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激烈冲突——乡巴佬与工业化》（暗夜寻灯 2018-11-23）报道：
一个国家的落后，首先是精英的落后。而其精英最显著落后的标志，则是他们经常指责民众的落后。——马科斯·韦伯
小的时候，我们常常讥讽别的人是“老扎皮”，意思是乡巴佬；说出来的话、做出来的事、甚至服装穿着都是乡下人才会干的事，老土极了。因为那个时候，邻居或者自家里经常会有乡下来的亲戚，在家里住个几天。至于小时候家里有的臭虫和虱子是不是亲戚带来的，已经不记得了。但是小时候逮衣服上的虱子和用敌敌畏灭床缝里的臭虫，却是时不时会干的事情。
谁知道，小时候的这段经历会成为我思考今天中国问题的核心！
在今年纪念黄仁宇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活动中，有几位国内的学者发表了数篇文字纪念老先生对年轻一代的深刻和也许是悠远的影响。文章不乏赞美之词但也不少描述老先生在学术上的三流、四流之地位；也有对老先生叙述历史不够严谨的批评。
看了一篇国内某著名历史学者的文章。因为其对“大历史”一词的不甚了了而批评黄仁宇先生治学的方法（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用的是大历史的眼光和蝴蝶效应的方式展开这段历史的叙述而这位历史学者却对大历史和蝴蝶效应这些概念似懂非懂），我颇不以为然而在其公众号上留言反驳。这位学者以颇讽刺的口吻回我的评论；于是我粗略地向他介绍了“大历史”、“宏观历史”和“微观历史”的概念。接着这位学者就把我的所有留言删除了！
在另外一篇历史学者纪念黄仁宇先生的文章里，作者也提到了“大历史”这个词（big history）；但是作者似乎对大历史这个词的理解，仅仅限于只是说大历史的叙述应该是从宇宙大爆炸开始，一直叙述到今天的、当下的历史所发生的事件。
这让我感觉我们与西方的差距不是一步两步的问题；而是乡巴佬和城里人的差距问题。
中国的前三十年是二元封闭的社会；城市对乡村封闭，产生我们这一代歧视乡下人的词汇和观念。同时也对国际封闭，产生我们国民妄自尊大，享受我族中心的手淫快乐；并养成一种自慰思维的模式和文化。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成为了两极分化的社会。中国的富人来到已经商业化、知识资本化的西方和美国，自觉不自觉地，他们处处显露着一个乡巴佬进城的见识和行为特征。曾几何时，只要看美国街头一些人的走路和穿着，你就立即辨认出他们是来自大陆的访问者。今天的大陆学界，不仅仅表现在对“大历史”这个词的误解之上。听周孝正教授讲述在负责进入WTO的谈判过程里，中国官员表现出的乡巴佬观念，让他们处处闹碰撞，处处闹笑话。比如WTO官员要求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国家必须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国官员认为我们中国从1949年建国开始就是独立主权的国家。WTO官员认为独立主权国家必须有相关的对内对外的商贸立法规定；其中之一就是重要的边贸协定。作为边境上的居民，可以越过国境购买邻国市场价格的商品免于关税。但是如果购买大宗的商品就必须邀付关税，防止变相走私。听到WTO官员的解释，中国官员迅速回京请示、向上级乡巴佬解释，逐步按照WTO要求一步步地达到入世的规定和要求。
这是一个农业国家逐步实现工业化、必须向商业化和知识资本社会转型的必要步骤。问题是乡巴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这么认为。乡巴佬认为要求我国对工人工作时间立法，比如5天工作制，侵犯了我国的国家主权。他们认为我们自己愿意规定可以，你逼着我们规定那就不可以。如果我们国家规定的是6天工作时间，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是由工厂自己决定要不要付加班费，而不是外国的企业或采购商来规定。外国的采购商对产品包装、产品规格有要求，那是正当的；但是对我们的工人强制规定5天工作时间、强制规定加班费支付办法、强制规定购买工人劳动保护险（比如跳楼自杀的富士康员工人身意外险）、强制规定工人劳动环境条件，这些未免就是霸道行为。
乡巴佬认为作为工厂生产者，只要我按时、按期依照你的规格和标准（不仅仅是质量标准）给你交货，你就不要管我如何给你生产出来产品。而WTO官员考虑的是市场公平竞争，不仅仅是产品和安全规格，比如易拉罐的标准，处处依照本国法律，其它方面，比如工人工作条件和工作时间、福利等处处都要与本国工人处于同样的竞争条件；因为这是本国国家的；有关公平竞争法的法律规范。
乡巴佬懂得这些，需要一个慢慢的过程；而在对其它早已工业化国家的“霸道”、“霸权”行为并不是处处能够迅速准确地理解其来龙去脉。“大历史”这个词貌似非常容易照字面和工业化国家的行为来解释，但其背后的实质，可不是中国的历史学家能够从字面来理解和诠释的。
美元作为世界通行货币，一个是因为二战后其它国家都被打烂，缺乏生产能力而对美国产品严重依赖和对美国产品的发明创新严重仰视造成；再一个是各个国家对美元的信用经过长时间的考验，产生了信任感。这不是依赖武力和霸权、霸道可以解决的问题。在只有江湖没有社会、不懂得什么是社会的乡巴佬那里，依照传统的江湖争斗观念，依照传统的天下争雄观念，乡巴佬认为这是霸权造成的，也难免不可以理解其文化根源。
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因把美好的社会主义描绘成乡巴佬的中国而被抓到把柄遭到批判。
中国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但这种变局究竟是什么变局，恐怕不是有很多人可以搞清楚的。而依赖大历史的观念，从中国历史学者把眼光集中在“周秦之变”上研讨今天的这种变局可以看出，乡巴佬的观念依然突出。
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从十九世纪的六十年代“同治中兴”就开始了；可是真正认识到这个开端和改变的，到今天为止不过区区几人而已。当时的人们以及许多今天的人、甚至历史学家，现在到处演讲很红的经济学家都没有深刻认识到这种“未有之变局”的意义何在。而且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未有”也不是未有，在人类的历史上和中国的历史上，其实发生过多次。
我在专门针对此一问题，我的《意识形态演化史》（待出版）里总结了人类的历史基本是如下这个轨迹，发生过的至少大约八次“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当然这个轨迹的总结是在一种仿照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中心地域理论的理想状态下假设的。所谓理想状态指的是技术对应的谋生手段、经济形式和意识形态，必须是社会的原创者和发明者。所谓原创者，必然是第一次经过人为努力且自然发生的。比如原子弹爆炸成功，苏联得知消息，也不管采取什么手段，研发爆炸成功；这就不是原创者。美洲印第安人一直没有文字，直到白人来到美洲，一印第安部落的一位能人依照白人文字的方法，也发明了他的印第安语的文字，他仍然不能算是印第安文字的原创者。一种技术，比如铁器技术的发明需要一定的社会和文化条件。铁矿石的开采、运输、冶炼、加工、成型都需要社会的认知与协作。在推广遍及整个社会以后，这种技术促进的社会形态改变也是需要一个迭代的过程才能够体现出来。不是技术的发明者，而是学习或模仿其它 社会而来的技术进步，会造成极端复杂的新老意识形态的混合并存；或者是技术与社会的对应特征的关系趋向隐蔽。这样的社会，如许多原生态社会被基督教化而成为混合社会。又例如中国社会在铁器的农业成熟社会中意识形态方面所出现的儒释道精神的严重的多项混合并存。当今在一边抄袭西方的技术，一边抄袭西方的法西斯意识形态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造成社会中现代与传统的严重混合并存。而这种所谓的现代意识，比如法西斯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究其本质之所以能在原本的农业社会内生根蔓延，也还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特征能够接受带有农业社会倾向的法西斯主义和大同理想。只不过它是西方传来，貌似就披着现代的特征。而不明了法西斯思想和共产主义的天下大同思想，都是农业社会的产物。而由原创的技术改变来的经济模式，也才能促进审美等生殖策略的自然改变，并进而顺其自然地改变社会判断对错的标准、美丑的标准。这是社会形态方面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的差别。
这种技术改变谋生方式、谋生方式改变生殖策略，生殖策略改变审美观念以及所信所仰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改变社会建构，大概就是瑞典博物馆学派的技术对应于时代的解释和浓缩。比如我们习以为常的术语，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瑞典博物馆学派的这些术语继承自希腊神话的黄金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而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却无法给出如此详尽的说明。今天我们知道，这里的每一个步骤都是一个蝴蝶效应改变吸引子性状、混沌状态的图形与分布的迭代过程。而每次迭代的发生都是一个漫长的需要几代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汇聚以及意识形态改变的过程。而人工选择，又能够阻止或者改变这种二级混沌状态的吸引子图形形状和性状。
学习过混沌理论的读者一定知道人文科学与混沌规律之间的关系，我这里不再一一描述了。每次出现的这种迭代（一代一代发生改变的事件）事件，都会发生剧烈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拼杀和斗争。后羿射日的神话故事，背后的涵义是半人半兽神的后羿全面替代崇拜图腾太阳神的时代反映；是意识形态斗争以神话故事的方式流传下来的历史。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史就是一次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发生和改变的历史。今天，我们也处在一个人文主义和人本主义替代一神论的造毛泽东神、造习近平神的意识形态演变过程中。马克思认为人类的整个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而希特勒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一场种族斗争史。6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场所谓 “静悄悄的革命”而诞生的从生物的角度来理解世界的意识形态，所谓生物哲学，对演化理论具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它把人类的意识形态演化史看作是一部既有斗争的战争历史又是一部和平演变的历史。
以上边列表来看中国社会，就能明白“同治中兴”以来国家在从铁器社会向钢器社会转型。直到胡温政府宣布取消农业税，才能算是完成工业化转型。这个转型由于不是原创而发生严重的抄袭和混合，使我们的意识形态处于多种思潮的混合状态。与中国的铁器时代一样，中国传统社会是儒释道的混合，仿佛与西方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的一神论宗教完全迥异；但加上皇权和天子信念的儒释道文化， 仍然可以把中国社会看成是一神论的变异形式；仿佛物种之下有变种、亚种、品种一样。中国的意识形态，在铁器社会以后逐渐慢慢成为变种的一神论社会。在世俗的天子， 拥有无上的人间权力，是这种变异的一神论的最大特征。
这种变异的一神论意识形态，无意识地左右着我们的思维和思想脉络。如下图所示：
今天的造神时代，把人所用过的器物、踩过的土地都当作神迹一样崇拜
说起以上这样的大历史观，就不得不从1975年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一书的发表开始说起。所谓新的综合就是指作者所言把人文和社会学科当作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来研究和判断。因为人是生物界的一个物种，所以由人的行为所组成的人文活动和社会活动都不过是生物学所要研究的一个领域。这不仅包括历史学、同时也包括经济学和心理学等等其它社会、人文分支学科
生物学的核心是演化理论；演化其实可以理解为物理学的万物都在运动变化的概念。生物物种的变化，是适应不断发生的大冰期、间冰期、小冰期、再大冰期等气候改变、以及地质板块移动引起的气候变迁。
生物学是靠数理化等自然科学所支撑的；那历史学当然也需要数理化作为基础来支撑。这是大历史观的一个特点。具体到历史学的应用，其实指的是数理化所教育训练出来的思维方式和其它学科比如地质学和气候学的素材所提供的历史支持，当然地理学也包括在内。这些学科与历史学的交叉就是大历史的观念（big history）。
《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一书出版伊始，就受到教会人士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和污名化。但是其无法阻挡的光芒，当然也会受到众多人士包括历史学界人士的接受和抵制。黄仁宇先生作为一个欣然接受这种观点和研究方法的先行者，开创性地把蝴蝶效应理论应用在历史叙述中。这表明他敏锐且迅速地意识到历史是一种有规律的混沌现象；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都不过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众多因素综合发力产生的自组织现象。他也是在说明历史虽然由各种事件纠缠不清所组成，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有基本的共同的历史特征。
这种基本特征，成为后来说的宏观历史的方法和观点（macro history）。在瑞典博物馆学派发明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这些词汇中得到反映。马克思也依据瑞典博物馆学派总结的这些特点，提出社会发展史的五阶段假说。我个人研究生物的社会和演化构成，提出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和商业社会的概念。依据演化的理论，从整个人类演化的历史中提取特征和规律。
这样，人类的历史可以分作两个大的部分：
1)从猿到人的演化过程，是一个文化的发明建构过程和叠加复杂化过程；也是文化与基因协同演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的人类经历了从动物的雏形文化，演变为高度复杂和丰富文化的特殊物种。这个过程也是小型社会建构的过程。小型社会依赖文化和社会型动物演化出来的道德本能（道德像吃饭、感知冷热一样是种本能），可以维持小型社会的运作。在小型社会中人类建立了“我们”和“他们”的基本认知和生物本能（区别我们和他们也是一种无意识的本能）。这个无意识的认知在今天我们的大型社会中也扮演着重要的作用；政治上它以党的形式存在；在社会上它以行业分工的形式存在。
文化的演变过程通过对旧石器工具的考古挖掘而建立如下的文化演变序列和体系：
黑猩猩等其它动物制造及使用工具的文化
娄米奎3号文化（Lomekwi 3）
奥杜威文化（Oldowan）
阿舍利文化（Acheulean）
莫斯特文化（Mousterian）
三岗文化（Sangoan）
约五万年前人类文化的大跃进（文化大爆炸）
2)从人到神的演化过程：神在这里指的是超越我们人类生物学属性的能力，如飞行、远距离传输等。这是文明的建构过程。文明建构的过程是从小型社会到大型社会（complex society）的过程。从小型社会到大型社会的建构也是人类意识形态的演化过程。如上已经讨论过的，迄今为止意识形态的演化轨迹是
万物有灵、超自然力量崇拜
图腾崇拜（物神和动物神）、半人半兽神崇拜
全人形人性神崇拜
多神崇拜
一神崇拜
人文主义及人本主义
这个轨迹的概念是综合地球上出现的各个社会的特点和信仰总结而来的理想模型。有些小型社会或者部落停在了中途；有些并不沿着这个轨迹发育出所有类型；有些社会可能吸收一些其它文化传播进来的观念而跳过某一信仰，然后在接下来的社会形态中流行并分布起来之前的已经与当今混合起来的意识观念。比如万物有灵的观念，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于你我偶尔的信念中。半人半兽，妖魔鬼怪的观念在中国的铁器社会中，在吴承恩的《西游记》中不断呈现。中国社会是在铁器时代才发达发育出之前的各种类型混合。总之，如同物种的演化都是基于之前的特征，意识形态的演化也是基于之前的特征并在后续的新出现的意识观念中保留部分之前的内容。旧石器时代的万物有灵，依然存活在我们今天高度工商业化的文明社会中。比如亚洲和太平洋岛屿上、澳大利亚土著的拜祖先习俗也还是万物有灵观念的延续。
今天的人类已经成为了具有高度复杂文化的文明动物。人类借由文化组成小型社会(Small society)；借由文明组成大型社会(complex society)。
小型社会指几十人或者100人上下的部落社会。大型社会指发展规模到了万人以上的社会。中间是过渡社会（transitional society）。学者们定义大型社会的三个特征是：
·人口上万或更多
·以城市为中心
·特定的职业分工
大型社会在建构以后出现两种类型；数学上，我们叫逻辑斯蒂方程的两个分叉，亦即： 一个是农业社会； 一个是商业社会。农业社会发育出权力文明；权力文明也是专制的，在现代社会结合了法西斯主义思想后更是极权的；它管制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生老病死，上学就业。商业社会发育出自组织现象的商业文明；依靠自组织现象形成社会规则和行为准则。权力文明通过权力既控制思想和信仰又控制社会的运作而实现大型合作工程；这就是所谓的政教合一。商业文明放任思想无为而治并也依赖权力调节社会及保护社会的运行和生存。商业文明认为权力是为公众服务的。权力文明认为权力和其掌握者是社会的核心与凝聚点，是神或者民众的父母及管理者；“天下有王，分地建国，置都立邑设庙祧坛墠而祭之，乃为亲疏多少之数。是故王立七庙” （礼记.祭法）。
文明指的是人类能够协作起来，建立起个人或小型社会无法完成的大型工程，比如一个礼仪性的建筑（祖庙、神庙、神在人间的代表国王所居住的宫殿或者死后的陵墓如埃及的金字塔）；或者是在青少年进行性吸引展示的地方建立起固定的商业交换用途的市场；或者是建造起来一个聚居的城市；或者是有了文字方便各种职能间的沟通交流（文字一定是商业发达才能建立起来的系统，待另章论证）。在今天，文明的成果包括互联网的建成和飞机等等现代工具的建成。文明的政府体系当然也是文明的标志。
但是人类凭借什么协作起来完成大型建筑且自己还有一份利益在其内呢？或者说今天的人们凭借什么建立起来一个文明的政府系统呢？这就必须使参与进来建筑的每个工友都相信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这就是信仰，人们靠讲故事，听故事，信故事里边的内容而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或思想而协作起来。早先是神话故事，后来是宗教系统；现在是人文主义时代，我们叫做科学和思想。思想就是你信我信他也信的具有内在逻辑联系起来的一套互相交错关联的体系。也有许多人自豪人类的这种能力，把具有这种能力的我们称作人类；认为这是人类的独有特征。
1.何为农业社会？权力社会？权力文明？
以农耕或畜牧为主要谋生手段，也包括一些手工制造和商业活动、或者一些采集狩猎活动作为辅助谋生手段的社会。农业社会既是权力嚣张的社会，又是依赖权力构建文明的社会。比如古希腊的斯巴达城邦；以及波斯帝国和延续中国整个历史的中央政权体系。识别农业社会和商业社会的一个重要标识是看城市的兴起，依赖的是政治权力还是商业活动聚居。中国历代城市的繁华都起因于政治中心、或天子脚下；而欧洲许多城市的兴起都与商业活动紧密关联。权力文明可以建造京杭大运河；可以引丹江水入京。这些浩大的人类工程，构成了人类文明的表现形式。
1.1 农业社会的特点
·农人活动范围小，人际互动有限，多属于在自给自足的区域内活动并在此一小区内获得对世界、对自然、对其它动植物、对人际关系的认知；由于活动地域小，传说与神话才得以在社会上添油加醋地传播。希冀神奇的力量和容易接受神奇的故事
·农业有大小年，有灾荒，就有杀人越货的传统及观念；因而也依赖这种杀人放火，拦路抢劫而建立盗贼统治式的政府组织和政府形式。
·农业社会是多子多福的生殖策略，农业社会经济发展演化轨迹可以分作几个时代：萌芽——中兴——繁荣——成熟，各个时代各有特点。农业劳动趋向于依赖劳动力和因杀人越货而趋向多生男丁；因而属于生物学上的多生少教的R策略，多生少教和自然发展的放羊教育。孩子越多，所能享受的父母长辈关爱就越小。这些会对成人后的心理和策略选择有重大影响。
·农业社会的经济手段造成社会由小型到大型的逐步过渡和成型。有了农业，才有了多余的食物；使某些人能够脱离食物采集而从事其它行业，比如祭祀、商人、石匠等手工业分工。国家在青铜器技术时代形成国家的主体架构，并在铁器时代更加逐渐对分工与职能做精细化的安排；在钢铁时代和后续的电子时代、硅时代逐步完善国家与政府对社会的调剂（商业社会特点）或者管控（专制或极权社会特点，在现代极权社会，管控更加细致严格）职能。
1.2 农业社会的意识与观念
·农人更趋向于一神论，即使在农业萌芽期，图腾观念兴起，各个部落或城邦国家也是崇拜自己的一神。多个农业部落就产生互不关联的多神。但都有自己的主神；自己的神也就仅仅只是自己的保护神。他部落的保护神也会尊重或者根本就是个笑话。各个部落的图腾崇拜也会互相影响。各个部落的较量被以传说的形式延续下来。演变为各个自己保护神之间的纠葛与战争。如在希腊的神话中，宙斯虽为主神，但宙斯与他神之间没有很明显强烈的地位悬殊关系；而在中国的神话观念中，玉皇大帝与其它诸神之间存在更为强化的统属关系。（中国的佛教与道教的混合多神教信仰观念是正在走向真正一神教的信仰状态；并在人间有权力无限的皇帝做代表）
·农人由于人际交往少，见识和思维狭隘、趋向于黑白简化的形式来描述周遭；用简单明了的方法来区分事物，比如阴阳观念和一分为二。民间的非黑即白思维，体现在“男人没一个好东西！”这样一个非常好的直观描述的例子。
·由于多子多福的R生存策略，农业产量的大小年，对生命会产生漠视冷酷的心理特征；当然也就不会尊重生命。宰杀牲口与杀人越货也就被视为天道。也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远远压过、盖过了 “与人为善”、协作共赢的新达尔文主义思想。
·农业社会依赖权力建构文明：由于农业的本质造成杀人越货的社会现象， “好斗鹰”式人物团结其追随者演化出来军事组织形成权力核心，社会行为以权力为代表和标志是农业社会的巨大特征。
2.何为商业社会？商业文明？
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群在一个社会中占到一定的比例并能够形成对大型社会的建构产生影响且主导社会的建构与意识形态的确立。社会中的人群虽然存在着许多各种各样的谋生形式；但是以做买卖为生，形成自己的文化形式，并进一步主导意识形态和国家的建构，我们就可以称这样的社会为商业的社会。如古希腊的雅典，联合四个部落围绕雅典主城而形成的雅典城邦。
已知人类的商业活动最早就出现于7万4千年前马来西亚的霹雳州的科塔檀班（Kota Tampan, Perak）的旧石器手工作坊。人类学以及考古学的研究表明在采集狩猎社会里，以物易物的商业活动就存在于世界众多的地区。商业活动的大规模出现，当然离不开农业的发达和演进。但商业活动在整个社会中所占有的比例，就直接依赖农业技术的发达。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口在社会中的比例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那么农人与商人对社会的建构和意识形态的建构有何不同呢？
·商人走南闯北，人际交往繁多且复杂，与各式各样、各类繁杂的人交往，思维也会缜密复杂；对人性也就会有更深层次的了解；会从黑白的或一分为二的农业思维中演变出量化分析的数字化的思维方法；思维更是呈现光谱般的多色彩的频谱思维。黄仁宇先生把这种思维模式下的管理方法叫作数字化管理，其实也是量化分析处理的意思。举一个例子，当今中国的警察处理交通违规、市场管理中处罚违规小贩造成民怨沸腾都是乡巴佬的简单粗暴管理意识作祟。统治者没有压力没有利益去量化分析地管理好交通违规和小贩占道等基本民生问题，凸显权力能够造就文明，也能造就野蛮的特性。
·商人的客户越多，售货越多，赚钱也越多；因而商人尊重客户，同理心较农人更强；因而发展出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面对盛行的、农业的、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的规律和天道，也会受到污染和随波逐流；表现为建立自己的护卫武装来保护商队；甚至权宜之计下也会打家劫舍，做博弈策略的得分最优选择。但总体来讲，本心仍然理解这个社会为协作与互利的关系。而农人的本心是杀人越货，对社会的理解是江湖争斗的情绪。农人无论如何摆置、伺候农田，他的收成都是基本固定的。他只有多占土地，他才会获得更多财富。杀人越货的心理，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成为中国这块土地有江湖没社会的文化心理起源的本质。在战国时期，污名化商人在商鞅之后更成为趋势。从无商不尖到无商不奸，把商人的量化分析污名化为奸诈狡猾。（西欧在黑暗的中世纪早期也有此类 “为富不仁”的观念和现象）
·商人的经济独立性、做生意与他人的合作精神奠定了自由和民主制度的基础。商人的本心侧重人际协作；农人本心侧重江胡争斗。对社会一词的理解从“入社会”、“社会人儿”等可以窥见农业社会的价值观的内心真谛。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社会对商人形成的的污名文化。从无商不尖到无商不奸的污名是始自为了愚民、弱民、贫民、驭民的商鞅。
中国重农抑商、对商人和商业污名化的原因可以是一部非常值得探讨的理论。我认为原始萌芽点是在商周之变的意识形态分叉中就已经造成如蝴蝶效应般的结局。那个时候大型社会需要建构，需要凝聚社会或者集中力量，社会分工需要更进一步精细和分化；《周易》的思想和人文的萌芽就必须决定周公制礼的结果来约束具有人文萌芽的思想。这是一个绝对的不可避免的因素。人类需要教化来建构大型社会，教化就是统一思想。中国的地理位置和封闭的环境，且又足够大，足够广袤，足够其内的物种折腾和翻烧饼；如黄仁宇先生所叙述，决定了中国走农耕文明的宿命。周公制礼，就成为中国走入中世纪的凝核点和凝核剂；不管是周秦之变的中央集权，还是周以后的分封建国，都决定了中国这个封闭的地域所能建构的权力文明和崇拜权力的文化。
欧洲在进入农业成熟社会的中世纪也出现污名化商人的现象，比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商人形象。好在欧洲的农业成熟期很快就进入了人性燃烧的“文艺复兴”阶段，希腊的商业精神和科学精神很快点燃了人类迈入新时代的整排路灯。
中国进入秦汉的中央集权，成为中世纪小集权到大集权与凝聚力量的人类阶段。罗马经历了从元老院民主，寡头政治到中世纪的专制。阿拉伯的商业世界受波斯的专制主义深度影响。西方不过是早早比我们和阿拉伯世界更早地获得了人文主义的启蒙；而人文主义的启蒙直至今天还没有在伊斯兰社会和中国社会完全铺开。启蒙的力量比赛不过政府或拥有权力者的洗脑力量与蛮横霸道的思想控制和书报检查。这种意识形态的竞争甚至是斗争，其实就是意识形态演化史上每次转型变革时期的斗争。反映在神话里，就是后裔射日的故事，就是卑鄙的蛇引诱亚当和夏娃偷吃智慧的果实这类故事。卑鄙的蛇，反映了后期的超自然力量观念，鄙视之前万物有灵的意识和观念。后羿射日反映的是半人半兽神征服动物神或者物神的历史故事。
2.1 商业社会的特点
·商业社会的建构是由自发的自组织现象形成一种存在状态和它内部的运作规律。商业运作需要农业及其衍生出来的手工业等生产元素的支撑。商业的思想和哲学观如何从农业社会的哲学观中独立出来是一项艰苦且又困难的偶然。阿拉伯的世界和中国的世界都出现过商业的思想和对世界的不同理解。“一个好汉三个帮”就反映了社会协作的思想；但这种思想只是处于萌芽状态，处于小型社会的“私德”范围。在农业社会的强大争斗思想中难以发育长成大树。西方也只有希腊依赖其特殊的地理条件把农业社会中的协作与平等观念发育长成大树，并在文艺复兴后重塑了整个人类世界。希腊自由民主时代的确立，是因为发了财的商人聚集在一起，因为道路、水源、垃圾管理等等公共设施的需要而自发组织政府。所以西方有政府是公共仆人的观念。而东方的政府是建立在杀人越货，打家劫舍、拦路抢劫收取保护费的基础之上；经过儒家的“叨食顺序”到 “长幼顺序”的阶层文化也就发育有了父母官的观念。
·商人独立的个性和他们在生活中接触五花八门的人物而能形成自己独立的思考。农业社会中的“好斗鹰”显然比“藤蔓依附植物”式的追随者具有更高的见识和思维能力。商业社会中的“藤曼依附人物”自然也比农业社会的“藤曼依附人物”具有更高的见识和思维能力。但是商业社会中的“好斗鹰”比起农业社会的“好斗鹰”在见识和思维能力方面就很难用一句话来表达了。
·商人的思考不是如农人一样地简单化，喜欢或习惯把复杂的东西简化；比如毛泽东总结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造反有理”。这种简单的归类，虽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忽略了其繁杂庞大的一面。比如农人的母亲总结出来教育女儿的话：“男人没一个好东西”来概括生物社会学上总结的雌雄利益冲突、代际利益冲突、个人与社会的利益冲突等等复杂关系；这样教育出来的女儿自然就不会有应对复杂局面的大气和开通。“小家子气”的女人在今天移民海外的华人家庭里比比皆是。这不仅仅是一个家教的问题，也是一个整体社会的问题。毛的千头万绪，归根的斗争，造成了多少家庭的苦难和灾难。
·商业社会懂得社会是个协作起来的许多个人，懂得互利的重要；而不是中国江湖的观念，认为社会、普天之下不过是江湖争斗的平台。商人产生于农业社会，当然受农业社会的局限而也带有丛林争霸的特征；但商人更懂得互利和社会协作的重要。商人懂得在父子、母子两代人的冲突中，应该把持的位置和分寸；也懂得在丛林法则和社会协作中应该把持的位置和分寸。
2.2 商业行为的历史
人类何其幸运，在文明之初有这样一个地理位置恰当，让商业、而且是纯商业的雅典城邦文明在那个地理适中的位置蓬勃出现。其前身的克里特岛文明上接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下联埃及古老的人类文明。上接和下连，创造了人类最早的文明形式——商业繁盛而建立的克里特岛的文明。接下来的迈锡尼时代，虽然也看到了权力文明的影子；但商业文明的种子借由荷马的云游吟唱开出了之后希腊商业的城邦民主时代。这颗不同凡响的果实又在欧洲引起文艺复兴（复古风）；接着催生了人类现代科技和人文的崭新世界。
从克里特文明到希腊文明，商业能走出农耕文明开创新的局面，因而能够发育出自己的特点。自然哲学和人文主义精神在希腊神话的信仰中得以结出果实。比较武王克商后农耕的周人代替殷商人的正在发育的思想观念，中国的地理决定了中国必然成为封闭的文化和封闭的文明这些特征。
3. 文化的创新与互相渗透也同意识形态的创新和互相渗透一样
3.1原创的与外来的
近代的民族国家这种意识形态是随着工业化的脚步而创新并且伴随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观念走进我们社会的。在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涌现出来以前，无论是中国鸦片战争中的士兵，还是征服印加帝国皇帝阿塔瓦尔帕的皮萨罗，心中怀有的崇高理想都是为伟大的君主而战或为自己的上司而战。达尔文《物种起源》开启了世界范围内的新的意识形态，即民族国家观念。民族国家观念，在当时的弱肉强食的世界中，也催化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可惜很少人认识到这一点。
工业化与工业产品作为商品的交易和流动相比农业社会而言更加频繁和多样化，促使地区间文化冲突加剧和文明裂缝。比如鸦片战争前，女性坦胸露背的西方风俗与中国妇女的“笑不露齿，行不露足”贞操观念形成强烈冲突。笑不露齿，行不露足的妇女德行和教养能否抵御西方的“放荡”观念和“可笑”风俗,考验当时广东的地方官僚。于是才有入广州城不许带“番妇”随行，一旦交易完毕，必须尽快回到原居住地香港岛的规定。
这种文化冲突造成文明裂缝。部分喜欢和偏好这种行为和风俗的、西化了的本国人士开始蠢蠢欲动。因为不管哪种文化，它都是发芽生长于人性这一基础。一个社会让哪一种人性发芽并生长成为一种文化，是完全取决于地理因素和偶然因素。大一统的皇帝老子的天子观念，在西方人文主义精神输入我国之后，形成的官员究竟是公仆还是父母的文明裂缝，一直到今天都在我们这个社会实践和碰撞着。
这种观念的表现形式，体现在政府对民众是服务还是施恩。民众对施恩应该感恩戴德还是礼貌地表示感谢？民众有没有权力质疑政府的服务等等诸多的社会行为层面。
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记者在采访当地居民时候的问话和回答也颇能代表这种文化冲突与文明裂缝在伊斯兰社会的实际情况。一位阿富汗接受采访的居民举起一本西方出版的穿着比基尼泳装女孩的杂志封面说，西方的这种“放荡”文化在污染我们的穆斯林社会，使我们的青少年越来越放肆和行为不端。我们的文化就这样子被西方侵略了。
这种文化的互相交融渗透一方面带来文化或文明的创新，一方面改变“被动受方”的社会进程。还处在采集狩猎社会的太平洋岛屿的居民和社会，似乎是一夜之间，跳进了现代社会的集约农业和工业组织方式。这种殖民化的过程也是文明的裂缝和分化过程，一部分人不能适应而一贫如洗；一部分人借着这股东风扶摇直上，成为富翁。
下边这段描述充分体现了社会变迁的这一过程：
欧洲人于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到达新几内亚东部高原地区时，他们发现了几十个过去从未与外界接触过的石器时代的部落。其中钦布部落在采用西方技术方面特别积极。当钦布人看到白人移民种植咖啡，他们也开始把咖啡当作经济作物来种植。1964年，我遇见了一个50岁的钦布男子，他不识字，穿着传统的草裙。虽然他出生在一个仍然使用石器的社会，但却靠种咖啡发了财。他用赚来的10万美元现款买下了一个锯木厂，还买下了一队卡车，用来把他的咖啡和木材运往市场。相比之下，同我一起工作8年之久的一个相邻的高原民族——达里比族，就特别保守，对新技术毫无兴趣。当第一架直升机在达里比人的地区降落时，他们只是很快地看了它一眼，然后回去继续干他们的活；如果是钦布人，他们就会为租用它来讨价还价。结果，钦布人现在正迁入达里比人的地区，把他们的土地接收过去改为种植园，并把达里比人变成为他们干活儿的劳工。（《枪炮、病菌和钢铁·第十章：需要之母》）
无疑地，商业行为带来文化交融与渗透，也带来文化的冲突，并进而是文明的冲突。亨廷顿错误地把这种文明的冲突看作是地域文明的冲突，而不是社会演化，意识形态的冲突。亨廷顿认为基督教带来的工商业革命，与伊斯兰教和中国的儒教形成文明冲突。接受他的观点的伊斯兰社会和中国社会认为既然是冲突，那为什么不是我们胜利？凭什么西方社会就能影响我们？伊斯兰社会认为应该是阿拉伯文化统治并引领世界；而新儒家的中国保守主义认为将来必是儒家领导和占领世界。在这种理论的引导下，阿拉伯文化圈与儒家文化圈对基督教文化圈就失去了因技术而带来的仰慕，采取的都是在人文科学方面排斥的措施；排斥基督教文明却不排斥基督教文明创立的技术。进而今天世界的格局和冲突愈加显得蠢蠢欲动且有理论支持。
很显然，亨廷顿的理论是带有极端缺陷的！他不明白文明的冲突其实是意识形态演化方面的冲突。
3.2 被打断的与混合的
意识形态的演化轨迹是：万物有灵、超自然力量崇拜、图腾崇拜（物神和动物神）、半人半兽神崇拜、全人形人性神崇拜、多神崇拜、一神崇拜、人文主义和人本主义。这并不是说历史有这条轨迹；各个地区和社会就应该遵守这个轨迹，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一个社会会受到地理的限制和技术的限制；不可能每个社会都成为新技术的开创者。意识形态的每种形式也不可能让每个社会都是开创者。必然有些社会是被强行输入的。比如美洲和太平洋的仍然处于原生态状态的那些部落和社会。
欧洲人到达美洲的时候，北美只有一些初级的菜园性质的农业；中南美洲虽然已经有了集中的农业，但还是过着石器的生活。虽然玛雅已经有了文明，商业也极端发达，但是技术和生存方式比较起欧洲的金属工具，简直还差十万八千里。不像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与西欧的技术差距只是铁器与钢器的差别。所以在看不见的流行病和真实的暴力冲突中，美洲的社会都无法抵挡欧洲人的扩张而迅速崩溃。
文化学上讲假晶文化：借用地质学概念，指一种岩石熔岩注入另外一种岩石的间隙和空洞，造成一种共存、混生的“假晶体”现象；成为宝石收藏家的最爱。文化也是类似这样的假晶体，造成社会的多姿多彩和繁荣昌盛。单一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如何处理民族矛盾，都可以从假晶现象等文化科学上得到借鉴。
当然文化有冲突，我们必须做一取舍和比较选择，比如：
·妖言惑众还是言论自由？
·你算老几？还是人人平等？
·父母官还是公仆官？
·抢夺舆论阵地还是人人有平等权利和言论自由？
3.3农业的和工商业的
我在其它地方曾经列举农业社会对乳房的审美观念作为例子来说明农业社会的审美与工商业社会的区别。农业社会趋向于认为女性平胸的美，而西方工商业社会趋向于认为大乳房的乳沟美。也曾经以毛泽东向斯大林贷款，斯大林说准备了四亿卢布，而毛泽东说贷那么多干嘛？贷款还要还，我只要三亿。另外也列举了袁世凯政府善后大借款中观念的冲突而带来的文化与文明冲突。那今天这类农业的与工商业的冲突依然是习近平一代领导人的文明冲突吗？
答案当然是的！如果我们回顾共产党的历史，可以说例子比比皆是。比如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观念冲突，关于823炮战中，毛泽东坑骗耍弄赫鲁晓夫的故事，可以立即看到双方观念上的差异，来自对世界格局的认知。毛依然采取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对抗式竞争思想；而赫鲁晓夫已经继承了斯大林的当时工商业社会的观念，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不能采取激烈对抗的方式，而是和平竞争。这种观念的差异，其实还是农业社会的杀人越货，与商人的社会协作观念之间的冲突。那今天的贸易战呢？
朝鲜战争之后，美国扶持日本经济发展，使日本迅速恢复国力，经济腾飞。70、80年代成为震惊世界的经济奇迹。之后日本劳动力成本升高，华尔街接着把世界工厂从日本转移向台湾、韩国等亚洲四小龙，并打造了台湾经济腾飞。等亚洲四小龙经济发达，劳动力成本抬升，正好赶上中国的改革开放。作为冷战时期与美国合作的同盟国家，作为二战时期对中国深深报以同情，认为当时中国是受到日苏夹缝中无力自卫的贫弱国家，美国学界普遍认为如果当时中国已经是一个工业化国家，美国就不会被卷入二次世界大战。所以尽管有64发生，美国的国家政策依然决定帮助中国实现毛所梦寐以求的国家工业化，把中国纳入世界工业化贸易体系。
今天中国经济腾飞，但她接着想要的却是挑战美国等早先工业化国家的贸易体系。这正应了寓言中猫教老虎本领的故事。等老虎学会了猫的各类本事，想要吃掉猫的时候，猫所留下的后手，爬树的本领，就让老虎不能得手。美国像猫一样留下的这一手，就是知识资本社会的建立和发展。中国只是刚刚实现了工业化，她离开进入知识资本社会的进程，还缺少一个商业化的过程。
所谓商业化，就是产业结构、法律法规、和良好的司法立法环境。工业化之后的严重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危机，产品销路滞阻。无论中国文化如何玩弄文字游戏，其本质不会改变。产能过剩代替经济危机，供给侧改革代替产业结构调整。文字游戏不管如何富丽堂皇，都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想要生产出民众争相购买的产品，比如最新科技的电脑或者手机，科技与文化创新需要发达的是个性与人性张扬。这就是文艺复兴的结果。人类进入人文时代，进入人本时代的光辉一页。独裁、专制、集权与极权如何能解放人性？奴隶是造不出金字塔的，这已经为科学所证实。只要求个人做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他如何发挥个人的聪明和才干？农业社会造就的社会模式和社会特征，只是适应于农业社会的！
作家王蒙认为共产党很粗野他也不喜欢；但是要统治中国非共产党这么粗野不可；你想用文质彬彬的办法文明的办法统治中国那就必然天下大乱了！你也会丢掉脑袋！中国不是美国；中国人就这么下贱，欺善怕恶，服硬不服软。中国人就只吃共产党这一套。王蒙作为体制内为党说话造舆论的初衷可以理解。但颠倒黑白不代表黑白就是自然界的道理。王蒙的农业社会的乡巴佬意识在于他不了解的人文和社会建构知识。社会是由众多人的行为构成的协作体系。而这一协作体系的构建需要政府的引导和调剂。即使在农业社会，社会也是需要权力来管制和操控的。法西斯思想建立的社会更是对社会 进行细致的操控。农业的意识形态当然建构的是农业社会的形态特征。这些都是通过政府行为来实施的。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民众都只是随波逐流的群羊，都是看着头羊的做法而有样学样的。上层是无赖统治，下层当然也充满了无赖。而西方工商业化的经验和造好的人类社会建构的大桥，都是成功的经验。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唐朝诗歌的繁盛，是因为唐朝宫廷音乐的繁盛，使得上层的爱好造成下层的仰慕和积极模仿。而唐朝宫廷音乐的繁盛是因为唐朝上层对汉代乐府音乐的仰慕和继承。汉代乐府音乐的繁盛，又是继承自春秋战国时期的编钟音乐；而春秋战国时期的编钟音乐，又传承自殷商与西周时期对青铜器祭祀礼拜器物的仰慕和崇拜。今日的中国上层失去对西方自由民主的仰慕，甚至是积极地抵制和反对西方人文思想、人文理念的“和平演变”、“和平渗透”。而代之以所谓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哲学和思想。
但是仔细研究马克思这样一个乡下长大的律师的孩子，不难看出其思想意识方面的农业时代特征。《共产党宣言》公开宣扬农业社会的杀人越货观点。资本论更是吐露着乡下孩子面对城里的错综复杂现象的鄙视。马克思的知识结构和眼光及水平，让他无法想象机器生产代替人类劳动能使人类获得的是幸福不是懒惰；机器生产能创造更多的就业而不是让更多的人失业。马克思在乡下的成长经历，耳濡目染的是乡下人的审美和道德观。父亲的律师执业，可以让他比普通的乡下孩子有更宽广的视野；但无论如何宽广，视野总还是受农业社会耳濡目染。
农业社会幻想大同，天下共产。早先孔子就这么描绘过共产主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共产主义理想之所以在上世纪之初吸引俄国、中国，也就在于其思想与这些农业国家的深层的意识契合。而工业化程度稍优但还处于农业转型中的德国要挑战先一步工业化的英国，接受的也必须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集中整个国家的力量来与工业化社会的个体资本家竞争。意大利的工业化程度更低，更不用言说其意识深处的农业特征。对于还处于农业社会的中国知识界和政府管理阶层，寄望他们可以数字地量化分析二十世纪初期依据各国工业化程度所涌现出来的演化力量和阻止演化的力量，难免不是需要极大的智慧和挑战。更何况当时没有社会和政府管理经验的孙中山、以及蒋、毛等年轻小伙子，如何有能力区分西方社会思潮中的污浊与清流。
拥有大历史的观念来看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我是如何地自豪自然科学带给我们的眼光和智慧！这是我们的先人所不曾拥有过的武器。
全文完
附录：人类的演化史上发生过四次重大事件
人类的演化史上发生过四次重大事件，导致人类的发展演化在动物界中出现标新立异的巨大不同，成为人类中心主义者借以证明人跟其它动物不同的特征。这四个事件是
1. 直立行走 让人类发生骨盆结构改变以达到身体平衡，直接造成人类发生早产现象，而不能像马、牛等物种在出生之后半个小时自己站立起来寻找乳头。这种在子宫内发育不全的功能，在出生后接着发育的现象叫幼态延长，它包括我们的大脑。这样我们早期的人类延后了性成熟的时间和成年的时间，有更长的时间跟着长辈学习和模仿，因而人类成为了复杂文化的动物。除此之外，新生儿早产的死亡和难产的现象，需要女性选择交配完以后继续留在身边提供一些育儿和生存帮助的雄性，这样人类演化成为像大多数（96%的）鸟类一样是一夫一妻的动物。一夫一妻的核心家庭模式又让人类成为比其它任何动物都更能够运用博弈策略的物种。人类依赖智力的发育和演化历史成为人类主宰地球改变居住环境的自以为了不起的动物。
2. 文化飞跃：五、六万年前人类或许是由于语言的出现，传授知识和认清自己社会内部复杂人际关系而能更好地运用博弈策略的飞跃，让人类的文化现象突然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考古学上提供了数不尽的例子描述那个时段的历史。文化的飞跃使人真正成为了人。能够打败尼安德特人而占领整个地球。
3. 农业革命：农业革命让一部分人可以脱离寻找食物的工作而从事比如祭祀、工匠等其它的分工，是人类一切分工协作的基础。以后社会的演化基本就是朝着分工越来越精细的道路迈进。
4. 科技革命：科技革命让人类延伸了自身的生物技能限制，成为了向神迈进的生物。科技让人类实现了千里眼、顺风耳、日行万里等原本的生物能力不能达到的极限。这一切都归功于人类的协作与合作。是什么让人类产生了如此非凡的协作呢？是同一个信念，同一个利益。这就是现代人文科学研究的内容和发现。
而马克思的许多观点，追纠的核心，都可以与农业的意识形态匹配。就如同法西斯主义诞生于意大利。而意大利是农业国家，种田的多；正因为此，所以罗马才从贵族元老院的政治，慢慢走向寡头和专制政治。受农业病毒感染的希腊，也从小国寡民的民主政治，走向没落的希腊化时代，深究其历史，都可以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转换，找到原因。你没有大历史观念，逻辑性也值得怀疑，承认中国官员是乡巴佬进大观园，还意识不到马克思的成长经历，生长在农业社会的小镇里，他耳濡目染的观念，都代表了农业社会的意识和心态。这是我最后几个小段落的中心意思，跟别的人说，一句话对方就明白，不知道为什么你却故意说些没有逻辑的话。
中国政府官员出国都如刘姥姥进大观园，并不能证明马克思是乡巴佬。马克思主义并不正确，但你以乡巴佬指斥，并没有说到节骨眼上，反而证明了文章作者歧视乡巴佬。
我的文章列举了去谈判WTO的官员以乡巴佬的农业社会意识去跟工商业社会的专家们谈判，吐露的都是乡巴佬的农业意识。这些官员可能都是北京出生长大的，可因整个中国都是农业社会，所以继承的也都是农业社会乡巴佬的观念。马克思即使是律师的富裕家庭的孩子，但他生长在一个农业小镇（父亲还拥有一个葡萄庄园的股份），所以他的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都是农业社会的。当然马克思到了伦敦，也接受了一些工业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伦敦已经是工业化城市了，但是远在普鲁士的小城特里尔（Trier）还不是。美国实现工业化也是在1900年的前十年。
谢选骏指出：1976年我冒着生命危险偷听美国之音，知道了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觉得很有道理——因为它不是从“经济基础”而是从“生物基础”研究了比人性更为深刻的生物性、建立在生物性基础之上的社会及其创造出来文明。简单说来，社会的经济基础，既然建立在人的生物基础之上——那么不从社会生物学入手，所有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都是空谈了，这当然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在内。但是上面这篇文章，虽然提到了社会生物学，但基本的观念还是经济决定论的，而且还是欧洲中心论的——虽然上面的文章批判了马列毛等骡子，但是这两点上却与其批判对象一脉相承了。而在我看来呢？问题不在于乡巴佬，而在于土八路——简单说，乡巴佬是一种经济的处境，土八路却是一种生物的态度。其中的例子也可以取之于上文自己——
“欧洲人于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到达新几内亚东部高原地区时，他们发现了几十个过去从未与外界接触过的石器时代的部落。其中钦布部落在采用西方技术方面特别积极。当钦布人看到白人移民种植咖啡，他们也开始把咖啡当作经济作物来种植。1964年，我遇见了一个50岁的钦布男子，他不识字，穿着传统的草裙。虽然他出生在一个仍然使用石器的社会，但却靠种咖啡发了财。他用赚来的10万美元现款买下了一个锯木厂，还买下了一队卡车，用来把他的咖啡和木材运往市场。相比之下，同我一起工作8年之久的一个相邻的高原民族——达里比族，就特别保守，对新技术毫无兴趣。当第一架直升机在达里比人的地区降落时，他们只是很快地看了它一眼，然后回去继续干他们的活；如果是钦布人，他们就会为租用它来讨价还价。结果，钦布人现在正迁入达里比人的地区，把他们的土地接收过去改为种植园，并把达里比人变成为他们干活儿的劳工。”（《枪炮、病菌和钢铁·第十章：需要之母》）
在谢选骏看来，上面的钦布部落和达里比族在经济上都是农业社会的乡巴佬，但是钦布部落却不是土八路，因为他们的生物态度不同于达里比族。保守而不思进取的达里比族因为奉行了土八路的生物态度，所以始终都是土八路；而钦布部落则不同，他们拒绝了土八路的态度，因此脱离了乡巴佬的经济基础。土八路永远是土八路——除非改朝换代！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