它们的“领袖”人物。以往殷墟出土的玉石铜人像与之相比，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就全世界范围来看，三星堆青铜大立人也是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人物雕像。
他手里拿着的是什么？
二号祭祀坑所出的青铜立人像，穿着全套庄严的华丽礼服。上衣可分为三层。最里面是一件袖口又细又窄的长袖上衣，外面套有两层短袖上衣。最外面的一件斜领向左交掩，长度达到腹部以下。特别罕见的是在外衣的左右两侧各垂下一条刀形的突出衣裾。这一样式与中原的商族服装有所不同。在上衣里面束有长及小腿部的裙裳，用以掩盖下体。赤脚，头上戴有圆箍形的冠帽，冠帽上装饰有突起的冠物。衣物上都刻有云雷纹和直线纹，象征着纺织物的织绣纹样。
牙璋与中国以至于东亚地区国家起源可能有着密切的关系。究竟牙璋是什么东西？牙璋是如何起源与扩散？牙璋扩散背后有怎样的社会背景？牙璋是如何使用及功能有否变化？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希望今后深入探索的方向。我们必须坦白，现今对牙璋的研究并不深入。
考古发现早期牙璋可能与山川祭祀有着密切的关系。1994年张学海先生对牙璋的功能推测，认为是“因时因地而变化”，估计最早山东龙山文化阶段，牙璋是用作祭天拜日、祈年的礼器。他举出山东五莲上万家沟牙璋出于半山腰的丘岗，可能与祈年、祭山活动相关。其后公布山东罗圈峪遗址的三件牙璋，也是在山腹岩荫中发现。2015年9月，山东大学栾丰实教授与我一同登临罗圈峪半山岩荫地点，考察了牙璋出土地周围地貌，估计早期牙璋与山岳的祭祀有密切关系。再者，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孙周勇院长教示，近年石峁遗址发现的牙璋，均出自城墙周围倒塌的堆积和文化层中。目前石峁牙璋具体的社会功能难以断言。河南新砦文化花地嘴的牙璋，出土于祭祀坑中。一直到二里头遗址阶段，牙璋的角色才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这方面应从二里头城市考古学新发现的角度去分析。
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牙璋、玉刀、玉钺、玉戈等大型礼器，被发现集中埋藏在宫殿周围贵族的墓葬中，反映了所属贵族社会阶级的背景。古代社会中祭神时使用的玉器，称为祭玉；瑞玉是贵族间交互拜访，或谒见王者使用的玉器。冈村秀典先生认为在二里头遗址以前，牙璋为祭祀用的祭玉，而二里头三期以后牙璋等玉器，已转化为宫廷礼仪中的瑞玉，为王国内君臣关系、秩序的体现。这样二里头文化阶段的牙璋，在功能上有着革命性的变化，牙璋形态亦出现转变，包括长度增加到约50厘米的定制、两侧扉牙的龙化造型、器体附加萨满的符号等。这些牙璋上增添的因素，一方面增加了器物的威仪与神秘感，另一方面扉牙龙形造型更可视为王权的象征，对此后牙璋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据此二里头文化阶段牙璋已脱颖而出，成为宫廷礼仪中最重要的瑞玉之一。二里头时代的玉器和青铜器等的意义，超越宫廷礼仪的概念，为国家政治制度的物质象征。
西南地区三星堆祭祀坑及金沙遗址发现牙璋显示，除了受到来自二里头明显的影响外，也反映出强烈的地方色彩。这包括牙璋超巨大化或小型化两极的分化。牙璋已完全变为仪式化道具，巨大体量已不再适合手持祭祀，而改为安装固定后从远距离的参拜，小型牙璋可能是纪念性的象征物。此外，在龙形扉牙变成徒具虚形，“忘汝神气，堕汝形骸”（《庄子·天地》），出现形骸化的现象。更有甚者，把原有龙形扉牙改为凤鸟形状。这些都反映了西南地方的特色。四川盆地接受来自二里头强烈影响后，仍显示地方主导的发展，具备了竞争型国家的特色。
三星坑二号祭祀坑一共出土璋15件。可分“牙璋”和“边璋”两大类。有玉质和石质之分。牙璋12件。据其形态的差异可分3型。边璋3件。标本K2③：201附4石质，青灰色。微残；顶端一边成锐角，一边成钝角，有明显的火烧裂纹。上宽下窄，射部和柄部两面各阴刻两组图案，每一组包括5幅图案，每幅图案之间由两条平行线相隔。
玉璋始见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最早出现于山东龙山文化的司马台遗址，该遗址分别出土过3件玉璋，为迄今所知最古老玉璋。玉璋盛行于夏和商代。西周的玉璋极为少见。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就出土了玉璋有十五件，其中的许多玉璋都比二里头和商代的玉璋要大些，二里头只出土几件，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玉璋最早出现于山东龙山文化的司马台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起源于海岱地区的玉礼器，为中原地区所吸收，在二里头时代更成为二里头文化对外传播的标志性器物之一。二里头文化玉璋的器形和纹饰趋于复杂，一般有多组扉齿，刻有细线纹。这件玉璋形体甚大，表面涂有象征朱砂，有着浓厚的宗教意味。
经过二十多年我们与国内外学者共同研究，对牙璋发展的历史，现今有了比较全面了解。
1.距今约4500年前后，牙璋首先出现于山东地区大汶口及龙山文化的遗址中。山东是牙璋的起源地。
2.在距今约4000年后，山东牙璋扩散从黄河下游逆向，经中游转入陕西省，最后更深入上游的甘肃西南地区。此中，陕西石峁古国晚期的阶段，牙璋出现大型化，有龙形扉牙，最长的可达到约50公分。甘肃齐家文化的牙璋，可能来源于石峁的影响。這是牙璋第一次主要自黃河由東而西的擴散，打通黃河間東西的古道
3.在距今约3700－3600年前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夏王朝晚期的国都，承石峁古国的影响，二里头牙璋呈现巨大化，已成为成熟王室宫庭礼仪道具，折射国家政治制度的存在。这是牙璋第二次由西而东逆向的扩散。石峁、花地嘴、二里头等遗址出土的牙璋，关系密切。
4.从长江、珠江、越南红河流域出土牙璋特征综合的分析，显示在距今约3500－3000年前，二里头牙璋向南发展，经南阳盆地到达汉水流域，进入长江水系，再分西南与东南两支扩散。西南一支由四川盆地直抵越南红河三角洲；东南一支到达湖南及福建两广，远及环珠江口香港南丫岛。南丫岛大湾出土商代早期牙璋，是已知东亚唯一岛屿上发现的牙璋，诉说商文化在沿海早期扩散的故事。第三次牙璋大规模向南扩散，意味着南东亚与东南亚北部进入青铜时代文明的开始。
现今发现的牙璋在三星堆文化中是最多最大的，大的有上一米的牙璋，即然在陕西石峁古国晚期的阶段，牙璋出现大型化，有龙形扉牙，最长的可达到约50公分。为何三星堆文化的牙璋更大型化？一般都在三十四十公分以上，甘肃齐家文化可能来源于石峁的影响。为何四川三星堆文化的牙璋不可能来源于石峁的影响和甘肃齐家文化的影响？
在保存最为完整的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共出土了各类玉器755件，而唯独未出土牙璋。不仅如此，在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晚期墓葬、安阳殷墟花园庄商代晚期墓葬和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晚期遗址中，均未发现有牙璋出土。然而在中国的大西南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却发现了大量的牙璋。而三星堆的牙璋反而在器身刻画的弦纹等细微方面的表现比河南二里头却是显得更为古老和大型化。
谢选骏指出：三星堆代表了南中国的神权文化，二里头代表了被中国的政权文化——这就是中国南北朝的二元结构。
《“三星堆神权古国”的文化变迁》（知乎）
（一）文化序列———三星堆研究的基础与框架
几十年来三星堆遗址等地考古发掘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基本建立起了古蜀各个阶段密切相接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三星堆遗址的地层堆积分为四期，已分别定名为三个考古学文化：距今4800～4000年前，以“宽沿平底罐（尊）器物群”为特征的“三星堆一期文化”（大体共存的还有距今4500～3700年前成都平原西南部的“宝墩文化”）；距今4000～3600年前的第二期和距今3600～3200年前的第三期，是以“小平底罐器物群”为特征的“三星堆文化”；距今3200～2600年前以“尖底罐（杯）器物群”为特征的第四期，已按首先发现的典型遗址，定名为“十二桥文化”，中心转移到了成都金沙遗址。向后延伸，连接到距今2600年左右至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之前以“圜底罐（釜）器物群”为特征的“晚期巴蜀文化”（延续到西汉中期），共同构成了2000多年古蜀考古学文化连续发展的完整序列。
目前学术界己基本认同“三星堆文化”的主人是“鱼凫氏蜀王”，“十二桥文化”的主人是“杜宇氏蜀王”，“晚期巴蜀文化”的主人是“开明氏蜀王”，从秦统一到汉武帝前后，古蜀文化逐步融入到了汉文化之中。
1987年我们首次提出了“三星堆一期文化”的概念，1995年“宝墩文化”发现后，我们曾认为两者可以合为一体，并认为它们可能与蚕丛、柏灌等早期蜀王有关，“具体地说，‘三星堆一期文化’与‘宝墩文化’，很有可能就是蜀国开创者‘蚕丛氏’或‘柏灌氏’时期的文化遗存”。最近我们研究发现，“三星堆一期文化”与“宝墩文化”虽然有密切的交融和相似性，但在地域、年代、特征上，却保持了明显的差异和独立性。“三星堆一期文化”及其前身“桂圆桥文化”，最早是在距今5100～4800年前后来自于西部山区，以粟作为主，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北部；“宝墩文化”可能是在距今4500年左右主要来自于长江中游，带来了稻作文化，分布于成都平原西南部。特别是“宝墩文化”带来了成熟的城墙建筑技术，不仅8个城址都己有了数十万平米的规整城墙，而且在宝墩遗址建造了有内外两重城墙、面积达270万平米的大型中心城址。“三星堆一期文化”时期，虽然三星堆遗址在马牧河-鸭子河畔逐步建成了300多万平米的大型中心聚落，比宝墩古城年代更早，面积更大，建筑更密集，文物更丰富，但却一直未修筑城墙。上述情况说明，它们是两个有所交叉又相互独立、可以适当加以区分的文化类型，可能分属于两个各有统治中心的古代族群。
因此我们提出了“三星堆一期文化”的主人可能是“蚕丛氏蜀王”，“宝墩文化”的主人可能是“柏灌氏蜀王”的新观点；而以“鱼凫氏蜀王”为主人的“三星堆文化”，则是在三星堆遗址上由“三星堆一期文化”直接发展而来的，他们把“纵目人”蚕丛奉为祖神和主神，并在距今4000～3700年左右把宝墩文化逐步纳入其中，开始修筑城墙，在距今3600～3200年间达到了古蜀文明的最高峰。这个发展序列，相互含接，有所交叉，逐渐变化，并无缺环，表明它们可能是在本土发展起来的古蜀文化的不同历史阶段，是蜀族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几个主要组成部分。这可能是在综合各发掘单位关于主要遗址年代分期意见的基础上，对古蜀文明发展做出的较为合理的历史溯源。
再向前追溯，这支文化最初主要可能是来自西部山区。成都平原由于水泽密布等原因，新石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比较晚。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证明，大约在距今5000年前后，一支带有西北彩陶文化特征的人群，从岷江上游翻过岷山进入到川西平原，在什邡创立了“桂圆桥文化”，以粟作为主；距今4800年左右，再前进到条件更好的三星堆，创造了“三星堆一期文化”。距今4500年前后，又有一支会筑城的人群，可能是从长江中游来到成都平原西南部，与当地居民一起，创造了以宝墩为中心的史前古城址群，并带来了稻作文化。距今4000年以后，“三星堆一期文化”在三星堆遗址直接发展成为“三星堆文化”，逐渐建立起一个神权古国的祭祀中心，并逐步把宝墩文化的各个史前古城纳入其中，主要去从事与祭祀有关的活动与劳作，最后形成距今3600～3200年间“三星堆文化”在成都平原上独大独尊、空前繁荣的局面。这就是我们通过古蜀考古学文化序列的研究，得出的对“三星堆文化”来源与发展过程的基本认识。
关于考古学文化序列与古蜀文明进程，目前可以概括为：
“桂圆桥文化”（距今5100～46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初入平原；
“三星堆一期文化”（距今4800～40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蚕丛；
“宝墩文化”（距今4500～37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柏灌；
“三星堆文化”（距今4000～3200年，夏商）———鱼凫；
“十二桥文化”（距今3200～2600年，商周）———杜宇；
“晚期巴蜀文化”（距今2600～公元前316年，春秋战国）—开明；
“巴蜀文化余存”（公元前316～公元前100年，秦国汉初）—秦汉。
这些文化的年代常有交叉或重叠，说明它们之间，在不同的地区曾过有过共存或过渡时期，后者是逐步取代了前者的，这或许是古蜀文化的一个特征，在“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之间，也存在这种情况。
我认为，应把两个祭祀坑的埋藏时间（距今3200年左右）作为“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的分界，因为这是古蜀历史上一次重大文化和历史事件的标志。
它既是古蜀国中心从三星堆转到金沙的标志，也是三星堆文化正式向十二桥文化过渡的标志；既是鱼凫氏蜀国被杜宇氏蜀国取代的标志，也是古蜀文明从“神权古国”开始向“王权方国”转变的标志。在此之前已经出现的“十二桥文化”因素应如何称呼，尚值得进一步研究。
（二）信仰神权———多地文明汇聚三星堆
在距今4000～3200年左右的“三星堆文化”阶段，三星堆遗址逐渐出现了一些具有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它们以礼器、祭器居多，从四面八方渐次传入，在进入三星堆古国时，似乎曾经过了有意识的选择，有些在外地已经是“以玉载礼”的玉礼器，或作战使用的铜兵器，到这里却被改变了形式和用法，又退化成了“以玉事神”的祭器。三星堆古国这个由原始宗教信仰支撑起来的神权国家，社会中充满了宗教狂热，形成一个神圣的宗教祭祀中心。这些情况说明，三星堆神权古国祭祀中心逐步增强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是吸引和吸收众多外来文化因素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表明这个神权国家的信仰观念既是自身的产物，又是多种文化交流的结晶。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这里先做一下简要的说明。
首先要说的是良渚文化。在距今4000年前左右的三星堆仁胜墓地祭祀坑中，就发现了玉锥形器、玉泡形器等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祭祀坑中也有与良渚文化相似的玉器；金沙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的标准器“十节玉琮”，射部线刻人像头戴“菱形眼饰”，很可能是在三星堆时期刻上去的作法于天地之间的巫师；三星堆一号祭祀坑中出土的“跪坐人像”，可以与“虎形器座”组合成“骑虎铜人像”，被认为是良渚文化神微“骑虎神人像”的变异，前来三星堆参加了祭祀活动。这些情况表明良渚文化曾对三星堆神权古国有过强烈的影响。
在三星堆“青铜人头像”的形象上，可以看到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头像”的影子；而三星堆“青铜立人像”的形态和作用，也可能从凌家滩文化“玉雕立人像”乃至红山文化“玉雕立人像”上寻找到最初的渊源。上述这些情况说明，三星堆古国与四五千年前中国的一组早期神权古国，可能有着某种内在的文化联系，从而促进了三星堆神权古国的形成。
距今约4000年前石峁文化出土的大型“双叉刃玉璋”，与三星堆的“双叉刃玉璋”形状、大小、数量都很相似，可能是其主要的来源。同时齐家文化出土的“玉璧”“玉环”“玉斧”“玉琮”等，也与三星堆的同类器物相仿，可能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说明三星堆的玉器有多方面的来源。
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外来玉石器青铜礼器中，数量和种类最多的当然还是二里头文化、商代文化的器物，证明夏商时期它们与三星堆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这些在内地已经是开始作为“以玉载礼”用的玉礼器，到三星堆后则又被强化了其“以玉事神”的作用，主要被用于祭神的法器，或握在跪坐人像（巫师）的手中，或插在土丘（祭台）的两边。在一件精心制作的“玉边璋”上，还仔细地刻上四组典型的“祭祀图”，说明这些玉器都被改造成为神权古国使用的神器。例如“玉璋”引入之后，被当成了沟通天地人神的最主要工具，在祭祀活动中，具有了最方便最重要的人神媒介的特殊功能。加之附近有良好的玉矿（如彭州龙溪玉矿，相距约百里），得以大量制作，仿制，甚至创造出“鱼形璋”、“鸟形璋”等蜀人特有的造型。它们被赋予了“神”力，被经常使用，并多次大量瘗埋于祭祀场所和祭祀坑中，成了祭神通神的最主要中介物，因而在三星堆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中，玉璋的数量、种类、作用、影响力都大大超过了来源地，玉璋的发展也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峰。至于是在中原地区作为主要兵器的“铜戈”，传到三星堆后，也被做成了完全不能实用的“齿刃形铜戈”，献祭给神灵。
上述情况说明，三星堆遗址出现的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主要是用于祭神的祭器和神像，大多是被神权古国的祭祀活动吸收或吸引而来神器礼器。正是因为三星堆古国作为一个神圣而灵验的祭祀中心，受到远近各地族群的敬仰和想往，纷纷前来参与祭祀活动，通过多地文化相互汇聚，共同创造了神奇的三星堆文明。
以神灵祭祀为先导，三星堆还加强了与各地早期文明之间的经济技术文化来往交流。三星堆文化密集地分布在三星堆遗址附近，在三星堆遗址中基本不见象征军权的青铜兵器，而随处可见宗教性质的用于祭祀的遗物，说明它可能曾是一个高度集中又基本不设防的开放式的神权古国的祭祀中心，吸引了远近众多的人群前来参加，从而由对“神灵”的追崇与敬重，发展到物质与文化的交流，带来了各种新器物、新技术和新文化。在2017年成都举办的“丝路之魂”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许多学者认为成都曾是南、北、陆地、海上“丝绸之路”的中枢这种作用可能在3000年前的三星堆古国时期就已经形成，成为三星堆文化多元文化的重要来源，可以称之为“早期丝绸之路”。
蜀地是中国最早的丝绸产地之一，蚕丛和螺祖就被认为是蚕丝的早期发明者。三星堆“青铜立人像”华丽的法衣，可能就是丝绸制成品，成都蜀锦厂曾用古法复制了立人像的法衣。丝绸当时就己成为对外交流的重要物品，曾经出现在3000年前埃及法老王后的头饰之上，而埃及西亚的金面具、权杖等，也影响到三星堆古蜀文明。但这些金器不是直接传送过来的，而是前来的人们带来了当地的观念和技术，被蜀人所接受，在三星堆制作出来的。他们在金杖上还刻画出鱼、鸟等蜀国的“图腾”，成为了国王的权杖和法杖。金面具也被做成薄片，装在特殊身份巫师的面部，它们是否还具有埃及法老金面具那种“死者灵魂的居所”和“供亡灵再生的躯壳”的双重作用，也值得研究。
（三）三星堆出土的大量海贝，经研究是自于南海等地
众多象牙除本地所产外，也可能有些来自东南亚地区。而南亚等地盛行的神树造型和天地人三界、阴阳门升天等观念，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三星堆，促进了青铜神树、神坛的形象和“天门”等观念的产生。
与三星堆交往的各种文化因素还有很多，其中以二里头和殷商文化的影响最大最多。这一方面说明中原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在本土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神器和观念是自身体制的表现。他们对夏商文化与人员既大量引进和吸收，又有所选择和改造。三星堆古国崇拜的主要神像和法器，都与夏商有较大的不同。而二里头文化传入的主要神像“兽面纹铜牌饰”，可能只在本族的人群中得以遗传，并慢慢退化为只有某种象征意义。在商代青铜器中，三星堆古国主要选择了铜尊和铜罍为主要礼器，有时还把它们顶在头上作为敬献给神灵的祭器。夏商的玉礼器，被三星堆人大量引入和仿制，被拿在手中或播在山上去祭神，还在玉璋上刻画出标准的祭祀场面图像。三星堆文化中也出现了陶盉等与二里头文化相似的日用陶器，表明是有二里头文化的人群进入。但它们在“小平底罐器物群”为特征的“三星堆文化”并不占主导地位，也不具有“鸟头形器把”那么突出的文化特征，只能说明二里头文化是曾经加入到“三星堆文化”之中的众多外来人群之一。“三星堆文化”之中的西亚、南亚等外来文化因素，同样也只是相互之间进行交流的结果。
“三星堆文化”正是在这种海纳百川的多元文化交融中，创造了空前的繁荣。正如苏秉琦所说：“中国历史……事实上的内外交流几乎一天也没有停止过。陆上的丝绸之路如此，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如此，不见经传的条条通衢更是如此。”“三星堆文化”时期的“早期丝绸之路”，可能就是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典型。
（四）盛极而衰———三星堆消失之迷
三星堆古国为什么消失？大量神器祭器为什么被打碎焚烧，埋藏到了祭祀坑中了呢？这里可能有一个过度崇拜和过度消耗的问题，即三星堆古国后期违背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规律，最终受到了自然与社会的惩罚。
三星堆神权古国为突显奇异的观念而营造的大量神器祭器，己大大超过了国家的承受能力，过度的人力物力集中和财富消耗，必然导致经济的崩溃和社会的冲突。这种不注意发展经济，扩大实力，全靠宗教狂热信仰观念维持的神权古国，越来越经不起社会的发展动荡和新思想新事物的冲击。大约在商代后期，三星堆神权古国逐渐失去了控制能力，最终发生了严重的生存灾难和社会恐慌。而在成都等地通过“教民务家”等措施新崛起的十二桥文化集团，正伺机取而代之。大约在距今约3200年左右，三星堆的人们认为是自己的这些宝器已经“失灵”，于是通过一两次盛大而奇异的祭祀活动，把平时放在神殿中的主要神器和祭器，搬到三星堆前的广场，对着西北方神山中的天神和祖先，举行了最大和最后的祭典，然后打坏焚烧了全部神器和祭器，把它们有序地埋藏于祭祀坑中，表示送回到了天上神界和祖先之处，神殿等建筑也同时被毁。随后把国家的统治中心迁到成都的金沙遗址，开始了“十二桥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杜宇氏蜀王”时期。
（五）国体演变———从神权古国到王权方国
“杜宇氏蜀国”改变了单纯依靠宗教神权的手段，重点使用实力和武力扩大地盘。他们在汉中、宝鸡前线地区率先创造了“巴蜀式铜兵器”，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可能还从这里参加了周武王伐纣灭商的战争。杜宇王不再是一味地去祭神，而是积极“教民务农”，发展生产，壮大实力，因而“十二桥文化”时期遗址区的分布范围，比“三星堆文化”有了大幅度的扩展。有些文献记载，杜宇氏蜀王还曾明确划定了自己的统治范围和边界，说明“杜宇氏蜀国”已经发展成了以地域为基础的国家，成为用强权和军权进行统治的王权“方国”。
杜宇氏蜀王仍然继承了祭祀中心的传统，也有新的创造，他们在羊子山建造了大型祭台，在金沙遗址南部进行了长期的祭祀活动，不过其体量、规模和作用都在减弱。从地点和祭祀形态来看，这一时期较多的可能是在祭水，具有一定的“厌胜”作用。但“杜宇氏蜀国”最终还是为水患所累，被带领民众治水成功的“鳖灵氏”所取代，在距今2600年前左右进入了“开明氏蜀国”时期，直至公元前316年被秦国所灭。
“三星堆是神权国家”，这是许多观众和学者从不同角度观察研究后得出的共同结论。这种以神权进行统治的国家，与“古国阶段”“崇尚神权”的早期国家是什么关系？它是不是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有阶段？进入青铜时代之后，三星堆文化仍能停留在以“神权”治国的“古国”阶段，是哪些地理历史和社会人文条件所促成的？这是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是认识三星堆古蜀文明特征和价值的重要问题。
其次，从神像特征等情况看，三星堆古国在形成过程中曾受到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等神权古国的思想影响。这些因素是何时从何处以何种方式传播和影响到三星堆的，在古国阶段，除了王权国家之外，这些神权古国是否也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和交往，还有哪些文化中存在这种情况？也是个需要仔细探寻的问题。
三星堆神权古国曾以开放的形式，通过“早期丝绸之路”，吸引和吸收了众多外来文化因素，创造了空前的繁荣，其具体情况和时间途径是什么？哪些器物和技术是从哪里引入或传出的？说丝绸是三星堆古国与外界交流的主要物品，除了历史传说和古埃及等个别丝绸发现之外，还有哪些实物证据？都是需要认真探求的问题，我们期待有更多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出现。
从现有资料来看，在秦灭巴蜀之前，蜀地似乎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外力入侵；几代蜀王的交替，似乎也是平稳进行的，因而他们也就有了共同的习俗和祖先认同。如前所述，“三星堆一期文化”的主人“蚕丛氏蜀王”可能是在三星堆遗址直接过渡到“三星堆文化”时期的“鱼凫氏蜀王”的；“宝墩文化”各城址的主人，有可能是被“鱼凫氏蜀王”逐步纳入其中，主要去从事与祭祀有关的活动与劳作；而三星堆的人们，最后是认为自己的宝器已经“失灵”，在举行了最后的祭祀仪式之后，把国家的统治中心迁到成都的金沙遗址，开始了“十二桥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杜宇氏蜀王”时期的；“杜宇氏蜀王”则是被治水成功的“鳖灵氏”乘势取代，开创了最后的“开明氏蜀国”。这种情况出现的历史和社会原因是什么？三星堆是神权古国及其文化传统在青铜时代得以保存下来的重要原因和具体情况又是什么？同样值得仔细研究。
至于三星堆古国的社会面貌和文明形态，从文化发展到遗迹分布，从社会结构到各种器物的性质作用，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正是这些特殊的研究价值，使得三星堆文明成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中的一朵奇葩。（编辑于2019-10-29）
谢选骏指出：三星堆文明之所以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中的奇葩，是因为它惨遭政权灭绝了——在北朝中国的政治挂帅的政权结构之下，所谓“宗教”不再是神权的产物，而是政权的产物了！宗教为政权服务，而不是宗教为神权服务了。
【第三部分之1】
《良渚：神权主导的复合型古国》（第十考古2021/7/6宋建上海博物馆）报道：
内容提要：良渚文化的社会运作以神权为主导，玉琮是神权的物化，拥有玉琮即被赋予了神权。玉琮的分割表明其授受关系，体现了神权的授受。各聚落所属层级与玉琮的拥有方式紧密相关，并据此区分为四个层级。良渚文化玉琮、玉钺的使用方式体现了权力结构的变化，大致上前期用玉有比较明确的规范，后期用玉规范松驰，揭示出良渚古国前期的政治结构高度集中，“良渚”聚落对各层级聚落保持强大的控制力；后期的政治结构趋于松散，呈现多雄并立的政治局面，良渚古国遂分化为多个古国。
关键词：良渚神权古国玉琮聚落层级玉钺
国家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是社会分化，古代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基本动力也是社会分化。聚落分化是社会分化的关键性要素，是研究国家起源和社会复杂化的最重要抓手，甚至可以理解为唯一的抓手。聚落形态的演变包含聚落的规模、聚落的职能和聚落之间相互关系的过程性变化。其中研究聚落规模的基本方法是区分聚落的层级。在操作层面上，西亚和美洲的田野实践通常以进行区域调查为基础，按照聚落的面积区分聚落层级。这个方法也被借鉴于中国，例如在海岱地区和中原地区所做的聚落研究。目前在环太湖地区尚未开展大范围野外作业，因此无从了解聚落面积与层级的联系。另外由于水网地区独特的生存环境和聚居方式，能否有效地确定遗址的分布范围，并以分布范围决定聚落等级，也需要验证。良渚文化的墓葬材料比较丰富，阶层和等级的划分比较清楚，因此有的研究者根据墓葬所属阶层和等级推导所在聚落的层级［1］。
考古工作者在杭州市的一处良渚文化遗址发掘出长53厘米的石犁
一、良渚文化的聚落层级
（一）依据玉琮拥有方式划分聚落层级
良渚文化的社会运作是以神权为主导，创造了独特的神祇系统，主神为其核心，人形神和虎神合二为一。主神完整版目前仅见于浙江余杭反山M12［2］，主神省略版、简化版和变异版等发现比较多，后者以不同的时间、空间和使用方式自前者衍生。主神最重要和最主要的载体为玉琮，主神形象的集大成者亦为玉琮，只有玉琮一种器物包含主神形象的各种版本，玉琮的形和主神的纹二位一体是良渚神权的完美表达，可以说拥有玉琮就是掌控神权。因此，判断良渚文化的聚落形态和层级，除了应该参考墓葬的阶层和等级外，还应该特别关注玉琮的拥有方式。实际上，良渚文化各聚落的墓葬所属阶层、等级与玉琮拥有方式的关联度非常突出。
良渚文化的多数聚落不拥有玉琮，只有少数聚落以三种不同的方式拥有玉琮。（1）持续性拥有：单一聚落有多个（两个以上，含两个）权贵使用玉琮，并在离世后用以随葬，这些权贵墓葬的时间呈现延续性；（2）间断性拥有：单一聚落有多个（两个以上，含两个）权贵使用玉琮，但是它们在时间轴线上有间断；（3）短暂性拥有：聚落中只有一名权贵随葬玉琮，有些玉琮非发掘品，但在该聚落只发现一件玉琮。
根据是否拥有玉琮和上述拥有玉琮的三种不同方式，良渚文化的聚落可以区分为不同的层级。（1）第一层级：以第一种方式拥有玉琮；（2）第二层级：以第二种方式拥有玉琮；（3）第三层级：以第三种方式拥有玉琮；（4）第四层级：不拥有玉琮。
根据社会延续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良渚文化分成初期、前期、后期和末期［3］。初期是良渚文化的形成期，前期是兴盛期，后期是变革期，末期是衰变期。初期因包含此前的崧泽文化因素，也被称之为“崧泽—良渚过渡段”，如果不局限于某些物质遗存，而是从社会发生明显变化的角度看，这一阶段属于良渚文化更为恰当；末期，原有文明消亡，外来族群进入，社会形态剧变。末期的区域性差异比较大，文化因素复杂多元，有些区域演变为钱山漾文化。
浙江余杭的良渚—瓶窑地区无疑是社会发展中心，相比较其他地区，良渚—瓶窑的考古资料最为丰富。总体上，良渚—瓶窑的规模与其他聚落（群）之间存在巨大落差。现在学术界已经将良渚—瓶窑作为包括许多地点的聚落整体对待，而将其他地区大多数聚落作为单一聚落，即便有少数所谓的“聚落群”、“遗址群”，其“群”内的功能性表现也远远不如良渚—瓶窑清晰。因此良渚—瓶窑是层级远高于其他聚落之上的超级聚落，本文区分聚落的层级只在良渚—瓶窑以外的其他聚落中进行。
神徽，良渚文化的标志符号。
玉琮王（反山出土）
（二）超级聚落“良渚”
学术界对良渚—瓶窑的认识过程相当长，20世纪90年代以前是将区域内所有发现文化遗存的地点均认定为独立的遗址，或作为完全独立的遗址对待。1987年提出了“‘良渚’遗址群”的概念［4］，其后逐步完善了对遗址群的认识。在这个特定区域，遗址分布密集，相互距离比较近，而和区域外遗址的相互距离比较远，因此区域内的遗址组成了一个特殊的“群”。对于“群”内各遗址的功能以及相互关系的认识，也随着资料的积累而不断深化［5］。2006年以来城垣的发现，特别是城垣西北水坝工程遗址发现后，学术界普遍认为已经难以用“遗址群”概括这样一个涵盖多种功能的聚落。在发明更为贴切的术语之前，本文暂用“良渚”这一相对模糊的概念。对于过去“遗址”的概念，本文认为，其中能够确定功能的直接按功能定名，如“古尚顶宫城”、“反山墓地”；不能够确定功能或功能多样的，则称之为“地点”。
从功能出发，“良渚”可区分为不同的区域［6］。
1.城垣内的政治中心区
城垣内是政治中心区。以古尚顶为中心，城垣内是最高等级权贵活动或者围绕最高等级权贵开展活动的主要场所。
城垣平面格局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南北长约1910、东西宽约1770米，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城垣内外均有环绕河道。已经发现8个水门——四面城垣各2个，在南城垣中部还有1个陆门。
城垣内近中央偏北为宫殿区，宫殿建于高台之上，实际就是“宫城”——“古尚顶宫城”。高台“宫城”东西向670、南北向450米，现地面以上高达10米；高台的形成除了西部的一部分利用了自然高地外，主要为人工堆筑而成，堆筑厚度最高达12米；高台整体呈覆斗形，台顶面积为28万平方米。台顶之上又筑有三个土台，分别名为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乌龟山，是三座高于台基面的最重要的宫殿或宫殿组。偏于东北端的大莫角山宫殿组体量最大，台基底部东西向约180、南北向约97米，比古尚顶高台顶部高6米。大莫角山上已经发现了四座房屋基址。除了这三处主要的宫殿（组），“古尚顶宫城”还有其他宫殿基址和以沙土夯筑的广场（庭？）。
在“古尚顶宫城”大型高台东侧坡的废弃堆积中，堆放了大约1万～1.5万千克的炭化稻米，据考古发掘人员推测，应该是粮仓遭遇了突如其来的大火，被焚烧后无法食用的稻米被集中丢弃。粮仓距离丢弃区不会很远，应该就在“古尚顶宫城”内，为宫城专用粮仓。
在紧邻“古尚顶宫城”西侧发现的河道，与城垣内外的环绕河流相通，是获取外来物资的通道；河道旁还有可供泊船以装卸运输物资的栈桥码头。这是目前所了解的宫城物资供应的一种方式。
城垣内还有最高等级的权贵——“王室成员”的墓地反山。反山墓地在“古尚顶宫城”的西北部，且相距不远，体现了二者的密切相关性。反山是人力堆筑的高于现地表5～6米的土台，面积约2700平方米。1986年发掘了土台的西半部分，一共发现9座前期三段的权贵墓葬。其中M12和M20是目前发现等级最高的两座墓，其标志性器物分别是M12的玉权杖和M20的象牙权杖：前者仅此一件；后者也仅在上海青浦福泉山［7］、浙江桐乡姚家山［8］等少数地点的高等级权贵墓葬中发现。
“良渚”的反山墓地、瑶山神坛墓地［9］等权贵墓葬实行用玉的制度性规范，权杖、完整钺（配备瑁、镦，下同）、钺、三叉形冠徽和矩形冠徽是区分权贵等级和性别的标志性玉器；琮表达神权并用以操作神事，与权贵等级密切相关。以反山为例，权贵分为五个等级：其中M12为第一等级，使用权杖、完整钺、琮、三叉形冠徽和矩形冠徽；M20为第二等级，使用完整钺、琮、三叉形冠徽和矩形冠徽［10］。
城垣内发现玉琮的还有钟家村地点［11］，西距“古尚顶宫城”约200米，遗存范围东西150～220、南北约300米，中部被老104国道穿越。该地点出土过三叉形冠徽［12］；20世纪30年代施昕更曾记述有挖掘玉器的旧坑，“解放后村民们也曾在路南农田中翻出玉琮、璧等重要器物”［13］。另外，新近发现反山以南不远的姜家山墓地也随葬玉琮［14］。
2.城垣外的不同功能区
与城垣内的政治中心区相对应，城垣外有几种不同的功能区。
距城垣最近的是数百米外的众多地点，目前除了西部偏北和北部偏西的区段外，其他区段都有分布。这些地点大多呈长条状，与城垣几乎平行，并断断续续地环绕了城垣的大部分。北边东段有扁担山、和尚地，东边有美人地、里山、高村等，南边有卞家山，西南端有文家山、东杨家村和西杨家村等，看似构成了拱卫城垣内政治中心区的外围，或称之为“外郭”。
值得注意的是，扁担山和美人地的开始时间都是后期五段，连续使用到末期（钱山漾文化阶段）［15］；卞家山和文家山的存续时间与扁担山和美人地大致相当。根据钻探，城垣以东区域多为湿地和水域，可供生活的地域不多。良渚后期随着环境的改变和人口的增加，有规划地在东、南外围以原有地形为基础堆筑条状高地，既增加了居住区面积，又对城垣区域形成拱卫之势。目前在这个区域没有发现农耕遗迹［16］，因此东、南条状高地的居住者为非农业人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近乎一周的城垣外区域涵盖了居住区、墓地、河道码头等功能区。其中，出土玉琮的地点有文家山［17］等，传1949年以前出过玉琮的地点有扁担山［18］等。这里主要是等级略低的权贵及其家族、族群的居住与活动区。
距离政治中心区稍远一些的是两处神坛和大祭司（巫师）的家族墓地。目前发现的两处良渚文化前期神坛都建在城垣之外的矮山之上：瑶山在城垣东北约5公里处，汇观山在城垣西偏北约2公里处［19］，它们都既是神坛，又是大祭司的家族墓地。两处神坛的形制结构相似。瑶山神坛在海拔35米的山丘上，东半部因采石被破坏至地平。神坛为阶梯覆斗状三重矩形，中间为红土台，其外是先挖沟然后在沟内填满灰土的外框，外面一重是灰白色砾石铺就的台面，台下是石头护坡。汇观山在海拔22米的山丘上，东西两侧为二级阶状，阶上有南北向的槽沟。瑶山神坛上有13座祭司及其相关者的墓葬，汇观山神坛上发现4座墓葬。
另外有子母墩［20］，在北城垣以北，人工堆筑，方锥形，边长80、相对高度11米，有两级阶，结构略似汇观山。凤山位于城垣外西南的高地，主体已经被采石取平［21］。凤山坡地上有丰富的良渚文化遗存，出土玉琮2件，均为两节人形神面。这两个地点都不可排除作为神坛的可能性。
距离政治中心区稍远一些的还有多处权贵生活区和墓地，以及不同的功能区，其中拥有玉琮的地点有余杭官井头［22］、梅家里［23］、吴家埠［24］和羊尾巴山、卢村、苏家村［25］等。
（三）第一层级聚落：持续性拥有玉琮
“良渚”之下为第一层级聚落，以持续性拥有玉琮为特征。前期第一层级聚落只有江苏江阴高城墩［26］和浙江余杭玉架山［27］两处，后期数量增加，以上海青浦福泉山为代表。
1.高城墩
高城墩北枕长江，距“良渚”大约200公里，是整个良渚时期距“良渚”最远的第一层级聚落。目前学术界对高城墩的认识仅停留在墓地，尚未进入对聚落的全面考察。墓地的破坏相当严重，发掘时仅保存2000平方米。墓地的西面、北面已经到达边缘，但仍保留高台的坡状结构；南部和东部则被破坏殆尽。当地人描述高台原貌为面积近万平方米，高10余米；但现存高度仅5米左右。因此发掘所见只是墓地的很小部分，原来当有更多等级相近的墓葬。
根据墓葬的排序可知，位于发掘区域东南部的墓葬早于西北部。根据墓葬埋设比较密集，而北部和西部存在较大范围的无墓葬区域的特征，确定了墓葬分布的西、北地界。M13位于发掘区域的最南端，是已发掘墓葬中墓坑最大的，虽然墓葬的一部分已经被破坏，但从发掘部分和被破坏时出土的玉器看，M13年代最早，所采集玉琮的时代相当于“良渚”的瑶山时期，应是高城墩等级最高的墓葬之一。因此，高城墩至少在M13的阶段已经获得神权，成为目前所知年代最早、规模仅次于“良渚”的第一层级聚落。
神权在高城墩延续了比较长的时间，发掘的14座墓葬中有5座随葬玉琮，可知掌控神权的祭司人数在高城墩权贵中占三分之一（表一）。其中又有2座墓葬各随葬2件玉琮，M13已知至少有2件，可知拥有2件或2件以上玉琮的墓主所占比例居多。
高城墩随葬玉琮墓葬中值得关注的还有M8。该墓将一件玉琮的大约四分之一的部分打破成五片放在墓主的头部，这种随葬破碎玉琮的方式极为罕见。M8的墓位在墓地的西北边缘，北边有M14，不随葬琮和钺，且随葬品总量和随葬玉器都很少。M8是目前所知最晚的随葬玉琮的墓。发掘显示，高城墩墓地停止埋葬行为后被整体覆盖了一层厚约20厘米的灰白土。M8随葬破碎玉琮，又是年代最晚的玉琮墓，随后墓地被灰白土层覆盖，这些迹象暗示了重大的社会变故，破碎玉琮很可能和高城墩墓地的终结或高城墩这一群体丧失了玉琮的使用权相关［28］，表明高城墩掌控神权被终止。但是，如果像当地人所言土台原高10余米，而发掘时仅存5米左右，那么已经失去的5米左右高度的土台的上部是否仍然为良渚人筑建？其性质如何？笔者认为，如果要关注高城墩的延续性，这是必须思考的问题。
高城墩发生重大社会变故后进入良渚文化后期，环太湖地区兴起多个第一层级聚落，如江苏常州武进寺墩［29］、江苏苏州草鞋山［30］、无锡邱城墩［31］，上海青浦福泉山等，其中寺墩距离高城墩最近。
2.福泉山
福泉山已经发现两处权贵墓地，其中福泉山墓地的发掘面积大，学术界对墓地的全貌了解比较清楚；吴家场墓地［32］发掘范围小，学术界对墓地只有初步认识。福泉山历史悠久，发展历经数千年，福泉山墓地起始于崧泽文化，延续于良渚文化，至良渚前期第三段等级明显提升，标志是出现两座随葬玉钺的墓葬M109和M144，说明该聚落的首领进入良渚文化的权贵阶层。这一时期的聚落权贵和非权贵成员均埋葬于墓地的同一墓区——西区，表明非权贵成员与权贵关系紧密，可能是权贵的家族或随从。值得注意的是，福泉山墓地西区的墓位安排一直比较混乱，墓坑叠压打破关系比较复杂，但是第三段的这两座权贵墓葬没有被其他墓葬叠压，这一方面显示他们的地位很高，另一方面表明此时福泉山开始贯彻墓地的管理理念。
福泉山获得神权始于良渚后期。在此之前，M144随葬的1件柄形器上出现疑似主神像，似可以被理解为福泉山聚落渴望得到神权的首次尝试。良渚后期福泉山墓地的9座权贵墓葬中就有5座使用玉琮，吴家场墓地有2座使用玉琮，两处墓地共有4座墓各拥有2件玉琮。福泉山墓地用琮墓的时间段分布比较均等，第四段2座，第五段1座，第六段2座，说明福泉山权贵持续性掌控神权，聚落地位和层级大幅度提升并延续。
继前期三段后，后期福泉山墓地的管理更为严格规范。墓地分为西区、中区和东区三个区域，西区是前期墓地的延续，中区和东区是新开辟的墓区。后期福泉山墓地为权贵专有，应该有专人或机构管理，未再发生叠压打破等混乱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后期西区的三座权贵墓葬的用玉方式延续了前期三段，即只配置玉钺，不掌控玉琮；中区和东区的大多数权贵墓葬都拥有玉琮，表明神权是后期被赋予的新权力，祭司等神职人员死后都葬于新墓区。墓地的严格管理体现了玉琮的掌控增强了社群的政治水平和组织能力。
福泉山聚落的消亡应当同良渚文明的衰变密切相关，但是在墓地上还没有见到发生社会变故的明显迹象。
3.寺墩
寺墩发现四座随葬玉琮的大墓，其中唯一保存完好的M3共有33件琮和2件钺，其中1件为带瑁、镦的完整钺。四座大墓东西横向排列，周围近旁没有发现其他墓葬。除M4，其余三座墓都有陶器，为确定它们的期别提供了依据；没有陶器的M4则可以依靠玉器确定大致年代。四座大墓的墓位安排，属于后期六段的M1和M5埋于外侧，后期五段的M3埋于中间，M4在M3旁，年代可能比较接近。上述资料表明这是后期五段和六段权贵的专有墓地，墓主即四位权贵都拥有数量不等、至少2件玉琮，权势很大（表三）。
（四）第二层级聚落：间断性拥有玉琮
第二层级的聚落间断性拥有玉琮，如江苏苏州张陵山［33］。学术界对张陵山的全貌了解不多，目前只在西山和东山进行过发掘。西山和东山是两处权贵墓地，相距约100米，面积均为6000平方米，略小于福泉山墓地的7200平方米，但远大于吴家场墓地。西山发掘了崧泽文化墓葬6座和良渚文化墓葬5座，后者中的M4随葬镯形琮1件；东山破坏严重，收集的玉器被认为属于同一墓M1，有2件琮形管、1件大孔玉斧和1件玉瑁等重要玉器，还在文化层中发现1件残玉琮。从张陵山所发现的遗存看，2件玉琮分属于不同的墓地，玉琮年代相去甚远，西山M4为前期一段，东山文化层的残玉琮不早于前期三段，表明张陵山至少曾先后在两段时间拥有玉琮，期间中断时间较长。可以确认的资料显示，两个墓地、两段时间分别仅发现1件玉琮，拥有玉琮的方式同第一层级有所不同。
M4发掘出土玉琮1件，1973年前出土10余件。
（五）第三层级聚落：短暂性拥有玉琮
第三层级聚落发现较多，以发掘工作比较充分的浙江桐乡新地里［34］和普安桥［35］、江苏昆山赵陵山［36］为其代表。
1.新地里
新地里经过较大范围发掘，发现了140座良渚文化墓葬，从前期延续到后期。通过新地里墓地，我们可以在一个长时段内观察新地里用玉、用琮和获得神权的完整过程。
新地里最早的M137随葬1件玉琮。M137埋设在西部早期土台上，并被后来土台扩展时的人工堆筑土层所覆盖。埋于土台上的还有另外两座权贵墓葬：M108随葬三叉形冠徽和矩形冠徽各1件，M98随葬矩形冠徽1件。尽管在发掘报告中M108、M98比M137晚一个阶段，但是根据对墓葬层位关系和随葬陶器序列的分析可知，三座墓葬的下葬时间相隔并不太远，这三位权贵差不多同时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M137的层位关系还表明，墓主被授予神权后大大提高了新地里社群的政治地位，为此人工堆筑土台作为纪念性构筑物，墓主去世后埋葬于土台上，成为墓地的第一个使用者。M137以后再无用琮的墓葬，表明该墓地所代表的群体失去神权（表四）。
2.普安桥
普安桥是一个大型土墩，20世纪90年代发掘600多平方米，发掘范围东西向横跨整个土墩，土墩之上清理出良渚文化初期、前期墓葬17座。发掘简报用5件陶豆（分别出自于M15、M16、M8、M1、M11）说明这17座墓葬的时间过程，其中使用玉琮的M11位于这一过程的最末端，表明普安桥社群在良渚前期被授予神权。玉琮出自M11墓主的右下臂外侧，为切割过的半截玉琮，琮的射环内及其两端部分发现臂骨痕迹，可知其使用方式为套于右臂。
M11墓主使用玉琮、玉钺、矩形冠徽和三叉形冠徽，是良渚文化权贵第三等级的男性，完全符合“良渚”用玉规范。但是现有资料显示，M11是年代最晚的墓葬之一，不同于新地里M137因为拥有玉琮而成为新的开拓者。或由于普安桥发掘区域与范围所限，土墩的未发掘部分还会有晚于M11的墓葬。
3.赵陵山
赵陵山是人工堆筑而起的高土台，分多次堆筑和补筑修整，第一次堆筑至高3米左右，之后又加高1米多，显示这个聚落具有相当多的人力资源和很强的组织能力。
从墓地的使用时间看，赵陵山聚落兴起于良渚初期，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后，在良渚前期已有相当实力，出现了M77墓主这样的首领。M77位于人工堆筑的台基上，墓位在该墓地的最东部，周边与其他墓葬有较大间隔，也无其他墓葬叠压其上，凸显了墓主地位之显赫。随葬的贵重物品除玉琮外，还有头戴鸟冠的玉人、冠徽等。玉琮置于墓主右手上，素面。这种未雕刻主神的玉琮是极为罕见的，其原因无从知晓，可能墓主或以墓主为代表的社群尚未获得神权的正式授予。
（六）第四层级聚落：不拥有玉琮
第四层级聚落不拥有玉琮。这一层级内存在很大差异，有的相当强盛，如浙江海宁小兜里［37］，只是目前尚未发现玉琮。看来今后学术界应该根据聚落规模对第四层级进一步细分，其中规模较大、实力强盛者很可能会因玉琮的新发现而提升聚落层级。
以上所介绍的“良渚”和各层级聚落共同构成了神权主导的良渚古国。良渚文化主神形象统一，为至上神，良渚文化有共同的神祇系统、统一的观念形态和信仰体系，由此奠定了良渚古国的政治基础。各层级聚落在良渚古国中的社会位置决定于其怎样掌控神权，换言之，玉琮的拥有方式可以折射出拥有者所在聚落的层级及其与其他层级聚落之间的相互关系。新地里因为获得了神权而堆筑高台作为纪念性建筑，掌控玉琮的权贵离世后埋在该纪念性建筑上（侧）面，成为墓地最早的墓葬之一，甚至可能就是第一座墓葬。高城墩丧失神权是一次重大事件，暗示社会发生了变动。
神权是维系“良渚”和各层级聚落关系的纽带，制约了超级聚落同各层级聚落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使之随着时间、空间的不同而发生过程性和共时性变化。良渚后期与前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各层级聚落与“良渚”的距离也是相当重要的影响因子。第一层级持续性拥有代表神权的玉琮，因此和“良渚”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二、琮、钺的使用与权力结构的变化
（一）玉琮的分割与神权的授受
上文关注了玉琮持续拥有、间断拥有和短暂拥有等不同的拥有方式，同样，玉琮的授受方式也值得关注。良渚文化玉琮上存在被刻意分割的现象，前期有出自普安桥M11和张陵山东山等的玉琮，后期有出自福泉山M40和余杭横山M2［38］等的玉琮。普安桥M11的玉琮上端没有射口，显然是一件被截断的玉琮，很像是两节的人形神面玉琮被分割为两件，M11墓主得到了其中的一件——玉琮的下半部分。张陵山东山的玉琮出自地层，仅存一角，可以复原。玉琮为一段加一节，上部一段两节为人虎主神，下部一节为人形神面。下部一节的底端被截去，下端没有射口。这件玉琮至少被截去一节虎神而分割为两件，分割方式与普安桥大致相同。良渚后期的福泉山M40随葬被分割为两件的六节人形神面玉琮，分割于第三节和第四节之间，第三节的鼻部改制为下射口，第四节的部分弦纹改制为上射口，但是两件分割琮随葬于同一座墓。横山M2玉琮为八节人形神面，从第四、五节之间分割成为两件，第四节的眼鼻部改制为下射口，第五节的弦纹改制为上射口，两件分割琮亦随葬于同一座墓。反山M21玉琮现存为五节人形神面，被切割了下部，最下面一节的眼鼻部分改制成下射口。如果参照福泉山M40和横山M2的分割方式，这件琮原为十节。值得注意的是，自上往下第二节和第三节之间的四角有明显切割痕迹，或为准备实施再分割。另外还有海宁佘墩庙［39］M6的琮，为三节人形神面，上节人形神的眼睛部分已被改为上射口部分，其弦纹部分可能改为另一琮的下射口。
玉琮被切割的直接效果是增加了数量，从一件变为两件，甚至可能更多。玉琮是神权的物化，玉琮分割当暗指神权的分配与授受，换言之，是为了神权的分配和授予而分割玉琮。如果权贵仍然拥有被切割玉琮的全部，意味着可以授予别人，玉琮虽然已被分割但尚未授予；如果只拥有被切割玉琮的一部分，意味着或此器受之于人，或已将另一部分授之于人。将玉琮分割可能是授受神权时采用的特殊方式。
拥有被分割玉琮的一部分的是前期的普安桥M11、张陵山东山地层和后期的反山M21等。张陵山东山和普安桥各为第二层级和第三层级聚落，被授予神权的可能性比较大。反山M21已遭破坏，不排除随葬被切割的另一部分玉琮的可能。因这件不完整玉琮上还有新的切割点，尽管未实施切割，但墓主能够授神权于他人的可能性增加了。虽然M21地位已经大不如前期反山的墓主，但因地处“良渚”，仍然不可小觑。反山M21玉琮的一部分可能是授予神权后被留存，并准备再次分割授权。拥有虽分割但可拼合为完整玉琮的是后期的福泉山M40和横山M2，两者都是第一层级聚落，他们掌控着授权予其他群落的能力。
如果以上述论证为前提，那么良渚前期只发现了接受玉琮的聚落，最高者为第二层级，授予者当为“良渚”。高城墩和玉架山是否具备授予神权的能力还不能确定，后者凭借与“良渚”的特殊关系跻身第一层级，授予玉琮的可能性更小。良渚后期，授予玉琮者有“良渚”和第一层级聚落，作为超级聚落的“良渚”仍然具备授神权于他人的能力；同时，有的第一层级聚落也参与了授权，如福泉山和横山。由此可见，良渚后期神权分散，权力中心数量增加。
（二）良渚文化的用玉规范
良渚文化前期，“良渚”建立了用玉等级规范，各权贵依据其等级和性别使用玉器，对玉钺和冠徽等重要玉器有明确的使用规范，如男性不用玉璜，女性不用玉钺，那些等级高并掌控神权的权贵还配置数量不等的玉琮。这套规范在反山、瑶山和汇观山等前期权贵墓地严格执行；但后期的情况缺乏资料，尚不清楚如何执行。
用玉规范在其他聚落的执行情况比较复杂。前期的执行可以粗分为三个区域和三种不同情况。第一个区域是邻近“良渚”的临平地区，执行比较严格。玉架山M149，墓主为男性，随葬玉琮、矩形冠徽和三叉形冠徽各1件，并以朱漆柄石钺替代玉钺；玉架山M200，墓主为女性，随葬琮形镯和特异形冠徽各1件；灯笼山M9［40］，随葬1件玉琮，地位较高，但因墓葬南端头部被破坏，随葬品不完整。第二个区域是太湖东部的广阔地区，执行规范比较灵活。区域南部多用三叉形冠徽，个别不用；区域北部不用。区域南部的普安桥M11是严格执行用玉规范的代表，随葬玉琮、玉钺、矩形冠徽和三叉形冠徽各1件；新地里M108随葬矩形冠徽、三叉形冠徽各1件和石钺2件；小兜里没有发现玉琮，有五座墓各使用1件玉钺，却无一墓用三叉形冠徽，使用玉钺的M2和M8还使用玉璜。目前小兜里是区域南部用玉明显不符“良渚”规范的独特个案。区域北部的福泉山M109用1件玉钺和1件矩形冠徽；M144只用1件玉钺，没有冠徽。第三个区域是太湖北部的高城墩，北枕长江，远离“良渚”，是目前已知良渚文化集中分布区域的北缘。高城墩权贵只用玉琮、玉钺，不用冠徽，有别于“良渚”规范，但是用玉钺者均只用1件，不用玉钺用石钺者，亦仅用1件，与“良渚”的规范保持一致。
良渚文化后期，即使在邻近“良渚”的临平地区，用玉规范的执行也已松弛，如保存完好的横山M2，随葬4件玉琮、1件玉钺和1件三叉形冠徽，却未用矩形冠徽。新崛起的多个第一层级聚落的执行方式则更为灵活多变。
根据上述用玉等级规范的执行情况，可知前期“良渚”对其他聚落的控制力比较强，能够有效控制邻近的临平地区，基本控制太湖东南部，太湖东北部既受到“良渚”的控制，又保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对太湖北部高城墩的控制力最为薄弱；后期“良渚”基本丧失了对第一层级聚落的控制力。
第一层级聚落前期仅两处，为高城墩和玉架山，后者包含玉架山、灯笼山等多个地点，高城墩和玉架山分别位于距“良渚”最远和最近的两端。空间距离近使玉架山和“良渚”之间保持密切的关系和紧密的联系，并有助于玉架山位列第一层级。高城墩和玉架山虽为同层级聚落，但是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别。后期多个第一层级聚落兴起，除了太湖北部可能与高城墩有延续关系的寺墩外，还有福泉山、草鞋山、邱城墩等；有迹象显示太湖东南部也出现了第一层级，如随葬象牙质权杖的姚家山。其中，福泉山是发掘工作开展最多的遗址，资料最丰富，从福泉山可以看到第一层级聚落逐渐强盛的基础和过程。前期的福泉山在太湖东部众多聚落中并不突出，规模不大，首领地位不高，直到前期最后一段才使用冠徽和玉钺。后期的福泉山存在福泉山和吴家场两个权贵墓地，福泉山墓地为权贵专有，性质与反山相当；吴家场M207墓主使用了两件象牙质权杖，其地位直追反山M20墓主。
后期的“良渚”尚未发现能与福泉山比肩的遗存，实力明显削弱，从权贵墓葬及所用玉琮可以看到其势力已经大不如前期。多节型高琮是后期玉琮的典型形制，然而“良渚”发现很少。良渚镇梅家里墓地仅一座墓使用玉琮：M18是一座被破坏的墓葬，残存随葬品有1件高琮、2件玉璧。反山M21也是一座被破坏的墓葬，残存随葬品中的重要玉器只有1件高琮，其他只有小件玉器和绿松石、石钺和3件陶器。已发掘部分的反山墓地分为前期与后期，以前期为主，共有九座墓葬，后期仅发现M19、M21两座残墓，两墓的规模等级与前期墓葬相去甚远。这两座墓的墓位间杂于前期的前排墓葬中，位于M16两边，墓位明确的M21并没有破坏前期墓葬。虽然M21和前期墓葬有一段时间间隔，但当时应该仍然清楚前期的墓地安排。M21墓主的地位显然无法与近旁的M16相比，更不用说M12和M20了。无论如何，M21的墓主也是一位权贵，却未能单独另辟墓地，而是栖身于前期墓地中，其缘由耐人寻味。吴家埠和文家山发现了多节型高琮，前者为收集品，后者为残器，出自于地层，为多节人形神面，残剩上部三节。
由上可见，尽管后期“良渚”看似依然强大，但是在外围多个第一层级聚落崛起的背景下，随着各自实力的此消彼长，“良渚”对福泉山等聚落的控制力基本丧失当属必然。
（三）用钺方式体现权力结构的变化
如果说玉琮是物化的神权，那么玉钺就是物化的族权、军权乃至王权。从良渚文化玉钺的使用可以看到其表现权力的微妙变化。前期权贵使用玉钺每人不超过1件，即使如反山M12和M20那样的至尊地位的墓主，也没有突破。无论在“良渚”还是在其他地点几乎没有例外，这显然已成规范。后期不少权贵用钺超过1件，福泉山的一些权贵用钺甚至多达5件或6件，用钺的规范显然不再严格。用钺规范从严格执行到变通随意，显示后期“良渚”的管控能力不断削弱甚至缺失，相反那些第一层级聚落的独立性却在持续增强，甚至可能完全脱离了“良渚”的掌控。玉钺是崇尚武力的象征，后期用钺数量的变化指向权力结构的变化，可以认为后期军权的分量在良渚权力系统中大为增强，世俗权力得到提升，同时也暗示了战争频度的增加。
三、结语
良渚文化的玉琮和主神蕴含着复杂的信仰体系，神权维系着各种相互关联的社会关系，从而保证了良渚古国的整体集中性与同一性。神权纽带的紧绷或松弛表明“良渚”超级聚落控制力的强大或削弱乃至丧失，体现了良渚古国的松散性与复合性。大体上，前期良渚古国的政治结构高度集中，“良渚”紧握神权，对各层级聚落保持强大的控制力，只有远在太湖北部的高城墩具有相对独立性；后期良渚古国的政治结构相当松散，多个第一层级聚落崛起，虽然它们都尊崇同一位主神，但是政治局面已然呈现多雄并立，良渚古国分化为多个古国，其中的强者如福泉山俨然与“良渚”平起平坐。延续千年的良渚古国是以神权为主导的复合型古国。良渚后期多个古国权贵用钺数量的增加当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代表了新出现的政治内涵，权贵集团加强了世俗权力的地位，体现了权力系统的结构性变动。
［1］郭明建：《良渚文化宏观聚落研究》，《考古学报》2014年第1期。
［2］如反山M12的琮（M12：98）、钺（M12：100）、柱形器（M12：87）上的主神完整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良渚遗址群考古报告之二）》，文物出版社2005年。
［3］宋建：《良渚文化的兴衰过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良渚文化研究——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该文将良渚文化分为四期，相当于本文的前期与后期。
［4］王明达：《“良渚”遗址群概述》，余杭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良渚文化》（余杭文史资料第三辑），1987年。
［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良渚遗址群考古报告之三）》，文物出版社2005年。
［6］关于良渚古城的考古发掘资料主要参考刘斌、王宁远：《2006—2013年良渚古城考古的重要收获》，《东南文化》2014年第2期。
［7］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
［8］王宁远、周伟民、朱宏中：《桐乡姚家山发现良渚文化高等贵族墓》，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宁市博物馆编《崧泽·良渚文化在嘉兴》，摄影出版社2005年。
［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瑶山（良渚遗址群考古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3年。
［10］宋建：《良渚文化的用玉与等级》，《上海博物馆集刊》第11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
［11］［12］［15］［1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良渚古城外郭的探查与美人地和扁担山的发掘》，《考古》2015年第1期。
［1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良渚遗址群考古报告之三）》，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98、67页；施昕更：《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浙江省教育厅1938年，第18页。
［1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该所王宁远研究员提供信息。
［16］刘斌、王宁远：《2006—2013年良渚古城考古的主要收获》，《东南文化》2014年第2期。
［1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家山（良渚遗址群考古报告之五）》，文物出版社2011年。
［1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余杭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与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7期。
［20］［21］［2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良渚遗址群考古报告之三）》，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50，54，42、49、69页。
［22］赵晔：《浙江良渚官井头遗址》，国家文物局主编《2013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4年。
［2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良渚博物院、杭州市余杭博物馆：《权力与信仰（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385页。
［2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吴家埠新石器时代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科学出版社1993年。
［26］南京博物院、江阴博物馆：《高城墩》，文物出版社2009年。
［27］楼航、葛建良、方中华：《浙江余杭玉架山发现良渚文化环壕聚落遗址》，《中国文物报》2010年2月26日第4版。
［28］宋建：《良渚文化玉琮一种特殊的使用方式》，《中国文物报》2005年6月17日第7版。
［29］南京博物院：《1982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第2期；江苏省寺墩考古队：《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第四、第五次发掘》，徐湖平主编《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
［30］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第3集；南京博物院：《苏州草鞋山良渚文化墓葬》，徐湖平主编《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
［31］南京博物院、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无锡市锡山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邱城墩——太湖西北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0年。
［32］福泉山考古队：《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发掘》，《中国文物报》2009年12月5日；上海博物馆：《上海福泉山遗址吴家场墓地2010年发掘简报》，《考古》2015年第10期。
［33］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张陵山遗址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1982年第6期；汪遵国、王新：《江苏吴县张陵山东山遗址》，《文物》1986年第10期。
［3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新地里》，文物出版社2006年。
［35］北京大学考古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上智大学：《浙江桐乡普安桥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4期。
［36］南京博物院：《赵陵山——1990—1995年度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2年。
［3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宁市博物馆：《小兜里》，文物出版社2015年。
［38］浙江省余杭县文管会：《浙江余杭横山良渚文化墓葬清理简报》，徐湖平主编《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
［39］刘斌、赵晔：《海宁发现良渚文化重要墓地》，《中国文物报》1995年8月6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宁市博物馆编《崧泽·良渚文化在嘉兴》，浙江摄影出版社2005年。
［4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余杭区临平灯笼山遗址发掘喜获成果》，《中国文物报》2009年1月16日第2版。
原文刊于《东南文化》2017年第1期
谢选骏指出：东南的良渚文化，与西南的三星堆文化，虽然差异很大，都是神权领先而非政权的性质的——它们的总之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是“宗教礼仪出神权”。前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导致人治，后者（宗教礼仪出神权）导致法治。北中国战胜南中国，结果就是武力战胜礼制、人治战胜法治。
【第三部分之2】
《良渚文化和“最初的中国”》（2021-01-19《光明日报》李新伟）报道：
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学界振奋之余，也面临一个自己长期争论、公众万分关切、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问题：良渚古城遗址为代表的高级政治—文化体的出现与中国文明的形成是什么关系？甚至发问：良渚文化是不是中国文明？
大一统“怪圈”的错误认识
这样的疑惑源于对中国文明形成的错误理解，苏秉琦先生将这种认知称作大一统“怪圈”。
第一个错误是：“黄河流域中心”或“中原中心”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下，或认为中国史前文化的演进一直是在先进的中原地区的引领下完成的，这样的引领推动了各地区的一体化，形成“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共同体；或认为中原地区因地处“花心”一样的核心地理位置，“易于受到周围文化的激荡和影响，能够从各方面吸收有利于本身发展的先进因素，因而有条件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率先形成达到“早期国家”级别的政治—文化体，被“花瓣”一样的周边地区尊奉、也尊称为“中国”。此“最早的中国”呼声最高的竞争者包括夏王朝对应的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二里头文化，以及与古史记载的尧的统治中心相符的晋南临汾盆地的陶寺文化。良渚文化处于被引领的地位，未得花心之正位，属于周边花瓣之一，不能作为中国文明的代表。
更有学者将二里头文化的出现解读成与以前各地区文化发展没有密切关系，是“断裂”式地横空出世，是“西风”劲吹、“青铜文明”传入的结果，中国文明形成因此呈现出“无边落木萧萧下”“我花开后百花杀”和“月明星稀”的画面。也就是说，距今约3800年的二里头文化定鼎中原之前，很难说中国文明已经形成，良渚文化的地位更是可以忽略。
第二个错误认知是中国早期文明重王权和军权而排斥神权。
依据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的西坡遗址和墓地的重要发现，有学者总结出“仰韶古国”的发展模式是“军权、王权结合的基础上突出王权”，具有“稳定内敛、重贵轻富、井然有礼、朴实执中”等“令人仰慕”和“足以服人”优良品质。这样的社会发展道路更加务实，通过祖先崇拜维系的社会群体也更加稳定，持续发展，成为三代文明之开端，此后数千年绵延不断。
与此相反，红山社会独重神权，良渚社会虽然王权、军权和神权并重但仍以神权为主，两者均属于“神权高于一切”的模式，“无所节制地将社会财富大量挥霍于非生产性的宗教祭祀设施的建设和活动上，掏空了社会机体正常运转和持续发展的基础，使社会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同时“掌握神权的巫师，不是靠自己的军事才能和行政才能管理国家，而是靠向神致祭、同神对话秉承神的意志和个人想象来实现领导”，这导致此模式的必然失败。
“最初的中国”的新视角
20世纪80年代，苏秉琦提出的“区系类型”和张光直提出的“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跳出了“中原中心”模式的“怪圈”，正确指出中国史前文化的演进并无强势中心的主导，距今6000年至5300年期间，各地区独立奋进，在自身传统基础上发生“裂变”，都达到过相当高的发展程度，出现苏秉琦形容为“满天星斗”的众多“古国”；在独立发展的同时，各地区也因密切交流和“撞击”，形成了一个与早期历史时期中国的核心范围契合的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范围的认知，催生了苏秉琦所说的“共识的中国”或张光直所说的“最初的中国”。这个“中国”并非占据“天下之中”的某个高级文明体，而是相当于周人所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的“天下”，是覆盖《禹贡》“九州”范围的文化共同体。
在这一模式中，“古国”的出现和“最初的中国”的诞生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文明形成的标志，“中华文明五千年”并非虚言。在此之后，“最初的中国”内各地区发生了跌宕起伏的文化兴衰和动荡整合，包括约距今5300之后红山文化、凌家滩遗存和庙底沟类型等“原生型”的古国衰落、大汶口文化之西进和屈家岭文化的北进；约距今5300年至4300年良渚的兴起和衰落；约距今4300至3800年陶寺文化的兴起、石峁的兴起、石家河文化的兴起、河南和山东龙山文化诸城林立局面的形成、龙山文化势力之南下和后石家河文化的衰落；以及距今3800年二里头文化的勃兴。所有这些重大事件都应该以“最初的中国”的视角去解读，即每一个事件都不是独立的，都源于各地区的互动，也会对各地区产生深刻影响。正是在这样的互动中，各地区彼此吸收着经验和教训，开展着适合本地区文化传统的政治实践，各地区的一体化也因此日益加强，一些成功的王者开始产生天下一体、协和万邦的政治理想，构思苏秉琦所说的“理想的中国”，直至距今3100年前后，周人终于第一次以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实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想，建立起“现实的中国”。
良渚文化和中国文明的关系正需在此“最初的中国”视角下认识。
“熔合”的硕果
良渚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发展高度，其开创性成果至少包括以下几项。
一是兴建中国史前时代第一个都邑。浙江余杭良渚古城分为三重，内城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外有郭城，总面积达800万平方米。内城中心为人工堆筑的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上有35处大型建筑基址。
二是首次完成大规模水利系统的建设。古城周边水利设施包括阻挡山洪的土筑水坝和引水渠道，水利调节面积达100平方千米以上。
三是对大量农产品的控制。古城内仓储区发现稻谷遗存近200吨，附近的茅山遗址发现5.5万平方米稻田，被称作“国营”农场。
四是社会上层对大规模手工业生产的管理。古城内及周围区域发现玉器、石器等作坊。
五是完成萨满式宗教的系统化，使之成为凝聚和管理社会的重要手段。高等级墓葬以仪式用玉器为最重要的随葬品，琮和璧等玉器上有达到微雕水平的神人兽面和神鸟等精细刻画图像，蕴涵宇宙观和宗教信仰，表明神权的突出地位。
六是制度化的王权和军权的形成。主要证据是高等级墓大量随葬玉钺和石钺。
良渚文化分布的环太湖地区，聚落等级清晰，以玉器为核心的宗教信仰及礼制系统具有广泛的一致性。因此，学界普遍认为良渚社会基本符合中国考古学对于“文明”社会的定义，形成了比一般“古国”更加成熟、可以称作“早期国家”的高级政体。良渚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正表明世界学界对其文明发展水平的认可。
从由陶器反映的文化面貌和分布地域看，良渚文化的主体人群应来自崧泽文化，但东山村崧泽文化大墓中以陶器为主要随葬品，未见具有宗教内涵的玉器。良渚和宗教气氛浓厚的凌家滩的联系久已引人注目，凌家滩的突然衰落和良渚遗址群的勃然兴起应该不是偶然的巧合。红山文化对良渚的影响也日益明确。牛河梁仪式中心表明红山社会上层以宗教权力构建了庞大的政治组织，这样的前无古人的实践很可能被传递给良渚，成为其构建同样以宗教为核心的高级政体的范本。
总之，良渚早期国家是熔合“最初的中国”内各地区政治实践经验出创造的辉煌成果。
宗教传统的传承
良渚文化的衰落是距今4300年前后“最初的中国”内的重大事件，并非误入歧途的反面典型黯然离场，而是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良渚整合过的萨满宗教传统的传播力尤其引人注目。良渚最重要的玉器琮和璧在各地广泛流行，源自良渚宗教的獠牙神面、龙形动物、神鸟和代表昆虫蜕变和羽化法力的蝉的形象在龙山文化、后石家河文化、陶寺文化和石峁文化中以不同的方式被突出表现，玉器成为这些文化表达权力和等级的重要载体。
这些现象让人联想起中美洲地区在特奥提瓦坎文明衰落后，玛雅文明各城邦对这一圣地的争相模仿；以及玛雅文明衰落后新的羽蛇神信仰的广泛流行。这些萨满式宗教元素其实也被二里头文化继承，并一直沿袭到商代晚期。中国文明和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原生文明都一样重视宗教神权。
良渚文化的影响应该不仅限于宗教传统，石峁遗址和龙山文化尧王城遗址同样具有两重城墙环护高台的都邑布局，尧王城遗址发现与良渚类似的底部铺垫石块的筑城技术。我们相信，随着考古资料的丰富和研究的深入，上述良渚在六个方面的创造性实践的影响都会越来越清晰，良渚在中国文明形成进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也会越来越明确。
简而言之，良渚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良渚早期国家的出现是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重要实证，是“最初的中国”第一个灿烂结晶；良渚文化对龙山时代和夏商时期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良渚申遗的成功再次提醒我们，应以“最初的中国”内各地区多元互动、“撞击”“熔合”的视角分析中国文明起源的宏大进程，跳出“大一统”的怪圈和古史的窠臼，建立真正的“中国学派”的文明起源理论体系，领悟中国文明的特质。（作者：李新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谢选骏指出：“最初的中国”可能和世界各国并无不同，都是神权主导的星罗棋布；但是“后来的中国”则在中原特定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发展出了超越神权的人治模式。这可以参见《哲学研究》杂志1986年5期上我的一篇文章：
我们终于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古代各个文化圈中，中国具有独一无二的广阔平原和内陆腹地。其它文明在这方面都相形见绌：埃及文化圈，只是沿尼罗河河岸的狭窄条状地带，其鼎盛期，加上巴勒斯坦一带东地中海岸，最宽之处不过一百多公里。两河流域文化圈，即使在其鼎盛期，面积也不及古代中国的核心区域──“中原”地区。况且，其北有崇山峻岭，东南濒临大洋（波斯湾），东北、西南两面临河，比中原更易获得安全保障。转视美洲古代文明：阿兹特克文明、玛雅文明建立在“中美地峡”上，地盘还比不上中国春秋时代的一个区域性国家。南美的印加文明则位于高原、沿太平洋岸南北展开，但东西宽度不过四百公里。其稳固的核心地区不过相当于中国一个中等面积的省。至于欧洲文明的源头：希腊是散布在爱琴海周围的岛与半岛，无所谓内陆腹地。正如罗马帝国不过是沿地中海周围而展开的政治实体，所谓北欧只是北海与波罗的海的海岸代称（以上可参阅《钱伯斯世界地图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图版2、6、14、28、29、37、56诸页）。
这也许可以解释，何以当中国古代文明在地域上日益扩大时，宗教神话的主导地位则日渐丧失。我们发现中国文明在地域上大拓展的两个关键时刻──殷末周初与战国时代，也正是超越自然的祀拜转换为社会人伦的实践、宗教神话转换为历史神话的两个关键时刻：仿佛不完成此种转换，就无法应付日渐增大的文明内部的压力，就无从平衡同时增长的外部压力。殷的覆灭，可能与它无力实现这一转换具有一定关系。因此，殷代重巫、重祭的宗教政治文化与周代重史、重礼的伦理政治文化之间的大规模转形，不仅有民族文化的差异，当时政治需要的背景，更有一个持久得多的大背景──地理政治方面的压力。
再言之，在古代文明的拓展中，“逐鹿中原”、争夺肥沃地区的控制权，并非中国特有的历史现象。许多文化圈内的居民，自视为“世界之中”，其统治者号称“万王之王”。但是，在最大规模内演习上述角逐，却是中国尤其是北部中国的一个特色。在这方面，只有古代印度文明的地理规模，还可以与中国比较，而无巧不巧的是，印度也是残留至今的另一个古代文明。北印度平原，频频上演《摩诃婆罗多》中描写的那种大战，《薄迦梵歌》的主题也就浸透了印度哲学甚至支配了佛教的虚无主义，最后传入近代欧洲的蕞尔小邦，演为超人哲学，掀起“新三十年战争（1914－1945年）”的最后狂潮（“纳粹主义”是“雅利安人历史扩张的顶峰”，后被两个严重混有其它民族血统的欧洲殖民主义的边缘国家[美国和苏联]联合击败。──作者2004年注）。
但无论印度文明在宗教哲学上如何深邃，其政治活动的空间毕竟不及中国文明那么宽大，因为其腹地受到了印度半岛这个锥形半岛的天然限制。更重要的差别在于：印度北部的喜马拉雅山，构成印度文明的坚固屏障。对印度文明的外来压力，如此只能经由西北一隅透入。而与印度北部的崇山峻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北部的大草原几乎是全然开放的──这个无遮无拦的万里边疆，对入侵的游牧民族始终是“敞开”的，而农耕居民想要透过它向北迁移却很困难（故中国农民无法像俄国的哥萨克那样追随蒙古人撤退的脚踪步步入侵伏尔加盆地、乌拉尔山脉以致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对中国文明不断威胁的阴影，经常徘徊在西伯利亚和戈壁周边这一欧亚大陆上最壮观的开阔地。──作者2004年注）。这一来自欧亚大陆北部纵深腹地的特大压力，是其它古代文明圈没有经受过的，甚至毁于蛮族入侵的西罗马帝国也未曾遇到如此经常的挑战，尤其基督教彻底消除了欧洲蛮族的威胁。（我们不会忘记，欧亚大陆北部纵深腹地因此被近代欧洲的地缘政治学派叫作“心脏地带”。他们认为，欲统一世界必先征服这一心脏地带。──作者2004年注）中国面对这一双重的不利（只宜退守，不宜进取），双重的应战出现了：对外，是古代中国北部各区域国家边城的不断延伸，最后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它缓阻了北部压力的直接灌入。因此，长城是中国政治地理环境的必然产物。对内，强调群体一致性的伦理文化日益强化。它发源于维护周王与诸藩（封国）之间政治协调的需要（周室衰微后，它成了“诸夏”互相联系、以“勤王”名义行“攘夷”之实的纽带。（而在秦汉以后，则成为中央皇朝与地方藩国之间的朝贡关系，成为“天朝”与“夷狄”交往的基本模式。──作者2004年注）。
在各国争霸中原的逐鹿，抗御北部开阔地的共同威胁，是一项经常的考虑。《小雅·六月》篇记颂周宣王时尹吉甫征伐猃狁事。它指责猃狁民族不守法度，侵入农耕地带；而文武双全的吉甫，率军来到太原驱逐入侵者，堪称天下表率。这种绵延不绝的大规模对抗，以“佐天子”为号召；其结果是对弘扬中原政治伦理精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其背景，正是西周诸王、春秋诸侯乃至秦汉诸帝面对的北方草原的开阔地。这一举世无双的压力，在殷商时代尚未突出，只是“小邦周”灭殷之后，立足于“大中原’之上，以其新兴民族的历史敏感，很快抓住了新时代的需要。所以，我们发现古代中国北方诸国文化的非宗教倾向和现世伦理精神，要比南方诸国文化的类似倾向强烈得多。春秋以降，南方文化日益受到北方文化的强力渗透，双方差距渐趋缩小。但南方文化中的个人意识和幻想精神，似仍强于北方。正是基于中原各国这种对政治伦理和礼乐精神的深刻认识，孔子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鬼。先鬼（本质在“祭”──作者）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礼记·表记篇》）是的，“尊而不亲”正是宗教神话和宗教政治的特点，而“亲而不尊”则是历史神话和伦理政治的特点。古代中国文明面临的由特殊地理环境造成的内外压力，最终使得宗教祭祀的仪式性狂热，让位给人际关系的务实性把握。对天神的“尊”，转换成对族人的“亲”。作为殷王后裔的孔子，最终选择了“吾从周”的文化归宿。这恐怕不仅是个人性的也是一种民族性的选择吧。
另方面，对人际关系的重视，也导致对个人行为的约束加强。“礼”不仅给贵族以特权，更重要的是以等级形式强化了对社会行为的普遍规范。亲族集团内的等级化，有助于对内控制，对外争强。从此，宗教神话中超自然的“帝”，就让位给了历史神话里的人伦表率。因为，“天道远、人道迩”──政治制度逐步受到比宗教信仰更大的关注。这种孕育于远东广袤而雄浑的地理环境中的精神，经历代损益，渐成所谓“儒家精神”。它在本质上，并不像李泽厚等人误解的那样，与希腊理性主义对等，而是与其它古代文明的宗教神话对应：“先秦理性主义”本质是一种教化而不是一种哲学。相反，先秦哲学是存在于违背理性的庄子哲学中的。“先秦理性主义”这种“历史神话的教化”作为社会的主导精神，形成了充满伦理色彩的中国式历史神话及其源远流长的“史官精神”和“历史教化”，其要义在于赋予世俗政治以神圣地位。
（《也谈古代中国宗教神话向古史神话的转变》，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杂志1986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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