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民粹风盛行：为什么？》（2017/11/15 赵福帅）报道：
摘要：民粹产生的深层基础在于贫富分化，民众感到利益受损，对现状不满。而且，民众和政客想借助民粹主义的做法得到补救。
是时候承认这一现实了：民粹主义早已占据世界政治的中心位置。
“黑天鹅”满天飞，一言不合就公投，稍不顺心就退群。民粹流感全球盛行，愈演愈烈，引发各方热议和普遍担忧。
近期的第二届野三坡经济论坛就推出一场不太“经济”的分论坛讨论民粹议题，吴敬琏、雅诺什·科尔耐等大咖纷纷参与。
吴敬琏在会上指出，目前对民粹主义盛行的根源多属泛泛而谈，结果只能任其坐大。
“最新的一些观点，都需要深入对比梳理筛选，得出一个统一解释，我们采取措施才是有效的。”吴敬琏不无忧虑。
民粹主义漩涡波及全球
“什么是民粹主义？就是以维护平民的利益为由反对权威，甚至不惜采用任何手段。”中国已故外交家吴建民在《当今哪两股思潮特别值得警惕》的解释一针见血。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俞可平介绍，对民粹主义没有统一定义。民粹主义（Populism）亦称平民主义，是褒义的；但多数译为民粹主义，是贬义的。
民粹主义倡导直接民主，普遍的群众参政，广泛的政治动员；反对专家治国、阶级政治和精英政治；反对政府权力扩张，认为国家权力永远是腐败的。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民粹主义具有极端平民化倾向，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
“民粹主义也好，民族主义也好，尽管他们列举的挑战是事实，但他们提出的药方是错误的，是要引向歧路的。”吴建民在上述著作中呼吁。
“民粹是个问题（Populism is a problem）。在多个拉美国家，民粹非常严重和盛行，这是拉美贫困的原因之一。”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告诉《凤凰周刊》。
大宗商品价格低迷，在选票压力下，拉美多国却不惜举债维持民粹式福利。结果，财政赤字严重，加上腐败丑闻连连，社会不满上升，发展陷入恶性循环。“拉美漩涡”已旋转40多年。
“我想大声告诉你们，结合了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绝不局限于某一个国家，它极其危险，最终可能引发战争。年轻人不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我是经历过二战的老一辈，民粹民族主义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更能勾起我对可怕战争永难忘怀的记忆。”科尔耐说。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雷颐对本刊表示，近年民粹现象只是全球化历史的小漩涡，但也不可等闲视之，因为它可能是几十年、一代人的时间。
金融危机爆发后，欧洲等多国决策者就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等挑战，在应对政策上总犯看起来可笑的错误。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如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否决政治（vetocracy），政治家有时也利用民意。
“民粹主义短期对下层民众有一些好处，但长期来说民众和社会往往要埋单。”吴敬琏指出。
收入差距快速扩大
对于民粹盛行的原因，科尔耐指出，“经济减速常伴随各种麻烦如通胀和失业，民粹和民族主义就会冒头，政府行政会强化，如民众有层出不穷的困难，政客就会把公众注意力转移到国际。”
不过吴敬琏认为，民粹产生的深层基础在于贫富分化，民众感到利益受损，对现状不满。民众和政客想从民粹主义的做法得到补救。
麦肯锡统计显示，2005年至2014年，发达国家65%以上家庭实际收入水平已停滞不前或下降，波及约5.4亿人。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批评，许多美国人在经济上比四分之一世纪前更窘迫。全职男性雇员收入中位数低于42年前水平。位处收入分配底部群体的实际工资依然停留在约60年前水平。
1980年后美国收入不平等迅猛提升。1977-2007年，美国最富10%人群占据收入增长总额的3/4，最富1%人群独占收入增长的60%，而剩下90%人群收入年增长率不到0.5%。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比较了美、英、法、加、澳等国，以收入最高1%人群的收入比重为例，发现都经历了大幅上升。
贫富分化的根源又是什么？吴敬琏总结，目前的解释包括华尔街的贪婪、经济全球化、科技革命等，但都不够深入。如金融界能翻江倒海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
有研究指出，自从包括美元在内各国货币与黄金脱钩后，政府都倾向用货币扩张解决一切经济政治问题，引发货币泛滥和信用破灭，造成贫富分化。
皮凯蒂则认为，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原因是超级经理人薪酬暴涨。
如美国收入最高0.1%人群绝大多数是企业高管即超级经理人，金融高管没有霸占高收入组，八成以上超级经理人来自非金融业。
有认为，超级薪酬是对高管超人天赋和业绩的回报，是合理的。
但皮凯蒂指出，大公司高管的业绩难以精确测量。实际上，他们的薪水由自己决定，或由公司薪酬委员会决定，委员会成员往往与他们背景和职位相似，如来自其他企业高管。
此外，1940-1980年，美国和英国个税最高边际税率曾超过90%；
1980年代后大幅下降，现在只有30%-40%。这也使高管们更有动机争取高工资。
经济自由化、全球化助推
1980年代尤其冷战后，多国开启经济自由化、全球化，即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发达国家产业向中国、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转移。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经济移民也逐渐增加。
但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后，大量工人失业。工会制度也已遭严重侵蚀。转型和发展中国家集体加入世界市场，使资本相较劳工优势陡增。雇主可威胁将企业迁往其他州和国外。2000-2015年，美国的管理、计算机、法律、销售等相对高端岗位流失海外超过300万个。
没有海外转移的产业则进行自动化、数字化升级，这又给工人们迎头一击。
过去30多年，各国各阶层间没有均衡分享经济全球化与科技革命的巨大红利。弱势者反而承担了改革、调整和衰退的成本。
如大型跨国公司基本是“GDP留在当地，利润我们带走”。苹果公司给中国大陆企业的利润不过1.8%，66%以上利润留在了美国市场，其他被德国、日本、台湾地区等公司吸收。
欧洲在金融危机、债务危机、难民危机冲击下，更不容乐观。
2014-2016年，法国总体失业率始终居于10%左右，青年“毕业即失业”。南欧多国更加严峻。根据欧盟配额，2016-2017年德国法国接收难民占欧盟总量的25%和19%，远超其经济比重。法国和德国已成欧盟内首要恐袭目标，承担了最惨重人员伤亡和社会经济损失。2015年至今，法国遭遇恐袭次数位列欧盟第一，遇难人数超过其他各国总和。
2008年金融危机后，涌入德国的外来人口逐年剧增。2014 年146 万外来移民中有超过 80 万是欧盟其他国家专业人才。在工作、居住与社会资源分配上，德国中产阶级已感受到压力。
尽管外来移民多来自南欧与东欧，中产阶级对移民潮的忧虑与反感，却透过种族成见稼接到伊斯兰族群。难民危机则成为导火索。
教育、职业培训不公加剧
长期看，投资教育和岗位培训，是应对自由贸易，促进起点和机会公平，使工人转岗再就业，降低收入不平等的最好办法。
事实上，各国每一项重大贸易立法基本都附带相当多工人培训措施，同时规定分阶段引入新规范，以允许工人有时间适应。
但在实践中，这样的调整通常未能实现。美国着手实施过47个就业再培训项目，此外有无数州一级项目。这些项目总体未能将大量工人转移到高技能岗位中。
“这部分是执行的失败，也是理论的失败：什么样的培训能令一位55岁的装配线工人转型成一名计算机程序员或网页设计师，这并不清楚。”福山说。
1890-1970年代，美国大学生与高中生工资差距保持缩小态势，但之后迅速上升。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劳迪亚·戈尔丁和劳伦斯·凯茨认为，这是美国对高等教育投资不足导致，即高等教育民主化不足。美国顶尖大学都学费惊人，且不断上涨，其幅度基本相当于美国最高收入阶层的涨幅。
在很多国家，中小学教育不公平更严重。美国中小学教育经费主要来自当地房地产税，房价高的富人区教育经费更充裕，教育质量更高，这进一步吸引购房者推升房价，形成教育资源两极分化。
1967年，美国一位小学生的父亲约翰·塞拉诺就加州不公平的义务教育起诉州政府。1971年，加州高等法院判决加州教育财政体制违宪，加州政府开始对贫困学区进行财政转移支付。之后美国已有一半的州进行类似改革。
但财政补助不足以完全弥补各学区教育经费差异，且很多州还没有类似改革。
财富法则与“拼爹”更严重
全球贫富分化的更直接甚至更主流方式是“拼爹”。
皮凯蒂分析多国经济数据后发现一个“法则”：长期看，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最终必然是财富不断集中。
20世纪初，法国最富有10%人群已经占有总财富的90%，最富有1%人群占有总财富的60%。整个欧洲都大致如此。
进入20世纪，伴随全球经济联系加强，各国增长、政策演变日益具有共振性。“大萧条”与二战前后各国经济集体左转，公平成为政策主轴，包括国有化、增税、福利体系、加强工会等，最终矫枉过正，经济活力下滑。1970年代末后，各国经济集体右转，效率成为政策主轴，最终再次矫枉过正。
体现在财富分布上，1950-1970年，法国最富有10%人群占有总财富下降到60%-70%，最富有1%人群占有总财富的20%-30%。财富不平等在1980年后再次提高，2010年最富有10%人群占有总财富提升到60%-65%。欧洲各国大体类似。
当然，最富有10%群体内也存在两极分化，真正的富豪是最顶端的1%、0.1%。
近年来资本全球流动性加强，各国都激烈争夺外资，显著提高了外资的议价能力。
目前全球大亨的财富增速达6%-7%，这大大超过社会财富4%的平均增长率，造成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
大比例财富继承凸显了全球不平等的严重性。
20世纪初，法国继承财富占私人财富80%-90%。1970年代只占40%左右。之后逐渐回升，2010年占到2/3。皮凯蒂预测，到2030年会达到80%左右；2050年回到90%左右。
非实物财富继承也日益拉大差距，如生理基因、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社会网络、种族等。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腐败、犯罪、权钱交易是财富不平等最不合理，最不可容忍，却可能是主导性的分配方式。不平等分配也以合法面目出现，如房价暴涨。
目前，西方战后婴儿潮时出生富人已进入老龄期，巨额遗产继承日益凸显。在21世纪，“拼爹”可能比任何时代都更严重。
药方：全球资本税？
“全球经济正在复苏，但贫富分化并没得到遏制，这种情况继续的话，我很担心民粹主义的基础仍然是强大和深刻的，问题就很难得到根治。”吴敬琏说。
如何应对贫富分化持续扩大，皮凯蒂提出开征全球性累进式资本税。
这或许是理想方案。目前富裕国家财富高度集中在家庭手中，欧洲家庭拥有净资产约70万亿欧元。欧洲原本有足够实力应对各项危机。
但人们对全球资本税实施可能与效果持保留观点。
大幅征税势必重挫富人投资和工作积极性。有些富人是企业家，有些是食利者。同一人的部分财富来自奋斗，部分来自继承，都难一一甄别。
法国几年前曾试图推出激进的征税计划，以解财政之困，结果富人纷纷转移资产，甚至移民俄国等地，计划只好作罢。
对谁征税和谁承担税负也是两回事。企业可把税负转嫁给消费者和员工等群体。华威大学经济学教授阿鲁拉姆帕拉姆和合作者分析1996-2003年欧洲55082家企业数据发现，对资本每征税1美元，员工工资就减少0.49美元。
而且，富人财富相当一部分已隐藏在避税天堂。皮凯蒂的学生佐克曼2013年文章指出，避税天堂的资产总量可达全球GDP10%左右。
据说塞浦路斯银行业规模庞大，主要是来自俄罗斯的外币储蓄，包括很多规模巨大的私人账户。
在发达国家，富人合法避税严重。福布斯富豪榜上，最富的人财富值超过100亿欧元，该数量级富豪保守估计年资本性收入在5亿欧元，但根据欧美国家税务信息，纳税人实际报告最高收入不超过1000万欧元。最富人群实际收入税率不足1%。
发展中国家则面临征税能力有限、权贵勾连、黑金盛行等问题。
跨国公司也是全球避税重要角色。美国是经合组织（OECD）国家企业税率最高国家之一，其跨国公司为避税，据称目前在海外坐拥超两万亿美元现金流。
百慕大、开曼群岛、塞浦路斯、爱尔兰等都实行特别制度，为本地吸引更多投资。欧盟去年就责令爱尔兰追回苹果十年间逾145亿美元未交纳税款。
2014年，有外媒称，百事、AIG、德意志银行等约300家公司和卢森堡签署协议，享受低于1%所得税实际税率，转移数百亿美元利润，避税规模达数十亿美元。
“必须把全球化变得更公平。贫富悬殊要靠超国家组织解决，如欧盟、联合国等。联合国的改革，反映的还是二战后格局，印度、日本等可能要入常，但这涉及大国间复杂关系。”雷颐说。
去年G20杭州峰会就是这方面重要努力。峰会公报提出：将继续支持国际税收合作以建立一个全球公平和现代化的国际税收体系并促进增长，包括推进正开展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合作、税收情报交换等。
BEPS作为全球范围“反避税”行动，认为“利润应在经济活动发生地和价值创造地征税”。会计部门预计，跨国公司现在如只需缴纳3%-4%所得税，未来需缴纳税率可能达15%-20%。
但跨国公司并非没有应对方案。各国也有自己的“小算盘”。
应对个人避税方面，经多年谈判，瑞士才承诺自动向其他国家交出外国人账户详细资料。但附加条件是只能用于追税而非追赃和反洗钱，且不能追溯2015年前账户信息。
也许，在遥远未来，全球统一的政府与财税体系将出现，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也将提供技术基础。但这之前，人们注定将面对严重两极分化的世界。
谢选骏指出：在我提出全球政府将近二十年以后，猪头们终于开始认识到了全球政府的必要性，但还是“煮熟的死鸭子嘴硬”，把当务之急推向“遥远的未来”，这真是不可救药也！因为，民粹主义是世界帝国的先驱——所谓“民粹主义”，其实就是“平民主义”。全球民粹风盛行，表明全球统一近了。因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期中国文明的战国时代和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两宋时代，都是平民主义也就是民粹主义最为猖獗的时代——那正是秦两汉和元明清的世界帝国的前夕！鉴往知来，全球民粹风盛行，正是全球政府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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